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范梈赴任雷州

元至元三十年（1293），中国历史上有了一个昙花一现的政区——“海北海南道”，它是一个将中国环北部湾地区联结成统一的行政单位的政区。虽然它的前身是汉代的合浦郡，但是明确地以南海与北部湾的结合部为背景，鲜明地提出中国“海北”、“海南”的海洋观念，明确地表达国家的海洋意识，并在行政实践上将中国大陆最南端的“海北”，与琼州海峡之南的“海南”连成一个整体，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在这个名称的背后，不仅是中国在南海及北部湾地区的行政区划和南疆海防有了重大改变，也是中国的海洋观念和世界意识起了重大变化。研究中国的海北海南道，对于研究中国政区的规划和管理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都有重要意义。

关于范梈到雷州，《元史·范梈传》云：“年三十六，始客京师，即有声诸公间，中丞董士选延之家塾。以朝臣荐，为翰林院编修官。秩满，御史台擢海南海北道廉访司照磨，巡历遐僻，不惮风波瘴疠，所至兴学教民，雪理冤滞甚众。迁江西湖东……”这里并没有具体的年月。笔者考证：范梈到雷州的时间是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他时年42岁。这年，他在翰林院编修的任期已经届满，吏部在考核铨量后，“注拟”任建昌路照磨。在范梈即将启程时，宪台有识其才者，力请吏部将他改为将仕佐郎，任海北海南道肃政廉访司照磨。这样，他有了赴任雷州的机会。

虽然生活在一个朝廷轻视知识分子的时代，但范梈还是心怀壮志。《范德机诗集》卷三《种瓠二首》其一云：“岂是阶庭物，支离亦自奇。已殊凡草蔓，缀得好花枝。带雨宁无实，凌霄必有为。啾啾群鸟雀，从汝踏多时。”^[1]瓠瓜出生低贱，长在阶庭之间，但是它心有不甘，它那藤蔓的尖芽总是昂首向天生长，努力地向上攀缘，可见其凌霄壮志、能力超群。作者在《序》中介绍了写诗的缘起：“或言种瓠，蔓长剪其标，乃实。予斋所种，因树为架，蔓缘不已。果多虚花，欲去之，虑伤其凌霄之意。因赋五言，为之解嘲云。”^[2]可见，诗人并不是像老农那样简单地种瓠，而是别有深刻的寓意。他借与众不同的种瓠方法，表达自己的“凌霄之意”，他一生的矛盾，便是阶庭之间的地位与凌云壮志的胸怀之间的矛盾。诗人在雷州时，虽然胸怀凌云壮志，却又不得不任人踩踏，实乃造化弄人。

一、告别京都

海北海南道肃政廉访司的治所在雷州。范梈在赴雷州之前，对岭南也有所了解。赴任的前一年，他创作了《哀文集贤时奉使南海道弃》（《范德机诗集》卷三，以下诗歌出此集者，只列卷次）：

瘴海距天关，道逾千万山。空传灵雨送，不见使星还。

旌旆青枫暗，楼台白水间。郡人唯我最，远客泪潺潺。

此诗写于皇庆二年（1313），即范梈赴雷州的前一年。文集贤，指文天祥的嗣子文陞。文陞（1268—1313），字逊志，因文天祥三子均亡于战乱，遂以其弟文璧之子文陞为嗣子。文陞被封为集贤直学士、奉训大夫。皇庆二年春，他奉命祭祀淮济二河的河神，中岳嵩山、南岳衡山的山神和南海的海神。祭毕南海神后，六月二十五日，他病逝于回京途中，年仅46岁。贤人无寿，天何不怜，时人哀婉诗尤多。元程钜夫《集贤直学士文学山挽词》云：“身是忠臣后，心悬圣主朝。瀛洲才接武，炎海远乘轺。”元刘洗《挽文逊志学士》：“声名天下士，人物玉堂风。”这些诗人虽是元朝臣工，但他们对宋代忠臣文天祥之子依然无限敬仰。范梈时在京师，也写诗哀悼。诗歌首联写文陞的死因，他“奉使”南巡，不辞劳苦，来到岭南瘴疠之地，他的逝世与其父文天祥一样，是为国捐躯。颔联写文陞之死，叙事中已含无限哀婉；颈联描述了山河含哀，举国哀悼；尾联表达了自己特殊的哀悼之情。文天祥是江西庐陵人，范梈与之有同乡之谊，故有“郡人唯我最，远客泪潺潺”之语。文陞英年早逝，天不佑忠臣，故诗人悲痛尤甚。诗中的“瘴海”、“天关”，显示出诗人对岭南的初步认识。他没有想到，一年以后自己也千里迢迢来到“瘴海”、“天关”之地。南宋末二帝端宗赵昰殁于雷州半岛以东的硇洲岛，末帝赵昺即位于硇洲岛，死于广东崖山，而文天祥是这一时期支撑南宋局面的国家栋梁。范梈对文天祥儿子的深情凭吊，其实暗含着作者对南宋王朝灭亡地广东雷州的地理和历史的关注。

范梈得知即将到雷州赴任后，一方面为宪台等的赏识而高兴，另一方面又对生活了十年的京城恋恋不舍，由是写下《二杏》（卷二）：

北邻杏一株，身作龙盘拏。直上青天中，虚空高结花。

南邻杏更好，枝干相交加。三月二月时，匝地堆红霞。

自我来京城，寄居诸公家。其地僻自阻，茂树绕窗纱。

亦有桃与李，盛节争豪奢。虽富无可人，纷纷乱如麻。

晚遇此二杏，突兀超尘沙。尝时好客来，立旆遥咨嗟。

欲去复顾恋，往往至日斜。我昔词馆直，羸马道路赊。

晨往昏黑归，无由领其嘉。今我已投散，终日犹枯槎。

朝暮出见之，百匝虚檐牙。而我又将去，何由报繁葩?

誓将适南郡，辟地江之涯。种此一万树，漫漫被荒遐。

花成实给食，收拾岁盈车。此事亦易集，但恐君疑夸。

此诗下注“甲寅”。甲寅年，即延祐元年（1314），也是诗人离开京师赴任雷州之年。

诗歌二十韵，可分为四部分。前四韵为第一部分，写庭院中的南北两株杏树。此时，他居住在京师中丞董士选家，二杏即董家庭院中两株最有特色的树木。杏树属蔷薇科落叶乔木，分布在北方。它枝繁叶茂，树高一二丈，开白色或微红的花朵。诗人先写北庭的杏树，它比较高大，身如龙盘，直上青天，在高处开花，而南庭的杏树更加茂盛。加之杏树先开花后长叶，故花期常常落英缤纷，满地红霞，甚是可爱。

接着六韵为第二部分，写诗人对二杏的感情。诗人只身来到京城，上无片瓦遮身，下无立锥之地，以替人算命糊口。幸而被思贤若渴的董士选发现和收留，诗人便住在他家，与二杏朝夕相伴。董士选家的庭园中桃李芬芳，但诗人最喜爱的还是二杏。它们突兀而起，超尘拔俗，有君子之风。朋友造访时，诗人把他们带到杏树下，谈天说地，徜徉低回，算是对朋友最好的款待。《贻孛术鲁翀编修》：“忆子旅江外，过余抚林间。晓色竹暗霭，春容杏阑珊。阳坡鸣赤鸡，阴馆来白鹇。”杏树与竹林，林中的赤鸡与白鹇，成为他在京城生活的见证人。

接着六韵为第三部分，写诗人对二杏的恋恋不舍。得到即将离开京城的消息后，诗人对杏树特别依恋，他一次又一次来到树下，有时流连徘徊直到太阳落山，似在与树道别。他想起这些年在翰林院值日，每天凌晨从东郊赶到京城，路途遥远，马匹消瘦，他只得起早贪黑地赶路，无法在白天领略杏树的美丽。现在，他又即将离去，以后更无法报答杏树的满树繁花。其实，这是诗人对二杏之美领悟深刻。其《范德机诗集》卷四有《杏叶黄》：“杏叶黄，天雨霜。穹窿携日照八荒，回光照见白玉堂。堂中美人双鸣珰，中宵抱被直西厢。忠君爱亲两不忘，奈何零露沾衣裳。清晓楼头见征雁，不如谢官归故乡。”黄杏叶，白玉堂，丽日美人，八荒秋雁，景致与情调都十分优美，京城二杏的绰约身姿，也隐约可见。

诗歌最后四韵，诗人与杏树道别：我即将去那荒凉而边远的南郡雷州，到了那里，我要种一万棵杏树来报答京城的杏树。诗人从京城出外任的第一站就是雷州，诗中的“南郡”、“荒遐”，均为雷州边远荒凉的特征。因此，此诗是作者即将离京赴雷州前所作。

诗歌蕴含着诗人在京城十年的许多生活细节。诗人自从来到京城后，先过了一段占卜算命的高级乞讨生活，有“卖卜诗人”之称。清田雯《读元人诗各赋绝句·范梈》：“好友熊生知己外，唐临晋帖识应稀。休从长庆谈元白，卖卜诗人范德机。”^[3]《元史·范梈传》说：“居则固穷守节，竭力以养亲；出则假阴阳之技，以给旅食。”他以自己精通的阴阳之术占卜卖卦，在京城糊口度日。此时，除了好友熊敬舆外，无人赏识范梈。结束卖卜生涯后，他就寄居在董公家中，那里地僻道阻，诗人到翰林院国史馆值日时，只得起早贪黑。那里就是中丞董士选在北京城外东郊的别墅，也即诗人写《东坊稿》的东坊。《范德机诗集》卷一《八月十九日城东辟喧孤坐书怀》称之为“城东”，《范德机诗集》卷三《九日诸生携酒至城东看菊》也写到“城东”。其地势偏僻，环境幽静：“静能驱百虑，生已慕孤骞。焚香礼碧草，种玉思蓝田。”东坊除了树木茂盛、种了菊花等各类花卉外，附近还有高山，诗人就面山而居。《范德机诗集》卷五《云林歌为贡供奉作》：“城东之山倚天碧，手扪南斗近咫尺。幽人筑堂面山坐，绝似谢公故时宅。”这“城东之山”，是诗人陶冶性情的地方，也是他创作《东坊稿》二十卷时的清幽佳境。

诗人以这样的长篇歌颂杏树，实际上别有深意，不仅歌颂杏树，还通过它歌颂杏树的主人——一个对自己有再造之恩、救济过无数文人的董士选。《元史·董士选传》：“（董士选）在江西，以属掾元明善为宾友，既又得吴澄而师之，延虞汲于家塾以教其子。诸老儒及西蜀遗士，皆以书院之禄起之，使以所学教授。迁南行台，又招汲子集与俱，后又得范梈等数人，皆以文学大显于时。故世称：求贤荐士，亦必以董氏为首。”董士选（1253—1321），字舜卿，稿城人，大将军董文炳次子。他自幼跟随父亲董文炳南征北战，授宣武将军、明威将军、帝亲军前卫指挥使、江西行省左丞、江南行御史台中丞等。他既是著名的将军，又十分爱惜人才，以“求贤荐士”闻名于世，一代名士元明善、吴澄、虞集等都得到他的救济而名扬后世。诗人在大德八年（1304）来京师，他先以算命的方式讨生活，在穷困潦倒时，得到董士选接济，做了董士选家的临时私塾教师，两年后董士选推荐他当上了右卫率府教授，从而走上仕途，后又推荐他供职于翰林院，任编修。“岂期脱布衣?复得联朝班”，也适用于范梈。范梈多被后世人称为太史，也因为担任此职。这十年来，诗人一直受到董士选的关照和爱护，也一直住在他家的东坊，因此，诗人借诗歌表达了自己对董士选的无限感激和惜别之情。

延祐元年九月十九日，是诗人离开京城的日子。这天，时任右军的董士选率领他的幕僚，以及范梈在翰林院的同僚和朋友，如著名诗人张养浩、元明善，比范梈早一年入翰林院的虞集、同年入翰林院的杨载、延祐元年才入翰林院的揭傒斯等，二十余人组成浩浩荡荡的队伍，把诗人一直送到北京城的东门外。他们在这里为诗人饯行，折柳赠诗，依依惜别。诗人感动不已，不仅当时赋诗抒怀，而且到达通州后再次写诗致谢：《九月十九日京东门与董右军诸公别，至通州还寄在京朋游》（卷七）：

临分强颜作笑言，上马恸哭投烟村。十年总仗旧交力，万里独怀明主恩。

南极下头星象少，东风近便柳梅繁。时人只怪丹砂令，曾以虚名细讨论。

诗歌的题目，在《选校范文白公诗集》作《九月十九日出京与董右军诸公别，至通州还寄在京朋旧》，二者比较，略有区别，但当以《选校范文白公诗集》为是^[4]。

诗歌首联，写在京城东门的离别。唐人送别时，常常西出都门三十里，直至渭城，然后在渭城馆中饯别，故王维《送元二使安西》云：“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元代大都从宫城至东门，也有近三十里，可见送行人的情意殷殷。诗人说：“虽然当时我强颜欢笑，但是背地里则痛哭流涕”，颔联写惜别深情的原因，“我之所以泪流满面，并非因为情感脆弱，当时我也曾强作欢颜，但是想到你们对我的无限深情，就泪不能禁：在京城这十年里，如果不是恩主董公的收留扶持，如果不是各位旧交新友的关照爱护，我哪能在京城立足，我哪有今天”?对诗人一生影响最大的，是以爱才闻名的中丞董士选。范梈对他的恩德更是终生不忘，董士选逝世后，《范德机诗集》有《郭茂才要饮舍下，忽报董中丞灵柩自上都至，出城迎之，遂负此约，戏题奉谢》：“相期把酒对秋晖，忽报中丞旅榇归。遂逐城东朝骑发，遥怜江口夕鸿飞。陶潜宅隐波吞石，谢傅山寒雨打扉。人事虽殊风物在，笑谈岂可眼中稀?”听到董中丞逝世的消息，诗人从城东出发，一直走到运河边的渡口，迎接董的灵柩，诗人如丧考妣，泪流不止。

颈联写别后的思念。“南极”，指雷州，它在中国大陆的最南端，自然是南极。柳梅，指代京城。诗人在中国的“南极”虽然生活艰苦，但是他希望京城诸公的生活如柳絮梅花更加繁茂。尾联，以让京城朋友宽心，也表达他的感谢之情。“丹砂令”，指晋代高士葛洪，他曾要求到出产丹砂的交趾勾漏县当县令。葛洪到岭南曾赢得高名，然而他只为炼丹，不曾实实在在地为人民做事。范梈到了中国最边远荒凉的地方做个好官，朋友们都十分担心。因此，诗人委婉地劝告他们放心：我会努力做个好官，请不要挂念。

在诗人离开京城时，一代名士张养浩赠诗《送范德机赴海北道宪司知事》：

金薤银钩联绝奇，才华江右舍君谁。一官毛义荣亲日，千里吕安怀友时。

叫断霜天鸿雁瘦，吟残山月凤鸾饥。从今夜夜江湖梦，说似杨花未必知。^[5]

张养浩（1270—1329），字希盈，号云庄，济南历城人。至大年间，任监察御史，时范梈在翰林院，二人情好日笃。延祐初，张养浩任礼部侍郎，又升任礼部尚书。他是元代著名的文学家，著有《云庄类稿》、《三事忠告》、《归田类稿》、《云在休居自适小乐府》等。这首诗当写于延祐元年（1314）九月十九日，范梈离京与之送别时。

诗歌可分为两部分，前四句写范梈的才华和二人的友情。当时，范梈的书法和诗歌均已名闻京师，被推为江右才子之冠，也即明人所说的元代江西诗派的首领。明方九叙《选校范文白公诗集序》：“江西诗派有二：宋则黄太史，元则范文白。二人皆法杜少陵氏。然黄得其□□，□□□［范得其］□□者，皆并称于世云。”^[6]张养浩“才华江右舍君谁”，并非客套，而是慧眼识英雄。“毛义”写二人的分别：“因为你的才华，所以升官荣亲，却导致我们的分别。以后，我只能像吕安怀友嵇康那样，思念千里之外的你了。”

后四句，写别后的相思：“以后，我们天各一方，纵然我们吟残山月，纵然鸿雁叫断霜天，也只能夜夜梦中相见。“说似杨花”，指范梈的著名诗歌《杨花》：“穿空透户本无因，若便随风恼杀人。我似杨花花似我，年年飞尽玉堂春。”此诗一出，张养浩击节赞赏，范梈诗名远播。张养浩说：“那时，我再说你似京城的杨花，你也未必知晓了。”诗歌感情真挚、情韵深厚、意境开阔、气象雄伟，是当时众多送别诗中的杰作。

杨载也在送别队伍中，他作《送范德机》：

往岁从君直禁林，相于道义最情深。有愁并许诗频和，已醉宁辞酒屡斟。

漏下秋宵何杳杳，窗开晴昼自阴阴。当时话别虽匆遽，只使离忧搅客心。^[7]

皇庆元年（1312），范梈与杨载同时进入翰林院，二人从同僚发展为知己。他们在翰林院值夜班时，常常一起饮酒赋诗，度过一段惬意而难忘的岁月。《送范德机》叙述了他们同在翰林院时的生活，诗歌叙事细腻婉转，真个道义相投，感情深挚。本诗是元诗四大家彼此送别的代表作，也是元诗四大家在京城大聚会的见证诗。

当时，元明善、虞集、揭傒斯等也各展才华，即席赋诗送别。范梈后来的《怀京城诸公书崖州驿四首》一说：“甚忆清河元侍讲，送行犹有玉堂诗。”据此，当时元明善的送行诗题目当为“送别范玉堂诗”。一时二十多人前来送别，而且全是元代京城文艺界的巨擘，他们会聚于此，简直就像中国作家协会的理事大会。中国文艺界中心的二十多人的送别诗，不仅代表着全国诗坛的最高水平，而且也见证了这一中国文艺界大事件，它们本应结集成《京城东门范德机送别集》。只可惜，这文学史上难得的千古佳话，却因送别诗集没有被保存而罕为人知。

二、赴任雷州

范梈告别京城后，经过陆路的颠簸，于初冬时分到达湖广行省武昌，随后弃车乘舟，从长江逆流而上，到了湖北的松滋县。在此，他遇到了同样远赴岭南的罗提举，二人命运相同，于是作《将赴雷阳送罗提举之任广东》（《范德机诗集》卷七）以赠之：

松滋暂泊蓟门船，复指番禺路几千?茉莉香深和酒露，桄榔叶暗煮盐烟。

齐人旧算无遗策，汉史新藏有剩钱。莫为遐荒心力怠，朱崖更在海南边。

诗歌写于延祐元年（1314）十一月。“松滋”是范梈在此暂时停船休息的地方。松滋县，今属湖北省荆州市，范梈在世时荆州名为上路总管府，范梈去世后改为中兴路，辖有江陵、公安、石首、松滋、枝江、潜江、监利七县。蓟门，北京，指范梈所来自的地方。“番禺”，指古南海郡的首府（今广州），这里指罗提举任职的地方，也即他此行的目的地。罗提举到广东上任，与范梈的上任之路途的前期基本相同。但是，范梈到广州后还得继续南行，目的地比罗提举的更为边远荒凉：“莫为遐荒心力怠，朱崖更在海南边”，意即“您不要为‘遐荒’而难过，我要到的朱崖还在大海之南”。宋李纲《次雷州》说：“莫笑炎荒地遐僻，万安更在海南头。”^[8]范梈此诗的末两句暗用李纲诗，意思是，“我要去的地方，比你所去的广州更偏僻和遥远”，这是以自己的遭遇来安慰精神萎靡的罗提举。

从长江转入洞庭湖，诗人登上江南名楼岳阳楼，并在楼上题《登岳阳楼诗》。明杨慎说：“余昔过岳阳楼，见一诗云：‘楼上元龙气不除，湖中范蠡意何如。西风万里一黄鹄，秋水半江双白鱼。鼓瑟至今悲二女，沉沙何处吊三闾。朗吟仙子无人识，骑鹤吹箫上碧虚。’乃视其姓名，则元人张翔，字雄飞，不知何地人也……同时虞伯生、范德机皆有《岳阳楼诗》。”^[9]证明其题壁诗在明代犹存。范梈有《赠冯炼师归岳阳》、《赠刘山人游湖南》、《秋江钓月》等诗，有“洞庭木叶下，期尔岳阳楼”等句，但《登岳阳楼诗》却不存。

诗人从湘水转入西江，从广西梧州乘船到了隶属于广南西道的肇庆路，在端州峡中，写下《渡端州峡》（《范德机诗集》卷六）：

棹郎得便溯清流，忽报舟前晓雾收。蛮语酬人翻自苦，好山不敢问何州。

诗歌写于延祐元年（1314）十一月下旬。古时坐船从西江到雷州必经肇庆，唐宋之问《端州别袁侍郎》：“合浦途未极，端溪行暂临。”端州，隋唐时名，元改为肇庆路。端州位于西江口，《元和郡县志》：“端州当西江口，入广西要道。”^[10]西江自广西三江而来，经封川、德庆，南入广州，注于海。由肇庆溯西江而上，可抵达广西梧州。可见，范梈当年入粤的道路是从长江松滋转洞庭湖入湘江，抵达广西梧州，即汉苍梧郡广信县，再转入西江而至端州。范梈到了端州峡，日出山高，晓雾渐收，西江两岸优美的景色顿时呈现。广南西道肇庆路的李知事是诗人的朋友，肇庆风光因此也似乎特别亲切动人，范梈眼前为之一亮。棹郎船夫在清流中唱起悠扬的船歌，但是岭南古越语难懂，使得翻译也困难。诗人便将视线集中于自然风光之中，“好山不敢问何州”，端州峡中的奇丽风光，让人可以忘其名称。诗歌写端州峡中的风光，清流晓雾，好山好水；棹郎船歌，蛮语难译，一股新鲜的南国气息扑面而来，呈现出岭南自然和人文的清新特色。

端州峡中最险要的是端溪峡，诗人有《端溪峡》一诗（《选校范文白公诗集》卷六）：

芙蓉生石壁，猿鸟路东西。维舟逢暮雨?戴笠看端溪。^[11]

端溪峡中多雨多雾，使峡中出现自然奇观：本应长在水中的芙蓉却出现在石壁上。经过端溪峡时，天上下着大雨，诗人戴着斗笠饶有兴致地观赏美丽的岭南风光。在端溪中，诗人还创作了《芙蓉》（《范德机诗集》卷三）：

芙蓉生石壁，云锦映青松。那忆南州路?归船处处逢。

由《端溪峡》可知，“芙蓉生石壁”是典型的端溪风光。在端溪峡中，陡峭的山崖、阴湿的天气，使山上、溪边的植被特别茂密，形成奇特的石壁芙蓉和云锦青松的美景，其间还有猿啼鸟鸣，船来船往，船歌回荡在青山碧水中，真是美不胜收。

在端州峡中，诗人还经过了肇庆峡山寺，写下了《过峡山寺》（《选校范文白公诗集》卷四）：

飞来何代寺，重过念孤踪。木叶鸣秋舫，金人坐晚钟。

去留原不碍，喧静看为容。记说号猿黠，知藏第几峰?

上面几首诗歌均写于延祐元年（1314）十一月下旬。“峡山寺”，一般指清远的峡山寺。唐代诗人宋之问、尚颜等均有《宿清远峡山寺》，张说也有《清远江峡山寺》。但是，肇庆也有端州峡山寺，唐代诗人杨衡《游峡山寺》，便指肇庆。

诗歌前四句，写肇庆峡山寺的景色。寺庙孤悬在山腰，似从天外飞来。诗人正在欣赏山光水色时，寺里的晚钟突然敲响，给峡中山水平添几分乐韵和优美。后四句，写肇庆峡山寺的故事。“记说号猿黠，知藏第几峰”，指唐代著名的猿精故事《孙恪》。诗人认为，唐代猿精故事《孙恪》，不是发生在清远的峡山寺，而是在端州。无论此事的真假如何，它至少给中国小说史中的《孙恪》故事，提供了一个新的话题。

离开西江，诗人转走鉴江。延祐元年（1314）十二月，范梈在鉴江上岸，走陆路到了廉江，住宿在石城驿中。次日清晨，诗人登上石城驿后面山冈，在凉亭里凭栏远望，作《登石城驿亭》（《范德机诗集》卷二）：

南游未是谪，北行不当归。今旦上崇冈，飘飘风吹衣。

始我在京时，双阙凝秋晖。别来守穷海，故国音书稀。

窃禄滋愧负，何时睹柴扉?胡不依白石?去即能如飞。

驿楼俯平川，其下白云围。雨余足稻粱，可以信丰饥。

去去道路远，王事毋稽违。

诗歌写于延祐元年（1314）十二月初。“石城”，石城县，即今湛江市辖的廉江市。元代石城县属化州路，《明一统志》：“石城冈，在石城县北一十里，远望如石城，县因以名。”^[12]这里已邻近雷州，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一百：“（石城）南至遂溪县七十里。”化州路石城县与雷州路所辖的遂溪县接壤，石城县西的石城千户所，即属雷州管辖。但此时，诗人心里并不高兴，虽“南游未是谪”，他却“别来守穷海”。岭南素称瘴疠之地，到此为官的人大多难逃死亡之灾，故士大夫称此为“大法场”，即指瘴疠杀人之地。《后汉书·南蛮传》：“南州水土温暑，加有瘴气，致死者十必四五。”在岭南，广东以新州为“大法场”，英州为“小法场”，均是流放者的葬身之地。《元史·王结传》：“先时，有罪者，北人则徙广海，南人则徙辽东，去家万里，往往道死。”在元代，这种情况改变不大，《元史·泰定帝纪》泰定四年八月甲子，御史言：“广海古流放之地，请以职官赃污者处之，以示惩戒。”南宋以来，岭南的开化加快，但它仍是处置流放官员的地方，因而非贬谪者不至：“川、峡、闽、广，阻远险恶，中州之人，多不愿仕其地。”^[13]在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的游记里，中国南方被称为“蛮子省”，那么雷州就是蛮子省里的“蛮子”。一个翰林院的京官，突然从首都被外放到了穷海尽头的雷州，心情的抑郁是可想而知的。

诗歌有九韵，可分为三层。前四句，写登上石城驿亭。古来到雷州的文人大多都是被贬谪的，范梈说，他南来虽然不是被贬谪，却与被贬谪没有多大的区别。文人来到岭南瘴疠之地，尽管肘后带着避瘴的药物，但是多数都会死在岭南，成为孤魂野鬼。因此，诗人也不知自己是否能够逃避葬身岭南的命运。他早上登上石城冈山上的驿亭，看看这瘴疠之乡，到底是什么模样?此时，岭南的疾风吹动着他的衣襟，幸好没有瘴气。岭南的瘴气具有季节性，多在春、夏、秋三季。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四分为冷瘴、热瘴和痖瘴，壮族民间则按发病季节，形象地称为青草瘴、黄梅瘴、新禾瘴、黄茅瘴等。此时是深冬，并非瘴气季节，诗人应该无虞。

接着八句，写登亭的感受。从双阙凌云的京城，来到岭南“南极”的雷州，强烈的对比令人顿生悔吝之心。贬谪、穷海等句，抒发了诗人对任职地雷州的感受：“南游虽然不是被贬谪，我却可能像寇准、文集贤等一样，死在这瘴疠之乡，因而这比被贬谪更痛苦。但是，为了生计，我只能‘窃禄’于照磨这样的庸俗下吏，想来怎么不惭愧?”诗人一时想起在家的寡母，甚至打算弃官归隐。对于归隐，范梈在京城时已有此念头。故元张养浩《范德机寓田记》说：

人多不能隐，而德机锐于隐。顾无田以为归，天下事若此者多矣。岂德机与余终于胥失［吏］耶。虽然，夫田土为物，实传世不可人力锢者。其或有焉不能守，守焉不能恒，恒矣而旱溢以厄之，螟蜷以痒之，剧族豪邻侵牟之，则其为扰反不若无。有之愈然，则为德机计者，将奈何哉！

德机其以博厚为田，高明为庐，仁以为山，智以为水，种以义理，而获以道德。将居之，食之，无不穷极，餍足。虽使子若孙，永世守之，亦无厄痒侵牟之患。则其为业，不既安且久乎。于是德机怃然曰：吾不贫矣，遂为书之，以满其所欲云。^[14]

但是，他终于没有归隐。这是因为他家中无田，而老少十口的吃饭穿衣均指望着他，为了家人，他才勉强来到岭南，没有毅然归隐。

最后六句，写登石城驿亭后的思想变化。他俯瞰石城驿楼下的一马平川，旷野中弥漫着白云细雨。虽然是冬天，但岭南的庄稼和旷野的植被仍欣欣向荣，因此洗去了诗人心中的烦恼和愁苦。“去去道路远，王事毋稽违”，石城已邻近雷州，在古代也算是“道路远”。明刘嵩《槎翁诗集》卷八《题遂溪同由驿》：“山晚鸦啼木栅城，征人暂驻马前旌。荒原漠漠风沙晚，犹隔雷阳二月程。”二月，当作“二日”；遂溪，雷州属县；同由驿，本作“桐油驿”，遂溪县的著名驿站。即使到了遂溪县的桐油驿，刘嵩还在为行程发愁，何况石城呢?不过，与距京城万里相比，这离雷州毕竟不远了。诗人一转念：希望快些到达雷州，不要误了“王事”。在中国历史上，岭南的瘴疠令人望而生畏。诗人带着对瘴疠的畏惧、对家乡亲人的思念等复杂的心情来到雷州，但是为了“王事”，他的心情也终于平复。

13世纪蒙古大帝国的版图，曾一度包括了中国、朝鲜和整个中亚、俄国以及中东大部分地区，是欧亚大陆上空前绝后的大帝国。此时的时髦语汇，是“混一寰宇”。故元代的地方志名叫“大元混一方舆胜览”，耸立在海南的元沈翥的歌功颂德的碑文名为“大元混一海表碑”。但在范梈的诗中，完全没有这种侵略性的大一统、大帝国的气息，有的只是“谪”、“穷海”、“窃禄”和惭愧消极的情绪。混一寰宇，满足了统治者好大喜功的虚荣心，但是它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的却是萧条和肃杀。

从告别京师的《二杏》到饯别的《九月十九日京东门与董右军诸公别，至通州还寄在京朋游》，从《将赴雷阳送罗提举之任广东》到《渡端州峡》，范梈赴雷所作的几首诗歌，把他离京的心情、离京的时间和饯别场面，比较清楚地呈现了出来，使人在千百年后，还历历可考。

三、到达雷州

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腊月二十三日，范梈到达雷州，这天正是农历的小年。这个准确的时间，记载在范梈的诗歌《百丈山中夜坐，闻谨思将还，忆甲寅入南中，正此日也，十二月二十三日》中。百丈山在清江县，它本是范梈家屋后的一座山：“百丈岭，在县（江西清江县）东南七十里，亦曰百丈山。山顶阔百丈，因名。”^[15]元代诗文中，百丈山常常代指范梈的家。元柳贯《金溪羽人查广居墓表》记载，查广居拜范梈为师时说：“因槖其诗，西之清江百丈山，求太史之庐而卒业焉。”^[16]地处清江百丈山下的范太史家，在元代知名度高。傅与砺、杨中、危素等，和查广居一样，纷纷前往百丈山拜范梈为师，学习写诗。元吴澄《范亨父墓志铭》说：“托于外族，而家在新喻之百丈山。”清江百丈山是范梈母亲熊氏的娘家，他的诗文也多次写到百丈山。《范德机诗集》卷二《苦热怀楚下》说：“我家百丈下，井上双梧桐。”《傅与砺诗集原序》注明：“天历二年四月一日，范梈书于百丈山房。”百丈山，即范梈的家无疑；甲寅，是延祐元年（1314）；南中，指雷州。此诗作于至治二年（1322），当时范梈已经从雷州回到家中。腊月二十三日这天，他想起八年前的今天，他刚到达雷州，因作此诗。当时，诗人的儿子山寿还小，他让侄儿范谨思留在雷州，帮助他处理余下的事务。诗歌第二首说：“往年当此夕，孤桌［棹］适南征。”即八年前的今天，他正乘一叶扁舟到达雷州。“十二月二十三日”，是范梈一生中的重要日子，它被诗人准确地记录下来。由此可知，范梈到达雷州是1314年腊月二十三日，他在春节前赶到了雷州。

雷州是范梈人生第二个任职地点。在任职雷州之前，他曾在京师十年有余。虽然京师是他第一个任职地点，但是经历却十分曲折。他生于南宋度宗咸淳八年（1272）。元朝大德八年（1304），他已三十二岁，以一介布衣的身份前往“风流满天下，人物擅京师”的北京，最初以卖卜为生，时间为三年；大德十一年（1307），他已名动京城，御史中丞董士选得知他的才学，聘他为家庭教师，时间为两年；至大二年（1309）董士选推荐他任左卫率府教授，时间为三年；皇庆元年（1312），任翰林院编修，时间为三年；延祐元年（1314）任满。在京师的这十年中，范梈虽官位不高，翰林院编修也才八品，却是他人生最重要的时期。这十年中，他除了结识名士董士选外，还结交元诗四大家中的杨载、虞集、揭傒斯，以及著名文学家张养浩、元明善、袁桷、邓文原、张伯雨等文坛名流，这些人皆是天下精英、一代名士。李白《赠韦秘书子春二首》其一：“高名动京师，天下皆籍籍。”可移以概括范梈的京师十年。他从一个流落街头的算命先生，到进入元代文坛的中心，不可谓不成功。这十年中，他不仅开阔了眼界，陶冶了情操，丰富了见识，而且还成为元代文学标志性的人物，使范太史的名声名扬天下。但是，现在他却不得不来到天涯海角的雷州，这的确令人意外。

元朝官员的任职，以月计算。范梈在延祐元年（1314）岁暮赶到雷州，是便于从延祐二年（1315）正月起，以计算资历。

四、雷州任职

范梈在雷州的海北海南道肃政廉访司的官职是照磨。由于时间久远，关于他的任职，歧说甚多。有的说，他到雷州是升职。《元史·范梈传》：“……翰林院编修官。秩满，御史台擢海南海北道廉访司照磨。”照磨的官职不误，但是称任照磨是“擢”，则大谬不然。天下哪有从八品的翰林院编修“擢升”为九品照磨的?有说他的职务是知事的。张养浩《送范德机赴海北道宪司知事》，诗歌题目可证。另外，元吴澄《范亨父墓志铭》：“宪台有闻名者，改擢将仕佐郎、海北海南道廉访司知事。”《元史》本传也持此说。看来，当时京城里权威性的文献，均持“知事”说，定有原因。在元代肃政廉访司中，设知事一员，正八品。如果他是海北海南道的知事，与他在京城的编修是同一级别，在情理之中。但是，这仍然不是“擢”。而且他任的不是肃政廉访司知事，而是照磨。在肃政廉访司内，照磨兼管勾一员，为正九品。且不说京城与岭南的地域区别，就官职而言，照磨与编修相比不仅不是“擢”，反而降了两级。有的说，范梈到海北担任的是廉访使。明《正德琼台志》卷十六有“延祐三年，海北廉访司照磨范梈”的记载。康熙《临高县志》卷十二：“范梈，元廉访使。”此说不确。范梈在岭南八年，从未超过照磨之职，其离正三品的廉访使，不啻有天壤之遥。有的说，他在岭南担任的是廉州路总管。道光《广东通志》卷十七说：“范梈，延祐三年（1316），廉州路总管。”其根据，大概是因范梈在廉州写了《海角亭记》吧。但是，此说是错误的。路的总管，秩在正三品至五品之间。元刘岳申《与范德机书》：“足下自海北移江西，虽为底僚，然在执法。”^[17]范梈在从海北海南道肃政廉访司照磨转任江西湖东，再升为福建闽海道知事。知事，正八品，仍是“底僚”。直到天历二年（1329），范梈任湖南岭北廉访经历，从七品，成为他一生中最大的官，次年他即去世。那么，终其一生，范梈的最高官职才从七品，离可怜的七品芝麻官，还差一级。故上述关于范梈在海北海南道任职的廉访使、总管、知事诸说，均是错误的。

这些误说之所以产生，是因为范梈的任职本来蹊跷。范梈从京城正八品的翰林院编修，为什么被“擢升”为海畔瘴疠之地的正九品照磨呢?原来，大德年间，朝廷对怯薛等长官们所随意“显擢”的官员，进行整肃。《元史·孛术鲁翀传》：“时有旨：凡以吏进者，例降二等，从七品以上不得用。翀言：科举未立，人才多以吏进，若一概屈抑，恐未足尽天下持平之议。请吏进者，宜止于五品。许之，因著为令。”孛术鲁翀的谏言，主要是限制长官随意擢升自己属下的官员，级别不得超过五品，但是这对整肃滥升官员的降职，没有影响。孛术鲁翀的谏言在延祐二年（1315）之后，可见在延祐元年（1314）时“凡以吏进者，例降二等，从七品以上不得用”的圣旨早已施行。故此类官员，依例一律被降二等。范梈当时正八品，降二级，正好是正九品。本来，七品以下的官员革职，不得任用。范梈是正八品，还被任用，朝廷对他已是法外开恩了。历史上，一般官员总是不断地升迁，但是范梈却相反，他从京城八品被“擢”为天涯海角的九品官，实在违背常理。范梈的遭遇不符合官场的常规，不明白这段历史特殊背景的人，以为他从京城来到岭南，一定是升了官，于是产生了种种“擢”的误说。实际是由于朝廷整肃官场，范梈遭遇了池鱼之殃，于是从八品编修变成了九品的照磨。这便是范梈所说“南游未是谪”的历史之谜，也是范梈从京城翰林院被“擢”到中国“南极”雷州的历史真相。

什么是照磨?时下流行的解释是：“照磨，官名。即照刷磨勘的简称，元朝建立后，在中书省下设立照磨一员，正八品，掌管磨勘和审计工作，另肃政廉访司中负责监察的官员也称照磨，‘纠弹百官非违，刷磨诸司文案’（《元典章》）。”^[18]认为照磨即负责审计和监察，有望文生义之嫌。而且，照磨，也非全是正八品，还有从八品、正九品等级别的。

这里还涉及对“廉访司”的理解。也许一看“肃政廉访司”几个字，便认为它是“纪律检查委员会”之类的监察机构。其实不然。元徐明善《送郑大使之广东序》：“廉访使，即汉刺史职也。”^[19]肃政廉访司并非法院，而且即使是在法院工作的人也未必就是法官。明白这个道理，就知道“照磨负责监察”说的荒谬了。照磨原是金人官名，元代因之。元许有壬《御史台照磨题名记》：“厥初无照磨官。至元壬辰，台臣以赃入既伙，出纳无适，爰始奏设。又虑员之冗也，乃以其职冠承发管勾兼狱丞。之上，遂为定制焉。”^[20]其实，“照磨”的本意即“照摩”，是照抄、誊录的意思。故《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刑部》有“每月一照磨，每季一计点”之言。《元史·世祖本纪九》：“立云南按察司，照刷行省文卷。”照刷文卷，即比照抄录，同时核查文件。照刷文卷，是按察司即廉访司的职责，并非仅仅只是照磨的职责。《元典章·台纲二·体察》：“管民官与按察司递相照刷文卷。”《元典章·户部五·典卖》：“所据文簿，候肃政廉访司依例照刷。”其实，元代以后照磨是掌管宗卷、钱谷的属吏。《元史·百官志一》：“照磨一员，正八品，掌磨勘左右司钱谷出纳缮科例，凡数计文牍簿籍之事。”陶宗仪《辍耕录·为将嗜杀》：“时王元吉为本府照磨，元吉能备言其详，且有抄录公文。”可见，照磨相当于主簿、典史一类文书，他还兼管勾、承发架阁库等钱粮，因此照磨便成杂吏。在肃政廉访司中，从廉访使到照磨共六个官阶，照磨为倒数第一，秩正九品，说照磨负责监察，未免夸张。另外，元朝中央各部、司，如礼部、刑部、工部、客省使、都提举万亿宝源库、诸路宝钞都提举司、京畿都漕运使司、大都河间等路都转运盐使司、提举都城所等，均有照磨一职，其职并无监察可言。另外，照磨的官职，由从九品到正八品，分跨三个级别，官职的大小也颇悬殊。总之，认为照磨是审计监察官员，未中肯綮。

范梈到达海北海南道肃政廉访司任职时（延祐元年），驻雷州的廉访司的官员今可知的有：正三品的廉访使余琏、正五品的佥事赵珍等。其时，正值海北海南道廉访司政府换届。据延祐元年湖广行省儒学提举张图南的《重修雷州儒学记》，延祐二年至延祐七年（1315—1320），继任的廉访使是嘉议大夫卜达世礼，正四品的廉访副使是李元。范梈的上司还有廉访副使拜都（明万历《雷州府志》）等人。范梈在廉访司官位低，因而工作繁杂。明叶盛家中藏有范梈的《海角亭记全文》，所谓“全文”，是据范梈《海角亭记》的原文抄录，比流行的《海角亭记》的内容完整，特别是保存了范梈署名的全称：“前翰林国史院编修官，今授将仕佐郎、海北海南道肃政廉访司管勾、承发架阁库兼照磨高平范梈”，这对研究范梈的生平、籍贯、履历等，都是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范梈负责的事有“管勾、承发架阁库，兼照磨”，主管提控案牍和仓库等杂事。廉访司照磨，官秩从九品或九品，相当于今天的副股长或股长。范梈《潮州路经历司衡政厅记》：“制经历、知事、照磨，秩自七至九（品）。郡凡三员，上以承太守，下以摄郡吏，已又处中焉。”照磨九品，其上是正八品的知事和从七品的经历。范梈任将仕佐郎时与中议大夫同级，从八品；任翰林国史院编修时，正八品。编修在翰林院十一级官阶中倒数第二，年俸二十二贯，廪米二石。那么，范梈在雷州担任的照磨即使是正九品，也比翰林院的编修低二级，相当于今天的正股长。他到只有逐臭之夫才到的海畔，出任小小的照磨，实在是出于无奈。在《登石城驿亭》中他说“南游未是谪”，其实这比“谪”更甚。元代任照磨的大文人不少，如“元诗四大家”之一杨载，他曾任海船万户府照磨；大诗人苏天爵，曾任功德使司照磨；诗人萨都剌，中进士后，任燕南道廉访司照磨，人称“燕山萨照磨”。张伯雨《次韵答萨天锡见寄》：“巡官畏虎盛前呵，惊动燕山萨照磨。”元许有壬《御史台照磨题名记》说：“阶是（照磨）腾为达官者，不知几人；而湮没无闻者，亦复不少。”范梈便是其中的湮没无闻者之一。范梈上任的照磨所，在雷州府城之西，故又称“西厢”。可是，雷州的文献已经忘却了这位位卑才高的照磨，范梈真是被湮没了。

五、雷州任期

古代官员的任期，一般是三年一任，即《尚书·舜典》所说“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元天历元年（1328），冯翼翁《（海北海南道）察院记》说：“夫今之为任者，率三岁一迁，或者不数月辄去。其视官舍，犹邮传耳。”^[21]但是，这只适用于职级较高的官。对于低级的吏，则可能十年地点无变动，职位也无升迁。

如前所述，范梈到雷州的时间是延祐元年。他离开雷州的时间，记载在《范德机诗集》卷二的《八月十五日公堂宴别作》中，即至治二年（1322）八月十五日；那么，他在雷州的时间约为八年。

范梈到雷州的时间，他在《杨仲弘集序》中也曾提及：“皇庆初，仲弘与余同为史官……故其后，余以御史府用管南宪架阁，适海上。仲弘复登乙卯（1315）进士第，为浮梁别驾。余迁江西，仲弘亦改宣城理官，相违十数年，相距数千里。”^[22]范梈在皇庆元年（1312）任翰林院编修，两年后的延祐元年到雷州，杨仲弘为他送别。而后杨仲弘留京师参加延祐二年的进士考试，及第，任浮梁别驾。范梈结束雷州任职后，任职江西，二人仍然未会面。这样，二人前后分别十数年。据此推之，范梈在雷州的时间，也应不短于八年。

范梈离开雷州的时间，可以考定得知。元吴师道《题危太朴所藏诸卷范德机墨迹》：“昔人称道所美，于其人则曰：风尘物表；于其文则曰：不食烟火；语于其字画则曰：萧然有林下风。今观范君德机词翰而想其人，真足以当之矣。至治元年，某试礼部。君时为弥封官，已往谒，则已赴江西之宪幕矣。遂不获识，至今以为恨耳。”^[23]据此，范梈离开雷州，似在至治元年（1321）。但据《范德机诗集》卷三《壬戌秋录囚晚行宁州道中追录》，壬戌，即至治二年（1322），其时他仍然在海南岛录囚。元吴澄《江西廉访司经历司厅壁记》：“济宁田君赟，为肃政廉访司属官之长参贰。得清江范君梈，志合德同，皆能以苦淡自持，清白自励。于时，宪官凛凛有风裁，而其属又如此。于是，江西之宪职大振。予在山中，久闻其风。至治三年春，被召过洪，以所见征所闻，犹信。”^[24]至治三年（1323），范梈已任职江西。综合上述记载，范梈离开雷州的时间，当在至治二年秋天。

范梈结束雷州照磨一职后，至治二年底改任江西肃政廉访司照磨，泰定三年（1326）任福建闽海道肃政廉访司知事，官正八品，十二年中仅升两级。换言之，十二年后他的官职才恢复到他在京城时任编修的级别，这是为何呢?范梈《晚登南楼眺乌石九仙方山诸峰》说：“宪署历三试，愚庸寡所宣。”他把原因归于自己的愚庸，其实这主要是元代官场的黑暗。专制国家的官场没有不黑暗的，而元朝更甚。袁桷《送范德机序》说：

四方士会京师，则必囊笔楮，饰赋咏，以侦候于王公之门。当不当，良不论也。审焉以求售，若乘必骏，食必稻，足趼而腹果，介然莫有所遭，夫争艺以自进，宜有不择焉者。心诚知之，孰惭其非。故幸得之，则归于能；其不得之，则归于人。惕然而自治，吾木之见也。

临江范德机，会于兹三年矣，语焉简然，行焉恂然，吝其菁华，韬焉以深。视世之言文辞位贵重者，靳靳不自表。夫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范君诚审焉，抑不可知。使不可知，则凡辱与游者，责莫能以辞也。

君所为诗文，幽洁而静，深怨与不怨，皆存乎天。慨然南归，善治其学，弥谨所徇，使果择士耶，无以易矣。譬之璞焉，蓄极而光，遇宁有不遂者乎。惜其行，解以俟之。^[25]

从“会于兹三年”可知，范德机与袁桷相识才三年，但二人成为知心朋友。袁桷认为，范梈是有才华的高人，但他是璞玉浑金。四方之士会聚京师，他们都带着金钱珠宝，通过行贿和阿谀奉承，以求得一官半职。而他们一旦得官，又会掩盖自己的丑行，恬不知耻地说：这是凭他自己的才能。在这样污浊的社会风气下，范德机居然真正地坚持自己的节操，拒绝奔走权贵之门。他被排挤出京，是必然的。袁桷深为范梈不平，还希望有人能真正赏识范梈。

元代废除科举多年，文人的地位低下，元曲四大家的遭遇就是例子。元初未有官制，首先设置断事官，叫做达鲁花赤，总揽一切事务。后来虽有官制，但仍紊乱。《元史·循吏传序》：“古者，治民之吏，事权一而责任专，县之事专于令，郡之事专于守，故无所牵制，而吏得展其才。至元之官制，则不然，县有尹、有令，府、州有知府、知州，路有总管，而皆设达鲁花赤以监之。凡为达鲁花赤者，非蒙古则色目人，皆懵于中国之治术者也。夫既以达鲁花赤监吏矣，则吏之权已夺于达鲁花赤，使其贤，犹将与吏争是非可否，百牵制其所为，而况懵于治术者乎！虽洁己爱民者亦时有之，然其奸贪狂法、虐杀无辜，吏固不绝于书也。此元之吏治所以日窳，而盗贼所以不息欤！吾征之刻石，凡去思、遗爱之碑，颂达鲁花赤、总管以下之德政存而未佚者，尚得五六百事，大抵皆空言无实，习为谀美。呜呼！是亦吏治之窳之一端矣。”^[26]由蒙古人所任的达鲁花赤高于一切，这是出于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必然会影响社会和政治风气。达鲁花赤大多不识字，甚至连签署自己的名字也不会，更何况治国?但是，他们多有德政碑，这便将知识上的无知，转变为道德上的无耻。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为官特别难，地方小吏的生存尤其痛苦，下层小吏的职期特别长。《元史·选举二》：“已历两考之上者，循旧例九十月出职；不及两考者，须历一百二十月，方许出职迁转。”故有“两考正九品，通理二百一十月入流”之制，照磨有“历一百月，除从八品”者。210个月，即将近18年。比起18年才升到九品的人来说，范梈还算是幸运的。元代的统治者尚武，他们所热衷的正如蒙古经典著作《蒙古秘史》所说的：“挖开了他们（指灭尔乞人）的胸膛，戳烂了他们的肝脏，把他们床上的女人抓到我们床上。”^[27]草原骑士掌握政权后，把人民分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他们如同书记一样充任各级政府的一把手。第二等是中亚的色目人，当亡国奴最早，已经得到主子的信任。第三等是“汉人”，即金国辖下的淮河以北的中国人，他们因当亡国奴的“工龄”较长，主子比较放心。第四等是“南人”，即宋朝辖下的淮河以南的中国人，最迟做亡国奴，也是政府最不放心的人。在“南人”中，他们最不放心的又是文人。以致元代文人的地位竟然在娼妓之下。宋谢枋得《送方伯载归三山序》：“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贵之者，谓有益于国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贱之者，谓无益于国也。”^[28]这并非戏言，大文豪如关汉卿辈，便只有混迹于妓女堆中，这还是“九儒”高攀了“八娼”。范梈成年时，科举已废数十年，他只能担任下级文官，而且一生沉沦于八九品的下僚。明孙仁孺《山坡羊·东郭记》“何似儒酸，甘心寒俭”，这便是范梈人生的写照。范梈长期沉沦下僚，是“九儒十丐”制度下文人悲苦境遇的例子。这是元代文人的悲哀，也是中国文化的悲哀，更是成为亡国奴的“汉人”、“南人”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