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清代今文经学的提倡“大一统”，也是有其缘由的：“乾嘉盛世”时危机隐伏，腐朽衰败的迹象已呈，是其社会根源，即就文化思想来说，也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

如上所述，“乾嘉盛世”在学术界占优势的是汉学和宋学，而今文经学的“复兴”者却“不拘汉、宋”，欲祛“门户”，这就不是偶然现象。查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十二月癸丑朔，上谕：“我朝圣圣相承，乾纲独断，政柄从无旁落，如康熙年间之明珠、索额图、徐乾学、高士奇，雍正年间之李卫、田文镜等，其人皆非敢法干纪如往代之比。不过私心未化，彼此各持门户之见。即朕初年，鄂尔泰、张廷玉二人，亦未免故智未忘，今则并此无之矣。”“犹记乾隆初年，诏廷臣集思广益，至再至三，然诸臣章奏，亦不过摭拾浮言，自行其私而已。且彼时事之大者，莫过鄂尔泰、张廷玉门户之习，初未闻一言及之。”^[46]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又谕：“古来以讲学为名，致开朋党之渐。”有门户即易起朋党，有朋党即易使大权旁落，中央集权无法巩固，“大一统”不能实现。所以乾隆一方面明确表示不应专立门户，继续推行文字狱，采取高压政策；另一方面，又“御纂”、“钦定”各书，企图统一思想。如乾隆十三年(1748年)，钦定《周官义疏》、《仪礼义疏》、《礼记义疏》；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御纂《诗义折中》、《春秋直解》，大都杂采诸家，兼用汉、宋。《春秋直解》的“御制序”，载于实录，言明：“中古之书，莫大于《春秋》，推其教，不越乎属辞比事。而原夫成书之始，即游、夏不能赞一辞，盖辞不能赞也。”把“属辞比事”提了出来。又说：“镕范群言，去取精审，麟经之微言大义，炳若日星，朕服习有年。”^[47]把“微言大义”也提了出来。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举行“仲春经筵”，德保、曹秀先讲《论语》。“知者乐，仁者寿”后，乾隆认为“仁者，知之体；知者，仁之用”，朱熹“不兼仁、知而言，不得孔子真义”^[48]，对朱熹表示怀疑。同年十一月，命皇子及军机大臣等订正《通鉴纲目续编》，认为《续编》“于辽、金、元事多有议论偏谬”，说是孔子作《春秋》就没有“肆口嫚骂”，过去《通鉴辑览》“书法体例有关大一统之义者，均经朕亲加订正，颁示天下”，“使天下后世晓然于《春秋》之义”。命皇子等对《续编》“量为删润，以符孔子《春秋》体例”^[49]。以《春秋》体例为《通鉴纲目》所遵循。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诏刻十三经于太学。次年，石经馆司事大臣根据内府所藏宋版、明监本、武英殿官刻诸书“参稽考证”，逐条摘出，请颁示天下，并于乙卯(1795年)科会试为始，所有考试四书、五经题文，“俱照颁发各条”改正。乾隆认为所改“不过字句书体，间有异同，于圣贤经义初无出入”。说是“圣贤垂教之义，原不在章句之末”，不予批准。^[50]同时，又颁《御制石刻蒋衡书十三经于辟雍序》：“经者，常也，常故不变，道则恒存。天不变，道亦不变，仲舒之言，实已涉其藩矣。”认为“以注解解经，不若以经解经之为愈”^[51]。既表彰董仲舒涉经之藩，又不满饾饤章句，“注疏解经”。而“字句书体”的“异同”，却正是古文经学家所擅长；“注疏解经”，宋儒也有这种“陋习”。那么，从上引乾隆的一系列“上谕”，可以清楚看出，庄存与、刘逢禄等的不拘汉、宋，崇奉《春秋》，不是无所本的。

乾隆是力图加强专制，维护“大一统”之局的，然而，就是这个严防门户、堵塞朋党的乾隆，却在晚期专任和珅，中央权落，“臣工顺意”，这和“大一统”实不相容。庄存与“在乾隆末，与大学士和珅同朝，郁郁不合”，“故于《诗》、《易》君子、小人进退消长之际，往往发愤慷慨，流连太息，读其书可以悲其志云”^[52]。庄存与隐忧国事，仰承“大一统”之旨，“又不刊板行世，世是以无闻”^[53]。等到“和珅一倒，嘉庆吃饱”，刘逢禄遂得发挥庄氏“家学”，将其公开阐扬，《记董文恭公遗事》就是借董诰以斥和珅擅权的。^[54]然而，危机已伏，盛世不再，这就使关心“经世”的今文学家，对提倡“大一统”的《春秋》钻研更深。

同时，在乾隆祛除门户之见的影响下，宋学渐趋下坡，戴震写了《孟子字义疏证》，从训诂考据阐发“理”、“性”、“天道”等哲学范畴的根本意义，以反对“宋以来儒书之言”，刘逢禄应知其书^[55]，他自己对宋儒的“空言”也曾反对。但宋学虽落，汉学却盛，清朝文化高压政策的结果是，一些学者不敢再言“经世”，不少汉学家不是被笼入四库馆，就是跻身通显，饾饤文字，训诂文物，形成“实学”(朴学)。这种脱离实际的学风，究竟“于世何济”？庄存与即以“儒臣遭世极盛，文名满天下，终不能有所补益时务，以负庥隆之期，自语曰：辨古籍真伪，为术浅且近者也”^[56]。刘逢禄对吴派钱大昕以《春秋》为“直书其事”，没有“书法”而加申驳。刘承宽总结刘逢禄“异于世儒”之处凡二：一、“通大义而不专章句”，二、“求公是而祛门户”^[57]。“通大义”、“求公是”，实际是阐发《春秋》“微言”以言“经世”；“祛门户”主要是不专守汉、宋；“不专章句”更指汉学而言。也正因为乾嘉汉学盛行，已成“门户”，今文经学复兴的“祛门户”，也主要是针对这种“实学”。与刘逢禄同时代、同乡里的董士锡有过明确的说明，他说：“乾隆时，学者莫不由《说文》、《尔雅》而入，醰深于汉经师之言，而无溷于游杂，其门人为之，莫不以门户自守，深疾宋以后之空言。固其艺精，抑示术峻，而又乌知世固有不为空言而实学恣肆如是者哉！”^[58]“实学恣肆”，反映了他们对汉学的不满。

汉学标榜东汉古文经学，又正“恣肆”，要改变这种学风也不容易，于是他们利用当时儒生的复古心理，把西汉今文经学“复兴”起来：你讲东汉古文，我倡西汉今文，比之“实学”更古，上距儒家祖师爷孔子更近，理解孔子《春秋》“微言”更加独到。刘逢禄说，“公羊氏五传，当汉景帝时，乃与弟子胡母子都等记于竹帛”，再经董仲舒“讲明”，“汉之吏治经术，彬彬乎近古”。到了东汉，遭受刘歆的窜乱，幸有何休“审决白黑而定”。魏晋以降，“儒风不振”，“圣人之微言大义盖尽晦矣”^[59]。于是由东汉而上推西汉，使西汉今文经学得以“复兴”。

然而，他们“复兴”的西汉今文经学，并不等于就是今文经学。他们继承西汉经学家阐释经书的方法论，形成其治学方法上的一定共同点，但他们又是从前人对经书的阐释中找出符合本阶级利益的思想材料，累积适应其特点的各种观点和思想，为自己的阶级服务，在继承的关系中，又赋予时代的特点，存在着阶级性。

那么，清代今文经学的“复兴”者，又是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是为谁服务的呢？曰：代表地主阶级利益，旨在维护封建专制，巩固中央集权。

如上所述，庄存与、刘逢禄的宣扬“大一统”，和最高统治者的反对“门户”、“朋党”有关，因而他们不为汉、宋藩篱所囿；又和“乾嘉盛世”的危机隐伏以及文化专制主义有关，于是发挥“微言”，强调“经世”。他们是仰承皇帝的旨意的。

从庄存与、刘逢禄的经历，也可以看出他们和清朝中央政府的关系。

常州庄氏，本来“以科目起家，簪缨文史，蔚为大族”^[60]。庄存与出身于世代仕宦的地主家庭，“通籍后，在上书房授成亲王经史垂四十年。所学与当时讲论或枘凿不相入，故秘不示人”^[61]。查康熙以来，一般“一人仅直一斋，偶有两斋互调者，亦不数见”，而庄存与却在“翰林时，始以侍讲入直南书房，继又以内阁学士兼直上书房，一人兼直两斋”，尚属“鲜见”^[62]。他授读皇子，任职内廷，对中枢情况，自较“在野”为深，自易随时揣摩，仰承“圣旨”。那种“天无二日，世无二王，国无二君”的《春秋》微言，当然符合“乾纲独断”的乾隆政治上的需要。它源自孔子儒经，又是“言之有据”的“大一统”理论依附。因而值“上书房”既能历时甚久，而与当时“枘凿不相入之学”，也能在文化高压下“讲论”，且能“以经学受主知”^[63]。

这里，可举三例：

其一，庄存与“大考翰詹”时，试题是“拟董仲舒天人册第三篇”，庄存与“素精董氏《春秋》，且于原文‘册曰’以下四条，一字不遗”。这样，“上大嘉叹，即擢侍讲”^[64]。乾隆注重“董仲舒天人册”，庄存与也以“董子《春秋》”而“受主知”。

其二，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二月，庄存与在任顺天学政时，满、蒙童生因“不能传递”，竟致“闹场”，为御史汤世昌参奏，“被革职”^[65]。仅隔四天，乾隆又谕，“各童生喧闹，究因该学政办理尚属严密、不能传递之故。今既审明情节，而该学政竟因此罢黜，殊非惩创恶习之意，庄存与着带革职，仍留内阁学士之任”^[66]，并将闹场生员严惩。如果乾隆心目中没有庄存与其人，是不会有此“殊典”的。

其三，乾隆五十年(1785年)，举办“千叟宴会盛宴”，庄存与参加了，并被赐“诗杖丰貂彩缎等物”，这是当时官僚心向往之的“稽古之荣”^[67]。次年正月，乾隆又谕：庄存与“年力就衰，难以供职”，予以“原品休致”^[68]。可知庄存与位虽不高，但“以经学受主知”；他的“受主知”，应与其讲《春秋》“大一统”有关。

刘逢禄比庄存与晚了四五十年。这半个世纪中，清朝的衰败迹象日呈，他的今文经学理论较庄存与更为完整，“经世”之念也较庄存与尤切。如果说庄存与只是把“大一统”揭橥的话，那刘逢禄就已经直接援以论政了。他官礼部多年，“据古礼以定今制，推经义以决疑难”^[69]，“又断诸史刑礼之不中者”，为《礼议决狱》四卷。他的“甲戌朝考”(嘉庆二十年，1815年)为《尚德缓刑疏》，据“董子《春秋》显经隐权，先德后刑之义”加以发挥，阐扬“御制明慎用刑说”^[70]。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嘉庆“升遐”，刘逢禄“成《庚辰大礼记注长编》十二卷。自始事以讫奉安山陵，典章备具，体例谨严，其后承修官书，遂全用其稿”^[71]。道光初，越南贡使陈请为其国王母乞人参，“得旨赏给”，而谕中有“外夷贡道之语”，使臣请将“外夷”改为“外藩”。但“诏书难更易”，刘逢禄根据经书，说是“夷服去王国七千里，藩服去王国九千里，是“藩远而夷近也”。“我朝六合一家，尽去汉、唐以来拘忌嫌疑之陋，使者无得以此为疑”，进行“据经决事”，当时称之为“有先汉董相风”^[72]。可知他是适合当时统治阶级需要的，“复兴”的今文经学和政治的关系是密切的。

由于衰乱已呈，“贤隐于下”，刘逢禄早年就有《招隐》一文，借越国大人、东吴王子来访“举世无识未知几年”的隐士立喻。隐士谓“佩紫怀黄”是“缧绁之机”，“轩车大纛”是“囹圄之饰”，故“智士勿慕”。东吴王子劝说未从，越国大人大谈“盛世之谋谟”，劝隐士离开“荒邈之乡”，“建不世之伟业”，不要“徒知无道富贵之足羞，而不知有道贫贱之足耻”，劝隐士“知斯民之忧乐”。隐士居然“唏然改容”，“返旆辕拜”，“同车偕来魏阙”^[73]。从东吴王子的“招隐”，遁世隐士的“返旆”，道出了刘逢禄“经世”求仕的迫切心情。此后，他援用《公羊》，阐明蔽贤之非，又是多么希望封建皇帝能延用懂得“经世”的“贤士”！所以，他的“经世”，阐扬《春秋》“微言”，都是为了使垂衰的清朝转为“盛世”。

照此说来，庄存与、刘逢禄等的“复兴”今文，是在清朝危机隐伏之际，为了维护封建专制，巩固中央政权而阐扬《春秋》、发挥“微言”的。

刘逢禄卒于1829年，已是鸦片战争前夕，一场新的风暴即将来临，这种讲究“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也就更易为忧国忧民、具有进步思想的人所注意。地区既不限于常州，经书也不囿于《春秋》，对庄、刘的评价也就时愈晚而誉愈高。龚自珍撰《资政大夫礼部侍郎武进庄公神道碑铭》，推之为：“学足以开天下，自韬污受不学之名，为有所权缓亟轻重，以求其实之阴济于天下，其泽将不惟十世；以学术自任，开天下知古今之故，百年一人而已矣。若乃受不学之名，为有所权以求济天下，其人之难，或百年而一有，或千载而不一有，亦或百年数数有。虽有矣，史氏不能推其迹，门生、学徒、愚子姓不能宣其道，若是，谓之史之大隐。有史之大隐，于是奋起不为史而能立言者，表其灼然之意，钩日于虞渊，而悬之九天之上，俾不得终隐焉而已矣。”对庄存与的欲“有所补益时务”颇为称誉。^[74]

魏源也以今文经学“由典章制度以进于西汉微言大义，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为“今日复古之要”^[75]，称庄存与为“真汉学”，誉为“乎董胶西之对天人，醰乎匡丞相之述道德，肫乎刘中垒之陈今古，未尝凌杂析，如韩(婴)、董(仲舒)、班(固)、徐(幹)数子所讥，故世之语汉学者鲜称道之。呜呼！君所为真汉学者，庶其在是，所异于世之汉学者，庶其在是”^[76]。以刘逢禄为能“由董生《春秋》以窥六艺条贯，由六艺以求圣人统纪，旁搜远绍，温故知新，任重道远，死而后已，虽盛业未究，可不谓明允笃志君子哉？”^[77]

龚、魏是绍今文“遗绪”的，此后康有为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以今文为理论基础，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但是，清代今文经学“复兴”者的本旨却是维护封建专制主义的。我们固不能因其对后来起过进步作用，而以经今文学的“复兴”为“维新”；也不能忘记庄存与等挣脱封建“实学”束缚，倡言“经世”的劳迹。至于龚、魏以后怎样把原初巩固清朝中央集权的今文理论，推演为具有进步意义的社会改革思想，那就只可“另文撰述”了。

原载《中国史研究》，1980(2)

注释

[1]庄勇成：《少宗伯养恬兄传》，见《毗陵庄氏族谱》。

[2]阮元：《庄方耕宗伯经说序》，见《味经斋遗书》卷首，《揅经室集》未收。

[3]阮元：《庄方耕宗伯经说序》，见《味经斋遗书》卷首。

[4]庄存与之父庄柱，即“邃于理学”，存与受其影响。参见刘逢禄：《先妣事略》，见《刘礼部集》卷十。

[5]庄存与：《春秋正辞·叙目》。

[6]赵汸：《春秋属辞·自序》。书今存，《自序》辑入《经义考》卷一九八。

[7]赵汸：《春秋属辞·自序》。书今存，《自序》辑入《经义考》卷一九八。

[8]庄存与：《春秋正辞·春秋要指》。

[9]庄存与：《春秋正辞·春秋要指》。

[10]刘承宽：《申受公行述》，见《刘礼部集》卷十一附。

[11]刘逢禄：《先妣事略》，见《刘礼部集》卷十。

[12]刘承宽：《申受公行述》，见《刘礼部集》卷十一附。

[13]刘逢禄：《易虞氏五述序》，见《刘礼部集》卷九；又《易言篇》，见《武进西营刘氏家谱》卷二。

[14]刘逢禄：《跋杜礼部所藏汉石经后》，见《刘礼部集》卷九。

[15]刘逢禄：《书序述闻》，见《刘礼部集》卷六。

[16]刘承宽：《申受公行述》，见《武进西营刘氏家谱》卷六。

[17]刘逢禄：《诗古微序》，见《刘礼部集》卷九。

[18]刘逢禄：《释九旨》中《褒例》，见《刘礼部集》卷四。

[19]刘逢禄：《释内事例》上，见《刘礼部集》卷四。

[20]刘逢禄：《释兵事例》，见《刘礼部集》卷四。

[21]刘逢禄：《春秋公羊释例序》，见《刘礼部集》卷三。

[22]参见《后汉书·儒林传·何休传》。

[23]刘逢禄：《申穀梁废疾序》，见《刘礼部集》卷三。

[24]刘逢禄：《申左氏膏肓序》，见《刘礼部集》卷三。

[25]刘逢禄：《释内事例》中，见《刘礼部集》卷四。

[26]刘逢禄：《申左氏膏肓序》，见《刘礼部集》卷三。

[27]章太炎：《訄书》第十二《清儒》。

[28]宋翔凤：《过庭录》卷四《元年春王周正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夫人子氏薨、君氏卒》条。

[29]宋翔凤：《论语说义序》，见《皇清经解续编》卷三八九。

[30]宋翔凤：《大学古义说》一，见《皇清经解续编》卷三八七。

[31]庄存与：《春秋正辞》卷十《诛乱辞》第八。

[32]庄存与：《春秋正辞·春秋要指》。

[33]庄存与：《春秋正辞·春秋要指》。

[34]庄存与：《春秋正辞》卷八《外辞》第六。

[35]庄存与：《春秋正辞》卷五。

[36]刘逢禄：《论语述何篇》，见《刘礼部集》卷二。

[37]刘逢禄：《十七诸侯终始表序》，见《刘礼部集》卷四。

[38]刘逢禄：《释三科例》上《张三世》，见《刘礼部集》卷四。

[39]刘逢禄：《释三科例》上《张三世》，见《刘礼部集》卷四。

[40]刘逢禄：《制国邑》第五，见《刘礼部集》卷五。

[41]庄存与：《春秋正辞》卷一《奉天辞》。

[42]庄存与：《春秋正辞》卷二《天子辞》。

[43]庄存与：《春秋正辞》卷一《奉天辞》。

[44]庄存与：《春秋正辞》卷四《内辞》第三《来聘》。

[45]庄存与：《春秋正辞》卷六《二伯辞》第四。

[46]《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五七六，5、7～8页。

[47]《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五六八，22页。

[48]《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一五○，4～5页。

[49]《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一六八，14～15页。

[50]参见《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四六三，2～3页。

[51]同上书，4～5页。

[52]魏源：《武进庄少宗伯遗书序》，见《魏源集》，238页。

[53]董士锡：《易说序》，见《味经斋遗书》卷首。

[54]参见刘逢禄：《记董文恭公遗事》，见《刘礼部集》卷十。

[55]查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称，乾隆三十一年，段入都会试，戴谓“近日做得讲理学一书”，谓《孟子字义疏证》，是早已成书，刘在戴后，应知其书。

[56]龚自珍：《资政大夫礼部侍郎武进庄公神道碑铭》，见《龚自珍全集》，141～142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57]刘承宽：《申受公行述》，见《武进西营刘氏家谱》卷六。

[58]董士锡：《易说序》，见《味经斋遗书》卷首。

[59]刘逢禄：《春秋公羊释例序》。

[60]《毗陵庄氏族谱序》。

[61]]阮元：《庄方耕宗伯经说序》。“四十年”，有误，魏源《武进庄少宗伯遗书序》作“傅成亲王于上书房十有余载，讲幄宣敷，茹吐道谊”。

[62]《毗陵庄氏族谱》卷一八上《盛事》。

[63]朱珪：《春秋正辞序》。

[64]刘逢禄：《记外王父庄宗伯公甲子次场墨卷后》，见《刘礼部集》卷十。

[65]《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五五七，1页。

[66]同上书，13页。

[67]庄勇成：《少宗伯养恬兄传》。

[68]《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二四七，6页。

[69]刘承宽：《申受公行述》，见《武进西营刘氏家谱》卷六。

[70]刘逢禄：《尚德缓刑疏》，见《刘礼部集》卷九。

[71]刘承宽：《申受公行述》，见《武进西营刘氏家谱》卷六；又《庚辰大礼记注长编恭跋》，见《刘礼部集》卷七。

[72]刘承宽：《申受公行述》，见《武进西营刘氏家谱》卷六。

[73]刘逢禄：《招隐》，见《刘礼部集》卷一。

[74]参见《龚自珍全集》，141页。

[75]魏源：《刘礼部遗书序》，见《魏源集》，242页。

[76]魏源：《武进庄少宗伯遗书序》，见《魏源集》，237～238页。

[77]魏源：《刘礼部遗书序》，见《魏源集》，242～2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