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隆福寺

上小学时，我家住在北京钱粮胡同，上学放学都要穿过隆福寺。父亲是个喜爱研究北京故旧的知识分子。他领着我们全家住到钱粮胡同时，隆福寺已变为一座百货市场，大殿都关闭不开放，但他就知道那昆卢殿里有世界上最壮美的一个“藻井”（那是一位专门研究古建筑的朋友告诉他的），并且塑有神态最生动的“天龙八部”（我早在读金庸的《天龙八部》之前就知道了那八个神怪，盖出于此），熏陶我的效果之一，便是有一天我用一个糖瓜儿买通了母亲任“食库管理员”的同学，钻到那沦为货仓的昆卢殿里。巍峨的殿堂里黑黝黝的，高大的佛像已被蛛网缠绕，陈旧的幡幔发出阵阵闷人的气息；可是仰颈观望，高居于上的覆盆状藻井，在一缕从窗隙射进的菊色光束映视下，仍呈现出一种朦胧的壮美；整个藻井又似一朵倒悬的金色玉莲从中心吐出一颗硕大的宝珠来，十足地神秘、玄妙！不过我们在环顾那八个诸天和龙神时，却被在幽暗的光缕中似乎正朝我们扑来的夜叉吓得尖叫着逃了出去。至今我还为此发愣：夜叉怎么又是一位护法的角色，列入“正面人物”的“天龙八部”之中呢？

我目睹了隆福寺的变迁。起先，它是个天天开市的庙会，大殿和庑廊边各色方形、伞形、长廊形的布篷下，卖各种各样日用杂品的大摊和小摊鳞次栉比，有品种齐全到百数以上的梳篦摊，“金猴为记”，摊中摆放着一尊木雕金漆大猴；有卖猪胰子球和蛤蜊油等化妆品的小摊；有卖泥兔儿爷、武将棕人、大头和尚窦里翠（一男一女的套头壳儿）、卜卜噔（一种可吹弄的薄玻璃制品）以及空竹、风筝等玩物的摊档……其间更夹杂着卖各色京味小吃的摊档，有连车推来的卖油茶的摊子，不仅龙嘴大铜壶闪闪发光，车帮上镶的铜片和铆的铜钉也油光锃亮，卖褡裢火烧的平底锅滋滋地响着，散着油香。不过我更感兴趣的是卖半空花生、糖稀球、牛筋儿窝窝、综果条、干崩豆……的小摊。后来实行“公私合营”，拆了一些小殿堂和庑廊，建成了“合并同类项”的售货大棚；再后来是“文化大革命”，“破四旧”先破了殿堂内所有的佛像，包括那“天龙八部”，渐次就破到了殿堂本身，那昆卢殿据说是明代建筑中的孤例，其藻井比故宫的养心殿和天坛祈年殿的藻井更见巧思和气魄，到此则大限来临，不仅大殿的全部木料、琉璃瓦和大青砖全部用作了“深挖洞”的材料，殿北的汉白玉石桷、石陛、石雕，也都“将功折罪”“变废为宝”，捐躯于防空洞中。父亲那位搞建筑史的朋友“文革”中已“自绝于人民”，我们自然再不敢听从他的“狂吠”，去为这些“破烂货”“请命”——直到“文革”后我才重访童年、少年时代几乎天天竖穿的隆福寺，“隆福寺”已徒有地名而已。如今，那里是一所装有滚梯开放五层的商业大厦，里面不仅出售大陆国产精品，也出售比如从巴黎来的香水、日本来的录像机、香港地区来的康元饼干，以及从台湾地区转口而来的仿毛花呢……感谢商场一位人士告诉我：“昆卢殿那藻井怎么也拆卸不开，用斧头砍下去火星乱蹦，连斧刃都锛了……后来好像是运到雍和宫去了。”我还真去雍和宫询问，却不得要领，“藻井如何去？剩有游人处”，令我百感交集。一座寺庙有必要永存于世吗？“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没有湮灭也便难有新生。苏联有部电影叫《两个人的车站》，车站上明明人流如鲫，何以标作“两人”？一位“第五代导演”对我解释：“这是说，在那一段时间里，那座车站是因为他们两个人而存在的。”是的，在那一段时间里，隆福寺因我而存在，我的隆福寺既不是明“荣仁康定景皇帝立也”的那座香烟缭绕的大寺，也不是清代竹枝词中所吟的“古玩珍奇百物饶，黄金满橐尽堪销”那种景象，我的隆福寺洗礼了我的童年和少年。我在那里学会了抖空竹，空竹在抖动中发出的蜂音将伴我一生。

1991年秋

藤萝花饼

街口新开了家小食品商店，最显眼的标志是门口的大冷柜，柜面上彩绘着厂家的图徽字号。店主是下岗的小汪，我们在他下岗前就有来往。他爱人桂珍还在公共汽车上当售票员，倒休假时跟他一起照应生意。我傍晚散步有时拐到他们店里，如果正遇到中小学生放学，买冷食的多，我就给他们搭搭手，他们收钱，我出货。如果生意清淡，我就跟他们聊聊天。我去了，他们总要请我吃冷食，我总是坚拒。我说：“你们小本生意，挣点钱不容易，朋友熟人来了，你们这个请一份冰激凌，那个请一瓶冰茶，还有什么赚头？”可是，任我不吃，每回见我去了，仿佛条件反射，小汪头一句总是：“刘叔，来份什么？”倘若桂珍也在，她会更加热情，有一回就拿出一种江米红枣粽的冰糕，打开包装，直伸到我鼻子前，说：“这个你一定喜欢！”我退后半步，依然没接，她就自己吃了，边吃边跟我透露，他们卖这些冷食，利还是颇丰的，每月除去交税、电费及合理损耗，他们这小店的收益，足以使他们过一种自得其乐的生活。难怪他们见朋友熟人来了，总愿那么慷慨招待，而一些朋友熟人，也就很自然地接过他们递上的冷食。

前两天我又散步到他们小店，那天奇热，傍晚时还觉得鼻息如蒸。我去了，他们小两口儿都在。生意热闹了一阵，天光敛去后也就清静下来。我们说说笑笑一阵，相处得跟往常一样融洽。但当我告辞，走在回家的路上时，心里却滋生出一种失落感，那感觉还挺迅速地在我胸臆里膨胀。我失落什么？这一回，他们两个见了我，谁都没有了请我吃冷食的话。我在小店待了至少有四十分钟，而且这回我口干喉燥，很想用冷食润一润。我身边就是装满冷食的冰柜，里面有那么多可供选择的品种，但我与那些美味之间却隔着一道无形而坚韧的屏障，那屏障是以我的一贯坚拒他们的好意，以及我从不在他们那里买东西（因为如果我说要买他们一定不会收我的钱），也就是我自以为是的想法而形成的，看来他们也终于接受了那道屏障。

当我接近自己家门的时候，我才深刻地意识到，每回小汪与桂珍那真心请我品尝冷食的举动，我的心灵在默默的领受中习惯了，麻木了，甚至转而轻视乃至鄙夷了。现在他们“知趣”，自动终止了那一份虽然极为世俗却也极为真挚的友情表达，我却一下子承受不住了！

我常常沉浸在自我肯定的情绪中，总觉得在这个有着那么触目惊心的腐败现象的世道里，我即使不能自诩高尚，也总算是个雅人吧。我还有些超功利的人际交往，不是吗？那天，我给很久没有联络的退休的朋友去了个电话，说想找他“臭聊”一通，他热情地欢迎我去，我去了，我们聊得欢天喜地，他留饭，我也不客气，吃了他老伴儿做的极可口的打卤面以后，他老伴儿又搬来一个“黑森林”蛋糕，我不禁脱口问道：“咦，今天谁的生日？”我那问话竟如雷击一般，使他和他老伴儿悚然相视，随即好几分钟默然。告辞离去后，我在街头迎风闷走。朋友以为我记得他的生日，才在那天去他那里叙旧，而我不过是为了给忙中偷闲的自己临时寻觅一个温馨静谧的港湾，小作休憩。

昨天傍晚忽然门铃响，从猫眼望出去，依稀辨认出是很久没见过的原来住杂院时的一个街坊，他来做什么？把门打开，那中年人对我说：“母亲让我一定要给您送两个来……”递过一个便当盒，我把他请进屋，让他坐下，喝茶细道端详。他母亲，我唤作高大娘的，九十三岁了，现在住进医院，恐怕是难以回家了。高大娘家门前有一架紫藤，每到夏初，紫藤盛开时，她就会捋下一些紫藤花，精心制作出一批藤萝花饼，分送院内邻居。当年我是最馋那饼的，高大娘在小厨房里烘制时，我会久久地守在一旁，头一锅饼出来，她便会立即取出一个，放在碟子里给我，笑眯眯地说：“先吹吹，别烫了嘴！”现在高大娘在人生的最后一段旅程里，提出想吃藤萝花饼，晚辈已经不会她那手艺了，现在的做法，不过是把藤萝花裹上面粉，用油炸一下罢了，但给她送去以后，她非常高兴，回光返照中，脸颊像玫瑰般艳丽，尝了几口以后，她便想起了我，立刻嘱咐她老二把一些藤萝花饼——其实已经不是饼，而要称为“藤萝傀儡”——给我送来。说实在的，我已经多年没有过问高大娘的生活，然而，她却还记得我，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仍要与我分享那藤萝花制品的美味……

我没有对来客说更多的感谢话，我看出那老二只是急着完成母亲布置的这项任务，心里并不怎么太理解高大娘的情愫。送走了高家老二，我独自坐在餐桌边，望着那些“藤萝傀儡”，心中旋动着难以名状的感动。生在这个世界，活在这样的世道，有一种更高更美、属于永恒的境界，需要我不懈地去修理、提升自己的灵魂！

你哼的什么歌

人在不知不觉之中，会轻声地哼唱。

在上下班的路上，骑自行车穿过大街小巷时；离家旅行，坐在火车靠窗的座位上，懒懒地浏览着并无特色的风景时；闲暇中漫步在公园或居住区绿地的小径上时；在家中独自倚在阳台栏杆上，乃至独自坐在沙发上出神时……从我们的心井深处，便会旋出缕缕歌丝。有时不是歌，而是无词的乐曲。当我们陷于此种哼唱的境界，我们有时自己也没有觉察出自己在歌吟，尤其不能清楚心底所泛出的是些以什么符号命名的旋律……

倘在我们不知不觉地哼唱时，突然有一只麦克风伸来，把我们的哼唱声放大成响亮的“回环立体声”，我们会怎么样？

会惊耸地定在那里，刹那如一尊石像吗？会立刻噤声，如风中寒蝉吗？会哑然失笑，如面对自己穿开裆裤的照片吗？会羞赧地红云盖脸，悔恨于被人听见了吗……

而最小的可能性，是全然无所谓，面不改色心不跳。

因为不自觉地哼唱，是泄露人心底的秘密。

中、老年人所哼唱的，往往是十几年乃至几十年前曾醉心一时的曲目，那里面蕴含着他或她个体生命的许多情感经历，爱与恨、得与失、荣与辱、梦与幻……就是刚过不惑之年的一代，他们不自觉的哼唱里，也必定浓缩着各自的心路历程。

“文革”中，在“五七干校”，一天的大田劳作完毕后，排队唱“语录歌”而归，到各班组分岔而散、接近住屋时，一位“五七”战士却在放松中不经意地哼唱起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其实只是极轻微的游丝般的低吟，却突然有一只手拍到了他的肩上，他惊耸地扭头，却是班长，满脸“人赃俱获”与“放你一马”相交叠的表情：“你怎么就是戒不掉封、资、修？！”至今这位昔日的“五七”战士想起那一刹那的情景，心头依然五味俱全……

一位在外资企业的写字楼中当白领的女士，其人应该说已“全盘西化”，俨然是一位“摩登佳女”，可是她对我说，如今每当她听到《让我们荡起双桨》《我们的田野》这两首已经有好几十岁的歌曲，那其实是很单纯很规矩的旋律词句响起，她就总还是有一种莫可名状的异样情绪荡漾于心头，而她在无意中哼唱的曲调，偶尔也还会是这两首歌。

想起来真让人感慨万端，那些我们青春期所熟悉的歌曲乐调，竟会那样深沉而执着地滞留在我们心灵的井底，甚至会与我们的肉身共存亡于始终。从良性的角度说，这些歌曲乐调是滋润我们终生的营养品；从悲观的角度说，我们的个体生命竟是这些社会文化产品的终身人质！

正当花季的少男少女们，他们在路上跳跳蹦蹦地哼唱的，是些什么歌？将会有哪些歌经过时代社会和个人遭际的筛汰，会潴留在他们今后的心井中，成为他们中年、老年时代不经意便能哼唱出的旋律？

“生死歌哭”这个词，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多次使用过。现在专门就人生的“歌”作一番探微发隐，才咀嚼出了“歌哭”两个字的浓酽味道，不禁又想到“长歌当哭”“百年歌自苦”“人世几欢哀”……

现在中国很流行卡拉OK，在歌厅中大声唱卡拉OK，是一种情绪的宣泄，这种宣泄不仅受歌厅曲目的限制，更因有他人在场，而变得更具表演性质、展示性质、炫耀性质、塑造自我性质；当然，在自己家中或和几个知己在KTV包房中唱卡拉OK，也许会把所宣泄的感情表达得更从容、更精致、更舒畅，但那种自觉地大声地歌唱，和不自觉地哼唱，毕竟是本质不同的两回事。

人在不自觉的哼唱中，才接近于他或她真实的自我，一个被时代、社会、他人浸润的自我，一个力图与时代、社会、他人剥离的自我，一个欣悦的自我，一个痛苦的自我，一个松弛的自我，一个颤动的自我，一个向往着的自我，一个安于现状的自我……

人生途程上，我们一路哼唱……

哼哼唱唱的，不知不觉之中，我们度过了烂漫青春，迎来了哀乐中年，又渐渐步入了哼出怀旧的“前朝曲”的老迈之年……

当我们即将离开这滚滚红尘的人世时，我们干涸的心井里，那最深最隐秘的所在，和我们最后一起湮灭的，是哪一首曲子哪一首歌？

1993年10月14日

归来时，已万家灯火矣

1950年，我们全家从重庆迁到北京。父母虽原籍都是四川，却从小随祖父在北京长大，北京于他们而言不啻第二故乡。在北京安顿下来以后，每逢星期天和节假日，父母总要带我们子女游览北京的名胜古迹。母亲是个爱记日记的人，平时那平淡的日子里，油盐酱醋茶的家常细事她都要记，何况游览归来后。有一次，全家游颐和园归来，母亲写了一篇很长的日记，姐姐偷看了母亲的日记本后，笑得合不拢嘴。她说，那篇日记的最后一句是：“归来时，已万家灯火矣。”哥哥们听说，也都笑。我那时还小，不懂他们笑个什么；但从他们的神情可以看出，那倒不是恶意的嘲笑；母亲对他们的笑，也报之以笑，一家人很是快活。后来渐渐琢磨出来，姐姐和哥哥们是觉得母亲那文言白话夹杂的文体，在那样一个新时代开始以后，显得挺滑稽的；用今天的术语来说，就是“文本”和“语境”有些个“疏离”。

后来我大了些，也翻看过母亲的日记本。母亲实在是个无甚隐私的人，为了父亲，为了子女的成长，她日复一日地操持家务，日记所载，便是那含辛茹苦而任劳任怨的流程。母亲日记的内容确实平淡无奇，但我喜欢那里面所充溢的生活情趣。比如，有一次母亲上街买菜，被扒手偷走了钱包，她记下这件事时，还画了一幅小画儿，画着她自己气恼的面容，又在她自己的像后，画了一个比例小许多的、逃跑的扒手的背影，非常生动，旁边还有文字说明：“扒手可恨！给新社会丢脸！”她为自己的日记画插图虽不是很多，一个月里也总有几回。记得有一幅荷花画得很好，是记录到北海公园赏荷的印象，那荷花上，还立着一只昆虫——我以为是蜻蜓——母亲告诉我应该叫作豆娘。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父母对新社会赞不绝口。那时北京先是疏浚了什刹海等水域，后来又掏尽了几乎全城的阴沟，所以全家一起看了老舍的《龙须沟》以后，父母都赞生动真实，对舞台上的角色喊“万岁”，非常有共鸣。后来我再大了些，懂得那一时期叫新民主主义社会。那时的国产影片，厂标是工农兵的雕像，随着一段悦耳的乐曲，微偏的雕像缓缓旋转为正面，叠印出制片厂名称；我现在仍能哼出那乐曲的旋律；后来那乐曲不仅从电影片头消失，几乎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再也听不到了；到了“文革”时期，上海首先揪出了作曲家贺绿汀，对他猛批时，点到了那首由他谱出、一度被使用到电影片头的乐曲，原来叫作《新民主主义进行曲》，而“新民主主义”，据说是刘少奇对之格外地衷情。当时有“巩固新民主主义”的提法，是他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一大罪状，此罪既定，贺绿汀为“新民主主义”谱“进行曲”，自然也就“罪该万死”。说实在的，新中国成立初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时间虽然短暂，但那时我已十多岁，所获得的感受里，却没什么阴影。那时国有经济蓬勃发展，但私营经济也很活跃，我记得父亲带我去先农坛参观过大规模的城乡物资交流会，展示的商品琳琅满目；而我家附近的隆福寺庙会，更显示出多元的社会景观；当时的东安市场，更仿佛一座美不胜收的琳宫宝殿。还记得那时母亲常一边在厨房炒菜，一边赞叹物价稳定。也还记得在饭桌上，父母不经意的对话中，其实是在赞叹新社会的好处，比如取缔了妓院，禁绝了鸦片，消灭了土匪，振奋了民心等。所以在“文革”时，读到那些痛批刘少奇“巩固新民主主义”的想法是“狼子野心”时，心里只有诧异和恐惧，只好拼命地去跟那“继续革命”的极左理论认同。后来，从逻辑上也确实弄通了，革命就是要一波一波地迅疾推进，以致最后要实行“全面专政”。但“反右”“大跃进”以后，我步入青年时期，却留下了害怕“片语致祸”和物资匮乏乃至饥饿的记忆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