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错体”文学史
——林传甲的“京师大学堂国文讲义”
“第一本中国文学史”与林传甲的“国文讲义”
“国文讲义”与《支那文学史》及《奏定章程》的关系
《中国文学史》的文学史意识
结语
京师大学堂的成立，除了为“文学”的学科地位立下规模之外，还启动了“中国文学史”的书写活动。
林传甲撰成的“京师大学堂国文讲义”以《中国文学史》为题出版，长时间被视为国人撰写的第一本“中国文学史”。经过一个世纪的操演锻炼，至今“文学史”书写已变成一项极为陈熟的作业，在学校教育与学术研究之间的畛域内走进走出。然而，今天我们再回顾一百年前“文学史”的起动机缘，会发现无论是当时的撰述还是日后的批评，都存在种种错觉和误会。以下我们就林传甲这一份京师大学堂讲义做一考析，梳理其中的“文学”或“文学史”的理念，并试图澄清过去一些误解。
一 “第一本中国文学史”与林传甲的“国文讲义”
“中国文学史”的撰述，由外国学者草创，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只是“谁是第一”的问题，多年来学界仍然有兴趣追问。早期不少论述都重复郑振铎在1922年所说的话，以为英国人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 1845-1935）在1901年写成世界上最早的“中国文学史”（《评Giles的中国文学史》，31—35页；《我的一个要求》，36—38页）。〔1〕此说后来不断被修正，最近的意见是俄国汉学家瓦西里耶夫（V. P. Vasiliev；汉名：王西里，1818—1900）在1880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纲要》才是世界最早（参李明滨《中国文学在俄苏》，13—22页；李明滨《世界第一部中国文学史的发现》，92—95页；陈福康《谈“外国人所作之中国文学史”》，234—237页；陈福康《再谈“外国人所作之中国文学史”》，238—239页）。〔2〕
那么，中国人撰写的第一本“中国文学史”究竟是谁、什么时候面世的？这是1930年代有关“文学史”的论述一个习见话题。譬如胡怀琛《中国文学史概要》（1931，11页）、胡云翼《新著中国文学史》（1932，1—3页）、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32，2页）、张长弓《中国文学史新编》（1935，7页）、容肇祖《中国文学史大纲》（1935，2页），都提到林传甲《中国文学史》是国人所著的最早一本文学史；然而各人对林著的评价都差不多，基本上是负面的。这个评断很有可能源出于郑振铎在1922年9月发表于《文学旬刊》的一篇文章：《我的一个要求》。同一年的3月，胡适为《申报》五十周年纪念写成《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这篇长文（后来单行出版）正如题目所言，检讨了1922年以前五十年的文学发展，而以该年教育部规定“国民学校的国文完全改成国语”，作为“文学革命”宣告成功的依据（胡适，104—105；又参古楳，406）。就在“新文学运动”已告功成的文化背景下，郑振铎充满信心地回顾前瞻，不仅评断“过去”，还要重新审视有关“过去”的书写，提出新的要求，为“新”文学开路。他在文章第一句说：“我要求一部‘中国文学史’”，然后评论所见的九本“中国文学史”。他对林传甲之作的评价是：
名目虽是“中国文学史”，内容却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有人说，他都是钞《四库提要》上的话，其实，他是最奇怪——连文学史是什么体裁，他也不曾懂得呢！（《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36—37页）
郑振铎不满意于过往所有的“中国文学史”，在篇末感叹：“实际上却还可以说没有一本呢！”于是，他就自己操刀，后来写出两本重要的文学史——《文学大纲》（1927）和《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32）。二三十年代涌现大量新撰的“中国文学史”，其实也是在回应郑振铎的要求，试图从内容到形式，给“文学史”的书写找出一个合乎“新时代”标准的模式。〔3〕
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作为“京师大学堂讲义”，当然引人注目；除了在大学堂流通之外，又曾在报刊连载，继而正式刊印发行全国，例如武林谋新室的刊本，到1914年已刊印六版；现时还可以见到同年广州另有存珍阁版，估计当时争刊此书的书店不少。〔4〕相对于约略同时撰写，却流通不广的黄人《中国文学史》或者窦警凡《历朝文学史》，林传甲之作更容易被锁定为攻击目标。〔5〕于新文学运动厎定文坛，无论教育、学术都在追寻新气象的情况下，“第一本”之称，大概招来的是“毁”多于“誉”。〔6〕
事实上，郑振铎确有理由怀疑林传甲“连文学史是什么体裁也不曾懂得”。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得回溯林传甲这份讲义的制作目的和过程。
林传甲（1877—1922），字归云，号奎腾，福建闽侯人。六岁丧父，由母亲刘氏教养成长，后来就学西湖书院，“博览群书，旁通舆地数学”。又在湖北开办小学，学识才干受到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器重。柯劭忞、吴树梅等为湖南督学时，他都受聘任教襄校；太守刘若曾又请他创办辰州中学。光绪二十八年（1902），他以监生资格回福建应试，考取第一名举人。接着到京师参加会试，不中。光绪三十年（1904），经严复推荐，被张百熙聘为京师大学堂教习。光绪三十一年（1905）拣选广西知县，同年赴黑龙江，参与黑龙江的教育改革。后来更致力于《大中华地理志》的编纂。1922年在吉林省教育官署任内逝世，年四十五。著作除了《中国文学史》以外，还有：《代微积浅释》、《图史通义》、《筹笔轩课程》、《黑龙江乡土志》、《黑龙江女学文范》等等（参林传甲《大中华吉林省地理志序》，《吉林纪略》，249—250页；万福麟、张伯英，57卷13上下；李江晓，37—39；王桂云，47—48、46；马放，273—275）。回顾林传甲一生的事业，编写《中国文学史》的时段不算重要；他在京师大学堂任中文教习只短短一年。〔7〕林传甲的事功应该以他在黑龙江等关外地区兴办“普及初等教育”和“女学”最为重要，众多著作中亦以“舆地、方志之学”更有时代意义。〔8〕
光绪三十年（1904）五月，林传甲入京师大学堂任国文教习。当时分科大学尚未成立，〔9〕大学堂只有“豫备科”，附设“仕学馆”和“师范馆”。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1904年1月）《奏定章程》颁行，“师范馆”改照《优级师范学堂章程》办理，改为“优级师范科”。〔10〕林传甲到任后，就在此负责国文教学。
就在林传甲上任的那一年，京师大学堂有一份《详细规则》颁布，规定教习要在上课前一星期（至迟五日前）将讲义送教务提调察核；每学期毕（至迟十日）又要将期内所授功课做一授业报告书，送教务提调察核（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1卷231）。林传甲五月到任，马上要赶编讲义；边教边写，“奋笔疾书，日率千数百字”，同年十二月学期完结之前共写成十六篇，就以这份讲义为学期“授业报告书”呈交教务提调。〔11〕可以想象，林传甲是非常匆促地草成这份“国文讲义”的，尤其我们考虑到他要面对不同的限制和要求。
按照《奏定优级师范学堂章程》，此科的课程共有三节：开始是“公共科”，学生在未“分类”以前共同修习，一年毕业；继而“分类科”（共分四类：第一类以中国文学、外国语为主；第二类以地理、历史为主；第三类以算学、物理学为主；第四类以植物、动物、矿物、生理学为主），三年毕业；“加习科”则供“分类科”毕业生自愿留习一年，深造教育理法。
“公共科”有八科，其中有“中国文学”一科，课程说明是：
讲历代文章源流义法，间亦练习各体文。
“分类科”共有四类，但都要修习“中国文学”科，三年课程的内容都是：“练习各体文”（璩鑫圭、唐良炎，413—424）。
林传甲到任后要教的是“分类科”课程，但他发觉班上学生，根本没有上过“中国文学”的课。于是他以半年的时间，为“分类科”学生补讲“公共科”一年的“中国文学课程”（《中国文学史》“目次”24）。林传甲说：
今“优级师范馆”及大学堂“预备科”章程，于“公共课”则讲“历代源流义法”，于“分类科”则“练习各体文字”。惟教员之教授法，均未详言。查《大学堂章程》“中国文学专门科目”，所列“研究文学众义”，大端毕备。即取以为讲义目次，又采诸科关系“文学”者为子目，总为四十有一篇。每篇析之为十数章，每篇三千余言，甄择往训，附以鄙意，以资讲习（1）。
以上详细交代林传甲实际教学需求和具体目标，目的在于揭示他的“国文讲义”是何等芜杂不纯的材料总汇。我们要注意的有几点：第一，按章程他要教的是“分类科”的“练习各体文”，但他要用半年去追补“公共科”的“讲历代文章源流义法，间亦练习各体文”的课程。第二，因为章程没有说明“优级师范科”的教法，他就“越级”取资于“文科大学”中的“中国文学门”的说明。第三，他取材并不专据“历代文章流别”一科，大概因为这一科的说明太简略——只有“日本有《中国文学史》，可仿其意自行编纂讲授”一句，他只好到处张罗；先借用“文学研究法”的四十一项说明作大纲，再掺杂其他科“关系文学者”，作为子目，凑成一部讲义。第四，这个“四十一篇”的初步构想，到后来大概因为教学课时所限，也可能是教学过程中发觉难以完全发挥，于是顺着次序编到“研究要义”的第十六项就告一段落；完稿时还得自圆其说：
大学堂讲义，原系四十一款，兹已撰定十六款。其余二十五款，所举纲要，已略见于各篇，故不再赘（“目次”24）。
第五，林传甲也没有忘记《大学堂章程》“历代文章流别”的指示，于是他就在开卷时声明：
传甲斯编，将仿日本笹川种郎《中国文学史》之意，以成书焉（1）。
事实上，《奏定大学堂章程》的“研究文学要义”，与日本《中国文学史》根本是两回事；目标不同，要求不同。林传甲如何结合、能否成功结合“研究文学要义”与日本“文学史”之意，将在下一节讨论。
二 “国文讲义”与《支那文学史》 及《奏定章程》的关系
上文提到，林传甲在非常匆忙的情况下草成这份“国文讲义”。他在这个学期完课以后不久，以拣选广西知县而离任，同年底又远赴黑龙江新职。一般授课讲义如果打算正式出版，往往通过不止一次的讲授试验，以更长的时间打磨修订；林传甲的讲义有没有机会再用，目前的资料不足以查考。事实上，当这一部讲义四处流通的时候，林传甲人在关外，其事业的重心也不在“文学史”。十年后，他曾经回到北京，但交往的是“中国地学会”中人，不再措心“文学”（参林传甲《大中华吉林省地理志序》，《吉林纪略》，250页）。〔12〕其他人赋予这本讲义任何深义，与他已无关涉。
然而，今天我们重读这本早期的《中国文学史》，确能发掘到不少深义。20年代以还，郑振铎等人批评林传甲，主要是为了拆解不合时宜的“过去”，建构新的文学传统——寻求一种配合当前意识形态的历史书写模式。〔13〕此一拆建工程，可说非常成功。以后，从事中国文学研究专业的学者，大概都没什么兴趣去细读这一本老朽之作。〔14〕直到晚近，当时代不单容许、更催促我们反省自身的“位置”，究问一切的“理所当然”，我们才看到精彩的“林传甲研究”。
夏晓虹的《作为教科书的文学史——读林传甲〈中国文学史〉》（1995），最先带我们“回到现场”，看到这本《中国文学史》不外是一本“贯彻教学纲要的教科书”，不要误以为是“个人独立的撰述”（《作为教科书的文学史》，345—350页）；这种举重若轻的评断，自然与八九十年代的最新思潮有关。〔15〕
戴燕《中国文学史的早期写作——以林传甲〈中国文学史〉为例》（1997），则比照现今和过去，以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刺激我们的阅读和思维的习惯，“反思近百年来文学史著述所经历的过程”，并“借助早期文学史的桥梁去沟通古代，温故而知新”（《文学史的权力》，171—179页）。
米列娜（Milena Doleželová-Velingerová）又从“文学”多义的角度重读林传甲的文学史，认为他紧守旧儒家的“文以载道”的思想；所谓“文学”，于林传甲而言，只是宽泛的“人文学”（humanities）。对这本《中国文学史》，米列娜只能表示失望（" Literary Historiography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 The Appropriation of Cultural Capital, 129-134）。
上述几篇精彩的论文，让我们受益匪浅。这里可以补上的一笔是：林传甲的“文学史书写”，其实是历史上一次有意无意的“错摸”。其间的周转过程，或者可以从林传甲的讲义与笹川种郎《支那文学史》的关系说起。
（一）仿日本笹川种郎《支那文学史》之意
日本文学史的书写，可以明治二十三年（1890）为一个标记。作为日本第一本的国家文学史，由三上参次、高津锹三郎合著的《日本文学史》，在这一年正式面世。同年又有上田万年编选的《国文学》，芳贺矢一、立花铣三郎《国文学读本》出版；落合直文、池边义象、萩野由之的《日本文学全书》也在明治二十三年到二十五年（1890—1892）完成。这些著编的出现，代表日本学术中的“国学”蜕变为“国文学”的时代；一时间，与欧洲“民族国家”观念密切相关的“国语文学”和“国家文学史”的思潮大盛。〔16〕为了适应时世，汉学研究亦进行了深刻的改革；新进的汉学研究者，开始借用新近输入的方法，重新讨论“支那”的“文学”。〔17〕笹川种郎的《支那文学史》就是这个风潮下的产物。这本《文学史》出版于明治三十一年（1898），全书分九期论述“春秋以前的文学”到“清朝文学”。其特色有两点：一、从地域人种风俗的殊相讨论中国文学的特色，二、以“想象”、“优美”等概念论述文学。前者源自欧洲的“国族”思想，尤其丹纳《英国文学史》（Hippolyte Taine,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1864）的“人种、环境、时代”的分析架构；后者也是从西方输入的现代“文学”规范。至于现代中国论者将这本《文学史》与林传甲之作相比时，就特别重视笹川对小说戏曲等文体的论述（参黄霖《日本早期的中国文学史著作》，100页；夏晓虹，348页；戴燕，176页）。
笹川种郎的《支那文学史》出版后，很快就传到中国。在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1904年1月），也就是《奏定章程》颁行的同时，上海中西书局把这本书翻译，改题为《历朝文学史》印行。林传甲固然有可能看过这个翻译本，但他对日本资料似乎很熟悉，他说“仿其意”之所本，应该是指日文的《支那文学史》。不过，林传甲究竟掌握了几多笹川之“意”，实堪怀疑。除了主张“师其意”等比较概括抽象的说法之外，在他的“讲义”的细节讨论中，共引述笹川三次，其中最惹人注目的是批评笹川《文学史》之重视元代小说戏曲：
日本笹川氏撰《中国文学史》，以中国曾经禁毁之淫书，悉数录之。不知杂剧、院本、传奇之作，不足比于古之《虞初》，若载之风俗史犹可。（坂本健一有《日本风俗史》，余亦欲萃“中国风俗史”，别为一史。）笹川载于《中国文学史》，彼亦自乱其例耳。况其胪列小说戏曲，滥及明之汤若士、近世之金圣叹，可见其识见污下，与中国下等社会无异（182）。
今天我们会觉得林传甲的文学观极端保守，〔18〕其实当时戏曲小说在民间已非常通行，也开始有知识分子认识到小说的社会功能。不过，林传甲这种鄙视通俗世界的态度，却是身在建制的知识分子的正常表现；尤其在京师大学堂的环境之内，他并没有很多选择。我们注意到，《奏定章程》的众多文件中包括一份《奏定各学堂管理通则》，其中《学堂禁令章第九》有一则规定：
各学堂学生，不准私自购阅稗官小说、谬报逆书。凡非学科内应用之参考书，均不准携带入堂（璩鑫圭、唐良炎，482）。
这个禁令，大概执行得颇为认真。京师大学堂光绪三十年（1904）的档案中有这样的纪录：
总监督示：查《奏章》以学生购阅稗官小说，垂为禁令。瞿士勋身为班长，自应恪守学规，以身作范。乃携《野叟曝言》一书于自习室谈笑纵览。既经监学查出，犹自谓“考社会之现象，为取学之方”；似此饰词文过，应照章斥退。姑念初次犯规，从宽记大过一次，并将班长撤去。特示（北京大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252）。
我们可以想象：林传甲要督导如这位班长一类的学生，如果他的思想不能配合，也会是相当痛苦的事。由是，我们固然不会欣赏林传甲的守旧，但也不必过于深责。反之，他从体例角度去思量“文学史”与“风俗史”分流划界的问题，似乎保存了一种严格的学术态度。可惜，他大概没有真的去编写“中国风俗史”，他的“国文讲义”的体例，也不算很严谨。
林传甲在“讲义”第九篇《周秦诸子文体》另有两次提到笹川《支那文学史》：一是论庄子，另一是论韩非子。复检笹川原书，可见《支那文学史》在这两个地方的讨论都能配合全书的宗旨，以南北人种之说立论；例如说庄子与孟子分别绍述南方老子与北方孔子的精神（57—64），韩非子的文学是南北合流的表现（69—74）。笹川又能从发展的角度分析各家的思想文辞，赢得夏晓虹、黄霖、米列娜等学者的赞赏（夏晓虹，348；黄霖《日本早期的中国文学著作》，100页；Doleželová，130—131）。
林传甲虽然引述笹川的论点，但他自己的观察点却完全不同。论韩非子“创刑律之文体”，重点在于韩非子的法家思想（110—111）。论庄子文辞时提及孟子，但依林传甲的体例，两者更重要的分野在孟子属“经部”，而庄子入“子部”（78、103、108—110）。又如林传甲辨屈原《楚辞》之体，结论是应入“子部”。〔19〕《中国文学史》由第七篇到第十六篇，先是经、子、史等体的辨识；然后是集部的历朝各体、骈散分合等的体认。这种辨体工夫，主要从功能角度做剖析，例如说“《周髀》创天文志历之体”、“《神农》《本草》创植物科书文体”、“《孙子》创兵家测量火攻诸文体”、“《老子》创哲学卫生家之文体”。因为立足点在区别功能的异同，是“共时”（synchronic）意味的分析描述，并没有探究“历时”（diachronic）轨迹上的变化承传。因此，与笹川的论述倾向，明显不同。
（二）取大学堂章程以为讲义
上文指出，林传甲《中国文学史》各篇题旨，包括各种文体的标目，都是从《奏定大学堂章程》“文学科大学·中国文学门”课程中的“研究文学之要义”一节，顺次抄来，因此学者们都说林传甲这部教材“不折不扣地执行了《章程》中有关文学研究”的规定（戴燕《文学史的权力》，7页；又参夏晓虹，350；陈平原《中国大学百年》，117—118页）。然而，经过细心查考以后，我们发觉林传甲并不如大家想象的“循规蹈矩”。
上一章分析《奏定大学堂章程》“中国文学门”的设计，曾指出这是一个形式上相当工整匀称的架构，具备现代“学科”的规模。虽然就“文学”定义的内容来看，其观念还是不离传统“词章”之学；但规划方式却有现代意义：论文学的本体有“周秦至今文章名家”，从历时角度讨论文学的有“历代文章流别”，从作品于读者的接受层面着眼的有“古人论文要言”；周边的支援科目有“说文学”、“音韵学”、“周秦传记杂史·周秦诸子”、“四库集部提要”、“西国文学史”等。“研究文学要义”是总纲科目“文学研究法”的说明，其范围当然广及整个课程的各个环节；这四十一款的说明与“历代文章流别”或者“中国文学史”根本广狭有别，重点不同。林传甲为了讲授“优级师范科”的课程，顺手借用另一级别、另一科目的课程说明头十六款，其效果必然超出《奏定章程》原来的设计。
再者，林传甲还有不少“不依规矩”的地方。例如《奏定大学堂章程》特别交代：“文学家于周秦诸子当论其文，非宗其学术也”（璩鑫圭、唐良炎，357）；《奏定优级师范学堂章程》再声明“周秦诸子，……文章家尤不能废”（璩鑫圭、唐良炎，424）。其原意固然是“尊经卫道”，却适时地带给“文学”一个“专业”的学科地位。于此，林传甲完全表现出一种反抗的态度，说：
“文学家于周秦诸子当论其文，非宗其学术也”，此张南皮之说也。窃以为学周秦诸子，必取其合于儒者学之，不合儒者置之，则儒家之言已备，何必旁及诸子？所以习诸子者，正以补助儒家所不及也。吾读诸子之文，必辨其学术，不问其合于儒家不合儒家，惟求其可以致用者读之；果能相业如管仲、将略如孙吴，胜于俗儒自命为文人矣（116）。
林传甲这套论说，大概是维新派的主张，与康、梁的思想相近。然而，若就“文学”专科的发展而言，林传甲之轻蔑“文人”，可说是“走回头路”。我们又说过，林传甲在《周秦诸子文体》一篇，曾征引笹川《文学史》两次。可是，同篇中却曾引述日本小宫山绥介《孙子讲义》三次、大田才次郎《庄子讲义》一次、远藤隆吉《中国哲学史》三次（105、106、108、109、112、113）。由此可见林传甲对诸子“学”的兴趣，远远大于诸子“文”。再如论《史记》，林传甲批评“今人”之“不求其实，而求其文”，他的愿望是：“愿学者博考乎图史，以成有用之文”（129）；又批评《昭明文选》及“近世选古文者”，不收江统“关系民族兴衰”的《徙戎论》，“可谓无识”（156）；又说：“吾惟祝今日之实学，远胜古人；不欲使才智之士，与古人争胜于文艺”（169）。这种思考，充斥全书。从这个角度而言，林传甲的见解并不反映《奏定学务纲要》所说“大学堂设有文学专科，听好此者研究”的“专业”取向（璩鑫圭、唐良炎，493）。
林传甲于《奏定大学堂章程》的“变通”，还见于“研究文学要义”中两则纲领式说明的借用。原来《章程》第五则是：“‘修辞立诚’、‘辞达而已’二语为文章之本”，第六则是：“古经‘言有物’、‘言有序’、‘言有章’三语为作文之法”（璩鑫圭、唐良炎，355）。两项说明都是传统文学观念的表现：前句认为文字著述要本于至诚之心，不慕浮华；后句说明为文必须言之有物，也要合乎规式程序，有一定章法。然而到了林传甲手中，却变成“修辞”、“章法”和“篇法”的讲授，变成纯粹的语文操作的指导了。他的“国文讲义”第五篇题下注说：
日本文学士武岛又次郎所著《修辞学》较《文典》更有进者，今略用《文典》意，但以修辞达意之“字法”、“句法”，著于此篇；又以“章法”、“篇法”，著于下篇。其详则别见《文典》（52）。
所谓《文典》，大概是讲授规范语法的教本；有没有正式成编，一时未能详究。〔20〕不过“国文讲义”中，以两篇共三十六章来讨论“修辞”、“章法”，看来是要照顾《奏定优级师范学堂章程》的课程要求；因为按规定，“公共科”和“分类科”的“中国文学”都要“练习各体文字”。“写作”及“指导写作”，都是师范教育的重要环节。篇中若干夹注如：“此篇多本家慈刘安人之家庭教育法。……谨质之留心教育者”（52）。“此章为蒙学教授法”（53）。“此章原于《内则》，今西人蒙师多以妇人充之，中国乃以为老儒娱老之事，故不能体察孩提性情，诸多窒碍”（54）。清楚说明“教育法”是这些章节的目标之一。林传甲这个做法，以“师范科”来说，当然合情合理；但把这部分课程的讲义，归并到题作《中国文学史》的著作中，就不伦不类了。
三 《中国文学史》的文学史意识
从《中国文学史》的整体结构来看，当中“历时”意识非常薄弱，其基本的限制是由林传甲自己的选择而造成的，因为他要依照“研究文学之要义”顺次论述。〔21〕这个原则定立以后，林传甲只能在原有各款说明的范围内论述。当中部分项目本来就是讲述各种变化的，例如开首三则：《古文籀文小篆八分草书隶书北朝书唐以后正书之变迁》、《古今音韵之变迁》、《古今名义训诂之变迁》；因此，林传甲“国文讲义”的头三篇也是“变迁源流”的讲述。在这里，林传甲提到“言语亦随时代而变”、“孔子犹随时，此其所以为圣之时”等关乎时间因素的话题（1、26、28）。照理他可以顺流而下，从“历时”角度论述文学，进行真正的“文学史”书写。然而，因为“研究文学之要义”关乎“词章”的骨干部分主要是举列“文体”，而林传甲也照跟着“经、史、子、集”四部分体论述，再加上他自己“变通”的修辞、章法环节，于是，《中国文学史》的“史”的感觉就不强了。
然则林传甲如何理解自己的“国文讲义”与“中国文学史”的关系？如何理解自己标榜的“仿日本笹川种郎《中国文学史》之意”呢？
林传甲在《中国文学史》目次后说：
右目次凡十六篇，每篇十八章，总二百八十八章。每篇自具首尾，用“纪事本末”之体也；每章必列题目，用“通鉴纲目”之体也（目次，24）。
南宋袁枢所创的《通鉴纪事本末》，因事命篇，“每事各详起迄，自为标题；每篇各编年月，自为首尾”，是当时非常受推崇的历史体裁。〔22〕林传甲在讲义中也提到：“宋之袁枢，因通鉴以复古史之体，且合西人历史公例”（82）。他在开卷时以史书的体例来比附自己的“讲义”，看来不乏撰史的意识。细究之，原来袁枢“纪事本末”的主要功能在于叙述历史事件的起迄和发生经过，而各篇亦统合于“三家分晋”到“周世宗之征淮南”的数千年历史框架之中，其历史意识一点都不含糊。然而林传甲所谓“每篇自具首尾”、“每章必列题目”，很多时都没有一条“历时”主线贯穿其中；所谓“自具首尾”只是文章结构（“共时”）的首尾，而不是先后经过（“历时”）的首尾。这种比附的方式，大概可以反映林传甲在“命名”上随手摭拾的态度。
在《中国文学史》中最能符合“日本笹川种郎《中国文学史》之意”的部分，是以“集部”论述为主的第十二篇到第十四篇——《汉魏文体》、《南北朝至隋唐文体》、《唐宋至今文体》，依朝代时序排列，其“历时”意味比较明显。第十二篇题下有林传甲的夹注说明：
为史以时代为次，详“经世之文”而略于“词赋”。惟“文学史”例录全文，“讲义”限于卷幅，不能备录（143）。
这才是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的体例说明。他认为“文学史”需要载录“词赋”全文；再以此著本身作为“讲义”的限制，解释他的“变例”。事实上，他在这三篇中，乘着原来《奏定章程》以“历时”基准辨体之便，把论述尽量“变通”为“述其源流迁变”；譬如说：
西汉文继《战国策》之后，一变其嚣张谲辩，归于纯正，所以开一代之风气也（143）。
繁钦以后，文体渐靡；嵇康、阮籍以后，文体放恣少法度；而曹社墟矣（154）。
宋初承五代之敝，文体多沿偶俪；杨亿、钱惟演、刘荺之流，又从而张之（175）。
叙论都合乎“文学史”的意识。
此外，第十六篇题目是《骈文又分汉魏、六朝、唐、宋四体之别》；依《奏定章程》的原意，本也是辨识四种骈文的文体。林传甲又加以“变通”，说：“仿第十四篇例，论次至今日为止”，篇中描述由汉到清期间各种骈文文体；其间也包含了文学史发展变化的探析。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第十六篇第一节《总论四体之区别》，结合了辨体与“文学史”的思考：
文章难以断代论也。虽风会所趋，一代有一代之体制，然日新月异，不能以数百年而统为一体也。惟揣摹风气者，动曰某某规摹汉魏，某某步趋六朝，某某诵习唐骈文，某某取法宋四六。然以文体细研之，则汉之两京各异，至于魏而风格尽变矣；六朝之晋宋与齐梁各异，至于陈隋而音节又变矣；而唐四杰之体，至盛唐晚唐而大变，至后南唐而尽变矣；宋初杨、刘之体，至欧、苏、晁、王而大变，至南宋陆游而尽变矣。吾谓汉魏六朝，骈散未尝分途，故文成法立，无所拘牵，唐宋以来，骈文之声偶愈严，用以记事则近于复，用以论事则近于衍。……必欲剖析各家文体而详说之，非举《四库》集部之文尽读之，不能辨也（197）。
这里论说的重点是“变”，着眼于文学发展的流动性，可说是“文学史”的一种重要思路。再者，其论述的语气，又似是向《奏定章程》的“汉魏、六朝、唐、宋四体”划分挑战。可见在林传甲心中，《奏定章程》的科目说明并非不能侵犯的圣旨。他对《章程》的依违，不过是个人的选择。
以现今“中国文学史”的标准去责难林传甲的“国文讲义”，其中贬抑小说戏曲的观念，最为瞩目；这是京师大学堂的环境使然，也是林传甲个人的观念使然，上文已做讨论。然而，作为“中国文学史”而不讨论诗歌，即使以传统的“词章之学”立场来看，也说不过去。于此，林传甲也觉得需要解释，他在第十六篇中“李杜二诗人之骈律”一节题下说：
各国“文学史”皆录诗人名作，讲义限于体裁，此篇惟举其著者，述之以见诗文分合之渐（204）。
事实上，全书除了这篇之外，只有第九篇论屈原《楚辞》可算论及诗歌。至于第十六篇的重点所在，也是李白和杜甫的骈文，只有寥寥几句讲及杜甫的律诗古诗，看来有如虚应故事。
这种“重文轻诗”的做法，林传甲当然知道是不符“各国文学史”之意的；可是他并不很介意，只在此轻轻带过。辩解的理由又是：“讲义限于体裁。”然而，这个限制是从何而来的呢？从《奏定章程》的整个设计来看，诗赋本来就不是重点。上一章提到《奏定大学堂章程》并不鼓励“诗赋”的课习。中小学堂的“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字”课程虽然不离写作，但却声明“学堂之内万不宜作诗”（璩鑫圭、唐良炎，300）；因为在“致用”的要求下，文比诗重要。林传甲的关怀处，就是课堂上是否需要讲习，而不是“中国文学史”要不要叙论。其取舍之由，不是很明显吗？
四 结 语
综合以上观察，我们大概可以为林传甲的《京师大学堂国文讲义中国文学史》做一历史的定位。这是京师大学堂附设优等师范科的“中国文学”科讲义。因为是讲义性质，所以与用心致志的著述不同；为了在短时间内编就，匆忙急赶之中难免有疏漏驳杂之处，而且很可能会随手摭拾一些可用的材料、可借用的观念。我们以为“中国文学史”之题，只是摭拾的观念之一；林传甲的主要目标是编“国文讲义”多于撰写“中国文学史”。这份师范教育的“国文讲义”，既要照顾“国文”科的语言文字的知识，修辞成文的写作法则，以至经史子集的基础学识，又要兼顾教学法的讲授，以及乘隙推广维新思潮，以期造就“有用”之才。“历代文章源流”是林传甲因为教学需要而追补的课程，只占他的许多思虑的一部分。因为讲义封面题上“中国文学史”的字样，林传甲又在卷前以“仿日本《中国文学史》之意”作口号，所以我们会对它做出错误的、过分的要求；这本著作根本承担不了“文学史”的任务。
今天如果我们还要深究这本“国文讲义”如何模仿日本从西方学来的“文学史”体式，创为国人“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典范，就一定会失望。上文提到郑振铎批评林传甲“不懂文学史的体裁”；他的判断根据虽失之疎简，但结论却不无道理，因为这是一本“错体”的“中国文学史”。
注 释
〔1〕 最近郭预衡指出翟理斯之作的出版年份是1897年，属于戈斯主编的《世界文学简史丛书》的一种（《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西洋〈中国文学史〉的撰写》）。此说并不准确。Edmund Gosse （1849-1928）主编的Short Histories of the Literatures of the World各种从1897年开始由英国Heinemann出版社陆续出版，1897年出版的是《希腊文学史》、《法国文学史》和《英国现代文学史》；《中国文学史》的出版时间的确是1901年。
〔2〕 又据知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中国社会与国家”年会论文集第二十二卷第三期有几篇文章论及瓦西里耶夫和他的《中国文学史纲要》：A. N. Hohlov, "The Unknown about Well-known: Report of V. M. Alekseev about Russian Orientalist V. P. Vasiliev"; E. P. Tarakanova, "Bibliographic Materials on Academician V. P. Vasiliev"; S. V. Nikol' skaya, "The Sketch of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by V. P. Vasiliev and the Novel Journey to the West by Wu Cheng' en"；原文未见，志于此以备学者进一步查考。
〔3〕 “中国文学史”从二三十年代开始大量生产，另一个原因，甚或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回应市场需要。据张隆华记载，当时初中课程的必修科就有“文学史略”，高中必修科亦有“文学史”。由于就学人口急促增加，“文学史”著作的市场愈见庞大（《中国语文教育史纲》，177页）。与此同时，赶写“教科书”以应学校教育急需，就成为众多“文学史”千人一面、陈陈相因的借口。
〔4〕 据陈玉堂记载，林传甲的讲义有1904年和1906年印本；1910年开始在《广益丛报》连载；1910年由武林谋新室出版（《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3页）。笔者所见的广州存珍阁版封面标题作《京师大学堂国文讲义中国文学史》，版权页注明：“民国甲寅年二月重校正印行。”
〔5〕 近年有不少学者还在讨论“第一”谁属的问题，候选人除了林传甲之外，还有黄人（黄摩西）、窦警凡二人（参孙景尧，170—190；王永健《中国文学史的开山之作》，13—26页；王永健《“苏州奇人”黄摩西评传》，204—211页；高树海，115—119；周兴陆《窦警凡〈历朝文学史〉》；周兴陆《关于窦著〈历朝文学史〉的答复》；苗怀明，95—97）。事实上，三人所著“文学史”各有特点，所牵连的文学观以至文化政治亦各不相同，很难在同一水平上做比较。即使要排列先后，究竟应以“撰写时间”、“油印流通时间”，还是“书商出版发行的时间”来推算，已见夹缠不清。我们相信，学界应该深入分析几部文学史的著述模式、与时代思潮的互动关联、所蕴藏的文化意义等议题，“第一谁属”大概不是最重要的问题。
〔6〕 孙景尧《真赝同“时好”》一文以为“学界常提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是开山之作，而黄人写的同类巨著，却被冷落一旁”；之所以有这种“厚此薄彼”的现象，原因是林著虽“赝”而合乎学界的“时好”，黄著虽“真”却与时尚不同；而“时好”又是源于“日本的中国文学史观”，后来演成“一尊定局的中国文学史认识”（见孙景尧，171—180）。其实，孙景尧的推断与事实之间有很大落差，在此不及详论，姑且先提两点：一、林著之瞩目，是因为挟“京师大学堂国文讲义”之名而流通广远；黄人一百七十万字、共二十九册的“空前巨制”因为流传不广而罕为人知（参陈玉堂，1—2），学界根本无从讨论，谈不上选择取舍。二、林著之屡见于文学史的论述，主要是作为“反面教材”被拈出来抨击；与“时好”的关系，似是“对立”多于“相生”。
〔7〕 据庄吉发《京师大学堂》的“各科教习一览表”，林传甲的离职日期是光绪三十二年（1906）（156）；但其他资料说明他在1905年12月已“奉调黑龙江”；在此以前他已拣选广西知县，曾往日本东京考察政治和教育；广西布政使张鸣歧又委办文案，按察使余诚格委办警察学校。可知林传甲真正在京师大学堂的时间很短。
〔8〕 戴燕有文章介绍林传甲《中国文学史》以外的两本著作：《筹笔轩读书日记》和《黑龙江乡土志》（《把旧学换了新知》，98—105页；又见《文学史的权力》，180—190页）。前者是林传甲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一年的日记，从中可以见到他的维新思想，和对算学、舆地之学的重视；后者关乎他在黑龙江推广普及教育的工作。
〔9〕 分科大学在宣统二年（1910）二月开学（参学部《奏分科大学开学日期片》，《北京大学史料》1卷202页；庄吉发，54；郝平，214）。
〔10〕 当时的具体情况，可以从大学堂斋务提调《为优级师范生分类选课事告示》见到（北京大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201；又参庄吉发，53）。
〔11〕 江绍铨为林传甲写的序文说：“〔林传甲〕甲辰夏五月来京师主大学国文席，与余同舍；每见其奋笔疾书，日率千数百字。不阅四月，《中国文学史》十六篇已杀青矣”（《中国文学史》卷前；引文据广州存珍阁本。下文同此，仅标页码）。林传甲自己又说：“昔初编义时，曾弁短言为授业豫定书。今已届一学期，爱辑期内所授课，为报告书，由教务提调呈总监督察核焉”（目次，24）。
〔12〕 有关“中国地学会”，可参邹振环，330—336。
〔13〕 Doleželová and Král主编的The Appropriation of Cultural Capital: China's May Fourth Project一书各篇文章曾就这个问题做了不同角度的剖析，很值得参考。
〔14〕 一直到60年代，才见到梁容若《中国文学史十一种述评》一文正式评论林传甲之作，但所评非常简略（《中国文学史研究》，122—123页）。
〔15〕 80年代中叶先后有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观念，王晓明、陈思和主催的“重写文学史”运动，其牵连的思想领域固然很广，但或多或少都与重新思考“教科书”的规限有关（参陈国球《导言》，4—6页；陈思和，44—64；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300页）。
〔16〕 三上和高津就试图区辨不同国家的文学特质，如“支那文学”是“豪逸／雄壮”、“西洋文学／泰西文学”是“精致”、“日本文学／我邦文学”是“优美”，以为是“国民特性的反映”。这种区辨国族的思想，也反映在教育建制之上。原来创立于1877年的东京大学，“文科大学”下设“史学哲学及政治学科”、“和汉文学科”，到了1885年，“和文学”从“和汉文学科”独立出来，1889年“和文学科”改称“国文学科”（参长谷川泉；Brownstein, 435-460; Karatani, 193-194）。
〔17〕 在三上和高津之作未出版时，留学英国的末松谦澄曾在1882年于伦敦“日本学生会”做先秦文学的演讲，其讲稿以《支那古文学史略》之题在同一年出版（参河田熙《支那古文学史略小引》，末松谦澄，卷前）。这本著作虽然显示出当时日本学者对过去的“汉学”传统的不满（参土田政次郎《跋》，末松谦澄，31—32），但因所论范围和篇幅都太小，近代的“文学史”思维模式尚未能充分发挥。有关日本早期的“中国文学史”书写，可参松本肇等，13—130；黄霖《日本早期的中国文学史著作》，96—100页；郭预衡。
〔18〕 黄霖在比较笹川和林传甲的“文学史”时说：“在当时，衡量论者的文学眼光的一杆重要的标尺，即是对小说戏曲是否重视。林传甲在《中国文学史》中骂笹川临风在《支那历朝文学史》中注重小说戏曲为‘识见污下’，实则暴露了他自己缺乏文学的眼光”（《日本早期的中国文学史著作》，100页；又参黄霖《近代文学批评史》，784页）。
〔19〕 这是林传甲其中一次颇为得意的辨体。他的根据是：屈原可与老子、庄子并列，但老子和庄子之文，都不入“集部”；《史记》中屈原与贾谊同传，而贾谊《新书》亦列子书；《楚辞》不能列于“经部”，因为未经孔子删定（114）。其辨体的准则，可说和现今大家认识的“文学”全无关系。
〔20〕 林传甲在讲义目次之后提到：“传甲更欲编辑《中国初等小学文典》、《中国高等小学文典》、《中国中等大文典》、《中国高等大文典》，皆教科必需之课本”（目次，2）。在讲义开篇又说：“或课余合诸君子之力，撰《中国文典》，为练习文法之用，亦教员之义务，师范必需之课本也”（1）。但目前未见有《文典》成书的资料。
〔21〕 陈平原《新教育与新文学》讨论林传甲之紧跟《章程》时指出：“同是京师大学堂或北京大学的讲义，不见得非囿于‘章程’不可”（《中国大学十讲》，119页）。如果参考庄吉发对现存其他京师大学堂讲义的描述，反而显得林传甲倚赖《章程》编讲义的做法是个特殊的例子（庄吉发，67—74）。
〔22〕 《四库提要》评论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时说：“枢乃自出新意，因司马光《资治通鉴》区别门目，以类排纂。每事各详起迄，自为标题；每篇各编年月，自为首尾。始于‘三家之分晋’，终于‘周世宗之征淮南’，包括数千年事迹，经纬明晰，节目详具，前后始末，一览了然。遂使纪传、编年贯通为一，实前古之所未有也”（纪昀等，675）。梁启超也说：“夫欲求史迹之原因结果以为鉴往知来之用，非以事为主不可，故‘纪事本末’于吾侪之理想的新史最为相近”（《中国历史研究法》，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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