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隆福寺

上小学时，我家住在北京钱粮胡同，上学放学都要穿过隆福寺。父亲是个喜爱研究北京故旧的知识分子。他领着我们全家住到钱粮胡同时，隆福寺已变为一座百货市场，大殿都关闭不开放，但他就知道那昆卢殿里有世界上最壮美的一个“藻井”（那是一位专门研究古建筑的朋友告诉他的），并且塑有神态最生动的“天龙八部”（我早在读金庸的《天龙八部》之前就知道了那八个神怪，盖出于此），熏陶我的效果之一，便是有一天我用一个糖瓜儿买通了母亲任“食库管理员”的同学，钻到那沦为货仓的昆卢殿里。巍峨的殿堂里黑黝黝的，高大的佛像已被蛛网缠绕，陈旧的幡幔发出阵阵闷人的气息；可是仰颈观望，高居于上的覆盆状藻井，在一缕从窗隙射进的菊色光束映视下，仍呈现出一种朦胧的壮美；整个藻井又似一朵倒悬的金色玉莲从中心吐出一颗硕大的宝珠来，十足地神秘、玄妙！不过我们在环顾那八个诸天和龙神时，却被在幽暗的光缕中似乎正朝我们扑来的夜叉吓得尖叫着逃了出去。至今我还为此发愣：夜叉怎么又是一位护法的角色，列入“正面人物”的“天龙八部”之中呢？

我目睹了隆福寺的变迁。起先，它是个天天开市的庙会，大殿和庑廊边各色方形、伞形、长廊形的布篷下，卖各种各样日用杂品的大摊和小摊鳞次栉比，有品种齐全到百数以上的梳篦摊，“金猴为记”，摊中摆放着一尊木雕金漆大猴；有卖猪胰子球和蛤蜊油等化妆品的小摊；有卖泥兔儿爷、武将棕人、大头和尚窦里翠（一男一女的套头壳儿）、卜卜噔（一种可吹弄的薄玻璃制品）以及空竹、风筝等玩物的摊档……其间更夹杂着卖各色京味小吃的摊档，有连车推来的卖油茶的摊子，不仅龙嘴大铜壶闪闪发光，车帮上镶的铜片和铆的铜钉也油光锃亮，卖褡裢火烧的平底锅滋滋地响着，散着油香。不过我更感兴趣的是卖半空花生、糖稀球、牛筋儿窝窝、综果条、干崩豆……的小摊。后来实行“公私合营”，拆了一些小殿堂和庑廊，建成了“合并同类项”的售货大棚；再后来是“文化大革命”，“破四旧”先破了殿堂内所有的佛像，包括那“天龙八部”，渐次就破到了殿堂本身，那昆卢殿据说是明代建筑中的孤例，其藻井比故宫的养心殿和天坛祈年殿的藻井更见巧思和气魄，到此则大限来临，不仅大殿的全部木料、琉璃瓦和大青砖全部用作了“深挖洞”的材料，殿北的汉白玉石桷、石陛、石雕，也都“将功折罪”“变废为宝”，捐躯于防空洞中。父亲那位搞建筑史的朋友“文革”中已“自绝于人民”，我们自然再不敢听从他的“狂吠”，去为这些“破烂货”“请命”——直到“文革”后我才重访童年、少年时代几乎天天竖穿的隆福寺，“隆福寺”已徒有地名而已。如今，那里是一所装有滚梯开放五层的商业大厦，里面不仅出售大陆国产精品，也出售比如从巴黎来的香水、日本来的录像机、香港地区来的康元饼干，以及从台湾地区转口而来的仿毛花呢……感谢商场一位人士告诉我：“昆卢殿那藻井怎么也拆卸不开，用斧头砍下去火星乱蹦，连斧刃都锛了……后来好像是运到雍和宫去了。”我还真去雍和宫询问，却不得要领，“藻井如何去？剩有游人处”，令我百感交集。一座寺庙有必要永存于世吗？“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没有湮灭也便难有新生。苏联有部电影叫《两个人的车站》，车站上明明人流如鲫，何以标作“两人”？一位“第五代导演”对我解释：“这是说，在那一段时间里，那座车站是因为他们两个人而存在的。”是的，在那一段时间里，隆福寺因我而存在，我的隆福寺既不是明“荣仁康定景皇帝立也”的那座香烟缭绕的大寺，也不是清代竹枝词中所吟的“古玩珍奇百物饶，黄金满橐尽堪销”那种景象，我的隆福寺洗礼了我的童年和少年。我在那里学会了抖空竹，空竹在抖动中发出的蜂音将伴我一生。

1991年秋

藤萝花饼

街口新开了家小食品商店，最显眼的标志是门口的大冷柜，柜面上彩绘着厂家的图徽字号。店主是下岗的小汪，我们在他下岗前就有来往。他爱人桂珍还在公共汽车上当售票员，倒休假时跟他一起照应生意。我傍晚散步有时拐到他们店里，如果正遇到中小学生放学，买冷食的多，我就给他们搭搭手，他们收钱，我出货。如果生意清淡，我就跟他们聊聊天。我去了，他们总要请我吃冷食，我总是坚拒。我说：“你们小本生意，挣点钱不容易，朋友熟人来了，你们这个请一份冰激凌，那个请一瓶冰茶，还有什么赚头？”可是，任我不吃，每回见我去了，仿佛条件反射，小汪头一句总是：“刘叔，来份什么？”倘若桂珍也在，她会更加热情，有一回就拿出一种江米红枣粽的冰糕，打开包装，直伸到我鼻子前，说：“这个你一定喜欢！”我退后半步，依然没接，她就自己吃了，边吃边跟我透露，他们卖这些冷食，利还是颇丰的，每月除去交税、电费及合理损耗，他们这小店的收益，足以使他们过一种自得其乐的生活。难怪他们见朋友熟人来了，总愿那么慷慨招待，而一些朋友熟人，也就很自然地接过他们递上的冷食。

前两天我又散步到他们小店，那天奇热，傍晚时还觉得鼻息如蒸。我去了，他们小两口儿都在。生意热闹了一阵，天光敛去后也就清静下来。我们说说笑笑一阵，相处得跟往常一样融洽。但当我告辞，走在回家的路上时，心里却滋生出一种失落感，那感觉还挺迅速地在我胸臆里膨胀。我失落什么？这一回，他们两个见了我，谁都没有了请我吃冷食的话。我在小店待了至少有四十分钟，而且这回我口干喉燥，很想用冷食润一润。我身边就是装满冷食的冰柜，里面有那么多可供选择的品种，但我与那些美味之间却隔着一道无形而坚韧的屏障，那屏障是以我的一贯坚拒他们的好意，以及我从不在他们那里买东西（因为如果我说要买他们一定不会收我的钱），也就是我自以为是的想法而形成的，看来他们也终于接受了那道屏障。

当我接近自己家门的时候，我才深刻地意识到，每回小汪与桂珍那真心请我品尝冷食的举动，我的心灵在默默的领受中习惯了，麻木了，甚至转而轻视乃至鄙夷了。现在他们“知趣”，自动终止了那一份虽然极为世俗却也极为真挚的友情表达，我却一下子承受不住了！

我常常沉浸在自我肯定的情绪中，总觉得在这个有着那么触目惊心的腐败现象的世道里，我即使不能自诩高尚，也总算是个雅人吧。我还有些超功利的人际交往，不是吗？那天，我给很久没有联络的退休的朋友去了个电话，说想找他“臭聊”一通，他热情地欢迎我去，我去了，我们聊得欢天喜地，他留饭，我也不客气，吃了他老伴儿做的极可口的打卤面以后，他老伴儿又搬来一个“黑森林”蛋糕，我不禁脱口问道：“咦，今天谁的生日？”我那问话竟如雷击一般，使他和他老伴儿悚然相视，随即好几分钟默然。告辞离去后，我在街头迎风闷走。朋友以为我记得他的生日，才在那天去他那里叙旧，而我不过是为了给忙中偷闲的自己临时寻觅一个温馨静谧的港湾，小作休憩。

昨天傍晚忽然门铃响，从猫眼望出去，依稀辨认出是很久没见过的原来住杂院时的一个街坊，他来做什么？把门打开，那中年人对我说：“母亲让我一定要给您送两个来……”递过一个便当盒，我把他请进屋，让他坐下，喝茶细道端详。他母亲，我唤作高大娘的，九十三岁了，现在住进医院，恐怕是难以回家了。高大娘家门前有一架紫藤，每到夏初，紫藤盛开时，她就会捋下一些紫藤花，精心制作出一批藤萝花饼，分送院内邻居。当年我是最馋那饼的，高大娘在小厨房里烘制时，我会久久地守在一旁，头一锅饼出来，她便会立即取出一个，放在碟子里给我，笑眯眯地说：“先吹吹，别烫了嘴！”现在高大娘在人生的最后一段旅程里，提出想吃藤萝花饼，晚辈已经不会她那手艺了，现在的做法，不过是把藤萝花裹上面粉，用油炸一下罢了，但给她送去以后，她非常高兴，回光返照中，脸颊像玫瑰般艳丽，尝了几口以后，她便想起了我，立刻嘱咐她老二把一些藤萝花饼——其实已经不是饼，而要称为“藤萝傀儡”——给我送来。说实在的，我已经多年没有过问高大娘的生活，然而，她却还记得我，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仍要与我分享那藤萝花制品的美味……

我没有对来客说更多的感谢话，我看出那老二只是急着完成母亲布置的这项任务，心里并不怎么太理解高大娘的情愫。送走了高家老二，我独自坐在餐桌边，望着那些“藤萝傀儡”，心中旋动着难以名状的感动。生在这个世界，活在这样的世道，有一种更高更美、属于永恒的境界，需要我不懈地去修理、提升自己的灵魂！

你哼的什么歌

人在不知不觉之中，会轻声地哼唱。

在上下班的路上，骑自行车穿过大街小巷时；离家旅行，坐在火车靠窗的座位上，懒懒地浏览着并无特色的风景时；闲暇中漫步在公园或居住区绿地的小径上时；在家中独自倚在阳台栏杆上，乃至独自坐在沙发上出神时……从我们的心井深处，便会旋出缕缕歌丝。有时不是歌，而是无词的乐曲。当我们陷于此种哼唱的境界，我们有时自己也没有觉察出自己在歌吟，尤其不能清楚心底所泛出的是些以什么符号命名的旋律……

倘在我们不知不觉地哼唱时，突然有一只麦克风伸来，把我们的哼唱声放大成响亮的“回环立体声”，我们会怎么样？

会惊耸地定在那里，刹那如一尊石像吗？会立刻噤声，如风中寒蝉吗？会哑然失笑，如面对自己穿开裆裤的照片吗？会羞赧地红云盖脸，悔恨于被人听见了吗……

而最小的可能性，是全然无所谓，面不改色心不跳。

因为不自觉地哼唱，是泄露人心底的秘密。

中、老年人所哼唱的，往往是十几年乃至几十年前曾醉心一时的曲目，那里面蕴含着他或她个体生命的许多情感经历，爱与恨、得与失、荣与辱、梦与幻……就是刚过不惑之年的一代，他们不自觉的哼唱里，也必定浓缩着各自的心路历程。

“文革”中，在“五七干校”，一天的大田劳作完毕后，排队唱“语录歌”而归，到各班组分岔而散、接近住屋时，一位“五七”战士却在放松中不经意地哼唱起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其实只是极轻微的游丝般的低吟，却突然有一只手拍到了他的肩上，他惊耸地扭头，却是班长，满脸“人赃俱获”与“放你一马”相交叠的表情：“你怎么就是戒不掉封、资、修？！”至今这位昔日的“五七”战士想起那一刹那的情景，心头依然五味俱全……

一位在外资企业的写字楼中当白领的女士，其人应该说已“全盘西化”，俨然是一位“摩登佳女”，可是她对我说，如今每当她听到《让我们荡起双桨》《我们的田野》这两首已经有好几十岁的歌曲，那其实是很单纯很规矩的旋律词句响起，她就总还是有一种莫可名状的异样情绪荡漾于心头，而她在无意中哼唱的曲调，偶尔也还会是这两首歌。

想起来真让人感慨万端，那些我们青春期所熟悉的歌曲乐调，竟会那样深沉而执着地滞留在我们心灵的井底，甚至会与我们的肉身共存亡于始终。从良性的角度说，这些歌曲乐调是滋润我们终生的营养品；从悲观的角度说，我们的个体生命竟是这些社会文化产品的终身人质！

正当花季的少男少女们，他们在路上跳跳蹦蹦地哼唱的，是些什么歌？将会有哪些歌经过时代社会和个人遭际的筛汰，会潴留在他们今后的心井中，成为他们中年、老年时代不经意便能哼唱出的旋律？

“生死歌哭”这个词，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多次使用过。现在专门就人生的“歌”作一番探微发隐，才咀嚼出了“歌哭”两个字的浓酽味道，不禁又想到“长歌当哭”“百年歌自苦”“人世几欢哀”……

现在中国很流行卡拉OK，在歌厅中大声唱卡拉OK，是一种情绪的宣泄，这种宣泄不仅受歌厅曲目的限制，更因有他人在场，而变得更具表演性质、展示性质、炫耀性质、塑造自我性质；当然，在自己家中或和几个知己在KTV包房中唱卡拉OK，也许会把所宣泄的感情表达得更从容、更精致、更舒畅，但那种自觉地大声地歌唱，和不自觉地哼唱，毕竟是本质不同的两回事。

人在不自觉的哼唱中，才接近于他或她真实的自我，一个被时代、社会、他人浸润的自我，一个力图与时代、社会、他人剥离的自我，一个欣悦的自我，一个痛苦的自我，一个松弛的自我，一个颤动的自我，一个向往着的自我，一个安于现状的自我……

人生途程上，我们一路哼唱……

哼哼唱唱的，不知不觉之中，我们度过了烂漫青春，迎来了哀乐中年，又渐渐步入了哼出怀旧的“前朝曲”的老迈之年……

当我们即将离开这滚滚红尘的人世时，我们干涸的心井里，那最深最隐秘的所在，和我们最后一起湮灭的，是哪一首曲子哪一首歌？

1993年10月14日

归来时，已万家灯火矣

1950年，我们全家从重庆迁到北京。父母虽原籍都是四川，却从小随祖父在北京长大，北京于他们而言不啻第二故乡。在北京安顿下来以后，每逢星期天和节假日，父母总要带我们子女游览北京的名胜古迹。母亲是个爱记日记的人，平时那平淡的日子里，油盐酱醋茶的家常细事她都要记，何况游览归来后。有一次，全家游颐和园归来，母亲写了一篇很长的日记，姐姐偷看了母亲的日记本后，笑得合不拢嘴。她说，那篇日记的最后一句是：“归来时，已万家灯火矣。”哥哥们听说，也都笑。我那时还小，不懂他们笑个什么；但从他们的神情可以看出，那倒不是恶意的嘲笑；母亲对他们的笑，也报之以笑，一家人很是快活。后来渐渐琢磨出来，姐姐和哥哥们是觉得母亲那文言白话夹杂的文体，在那样一个新时代开始以后，显得挺滑稽的；用今天的术语来说，就是“文本”和“语境”有些个“疏离”。

后来我大了些，也翻看过母亲的日记本。母亲实在是个无甚隐私的人，为了父亲，为了子女的成长，她日复一日地操持家务，日记所载，便是那含辛茹苦而任劳任怨的流程。母亲日记的内容确实平淡无奇，但我喜欢那里面所充溢的生活情趣。比如，有一次母亲上街买菜，被扒手偷走了钱包，她记下这件事时，还画了一幅小画儿，画着她自己气恼的面容，又在她自己的像后，画了一个比例小许多的、逃跑的扒手的背影，非常生动，旁边还有文字说明：“扒手可恨！给新社会丢脸！”她为自己的日记画插图虽不是很多，一个月里也总有几回。记得有一幅荷花画得很好，是记录到北海公园赏荷的印象，那荷花上，还立着一只昆虫——我以为是蜻蜓——母亲告诉我应该叫作豆娘。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父母对新社会赞不绝口。那时北京先是疏浚了什刹海等水域，后来又掏尽了几乎全城的阴沟，所以全家一起看了老舍的《龙须沟》以后，父母都赞生动真实，对舞台上的角色喊“万岁”，非常有共鸣。后来我再大了些，懂得那一时期叫新民主主义社会。那时的国产影片，厂标是工农兵的雕像，随着一段悦耳的乐曲，微偏的雕像缓缓旋转为正面，叠印出制片厂名称；我现在仍能哼出那乐曲的旋律；后来那乐曲不仅从电影片头消失，几乎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再也听不到了；到了“文革”时期，上海首先揪出了作曲家贺绿汀，对他猛批时，点到了那首由他谱出、一度被使用到电影片头的乐曲，原来叫作《新民主主义进行曲》，而“新民主主义”，据说是刘少奇对之格外地衷情。当时有“巩固新民主主义”的提法，是他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一大罪状，此罪既定，贺绿汀为“新民主主义”谱“进行曲”，自然也就“罪该万死”。说实在的，新中国成立初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时间虽然短暂，但那时我已十多岁，所获得的感受里，却没什么阴影。那时国有经济蓬勃发展，但私营经济也很活跃，我记得父亲带我去先农坛参观过大规模的城乡物资交流会，展示的商品琳琅满目；而我家附近的隆福寺庙会，更显示出多元的社会景观；当时的东安市场，更仿佛一座美不胜收的琳宫宝殿。还记得那时母亲常一边在厨房炒菜，一边赞叹物价稳定。也还记得在饭桌上，父母不经意的对话中，其实是在赞叹新社会的好处，比如取缔了妓院，禁绝了鸦片，消灭了土匪，振奋了民心等。所以在“文革”时，读到那些痛批刘少奇“巩固新民主主义”的想法是“狼子野心”时，心里只有诧异和恐惧，只好拼命地去跟那“继续革命”的极左理论认同。后来，从逻辑上也确实弄通了，革命就是要一波一波地迅疾推进，以致最后要实行“全面专政”。但“反右”“大跃进”以后，我步入青年时期，却留下了害怕“片语致祸”和物资匮乏乃至饥饿的记忆阴影。

母亲直到“文革”前，一直坚持记日记。哥哥们和姐姐后来都离开了北京。我长大了，自己也记上了日记，因为懂得日记是私密的话语，自己的既然怕别人看，别人的当然也就不应该看，所以那以后再不曾翻看母亲的日记。直到母亲1988年仙逝后，她的几十本日记成为遗物，我才通读了一遍。我发现，她那日记，最生动活泼的部分，就是1950年到1956年那几本，插图最多的，也是那几本。而“归来时，已万家灯火矣”那一篇那一句，在我心中激出的涟漪，久久环荡。我体味着那文白夹杂的字句中，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对身逢太平盛世、安度平凡生活的诗意情怀。

我的父母，无论从家庭出身和本人成分上看，都属于大时代中典型的中间人物。他们对革命的认同，是因为他们看到了革命者所营造出的一个好的生存空间。他们从不认为自己也该成为革命者。他们拥护革命者，接受革命者领导，愿意在革命政权下更放松地做一个好人。正因为他们这样给自己定位，所以，像父亲，他在上班时认真工作，可是下班后，保留着自己的个人爱好——逛旧书店和吃西餐；而母亲，在从事家务劳动和积极参加一些街道工作之余，也有自己的闲情逸致，比如反复阅读《红楼梦》和记日记，并写下“归来时，已万家灯火矣”那样的句子。

1957年以后的事态发展，从母亲的日记里，隐约可以看出，是很快地，要求所有的人都成为地道的革命者，不再允许中间人物的存在。思想舆论要求一律，文体也要求一律。父亲在单位里出了事，当时我们子女并不清楚——他因为在帮助党整风的座谈会上，发了个什么言，后来被开会批判，但最终没划“右派”，档案里落下了“中右”的结论，这就在很多年里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了我们这些子女的命运，这里且不多说——父亲在单位里的遭遇，他瞒着我们子女，却告诉了母亲，母亲去世后我通读她的日记，在1957年秋天的某一日，她写下了很含蓄的一句“天演说错了话”，天演是父亲的名字；在“说错了话”四个字下面，她画了圈，而且，“错”字和“话”字似乎描涂过好几遍，事过多年，从那笔触里，仍可看出那件事给予她心理上有过多么锐重的刺激。母亲日记中的情趣从那句话后竟消失殆尽，以后的日记中不再有“归来时，已万家灯火矣”那样的句子，越来越简约，成了干巴巴的备忘录，当然更没有什么插图了。到母亲晚年，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日子，她恢复了写日记，但年事已高，精力不逮，写得也都很简单，再没有像当年那种郊游回来，既有描写又有抒情的篇章了。

“归来时，已万家灯火矣”，这种情调，后来我懂得，要被划为“小资产阶级情调”。1956年以前，在文艺界，这种情调已然被指认为“不健康”；到后来，有“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主张”的大批判，小资产阶级也就跟资产阶级煮成一锅了；到“文革”，那就只剩下一种据说是无产阶级专有的文体了，不依规范，“说错话”或“写错文”，甚至会引来杀身之祸。幸亏母亲不是搞文艺的，她的日记从未公开发表过。

母亲日记的情调，使我想到丰子恺的文和画。他们是同代人，也许，阶级成分和人生站位，也差不多，都属于所谓“小资产”吧。“文革”风暴一起，上海首批揪出的“牛鬼蛇神”里，就有丰子恺，这很使人惊讶，他那些“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满山红叶女郎樵”的作品，究竟碍了革命者、革命政权、革命路线什么事儿呢？

母亲在“文革”中，和父亲一起下“五七干校”。装载他们那些知识分子的火车，原来是运送牲口的闷子车，后来母亲回忆说，一千多公里的途程，没有座椅，大家坐在车厢底板上，这倒还能忍受，可是，车上没有厕所，而又经常很久都不停车，男女同在一个车厢，有的随往家属还是青春少女，那尴尬与狼狈的情景，真不便形容。在那样的生存状态下，丰子恺式的人生情趣，自然已被尽悉碾碎扫荡。

去“干校”，据说是要把所有的人都改造成革命者。那时候民族的生存空间里，要么你是敌人，要么你就得是革命者。你如果想，我既不反革命，也不革命，行不行呢？或者，你觉得自己成不了革命者那么优秀的人，但革命者所革出的局面，如果好，你会拥护，然后在那个前提下，努力劳动，认真工作，然而也保留自己的一份个人生活，比如扶老携幼地郊游、赏花，甚至欣赏立在荷花上面的一只纤弱的豆娘……并在当天的日记最后，写下“归来时，已万家灯火矣”的句子，行不行呢？……当然不行。不仅不行，而且，恐怕敢这么想的人，那时候也越来越少。

现在的世道，已经有了很大变化。总的来说，变得比以前好了。但问题也不少，有的问题甚至相当触目惊心，尤其是权钱交易造成的腐败堕落，还有明显的社会不公。不少的仁人志士，都挺身而出，意欲从理论上、实践上，解决问题。这当然很好。但我希望，不管是哪一派别，最好都把矛头直接指向那问题的主体，指向责任者；只要你那理论确实有益，尤其是付诸实践真有效果，一般的俗众自然会被吸引，成为你的拥护者。最好不要矛头并不真正对着那问题的主体，不对着那责任者，而先对着俗众，责备他们怎么不跟你的理论认同，没有积极参与你提倡的斗争，或怎么没成为你自己那样的仁人志士。不管是革命，还是改革，还是改良，乃至于改进，目的是要给一般民众带来良好的生存空间和公平的生存秩序，要达到目的，当然需要争取尽可能多的拥护，却不必要求芸芸众生都一律成为革命者、改革者、改良派、改进派。容许社会上，有一个宽阔的中间地带，其间繁殖生息着过常态“小日子”的、普普通通的小人物，或叫作“中间人物”，有那样胸怀的大人物，我以为才是值得尊敬的大人物。倘若他还能进一步为众多的小人物营造出太平盛世，以公平的“游戏规则”组织好社会生活，那他就不仅值得尊敬，更应该倾心拥护了；倘若他的宗旨，只是着力于把亿万小人物都改造成跟他画等号的存在，遇到阻力，推行不顺，便大发雷霆，大施惩罚，那，大规模的社会悲剧，势必发生。这是我从母亲日记上一个抒情感叹的句子，所引发出的联想，最终所达到的憬悟。

父亲脊背上的痱子

我五岁时，本已同父母分床而睡，可是那时我不仅已能做梦，而且还常做噩梦。梦的内容，往往醒时还记得，所以惊醒以后，便跳下床，光脚跑到父母的床上，硬挤在他们身边一起睡。开头几次，被我搅醒的父母不仅像赶小猫似的发出呵斥我的声响，父亲还叹着气把我抱回到我那张小床上。后来屡屡如此，父母实在疲乏得连呵斥的力气也没有了，便只好在半醒状态下很不高兴地翻个身，把我容纳下来。而我，虽挤到了父母的床上，却依然心中充满恐怖。于是我便常常把我的身子——尤其是我的小脸，紧贴到父亲的脊背上，在终于获得一种扎实的安全感以后，我才能昏沉入睡。

我做的是些什么样的噩梦？现在仍残留在我记忆里，大体是被“拍花子”拐走的一些场景。那时，母亲和来我家借东西兼拉家常的邻家妇人，她们所摆谈的内容，绝大部分对我来说毫无意义，也不可能留下什么印象。但是她们所讲到的“拍花子”拐小孩的种种传闻，却总是仿佛忽然令我的耳朵打开了接收的闸门——尽管我本来可能是在玩胶泥，并在倾听院子里几只大鹅的叫声——她们讲道，“拍花子”会在像我这样的小孩不听大人的话，偷跑到院子外面去看热闹时，忽然走到小孩身边，用巴掌一拍小孩脑袋，小孩就什么都听不见看不见了。单只能听见“拍花子”说：“走，走，跟我走啊跟我走……”也单只能看见“拍花子”身后的窄窄的一条路，于是便傻呆呆地跟着那“拍花子”的走了。当然就再看不到爸爸妈妈，再回不到家了……这些话语嵌进我的小脑袋瓜儿，使我害怕得要命。特别是，每当这时我往妈妈她们那边一望，便会发现妈妈她们也正在望我。妈妈的眼光倒没什么，可那女邻居的一双眼睛，却让我觉得仿佛她已经看见“拍花子”在拍我了。我就往往歪嘴哭起来，用泥手抹眼泪，妈妈便急得赶快抓我的手……

我在关于“拍花子”拍我的种种梦境——一个比一个更离奇恐怖——中惊醒后，直奔父母那里，并习惯性地将脸和身子紧贴父亲的脊背，蜷成一团，很快使父亲的脊背上，捂出一大片痱子，并无望消失。开始，父亲只是在起床后烦躁地伸手去挠痒，但挠不到，于是便用“老头乐”使劲地抓挠。但那时父亲不过四十来岁，还不老，更不以此为乐，他当然很快就发现了那片痱子的来源。不过，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并没有因此而愤怒，更没有打我。只记得他对我有一个颇为滑稽的表情，说：“嘿嘿嘿，原来是你兴的怪！”母亲对此好像也并不怎么在意，记得还一边往爸爸脊背上扑痱子粉，一边忍俊不禁地说：“你看你看，他这么个细娃儿，他就发起梦铳来啦！“发梦铳”就是因做梦而呈现古怪的表现，但母亲似乎从未问过我，究竟都做过些什么梦。

弗洛伊德，当然很了不起，但他那关于儿子多有“恋母情结”和“弑父情结”的潜意识等论述，于我的个人经验，实在是对不上号。尤其是对父亲的感情记忆，最深刻的，是我在极端恐怖时，得到了他脊背的庇护，且给他长期造成了一片难息的痱子，他又并未因此给我以责罚。我感激还来不及，怎会生“弑父”之心？父亲的脊背，并不怎样宽阔雄厚，我现在回忆起来，也并无更丰富的联想，比如后来他又如何以“无形的脊背”，给我以呵护和力量等。而且，情形还恰恰相反，他年过半百之后，对我的亲子之情虽依旧，对我的学业、前程、着落等大事，竟懒得过问，甚至撒手不管。记得我上中学以后，班主任来找家长，他招呼一下，便自己看报，母亲跟班主任谈完后跟他说，老师要走了，他便站起来点头送客。这时老师话语中提及了我们学校的名字，他竟脱口而出地说：“怎么，心武是在二十一中上学吗？”我上到高中，换了学校，他还是闹不清，递给他成绩单，他草草拿眼一浏，好坏都不感兴趣。据说我大哥小的时候，常因成绩不佳，被他打屁股，打得很认真。母亲后来对我说，父亲是因为管孩子“管伤了”（腻烦了），所以到我这老五，便听之由之，全权交由母亲来管教。1960年，父亲由贸易部调到一所部队院校任教，他和母亲去了张家口。当时哥哥都在外地，姐姐已出嫁，我还在上学，父亲却把北京的宿舍全部交出，让我去住校，不给我留房——那时贸易部是完全可以给家属留房的，另外同时调去的就给家里人留了房。但父亲觉得我应该过住校的生活，并完全独立，那时，我还未满十八周岁。

父亲在七十三岁那年过世（母亲则是在八十四岁那年），他那曾被我捂出痱子的脊背，自然连同他身体的其他部分一样，都化作了骨灰。父亲不是名人，一生不曾真正发达过，他的坎坷比起很多知识分子的遭遇来，也远不足以令人长太息，他的同辈友人，几乎也都谢世，现在能忆念的，也就是我们四个子女（大哥先他而逝）。而我对他的忆念，竟越来越集中在他那脊背因我而炸出的一片痱子上。在人类漫漫的历史中，在无数轰轰烈烈、惊心动魄的世事中，这对我父亲脊背上那片赤红鼓凸的痱子的忆念，是否极卑微、极琐屑，而且过分地私密了？

不，我不这样看。在这静静的秋夜里，我回忆起父亲脊背上的那片痱子，我想到了一个伟大的话题，这个话题常常被我们所忽略，那就是父爱。我们对母爱倾泻的话语实在太多太多，甚至于把话说绝：“世上只有妈妈好！”其实，仅有妈妈的爱，人子的心性是绝不能健全的。世界、人类，一定要同时存在着与母爱同样浓酽的父爱，我指的是那种最本原的父爱，还暂不论及养和教，不论及熏陶和人格影响。

所谓“阴盛阳衰”，是时下人们对我们中国体育竞赛状况常有的叹息，其实，就母爱和父爱的外化状况、揄扬程度、研究探讨，特别是内在的自觉性和力度上，我们似乎也是“阴盛阳衰”。中国男人要提升阳刚度，浓酽其父爱，也应是必修课之一！

我自己现在已年过半百，比背上捂出一片痱子的父亲那时，还老许多。我的儿子，也已经很大，扪心自问，我对儿子，是有那最本原的父爱的。我常常意识到，不管怎么说，他和我，有一种永远无法摆脱的、宿命的链环关系——他是我一粒精子同他母亲一粒卵子的共同作品。他的基因里，有我的遗传，我不能不给予他一种特别的感情，并企盼这种感情能够穿越我们生命，穿越世事，并穿越我们的代间冲突（那是一定会有的），而熔铸于使整个人类得以延续下去的因果之中。

直到这个静静的秋夜，我还没有把父亲脊背上的痱子讲给儿子听，不讲了，既然写下了这篇文章。儿子现在不读我的文章，虽然他以我写文章而谋生暗暗自豪。儿子说过，不着急，我的书就在书架上，总有那么一天，他会坐下来，专门读我的书，我希望他会在这本书里发现这篇文章。那时，也许他已经有自己的儿子或女儿了，他心里会涌出一股柔情，想道：你看，父亲从爷爷那里得到过，我从父亲那里得到过，我还要给予我的孩子，那是很朴素很本原的东西，一种天然的情感磁场，而这连环般的连续“磁化”，也便永恒。

跟陌生人说话

父亲总是嘱咐子女们不要跟陌生人说话，尤其是在大街、火车上等公共场所，这条嘱咐在他常常重复的还有千万不要把头和手伸出车窗外面等训诫里，一直高居首位。母亲就像安徒生童话《老头子做事总是对的》里面的老太太，对父亲给予子女们的嘱咐总是随声附和。但是母亲在不要跟陌生人说话这一条上却并不能率先履行，而且，恰恰相反，她在某些公共场合，尤其是在火车上，最喜欢跟陌生人说话。

有回我和父母亲同乘火车回四川老家探亲，去的一路上，同一个卧铺间里的一位陌生妇女问了母亲一句什么，母亲就热情地答复起来，结果引出了更多的询问，她也就更热情地絮絮作答，父亲望望她，又望望我，表情很尴尬，没听多久就走到车厢衔接处抽烟去了。我听母亲把有几个子女都怎么个情况，包括我在什么学校上学什么的都说给人家听，急得直用脚尖轻轻踢母亲的鞋帮，母亲却浑然不觉，乐乐呵呵一路跟人家聊下去；她也回问那妇女，那妇女跟她一个脾性，也絮絮作答，两人说到共鸣处，你叹息我摇头，或我抿嘴笑你拍膝盖。探亲回来的路上也如是，母亲跟两个刚从医学院毕业并分配到北京去的女青年言谈极欢，虽说医学院的毕业生品质可靠，你也犯不上连我们家窗外有几棵什么树也形容给人家听呀。

母亲的嘴不设防。后来我细想过，也许是，像我们这种家庭，上不去够天，下未堕进坑里，无饥寒之虞，亦无暴发之欲，母亲觉得自家无碍于人，而人亦不至于要特意碍我，所以心态十分松弛，总以善意揣测别人，对哪怕是旅途中的陌生人，也总报以一万分的善意。

有年冬天，我和母亲从北京坐火车往张家口。那时我已经工作，自己觉得成熟多了。坐的是硬座，座位没满，但车厢里充满人身上散发出的秽气。有两个年轻人坐到我们对面，脸相很凶，身上的棉衣破洞里露出些灰色的絮丝。母亲竟去跟对面的那个小伙子攀谈，问他手上的冻疮怎么也不想办法治治，又说每天该拿温水浸它半个钟头，然后上药；那小伙子冷冷地说：“没钱买药。”还跟旁边的另一个小伙子对了对眼。我觉得不妙，忙用脚尖碰母亲的鞋帮。母亲却照例不理会我的提醒，而是从自己随身的提包里，摸出里面一盒如意膏，那盒子比火柴盒大，是三角形的，不过每个角都做成圆的，肉色，打开盖子，里面的药膏也是肉色的，发散出一股浓烈的中药气味；她就用手指剜出一些，给那小伙子放在座位当中那张小桌上的手，在有冻疮的地方抹那药膏。那小伙子先是要把手缩回去，但母亲的慈祥与固执，使他乖乖地承受了那药膏，一只手抹完了，又抹了另一只；另外那个青年后来也被母亲劝说得抹了药。母亲一边给他们抹药，一边絮絮地跟他们说话，大意是这如意膏如今药厂不再生产了，这是家里最后一盒了，这药不但能外敷，感冒了，实在找不到药吃，挑一点用开水冲了喝，也能顶事；又笑说自己实在是落后了，只认这样的老药，如今新药品种很多，更科学更可靠，可惜难得熟悉了……末了，她竟把这盒如意膏送给了对面的小伙子，嘱咐他要天天给冻疮抹，说是别小看了冻疮，不及时治好抓破感染了会得上大病症。她还想跟那两个小伙子聊些别的，那两人却不怎么领情，含混地道了谢，似乎是去上厕所，一去不返了。火车到了张家口站，下车时，站台上有些个骚动，只见警察押着几个抢劫犯往站外去。我眼尖，认出里面有原来坐在我们对面的那两个小伙子。又听有人议论说，他们这个团伙原是要在三号车厢动手，什么都计划好了的，不知为什么后来跑到七号车厢去了，结果败露被逮……我和母亲乘坐的恰是三号车厢。母亲问我那边乱哄哄怎么回事，我说咱们管不了那么多，我扶您慢慢出站吧，火车晚点一个钟头，父亲在外头一定等急了。

母亲晚年，一度从二哥家到我家来住。她虽然体胖，却每天都能上下五层楼，到附近街上活动。她那跟陌生人说话的旧习不改。街角有个从工厂退休后摆摊修鞋的师傅，她也不修鞋，走去跟人家说话，那师傅就一定请她坐到小凳上聊，结果从那师傅摊上的一个古旧的顶针，俩人越聊越近：原来，那清末的大铜顶针是那师傅的姥姥传给他母亲的，而我姥姥恰也传给了我母亲一个类似的顶针。聊到最后的结果，是那丧母的师傅认了我母亲为干妈，而我母亲也就把他带到我家，俨然亲子相待，邻居们惊讶不止，我和爱人孩子开始也觉得母亲多事，但跟那位干老哥相处久了，体味到了一派人间纯朴的真情，也就都感谢母亲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了丰盈的乐趣。

母亲八十四岁谢世，算得高寿了。不仅是父亲，许多有社会经验的人谆谆告诫——不要跟陌生人说话，实在是不仅在理论上颠扑不破，因不慎与陌生人主动说了话或被陌生人引逗得有所交谈，从而引发麻烦、纠缠、纠纷、骚扰乃至悲剧、惨剧、闹剧、怪剧的实际例证，太多太多。但在母亲八十四年的人生经历里，竟没有出现过一例因与陌生人说话而招致损失的事例。这是上帝对她的厚爱，还是证明着即使是凶恶的陌生人，遭逢到我母亲那样的说话者，其人性中哪怕还有萤火般的善，也会被扇亮？

父母都去世多年了。母亲与陌生人说话的种种情景，时时浮现在心中，浸润出丝丝缕缕的温馨。但我在社会上为人处世，却仍恪守着父亲那不要跟陌生人说话的遗训，即使迫不得已与陌生人有所交谈，也一定尽量惜语如金，礼数必周而戒心必张。

前两天在地铁通道里，听到男女声二重唱的悠扬歌声，唱的是一首我青年时代最爱哼吟的《深深的海洋》：

深深的海洋，

你为何不平静？

不平静就像我爱人，

那一颗动摇的心……

歌声迅速在我心里结出一张蛛网，把我平时隐藏在心底的忧郁像小虫般捕粘在上面，瑟瑟抖动。走近歌唱者，发现是一对中年盲人。那男士手里捧着一只大搪瓷缸，不断有过路的人往里面投钱。我在离他们很近的地方站住，想等他们唱完最后一句再给他们投钱。他们唱完，我向前移了一步，这时那男士仿佛把我看得一清二楚，对我说：“先生，跟我们说句话吧。我们需要有人说话，比钱更需要啊！”那女士也应声说：“先生，随便跟我们说句什么吧！”

我举钱的手僵在那里再不能动。心里涌出层层温热的波浪，每个浪尖上仿佛都是母亲慈蔼的面容……母亲的血脉跳动在我喉咙里，我意识到，生命中一个超越功利防守的甜蜜瞬间已经来临……

人在胡同第几槐

五十八年前跟随父母来到北京，从此定居此地再无迁挪。

北京于我，缘分之中，有槐。童年在东四牌楼隆福寺附近一条胡同的四合院里居住。那大院后身，有巨槐。来北京之前，父母就一再地说，北京可是座古城。果然古，别的不说，我们那个大院的那株巨槐，仰起头，脖子酸了，还不能望全它那顶冠。树皮上不但有老爷爷脸上那样的皱褶，更鼓起若干大肚脐眼般的瘤节，我们院里四个小孩站成“大”字，才能将它合抱。巨槐春天着叶晚，不过一旦叶茂如伞，那就会网住好大好大一片阴凉。最喜欢它开花的时候，满树挂着一嘟噜一嘟噜白中带点嫩黄的槐花，于是，就有院里还缠着小脚的老奶奶，指挥她家孙儿，用好长好长的竹竿，去采下一笸箩新鲜的槐花，而我们一群小伙伴，就会无形中集合到他们家厨房附近，先是闻见好香好香的气息，然后就会从那老奶奶让孙儿捧出的秫秸制成的圆形盖帘上，分食到用鸡蛋、蜂蜜、面粉和槐花烘出的槐花香饼……

父母告诉我，院里那株古槐，应该是元朝时候就有了。元朝是多少年前呀？那时不查历史课本和《新华字典》后头的附录，就不敢开口。反正是很久很久以前。但随着岁月的推移，古槐在我眼里，似乎反而矮了一些、细了一轮，不用四个伙伴合围，两个半人就能将它抱住——原来是自己和同龄人的生命，从生理发育上说，高了、粗了、大了。于是头一次有了模模糊糊的哲思：在宇宙中，做树好呢，还是做人好呢？树可以那样地长寿，默默地待在一个地方，如果把那当作幸福，似乎不如做人好，人寿虽短，却是地行仙，可以在一生里游历许多的地方，而且，人可以讲话，还可以唱歌……

果然我后来虽然一直定居北京，祖国的三山五岳也去过一些，海外的美景奇观也看到一些，开口说出了一些想出的话，哼出了一些出自心底的歌，比那巨大的古槐，生命似乎多彩多姿。但搬出那四合院子，依然会在梦里来到那巨槐之下。梦境是现实的变形，我会觉得自己在用一根长长的竹竿，吃力地举起——不是采槐花，而是采槐花谢后结出的槐豆——如果槐花意味着甜蜜，那么槐豆就意味着苦涩。过去北京胡同杂院里生活困难的人家，每到槐豆成熟，就会去采集。我的小学同学，有的就每天早上先去大机关后门锅炉房泄出的煤灰里，用一个自制的铁丝扒子扒煤核，每天晚上做完功课，就举着带铁钩的竹竿去采槐豆。而每到星期天，则会把煤粉和成煤泥，把槐豆铺开晾晒——煤泥切成一块块，干燥后自家烧火取暖用，槐豆晾干后则去卖给药房做药材……在梦里，我费尽力气也揪不下槐豆来，而巨槐顶冠仿佛乌云，又化为火烫的铁板，朝我砸了下来，我想喊，喊不出声，想哭，哭不出调……噩梦醒来是清晨。但迷瞪中，也还懂得喟叹：生存自有艰难面，世道难免多诡谲……

院子里的槐树，可称院槐。其实更可爱的是胡同路边的槐树，可称路槐。龙生九种，种种有别。槐树也有多种，国槐虽气派，若论妩媚，则似乎略输洋槐几分。洋槐虽是外来，但与西红柿、胡萝卜、洋葱头……一样，早已是我们古人生活中的常客，谁会觉得胡琴是一种外国乐器、西服不是中国人穿的呢？洋槐开花在春天，一株大洋槐，开出的花能香满整条胡同。还有龙爪槐，多半种在四合院前院的垂花门两边，有时也会种在临街的大门旁边。北京胡同四合院树木种类繁多，而最让我有家园之思的，是槐树。

东四牌楼（现在简称“东四”，一些年轻人简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宁愿永远不惮烦地写出这个地方的全名）附近，现在仍保留着若干条齐整的胡同。胡同里，依然还有寿数很高的槐树，有时还会是连续很多株，甚至一大排。不要只对胡同的院墙门楼木门石墩感兴趣，树也很要紧，槐树尤其值得珍视。青年时代，就一直想画这样一幅画，胡同里的大槐树下，一架骡马大车，静静地停在那里，骡马站着打盹儿，车把式则铺一张凉席，睡在树荫下，车上露出些卖剩的西瓜……这画始终没画出来，现在倘若要画，大槐树依然，画面上却不该有早已禁止入城的牲口大车，而应该画上艳红的私家小轿车……

过去从空中俯瞰北京，中轴线上有“半城宫殿半城树”一说，倘若单俯瞰东四牌楼或者西四牌楼一带，则青瓦灰墙仿佛起伏的波浪，而其中团团簇簇的树冠，则仿佛绿色的风帆。这是我定居五十八年的古城，我的童年、少年、青年、壮年的歌哭悲欢，都融进了胡同院落，融进了槐枝槐叶槐花槐豆之中。

不过，别指望我会在这篇文章里附和某些高人的高论——北京的胡同四合院一点都不能拆不能动，北京作为一座城市正在沉沦……城市是居住活动其中的生灵的欲望的产物，尽管每个生灵以及每个活体群落的欲望并不一致甚至有所抵牾，但其混合欲望的最大公约数，在决定着城市的改变，这改变当然包括拆旧与建新，无论如何，拆建毕竟是一种活力的体现，而一个民族在经济起飞期的亢奋、激进乃至幼稚、鲁莽，反映到城市规划与改造中，总会留下一些短期内难以抹平的疤痕。我坚决主张在北京旧城中尽量多划分出一些保护区，一旦纳入了保护区就要切实细致地实施保护。在这个前提下，我对非保护区的拆与建都采取具体的个案分析，该容忍的容忍，该反对的反对。发展中的北京确实有混乱与失误的一面，但北京依然是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我对她的挚爱，丝毫没有动摇。

最近我用了半天时间，徜徉在北京安定门内的旧城保护区，走过许多条胡同，亲近了许多株槐树，发小打来手机，问我在哪儿。我说，你该问：岁移小鬼成翁叟，人在胡同第几槐？

姐弟读书乐

我读初中时，姐姐已经上大学了。我和父母住在北京，姐姐是在哈尔滨上大学，因此，每临近寒暑假，我就盼姐姐回家。

放假了！姐姐回家了！我真是快活得不得了！记得我学会了在墙壁上“贴饼子”，就是两手撑地，把双腿往上甩，牵引身体倒竖，把一双脚落到墙壁上。姐姐刚回家，我就迫不及待地在她眼前“贴饼子”，希望她发出惊叹声；可是姐姐一点也不夸赞我，还批评我用鞋底弄脏了墙。后来，我又学会了完全不用墙壁支撑身体的“竖蜻蜓”（或称“拿大顶”），姐姐一到家，我就得意地倒立着，在她眼前走来走去，姐姐也仅是淡淡地夸我两句，使我很是败兴。

可是，我还是很喜欢姐姐回北京过寒暑假。姐姐除了帮妈妈做些家务事、跟中学老同学聚会，以及用妈妈的一架老式的手摇缝纫机给自己做新衣，就是看小说。我记得，有时候，她甚至除了吃饭、睡觉，几乎一直斜躺在床上，倚着被褥枕头看小说，可以说，看得昏天黑地！我们的父母，对子女一贯很温情，尤其对子女看书，只要看的是好书，就很纵容，比如说姐姐那么样地一看小说竟看上一整天，爸爸妈妈绝对不干涉，更不会催她去做什么家务事。姐姐如此这般地看小说，不跟我玩了，我当然不高兴，有时就跟她捣些乱，比如在她身边发出怪声呀，假传爸爸妈妈的“圣旨”，让她去做某件事呀，可是都收效甚微，她依然津津有味地只顾读手中所捧的书，而且，她还会忽然命令我，让我给她送杯茶，或让我把她的梳子找出来递给她，以便梳一梳倚靠中搞乱了的头发，我虽嘴里嘟嘟囔囔，实际行动上，却很乐于为她服务。

姐姐读小说的嗜好，很快地，传染给了我。记得有一天，姐姐的中学同学约她出去玩，我便到她床上枕边翻看她读的那些书。结果，好像是一本《简•爱》，意外地吸引了我，我竟趴在她的床边，一页页地读了下去，直到她玩完了回来，我还在那里读。

那时，作为一名初中生，我原来读的，大体上是些少儿读物，如美国童话《绿野仙踪》、苏联童话《哈哈镜王国历险记》、意大利童话《洋葱头历险记》……当然更少不了安徒生童话和格林童话。除了童话和民间故事，那时我喜欢读的小说有苏联盖达尔的《铁木儿和他的伙伴》《远方》《蓝杯》《鼓手的命运》、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以及那时《少年文艺》杂志上刊登的一些短篇小说。当然，也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等少数成人读物。是姐姐，通过她的假期阅读，把我正式引入了成人读物的天地，记得那时，一般是她先读，然后我接过去读，所读的，大体上分三类。一类是苏联长篇小说，如《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茹尔宾一家》《钢与渣》《青年近卫军》《虹》等；一类是外国古典名著，如《大卫•科波菲尔》《巴黎圣母院》《欧也妮•葛朗台》《卡斯特桥市长》《安吉堡的磨工》《贵族之家》《复活》《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等；一类是中国古今名著，如《红楼梦》《家》《骆驼祥子》《死水微澜》等。那时像《青春之歌》等后来风靡一时的当代长篇小说还没出现，所以我们读当代长篇小说不多。渐渐地，我们姐弟间也就读过的小说，很随意地交换些意见。当然，姐姐免不了笑我幼稚，我也免不了跟她抬杠犟嘴，但“开卷有益”，在独自默思与相对笑谈中，也就体现出来了。

初中生读《红楼梦》《复活》这类的文学作品，是否早了一点？我个人的体验是：只要阅读动机是以渴望了解世界、人生为主，又有年长的人加以指导，初中生读这样的文学名著，并不能算过早。现在的初中生即使在寒暑假，也难得有时间读读“闲书”了，我以为这种局面应予改变。现在城里的初中生，绝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但同学之间，其实也还是可以结成我和姐姐那样的“读伴”，在共同吮吸好书精华的活动中，使心灵变得丰富而美好。

小颗颗

1950年，我八岁，随父母从重庆乘轮船顺长江而下，过三峡，出夔门，开始了盆地外的人生跋涉。

父亲原是旧重庆海关的职员。新海关创建后，他被留用。留用不久，重庆海关撤销，父亲被北京的新海关总署调去任职，这就连带着使我们全家从此成了北京人。

父亲那时对新社会的新生活，特别是分配给他的新工作，充满了喜悦与热情。他要求全家跟他一起轻装进发，到北京开创一种崭新的家庭面貌。所以，由他做主，除了最必要的衣物，我们家几乎把所有原有的家当都抛在了重庆。我的玩具，当然更在弃置之列。不过临到上船以前，我固执地把一盒“小颗颗”抓到了手中，任凭父母劝说、兄姐讪笑，硬是不松手，当然，后来大人们也就随我去，因为严格地计算，那时我毕竟才七岁半。我所谓的“小颗颗”，是一种现在仍在生产的玩具，也就是插画积木，在扁盒子里，是一个有许多均等小格子的插盘，刚买来时，插盘里左边约三分之一的格子里，会满插着染成红蓝黄绿几种颜色的长方形小木柱；在附带的说明书上，有若干种样板图案，教给你如何挪动那些彩色小木柱，变化出有意义的画面，如在海上行驶的巨轮、在天上飞翔的凤凰等；当然，你更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也不必一定要用上所有的小木柱，自由自在地插出种种你向往的事物。这种玩具现在无论从制作材料上和设计创意上都有了很大的改进，并且已属于比较落伍的品种了吧，但当时于我来说，摆弄它，那真是无可替代的极乐。

我把那玩具变着法儿插了个心满意足之后，便开始了我个人的一种独特的玩法：我把那些彩色的小木柱称作“小颗颗”，而且，在我眼里，它们一个个逐渐地都变成了有生命的东西。有时候，我就取出若干“小颗颗”，把它们放在盖好的盒盖上，把它们——不，是他们或她们——排列组合，挪来挪去，嘴里还念念有词，或想象着那是在举行一场婚礼，红的“小颗颗”扮新娘，蓝的“小颗颗”扮新郎，其他一些“小颗颗”则分别是父母带我参加过的婚礼上的，我所能理解的其他角色；又或者是想象出在幼儿园里，黄的“小颗颗”是阿姨，许多绿的“小颗颗”则是小朋友，有的乖，有的不乖，乖的得到很甜的糖吃，不乖的被一边罚站等。亲爱的“小颗颗”们啊，我怎么舍得把他们抛下？即使那时我也很兴奋地闹着要快点去了不起的北京城。

在驶出重庆的轮船上，除了吃饭睡觉，我几乎总跟我的“小颗颗”形影不离。

由于“小颗颗”是我最钟爱的东西，所以按说玩了那么久，那么多的小木柱，总有百来个吧，任是爱惜，也难免弄丢几个吧，我却始终一个也不缺少。记得在重庆家里常常是不慎将盒子打翻，“小颗颗”滚了一地，我便会极认真地将他们一一捡拾清点。有一回有一颗怎么也找不到，我竟急得哭了起来，但晚上我终于还是爬到棕绷子大床底下，找到了“她”（那是红色的一颗），我高兴得就仿佛肩膀后面长出了肉翅一般！

好像是在宜昌，船要停靠比较久的时间，父母便带我们上岸去玩。我竟还是固执地带着我的“小颗颗”随行。比我大八岁的姐姐讥笑我说：“哪个会偷你的‘小颗颗’啊！怕是送给别人，人家还懒得要呢！”我和姐姐之间再没别的兄姐，所以她算是最接近我的玩伴了，也只有她还有心嘲笑我，家里其他大人早就失却了议论我那“小颗颗”的兴致。

那天从宜昌城里玩完，到码头登船的时候，具体是为什么，我已经说不出来了，反正，轮船是改停在了江心，归船的旅客们，不是像下船那样，从跳板即可上船，而是要乘小木船，渡到那大轮船边上，再爬舷梯登船。

我们全家和另一些旅客，同乘一只木船，往那大船而去。我清楚地记得，母亲牢牢地把我揽在怀中，她的体温，传递给我一种安全感。也许是船上人多，船舷压得低，江上的浪波，似乎随时要涌进船舱；我那时的身躯，应不及现在的一半大，因之我眼里的江景，便格外地雄奇。记得那已是黄昏时分，天色晦明，耸起的浪头，仿佛是露着牙的狗头，一浪接一浪，又似朝船里咬来，又似朝远处跑去；而更高的，简直是望不到顶的青黛真山，在那边承接着连绵不断的江浪，令我小小的心，充塞着神秘与惊恐……

就在那一天，那个傍晚，那条木船上，在母亲的怀抱里，我做了一件事：我取出了一粒绿色的“小颗颗”，将他抛到了江浪中……

那是真的，还不满八岁的我望着那抛出去的“小颗颗”，默默地在心里说：这就是我！我要看你，“小颗颗”，会怎么样……

怎么样了呢？记得，那“小颗颗”开头总在船边的一个浪峰上，显得很渺小，很害怕地晃荡着……后来，他就被运到了另一个浪头上；再后来，他越过一个又一个浪头，离我远去；没多久，便不见踪影……

当时，我为什么要那样做？至今我仍不能完全地解释自己的行为。

然而这个小小的举动，这江上的一幕，那瞬间的记忆，历经几十年了，至今鲜活于我记忆的空间。

后来我才懂得，“小颗颗”是木质的，他排开水的那份重量，大于他的自重，因此他不下沉，然而，那“小颗颗”，也便是我，能在江浪中壮游多久呢？世界是那么大，生活是那么复杂，前途是那么诡谲莫测，而他自身是那么渺小，那么脆弱，那么单纯，能适应吗？能成熟起来吗？能坚强起来吗……

“小颗颗”，绿色的“小颗颗”，他后来究竟哪儿去了？他会被一条鱼吞进肚子里，最后那鱼被人捕获，破肚开膛时，吓那家庭主妇一跳，或博餐馆厨师一笑吗？他也许根本没有荡远，没过几时，便被抛到了岸边的沙滩泥涂里，夹杂在卵石中，烂掉……当然，他也有可能顺江而下，历经曲折艰险而又威武雄壮的途程，最后竟终于跟随着那泱泱江浪，奔入浩瀚的海洋……

当然，这都是我告别童年时代以后，在我生命历程的某个得以沉思默想，特别是从记忆深处拎出一些仍有营养的“草料”来反刍的间隙里，常有过的叩问与思绪。

是的，现在我坚信“小颗颗”没有被吞噬也没有委身泥沙，他应当仍在潮流中挣扎，既因渺小而不能不随潮漂荡，却也因他是有心灵的存在物而拼命地朝着自己寻求的方向涌进；随着时代的主潮而终于进入大海，于他来说并非是一种妄想，乃是一种值得赞许的既甜蜜也酸辛的努力……

到了北京以后，那盒只少了一粒的“小颗颗”的玩具，我还保存了很久。大约是在1960年，我父亲调往张家口解放军外语学院任教，父母把北京的家撤了，搬往那塞外古城，他们只给我准备了一只人造革包皮箱子，还有一个被褥卷，让我住进学校的集体宿舍，去独自生活。大概那时我才终于抛弃了我所保存的那些童年与少年时代的杂物，包括那盒“小颗颗”。

人在一生中，是必得一再地做减法的。整盒“小颗颗”的减去，实在也只是微不足道的一件事。我后来减掉过更多似乎是很有纪念意义的东西，都不足惜。

只是心灵深处的记忆不能减掉。永远记得那个傍晚，我把一粒“小颗颗”抛进浩荡江浪中的情景。我与那“小颗颗”，是一是二？

忆及此，我心中充溢着对命运的敬畏，也勃动着与命运抗争的激情。

1996年3月20日凌晨于绿叶居中

吹笛不必到天明

电子邮箱里忽有古尧邮件。别后一年我对他已淡忘于江湖。他不称我老师也不书我名字，直截了当地奉上一首从宋代词人陈与义《临江仙》那里化来的：

忆伯爵厅厅中饮，坐中师生豪英。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

四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闲登小阁看新晴。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

阅后，轻易不再感动的我，不禁愣神良久。

其实四十年前我在中学任教时，古尧并不是我班上的学生，只是偶然的机缘，我们对上了话，后来我结婚搬到一个小杂院居住，他来聊天方便，成为常客。据他后来说，我跟他的闲聊，形同宝贵的授课，先不说什么灵性开发，仅举小小一例：我告诉他美国西海岸的旧金山，其实按音译是圣弗朗西斯科，为什么许多中国人又称它三藩市呢？因为早期被运到那边修铁路的华工，多是广东人，粤语将圣弗朗西斯科快读，缩音即如三藩，至于为什么又称旧金山，新金山又在哪里？我也有一番说辞。在当时那种封闭禁锢的社会环境里，古尧那样的学生听了我诸如此类课堂上绝无的杂言碎语，竟如聆梵音。古尧那时常感叹：“什么时候，我能到美国看看呢？”

三十年前，古尧的向往竟化为了现实。1978年至1988年，是我、古尧，以及许许多多中国人时来运转的黄金十年。古尧那在他九岁时死去的父亲得到彻底平反。他的母亲先官复原职，后来更升任为正职。古尧上完大学，获得美国方面的奖学金，可以去读硕士。父亲的平反虽然大快家人之心，却并无经济补偿，母亲虽然正局级，那时候薪金应付一家日常开销不成问题，积蓄就还很微薄。古尧来找我。那时候我已经住进挺不错的单元房，是北京市文联专业作家。古尧说去美国留学，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东风就是一张飞往美东的单程机票。我和妻子一同招待他。听他这么说，忙问他那机票需要多少钱，他说支援他两千元人民币就行。我和妻子不禁对望一眼，都绽出了微笑。妻子就去另屋取来一个信封，递到他手中，我说：“刚领到的，长篇小说《钟鼓楼》获茅盾文学奖的奖金，正好这个数。”古尧接过去，也不道谢，只是笑：“巧巧巧！”如今茅奖奖金已经是五十万了，但我不以当年的两千元为少，因为那笔奖金玉成了一个有为青年及时赴美。

古尧飞去美国以后，我们联系很少。他攻读一种很冷僻的学科，叫什么分析物理，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们那一茬改革开放初期的留学生一样，勤工俭学，洗盘子、送外卖、摘苹果、搞搬运……吃尽苦头，终于尝到甜头。他先后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并谋到一份高端研究的工作。其间他回国几次，一次是和对象成婚并将她接到美国，一次是他母亲去世回来奔丧，都蜻蜓点水般到我住处来小坐，第一次回国时他就将当年的机票钱还给了我，我说正好作为他结婚的礼包，他坚拒。我们重聚的时间虽然短暂，却依旧谈笑风生，他没大没小开玩笑，我没心没肺侃大山。

2006年我应华美协会和哥伦比亚大学之邀赴美讲《红楼梦》，和定居在休斯敦的古尧取得联系，他热情邀我到得州一游。我从纽约飞到休斯敦，刚走出活动通道，就见他站在通道口迎候我，见面第一句话是：“我父母双亡，你来，就是家长的待遇。”他开车接我到他家，他妻子女儿都热情接待。住的是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两层独栋小楼，后院是游泳池。畅叙种种，泳池嬉戏，又一起到姚明开的餐馆品尝“姚妈红烧肉”。古尧驾车，带我去得克萨斯州首府奥斯汀，我对奥斯汀那酷似华盛顿国会的州府大楼不感兴趣，我热衷的是短篇小说圣手欧•亨利那栋小小的故居，流连多时，浮想联翩。后来我们又去了因肯尼迪被刺而闻名的达拉斯和有条河流贯穿全城的圣•安东尼奥，我们乘游览船欣赏了两岸旖旎的景色。我们游得非常开心。但是美国那时经济下滑，古尧陪我参观宇航中心，他脖颈上挂有工牌，可以免费，因为他所参与的研究项目，属于宇航中心管辖，但就在他兴致勃勃地给我讲解时，接听到电话，让他立即上交工牌，他匆匆离去，他再回来的时候，已经是购票进入了。见我忐忑不安，他安慰我：“我们那个项目被撤销了。谁让经济不景气呢。其实一个月前已经通知了，我没跟你说。没想到恰在这个时候收我工牌。”接着他有句“京骂”，但脸上仍笑嘻嘻的。

送我返纽约，古尧跟我说：“你别惦记我。等我一个‘伊妹儿’吧。”

他的那个“伊妹儿”，一等就是七年。美国经济复苏很慢。古尧到处求职，不断碰壁。妻子难免抱怨。送女儿读名牌大学，需费不菲。尽管宇航局方面赔偿的遣散费不少，毕竟不能坐吃山空。天无绝人之路。终于古尧一个简短的“伊妹儿”告知我：“获得大学物理教授教职。假期将到北京。”于是有2014年冬他来京的相聚。他住我家。老伴儿已逝，我是鳏夫。他是孤儿。鳏夫孤儿，并不落寞。随意挥洒，言谈无忌。约了当年他同班并一起到农村插队的同窗，也是当年就跟我交往的，在一家以慕尼黑啤酒和德式香肠为特色的西餐厅欢宴。他的几位同窗都对我执弟子礼甚谨，独古尧仍没大没小，跟我逗贫嘴。那晚我喝得也不少。好在餐厅离我居处不远，我和古尧醉中相扶而归。

古尧和我谈到过几年退休的事。我不知不觉也就跟他谈及衰老死亡等事。我们谈及后来的留学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出去的，大体还是他们八十年代出去的那个路数，但是二十一世纪去留学的，多有家长陪同，或数家人委派一人陪同，有的刚入学就买好了房，更开上了新车，只有叫外卖的哪有送外卖的，融入那边社会快，失却民族传统也快，我和古尧谨慎置评，却也一同感叹岁月流逝中的人事变迁。

古尧近日发来的电邮（我还是宁愿称电子邮件而不称“伊妹儿”，细微处可见我们毕竟是两代人置身两种社会环境），改宋词咏叹，我觉得未免过于悲凉。我原来把伤感当作提升心灵的助力，现在却很怕伤感。“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这意境不大能接受，笛声虽好，哪耐持续到天明？月光里有阵笛音，然后就消停，就“长沟流月去无声”，更能稳固我内心的平静。让我们常葆人性中的良善。经历过太多，期望就免奢。

2015年11月6日　绿叶居

远去的风琴声

1950年冬，我随父母从四川迁来北京，插班上学成为一个问题，住家附近的公立学校插不进去，只好先上私立小学，先上的那所私立小学就在我们住的胡同里，但是它因陋就简，竟然连风琴也没有。我上学的事情由母亲操办，她经过一番努力，终于把我送进了公立的隆福寺小学，那小学离我家稍远，母亲带我去报到那天，刚进校门，就听见音乐教室里传出风琴的声音，母亲颔首微笑，她认为风琴伴着童声齐唱的地方，才是正经的小学校。

这里所说的风琴，不是手风琴、口琴，当然更不是管风琴，而是指那种立式的踩踏板、用手指按琴键发出音响的管簧乐器，它外形跟钢琴很相似，但钢琴是键盘乐器，虽然也有小踏板，弹奏时是要用手指敲击琴键，发声原理不同，乐感也不同。

那时候学生还不称教课的为老师，而是称先生。有天放学我就随口说起：“‘小嘴先生’教我们唱《二月里来》啦！”我觉得那首歌很好听：“二月里来呀好风光，家家户户种田忙，指望着今年的收成好，多打些五谷交公粮……”我在城市里长大，想象不出“种田忙”是什么景象，更不懂什么是“交公粮”，正想跟妈妈问个明白，妈妈却先批评我：“不许给先生取外号！”我就辩解：“又不是我给取的！同学们背地里都这么叫她，她嘴巴就是特别小嘛！”妈妈说：“我记得她姓因，你就该当面背地都叫她因先生！”我就笑了：“咦吔！妈妈，你也咬不准人家那个姓啊！她姓英，不姓因！”我们四川人，分不清韵母in和ing，一般都只发in的音，另外，也分不清声母l和n，一般只发l的音。母亲虽然早年曾在北京生活过，但毕竟母语是四川话，我们全家到北京以后在家里也是讲四川话，这就使得我们的普通话虽然都讲得不错，但一遇到有这两个韵母和声母的字眼，还是难免露怯。

“小嘴先生”，现在回忆起来，是一个美丽的女子，她的嘴，是名副其实的樱桃小口，有趣的是她偏偏很会唱歌，唱的时候小嘴张得圆圆的，声音非常嘹亮。她总是踏着踏板、按着风琴教我们唱歌，不时扭过头来望望我们，这时我就特别注意到，她那张小嘴真的很厉害，发出的声音往往会压倒全班同学的合唱。

她有时候会让某个学生站起来独唱，不一定是把整首歌唱全，多半会让你唱几个音节，通过纠正你的唱法，来教会大家把歌唱好。上到六年级的时候，有次她就点我的名，让我唱《快乐的节日》。那首歌第一句是“小鸟在前面带路，风啊吹向我们”。我站起来，闭紧嘴，就是不唱。“小嘴先生”就问：“你为什么不唱啊？”我说：“要唱我就唱《我们的田野》。”“小嘴先生”更惊讶：“那又为什么呢？”有个同学就故意学舌：“小了在前面带路！”他就知道我发不好“鸟”的音。“小嘴先生”明白了，微笑地看着我，对我说：“不要慌。不要怕。要敢张口。要敢咬字。对了，老早我就教过你，叫我英先生，不要叫我因先生，跟着我说（她吐字用力而且很慢）：因为、英雄、印刷、影子……这次，再跟我说：小鸟、了解、列宁、树林……”我心里抗拒，咬嘴唇，一些同学看“小嘴先生”很尴尬，忍不住笑了，“小嘴先生”却一点也不生我的气，对我说：“好的，刘心武同学，欢迎你唱《我们的田野》！”《我们的田野》那首歌的歌词：“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碧绿的河水，流过无边的稻田，无边的稻田，好像起伏的海面……”直到后面才有一句里出现“雄鹰”，绝少in、ing和l、n的困扰，我就唱得格外舒畅，唱到第三句后，“小嘴老师”就去按风琴伴奏，后来又示意同学们一起合唱，唱完了，她对大家说：“今天刘心武唱得真好，我们都为他鼓掌吧！”同学们就鼓起掌来，有几个男生还故意在大家的掌声结束后，再拍响几声。《我们的田野》成为那时段我最喜欢的歌曲。

1984年，那时我已经成为一个作家，应邀到联邦德国（西德）访问，我带去了根据自己同名小说改编拍摄的电影《如意》的录影带，我所参加的那个活动允许我另带一部中国电影放映给大家看，我毫不犹豫地从电影局借出了谢飞导演的《我们的田野》，那是部表现中国“知青”命运的电影，以我们童年时代熟悉的歌曲《我们的田野》的旋律贯穿始终。我所带去的两部电影录影带投影放映时，观众不多，但映后反响都不俗。就在放映《我们的田野》过程中，我忽然忆起忘记很久的“小嘴先生”，耳边响起她循循善诱的声音——“跟着我说：因为、英雄、印刷、影子……再跟我说：小鸟、了解、列宁、树林……”，在异国他乡，那幻听勾起我浓酽的乡愁。

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小学校象征之一，仍是风琴伴奏下童声齐唱的音韵。1985年我回四川，在一个翠竹掩映的山村留宿了一夜，那个村落在丘陵最高处，村屋大多以石头作础、竹墙糊泥刷粉、茅草作顶，室内就是泥土地面，床边桌下会拱出竹笋，看上去很美，但城里人多住几日就会感到不舒服。我是借住在乡村小学的那排房子里，跟一位什么都教的山村教师同室而眠。那一夜我睡不踏实，是因为不适应，他却为什么也辗转反侧、失眠许久呢？原来，第二天，会有一架风琴运到学校来，而他，兴奋之余，却又惶恐，因为他一直都是吹口琴教学生唱歌，并不会按风琴，他曾来回走一百多里去县城，在新华书店里，买到一本教授风琴演奏法的书，书几乎已经被他翻烂，但毕竟还要在实物上实践，才能真的演奏成功啊！那天午前，山下一阵“嘿咗嘿咗”的号子声，我停下水彩写生，忙去观察，只见那老师和队里的几位壮汉，正把用麻袋片裹妥的一架风琴，顺着弯成几折的石梯坎，往上面小学校抬来，那矮黑精壮的老师，满头满身全被汗水打湿，但是一双眼睛里，抑制不住快乐的光芒。不仅是孩子，凡当时在村里的男女，全都迎上去，那架风琴的到来，成了山村的一个节日！第二天早晨，我随小学校师生，以及围观的村民，在那老师的风琴奏起的国歌旋律中，看学生干部将一面国旗升起在毛竹制成的旗杆上，那老师的演奏还不怎么达标，但其声响十分庄严。下午我离开的时候，教室里传来老师按着风琴带领学生齐唱《大海啊，故乡》，节奏不那么准确，每一句师生耐心地唱过重来，当我走出很远，还能听见他们那质朴的歌声。

1987年，那时候还没有出道的杨阳来找我，说要把我的一个短篇小说《非重点》改编拍摄成电视剧，那年头，单本电视剧是常规的存在，像我的长篇小说《钟鼓楼》改编拍摄成八集的连续剧，就认为是很长的篇幅了。《非重点》讲的是一位家长千辛万苦把自己的儿子转到了重点学校，结果却发现那非重点学校的班主任老师非常优秀，儿子跟那老师难舍难分令他惊诧之余内心震动的故事。杨阳那时候在我眼中还是个小姑娘，她的处女作杀青以后请领导审查，坐在后排的她不禁有些紧张，她后来告诉我，当播放到四分之三时，她发现审查者摘下眼镜，掏出手帕揩眼角，于是她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那以后杨阳的作品接踵推出，斩获许多奖项，现在已经是资深的影视名导了。上个月我们约着见面，聊起来，我就说现在还记得她在那剧里有一段，是老师踏着风琴引领孩子们唱歌，她说正是在那个节点上，当年的审片者眼睛潮湿，她是刻意用风琴伴奏的稚气童声来烘托师德之美。但是杨阳告诉我，现在如果剧里要出现那样的风琴，得让剧务去找专门的道具公司租借了，那种公司出租一切当下几乎已经淘汰掉的旧日物品，包括第一代电视机、第一批被称作“大哥大”的手机、第一拨台式电脑等。是呀，现在小学校的音乐教室里，钢琴已经取代风琴多年了。

我从2005年到2010年，应邀到央视《百家讲坛》录制播出了《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系列讲座共六十一集，到现在其视频和音频不仅可以方便地从电脑上获得，也可以通过手机收看收听，影响还是蛮大的。坦率地说，还是挺有成就感的，但是，就在前些天，我在微博上看到这样一条评论：“听刘老说，绛珠仙草追随神瑛侍者下凡，只修得一个驴体，哇塞，吓了我一跳！”我想说的是“女体”，却让人听成“驴体”，什么发音啊，见此条微博立即脸热。其实我在讲座里，in、ing不分，l、n不分的地方还有不少，但以此处的错音最为搞笑！蓦地就忆起了英先生，她当年是何等苦口婆心地教诲我啊，我现在能以“毕竟乡音最难改”为自己辩护吗？英先生如果健在，该往百岁去了，岁月会流逝，生命会衰老，立式风琴会式微，远去的风琴声难以复制，但那以真善美熏陶人心灵的师德，却是永恒的光亮。

2015年教师节前　绿叶居

框住幸福

接到惠姨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得闲，她要给我送些镜框来。惠姨虽是远亲，可是父母在世时，常来我家，待我很好，记得我的头一本《安徒生童话集》，就是在我十二岁生日，她送来的生日礼物。后来我们来往越来越少，最后一次见面，是五年前她老伴儿去世，接到通知后，我和妻子捧了一篮白菊花去她家，很安慰了她一阵。前年她退休了，倒也过得安闲自在。近年来我们只是在春节时互通电话拜年，没想到这跨世纪后的春节期间，她忽然说要来我家。

惠姨来，当然欢迎。但她不说来拜年，说是送镜框，这却颇费我们猜疑。妻子说，她是长辈，论拜年应该我们去她那儿，她来，自然不说是给咱们拜年，但她来还要带镜框当礼物，这就未免太客气了，干脆，还是再去个电话，咱们提些营养品，去她家吧。我就给惠姨打电话，按妻子的口径说了。惠姨说那不好，因为那天她不只来我们家，还有附近几处亲友，她都要去送镜框，我只好依她。放下电话，我恍然大悟，一定是惠姨退休后手头不甚宽裕，借着身体尚好，揽了哪个公司的活儿——推销镜框。这倒也不足为怪，无可厚非。

约好的那天，惠姨来了。虽有思想准备，还是让我们大吃了好几惊。首先是，她不像是她，倒像她那在武汉安家的闺女，眼角虽有明显的鱼尾纹，脸颊却泛着天然的红润；脱下天蓝色羽绒服，现出一身贴体的玫瑰红保暖运动服，她那腰身不仅不显肥胖，竟比五年前苗条了许多；乌黑的头发她说是才染过，但依然丰茂，样式也不古板；问她坐什么车来的，竟回答是骑自行车来的，说是既健身，也好驮装镜框的大提包……我不禁笑道：“呀，真不知道来的是阿姨还是表姐了！”

落座沙发上，呷了几口妻子送上的香茶，惠姨就兴致勃勃地打开提包，掏出若干镜框，让我们挑选，她说：“你们喜欢哪个留哪个！”那些镜框大的可装十二寸相片，小的可装四寸相片，所有木制镜框都保持原木颜色，那正是我和妻子都喜欢的雅致格调。她不住地笑问：“怎么样？好吗？喜欢吗？”我和妻子交换了个眼色，连连赞好，有意多挑了一些。看我们真的喜欢，几乎每种尺寸、样式的都至少挑了一个，她爽朗地仰脖笑了：“好！好！我没白来！”妻子搬出更多的零食招待她，我把为她准备好的营养品提到她眼前，对她说：“惠姨，这只是一点小小的心意……至于这些镜框，您也别优惠，该多少是多少……”惠姨的笑容忽然定了格，几秒钟后，她先是敛了笑容，轮流看我和妻子的眼睛，然后，她忽然大笑起来，把拳头砸在了我肩膀上，高喊：“你们呀！想到哪儿去啦……”

误会很快消除。原来这些镜框全是惠姨自己制作的，起初，她只是为了怀念老伴儿，老伴儿生前业余喜欢做细木工活，留下了一匣子工具，还有许多的木料；后来，她觉得制作镜框既健脑也强体；再后来，她从中获得了极大乐趣，沉浸在美的境界里；近来，她心里头更翻腾着一种激情，就是要把自己的幸福感和快乐情绪，尽快地与亲朋们分享……

坐在我们眼前的惠姨，原来是一个幸福而快乐的生命。我原来总觉得，在眼下这样的一个时空里，持久的幸福感与快乐情绪是可望而不可得的。温饱无虞，却总觉得自己所得还不够多，向往成功形成焦虑，有所成功却又这山望着那山高，焦虑度反倒更深了；凡付出劳动的总想谋求最高的报酬，凡不能上市的事物就都不愿投入；自己的幸福快乐总怕享受不了多久，不但没有与人分享的冲动，而且对别人获得的幸福快乐按捺不住妒火中烧……

惠姨告别我们，又给别的亲友送镜框去了。妻子立即挑选照片往那些镜框里镶嵌，不住地举起选出的照片问我好不好。我却还坐在沙发上咀嚼品味惠姨来访所馈赠我的心灵营养品。幸福的向往不该是无边的。一位大富豪前些时日为什么跳楼自杀？其实即使他的财产大缩水乃至破产，如能甘心回归到一般人的温饱生活，仍可心灵欢畅，但他的欲望只能往无边沿的深邃处膨胀，而完全不能由朴素的健康心智将其框定在适当的弹性范畴里。是的，我们要学会框住幸福，它应该由健康、自足、乐观、与人为善框住。

这朵花儿叫喜欢

前些天看电视上转播京剧票友大赛，一位年轻的女士演唱了程派名剧《春闺梦》选段，那游丝腔婉转幽咽，甚有韵味，主持人问她跟谁学的，她说并没有人教她，只是有盘磁带，反复听，来回吟，也就唱下来了。主持人表示吃惊，这样的流派唱腔，如此吃重的唱段，居然靠听磁带便驾驭下来了，问她成功的诀窍是什么，她微笑道：“因为喜欢。”

我们生命的意义之一，是审美。这一点常被不少人忽略。不管你发了多大的财，如果始终不能自觉地享受审美的快乐，那你的人生就存在着重大的缺陷。而真正的审美境界，是无功利性的。那位演唱《春闺梦》选段的票友，虽然参加了大赛，上了电视，并且能与当红的专业演员同台演唱了另一程派名剧《荒山泪》的选段，得了奖项，博了掌声，但除了她的亲友邻里同事，大概不会有多少看电视的人会记住她的姓名，“春梦随云散，飞花逐水流”，事过境迁之后，她多半还是回到其生活的常态中，继续作为一个业余爱好者去亲近京剧。一位专业京剧演员对我说，她很羡慕这样的票友，因为完全是出于心里喜欢而亲近京剧，她自己呢，当然也喜欢这一行，但面对票房的不景气，评奖评职称的压力，改行去演电视剧的同科者的蹿红，为适宜旅游者猎奇眼光不得不参与的肤浅演出……便往往弄得没了喜欢，只有厌倦与烦怨。

能把自己的本职与喜欢融为一体的人，是大福气人。但一般来说，本职里面总难免功利当头，说高点是社会责任，说低点是养家糊口，即使不名利熏心，总不能不计投入回报，恐怕很难一味地只是审美愉悦。因此，在本职以外，开拓一片无功利因素的业余爱好空间，便成为我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了。但一般人的业余爱好，还只停留在健体养生、调节心理的层面上，还不懂得通过审美的生命体验，去获得大喜欢、大自在。

我在郊区的书房，离北京东北部的温榆河中游不远，趁着秋高气爽，我去那还有些野趣的河边，画了不少水彩写生。我没受过有关的专业训练，谈不上画技，全是率性而为，但画时觉得通体舒坦，仿佛温榆河河边那些拂地的柳丝、摇曳的芦花、密集的红蓼……全都在跟我窃窃私语；画完回去把一幅幅还没干透的水彩画随意摆放在书房各处，在音响播放的爱曲中仔细欣赏，自得其乐，如翔云霄。

昨天看电视，偶然看到上海卫视的一部纪录片，介绍一群平均年龄五十岁左右的妇女，多半是些退休与下岗的职工，她们组织了一个舞蹈队，请了一位舞蹈教师，是个三十多岁的男子，这位舞蹈教师并非科班出身，也没有专业演出经验，原是一家食品店里负责水果专柜的售货员，他因为喜欢舞蹈，自己照着电视里的舞蹈节目和有关录像带，对着家里的穿衣镜模仿揣摩，居然不仅能跳人家演出过的舞蹈，还能编出一些舞蹈，教给那一群妇女，她们都感谢那比她们都年轻的男老师，令她们圆了青少年时代的梦；现在那舞蹈教师就靠她们集资付与的不算多的酬金维持生活，那是一种清贫而有尊严的生活，从镜头上可以看出，他满脸满心喜欢。于是我想，我之于绘画，与他之于舞蹈一样，都没有科班赋予的基本功，但因为实在喜欢，所以也许画出的跳出的毕竟就脱出了匠艺而蕴含了纯真，与那听录音带而唱下了《春闺梦》的女子的声腔一样，自得其乐而外，也能给别人些许快乐。

于是我决心趁秋色斑斓，再画些温榆河景色，哪天约几位至好到乡村书房小聚，开个私家画展悦己娱人。在河边我遇到一位散步的离休干部，他采了朵银色的小花插在夹克衫胸兜里，我问他：“您采的花儿叫什么名儿？”他笑得脸上的皱纹也仿佛一朵风中的花，回答我说：“这朵花儿嘛……就管它叫喜欢吧！”难得喜欢！你心上有这么朵花吗？

1. 伯爵厅，兰特伯爵西餐厅，厅中饮虽是一年前，师生之分已有四十余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