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文学立科
——《京师大学堂章程》与“文学”

“词章不能谓之学”：《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与“文学”的边缘化

“大学堂设文学专科”：《钦定》与《奏定》两份章程与“文学研究”的观念

清朝末年开办的京师大学堂，与中国现代学科规范的建立与学术发展关系极大。虽然有学者指出中国第一所新式大学是成立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的北洋大学堂；^〔1〕若与京师大学堂的宗旨和规模比较，这只能算是西学专科的学堂，因为京师大学堂创立的目标，正如《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所云：“为各省之表率，万国所瞻仰。规模当极宏远，条理当极详密”（汤志钧、陈祖恩，125）；其政治文化的象征意义，远远超过北洋大学堂或者其他新式学堂。

京师大学堂筹措成立的时候，传统学问正遭受强烈挑战，西学的承纳已势在必然；公共言说的重心只在于如何调和“中学”与“西学”（参王尔敏，52—100；丁伟志、陈崧，240—257；张灏，126—197）。大学堂作为重要的国家建制，其创制规式（特别是其中课程的规划）当然反映了当时“中学”与“西学”在中国争持互动的境况。“文学”，由于其本质与民族文化的众多元素互相依存，被界定为“中学”的一部分也理所当然；然而，在现代新式大学中，这门传统的学问却又变成必不可少的一个学科。重新考察京师大学堂创设的构思过程，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文学”在介入“中西学”的争持时，其内容和存在模式究竟遭逢了哪些考验、以何种形态出现。只有在“文学”的学科地位确立的情况下，“文学史”才有机会成为系统知识；尤其是向来被认作第一本的林传甲《中国文学史》，与京师大学堂及其章程又有深刻的关系。

本章先就京师大学堂创立期间先后出现的几个章程做出考察。大学堂正式开办的初始阶段，由于种种客观原因，难以事事照章执行；然而，我们却不能把这几个章程看做“数纸虚文”而轻忽其意义。因为参预撰制章程者如梁启超、张百熙、张之洞等，都是当世认真面对中西学问交接碰撞所引发众多问题的代表性人物；章程之立，反映了他们对文化传统、学术理念，以至世变时局的全盘思考。下文所以据此尝试探讨在这个风云变幻的大气候底下，“文学”如何被措置，最后进占学术体制的一个重要位置。至于由此衍生的“文学史”名目、概念与书写如何纠合或者离异，则在下一章处理。

一　“词章不能谓之学”： 《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与“文学”的边缘化

京师大学堂的创立章程先后共有三个，分别是《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和《奏定大学堂章程》。《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是三个章程中的第一个。为配合“维新变法”，清德宗督促总理衙门积极筹办京师大学堂，光绪二十四年五月（1898年7月）总理衙门终于呈上《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这个章程是总理衙门请托于康有为，再交由梁启超起草的。^〔2〕

《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共七章：第一章《总纲》，第二章《学堂功课例》，第三章《学堂入学例》，第四章《学成出身例》，第五章《聘用教习例》，第六章《设官例》，第七章《经费》，第八章《新章》（汤志钧、陈祖恩，125—136）。整个章程只是纲领性质，不算详尽。第八章《新章》中亦声明所列“不过大概情形”，开办后还需“随时酌拟”（130）。然而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两点比较重要的讯息：一、以“中西并重，观其会通”为宗旨；二、在“会通”的具体调配下，“文学”的学术位置明显不重要。

（一）“中西并重，观其会通，不得偏废”

中学西学的对立和纠结互动，是晚清学术和文化的重要议题。《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的草拟者梁启超，是清末维新思潮的代表人物，也是儒家经世致用传统和现代思想新方向之间的重要枢纽（Chang Hao, 296—307）。以他个人的思想发展路向来说，“西学”又是一个起关键作用的元素。他在构思大学堂的课程时，自然会就自己所掌握理解的中西学术做出调度安置，以建立一个理想的教育框架。^〔3〕

要了解戊戌时期梁启超的学术倾向，他的《三十自述》可以作为一个讨论的起点。文中追记梁启超早年的学习生活：和当时许多传统读书人一样，他早年读书只是为了参加科举考试；沉浸于词章帖括之中，“不知天地间于帖括外，更有所谓学也”。后来他又就学于两广总督阮元主持的学海堂。阮元以经学训诂和骈文有名于世，学海堂的学风当然具备这种特色；^〔4〕梁启超的为学倾向也有些改变，“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光绪十六年（1890）梁启超初会康有为以后，“决然舍去旧学”；^〔5〕这时他心中真正的“学”，就是康有为指导的“陆王心学”、“史学”、“西学”（《饮冰室合集》11：16—17）。随后他就学于康有为的万木草堂，学习义理之学、考据之学、经世之学、文字之学；大概“以孔学、佛学、宋明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饮冰室合集》6：62、65）。^〔6〕

光绪二十二年（1896）梁启超发表《变法通议》，其中《学校总论》批评当时的“士而不士”，而“帖括卷折考据词章之辈，于历代掌故，瞠然未有所见，于万国形势，瞢然未有所闻”；所以他一力赞成“今之言治国者，必曰仿效西法，力图富强”，又提出学校的兴办，应该“采西人之意，行中国之法，采西人之法，行中国之意”（《饮冰室合集》1：14—21）。梁启超自己的追记、总结学问经验，以至提倡新议，都不忘“西学”。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接受梁启超个人的事后忆述，以为他这时真的尽弃旧学，因为不管他在言文上如何鄙夷帖括八股，毕竟他（甚或康有为）还是继续应举。梁启超在万木草堂就学以后，还分别在光绪十七年（1891）、十八年（1892）和二十一年（1895）参加会试。其中光绪二十一年会试就是康梁等人“公车上书”的时机。事实上，无论学海堂还是万木草堂，都有应科举考试的训练；^〔7〕学海堂的“汉学”训练和万木草堂的“史学西学”传授，在不同时段能够吸引学生来就读，固然与这些训练能够迎合时代学风有关，但这些盛行学风其实也与科举出题有微妙的互动关系，来投生徒也有不少是着眼于书院学风有助揣摩考题。^〔8〕其中关系的厘清，对我们理解《大学堂章程》中词章之学的位置安排极有帮助。

从洋务运动开始，不少人都知道西方的许多知识是救国利器，然而他们只着眼于西方的器用技术，即所谓“艺”。作为维新思潮代表人物的梁启超，深化了这种学术朝西看的倾向；他认为要更进一步地掌握西方知识，“政”、“艺”都值得学习。^〔9〕在过去，“西学”训练只是正统教育以外的附属作业。梁启超在构思大学堂时，正想借这个全国中央的建制，把“西学”迁移到中国当下的知识结构的中心位置。然而朝廷内外还有许多思想比较保守、对“西洋习气”不满的官员；京师大学堂如何配置“中”、“西”学业，自是众目睽睽。光绪二十二年（1896），被视为维新运动帝党中人的孙家鼐，上奏《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也曾反复申明“中学本位”的立场。^〔10〕梁启超周旋其中，必须知所进退，有策略地进行传统学问与西来知识的结合。在他草拟的章程中，其《学堂功课例》一章特别声明：“中学体也，西学用也，二者相需，缺一不可”；又说：“近年各省所设学堂，虽名为中西兼习，实则有西而无中，且有西文而无西学。”因此，大学堂的“功课”要“中西并重，观其会通，无得偏废”（127—128）。

当然，“中西并重”的话说来容易，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如何从传统学术范围中做出取舍，怎样认识西方种种“政”、“艺”，正是问题的关键。^〔11〕《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标榜的“中西并重，观其会通”，可说是“新学”的一种发展：其结构以功能为主导，以当时所能掌握的旧学新知，做出调整安排，以切合时用。^〔12〕要进一步理解梁启超这个构想，可以参看他在一年前写的《与林迪臣太守书》。在此梁启超对传统学问做出检讨，以为旧学中“考据”、“掌故”、“词章”三大宗，当以“掌故”最为实用，“其偏重于考据、词章者，则其变而维新也极难；其偏重于掌故者，则其变而维新也极易。……今日欲储人才，必以通习中国掌故之学，知其所以然之故，而参合之于西政，以求致用者为第一等”（《饮冰室合集》3：2—3）。由此例可推知《章程》所谓“会通中西”，其目标就在“致用”；处于当时情势，传统学术追求的“经世致用”，有需要借用西学来开展；传统学问需要经历整编选汰，重新排列一个足以配合“西学”的结构。

在这个结构中，所谓“文学”，或者梁启超早年所以自矜的“词章”，就要外放边陲了。《章程》的《功课》一章，最能揭示这一点。

（二）“功课”分“溥通学”和“专门学”两类，“文学”不入“专门”

《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第二章《学堂功课例》根据“西国学堂”之例，“所读之书”分成“凡学生皆当通习”的“溥通学”和“每人各占一门”的“专门学”。这个“溥通”、“专门”的架构，先见于梁启超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所立的《湖南时务学堂学约》，^〔13〕其中“溥通学”的功课有四：经学、诸子学、公理学^〔14〕、中外史志及格算诸学之粗浅者；“专门学”有三：公法学、掌故学、格算学。并说明：

凡初入学堂六个月以前，皆治溥通学，至六个月以后，乃各认专门；既认专门之后，其溥通学仍一律并习。

这里的读书课程，先列经学、诸子学，正是由“中”入“西”；“专门学”项下有解说云：

各专门非入西人专门学堂不能大成。

由此更可见到整个课程的目标和倾向，正是向西方学习。“专门学”当中仅有的一门传统“功课”是掌故学，据“读书分月课程表”所列，既要研读《周礼》、《秦会要》等传统政治制度的史籍，还要进而研读《日本国志》、《法国律例》、《英律全书》等（汤志钧、陈祖恩，237—245）；这就是《与林迪臣太守书》中所说：以“中国掌故之学”，“参合之于西政”，用中学架式以承纳西学。

京师大学堂的规模，当然比时务学堂宏大，但课程编排，明显有沿袭的痕迹。《章程》声明“略依泰西、日本通行学校功课之种类，参以中学”，把“功课”分级递进；学生先以三年时间完成“溥通学”十门：

经学第一，理学第二，中外掌故第三，诸子学第四，逐级算学第五，初级格致学第六，初级政治学第七，初级地理学第八，文学第九，体操学第十。

第十一到第十五门“功课”是英、法、俄、德、日五国“语言文字学”，学生要在研读“溥通学”的同时选习其中一国语言文字。然后进修十种“专门学”的一门或两门：

高等算学第十六，高等格致学第十七，高等政治学第十八（法律学归此门），高等地理学第十九（测绘学归此门）、农学第二十，矿学第二十一，工程学第二十二，商学第二十三，兵学第二十四，卫生学第二十五（医学归此门）（汤志钧、陈祖恩，128）。

这也是一个“由中入西”、“重西轻中”的知识架构。“中学”的重点如经学、理学、诸子学等，都编入“溥通学”之列。这种编排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一方面，我们可以说经学、理学等是所有学问的基础，因此不能说不重要；另一方面，这些“功课”一律不作专门进修学习，与政治学、地理学等的“初级”程度同列，可见其学术位置的高下。事实上“专门学”中的“功课”，全是“西学”中的“政”、“艺”范围，属于思想文化门类的知识，无论中西，似乎都不暇深究。

再看“溥通学”中的第九门“文学”，仅排在“体操学第十”之前。我们可以猜想：这样的排列有没有“九儒十丐”的味道？什么是“文学”，章程未见说明。但“体操”之学并非学术，却是最明显不过。^〔15〕

要理解“文学”的学术成分，我们可以参看梁启超同撰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的两个教学章程。先是《湖南时务学堂学约》。这份学约罗列条例十则：其标题分别是“立志”、“养心”、“治身”、“读书”、“穷理”、“学文”、“乐群”、“摄生”、“经世”、“传教”。再而是《万木草堂小学学记》，分列八项：“立志”、“养心”、“读书”、“穷理”、“经世”、“传教”、“学文”、“卫生”。

这两个章程揭示的教育架构从个人心志的修为出发，而以经世传教为最终目标^〔16〕其中与智力教育最为相关的，显然是“读书”和“穷理”两项，二者都以“西学”为关键，以“实用”为准的；至于“文”与“学”的关系，我们得仔细审查两个章程的“学文”一项。《湖南时务学堂学约》说：

《传》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学者以觉天下为任，则文未能舍弃也。传世之文，或务渊懿古茂，或务沉博绝丽，或务瑰奇，无之不可。觉世之文，则“辞达而已矣”；当以条理细备，词笔锐达为上，不必求工也。温公曰：“一自命为文人，无足观矣。”苟学无心得而欲以文传，亦足羞也。学文之功课，每月应课卷一次（《饮冰室合集》2：27）。

孔子的“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和“辞达而已矣”两句话，^〔17〕向来是中国古代文论中最常征用的话。这两处圣人之言，正好辩证地规划了为文的两个方向：一是语言的运用应该富有文采，另一是言辞以达意为目标，不必求工。然而，不管重点在哪一端，这两句话的指向都在于“致用”——“言”之“行”、“辞”之“达”。在梁启超看来，“文”就在“致用”的大方向之下，成为“学”的辅佐工具，但“文”却不是“学”，更无独立的价值；这个观点在《万木草堂小学学记·学文》中有更清楚的表述：

词章不能谓之学也。虽然，“言之无文，行之而不远”；说理论事，务求透达，亦当厝意。若夫骈俪之章，歌曲之作，以娱魂性，偶一为之，毋令溺志。西文西语，亦附此门（《饮冰室合集》2：35）。

“文”只是应用的工具，“说理论事”才是目的。^〔18〕在致用范畴以外的“骈俪之章”、“歌曲之作”，便是需要警惕、小心面对的高危物品。在同篇“读书”一则，他又说：

今之方领矩步者，无不以读书自命，然下焉者溺帖括，中焉者骛词章，上焉者困考据。劳而无功，博而寡要，徒斫人才，无补道术。今之读书，当扫除莽榛，标举大义，专求致用，靡取骈枝（《饮冰室合集》2：34）。

词章与帖括、考据都是无用多余的“骈枝”。他承认“文”对人的心志有作用力量，但这种作用似是阴柔的祸水，足以使人沉迷陷溺。^〔19〕在自强维新的背景下，梁启超这种取舍的态度，我们不难理解；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他这番论述的另一个判断：把“文”（或者“词章”）的学习限定在“创作”的领域，而不认为当中有足以构成“学”的条件（“不能谓之学”）。此所以“学文”一则，列在“读书”、“穷理”之外；此所以“学者”，要与“文人”划清界线。

在《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中《总纲》一章提到“功课书”时，就清楚指出：“今宜在上海等处开一编译局，取各种普通学，尽人所当习者，悉编为功课书。……其言中学者，荟萃经、子、史之精要，及与时务相关者编成之”（汤志钧、陈祖恩，126）。传统著述以经、史、子、集四部分流，这里单单不提集部；^〔20〕可见《筹议章程》并没有给“集部之学”一个重要的位置。^〔21〕

然而“溥通学”中所谓“文学”，其具体的指涉又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梁启超的万木草堂经验说起。

康有为在万木草堂的讲学课程，据梁启超《南海先生传》（光绪二十七年，1901）的追记，其“学科”分“义理之学”、“考据之学”、“经世之学”、“文字之学”四类，而每类各有统属。其中“文字之学”下赅“中国词章学”和“外国语言文字学”二门。^〔22〕其实万木草堂的实际课程是否细致完备若此，颇有可疑。^〔23〕比方说，“外国语言文字学”大概没有真的讲授。梁启超所记述的纲目，只能视作梁启超自己对学问分科的一种构想。然而，我们可以先借此推敲当时习用的“文学”、“文字之学”、“语言文字学”和“词章之学”几个概念在这个脉络下的意义。最基础的语言学习可以称作“语言文字学”；“词章”则是比较高层次的语文运用。以万木草堂的学生而言，于中国语文已有相当的能力，而外语却未有基础，所以会有不同的学习要求。梁启超以“文字之学”统括语言文字的初阶认识以至词章体格的学习，这个范畴之内的各种知识都可以称做“文学”，因为文学是以文字为起始点所开出的概念；^〔24〕例如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的《小说门》中说：“今中国人识字人寡，深通文学之人尤寡”（《康有为全集》3：1213），以及稍前孙家鼐在《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光绪二十二年，1896）提到分科的问题时曾举列“文学科”，并以“各国语言文字”附于“文学科”之下（汤志钧、陈祖恩，123），都是基于类似的理解。依此推论，《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溥通学”中的“文学”，应该不是最基础的语言文字学习，而是偏指“词章”；英、法、俄、德、日五种外语的学习则概以“语言文字学”称之。

我们或者有兴趣深究，《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中的“文学”或者“词章”，是写作训练还是文学知识的讲授呢？《章程》之内并没有任何说明，我们不容易找到明确的答案。可知的是，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授“词章”之学，肯定包括文学源流的知识的传授。现在流传的几本万木草堂的讲学笔记，如《康南海先生讲学记》、《万木草堂口说》、《南海师承记》、《万木草堂讲义》等，都有文学源流的讲授记录（《康有为全集》2：230—249；2：456—467；2：506—515；2：603—609）。正如上文所说，梁启超在这个时期的“实用主义”思想，大概比康有为更强烈；因此他拟定的《章程》中把“词章”的学术思辨成分排除掉，也是极有可能的。

（三）构思与实践

《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在“百日维新”期间的光绪二十四年五月（1898年7月）上呈，得到德宗的认许，派孙家鼐为管学大臣，负责筹办事宜。同年八月（1898年9月）发生“戊戌政变”，慈禧太后重掌政权，新政尽废，只有京师大学堂的构设可以保存。^〔25〕十月（11月）京师大学堂出告示招收学生，十二月（1899年1月）正式开学。在筹划过程中，孙家鼐曾经就《大学堂章程》做出若干修订的建议，值得注意的是有关学科的“变通”：

查原奏（按：指《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普通学十门，按日分课。然门类太多，中才以下断难兼顾。拟每门各立子目，仿专经之例，多寡听人自认。至理学可并入经学一门；诸子文学皆不必专立一门，子书有关政治经学者附入专门，听其择读（汤志钧、陈祖恩，137—138）。

在梁启超原来的构想中，京师大学堂因为未有中小学堂的支援，只好把不同学习阶段的课程浓缩合并；^〔26〕“溥通学”的设立，其部分用意是追补中学堂所应修习的知识以及其他基础训练。^〔27〕然而孙家鼐从实际操作来考量，就觉得这十门必修的基础科目太繁重，于是提出归并减省，甚至必修改成选修，其中“文学”一门，就不知编排到哪里去了。^〔28〕

然而，无论设计如何周密，还是要正式推行才知是否真能实施。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办以后，究竟如何上课，现存资料不多。在开学之初，大学堂公布正式的“规条”，其中有几点有助我们理解当时的甄选和学习情况。首先我们注意到“科举”主导的学习方式，在京师大学堂的新制式之内，仍占有一个重要位置。因为报名入学的学生，如果未经科举选拔，就要先行甄别；据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1899年1月）颁布的《京师大学堂规条》：

凡非正途出身，应考验其文理，以定去留。……由管学大臣出题，分制艺策论，听作一艺即为完卷，如未经开笔，令默写经书一段，约以百余字为率，不错不落即为完卷（朱有，1下：669）^〔29〕。

入学以后，又有“月课”

每月考课拟就西学放假之日，分制艺试帖为一课，策论为一课，一月两课，由管学大臣、总教习出题（朱有，1下：670）。

虽然大学堂创设的宗旨是“汇通”中学与西学，其课程编排也包括“早习中文，午习西学”（孙家鼐《奏陈大学堂整顿情形折》，北京大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79），然而旧习的影响实在太大，照喻长霖《京师大学堂沿革略》（1898—1901）的记述，初期的学习情况是这样的：

〔光绪二十四年，1898〕十一月开学，学生不及百人，……兢兢以圣经理学诏学者，日悬《近思录》、朱子《小学》二书以为的。……已亥〔光绪二十五年，1899〕秋，学生招徕渐多，将近二百人。……大学堂虽设，不过略存体制；士子虽稍习科学，大都手制艺一编，占毕咿唔，求获科第而已（朱有，1下：683）。

由此看来，这时的“词章”之学，大概要让位于帖括专门，^〔30〕而未必有机会发展成一门具独立体系的思辨学问。《京师大学堂规条》中有一条，特别声明“记诵辞章不足为学”（朱有，1下：669），大概因为主事人虽不敢“薄弃举业文辞”，却不认为这些辞章练习除了作为敲门砖之外，还有什么真的学术价值。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1900年7月）京师大学堂因义和团事停办。直到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1902年1月）慈禧太后命张百熙负责京师大学堂的恢复工作，从此京师大学堂的建设步入第二阶段。

二　“大学堂设文学专科”： 《钦定》与《奏定》两份章程与“文学研究”的观念

戊戌时期的《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事属草创，只粗具规模，其细节规划颇为混乱。入学的生员，水准不齐，年纪参差；又兼容小学堂、中学堂、仕学院等不同程度的课程，原来的《大学堂章程》根本未能全面照顾。张百熙受命为管学大臣后，延聘吴汝纶为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为了京师大学堂的重新筹划，特别东访日本，用心考察当地的教育政策和制度（翁飞，96—103）。张百熙与属员则以半年时间，在光绪二十八年七月（1902年8月）拟定新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和《考选入学章程》，以及为各省推行各级教育而设的《高等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小学堂章程》、《蒙学堂章程》；并获慈禧太后接纳，以“钦定”的名义颁行。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次以政府名义颁布规定的完整学制”，时称“壬寅学制”（金以林，23；张希林、张希政，106）。

《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共八章：第一章《全学纲领》，第二章《功课》，第三章《学生入学》，第四章《学生出身》，第五章《设官》，第六章《聘用教习》，第七章《堂规》，第八章《建置》。其中《全学纲领》第一节，特别声明：“京师大学堂之设，所以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业；谨遵此次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全学纲领”；在戊戌政变、八国联军以后，张百熙重订学制以“忠爱”观念先行，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他在紧随的第二节赶忙交代，说重视传统道德其实与外国的教育方式无异：“中国圣经垂训，以伦常道德为先；外国学堂于知育体育之外，尤重德育，中外立教本有相同之理。今无论京外大小学堂，于修身伦理一门视他学科更宜注意，为培植人材之始基。”及至第三节又回头说：“欧美日本所以立国，国各不同，中国政教风俗亦自有所以立国之本；所有学堂人等，自教习、总办、提调、学生诸人，有明倡异说，干犯国宪，及与名教纲常显相违背者，查有实据，轻则斥逐，重则究办”（璩鑫圭、唐良炎，235）。这种借外力来肯定自我价值的做法，以及忧虑外鹜的力量难以驾驭的想法，显示出当其时无论踏出的是改革的还是守旧的步履，都有许多牵扯的力量在背后争持。

基本上，张百熙主持京师大学堂也是以“致用”为先。他的考虑是：“值智力并世之争，朝廷以更新之故而求之人才，以求才之故而本之学校，则不能不节取欧美日之成法，以佐我国二千余年旧制，固时势使然”（张百熙《进呈学堂章程折》，璩鑫圭、唐良炎，233）。然而这种务实的态度，也不一定赢得朝野各方力量的支持；尤其保守派不满他用人的方针，批评他“喜用新进”，交章参劾（庄吉发，29—30；郝平，177；关晓红，45—47）；加上大学堂内学生的纪律不佳，亦招来不少批评；^〔31〕张百熙知道不能尽意行事，于是向慈禧建议调请“当今第一通晓学务”的张之洞会同商办京师大学堂事宜，得到批准。张之洞应命与张百熙、荣庆主持重订学堂章程，于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1904年1月）奏上《学务纲要》、《大学堂章程》，以至各级学堂、实业学堂、师范学堂、蒙养院及家庭教育等章程二十份，由慈禧太后批准颁行，称为《奏定章程》，并陆续推行，时称“癸卯学制”。

《奏定大学堂章程》分：《立学总义章第一》、《各分科大学科目章第二》、《考录入学章第三》、《屋场、图书、器具章第四》、《教员、管理员章第五》、《通儒院章第六》、《京师大学堂现在办法章第七》等共七章。一般认为《奏定章程》比《钦定章程》保守，张之洞的思想与洋务派接近，而远于维新派的主张；相对而言，张百熙曾保举康有为，其思想比较开放（王梦凡、刘殿臣，30）。^〔32〕然而正如上文所说，我们可以从三份《京师大学堂章程》看到当时知识体系中的新学旧学，与政治势力的改革与保守，各种不同方向的力量互相牵扯，其间的结构是复杂不纯的。^〔33〕如果仅以其中的表象修辞来测度，就难得端倪。比方说：在严复眼中，《筹议大学堂章程》之所以如此规划，是因为梁启超“有意求容悦于寿州〔孙家鼐〕南皮〔张之洞〕”（《与汪康年书》，严复，508）；张百熙所拟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其首要纲领有“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业”等语，分明来自张之洞《劝学篇·同心篇第一》：“今日时局，惟以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庭，卫社稷为第一义”（51）。^〔34〕《奏定大学堂章程》的第一章《立学总义》反而没有这些高调的话语，改以务实的语言描述学制。^〔35〕当然，我们仍然可以在另一份章程《学务总纲》见到：“此次遵旨修改各学堂章程，以忠孝为敷教之本，以礼法为训俗之方，以练习艺能为致用治生之具。其宗旨与上年大学堂原定章程本无歧异”（璩鑫圭、唐良炎，489）。但这些高调安插在各级学堂的“总纲”而不在《大学堂章程》之内，其间微妙之处，就在于将“大学堂”的学术知识的功能“前景化”，其意识形态的调控则退居背景的地位。这一点下文讨论大学堂“经科”之立时，再有讨论。

以下我们将讨论《钦定》和《奏定》两份京师大学堂章程的课程结构，再据此探讨“文学”或者“词章”的学科位置和内容。

（一）大学堂的学术架构

《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设定的学术架构，较草创雏形的《筹议章程》来得清晰。最高是“主研究不主讲授”的“大学院”，不立课程。以下是“大学专门分科”，其下是“豫备科”；此外附设“仕学馆”、“师范馆”。“豫备科”之立，正如张百熙在《奏筹办大学堂大概情形折》的解释：“目前并无应入大学肄业之学生，而各省开办需时，又不知何年而学堂可一律办齐，又何年而学生方能次第卒业。通融办法，惟有暂且不设专门，先立一高等学堂，功课略仿日本之意，以此项学堂造就学生为大学之预备科”（璩鑫圭、唐良炎，64）。这个考虑与《筹议章程》设立“溥通学”的想法可谓相同。但照张百熙的构想，这种安排还应付不了当前的人才需求，因此他又建议设立“速成科”，分仕学馆、师范馆两门，尽快造就一班可用之才。因为事有缓急，这份《钦定章程》于未及开办的“大学专门分科”，所论就非常简略，而于“豫备科”和“速成科”的课程才有比较详细的描述。

《奏定大学堂章程》所拟的学术架构，大致与《钦定章程》相同。原来最高层级的“大学院”改称“通儒院”，是“研究各科学精深意蕴，以备著书、制器之所”，“无课堂功课”。以下“分科大学堂”，是“教授各科学理法，俾将来可施诸实用之所”。又因为“分科大学，现尚无合格学生”，所以“先设豫备科，其教科课目程度，应按照现定高等学堂章程照办”（璩鑫圭、唐良炎，505）。另外还保持“师范馆”、“仕学馆”，稍后再加“进士馆”；《大学堂章程》声明在分科大学成立以后，“师范”、“仕学”等均独立自为一学堂。简言之，按照《钦定》和《奏定》两份章程的设计，大学堂的基本架构是：通儒院（或大学院）、分科大学（或大学专门分科）、豫备科的三级制。

（二）大学分科与“文学科”

大学堂的分科观念，来自西方和师法西方的日本。康有为《请开学校折》所说“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汤志钧、陈祖恩，51—52），是当时教育改革的主流意见。然而时人对德国的理解并不深刻。有关德国学制介绍，影响较大的是同治十二年（1873）德国传教士花之安（Ernst Faber）的《德国学校论略》。^〔36〕其中记载的“太学院”就是德国的大学，“院内学问分四种：一、经学，二、法学，三、智学，四、医学”（花之安，1：5下）；所谓“经学”现在称作“神学”，而“智学”就是“哲学”，也是“人文学”。^〔37〕但这个四分的模式，并没有直接影响中国大学的分科制度。其时德国模式的影响，重点反而在“无地无学，无事非学，无人不学”，以及“四民之业，无不有学”的实用主张（李善兰《德国学校论略序》；郑观应《盛世危言》1：4上）。更具体的规划，则以东邻日本的经验影响较大。^〔38〕虽然说，日本学制以1886年《帝国大学令》以及其他学制法令代表的精神，是德国整体教育重技术实用的一面的模仿；康有为等的建议，看来就是透过学习日本以模仿德国；但究之，德日之间的大学教育的理想不能完全等同，尤其德国大学以“Wissenschaft”（“科学”，或者“学理”）为理想，把工程技术以至“实业教育”置于大学系统以外的模式，就与日本不同（McClelland, 151-232; Bartholomew, 251-271）。京师大学堂的国外参照，主要是“近采日本”（Bastid, 11-13; Abe, 57-79）。

在倡议阶段，京师大学堂已经以日本的大学分科制度为学习楷模。光绪二十二年（1896），孙家鼐《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提出“学问宜分科也”，以为“不立专门，终无心得”；于是建议分立十科：天学科、地学科、道学科、政学科、文学科、武学科、农学科、工学科、商学科、医学科（汤志钧、陈祖恩，123）。到梁启超草拟《筹议大学堂章程》时，把湖南时务学堂的规格引入，变成先不分科，学生共同修习若干“溥通学”科目，其后才各选“专门”。正如上文所论，梁启超的“专门学”基本上只限于“西学”中的“政”、“艺”的讲习，比孙家鼐构想的分科范围还要狭窄。^〔39〕可惜孙家鼐并没有进一步说明各科的内容，只在各科之后补充附属的科例，例如“道学科，各教源流附焉”；“文学科，各国语言文字附焉”。据此我们只能猜度孙家鼐设想的“文学科”，大概以“语言文字”的相关知识为中心。

其后张百熙受命主持京师大学堂的恢复工作，奏请吴汝纶以总教习的身份到日本考察学务。经过实地的考察，吴氏写成《东游丛录》，详细介绍日本的帝国大学的分科系统，指出帝国大学下分法科大学、医科大学、工科大学、文科大学、理科大学、农科大学等六科（《学校课程表》，《东游丛录》317—342）。吴汝纶虽然没有直接参与《钦定章程》的编制工作，但他一直有向张百熙提供意见。其实在此以前，介绍日本大学学制而述及分科模式的，先有姚锡光《东瀛学校举概》（光绪二十四年，1898）；继而有夏偕复《学校刍言》（光绪二十七年，1901）。稍后在罗振玉主编的《教育世界》中还有日本《帝国大学令》的翻译（璩鑫圭、唐良炎，118；174—175；222—223；王桂，349；钱曼倩、金林祥，84—91）。由是，张百熙等人对日本学制的认识比较深，可以倚仗为《钦定大学堂章程》的蓝本。《章程》中《功课》章亦声明“今略仿日本例，定为大纲”：

政治科第一，文学科第二，格致科第三，农业科第四，工艺科第五，商务科第六，医术科第七（璩鑫圭、唐良炎，236—237）。

对照吴汝纶《东游丛录》所载“帝国大学”的“学科课程表”，我们发现《钦定章程》只增加了“商务科”一种，其余政治、文学、格致、农、工艺、医术，相当于日本的法、文、理、农、工、医六科；除文学科外，其他各科以下再分的“门目”，二者亦基本相同。^〔40〕可见张百熙等编拟《章程》时，基本上以日本“课程表”为临摹的本子。然而，二者相同虽多，其间也不乏相异之处；而正是这些相异的地方，向我们透露了《钦定章程》隐含的思想和态度。

先是次序的变易。帝国大学学制以法科、医科和工科先行，有其特殊的理由。因为其时日本的大学教育以应用知识为重点，为政府培养文官也是其中一项要务。^〔41〕《钦定章程》中，政治科仍然先行，但文学科却移到前面。这一点大概是“中学为体”之理想在学制现代化过程中节节败退之际，张百熙等惟一可以稍稍展示的坚持。事实上，以“文学科”为“中学”象征的想法，在与日本大学课程的相关内容对照时，更加清晰。帝国大学课程中“文学科”下设：

第一哲学科，第二国文学科，第三汉学科，第四国史科，第五史学科，第六言语学科，第七英文学科，第八独逸文学科，第九佛兰西文学科（吴汝纶《东游丛录》327）。

大致可以简括为文、史、哲，以及外国文学的学习。至于《钦定大学堂章程》中的“文学科”门目是：

一曰经学，二曰史学，三曰理学，四曰诸子学，五曰掌故学，六曰词章学，七曰外国语言文字学（璩鑫圭、唐良炎，237）。

相比之下，帝国大学章程显示出西方现代学科的色彩较重，而《钦定章程》的“文学科”则成为整个课程的“致用”结构中“中学”所能退守的最后堡垒；几乎所有“中学”的内容，都安排在这个分科之内。我们所关注的“词章学”，也在这个大范围中找到了安顿的位置。

由张之洞主导的《奏定大学堂章程》在分科的问题上，基本上沿袭《钦定章程》的日本模式；只是由原来的七种分科，再增加“经学”一科，即是：

一、经学科大学，分十一门，各专一门，理学列为经学之一门；二、政法科大学，分二门，各专一门；三、文学科大学，分九门，各专一门；四、医科大学，分二门，各专一门；五、格致科大学，分六门，各专一门；六、农科大学，分四门，各专一门；七、工科大学，分九门，各专一门；八、商科大学，分三门，各专一门（璩鑫圭、唐良炎，339）。

这里特别把原来“文学科”中的“经学”一门，独立为“分科大学”之一，置于各科之前，其尊经的意味非常浓厚。不少教育史研究者都认为这是张之洞的教育思想保守一面的表现（陈青之，78；王梦凡、刘殿臣，31；金以林，25）。事实上，我们不能否认在张之洞的思想中，“尊经”的观念根深蒂固，而且与维护王权的“纲常”观念直接相关；这也是他一向主张的“中体西用”说中“中体”部分的基本教义。^〔42〕在“中学”的传统中，经学的位置一直居高不下，譬如康有为、梁启超在倡议维新的时候，也强调首要读经，梁启超《万木草堂小学学记》的《读书》一则说：

今之读书，当扫除莽榛，标举大义；专求致用，靡取骈枝。正经正史、先秦诸子、西来群学，凡此数端，分日讲习（《饮冰室合集》2：34）^〔43〕。

《筹议大学堂章程》也非议当时各省学堂之学生，“义理之学全不讲究，经史掌故未尝厝心”，提出要就“中学”编成“功课书”：“荟萃经、子、史之精要，及与时务相关者编成之”（汤志钧、陈祖恩，126—127）。同是重视读经，但康、梁重“变”，而张之洞重“常”。《筹议大学堂章程》的重点是：“通本国之学”，以“通他国之学”；《奏定章程》则说：“读经以存圣教”，不读经书，则三纲五常绝，“中国必不能立国”。^〔44〕

“经学科大学”之立，又受到王国维的批评。王国维于《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指出“经学”并非宗教，而是学说，应该与“理学”同归入“文学科”之内加以研究；他又认为学术研究应该不计功利，不必“限于物质的、应用的科学”，建议文学科各门均需修习哲学（潘懋元、刘海峰，7—13）。王国维的理念，与德国大学自康德以还，尊尚“哲学”或“人文学”，以“Wissenschaft”为教育目标的思潮相近（McClelland，41-46、77-79；陈洪捷，24—26、156—157）。这种思想，对于以“致用”为立学急务的传统士大夫而言，可能太过前卫。有关“哲学”是否适宜在学校设科的问题，在当时更是个敏感的课题；而张之洞的确是极力反对立“哲学科”的代表人物之一。^〔45〕

然而，如果我们细阅《奏定章程》的具体安排，就可以见到张之洞也明白“尊经”这种传统的道德要求，与现代大学着重知识生产的学术研究，不应混为一谈。他在《奏定章程》的《学务纲要》中，对“读经”有详细的解说：“读经以存圣教”，主要在中小学堂进行，目的是“定其心性，正其本源”，而且声明“日课无多”，“不妨碍西学”；至于大学堂、通儒院则“以精深经学列为专科，听人自择，并非以此督责众人”。言下之意是，大学堂以上的“经学”研习，重点不在于个人德行的修持，而在于“博考古今之疏解，研究精深之意蕴”；并以经书为“古学之最可宝者”，加以“保存”（璩鑫圭、唐良炎，492—493）。

不难发觉，《奏定章程》虽然强调“尊经”，但主要建立在防卫心理机制之上，因为西方现代的学术内容和形式都已经占有压倒性的优势。故此，《章程》中多番申明读经“无碍讲习西学”；又要借西方架式来支持各种安排，例如说：“外国学堂有宗教一门，中国之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西国最重保存古学，亦系归专门者自行研究”，中国“古学之最可宝者无过于经书”，所以大学堂、通儒院要能“存古学”（璩鑫圭、唐良炎，492—493）。换句话说，在大学堂以上的“尊经”，只是“学识”上的钻研；在《章程》中的最前列位置，只是名义上、形式上的尊崇，在学术本质上并不能加添其中的分量。

就在这个“西学”主导的脉络底下，被定位为“中学”的“词章之学”，只能在危机意识之下求存。以下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词章之学”以至“文学”如何在京师大学堂的学科系统中定位。

（三）作为“词章学”的“文学”

《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中大学分科有七，其中“文学科”下设：经学、史学、理学、诸子学、掌故学、词章学、外国语言文字学等七门；除最后的“外国语言文字学”之外，其他各门几乎就是“中学”的全部，或者可以说是现代学制中“西学”各学科所未易吸纳的传统学问。以“文学”涵括广泛的知识类别，在传统意识中并不罕见。以初刊于光绪十年（1884）的郑观应《盛世危言》为例，其中《考试》下篇建议取士可分“文学科”和“武学科”，“文学科”之下再分六科：“文学科”、“政事科”、“言语科”、“格致科”、“艺学科”、“杂学科”。作为两项总纲之一的“文学科”，基本上把军事以外的文化工艺等学识都包罗其中，是极广义的应用；第二个层次的“文学科”就采狭义，专指“诗赋章奏笺启之类”，大概都与文字的运用有关；至于“言语科”则另指外语及相关的对外交涉，与中国的词章文学无关（《盛世危言》1：22上）。《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的“文学科”比《盛世危言》的广义“文学”稍稍收窄一点，“政治”、“格致”、“工艺”等都排除在外；而“文学科”之下的“词章学”则相当于《盛世危言》第二层次的狭义“文学”；^〔46〕可惜《钦定章程》以分科大学一时未及开办，没有把详细课程写定，若要准确掌握“词章学”的定位和本质，还需要更多的线索。

《钦定章程》中还包括“豫备科”以至其他等级的课程设计。或者我们可以根据相关的科目说明做出推敲。

《钦定章程》规定小学分成“寻常小学堂”和“高等小学堂”两级。“寻常小学堂”有“作文”课，学习联句成文；“高等小学堂”除“作文”外，还有“读古文词”课，读记事文、说理文、词赋诗歌等。“中学堂”则有“词章”课，学写记事、说理之文，以至章奏、传记诸体文，以及词赋、诗歌诸体。再到“高等中学堂”（课程等同“大学堂豫备科”），分“政”、“艺”两科；其中“政科”学生三年均要修习“词章”，并注明内容是“中国词章流别”（璩鑫圭、唐良炎，235—281）。

由此可见，在《钦定章程》的框架中，“词章学”的本源就是文字运用的学习与应用；而“词章流别”也是基于实践应用的更高层次要求，对已有知识做综合整理以至历史考察。

张之洞主持的《奏定章程》于学制上稍做更动，而说明更为详备。“初等小学堂”的语文课称作“中国文字”；从“高等小学堂”开始，到“中学堂”、“高等学堂”（大学预备科），改称“中国文学”。课程的设计也是以“学作文之法”为主，其中《中学堂章程》对“中国文学”的说明最能揭示这种想法：

凡学为文之次第：

一曰文义。文者积字而成，用字必有来历（经、史、子、集及近人文集皆可），下字必求的解，虽本乎古，亦不骇乎今。此语似浅实深，自幼学以至名家皆为要事。

二曰文法。文法备于古人之文，故求文法者必自讲读始。先使读经、史、子、集中平易雅驯之文，……并为讲解其义法；次则近代有关系之文亦可流览。

三曰作文。以清真雅正为主。……（璩鑫圭、唐良炎，320）

这种“文学”的观念，就是讲求积字成文的标准和法则，以传统已有的规范作为根据，于是读古代作品目的在于了解其中“义法”，以建立个人写作文章的能力。“中学堂”和“高等学堂”的“中国文学”课最后一年，才“兼讲中国历代文章、名家大略”、“兼考究历代文章名家流派”（璩鑫圭、唐良炎，325、331），可见相关的知识整理是附从于写作应用的教学目标之下的。《奏定章程》还有一项比较特别的安排：“诗歌”的诵习设计成类似今天中小学的课外活动，不设专门科目——“遇闲暇放学时，即令其吟诵，以养其性情，且舒其肺气”。这是用以比附“外国中小学堂皆有唱歌音乐一门功课，本古人弦歌学道之意”。再者，《章程》并不鼓励诗歌写作的教习：

学堂之内万不宜作诗，以免多占时刻，诵读既多，必然能作，遏之不可，不待教也（璩鑫圭、唐良炎，300）。

对“诗”与“文”的不同态度，看来也是在“致用”的大气候下的一种选择。这些概念，也反映在“大学堂”的课程设计之上。

《奏定大学堂章程》“文学科大学”共有九门：中国史学门、万国史学门、中外地理学门、中国文学门、英国文学门、法国文学门、俄国文学门、德国文学门、日本文学门。大致可分为中外史学、中外文学和地理学三种，与《钦定章程》相较，原先“经学”、“理学”二门同归“经学科”，“诸子学”变成“理学门”下一科，“掌故学”不复存在，“词章学”改题“中国文学”，“外国语言文字学”则分排成英、法、俄、德、日五国的“文学门”。由于有“经学科”独立，吸纳了有关思想义理的学科，于是“文学科大学”的重点就落在历史和语言文学的范围之内，只是另附上“地理学”一门。^〔47〕由于这种编排包括了“万国史学”、五国“文学”和“地理学”，使得“文学科大学”没有《钦定章程》“文学科”的浓厚“中学”味道。然而以“中国文学门”而言，其传统“词章学”的色彩仍然很重，尤其“词章”的内容和材料，基本上没有几多新变之处，值得注意的是“文学”（或“词章学”）的学科规格，在《奏定大学堂章程》中渐渐显现。^〔48〕

（四）“文学”专科的建构

按照《奏定大学堂章程》，文学科大学的“中国文学门”要修习十六个科目，其中“主课”有七科：

文学研究法　　　　　　说文学　　　　　　　音韵学

历代文章流别　　　　　古人论文要言　　　　周秦至今文章名家

周秦传记杂史·周秦诸子

另外“补助课”有九科：

四库集部提要　　　　　　汉书艺文志补注·隋　　御批历代通鉴辑览

　　　　　　　　　　　　书经籍志考证

各种纪事本末　　　　　　世界史　　　　　　　　西国文学史

中国古今历代法制考　　　外国科学史　　　　　　外国语文

以“主课”而言，排列最前的“文学研究法”可说是这门学问的总纲，为“中国文学”的研究规划方向和范围。《奏定大学堂章程》在这一科着墨最多，有必要详细讨论；在此以前我们先考察其他“主课”的性质和意义。

紧随“文学研究法”之后的是“说文学”和“音韵学”。这两科成为主课是“文者积字而成，……下字必求的解”这一观念的反映，认为“字”的形、音、义是“文”的最基本元素；这也就是张之洞所信奉的“欲文章之工，未有可不用力于小学者。”^〔49〕现今大学中文系不离文字、声韵、训诂之学，都与这个观念有关。

其次的“历代文章流别”，为研究对象（“文章”）做历时的分析和综述；从科目设题可知其观念源自挚虞《文章流别论》一类的著作，《章程》的说明非常简约，只有一句：“日本有《中国文学史》，可仿其意自行编纂讲授。”可见其意是将“文章流别”与“文学史”等同。如果我们参看刘师培在1919年写成的《搜集文章志材料方法》，可以见到相通的说法。刘师培说：

文学史者，所以考历代文学之变迁也。古代之书，莫备于晋之挚虞。虞之所作，一曰《文章志》，一曰《文章流别》。志者，以人为纲也；流别者，以文体为纲者也。今挚氏之书久亡，而文学史又无完善课本，似宜仿挚氏之例，编纂《文章志》、《文章流别》二书，以为全国文学史课本，兼为通史文学传之资（《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105页）^〔50〕。

《章程》以日本的《中国文学史》去解说“历代文章流别”一科，而刘师培则建议搜罗文章流别的材料以编成“文学史”；二说相通而重点不同，刚好见证了作为学科的“历代文章流别”观念，过渡到“文学史”的观念。

再次，“古人论文要言”之设，相当于“文学批评”或者“文学批评史”的诉求，以为文学作品有待评论，而古人过去的评论有助于文学作品的深入认识。《章程》对此科的解说是：“如《文心雕龙》之类，凡散见子、史、集部者，由教员搜集编为讲义。”《文心雕龙》正是今天研究古代文学批评不能忽略的一本著作；中国的“文学批评史”一类著作，要到1927年陈钟凡才写成第一部，然而其规模已隐约存在于《章程》的设计之中。

再次的“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可说是“中国文学”科的中心学科，因为历代“文章名家”及其作品，是“集部”之学的基本研究对象；按照《奏定章程》的编排，本科和“文学研究法”的授课时数同样是最多的。^〔51〕《章程》对此也有比较详细的说明：

周秦至今文章名家之文集浩如烟海，古来最著名者大约一百余家，有专集者览其专集，无专集者取诸总集。为教员者，就此名家百余人，每家标举其文之专长及其人有关文章之事实，编成讲义，为学生说之，则文章之流别利病已足了然；其如何致力之处，听之学者可也（璩鑫圭、唐良炎，357）。

这里建议研习的“文章名家”百余人究竟实指哪些人？《章程》没有交代。只在下文举出“历朝总集之详博而大雅者”、“精粹者”；将这份书单与张之洞在光绪元年（1875）四川学政任内完成的《书目答问》中总集书目对照，可见《章程》选书的范围并没有超出后者所载；依此类推，所谓“百余名家”大概也不出《书目答问》集部所列诸书的作者（《书目答问补正》255—318）。^〔52〕《奏定章程》中虽然没有列入《书目答问》作为参考，但在“补助课”中也不乏目录学的训练；相关的科目有二：“四库集部提要”和“汉书艺文志补注·隋书经籍志考证”，其中《四库提要》只讲“集部”，更是紧扣学科的安排。

“周秦至今文章名家”的说明最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学科专门观念的建立——研究对象聚焦于“其文”或“其人有关文章之事实”。换句话说，学科的目标明确锁定在文学作品（“文章”）和作家之上，而作家之论，也限定在“有关文章”的范围之内，不涉及其他社会或政治角色的议题。我们还可以从“主课”最末一科“周秦传记杂史·周秦诸子”的注文，见到类似的说明：

文学家于周秦诸子当论其文，非宗其学术也。汉魏诸子亦可流览（璩鑫圭、唐良炎，357）。

把研读的重点限定在“其文”而非“学术”之上，固然与张之洞于“诸子学”抱怀疑的态度有关，然而对“其文”的强调，也增添了学科专门的意味。

“周秦至今文章名家”一科的说明，还牵涉到《奏定章程》对“文学”的态度。《章程》提醒教师着意讲授“文章之流别利病”，至于“如何致力之处”，则“听之学者可也”；前者是学科知识的认知，后者则牵连应用实践；究竟“中国文学”的目标是否只在知识传授，不及创作实践呢？《章程》对这科还有方向不同的两点说明：

凡习文学专科者，除研究讲读外，须时常练习自作；教员斟酌行之，犹工、医之实习也；但不宜太数。愿习散体、骈体，可听其便。

博学而知文章源流者，必能工诗赋，听学者自为之，学堂勿庸课习（璩鑫圭、唐良炎，357）。

其一说“文学专科”的课程应该包括实践练习——“犹工、医之实习”，另一说“勿庸课习”。二者的理由都说得通，但却互相矛盾。若复检《奏定章程》小中学堂的说明，就会明白《章程》对“文章”（包括散体、骈体）和“诗赋”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奏定章程》小中学堂的国文课程重点在于“作文”，但特别声明：“学堂之内万不宜作诗，以免多占时刻，诵读既多，必然能作，遏之不可，不待教也。”这是以实际社会应用的考虑来判断是否“课习”。^〔53〕“致用”观点在《大学堂章程》中当然不会改变，但写作训练显然不再是重点，所以会有“其如何致力之处，听之学者可也”的主张；在“实习”方面，又只限于散文、骈文；至于诗赋之作，也是“听学者自为之”，是不鼓励、不禁止的比较消极的态度。

再对照规划《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的梁启超对“文学”的意见，我们不难见到观念的变化。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学约》中说：“温公曰：‘一自命为文人，无足观矣。’苟学无心得，而欲以文传，亦足羞也”（《饮冰室合集》2：27）。于是《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只在“普通学”设有“文学”的“功课”，当中有没有包含考镜源流的知识传授，或者未易猜度；但估计其主要教学目标在于训练应用文写作的基本技巧，应该不会有误。在基本训练以后，梁启超就没有再“浪费”学生的时间，不让他们在“专门学”阶段进修“文学”。换句话说，以《筹议章程》的立场，“文学”不足以成为重要的学术专门。反观《奏定章程》的《学务纲要》清楚说明：“大学堂设有文学专科，听好此者研究。”《学务纲要》也提到“宋儒所谓一为文人，便无足观”，并说：“诚痛乎其言之也！”但立即补充说：“盖黜华崇实则可，因噎废食则不可”（璩鑫圭、唐良炎，493）。《大学堂章程》中“周秦至今文章名家”的说明又提到：“欲以文章名家者，除多看总集外，其专集尤须多读”（璩鑫圭、唐良炎，357）。似乎没有遗忘以文章创作为目标的“文人”。不过，从行文的语气看来，“文章名家”总不似是“文学专科”培育的重点。由这种温暾的态度看来，《奏定大学堂章程》对“文学”一科的专业范围的理解，虽然渐见规模，但对是否要训练“文章名家”创作人才这个问题，立场依然模糊不稳。

所谓渐见规模的“文学”专科，根据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简括为几点：

一、文学研究以由古至今的文学作品和作家（关乎文学的议题）为主要对象；

二、有关作家和作品又需要放置在历时发展、群体关系等脉络中研究，此所谓“历代文章流别”或者“文学史”的研究；

三、文学作家作品的承纳，又有其历时积累或者变奏、更替，这就是“古人论文要言”或者“文学批评史”的意义。

这种“文学本体”、“文学史”、“文学批评”的研究架构，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似是一个可以操作的模型。至于《章程》中特别用心罗列的“研究文学之要义”，更有助我们理解这个“文学专业”的模塑方式，值得仔细参详。

“研究文学之要义”是“文学研究法”一科的说明，也代表《奏定大学堂章程》对“文学”的学科位置和方向的整体看法。全篇共有四十一则，以大纲形式表达。各则排列略见伦次，但不算严谨，说明也极简略。我们把这四十一则论点顺序编次，并稍做整理，再加析述。

“研究文学之要义”首三则是：

一、古文籀文、小篆、八分、草书、隶书、北朝书、唐以后正书之变迁。

二、古今音韵之变迁。

三、古今名义训诂之变迁。

“文”由“积字而成”是传统“文学”论中最易见、最易为人接受的观念；因为从表面形式看来，书面汉语最基础的单位就是“字”；当循本溯源的思想落在表现形式上的时候，“字”的形、音、义似乎就是基本的问题。至于从“字”与“字”的联缀，到“成文章”之间的空隙，就需要有其他条例去解述了。

其下三则是：

四、古以“治化”为“文”，今以“词章”为“文”；关于世运之升降。

五、“修辞立诚”、“辞达而已”二语为文章之本。

六、古经“言有物”、“言有序”、“言有章”三语为作文之法。^〔54〕

第四则指出“文”在古代，指的是“文治”，是政治、民生、文化的表征，及至后世才专指“词章”。《奏定章程》要企划的，当然是“词章”之“文”的课程，把理想附托于“古”，也是溯源思想的一种表现。另外两则说明为文的要求，但也从不同的角度触及文学相关过程的理解。孔子“修辞立其诚”（《周易·乾文言》）和“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两句话，正好为主张收敛约束的、“黜华崇实”的文学教育作准则。“言有物”、“言有序”源出《易经》（《周易·家人》、《周易·艮》），“言有章”则出自《诗经》（《诗·小雅·都人士》）。桐城派方苞曾用“言有物”和“言有序”来解释桐城的“义法”（《又书货殖传后》，方苞，58—59）；“有物”近于“立诚”，“有序”、“有章”也是“修辞”之道；两者的原则是相通的。然而从文学过程的指涉来说，前者由为文者的“诚于心”出发，到撰成文辞以“达”于受众，完成整个从创作到阅读的历程；后者则主要是有关写作基准的提示。两处都是一些普遍原则的标举，其保守内敛的倾向，可说是教育建制的通病；在此当然更是为了配合时世的“致用”要求。

在标举原则以后，“研究文学之要义”就把重心放在作品的形态之上，在不同的层次区辨各种“文体”——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中的“辨体”意识的表现：

七、群经文体。

八、周秦传记、杂史文体。

九、周秦诸子文体。

十、史、汉、三国四史文体。

十一、诸史文体。

十二、汉魏文体。

十三、南北朝至隋文体。

十四、唐宋至今文体。

由第七到十一则，大概以集部以外的著作为论，认为这些不同类型的著述各成文体；看来没有考虑其历时因素，虽则七、八、九都是“周秦”或以上的撰著。史部再厘分“四史”和“诸史”文体，究竟是根据什么基准而做的区分，不易推断；可知的是，“四史”在传统史学中的地位比“诸史”崇高。由十二到十四则以“历时”基准分体，这一点可说至为明显。此外，还有以骈、散关系来检讨“文体”的表现：

十五、骈、散古合今分之渐；

十六、骈文又分汉魏、六朝、唐、宋四体之别；

十九、骈、散各体文之名义施用。

第十九则应是骈散分合繁衍的综合总结。在此之余，又有从语用角度区分文体，以及以文章内容为基准以辨体：

二十二、辞赋文体、制举文体、公牍文体、语录文体、释道藏文体、小说文体，皆与古文不同之处。

二十三、记事记行记地记山水记草木记器物记礼仪文体、表谱文体、目录文体、图说文体、专门艺术文体，皆文章家所需用。

以上牵及许多不同的辨体原则，看来异常繁杂，甚至混乱；与晚近文学理论的体类论（theories of genre）或者语体论（stylistics）的要求距离颇远。然而，在中国文学批评传统之中，从各个层面、采不同基准为多种文体或者诗体做出勾勒的“辨体论”，并不罕见。^〔55〕我们可以把这些游移观点带来的视野，看做文学现象的多向感知；而其审视的对象，正是文学作品本身。这一个文学研究的中心环节，也占整个“研究文学之要义”纲领的最多篇幅（共十三则，几近三分之一）。

我们又见到“要义”就某些“文学”现象做归纳总结。例如：

十七、秦以前文皆有用、汉以后文半有用半无用之变迁。

十八、文章出于经传古子四史者能名家、文章出于文集者不能名家之区别。

三十三、文章名家必先通晓世事之关系。

三十四、开国与末造之文有别。

三十五、有德与无德之文有别。

三十六、有实与无实之文有别。

三十七、有学之文与无学之文有别。

三十八、文章险怪者、纤佻者、虚诞者、狂放者、驳杂者，皆有妨世运人心之故。

三十九、文章习为空疏必致人才不振之害。

四十、六朝、南宋溺于好文之害。

第十七则可以是历史现象的叙述，然而我们不难见到其中的价值取向——“有用”之文比“无用”之文可取；其回响就是第三十四则和第四十则，对“好文”的历史现象做出批评。第十八则让我们想起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所说：“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344）。这句话同时也可以说明以上各则的实用主义思维。

此外，又有与相关“主课”的呼应，如以下两则：

二十、古今名家论文之不同。

二十一、读专集、读总集不可偏废之故。

前者应该是“古人论文要言”科的简括；后者则为“周秦至今文章名家”一科学习方法的补充解说。

除了以上的本位研究之外，“研究文学之要义”更规划了“文学”与外在环境各种关系的研究：

二十七、文学与人事世道之关系。

二十八、文学与国家之关系。

二十九、文学与地理之关系。

三十、文学与世界考古之关系。

三十一、文学与外交之关系。

三十二、文学与学习新理新法、制造新器之关系。

这里列举的范围，大概相当于韦勒克与沃伦所界定的“外缘研究”（extrinsic study）部分（Wellek and Warren, 73—135），晚近鼓吹文学“历史化”（historicize）和“政治化”（politicize）的西方文学理论更会特别关注这个环节。在“研究文学之要义”中，虽然没有把这个部分置于最重要的地位，但从《章程》所列“补助课”中，设有“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各种纪事本末”、“中国古今历代法制考”、“世界史”、“外国科学史”等科来看，可知“研究文学之要义”的规划也不是率意的安排。循此推演，“补助课”的“西国文学史”、“外国语文”等科，大概是以下几则的根据：

二十四、东文文法。

二十五、泰西各国文法。

二十六、西人专门之学皆有专门之文字，与汉《艺文志》“学出于官”同义。

四十一、翻译外国书籍函牍文字中文不深之害。

依照这个规划，则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对比参照，也是“中国文学”的研究范围。

经过以上的梳理，我们大概可以见到《奏定大学堂章程》所构设的“中国文学研究”，实在可以称得上有专业学科的规模。我们或者可以不同意《奏定章程》的“致用”、“尚实”，甚至“保守”的文学观，或者可以批评其中的“文学”定义过于褊狭，但必须承认《章程》于知识范畴的内涵和外延边界的规划、知识生产的取向、知识传递的操作方式等等，都有基本的构思，可供日后做进一步的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传统的“文学”或者“词章之学”，在《奏定章程》的规划下，已经奠下专业学科的基础。

回顾三个京师大学堂的章程，我们可以见到“文学”由不入“专门学”到成为一个重要学科的过程。奇怪的是，“文学”的现代学科地位的确定，并不是由思想前卫的梁启超来推动，反而教育观点相对保守的张之洞变成“文学”的护法。因为这是个“致用”为上的时代，鼓吹维新的梁启超也只能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去推行教育；“文学”既不能应时务之急，就无暇关顾了。然而，因为“文学”无论从语言、文字，以至其表达模式，都与文化传统关系密切，抱着“存古”思想的张之洞，反而刻意要在西潮主导的现代学制中留下传统的薪火。在这个情势之下，“文学”的内涵虽还是褊狭的“词章之学”，但其学术位格已有相当现代化的规划。接下来的变革，就是语言载体由“文言”转为“白话”，以及“美感”、“虚构”等西来观念对“文学”定义的改造；而其间各阶段历程，又有待继起的文化政治的推移了。

注　释

〔1〕　这一学堂原名“天津北洋西学学堂”，由盛宣怀向朝廷奏请开办，以美国人丁家立（C. D. Tenney）为总教习；设有法律学门、土木工程学门、采矿冶金学门及机械工程学门（参金以林，9—18；陈学恂，64; Hayhoe, 3）。

〔2〕　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说：“自四月杪大学堂议起，枢垣托吾为草章程，吾时召见无暇，命卓如草稿，酌英美日之制为之”（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150）。

〔3〕　有学者从意识形态控制的角度去理解《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的课程规划（林信宏，27—38），也是一个值得参考的角度。问题是著者以为章程编定者必然是国家机器的代理人，课程规划的一切思虑都是朝向意识形态操控的目标，这种观察未免过分简约。

〔4〕　学海堂的学术训练，大抵可见于阮元《学海堂集序》所记：“多士或习经传，寻疏义于宋齐；或解文字，考故训于仓雅；或析道理，守晦庵之正传；或讨史志，求深宁之家法；或且规矩汉晋，熟精萧选，师法唐宋，各得诗笔。虽性之所近，业有殊工，而力有可兼，事亦并擅。”又林伯桐、陈澧纂的《学海堂志》讲及其中的“季课”：“向来史笔题，或题跋古书，或考核掌故，仍以经史为主，期为有用之文。赋，或拟古赋，或出新题，俱用汉、魏、六朝、唐人诸体。诗题不用试帖，以场屋之文，士子无不肄习也。均应遵照旧章，以劝古学”（璩鑫圭，262、267）。由字里行间，可以感觉到当时一般人读书为学，很难逃避场屋科举的压力。

〔5〕　有学者指出：梁启超《三十自述》提及初会康有为的情况，与康有为《自编年谱》的回忆不尽相同（竹内弘行，2—6）。

〔6〕　又康有为《长兴学记》提到的“学目”与梁启超的记述差不多，只是梁启超说的“文字之学”，在康有为笔下则作“词章之学”（楼宇烈，11—12）。

〔7〕　梁启勋《“万木草堂”回忆》记载：“康先生只主张废科举，而学生则力攻八股文，不肯考试。……康先生乃力劝同学们，不要如此以妨碍前途，谓：‘我且过考，诸君何妨强力为之，以慰父兄之心呢。’往后乃逐渐转变，且获得不少秀才举人”（朱有，1下：246）。其实康有为的《长兴学记》，有更清楚的陈述：“今之科举，衣食之由，世事教能，先王不禁。今仍存科举之学，以俟来士。若以之丧志，则卑鄙可羞。”下文又记述每月三日、十三日、二十三日草堂学生要练习义理、经世、考据、词章的试题，八日、十八日、二十八日练习《四书》、《五经》义试帖、《四书义》策问、《四书》义律赋等功课（楼宇烈，15、21）。

〔8〕　康有为《桂学答问》论及“科举之学”时说：“应制所用，约计不过经义、策问、试帖、律赋、楷法数者。若能通经史，解辞章，博学多通，出其绪余，便可压绝流辈”（楼宇烈，40）。可见“经史”、“辞章”等的研习，“博学”的要求，与应举息息相关。又竹内弘行于此亦有论述，可以并参（16—22）。

〔9〕　梁启超在《学校总论》中批评当时的西学教育，说：“今之同文馆、广方言馆、水师学堂、自强学堂、实学馆之类，其不能得异才何也？言艺之事多，言政与教之事少。其所谓艺者，又不过语言文字之浅、兵学之末，不务其大，不揣其本，即尽其道，所成已无几矣。”梁启超在这里除了“政”和“艺”之外，还提到“教”，所谓“教”指“教化”、“教育”。他又为了改革早期重“西艺”轻“西政”之弊，在同书《学校余论》中主张：“今日之学，当以政学为主，以艺学为附庸。”同样的说法又见于《与林迪臣太守书》（分见《饮冰室合集》1卷19、62页；3卷3页）。又张灏对这段时期梁启超的教育观念，有深入的探析，很值得参考（Chang Hao, 92—120）。

〔10〕　孙家鼐一直参预京师大学堂的筹办。他在《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指出立大学堂宜先定宗旨：“中国五千年来，圣神相继，政教昌明，决不能如日本之舍己芸人，尽弃其学而学西法。今中国京师创立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此是立学宗旨”（汤志钧、陈祖恩，122；又参庄吉发，1—8、43—45）。又，当时新派与保守派于京师大学堂问题上的争斗，可参王晓秋，81—82；孔祥吉，89—105。

〔11〕　光绪二十三年（1897），即起草《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之前一年，梁启超写成《湖南时务学堂学约》，指出：“西人声光化电格算之述作，农矿工商史之记载，岁出之以千万种计；日新月异，应接不暇。”又说：“今夫中国之书，他勿具论，即如注疏两经解、全史九通及国朝掌故官书数种，正经正史，当王之制，承学之士，所宜共读者也。然而中寿之齿，犹惧不克卒业，风雨如晦，人寿几何？……自余群书，数倍此数，而其不能不读，与其难读之情形亦称是焉”（《饮冰室合集》2册25—26页）。同年又有《复刘古愚山长书》提出：“今日欲兴学校，当以仿西人政治学院之意为最善，其为学也，以公理公法为经，以希腊罗马古史为纬，以近政近事为其用”（《饮冰室合集》3册13页）。

〔12〕　王先明曾经详细讨论晚清时期各种言说中“中学”、“西学”和“新学”的关系和变化，其中提到“西学”偏指“对于外来学术文化的引入过程”，而“新学”却是“立足于中学兼取西学的学术文化创造过程，其基本内容和知识构成常常因人因时而有所不同”（《近代新学》，221；又参丁伟志、陈崧，220）。

〔13〕　在此以前，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学校》中介绍西方学制时，已论及“普通”、“专门”的教育先后阶次：“小学成后，选入中学堂，所学名类甚多，名曰‘普通学’，如国教、格致、算学、地理、史事、绘图、体操、兵队操、本国行文法、外国言语文字行文法，皆须全习。……学生中学校毕业则发给凭照，自此以后文武分途，或文或武，各听其便；习文事者入高等专门学校，习‘专门’之学”（《盛世危言增订新编》2卷2下—3上）。虽然郑观应所讲的是大学以前的学习阶段，但梁启超的规划很有可能受郑说影响。又：《盛世危言》是晚清时期非常流行的一本著作，郑观应不断有修订增删，所以版本繁多。本文按需要引用两个不同的版本，其中《盛世危言》指学术出版社1965年影印的光绪十八年本，比较接近早期的版本；《盛世危言增订新编》指学生书局1965年影印哥伦比亚大学藏本，是增订较多的版本。

〔14〕　所谓“公理学”，注解说：“此种学大约本原圣经，参合算理公法格物诸学而成，中国尚未有此学。”又梁启超《西政丛书叙》说：“〔欧洲〕议政之权，逮于氓庶，故其所以立国之本末，每合于公理，而不戾于吾三代圣人平天下之义”（《饮冰室合集》2册63页）。梁启超对“公理”的理解，源自康有为的《人类公理》、《公理书》、《实理公法全书》等文稿中的思想（参丁伟志、陈崧，202—203）。

〔15〕　证据之一是：各种“溥通学”都有“功课书”，而“体操学”独无；更确切的证据是：光绪二十五年四月（1899年5月）孙家鼐《奏陈大学堂整顿情形折》指出：“体操一事，原恐学生伏案太苦，俾之流通血气，洋人每好以此却病”（北京大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79）。所以我们不能光凭章程中的“学”字，就误以为是一门探求专项知识的学科。

〔16〕　张灏指出梁启超的架构基本上不脱传统儒家思想的框架，当中包含了陆王学派的养性思想和程朱学派的智力教育思想（Chang Hao, 81-120）。

〔17〕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又《论语·卫灵公》：“子曰：辞达而已矣。”

〔18〕　值得注意的是，康有为在《长兴学记》中，也有引用“言之无文，行之不远”，用以说明“词章之学”；他的《桂学答问》中又有“辞章之学”之目（楼宇烈，12、39—41）。但梁启超却说“词章不能谓之学”，从这个角度而言，他的“实用主义”思想比康有为更强烈。

〔19〕　夏晓虹指出这种见解源于历来理学家“作文害道”之说（《觉世与传世》，155页）。在晚清救亡求变的言论中，此说并不罕见；稍前胡聘之等《请变通书院章程并课天算格致等学折》所说：“查近日书院之弊，或空谈讲学，或溺志词章，既皆无裨实用”（高时良，699），就是典型的例子。

〔20〕　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学约》的“读书”一则讲及读书的方法次序：每日一课的是“有关于圣教，有切于时局”的选材，间日为课的则是“经学、子学、史学，与译出西书”；四部中独缺集部（《饮冰室合集》2册26页）。

〔21〕　刘龙心《学科体制与近代中国史学的建立》一文认为梁启超的《大学堂章程》并不反映他的设学主张，以西学为“专门学”只是为了迎合孙家鼐和张之洞等人口味；刘龙心又认为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开列的课程才能代表他的想法，因为当中的“溥通学的科目在专门科中大多获得了延续”，“由此可见：梁氏认为经史等类的中学科目，在大学堂教育中仍有设科专习的必要，也就是说，梁氏概念中的大学，实为一种包容各科的高等学术研究场所”（刘龙心《学科体制与近代中国史学的建立》，464页；又见刘龙心《学术与制度：学科体制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31—32页）。事实上刘龙心并没有准确掌握湖南时务学堂的课程，对《筹办京师大学堂章程》的诠释也有误差。首先，按《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经史等学并没有在“专门学”的程度上延续；这些原属“溥通学”的科目只是与“专门学”同时并习，程度上没有提升到“专门”的水平；“专门学”只有“公法学”、“掌故学”、“格算学”三种，其下注明：“专门学之学非尽于斯，特就能教者举之耳。又各专门学，非入西人专门学堂不能大成。”可见他心中的“专门学”本就以“西学”为重。再者，我们可以承认《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肯定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的牵制，但不能说梁启超以“西学”为“专门学”是为了取悦孙家鼐和张之洞，因为这种学术向西望、以中学承纳西学的主张，正是这时期康、梁“维新”的重要主张。

〔22〕　其余“义理之学”包括孔学、佛学、周秦诸子学、宋明学、泰西哲学；“考据之学”包括中国经学史学、万国史学、地理学、数学、格致学；“经世之学”包括政治原理学、中国政治沿革得失、万国政治沿革得失、政治实应用学、群学（《饮冰室合集》，6册65页）。

〔23〕　康有为《长兴学记》所记的“学目”基本相同，但“文字之学”作“词章之学”，四个“学目”之下也没有像梁启超的再细分学科，只揭明每一学目的宗旨（楼宇烈，11—12）。

〔24〕　“文学”另外有更宽泛的用法，例如郑观应《盛世危言·考试》建议考试取士，可分“文学科”和“武学科”两种（《盛世危言》1卷22上）；下文再有讨论。

〔25〕　光绪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三日《国闻报》记京师大学堂事，说：“北京尘天粪地之中，所留一线光明，独有大学堂一举而已。然闻得礼部各堂官以及守旧诸臣，亦均不以此举为然，视学堂一事若赘疣。然推原其故，所以不能径废者，盖因外洋各教习均已延订，势难中止，不能不勉强敷衍，以塞其口，以故在事诸人，亦均无精打彩，意兴索然”（朱有，1下：649）。另据陈平原《北京大学，从何说起》的分析，京师大学堂之所以幸存，其原因除了外交的考虑之外，或者与朝廷内的权力斗争有关（《老北大的故事》，41—44）。郝平则认为京师大学堂的筹设，其实一直得到慈禧的默许，而主其事的大臣孙家鼐，也得慈禧的赏识（《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136—152页；又参王晓秋，82）。

〔26〕　《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就分别提到“现时各省会所设之中学堂尚寥寥，无以备大学堂之前茅之用”；“今当于大学堂兼寓小学堂中学堂之意，就中分列班次，循级而升，庶几兼容并包，两无窒碍”（汤志钧、陈祖恩，126—127）。

〔27〕　《章程》第三章《学生入学例》第一节提到入学学生原预计有“各省中学堂成领有文凭咨送来京肄业者”，第二节说这些学生“咨送到堂时，先由总教习考试，如实系曾经治溥通学卒业者，即作为头班”（汤志钧、陈祖恩，129），可见其假设是各省中学已经修习“溥通学”的功课。

〔28〕　刘龙心讨论孙家鼐这里的修改建议时说：“他认为‘诸子学’大可不必专立一门于大学堂讲授，只要将子书中有关政治经济之学附入专门科，听人择读即可。时人不立中学于专门学范围之中的看法，似乎可以获得更进一步的证明”（《学科体制与近代中国史学的建立》，464页）。其实这里的论证颇有未达之处。因为，孙家鼐的考虑主要是学生必修的“普通学”门类太多，所以要做出适度裁减；再者，孙家鼐早前（光绪二十二年，1896）上的《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曾说：“学问宜分科也，……不立专门，终无心得”。他建议大学堂课程分立天学科、地学科、道学科、政学科、文学科、武学科、农学科、工学科、商学科、医学科十科；其中道学科、文学科，明显都以“中学”为重点；因此以孙氏意见为“不立中学于专门学范围之中”的证据很有问题。又陈平原在《新教育与新文学》中指出孙家鼐在《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先说“学问宜分科”，当中包括“文学科”，继而在《奏筹备京师大学堂大概情形折》说“诸子、文学皆不必专立一门”，可见孙氏“对文学课程的有无似乎拿不定主意”（《中国大学十讲》，106页）也是误会。因为前一奏折撰于大学堂尚在规划的阶段，孙氏在此提出一个源自“泰西”的分科大学模式；后一奏折却是就已经颁行的课程做出调整，他针对的只是“普通科”“功课”太繁重，“中才以下”的学生应付不来。二处所论实在处于不同的层面。有关孙家鼐的“分科”构想，下文再有讨论。

〔29〕　当时《国闻报》曾记载学生的入学考试，就是“八股文一篇，策论一篇”（朱有，1下：649）。

〔30〕　当时朝臣中颇有批评京师大学堂对“制艺八股”不够重视，以致孙家鼐要特别解释，《奏陈大学堂整顿情形折》（光绪二十五年四月，1899年5月）说：“去年甄别，本年月课，皆兼考时文，并未薄弃举业，亦无阻挠之人”（北京大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79）。

〔31〕　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1903年1月）张百熙特向大学堂发出《为学生在堂应谨饬修身勿得浮浪事晓谕》，重新把上文提到的《全学总纲》开首三节抄录出来，以警醒学生；一个月后，我们已见到慈禧太后加派蒙古族人刑部尚书荣庆“会同管理大学堂”（北京大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189—190、191页）。往后的情况是：“百熙一意更新，荣庆时以旧学调济之”（《清史稿·荣庆传》，439卷12402页）。

〔32〕　有关张之洞的教育思想，较多人认为他的早期观点本属“趋新”，往后愈见“保守”，这个论断早见于宣统元年（1909年）《教育杂志》一篇题作《张文襄公与教育之关系》的文章（19—23）；晚近关晓红也批评张之洞“从锐进而缓行，由创新而复古”（194）。然而也有学者认为张之洞“于近代‘新学’及其新学制的一贯原则始终未改”（王先明，190）。

〔33〕　关晓红于《晚清学部研究》更提出当时教育改革有所谓“直隶”模式和“湖北”模式之别，前者以开民智为主要目标，注重发展基层普及教育，对桐城古文比较尊重；后者重视经世致用，发展实业教育，又强调读经存古。两派力量于学制改革的方针以至具体措施，都有争持（175—187）。

〔34〕　关晓红指出：张百熙在草拟《钦定章程》期间，备受多方压力，文稿需要反复修改以回避各种批评，因此最终完成的章程已不能完全保存张百熙原来的主张（关晓红，41—55）。

〔35〕　《立学总义》为京师大学堂定宗旨，只是照抄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1902年1月）令张百熙重理京师大学堂“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两句上谕（《着即开办大学堂并派张百熙经理谕旨》，北京大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93）。

〔36〕　1885年王之春《各国通商始末记》的《广学篇》、1879年黄遵宪《日本杂事诗》的《学校》注、1890年汤震《危言》的《中学》、1892年郑观应《盛世危言》的《学校篇》，都盛赞德国学制，当中花之安《德国学校论略》（又题《西国学校》）实在起了重大作用（参蔡振生，18；陈洪捷，136—140）。

〔37〕　德国大学不一定都开办全部四个学院（fakuläten; faculties）；但从18到19世纪，德国大学设科基本上不会超出这个范围（McClelland, 19—20；陈洪捷，24—25）。

〔38〕　郑观应《盛世危言》的早期版本卷一《学校》一篇，讨论泰西学校规制，称赞“德国尤为明备”之下，大量节录花之安《西国学校》的介绍；但在《盛世危言》较后期的版本中，《学校》篇增订为上下两篇，就删掉不少花之安的文字，改而大讲日本学制（《盛世危言》1卷2—3页；《盛世危言增订新编》2卷1上—23下）。由此可以推想当时舆论焦点，已偏重较易访知的日本学制，多于欧洲远方的德国形式。中国官派实地考察德国教育，要迟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次年（即光绪三十三年，1907）二月《学部官报》第14期及第15期发表了《考察政治大臣随员田吴炤考察教育意见书》，随后又分期刊登田吴炤《德意志教育》一文，报告考察的成果。同年蔡元培到德国游学三年，一直留心德国教育制度；回国后就任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以及北京大学校长等职，中国教育的规划，才有真正的德国元素（陈洪捷，150—206）。

〔39〕　光绪二十二年（1896），梁启超曾代李端棻拟《奏请推广学校折》，其中提到拟想中的“京师大学”课程同省学一样，“诵经史子及国朝掌故诸书，而辅之以天文、舆地、算学、格致、制造、农桑、兵、矿、时事、交涉等书”，但比省学“益加专精，各执一门，不迁其业”，又因为“门目繁多”，“可仿宋胡瑗‘经义’、‘治事’之例，分斋讲习”（汤志钧、陈祖恩，117—118）；论述指向也类似大学的分科，但重点是研习书籍的类别，排比也庞杂而欠条理，比不上孙家鼐的系统化安排。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在此也是“经、史、子”连及，而独遗“集”部。又，这段时期陆续还有一些有关京师大学堂设科的建议，如光绪二十三年（1897）熊亦奇《京师创立大学堂条议》主张大学堂专为“士”而设，设“格致”、“政治”二科，其余“农、工、商、兵”各立“专学”（朱有，1下，628—629）。这些建议大都以“西学”、“致用”为关注点，少有全面的规划。有关学术分科的其他种种构想，可参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

〔40〕　只有少量的兼并和删减，如帝国大学工科下设九科，《章程》中的工艺科下只有八目，删去“火药”一科。

〔41〕　吴汝纶赴日考察时，曾拜访文部省菊池，菊池为他介绍日本的经验，指出办学的目标是：“其第一义以造就办事人才为要，政法一也，实业二也。”（《桐城吴先生尺牍》4卷57页上下；《桐城吴先生日记·教育》34页上；又参Pittau, 270-282; Silberman, 183-216; Passin）。

〔42〕　张之洞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写成的《劝学篇》说“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今日学者，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考史以识我中国历代之治乱、九州之风土，涉猎子、集以通我中国之学术文章，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缺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斯有益而无其害”（90）。到了撰拟《奏定章程》的时候，他意识到西学的优势更明显，提倡“尊经”基本上是出于退守根本的想法。

〔43〕　康有为《桂学答问》也说过：“人人皆当学经学”；又说：“读书宜分数类：第一经义，第二史学，第三子学，第四宋学，第五小学及职官天文地理及外国书，第六词章，第七涉猎”（楼宇烈，29、41）。梁启超《学要十五则》将康有为的读书范围再约化为“经学”、“史学”、“子学”和“西学”四种（楼宇烈，49—56）。

〔44〕　这一点又可以从二者对“诸子学”的不同见解看到。康、梁等以诸子学开拓思辨，对经书中的义理也进行类似的驰想；梁启超后来在《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指出：“晚清‘先秦诸子学’之复活，实为思想解放一大关键”（247）。可是张之洞《劝学篇》中《宗经》一篇谓“诸子驳杂”、“害政害事”，若要兼读诸子，“当以经义权衡而节取之”；又说：“光绪以来，学人尤喜治周秦诸子，其流弊恐非好学诸君子所及料者”（80）。所以原来《钦定大学堂章程》中“文学科”本有“诸子学”一目，《奏定大学堂章程》则径行删去；只在“经学科大学”的“理学门”下设“周秦诸子学派”一科，“以诸子证理学”（璩鑫圭、唐良炎，344）。可见张之洞于“中学”以守常为要务。

〔45〕　据说张百熙草拟《钦定章程》时，就曾经考虑过设立哲学科，当时《新民丛报》记载：“大学堂课程，本已酌妥送呈政务处，闻有‘智学’与‘国际学’二门，政府疑‘智学’即‘哲学’，恐系‘民权’、‘自由’之变名，更疑‘国际学’为不经之谈，皆拟删改，再三考问”〔《新民丛报》第9号（1902年6月6日）；转引自关晓红，46〕。张之洞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上的《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中“防流弊”一则说“不可讲泰西哲学”，因为：“中国之衰，正由儒者多空言而不究实用。西国哲学流派颇多，大略与战国之名家相近，而又出入于佛经论之间；大率皆推论天人消息之原。人情、物理、爱恶攻取之故。盖西学密实已甚，故其聪明好胜之士，别出一途，探赜钩深，课虚骛远。究其实，世俗所推为精辟之理，中国经传已多有之。近来士气浮嚣，于其精意不加研求，专取其便于己私者，昌言无忌，以为煽惑人心之助；词锋所及，伦理、国政任意抨弹。假使仅尚空谈，不过无用；若偏宕不返，则大患不可胜言矣。中国圣经贤传，无理不包。学堂之中，岂可舍四千年之实理而骛数万里外之空谈哉？”（璩鑫圭、唐良炎，108—109）

〔46〕　戴燕在讨论《钦定》和《奏定》京师大学堂章程时，似乎混淆了“文学”的宽狭两种不同用法。她说《钦定章程》的“文学科”“几乎是沿袭了中国古代以文章与学术为文学的观念”；又说《奏定章程》中“经学、理学倒是从文学门中另立出来了，不过，文学门里依然包括史学、文学两科”（《文学史的权力》，7页）。其实戴燕批评的两处“文学”，在原来章程中都在指称宽泛的人文学科，相当于日本学制的文科大学，或者西方学制的Faculty of Arts，或者School of Humanities等范围；《钦定章程》中的狭义“文学”在“词章学”，《奏定章程》的狭义“文学”则在“中国文学门”。当然，戴燕的主要论述还是有效而且极为精彩的。

〔47〕　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批评这个安排；他认为“地理学门”可以归并入“格致科大学”的“地质学门”（潘懋元、刘海峰，12）。

〔48〕　陈平原《新教育与新文学》以为：“《奏定大学堂章程》与《钦定大学堂章程》的巨大差别，不只在于突出文学课程的设置，更在于以西式的‘文学史’取代传统‘文章流别’”（《中国大学十讲》，112页）。这个判断可能过于乐观，但陈平原对“文学”学科的发展脉动，拿捏却非常精准。

〔49〕　据姚永朴记载：“近世湘乡曾文正公论文，亦以‘训诂精确’为贵，可见欲文章之工，未有可不用办于小学者。曩时巴县潘季约为永朴述南皮张文襄公督学四川日，每谆谆以此训后进”（《文学研究法》，5页）。后来在北京大学教中国文学的代表人物，无论是桐城派的姚永朴，还是章太炎门下的刘师培，都主张文学必先由文字（小学）入手。

〔50〕　刘师培文原刊于1919年出版的《国故》月刊，第3期。

〔51〕　“文学研究法”和“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同样是大学堂第一、二、三年都要修习的科目，三学年每星期上课钟点同是：2、2、3，合计8个钟点。其余“主课”每星期钟点三学年合计如“说文学”：3，“音韵学”：3，“历代文章源流”：2，“古人论文要言”：2，“周秦传记杂史·周秦诸子”：2，都远低于“文学研究法”和“周秦至今文章名家”（璩鑫圭、唐良炎，354—355）。

〔52〕　张之洞光绪元年（1895）还刊行了另一本指导诸生和童生应举治学的《轩语》，《奏定章程》中有不少主张已先见于此，例如：“词章家宜读专集”、“唐以前书宜多读，为其少空言耳。大约秦以上书，一字千金。由汉至隋，往往见宝……。唐至宋，去半留半。南宋迄明，择善而从”；“周秦以至六朝，文字无骈、散之别；中唐迄今，分为两体，各为专家之长，然其实一也”；“梁刘勰《文心雕龙》，操觚家之圭槷也，必应讨究”（《张之洞全集》9788、9791、9810）。朱维铮《学人必读书——张之洞和〈书目答问〉两种》一文，对〈书目答问〉和《轩语》的写作目的有深入的介绍（《求索真文明》，114—136页），可以参考。

〔53〕　《奏定章程》中的《学务纲领》特别有一则：“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一方面声明各学堂“中国文学”一科，“并不妨碍他项科学”，这种防卫机制的表现，与解释“读经”时的心理一样；另一方面反复解释“中国文学”的用途，先说各体文辞各有其用：古文可以“阐理纪事，述德达情”，骈文用于“国家典礼制诰”，古今体诗辞赋可以“涵养性情，发抒怀抱”；再说必先“能为中国各体文辞”，然后“能通解经史古书，传述圣贤精理”；继而指出学子将来入官后，要能操笔为文，撰写“奏议、公牍、书札、记事”等（璩鑫圭、唐良炎，493）。

〔54〕　“古经”原作“古今”，复检影印“湖北学务处本”，亦作“古今”（见多贺秋五郎，238）。然而林传甲据《章程》编写《中国文学史》，其中第六篇题作《古经言有物言有序言有章三语为作文之法》（65页）。按“言有物”、“言有序”之说出自《周易》，“言有章”出自《诗经》，林传甲之题比较可靠。

〔55〕　最广为人知的例子是宋代严羽《沧浪诗话》，其中《诗体》一章罗列诸体，其基准亦繁杂无系统（《沧浪诗话校释》，49—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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