清代乾隆、嘉庆年间，正当宋学余焰未尽、汉学(古文经学，下同)“如日中天”之际，今文经学异军突起，“翻腾一度”，庄存与揭橥于前，刘逢禄、宋翔凤接踵于后，形成“常州学派”，予清代政治思想以极大影响。

一般说来，今文经学议政言事，与讲究文字训诂的古文经学有别，和当时政治的关系比较密切，具有进步意义的戊戌维新，就援用了今文经学的基本理论。然而，它的“复兴”，却是旨在维护封建专制，只是到了鸦片战争前后，才渗入了新内容。因此，探讨庄存与、刘逢禄等“复兴”今文经学的社会背景及其理论实质，而后正确估计其作用，无疑是很有必要的。

一

中国封建社会，从周、秦以来延续了两千多年，到了明朝，已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清朝开国百年间，经过破坏、恢复和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缓慢滋长，而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仍然牢固地占据着重要地位。

清朝是以满洲贵族为首的各族统治阶级对各族人民实行奴役的封建政权，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迫使各族人民起来反抗。乾隆中叶以后，各族人民的起义，数其大者，即有：乾隆年间山东清水教王伦发动的寿张农民起义和苏四十三等领导的西北回族和撒拉族人民起义，林爽文领导的台湾人民起义和湘黔苗民大起义，嘉庆年间川楚陕白莲教起义和李文成、林清领导的八卦教起义。这种情况，正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乾嘉盛世”的背后，隐伏着新的危机。

清朝对思想统治特别重视，一方面屡兴文字狱，采取高压政策；另一方面编纂《四库全书》，笼络汉族士大夫，其目的是防范汉族的反抗和加强中央集权。然而乾隆后期，和珅“骎骎向用”，执政二十余年，“怙宠贪恣”，欺君枉法。乾隆一死，嘉庆虽令和珅自杀，但腐朽气息已重，衰败迹象已呈，吏治败坏，贿赂公行。纳官捐输“佩紫怀黄”，积学之士“举世无识”。土地兼并剧烈，阶级矛盾激化，国势开始下降了。今文经学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复兴”起来。

清代今文经学的开创者是庄存与(1719—1788年，康熙五十八年—乾隆五十三年)。庄存与字方耕，晚号养恬，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幼入塾，即以古人自期”，制艺“喜唐荆川”，“研经求实用”，“笃志深邃，穷源入微，独有会心”。“尝云：‘读书之法，指之必有其处，持之必有其故，力争乎毫厘之差，深明乎疑似之介，凡以养其良心，益其神智。’”^[1]以一甲第二授翰林院编修，“笃志好学，而疏于酬应”，“不甚当掌院意，散馆名次不前”。经汪由敦“亟言于上”，乃得留馆。乾隆以庄存与“所进经义，宏深雅健，穿穴理窟”，认为“学有根柢”，“可备顾问”，命入南书房行走。曾任湖北正、副主考官，湖南学政，詹事府少詹事，浙江正主试，顺天学政，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著有《彖传论》、《彖象论》、《系辞传论》、《八卦观象解》、《卦气解》、《尚书既见》、《尚书说》、《毛诗说》、《春秋正辞》、《春秋举例》、《春秋要指》等，汇为《味经斋遗书》。

庄存与的治经特点是：第一，不拘汉、宋门户之见，重在“剖析疑义”。这时，宋明理学高踞堂庙，士子科举应试，必须熟读朱熹《四书集注》，风靡一时的则是古文经学，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以保守汉人经说为主，而旁及史学、文学；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以文字学为基点，从训诂、音韵、典章制度等方面阐明经典大义和哲理，以考据精断见长。庄存与与戴震同时，治学途径却与之不同，他“不专专为汉、宋笺注之学，而独得先圣微言大义于语言文字之外”^[2]。“《易》则贯串群经，虽旁涉天官分野、气候，而非如汉、宋诸儒之专衍术数、比附史事也。《春秋》则主公羊、董子，虽略采左氏、穀梁氏及宋、元诸儒之说，而非如何邵公所讥倍经任意，反传违戾也。《尚书》则不分今古文文字同异，而剖析疑义，深得夫子序《书》、孟子论世之意。《诗》则详于变雅，发挥大义，多可陈之讲筵。《周官》则博考载籍，有道术之文为之补其亡阙，多可取法致用。‘乐’则谱其声，论其理，可补古‘乐经’之阙。《四书说》敷畅本旨，可作考亭争友，而非如姚江王氏、萧山毛氏之自辟门户，轻肆诋诘也。”^[3]可知他不守门户，兼采汉、宋；而又不拘汉、宋，“剖析疑义”。既发挥今文《公羊》“微言”，又对古文经《周礼》、《毛诗》作“说”；既寻西汉之“坠绪”，又不偏废宋儒经说。^[4]第二，发挥“微言大义”，“取法致用”。庄存与最重要的著作是《春秋正辞》，是专门发挥《春秋》“微言大义”的，自称此书是“读赵先生汸《春秋属辞》而善之”^[5]而作。查赵汸，明初休宁人，撰有《春秋集传》十五卷、《春秋属辞》十五卷、《春秋左氏传补注》十卷，认为“《春秋》，经世之书也”^[6]，《春秋》和其他各经不同之处，是有所谓“属辞比事”。赵汸考列孔子“笔削之义”、“制作之原”凡八，即：一、“存策书之大体”；二、“假笔削以行权”；三、“变文以示义”；四、“辨名实之际”；五、“谨内外之辨”；六、“特笔以正名”；七、“因日月以明类”；八、“辞从主人”。将以此“使学者由《春秋》之教，以求制作之原；制作之原既得，而后圣人经世之义可言矣”^[7]。庄存与“括其条，正列其义，更名曰《正辞》”，说是“《春秋》以辞成象，以象垂法，示天下后世以圣心之极。观其辞，必以圣人之心存之，史不能究，游、夏不能主，是故善说《春秋》者，止诸至圣之法而已矣”^[8]。又说：“《春秋》非记事之史，不书，多于书，以所不书知所书，以所书知所不书。”“《春秋》治乱必表其微，所谓礼禁未然之前也，凡所书者有所表也，是故《春秋》无空文。”^[9]这样，它和宋、元以来所讲的义理之学既不相同，与当时讲究训诂考据的吴、皖两派，也迥然有别。

既不拘守汉、宋，又要发挥“微言大义”，岂不矛盾？曰：否。庄存与重在“取法致用”，重在经世，从而对汉学、宋学之有资经世者曾予采缀，而对汉学、宋学之无助经世者则加扬弃。他探索过汉学、宋学的特点，一以经世为指归；为了经世的需要，特重经书的大义。这在汉武帝“定儒术于一尊”以降，经学思想在知识分子中浸渍甚深的情况下，搬用或推衍儒家经籍，围着经书转，非圣人之言不敢言，依托儒经，阐发议论，是可以理解的，而庄存与的“复兴”今文经学，却在“盛世”，就有着一定的社会条件。这一点，下面还将论列。而他这种“独得先圣微言大义于语言文字之外”，确又有其“开天下知古今之故”之处。

既讲“微言大义”，那就必然崇奉今文，因为今文经学是以“微言大义”见称的。今文经学盛于西汉，也是汉代之学，只不过东汉以后渐趋湮没而已。庄存与把它揭橥提倡，可以称为清代“复兴”今文经学的创始人。但他毕竟是“创始”，虽重“微言”，却尚未摒弃汉、宋，体例尚不严密，到了他的外孙刘逢禄，发挥外家“庄氏之学”，今文经学才卓然成家，称为“常州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