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刘逢禄(1776—1829年，乾隆四十一年—道光九年)，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祖刘纶，仕至文渊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太子太傅。母庄氏，存与之女。十一岁时，“从母归省”，庄存与“叩以所业，应对如响，叹曰：此外孙必能传吾学”^[10]，并谓“家学不可废也”^[11]。十三岁，“求得《春秋繁露》，益知为七十子微言大义，遂发愤研《公羊传》何氏《解诂》，不数月尽通其条例”。不久，从舅庄述祖自济南归，逢禄从之问业，述祖称：“吾诸甥中，若刘甥可师，若宋甥(宋翔凤)可友也。”^[12]1814年(嘉庆十九年)，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礼部主事。1824年(道光四年)，补仪制司主事。

刘逢禄著作很多，于各经都有撰述。《易》主虞翻，虞翻世传今文孟氏《易》，将八卦与天干、五行、方位相配合，推论象数。清代张惠言治虞氏《易》，刘逢禄受其影响。张惠言“惧言虞氏者，执其象数失其指归”，撰《易言》，以“正魏晋以后儒者望文生义之失”，未成而卒，自“震”以下十四卦未成，刘为之“补完”。以为“虞氏之《易》，究以象变为宗，学《易》亦必从象变而入”^[13]。有《易虞氏变动表》、《六爻发挥旁通表》、《卦象阴阳大义》、《虞氏易言补》等。

《书》主庄氏，受庄述祖影响很深，自称：“后从舅氏庄先生治经，始知两汉古文今文流别。”^[14]《书序述闻》即述庄存与之说，以为“《书》三科，述二帝三王之业，而终于《秦誓》，志秦以狄道代周，以霸统继帝王，变之极也。《春秋》拨乱反正，始元终麟，由极变而之正也，其为致太平之正经，垂万世之法戒一也”^[15]。撰《尚书今古文集解》，拟订条例凡五：一、正文字；二、征古义；三、祛门户；四、崇正义；五、述师说。师说，即庄存与、庄述祖之学。他对乾嘉“汉学”的《尚书》撰著，也有评议，以为孙星衍“好古”、王鸣盛“祖郑(玄)”，是“支离杂博，皆浅涉藩篱，未足窥先王之渊奥”^[16]。

《诗》，初治毛《诗》，后好齐、鲁、韩三家，以为顾炎武、阎若璩、胡渭、戴震“皆致疑于毛学，而尚不知据三家古义以正其源流”，推崇魏源《诗古微》为能“表章《齐》、《鲁》、《韩》坠绪，以匡《传》、《笺》”，“申先师败绩失据之谤，箴后汉好异矫诬之疾”，使“绝学幽而复明”^[17]。

《礼》则认为何休以《周礼》是战国之书，“其识固已卓矣”^[18]；主张以“《公羊》议礼”。又以久官礼部，“博征诸史刑礼之不中者为《议礼决狱》四卷”。

刘逢禄致力最深、“自发神悟”的则为《春秋》。认为“《春秋》垂法万世”，“为世立教”，“禁于未然”，是“礼义之大宗”，能“救万世之乱”^[19]，“将以禁暴除乱，而维封建于不敝”^[20]。在《春秋》三传中，“知类通达，微显阐幽”的是《公羊传》，“《春秋》之有《公羊》也，岂第异于《左氏》而已，亦且异于《穀梁》”，撰《公羊春秋何氏释例》。谓自“束发受经”，即善董仲舒、何休今文经说，感到“圣人之道，备乎五经”，《春秋》则是“五经之筦钥”，“拨乱反正，莫近《春秋》，董、何之言，受命如向”，那么，“求观圣人之志，七十子之所传，舍是奚适焉？”于是“寻其条贯，正其统纪，为《释例》三十篇；又析其凝滞，强其守卫，为《答难》二卷”^[21]。

先是，东汉今文学家何休作《春秋公羊解诂》，与其师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难二传，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22]，郑玄乃作《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刘逢禄“申何氏之未著，及他说之可兼者”，成《春秋公羊解诂笺》；又撰《申穀梁废疾》，以“难郑君之所起”^[23]；《申左氏膏肓》，则以为何休“于《左氏》未能深著”，“其原于刘歆等之附会”^[24]。

刘逢禄认为《左传》经过“刘歆之徒增饰”^[25]“附会”。东汉时，古文盛行，《左传》虽未立于学官，但“列于经传”已久，“左氏以良史之材，博闻多识，本未尝求附于《春秋》之义，后人增设条例，推衍事迹，强以为传《春秋》，冀以夺《公羊》博士之师法，名为尊之，实则诬之”。应该“审其离合，辨其真伪”，“以《春秋》归之《春秋》，《左氏》归之《左氏》，而删其书法凡例及论断之谬于大义、孤章断句之依附经文者，冀以存《左氏》之本真”^[26]，作《左氏春秋考证》。

刘逢禄为《公羊》释例，以《左传》经刘歆伪饰，类列彰较，有破有立，所撰各书，“条理精密”，“不欲苟为恢诡”，有例证，有判断，故以章太炎的信从古文，也以刘逢禄为“辞义温厚，能使览者说绎”^[27]。清代今文经学到了刘逢禄，对儒家各经有了比较全面的阐述，也有了比较系统的理论，刘逢禄可说是清代今文经学的奠基者。

至于和刘逢禄同年的宋翔凤(1776—1860年，乾隆四十一年—咸丰十年)，江苏长洲人，母为庄存与侄女。1800年(嘉庆五年)举人，官湖南新宁县知县，著有《论语说义》、《论语郑注》、《四书释地辨证》、《孟子赵注补正》、《大学古义说》、《过庭录》等，汇为《浮溪精舍丛书》。

宋翔凤从庄述祖治今文经学，以为“《春秋》之义，天法也，其不随正朔而变，所谓天不变也”。至于《左传》，只有史文，而于《春秋》褒贬之例，“阙而不言”，探索《春秋》之义，“舍今文末由”，“当用《公羊》”^[28]，还写了《拟汉博士答刘歆书》来反对古文经学。但他以“性与天道”为“微言”^[29]，又喜附会，杂用谶纬，如说“《说文》始一而终亥，即古之《归藏》”，如释《大学》“明明德”为“王者以五行之德递嬗者也，明堂祀五帝之精，行五行四时之令，故明堂之法，所以明明德也”^[30]。致为学者所讥。

刘逢禄、宋翔凤把清代今文经学推进了一步。由于他们和庄存与都是常州人或与之有关联，故称之为“常州学派”；又因为他们独崇《公羊》，所以又称之为“《公羊》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