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最初的印象

一、霍登卡练兵场惨案

大巴开上列宁格勒大街，刚才还铺洒在路面上的霞光，此刻已收起它最后的一抹余晖，公路两旁的路灯为它披上橘黄色的光衣。从我所在的车尾部的高位上往前望去，车里人的举动大都一目了然。

一上路，所有的人无一例外地凝眸注视起窗外的景物。尽管无法看到每张脸的表情，但我想应该与作家鲍·波列伏依在《我们是苏维埃人》中的一篇短篇小说中的一位主人公的表情相距不会太远。这位年轻的主人公，是卫国战争中的一名女侦察员，化名“白桦”。作者写道：“她长得窈窕、轻盈，黝黑的脸庞还未失去小孩的丰腴。睁着圆圆的眼睛，硕大、明亮，掩盖在细长的睫毛之下，愉快而惊奇地望着，仿佛在问：‘不是吧，同志们，周围的一切，真的是这样美好吗？’”

然而，五分钟过去了，十分钟过去了。从大家的表情举止上判断，似乎窗外没有什么东西能引起他们的好奇心。一路所见的是掩盖在苍茫暮色中的稀稀疏疏、外表毫无特色的普通住宅和树木。不过，大巴经过的地方，并不是莫斯科的繁华地段。当然也就难以见到预盼中的都市夜景，比如高耸入云的建筑、穿织如梭的车辆、摩肩接踵的人群或是五颜六色的霓虹灯了。

当大巴转入列宁格勒大街时，导游对我们说，莫斯科的不少地方都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活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方说，西边的红色普列斯尼亚区的关卡广场，曾经是1905年12月起义时发生激烈战斗的地方。而在我们这儿附近，即列宁格勒大街的起点处的霍登卡练兵场，在1896年5月18日这一天，就发生了令人极为震惊、恐惧和悲痛的踩踏惨剧。

1894年，年仅四十九岁的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因肾病早逝，王位由其子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罗曼诺夫继承。按照传统习惯，新皇加冕礼之后，仍须在户外举办规模盛大的庆典活动，地点就安排在当时还是城市郊区的霍登卡练兵场。

那天，作家尼·德·捷列绍夫起了个大早。淋浴、进餐、浏览当天晨报之后，便整装出门。跟许多人一样，作家也希望能够一睹新皇与皇后的风采。

五月和煦的清风吹拂着他的头发，摩挲着他的脸庞，暖洋洋的阳光抚弄着他的脖颈，听着鸟儿悦耳的啁啾，捷列绍夫心情格外舒畅。他听说参加盛典的人数将多达几十万。17日夜间，许多市民提前赶到练兵场，在门外的草坪上“安营扎寨”露宿过夜，以便次日一早占个好位置，抢先领到沙皇颁发的礼物。男人的礼品是印有罗曼诺夫家族双头鹰徽章的瓷杯，女人的则是印着相同标志的手绢。此外，他们还可领到少许的啤酒和几小块蜜饯糖果之类的点心。

此时，练兵场里到处张灯结彩，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名目繁多的文艺活动令人目不暇接。这边，身穿银线缝制背心的杂技演员，以其一连串快速翻滚的动作为观众制造银光闪烁的视觉效果；那边，魔术师的一举一动将众人的目光紧紧地吸引住，谁都希望用自己的慧眼识穿魔术中的秘密；这边，戴着雪白手套、一身燕尾服打扮的独唱歌手正引吭高歌，歌声时而高亢激越，时而低沉舒缓，让听众久久不想离去；那边，民间舞蹈团的团员们，正忘情地将哥萨克舞表演得淋漓尽致，舞者头部高仰、踏点、蹲踞、跳跃、旋转和击掌，快速变换着的舞步令人眼花缭乱，使观者无不心潮澎湃，跃跃欲试。在这样的场合，高唱《上帝保佑沙皇》的节目是必不可少的重头戏，它由御用歌唱团来完成。此外，还有许多寓竞赛于玩乐中的游园活动。而让青年男女最为动心的莫过于双人荡秋千了。身穿锦缎长衫的少男与头戴盾型头饰、身着无袖萨拉凡的少女，面对面站到踏板上荡起秋千，随着踏板的升高、下降，欢笑声、尖叫声不绝于耳……

然而，谁能料到，在这么一处莺歌燕舞、嬉笑喧闹的地方，几个小时后，却发生了莫斯科有史以来最悲惨的事件。当时，一个未经证实的传言在等待领取纪念品和啤酒、点心的人群中传播开来：今天派发的啤酒不多，只有排在队伍前面的人有份。于是，后面的人开始向前涌，他们不断地推搡、踢打站在他们前面的人。预先用木板围住的入口通道，外大里小，呈漏斗状，最末的入口处仅能容纳一两个人通过。

事件发生之初，入口处前的一排哥萨克士兵正努力维持着秩序，但潮水般的人流不断地向前冲挤，将哥萨克步骑兵冲散。起初是几百人的挤压，后来有上千人挤得乱成一团，许多人跌倒在地，爬不起身。在人流的冲挤中，原先临时搭建在冲沟上的舞台轰然倒塌，将周围的人带进沟中。混乱中，急于逃生的人不顾一切地践踏着倒地的人……惨剧发生时，有不少人自发将儿童举到他们的头顶，或让他们骑到自己的脖子上、肩膀上。直到哥萨克的增援部队急速赶到，局面才得到控制。

在这场骚乱中，据官方统计，死者为1 389人，1 300人受重伤，轻伤的更是不计其数。噩耗传来，新皇与皇后十分震惊和悲痛。年轻的沙皇立刻要赶赴现场，但被他的母亲和叔叔劝住了。他们劝告他无须与这个悲剧搅在一起。相反，他应为力图恢复作为一个新君王在臣民眼中的形象而努力。第二天，噩耗传遍莫斯科，死难者的家属、亲友闻之，泪水顿作倾盆雨。每家一千卢布的抚恤金怎能冲刷每个失去亲人的家庭心中的哀伤，更不用说对无价生命的补偿了。俄罗斯有句民谚：“头里的东西要比头上的东西更重要。”历史在列宁格勒大街的起点处——霍登卡练兵场，为我们上了这么一课。

二、“新切列姆什卡”问世始末

大巴不紧不慢地沿着列宁格勒大街继续向前行驶。街道两侧出现整齐的住宅群，一幢接着一幢，绵延不断。一样的高度，一样的外观，一样的颜色。

从车窗望出去，影影绰绰间，好像两排夹道的士兵正列队肃立，静候检阅的开始。房子背后，可见到黑乎乎的树木，绿树成荫。归巢的小鸟停止了聒噪，它们与住宅里的主人一样，在经过白昼的劳作之后，开始享受夜的宁静和家的甜蜜。

在人的一生中，房子，特别是家居，永远是人们心中美好的向往，是个让人谈不完、说不尽的话题，因为它们与家庭往往存在着割不断的联系。以前，课上给学生讲词汇辨识时，常常在黑板上画一幢人字形的房屋，再在里面添上父母与子女，以此说明词汇Home的含义，以别于Family和House。

一幢住宅的里里外外，随处印着主人的足迹，保留着他们的气味，显示着他们的生活习惯和爱好。当你走进去时，家居中的一切，会争先恐后向你述说它主人的生活，家庭的沉浮兴衰和成员的悲欢离合。

家往往是爱的处所。信仰基督教的俄罗斯人，谈起家时，更多的是注重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基督徒最先的见证与基督徒的爱一样是显示于他们的家人之中的。

美国电影《外星人E.T.》中，E.T.的心中所想和口里所说的便是“E.T.go home”，尽管他在地球村中受到孩子们的热情欢迎和友好对待，但有什么能比自己的家更有吸引力呢？

千篇一律、公式化的住房建筑开始使我的眼睛产生审美疲劳。正当我打算闭目养神时，一幅色彩明快的壁画从临街的一幢房子三楼朝街的墙壁上跳进我的眼帘中。这幅画占去这堵外墙的大半空间。它的主题鲜明，着色浓厚，畅神达意。用红、黄、橙三种颜色绘画出来的飘着流苏的旗帜、闪亮的五角红星和很有立体感的镰刀加锤子，在一轮从地平线上喷薄欲出的朝阳的映衬下，透射出融融的暖意。画的下端，写着“CCCP”四个大写字母。

我心中思忖，这幅宣传画肯定是创作于苏联解体前，可能是为配合庆祝某一年的十月革命节而制作的吧。它向人们传递的信息，可能就是巩固好这个政权的基础：工农联盟。诗人勃留索夫早期创作的一首诗中这样写道：“镰刀，把我们这金色的秋实收拢；铁锤，把我们锻造成磐石般的整体观念，犹如那春绿的明媚，常绿。心灵将永葆青春的活动，磨快镰刀，以待来年的收割；备好铁锤，以迎接新的战役。”但如今，对美好未来的盼望，已是一去不复返了。

柔和的灯光，从家家户户的窗户流泻出来，宛如一对对明眸，扑闪闪的，流溢着使人感到温馨和羡慕的风采。静夜里，这种并不眩目、溶溶的光芒，曾经扣动着过去难以获得住宅的伴侣们无限渴望的心扉。

为了实现“居者有其屋”的梦想，一百多年以来，莫斯科人一直为此作着不懈的努力。“莫斯科很大，房子都是老爷们的……”契诃夫笔下的九岁小凡卡，在给他的爷爷的信里，是这样写的。这是十九世纪后半期莫斯科的住房情况的真实写照。

那时，从早到晚为生计辛劳的人，夜里只能栖身于阴暗潮湿的地下室，或简陋不堪的贫民窟中。而工人，则只能在厂里拥挤不堪的统铺上过夜。工业的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日增，首都的居住人口也随之而迅速膨胀起来。人们对住房的要求日益迫切，而中产阶级则呼吁提升住房的居住质量。他们提出，家居应当满足人们对休息、社交活动和享受家庭天伦之乐的需要。近代以来，莫斯科对住房的改革，至少经历了四个时期。

从十九世纪末开始，一批八至十二层的公寓楼便从原来贵族的独家宅上建立起来。二月革命前的二三十年间，先后建起的这类公寓至少有五百多幢，可供五万多人居住。但这对于拥有一百五十多万人口的莫斯科来说，也只是杯水车薪，于事无补。

苏维埃政权建立后，新政府不但提出对住房建筑功能和质量的新要求，而且将使居住在市中心地下室和贫民窟里的人尽快迁进新居列为政府工作的“当务之急”。很快，莫斯科刮起了修建“集体公寓”大楼的旋风。在市区的沙鲍洛夫卡、乌萨切夫卡、加威里夫卡和列奥勃拉任卡等区域，在短短的几年里，一大批外观简朴、配备有基本生活设施的住宅群像雨后春笋般地拔地而起。仅仅在1930年这一年里，包括一些二至四层的简易临时性木质小屋在内的房子，便使新增的住宅面积达到十月革命前莫斯科住宅总面积的十分之一。

关于这些新建的“集体公寓”，苏联作家布尔加科夫的前妻，同为作家的拉娜曾这样回忆：

1921年至1924年间，我们居住在大花园街十幢五十号住宅楼里。这幢住宅仅有一个进出口，一条公用走廊将若干单间分隔在相向的两边，每户人家往往只有一间可供居住的房间，外加一间公用厨房。公寓里没有配备浴室。我们家住在入门算起的第三间房。第一间的房主是位党员，其次是警察和他的妻子；杜丽娅家住在我们隔壁，她家只有一扇窗户，而我们家则有两扇，所以光线很充足……一般来说，住公房的人都是属于普通劳动者阶层。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我到武汉医学院和北京大学探望在那儿任教的两位哥哥，他们当时所住的宿舍的样式就与布尔加科夫家的一模一样。我想，这必定是学习苏联“老大哥”的产物吧。

拉娜继续介绍道：

隔着走廊，与我家相向的房间里，住着柯里亚切娃。她常常打骂自己的儿子安奴什卡。孩子的哭声搅得大家不得安宁。在这里，喝酒喝得酩酊大醉的丈夫打妻子的事并不罕见。听到女人号啕大哭，高呼救命时，布尔加科夫总会抢先跑到外面的街道上领来民警。但当他们赶到时，经验老到的惹是生非者早已经锁上房门，偃旗息鼓，房内鸦雀无声，仿佛什么事也不曾发生过似的，但谁都知道，处理此类家庭纠纷常用课以罚金来收场。

尽管大杂院似的居住环境给住户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但它同时也让生活在里面的人，亲身体验到邻里之间那种互敬互爱、患难相助以及人际关系中难得的浓情蜜意。

在苏联文学作品中，常常可以读到与此有关联的描写：

1941年夏天，德军威胁着苏联首都莫斯科的安全。家住集体公寓楼，即将满18周岁的伊哥里克的母亲来到楼梯口，为她的儿子送行。母亲倚在门框上，用攥成拳头的手抵住自己的嘴角，泪水夺眶而出，顺着干瘦的双颊刷刷地往下流。在母亲的身旁身后，是邻居们五张悲怆的面孔。（鲍·瓦西里耶夫：《展品第_号》）

后来，这五个家庭的女主人大多成了寡妇，为了保卫莫斯科，因为那万恶的战争，她们牺牲了丈夫和儿子。活下来的人，在相互搀扶中度过了生命里那段最为艰难的时光。

战争结束后，居住难的社会问题再度严峻起来，政府开始在首都的一些地方，甚至近邻的整座城镇、整条街道中大兴土木，修建新的住宅楼。就在我们大巴即将到达的地方——伊兹玛依纳沃和雷罗舍夫斯克公路，至今仍可见到一些当年兴建的房屋。

五十年代初期，在莫斯科的佩斯恰纳街、西南城区的伏龙芝河岸街一带，大规模建造五至七层高住宅楼的序幕揭开了。迅速建起的公寓住宅群，一下子将首都装扮得青春靓丽、婀娜多姿起来。到了这个年代的中后期，一个街区的名字一下子红遍全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它便是“新切列姆什卡”。

1954年，堪称是苏联民用住宅建筑的“高速度”、“大跃进”的年月。组装式钢筋混凝土建筑构件大显身手。首先，工厂对其进行成批生产，再将这种预制板运至建筑工地组装。较之以往的砌砖法建房，这种建房方式大大缩短了建筑周期。落成的住宅，用当时的审美观来看，外表还算整齐、美观。这项工程计划，是时任苏共总书记的赫鲁晓夫的杰作，民间将这种五层居民楼，称为“赫鲁晓夫五层楼”。当年，这位雄心勃勃的总书记响亮地提出，要“让俄罗斯人在五层楼里迎接共产主义的到来”。

在首都，“赫”式建筑初期的面积只有三十万平方米，后来又增至五百万平方米。新切列姆什卡街区就是因最先建起了十六幢这类住宅楼而声名远播、家喻户晓。在这一建筑群的周围，建有与住户的生活相配套的各种服务设施。“新切列姆什卡之风”开始从首都刮遍全国各地。我在作家冈察尔的小说《你的朝霞》中读到这样的描写：“公路上，满载着水泥预制板和钢筋混凝土构件的多轴牵引车发出雷鸣般的轰响，驶向哪个不知名的遥远的地方。”“不知名”、“遥远”这些字眼，似乎在向读者暗示着这样一种信息：新切列姆什卡牌的安居工程，已在全国遍地开花。

尽管“赫”式公寓的人均面积只有区区九平方米，天花板距离地面也仅为两米半，但在当年栖身于地下室里，如今被人戏称为“鼠族”的人眼中，“赫”式住房无疑就是天堂，即便在长久以来一直生活在“为共产主义的美好明天而奋斗”、“无私奉献，造福子孙”的口号中的苏联人看来，首次获得属于他们自己的独立住所真是令人感到无比幸福。多少年来，他们日思夜想的安居梦终于变成了现实！

但是到了八九十年代，这种阴暗、狭窄、缺乏个性化特征的住宅已远远无法满足现代人对住房质量的要求。“赫”式公寓成为人们嘲讽的对象。莫斯科人开始对它发起新挑战。他们决心在2010年前使“赫”式住房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并重新美化首都的建筑风貌。首期的改建方案涉及四十五个街区，第一批被列入改造名单中的包括一些历史古迹。其中有红场上著名的喀山大教堂、耶稣基督救世主大教堂、克里姆林宫的红门柱廊和阿尔巴特广场……

这时，我们眼前又出现了新的住宅群，它们应当是莫斯科人美化首都的新成果吧！在上海世博会上，俄罗斯建筑师们参照苏联儿童文学作家诺索夫早期创作的童话故事《无知孩子和伙伴们历险记》中描述的世界所设计并展示的建筑样式，似乎在向参观者表达这样一种信念：在未来的家居设计中，不能没有丰富的想象、个性化和情感元素的参与。后来，当我在远东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市苏维埃区的一片树林里参观一幢刚竣工的私人别墅时，发现这种信念得到了充分的验证和应用，只不过所需的建筑经费增加了许多。

三、奥寥卡的眼睛

暮色苍茫中，我们的大巴驶进大切尔基佐大街，又从它的一条叉道上徐徐拐向伊兹玛依纳沃公路，最终在一幢巍峨漂亮的建筑物前面停了下来，这就是我们当晚要下榻的宾馆。宾馆有个响亮的名字，叫“织女星”。在夏季北方的夜空中，织女星的亮度最高，在繁星闪烁的天幕中，最容易将它辨认出来。据说，这座不久前装修粉刷一新的建筑，还是1980 年第二十二届莫斯科奥运会的奥运村。

伊兹玛依纳沃过去是个默默无闻的小村落，直到1935年才归莫斯科市管辖。十七世纪在这儿建起的沙皇庄园里至今仍可以找到它的一些遗迹。宾馆左侧与文化休息公园毗连。苏联时期兴建了许多这类公园。从宾馆左边的高层房间的窗口往下瞧，密密麻麻、亭亭如盖的树冠清晰可见。

趁导游为我们办理入住手续的间隙，我独自朝着隐藏在角落里的一处小卖部走去，看看有些什么糖果、画片或小工艺品之类的东西可以买下回国送人。

一进门，玻璃柜里的一张女孩子的脸吸引了我的目光。这张脸丰腴饱满，一双秋水似的硕眼清澈明亮。女孩头上扎着头巾，一副农村女娃的模样，与我们后来在商店里见到的玛特寥什卡（套娃）的外表有些相似。那双大眼直勾勾地望着我，露出稚气、好奇和渴望探索的光彩。“哇，多可爱的奥寥卡！”我不禁用俄语出声赞叹道。身穿天蓝色工作服、体态丰盈的女售货员微笑地打量着我，轻声将奥寥卡这个名字重复了一遍。我这才意识到，刚才自己将名字的重音位置念错了，照着对方的暗示，我又将它念了一遍，眼前这位“俄文教师”冲我微笑地点了点头。

我最早接触到这样以“卡”字结尾的名字是在小学课本中的课文《凡卡》中，凡卡是俄罗斯作家契诃夫的同名小说中主人公的名字。后来，在所接触的俄罗斯文学作品中，又读到了像玛琳卡、薇拉切卡、马克西姆卡、尼娜切卡、冬妮娅切卡、邬利切卡等名字。在有这些名字出现的情节中，往往伴随着人物之间亲密、友爱的情感，很有人情味。

在一首有趣的姑娘择偶歌曲中，唱到了一位集体农庄的挤奶老妈妈。老妈妈有五个女儿，其中有三位分别起名波琳卡、奥琳卡和阿廖奴什卡。这些名字，念起来响亮、清脆，充满青春气息，往往用于人名的爱称上。

再到后来，另一位名字与“卡”字有关的人物形象，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出现在我的心中。她便是任卡。

任卡是不久前去世的俄罗斯著名作家瓦西里耶夫的战争小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中的一位苏军女兵。在作家笔下，任卡的性格不同于她的其他四位战友：沉着审慎的丽达，不喜言语、勤勉可靠、弱不禁风的城市姑娘索妮娅，护林员、老游击队员的女儿、朴实憨厚、时刻对美好的未来充满无限向往的莉扎和经过战争的洗礼、在性格上成长起来的加莉娅。任卡活泼美丽、乐观，甚至有点调皮。在战斗中，她英勇无畏，有罗曼蒂克的冒险性格。最后，为了掩护战友，把德军的火力引到自己身上，壮烈牺牲……

至于奥寥卡的“身世”，说来颇有来头。早在半个世纪前，这已是莫斯科“红十月”糖果厂的巧克力拳头产品的名字。“红十月”也因它而出名后，倒将它的前身，建于1867年的艾涅姆公司的名字给忘记了。

国外许多巧克力糖也曾给我留下不少美好的回忆，特别是比利时和瑞士的巧克力。那一颗颗惟妙惟肖、造型几乎达到以假乱真程度的海螺状糖块，让人舍不得将它们放进嘴里融化掉。我心想，把这些美丽的艺术品毁灭掉简直无异于犯罪。但就外包装而言，我仍然喜爱“奥寥卡”，它太具有人情味了，而且图案所包含着的内涵也很丰富。

奥寥卡的这双眼睛最先使我想到的是“希望工程”兴起之初，在极为简陋的泥房课室里，那位山村女童的那对眼睛。从那对眼睛中，可以看到苍凉的黄土高原上偏远闭塞的山寨里，我们的父辈曾经浴血奋战过的革命老区的孩子们对文化知识的渴求，以及他们心中对实现永远告别贫穷和愚昧的梦想的追求。

这样的眼神，如此的目光，并非只能从孩子们的眼里才能见到，在一些老人的眼睛（尽管有些已老花混浊）里仍然可以见到。

2003年，在庆贺韶关学院韶州师范分院成立一百周年的纪念活动上，在帽子峰下校园的一角，我邂逅了嘉宾——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先生。趁典礼仪式尚未开始，在一处垂柳细叶的斑驳阴影下，我们几位教师一起围在钱老周围闲聊。钱老谈到他与几位同行，不久前在希腊、埃及和意大利等地旅游的经过。他从初时如何选择旅游线路、确定参观景点、选择合适导游讲起，一直谈到他们的兴趣、发现和感悟。听着他娓娓而谈，望着眼前这位脸色红润、面容和善、精神矍铄的老人，我想，在他的脑海里不知积聚蕴蓄了多少知识、学问和智慧！他仍然用他那双孩子般、饱含着求知与探索热情的眼睛，执着地观察着这个世界和人生，努力发现生活里的种种美好和人性中的善良。

钱老的形象渐渐淡出我的意识，另一个人的身影悄悄地走了进来。从他眼镜片后面的眼睛里，我又感受到一束束热情的探索光芒。他是广州美术学院雕塑系的退休教授潘绍棠先生。2005年，我们有段时间曾一起在广州某所高校以教学督导员的身份开展工作。有一回，他给我讲了他的访俄见闻，特别介绍了他在那儿的一处地下室里参观苏联解体后从一些公共场所中撤下并堆放在那里的人物雕塑的经过。他讲后来又被重新竖起的捷尔任斯基雕像，讲雕塑家基巴里尼柯夫、安德烈耶夫和穆希娜等人的作品。应我的要求，还给我讲了雕塑品的构思与寓意，讲观众的审美心理。他很喜爱苏联时期的一些雕塑作品，给了它们很高的评价。早在1953年，只有24岁的他已在他任教的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开设了“苏联雕塑欣赏课”。从二老身上，我深切感受到他们孩童般强烈的求知欲望和孜孜不倦的探索热情。

明天，我就将参观俄罗斯的景点，漫步在莫斯科，我多么希望自己也有一双像奥寥卡一样好奇心十足的眼睛、像二老一样的探索热情，去发现这个国家灿烂历史文化中的珍宝，将感官的印象传递给思维，通过深加工以有效地丰富自我。

带着买下来的八块“奥寥卡”巧克力，我走进了电梯。

四、由卢日尼基体育场所想到的

走进1045号房，我习惯性地将房间打量一番：长条状的住房，入门的右侧照例是卫生间兼浴室。浴缸上方的喷头，离地足有2米多高。再看看衣柜、睡床和写字台，无不与“长”和“高”这两个字联系在一起。

放下手中提着的行李，和衣躺到床上，伸手敲敲床沿，这种用精选原木做成的床铺质量的确不错，坚实耐用，而且很“环保”。唯一不足之处是它过于狭长，双臂蜷曲置于胸上，胳膊肘还伸出床沿外，而我的身高只有1.68米。不知多年以前，哪个国家的哪位运动员曾在这张床上休息过。

墙角天花板下方，悬空吊着一台21寸彩电。人躺在床铺上，将松软的枕头垫在头下，视线恰好不偏不倚地落在电视屏幕上。房间里不见安装有空调，只见一台小型转头风扇，一声不响地立在写字桌上，对着我张望。窗户的上部有一扇楣窗，俄文里称之为 фрамута，通过它可以保证房间里日夜都有新鲜空气流通，能让入住的客人亲身享受这莫斯科郊外的含氧量丰富的优质空气。看着想着，心中不由响起《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夜色多么好，心儿多爽朗，在这迷人的晚上。”

淋过浴，精神格外地清爽，坐到写字台前，扭亮台灯，稍微抬头，便与墙上的一幅卢日尼基体育场素描打了个照面。这幅用单色、洗烁的线条勾勒出来的画，以明暗相宜的笔触，毫不夸张地将体育场的外貌真实地表现出来。建筑物造型沉稳，不见任何锋利的线条，向上的开放度、空间性都恰到好处；远远望去，酷似天空中一只不明飞行体，或是一只静卧于海床上的软体动物。几年后，当我再次在初冬之夜登上麻雀山远眺这座迷人的建筑时，又觉得它更像一只四周镶嵌着闪光宝石的月光宝盒。在它里面，积聚着一代代人对体育运动的热爱，对健康和美的追求。直到今年夏天，我才从电视上真真切切地看到这座体育场的真容，见到了在第十四届世界田径锦标赛上，俄罗斯体育健儿的出色表现。

卢日尼基体育场建于1956年，那时叫莫斯科列宁体育场，是世界最负盛名的大型体育运动综合体，建筑师是A.弗拉索夫和E.罗任等人。看台座位达十万三千个，许多大型的田径、足球和马术竞赛都在那儿举行。在它的四周，建有一批体育运动设施，比如小型体育场、“友谊”多功能体育馆、游泳场及各种运动项目的训练中心等。卢日尼基体育场见证了第二十二届世界奥林匹克夏季运动会的全过程。

1979年，苏联出兵入侵阿富汗，引起众多国际舆论的谴责。美、日等西方国家带头抵制那一届奥运会。在国际奥委会承认的147个国家和地区的奥委会中，有五分之二的奥委会会员国加入抵制的行列。结果，与会国家和地区的总数仅有80个。

为筹备那一届奥运会，苏联政府可以说做足了准备。在莫斯科西南端的克雷拉特斯克修建体育运动综合设施，在离奥斯坦基纳不远处建起“宇宙”奥运村。1980年7月19日下午，在奥运会开幕前的几个小时，莫斯科上空一度浓云蠕动，大有降雨之势，于是六架飞机紧急升空，喷洒化学药剂驱云，从而保证了开幕式在晴朗的天气中顺利举行。

进入体育场的火炬手是连续三届奥运会三级跳远金牌获得者、苏联田径运动员维克多·萨涅耶夫。在绕场慢跑一圈后，他将火炬传给另一位著名的苏联男篮队员谢尔盖·别洛夫。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宣布第二十二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

接着举行的是运动员入场式。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参加入场式的八十支队伍中，竟然有十六支没有在他们的队伍前亮出本国的国旗，而只以五环旗代替。新西兰代表团甚至举着一面黑色的五环旗。这还不算，在随后展开的各单项竞赛中的颁奖仪式上，获奖选手拒绝升本国国旗、奏唱本国国歌的现象时有发生。有的评论称，那一届的奥运奖牌，价值减半。在大会的赛场内外，不时发生抗议苏军入侵阿富汗的活动……

但是，这种种令人感到不快的政治举动并没影响苏联人对莫斯科奥运会的热爱和自豪感。2005年，在广州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上，在我们的摊位，来自莫斯科的商人瓦洛夫与我们做成了一笔交易。离别前，他从自己的背囊中摸出一枚莫斯科1980年奥运纪念币送给我作为留念。币面上有立于市政府前特维利广场上的尤里·多尔戈鲁基的骑马纪念雕像的浅浮雕，还有“第二十二届奥运会”、“莫斯科”、“1980年”等字样。

在莫斯科奥运会过去多年之后，苏联人仍然像瓦洛夫一样，为此而感到无比的自豪。当年的体育评论员巴尼亚特便是其中的一员。他深情地这样回忆起当年的那段经历：

……奥运会最后的一天晚上，米丘林大街奥运村文化中心，举办了一场告别音乐会。音乐会结束后，谁也不想离开，大家唱起歌来，一支接着一支，有的人起劲地跳起民间舞蹈，有的人彼此交换纪念章，互留通信地址，签名留念。但是，时间不会让人的情感支配它自己的脚步，告别的那一刻最终还是到来了。当漆着蓝白相间颜色的大巴满载着运动员徐徐开动时，欢送的人群再次跳起轮舞。大家依依不舍地目送着大巴朝机场和车站驶去。这十六天的经历，正如运动员们自己所说的那样：“终生难忘！”

巴尼亚特还回忆起莫斯科的志愿者们如何在奥运会期间，热情地为各国朋友奉献他们的服务。当熊熊燃烧了十六个昼夜的火炬上的光芒缓慢地、一点一点地由强转弱、由明变暗时，苏联人因为世界体育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而产生的自豪感也同时达到了最高潮。

由著名的儿童书画家维克多·切兹可夫设计的奥运会吉祥物——充气小熊米沙，这时也开始双脚离地，向来自世界各大洲的朋友们依依不舍地挥手告别，飘进首都的夜空中。整个卢日尼基体育场内外全都沸腾了，人们的眼里闪烁着激动的泪花……

奥运会期间，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的各大商场里，货物的供应前所未有地充足，以往排队购物的现象也随之销声匿迹。著名的熏制切片芬兰香肠、美国的百事可乐、喷泉牌饮料以及当时还相当罕见的带吸管的袋装果汁随处可见。莫斯科的市容也焕然一新。

在这一届的奥运会结束后的第二年，苏联国内上映了一部新影片《哦，体育，你就是和平》。在古代，奥运会举行期间，一切战事都必须停止，休战期直至奥运会结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没有哪个国家会比苏联人更能深切体会到和平的价值。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在1922年、1923年和1924年出生的苏联小伙子，从前线返回的只占百分之三！

在看完俄罗斯影片《第九突击队》后，没有谁不会对在那场侵阿战争中失去丈夫和儿子的妻子和母亲所遭受的伤害感到无限的同情，没有谁不对世界上的极权国家主义者们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

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是写到俄罗斯的边境便收笔了，俄罗斯士兵继续朝前行军，而伟大的作家并没有与他们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