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痛悼念恩师宁先生

张海瀛

这是我于2014年2月18日晚，惊获恩师宁先生仙逝噩耗，怀着无限哀思撰写的一首七律，时年八十有二。

我是1955年考入首都师范大学（时称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的，毕业留系后，给宁可先生当助教，后做吴晗先生的研究生，1972年调回山西。我在首都师范大学学习、工作了17年。在此期间，每位老师都给我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其中宁可先生是对我一生产生了重大而深远影响的恩师。在此追溯恩师对我的教诲和培养，以表达难舍难分的怀念之情。

记得，1956年向科学进军期间，宁先生兼任校图书馆馆长，经常发表文章，同学们对他特别崇拜。在一次关于民族英雄岳飞评价的课堂讨论后，同学们就如何看待民族英雄岳飞镇压农民起义以及如何评价岳飞在抗金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一直争论不休。我和张延生经过多次争辩，就如何看待岳飞抗金斗争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取得了共识，打算写一篇文章表达我们的看法。但从何处入手呢？ 找不到门路。于是便鼓起勇气，到图书馆找宁可先生求教。没有想到，宁可先生竟然特别热情地接待了我俩，并耐心地告诉我们，确定选题之前，必须了解和掌握史学界的研究状况；确定选题之后，必须明确自己是什么看法、研究的重点是什么、难点在哪里，然后再围绕选题去读书，记读书笔记、收集相关资料。收集资料的过程，同时也是形成观点和看法的过程。当你们的观点和看法比较明确以后，就要把文章的主题思想和基本观点，用自己的语言写成笔记性的短文，再据此列出大小标题，然后才能进入写作过程。其后，宁可先生还为我们开列了阅读书目。我们按照宁先生开的书目，从图书馆借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朝北盟会编》、《金佗粹编》、《金佗续编》等书，从而开始了我们学生时代的第一次学术研究，同时也拉开了我围绕专题系统阅读古籍的序幕，这使我眼界大开，并对阅读古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我们终于写成了初稿。记得文章初稿从岳飞联络两河义军以及两河义军把岳飞当作抗金斗争的中心人物这样两个方面，阐述了岳飞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阐述了千百年来岳飞深受人民群众爱戴的深刻根源。无奈因遇到整风和反右运动，研究工作不得不停了下来。在1958年红专大辩论期间，因此还受到批判，文章初稿也被付之一炬。但宁先生指引我们进行研究的历程，却使我终生难忘。

1959年毕业留系后，我做了宁可先生的助教。当时，宁先生讲授“史学概论”课，我除听宁先生讲课和辅导同学自习外，还按宁先生的要求，去北京大学历史系听翦伯赞先生和许师谦先生的“史学概论”课；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听白寿彝先生的“史学概论”课。校外听课，不仅使我获得了丰富的知识，而且增强了我辅导好“史学概论”课程的信心和勇气。在此期间，宁先生特别重视对我进行使用工具书的训练。记得，宁先生给我出过一份开卷回答的试题。其中有一题就是要我查找17处关于明代抗倭英雄戚继光的记载。我在图书馆里查了一个星期，只找到8处，怎么也找不齐这17处。最后宁先生告诉我，你找《引得》查一下。结果，只用了5分钟，就将这17处记载查了出来。这时我才懂得使用《引得》之类工具书的极端重要性。宁先生为培养我的理论功底，又聘请政教系专讲《资本论》的许蛟教授，辅导我学习《资本论》，并参照研究生标准，定期进行考试。这样就极大地调动了我攻读《资本论》的积极性，加深了对《资本论》的理解。

1961年暑假期间，宁先生被借调到高级党校编写《史学概论》教材去了，系领导决定由我接替宁先生给历史系一年级学生讲“史学概论”课，这对我无疑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但因有宁先生做后盾，我勇敢地承担了下来，并严格按照宁先生的要求进行备课。宁先生说，初登讲台，必须认真备课，每堂课的讲稿，必须写三遍。写完初稿后，自己修改，再写第二稿；写完第二稿后，自己再次修改，再写第三稿；第三稿写成后，再交由他审阅。宁先生说，他写文章，至少写三遍。说着，宁先生把他的文章的第一、二、三稿拿出来给我看，我非常惊讶，非常佩服！宁先生说，好文章都是千锤百炼而成的。你写讲稿，就要按写文章的要求对待，这是练习写作的极好机会。从此，我严格按照宁先生的要求，每一堂课的讲稿都要认认真真地写三遍，然后进行试讲。苍天不负有心人。我在宁先生的严格要求和具体指导下，终于完成了教学任务，站稳了讲台，同时，也极大地提高了我的教学兴趣和写作能力。第二年，我又接受了给政教系讲授“中国通史”的任务。我仍旧按照宁先生的要求，撰写每一堂课的讲稿。不过，这时不是送交宁先生审查，而是送交成庆华先生审查。成庆华先生的审查，同样十分严格，即或是标点符号使用不当也不放过。在成庆华先生的严格要求和具体指导下，我又圆满完成了政教系的教学任务。

1963年暑假，按照当时历史系的规定，我有两年轮休，宁先生原本打算送我出去学习隋唐史。当宁先生征求我的个人意见时，我却拐弯抹角地说，我特别喜欢明清史，这是宁先生万万没有想到的。尽管如此，宁先生一点也没有责怪我，反而说那好吧，再考虑考虑。过了一段时间，大约是当年年底，宁先生高兴地对我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杨伯箴院长说，吴晗副市长答应为我院培养一位明史教师，系里决定让你去！”我大吃一惊，这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一是我未曾想到吴晗副市长会为我院培养明史教师，二是我更没想到宁先生会如此痛快地同意我改学明史。我高兴极了！1964年初，履行了考试程序后，我就拜吴晗先生为师，攻读明史去了。我虽然改学了明史，但从思想感情上却跟宁先生更加亲近起来，宁可先生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更加高大起来。我在跟吴晗先生学习期间，依然住在学校，经常向宁先生请教。我的首篇论文——《应当正确理解和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见《光明日报》1964年8月12日），就是在宁先生的指导下撰写并发表的。由于文章批评了朱永嘉理解和引用经典著作的错误，还带来了很大麻烦。因为朱永嘉是张春桥手下的骨干，被视为“左派”代表，所以“文革”期间，批评“左派”就构成了我的一大罪状，直到“四人帮”垮台，我才翻过身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宁先生牵头上马了“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课题。其时我在阳泉市委宣传部工作，获悉宁先生主持“中国古代经济史”课题后，我立即要求调回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参加宁先生的课题。在宁先生的大力支持下，首都师范大学很快便将商调函发到了阳泉市委组织部。但因两天前，阳泉市委组织部已经接到山西省委组织部调我回太原山西社科所工作的调令，而且电话通知阳泉市委组织部，只能给我办理回太原的手续。这样，我赴京参加宁先生课题的梦想便落空了。听说，宁先生为此情绪低落，十分消沉。我立即赴京看望，并同先生商量补救办法。鉴于我已到山西社科所，而且是历史室的负责人，宁先生提议，我在山西社科所组织力量，参加他的课题研究。为尽快打开局面、提高山西社科所的知名度，建议由山西社科所牵头，召开一次全国性的中国古代经济史学术研讨会。我将宁先生的意见转告山西社科所领导后，社科所领导满口答应，完全照办。这样就形成了“山西社科所与首都师大合作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的局面，并于1979年夏，在太原召开了有全国十几个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参加的中国古代经济史学术研讨会。会后，会议论文汇集成册，于1981年7月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名曰《中国社会经济史论丛》第一辑。我和山西社科所负责人张国祥在会上的联合发言——《试论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在《光明日报》1979年10月30日刊出，成为山西社科所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中国社会经济史论丛》第一辑，成为山西社科所出版发行的第一部学术论文集。

为落实山西社科所与首都师大合作研究的课题，阎守诚、赵云旗等人长期住在首都师大，在宁先生的直接指导下进行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经过多年合作，不仅出版了一批关于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成果，而且培养了人才。阎守诚调入首都师大，成了博士生导师；赵云旗考上了著名专家韩国磐的研究生，这样极大地提高了山西社科所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宁先生主持课题特别重视走向社会进行学术考察。1982年，宁先生主持了“河东两京历史考察”。河东两京历史考察队由北京、山西、陕西、河南四个省市17个单位的32位学者组成。首都师大党委书记崔耀先等人为顾问，宁先生担任队长，我负责山西境内的考察，胡戟负责陕西境内的考察，张文彬负责河南境内的考察。这次考察，从 1982 年 7 月 10 日起至 8 月 18 日止，历时40天，累计行程8000多公里，历经山西、陕西、河南 3 省 9 市 37 县，考察访问点140个。在山西的考察时间为20天，考察访问点从北到南共70个。考察队所到各县包括五台、应县、朔县、山阴、侯马、临猗、万荣、河津、闻喜、夏县、永济、芮城等，当地主要党政领导和文物部门的负责人，有的夹道欢迎，有的陪同考察，有的出面讲解，有的陪同用餐。声势之隆重、场面之热烈，令人难忘！考察队每到一地，都要与当地领导、文史学者、文博工作者进行座谈，交换意见。中共山西省委书记王谦与考察队顾问崔耀先是抗战时期的老同事，久别重逢，特别亲切。王谦书记还亲自参加了考察队在太原召开的座谈会，倾听大家的意见，与会学者受到很大鼓舞。全程考察结束后，以山西社科所名义整理了《河东两京历史考察队关于进一步加强山西文物管理的建议》，上报山西省委、省政府，并分送各地有关领导和部门。山西许多古迹和景点，例如平遥古城、乔家大院等，都是采纳考察队建议后，确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这次从北到南的历史文化考察，是一次高品位、高规格、高效率的考察，参加考察的每位学者，都撰写了考察论文，汇集成《晋秦豫访古》一书，由山西人民出版社于1986年出版发行。该书的出版发行，受到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和好评。

宁先生主持合作研究期间，对山西社科院出版《山西通志》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帮助。我主持历史所工作时，将点校《山西通志》列为重点课题并正式上马。但当时只有刘克文和高可两个人，加上后来调入的夏连保，也仅三个人，远远不能适应工作需要，于是便高薪从院外聘请了几位离退休学者组成专家组，住在山西省图书馆知青招待所，借用省图资料，与刘克文等人协作攻关，一起点校《山西通志》。经过四年奋战，完成了初稿。初稿出来后，刘贯文院长提出，要在北京中华书局出版，并派高可赴京联系，结果遭到中华书局婉言谢绝。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刘贯文让我想办法，我只好请宁先生帮忙。当时中华书局谢绝出版《山西通志》点校本的原因，主要是对山西的点校水平不信任、不放心。后来，宁先生出面经过反复协商，由宁先生以敦煌学研究会秘书长的身份，出具学术担保后，中华书局才将《山西通志》点校本列入出版计划。《山西通志》点校修改稿出来后，又要求宁先生审定。其时，宁先生身体欠佳，正在小汤山疗养，只好由我代为审稿，最难审的部分，是请地方志专家朱士嘉和傅振伦审定的。这样，《山西通志》点校本，才于1990年11月出版发行。全书1020万字，分装22册。刘贯文是联系出版《山西通志》的总指挥，对于宁先生出具学术担保以及审定书稿的情况是一清二楚的，但他在《山西通志·点校序言》中，只说感谢朱士嘉和傅振伦，唯独不提宁可。刘贯文自知理亏，所以《山西通志》点校本出版后，都不敢赠送宁可先生，留下了难以挽回的遗憾！

宁先生主持过多项享誉国内外的重大课题，我亲自参与的就有两项：一项是《中华五千年纪事本末》，另一项是《晋文化志》。

《中华五千年纪事本末》由宁先生担任主编，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出版发行，全书共219万多字。该书的总体设计、框架结构、编纂体例、撰写规则、具体要求等，都是宁先生亲手制定的，他还撰写了许多不同类型的样条，供编委学习、讨论，并反复强调，一定要突出纪事本末体的特点，每个词条都必须有人、有事，否则就不是纪事本末体了。每个朝代的词条，他都要严格审定。我是编委之一，负责明代稿件的组织、撰写和初审。由于宁先生要求明确、指导具体、把关严格，再加上该书内容系统全面，语言通俗易懂，印制精美大方，出版发行后很受欢迎。该书后来被选定为江泽民总书记赠送国际友人的礼品，流传到许多国家，成为外国朋友了解中国历史的珍贵读物。

《晋文化志》是宁可主编的《地域文化典》中的一种，而《地域文化典》又是《中华文化通志》十典中的一典。《中华文化通志》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肖克将军主持编纂，共十典，每典十志，共一百卷，约3600万字，以齐全的门类和浩繁的卷帙，全方位、多视角地记述了上下五千年的灿烂文化，是迄今为止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地记述中华文化的巨著。1998年10月该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同年11月9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江泽民总书记接见《中华文化通志》主编肖克及部分编委和作者的新闻报道与巨幅照片，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我有幸在宁先生主持下参与《晋文化志》撰稿，感到格外荣幸。

总之，宁先生主持的项目，很多都是高规格、高品位、高水平的，他的学术成就和社会影响，引起了党和国家有关部门的关注，并被请去给中央首长讲解中国历史，特别令人钦佩！诀别恩师常惦念，难逢知己更伤悲。尊敬的宁先生，安息吧！

2014年3月15日于太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