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范梈的著作与《海康集》

范梈（1272—1330），字亨父，一字德机，人称文白先生，元代江西行省临江路清江县（今江西樟树市）人。《元史·范梈传》：“范梈，字亨父，一字德机，清江人。家贫，早孤，母熊氏守志不他适，长而教之。”范梈的人生比较凄苦，他出身贫寒，而且幼年丧父，赖寡母守志不嫁，亲自把他抚养和教育成人。他生于元朝，当时朝廷已废除科举，他以算命先生的身份卖卜京师，以谋取进身，其穷愁潦倒可见一斑。幸运的是，喜爱贤才的董士选发现了他，让他以家庭教师的身份暂时在董家栖身，后推荐他为左卫尉教授，继而任翰林院编修，他才走上了仕途。但时运不济，遭逢官员贬职风潮，他改任为海北海南道肃政廉访司照磨，在雷州沉沦于九品的下僚长达八年，后任福建闽海道廉访司知事、经历等职。他一生官位不高，最高的经历一职也仅从七品，致使他一家十口时常无米下锅。妻子易氏早卒，他本人身有痔病，长期体弱多病，使他五十八九岁便早早地离开人世。他去世时，长子范继文（小名山寿）才七岁，次子四岁。他的好友虞集《题元范梈范德机诗集后》叹道：“遗稿飘零存梗概，孤儿瘦弱赖高情。”^[1]他逝世后，遗孤挣扎在死亡线上，遗稿无人整理保护，以致飘零散佚。面对此情此景，老友忍不住为他的不幸遭遇而潸然泪下。

但是，范梈却是元代一位颇有建树的儒士。他一生以“每饭不忘君”的杜甫为楷模，在黑暗的时代里始终坚守道义，为官正直，施惠于民，赢得人民的好评。在文学上，他诗歌散文兼擅，尤长于古体诗，自出机杼，开创有元一代诗风。诗歌上，他与虞集、杨载、揭傒斯一起，被誉为“元诗四大家”，著作传世的有《范德机诗集》、《范文白诗集》等。书法上，有《北斗道经》等作品，成为一代大家。

一、范德机与元诗四大家

范梈在元代诗歌史上的地位很高。他虽然生在“九儒十盗”的时代，但是在文学上却坚持雅正诗风，拒绝勾栏瓦舍习气，成为元诗四大家之一。

元诗四大家的形成有个酝酿过程。在元代诗歌的代表者里，有推许范梈的。揭傒斯《傅与砺诗集序》：“自至元建极，大德承化，天下文士乘兴运，迪往哲，稍知复古。至于诗，去故常，绝模拟，高风远韵，纯而不杂，朔南所共推而无异论者，盖得江西范德机焉。”^[2]诗序作于元统三年（1335）七月，此时范梈已去世五年，揭傒斯的陈述应当被当时社会所公认。明李东阳《镜川先生诗集序》：“元之盛时，称范德机善作，刘会孟善评。”^[3]明练子宁《中丞集》卷上《黄体方诗序》：“元初，惟清江范德机，清修之节，超卓之见，发而为文，以鸣其一代之盛。亦往往有能蹈其轨辙者。盖非特其祖述之工，由其本诸中者，有以异于人也。”文章所谓“蹈其轨辙”，是在“李太白神仙之流”的语境下，认为元代范德机的诗歌有李白之风，因此成为“一代之盛”。这些评论说明在元、明之时，他曾被推为元代文学的主要代表。

元代文学的代表也有推举二人的，如“南州双璧”说。《元明事类钞》卷二十一：“柳贯诗：‘南州双璧范与虞，君当赋诗倾明珠。’按：此谓范梈、虞集。”这里，以范梈与虞集并驾齐驱，作为元代文学标志。柳贯的原诗为《为蒋英仲作颜辉画〈青山夜行图〉歌》，诗云：“心融意定不少假，收揽奇怪一笔模。蒋君闲朝携过予，墨色照几晴光铺。老颜未老为此图，柳子歌罢三呜呼。南州双璧范与虞，君当赋诗倾明珠。”^[4]柳贯（1270—1342），字道传，元代婺州浦江（今江西兰溪市横溪）人，受学于金履祥，博学多通，名列儒林四杰。柳与范为同时人，诗歌主题歌咏颜辉的画——《青山夜行图》的“奇怪一笔”，以及当事人蒋英。但诗歌笔锋一转，转到当时诗坛的泰斗——范梈与虞集：希望你的画能得到他们倾以“明珠”般的赋诗相助，这就能为你的画增价。其时，范梈与虞集并不在场，诗人叙述的是当时的社会舆论和风尚：他们作为当代文坛的巨星，享有至高无上的声誉，因而他们的诗歌被世人高山仰止。在这里，范梈与虞集被视为元代文坛的双子星，他们两人都是文坛的统帅。

元代文学的代表也有多家并举的。元杨维祯《剡韶诗序》：“我元之诗，虞为宗，赵、范、杨、马、陈、揭副之，继者叠出而未止。”^[5]所举七家中，虞指虞集，赵指赵孟，范指范梈，杨指杨载，揭指揭傒斯，其他还有马祖常等。明章懋《新刊杨铁崖咏史古乐府序》：“昔者元氏之有天下也，收南宋之遗才，而迪简在王廷，风教稍振。故文章一脉，代有作者，未尝绝响。若虞伯生、范德机、杨仲弘、揭曼硕、欧阳原功、马伯庸、萨天锡暨吾乡黄晋卿、柳道传诸人，各以其诗文鸣，莫不涵淳茹和，出入汉唐，郁乎彬彬，何其盛也。”所举九家，虞、范、杨、揭居首。明王世贞亦主多家之说，其《艺苑卮言》：“元诗人，元右丞好问、赵承旨孟、姚学士燧、刘学士因、马中丞祖常、范应奉德机、杨员外仲弘、虞学士集、揭应奉傒斯、张句曲雨、杨提举廉夫而已。”^[6]

但经过历史的选择，元诗四大家之说最终形成。其实在多家代表说中，已经包含虞、范、杨、揭四人，这离四大家之说并不遥远。在此基础上，四家说便顺理成章地产生了。揭傒斯《范先生诗序》：“（范梈）与浦城杨载仲弘、蜀郡虞集伯生齐名，而余亦与之游。”^[7]这也隐含了四家说。在揭序中，还说到虞集的评论：“杨仲弘诗如百战健儿，范德机诗如唐临晋帖，揭傒斯诗如三日新妇”，虞集自评己诗为汉廷老吏。这些语境的背后，便是社会公认的元诗四大家说。

元诗四大家之说的典型表述，出自陶宗仪。清姚之骃《元明事类钞》卷二十二：“《辍耕录》：国家诗称虞、杨、范、揭。”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成于元末，此时“元诗四大家”之说已成定论。《新元史·杨载传》：“故元一代之诗，称虞、杨、范、揭云。”四大家的另一种表述，是“元诗四杰”。明熊逵《清江诗法序》：“范先生以诗鸣世，其时与蜀郡虞伯生，浦城杨仲弘，丰城揭曼硕四先生者，在元号四杰焉。”^[8]四大家与四杰，只是用词有别。明毛晋编选了《元四家诗》，其中收《虞集诗》八卷、《杨载诗》八卷、《范梈诗》七卷、《揭傒斯诗》三卷。《四库提要》说：“明毛晋编《元四家诗》二十六卷……乃晋以意摘抄，非其完本，且四家各有专集，亦无庸此合编也。”对毛晋《元四家诗》不以为然。其实，《四库提要》并不明白毛晋编《元四家诗》的深意：《元四家诗》以刊本的形式将陶宗仪四家诗之说确定下来，并传之天下，使“元诗四大家”成为一个客观的存在。毛晋对于元诗四大家之说的确立，其功不亚于陶宗仪。

平心而论，一个人的黄金时代为30年，这便是古人以30年为一代的内在根据。因此，元代90年的文学，实际上就是三代人的文学。第一个30年即第一代人时，天下初定，文学正在起步，虽然也有如姚燧被称为文章大家者，但是难以代表整个元代。第三个30年即第三代人时，天下动乱正在酝酿，元代已难掩亡国颓势，文学也不能成为时代的代表。第二个30年即第二代人时，也即延祐、天历之间，文学达到鼎盛阶段，故它成为元代文学的当然代表。而在延祐、天历时期的文坛中，虞、杨、范、揭是其中的佼佼者，故“元诗四大家”之说，具有客观性和合理性，故逐步被后人接受。今《中国文学史》：“元诗四大家，是指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四人。他们都是当时的馆阁文臣，因长于写朝廷典册和达官贵人的碑版而享有盛名。他们的诗歌典型地体现出当时流行的文学观念和风尚，所以备受时人称誉。”^[9]其说并非没有瑕疵，例如杨载和范梈的官位便不高，而且二人并无碑版文传世。在论述四人的论据中，这二人的论据悬空，其说的科学性便大打折扣。但是，元诗四大家备受时人的称誉，这却是正确的。

当然，对“元诗四大家”之说并非没有异议。明宋濂《待制集后记》：“国子监丞、莆田陈公旅尝评之曰：‘柳公之文，庞蔚隆凝，如泰山之云层，铺叠涌杳，莫穷其端倪。天历以来，海内之所宗者，惟雍虞公伯生、豫章揭公曼硕、乌伤黄公晋卿及公，四人而已。’识者以为名言。呜呼，先生之于文，可谓至矣。”^[10]《待制集》，即他的老师柳贯的文集。宋濂等撰《元史》卷一百八十一《柳贯传》，更称柳贯、黄溍、虞集、揭傒斯为“儒林四杰”，而不及范。当然，“元诗四大家”与“儒林四杰”并不是同一个概念，但也有一定联系。这在当时有一定的代表性，程钜夫曾对柳贯说：“天下文章，今属子矣。”但是不要忘了，宋濂是柳贯、黄溍的弟子，其《待制集后记》即署“门人金华宋濂谨记”。门人宋濂对老师柳贯的赞誉还表现在《柳贯赞》、《元故翰林待制承务郎兼国史院编修官柳先生行状》、《元故翰林待制柳先生谥文肃议》等文中。学生私爱之语，不能视为历史定论。清沈钧德《元诗别裁集序》说：“至如赵（孟）、虞（集）、杨（载）、范（梈），皆卓然成家，为正宗。”^[11]而不及揭傒斯。元陶宗仪说：“国朝之诗，称虞、赵、杨、范、揭焉。”^[12]清顾嗣立《寒厅诗话》云：“延祐、天历之间，风气日开，赫然鸣其治平者，有虞、杨、范、揭；又称范、虞、赵、杨、揭。一以唐为宗，而趋于雅，推一代之极盛。时又称虞、揭、马（祖常）、宋（本聚）。”顾嗣立一下就提到“元四家”的两种不同的说法，五家说则在范、虞、杨、揭中加上赵孟。但是一般而言，比较一致的说法是虞、杨、范、揭，即“元诗四大家”。清宋荦《漫堂说诗》：“元初袭金源派，以好问为大宗，其后则称虞、杨、范、揭。”另外，还有在四家中又分出高下优劣的。如清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下：“虞、杨、范、揭，四家诗品相敌，中又以汉廷老吏（伯生自评其诗语）为最。”清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五说：“总之，杨、范、揭三家，不应与虞齐名。其所以齐名者，或以袁伯常、马伯庸辈，才笔太纵，转不若此三人之矜持格调者，谓可以绍古乎?然以格调论之，范稍雅饬，揭稍有致，杨则平平，皆非可语于道园之‘学古’也。”沈德潜和翁方纲均推尊虞集为最，不无道理。范梈《怀京城诸公书崖州驿四首》之四即称赞虞集为：“妙为文字吾雄甲，精切于今孰与俦。”这是范梈时代推虞集为“吾雄甲”的最早记载。翁方纲虽有上说，但他也承认，“元诗四大家”说的产生自有其原因。其实，中国文学史上诸如“四大家”、“四杰”、“四士”、“八大家”等说，无不有可议之处者。但是，它们又是社会约定俗成的结果，自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后人没有必要锱铢必较，一定要在四人中分出个雌雄来。

学界对范梈的研究是比较少的。自1980年以来，有关范梈研究的论文主要有：刘厚章与涂文安的《范梈不是恩施人》［《鄂西大学学报》，1986（1）］及《元代诗人马祖常和范梈的籍贯——新版〈辞海〉两条注释辨误》［《中国文学研究》，1986（2）］、肖永凤《范梈诗歌的艺术特色》［《六盘水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3）］、利煌《浅谈元代诗人范梈的道教情结》［《萍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4）］、余珊珊《〈木天禁语〉考辨》［《河北北方学院学报》，2009（5）］等少数几篇，且都停留在研究起步阶段。

在范梈工作过的雷州地区，对范梈的研究也十分稀少。黄振强的《历代名人与雷州半岛》^[13]、《徐闻文史》第二十辑《诗词楹联选》等，选了范梈的《登沓磊驿楼自此渡海》等诗，注意到范梈留下的诗歌。此外，鲜有述及范梈与雷州者。

范梈不仅在雷州任职海北海南道肃政廉访司照磨，而且还著有诗集《海康集》。《海康集》是雷州历史上第一本以雷州地名命名的诗集，这部诗集对研究雷州的历史和文化，提供了十分宝贵的文献资料。

二、范德机的著作

明宋濂等撰《元史》和民国柯劭闵等撰《新元史》的最大缺点，是没有《艺文志》。其主要原因，是元朝对文籍的轻视，造成《艺文志》的编写缺乏史料基础。元朝在天历二年（1329）才设立艺文监，其时元朝的国运已过大半。艺文监地位不高，秩从三品，隶属于奎章阁学士院。此外，朝廷对艺文监极不重视，至正六年（1346），大臣们还在为是否废除奎章阁学士院和艺文监而争论，文化典籍在元朝生存的艰难便可想而知了。《元史》卷一百四十三载当时大臣们针对废除奎章阁学士院和艺文监的意见：“民有千金之产，犹设家塾，延馆客。岂有堂堂天朝，富有四海，一学房乃不能容耶?”元朝不能容学房，表现出它对待文化典籍的态度甚是恶劣。艺文监的主要职责，是翻译蒙古语著作和校勘汉语儒书，主管者艺文监丞的职责即参检校阅书籍，其狭隘可见一斑，但它还不时受到不容许其存在的威胁。因而，元朝并没有留下可以给后人编《艺文志》的资料。清钱大昕有《补元史艺文志》，其《序》云：“元起朔漠，未遑文事。太宗八年（1236），始用耶律楚材言，立经籍所于平阳（今山西临汾）编集经史……至正，儒臣撰《秘书监志》，仅纪先后，送库若干部、若干册，而不列书名。明初修史，又不列《艺文》之科，遂使石渠、东观所储，漫无稽考。”^[14]《元史》无《艺文志》，是元代文化恶劣的生存环境和野蛮的文化政策的必然结果。

与此相联系，虽然范梈名列元诗四大家，但原著却没有保存下来。今存的范梈著作主要是诗歌选本，《四库提要》：“《范德机诗》七卷，元范梈撰。梈字亨父，一字德机，清江人。以荐为左卫教授，迁翰林院编修官。出为岭海廉访使照磨，历转江西、湖东。后选充翰林应奉。又改闽海道知事，移疾归。天历二年（1329）授湖南岭北道廉访使经历，以母老未赴。明年母丧，竟以毁卒……此本七卷，不知何人所并。”^[15]《四库提要》卷一百七十四《别集存目一》又说：“《范文白诗集》六卷，元范梈撰。梈诗别有七卷之本，题《范德机集》者，乃临川葛邕所编，刊于闽中，已著录。是集为明杨翚所选，所取才十之六，其删汰亦不尽当。”上述两种选本均存世，但是，其原著《范梈全集》却永远消失了。

《范德机集》的编选，《四库提要》前说“不知何人所并”，但后作了补充：“乃临川葛邕所编。”葛邕，字仲穆，元人。他编定《范德机集》后，经过了儒学学正孙存吾（字如山）的校订。明叶盛载：“《范诗》，书坊本，七卷。”^[16]《范德机集》七卷，为临川葛邕为书坊刻书而选，时在元后至元六年（1340），即诗人去世后的第十年，由孙存吾私塾附设的书坊益友书堂刊行。清叶德辉《书林清话》之“元私宅家塾刻书”条云：“孙存吾如山家塾益友书堂，至元庚辰（六年，1340）刻《范德机诗集》七卷，见《瞿目》、《丁志》、《陆志》。《云目录》后有‘至元庚辰良月益友书堂新刊’木记，又有‘儒学学正孙存吾如山校刊’墨图记。”^[17]21年后，孙存吾刻本已传到日本，有了日本延文辛丑（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刊本^[18]。《范文白诗集》今存九卷本，比《四库提要》多出续选的三卷，今题名为：明杨翚《选校范文白公诗集六卷续选三卷》。另外，清康熙年间，金侃综合《范德机集》和《范文白诗集》两个选本，编成十卷本的《范德机诗集》。

范梈的著作，清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卷四著录《范梈诗》七卷，而无《范文白诗集》。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三十一著录：范梈《诗林要语》一卷、《诗学禁脔》一卷、《木天禁语》三卷；《千顷堂书目》卷三十二著录：范梈《批选李太白诗》四卷、《批选杜子美诗》六卷。后两种，在《补元史艺文志》卷四作《批选杜工部诗》六卷、《批选李翰林诗》四卷。这两部书声誉很高，明杨士奇《李诗》云：“盖世之选李杜者，范德机为精。”^[19]

范梈的《木天禁语》和《诗学禁脔》被疑为伪托，理由是芜杂不伦。其实，它由范梈的门人辑录，虽有伪书之讥，其内容也并非全伪。

门人辑录的范梈诗学著作，并不止于《木天禁语》，还有《诗法源流》、《说文要指》等。《诗法源流》又名《诗法正论》、《诗源至论》、《诗评》等，为范梈学生傅与砺述范德机意。它付梓的时间很早，已见于日本延文四年（1359）五山刊版，说明离范梈去世不到30年，书已传到海外。另外，还有《吟法玄微》，题为范德机门人集录，已见于明嘉靖间熊逵所编《清江诗法》第三卷。范梈还有《说文要指》，为范梈门人辑录。此书共三卷：卷一《说文》、卷二《说字》、卷三《说诗》。前两卷亡佚，唯存第三卷，今作《说诗要指》。《说诗要指》为明熊逵友人杨翚得之手抄，它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吟法玄微》，其内容大体与《诗法正论》相同；第二部分为《总论》。熊逵将它与《木天禁语》、《诗学禁脔》同刻，题为“清江诗法”，刻印行世。范梈还有《诗家一指》，又名《诗家指要》，题范德机撰^[20]。这些著作更加芜杂，但是它们于元末或明初已经盛行，如果一概以“伪作”视之，恐怕太简单了。它们本是诗歌方法论的秘籍，在“禁语”的名义下，不公开地在范梈的弟子中辗转流传。更重要的是，它们是范梈的弟子傅与砺以及再传弟子所辑的范梈对学生讲授写诗方法的讲义，自然与范梈原著和经典的诗学著作相距甚远。

范梈诗歌理论著作的真伪固然重要，但它的存在本身也说明，范梈的著作内容丰富，除了今存的诗歌外，还有丰富的散文和诗学著作。而他的诗学著作在元代已广泛流行，且东渡日本和朝鲜，对东亚的文学创作和理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范德机的《海康集》

范梈的诗歌，主要保存在《范德机集》和《范文白诗集》中。但这两本均是范梈诗歌的选集，那么范梈诗文的原著状况如何呢?

《四库提要》卷一百六十七在《范德机诗》的《提要》后说：“所著有《燕然稿》、《东方稿》、《豫章稿》、《侯官稿》、《江夏稿》、《百丈稿》，凡十二卷。”这里补充交代的六集、十二卷，当指范梈的原著。《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卷十七也说：“《范德机诗》七卷，元范梈撰。原本十二卷，分为六集。此本七卷，不知何人所并。”这里明确点明“原本”，即指原著。由于《四库提要》的地位，范诗原著的“六集、十二卷”的说法，遂成为定论。如《黎族历史纪年辑要》附录《黎族研究参考资料简目》云：“《范德机诗集》，七卷，原本十二卷，分为六集，元范梈撰，四部丛刊集部，1919年，据景元钞本影印本。”^[21]此说还见于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广东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和中国科学院广东民族研究所编的《黎族古代历史资料》等。这些说法的源头，便是《四库提要》。

但是，六集、十二卷，仍然不是范梈诗歌原著的全部。除了上述六集之外，范梈还有《海康集》。

《海康集》未刊时名《海康稿》。范梈的《海康稿》见于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该书卷四著录“《范梈诗》七卷”后按：“吴草庐云：范之诗文有《燕然稿》、《东方稿》、《海康稿》、《豫章稿》、《侯官稿》、《江夏稿》、《百丈稿》，凡十二卷。”所谓“吴草庐”，指元代大儒吴澄，明叶盛《水东日记》卷三十八称其为“草庐先生”，范梈的学生危素著有《草庐年谱》二卷，均指吴澄。吴澄语见其《范亨父墓志铭》的结尾：

呜呼，亨父诚特立独行人也，而素之高义，亦薄俗所稀。范之诗文，有《燕然稿》、《东方稿》、《海康稿》、《豫章稿》、《侯官稿》、《江夏稿》、《百丈稿》，总十二卷。^[22]

同样的记载还见于明隆庆《临江府志》卷十二《范梈传》：“梈精修苦学，砥砺名节，至治泰定以来，文章复古，梈力居多。草庐吴澄尝称其特立独行，有东汉诸君子风。工篆、隶、楷书，尤长于诗，时号虞、杨、范、揭。有《燕然》、《东方》、《海康》、《豫章》、《侯官》、《江夏》、《百丈》等稿，总十二卷。”另外，清顾嗣立编选《元诗选》初集卷二十九《范经历梈》之《序》，也与上同。

《海康稿》有作《海南稿》的。《钦定续通志》之《范梈传》：“按《清江县志》云：梈有《燕然》、《东方》、《海南》、《豫章》、《侯官》、《江夏》、《百丈》等稿，总十二卷，为时所重。”^[23]纵观史书，作《海南稿》的仅此一处，其余均作《海康稿》。它既来自《清江县志》，当与明隆庆《临江府志》的来源相同。可见，《海南稿》当是《海康稿》之误；正如《东方稿》，在有的地方志中误作为《东方朔》一样。

在上述叙述中，范梈的原著均是七集、十二卷，独《四库提要》所涉的版本只有六集、十二卷。值得注意的是，范梈辞世在元至顺元年（1330），吴澄的《范亨父墓志铭》作于至顺二年，是《元史·范梈传》等传记资料的祖本，因此《范亨父墓志铭》的说法是完全可信的。《四库提要》的六本说，并非别有来历，而是在列举时有所省略。被《四库提要》省略的范梈诗集，正是在雷州时期的《海康集》。

值得注意的是，《海康稿》在明代犹存，刘嵩还读过《海康稿》。刘嵩《读范太史诗赋长歌一首以识感慕之私》：“独怜生晚堕荒僻，每诵制作增涟洏。峨峨百丈遗灵阜，安得披榛荐卮豆。兹晨再读《海康稿》，玉立疏髯恍神觏。嗟哉老成今不存，筝笛满耳愁喧喧，百年气运有屯复，月落江南空断魂。”^[24]“兹晨再读《海康稿》”，说明刘嵩并不止一次读过《海康稿》，此集的存在不容置疑。

因此，范梈的诗集原著至少应有七本。

从范梈的这七本诗集来看，其诗集的命名多用地名，而且大多是他行踪所至的地方。燕然，本指燕然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杭爱山。东汉永元元年（89），车骑将军窦宪出塞大破北匈奴，登燕然山，刻石记功；但这里指燕山，亦即京城。宋宣和四年（1122）改燕京为燕山府，后燕山以指燕京，即今北京市。海康、豫章、侯官、江夏、百丈均是地名，多是范梈为官的地方，百丈则是他家后面的百丈山。因此可以确定：范梈写诗基本上是每官一集，所到之处均雁过留声。他在海康任照磨长达八年，那么在他的诗集中原有《海康稿》，是确定无疑的。

四、范德机的《东坊集》

范梈的诗集除了《海康稿》外，还有《东坊稿》（又称《东坊集》）。

袁桷《读范德机东坊稿》：“范子东坊居，深巷蔽樛木。架上一帙书，墙东数丛菊。”^[25]可见，东坊是范子的居所。东坊，本是董士选在京城东南的别墅，诗人在其家任教授和在翰林院任职时，均住在这里。虞集《题范德机为黄士一书一窗手卷》：“清江范德机氏，与予同生前壬申（宋度宗咸淳八年，1272）。三十后同游京师，先后客稿城董忠宣公（士选）之馆……德机清慎，为人所敬爱，盖无不得见焉，既有以极采其精蕴。董公子长房移居京城东南，园池在宅南，甚高洁。德机讲授，吟讽多暇。时官史馆，亦无大著述。德机于是时临池之工，无有及之者。”^[26]董公子长房移居京城东南，即东坊。范梈《范德机诗集》卷三有《移居东城》：“移居古城裔，桑竹似村墟。”东坊，即京城东南之坊。《东坊稿》，当是范梈任董家教授和在翰林院任职时住在东坊所著的诗集。

仅《东坊稿》的诗歌，就远远超过《四库提要》所载，多达二十卷。《江西通志》临江人物《范梈传》后按云：“范德机工篆、隶、楷书，尤长于诗，时称虞、杨、范、揭。所著《东坊集》二十卷，张伯雨题云：‘一编上有东坊字，惭愧诗中见大巫。’”^[27]这里，特别举出他的《东坊集》二十卷，可见《东坊集》的重要性。张伯雨的原诗名《题范德机编修东坊稿后》：

一编上有东坊字，惭愧诗中见大巫。直想瘦生如饭伙，竟从痒处得麻姑。

咸池水浅孤黄鹄，空谷天寒病白驹。拟共风流接尊酒，只愁尘土没双凫。

张雨（1277—1348），字伯雨，一名天雨，号贞居子、句曲外史、山泽醒者、幻仙，钱塘（今浙江杭州）人，道士。他博学多艺，擅长诗文、书画，著有《贞居外史集》，又名《句曲外史集》七卷，是当时的文坛名家。张伯雨的这首诗的背后，还有个故事。明刘基《句曲外史张伯雨墓志铭》：“外史钱塘人，姓张氏，字伯雨……自号句曲外史。明年，开元宫王真人入觐京师，外史自副。时范德机以能诗名，外史造范。范适出，有诗集在几上，外史取笔书其后，为诗四韵。守者见则大怒，趋白范，而范惊曰：吾闻若人，不得见，今来，天畀我友也。即自诣外史，结交而去。由是，外史名震京中，一时贤士大夫，若浦城杨仲弘、四明袁伯长、蜀郡虞伯生，争与为友，愿留之京师。”张伯雨因此诗而与元诗四大家成为朋友，他也因此而闻名京师。清吴景旭《历代诗话》之《东坊稿》说：“吴旦生曰：……今观其《题东坊稿》，即所书四韵者此耶。”^[28]吴旦生认为，张雨所题的四韵诗歌，就是《题范德机编修东坊稿后》一诗。此说不无道理。《题范德机编修东坊稿后》是张雨与范梈成为好友的契机，范梈后来找到张雨，并次韵回赠。张雨《句曲外史集》附录有范梈《和答张伯雨题东坊稿次韵》：

灵均逝矣不堪呼，几欲南游讯楚巫。城郭烟涛垂白帝，星河风露浥黄姑。

幽人昔恨九关豹，佳士今犹千里驹。久客资君相慰藉，可能无意谢飞凫?

此诗在《元诗选》初集卷二十九作《和谢伯雨见惠之作》。范梈高度称赞张雨，说他是“佳士”、“千里马”。由于范梈的名声和这首和诗，张雨也名满京城。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四说他“风裁凝峻，见者异之”，天下名士如赵孟、杨载、虞集、揭傒斯、范梈、黄溍等，皆与之友。这既是前贤奖掖后进的美谈，也是中国诗话史上的千古佳话。

《东坊稿》对于认识范梈的诗歌著作有重要的意义。第一，张雨的《题范德机编修东坊稿后》表明，范梈当时已经成为元代诗坛的旗帜。张雨博学多才，擅长诗文和书画，而性情狷介，常藐视流俗，却称范梈为大巫，为黄鹄，自己则为小巫、病驹，对范梈敬仰歌颂不已。第二，《东坊稿》二十卷并非等闲之作，它为范梈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在范梈的诗歌中有重要的地位。第三，从《东坊稿》看范梈的诗集。《东坊稿》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它为《四库提要》所说的《东方稿》；另一种可能是它为范梈的新诗集。若是前者，范梈的诗集仍是七本，没有新增。若是后者，那么范梈的诗集就应该再增加一种，有八本之多。第四，从《东坊稿》看范梈诗歌的数量。仅《东坊稿》就有二十卷之多，那么，范梈诗歌著作的总数绝不是十二卷，而是至少有三十二卷。无论这些问题最终如何论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四库提要》关于范梈著有六本诗集、共十二卷的说法，并不准确。

范梈诗集的原始面貌如何呢?在明代，叶盛已无法得见范梈的《燕然稿》等，他在《跋海角亭记全文后》说：“《范诗》，书坊本七卷……范《燕然》等诸稿，危《云林》等集，皆未尝见……今仅踰百年，而皆不可得见，惜哉！”^[29]但是，范梈的《侯官稿》尚存，明刘球《书范先生〈侯官稿〉后》说：

昔吾清江范德机先生以诗鸣。元盛所谓《侯官稿》者，乃其佐闽幕时所作。总五七言诗，不越五十七篇。已可见其用思之清苦，制辞之婉正，类事之切实，足以形容山川之胜，物景之美，吏政之得失，民风士气之好恶，况窥其全稿哉。宜乎，其与虞、杨、揭二三先生，并称贤当时也。自泰定迄今，百有余年，度兵燹而复睹文明之盛，其手笔犹幸存之友人刘大彰家，自非其精神流布，浩然有不可没，而又托得其人，亦何能如此其久于世哉。^[30]

刘球（1392—1443），字求乐，又字廷振，明江西安福人（今江西省安福县山庄乡葛洲村）。明永乐十九年（1421）进士，曾任侍经筵、翰林侍讲。正统初，因谏王振征麓川，被王振逮下诏狱，并私命指挥马顺将他虐杀肢解。后平反，谥忠愍，著有《两溪文集》二十四卷。

侯官县，元代属福建行省福建闽海道之福州路，该路有侯官、闽县、怀安、古田、闽清、长乐、连江、罗源、永福九县。王国维《后汉会稽郡东部候官考》：“候官者，都尉之属也。”^[31]侯官自古是治所之地，侯官县是福建省福州府的附郭县，也即福建省的治所。《侯官稿》，为范梈任福建闽海道肃政廉访司知事时作。诗歌体裁上是五言诗和七言诗，总数五十七篇。内容主要为描写山川物景，政治得失，风气民俗，风格朴实雅正。《侯官稿》的状况，为我们认识范梈的其他诗集提供了一个实例。

即使《东坊稿》是《东方稿》，范梈的诗集也有七本，《海康集》的存在是确定无疑的。《海康集》的诗歌多选入《范德机集》和《范文白诗集》等书中。笔者从七卷本的《范德机诗集》、九卷本的《范文白诗集》和其他元代诗歌选集中，辑得范梈《海康集》的诗歌百余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