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地图上的神思遐想

一、绿荫环布的莫斯科

像以往出差到外地一样，我总会在出发前查看目的地的地图，以便预先对那个地方的概况有所了解。这一回也不例外，我从背囊中取出莫斯科市旅游图，在熟悉上面注明的各种符号和标志物的指代后，便开始以从整体到部分的方式查阅起来。

地图是现实生活必不可少的工具。政治家用它思考地缘政治，军事家照着它制定战略和战术决策，科学工作者从中了解自然资源的分布状况。尽管卫星定位系统如今已成为驾驶员辨别方向的工具，但从广义上说，这种系统仍然是活动着的地图指路标。至于教育工作者，他们可以通过地图了解那个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乃至文化风俗和经济发展水平，而这是影响着少年儿童成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俗话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有一回，我到中山市开展教研活动，广州外语艺术职业学院的惠老师对我说，她们学校学生的认知品质可用“勤”、“灵”和“新”这三个字来概括。她说，广东东部梅州地区的学生生活俭朴、学习勤奋；东南沿海地区潮州一带的学生脑子灵活，思维敏捷；而包括广州地区在内的珠三角一带的学生则容易接受新事物，视野开阔。我想，学生的这些学习品质，可能与他们从小接触的生活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地图上有些地方，景点的名称读起来既有着让人展开想象的魅力，也让人对它们所表示的意义捉摸不透。比如说圣彼得堡（C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吧：“神圣的”一词来源于拉丁语；“彼得”一词是基督耶稣一位使徒的名字，它出自希腊语，词的意义是“磐石”；“堡”字来自德语或荷兰文，其意义是“城市”。而这里的“彼得”，还代表着沙皇彼得一世。可见这个简简单单的城市名字中，包含着多少文化因素。使徒彼得在这里成了这座城市的保护神。

在这张以淡黄色为底色的地图上，绿色区域的面积至少占城市总面积的四分之一。较大成片的地方有北边的“骆驼鹿岛”国家天然公园，南边的“比察公园”，东南边的“伊兹玛依纳沃”森林公园，而西边的鲁布寥夫公路两旁则是一片茂密的林带。此外，在城市各处，还散布着许多大大小小的园林和墓地。比如“科学院植物园”、“季米里亚泽夫农业科学院公园”、“科索尔尼亚文化休息公园”以及“十月革命六十周年纪念公园”等。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莫斯科启动市区改、扩建工程。在一次有关的会议上，斯大林强调要重视城市的绿化工作。他指出，不仅要规划和修建小面积的绿化带，使它们成为方便市民休息的地方，而且还要学会建造大面积的森林公园，在市区和郊区都要发展这类天然公园。我骤然意识到“伊兹玛依纳沃”森林公园不正近在咫尺么？于是，便站起身来朝窗边走去。从窗口探出身，用相机将底下森林公园的一处浓荫蔽日的树冠拍摄了下来。

关于“森林公园”，当时苏联人的一般看法是指分布在城市里，特别是工人新村周围的大片林木。这样的林区，有利于改善居民点的卫生条件和生活环境。在“伊兹玛依纳沃”森林公园里，林荫道、文化休息公园、体育馆、儿童城、森林饭店、马术学校，一应俱全。有的森林公园里，还建有影院和庄园。

俄罗斯人对大自然怀着炽热而且浓厚的情感。许多乡镇都用河流或植物的名字来命名。人们对飞禽走兽也有着一份特别的情感。许多人倾慕某些动物身上的优点，纷纷以它们的名字来给自己命名。它们已成为人类生命里的一部分，毕竟我们的祖先亚当和夏娃就是从伊甸园中走出来的。

在日常生活和文艺作品里，常常会遇到以动物名称为自己命名的人。比如，奥尔洛夫（鹰）、索科洛夫（鹰）、列别杰夫（天鹅）、索伊金（松鸦）、格拉乔夫（白嘴鸦）、茹拉夫寥夫（仙鹤）、沃罗比约夫（麻雀）、库库什金（杜鹃）、德罗兹（百舌）、梅德韦杰夫（熊）等。有趣的是，我们熟知和喜爱的苏联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共青团员之歌》以及《海港之夜》的作曲者索洛维约夫，其姓的意义是会唱歌的夜莺！真是人如其名。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路过维尔诺茨街时，我发现路边有一座开放式公园。出于好奇，我决定进去走走。时值晚间八时左右，落日的余晖照耀着的天空依然明亮，不过，大地也渐渐变凉了。问过路人，才知道公园叫“共青团四十周年纪念公园”。苏联人喜欢用修建公园的方式来庆祝和纪念重大的节日。这种做法很有创意，它不但使百姓受益，而且还会给后代留下忆念。

纪念公园长约百米，宽约三四十米，呈长方形状。公园与一栏之隔的街道平行，从里面就可以见到街上的车辆和行人。我想起斯大林所说的：“要使绿化带成为方便市民休息的地方。”领袖的指示真正落到了实处，且被不折不扣地执行了。

公园中央，有一条贯通南北的小路。路边每隔一段距离便摆着两张靠背长凳，方便游人坐着休息。我进去时，好多凳子上已坐满了人。这儿虽然临街，园子里也不见有百花盛开及蜜蜂和蝴蝶在花丛中翩翩起舞的景象，但大片绿油油的草地更有利于人们休息。有些人将随身带来的大浴巾铺到草地上，一家几口，或坐或躺在上面聊天，孩子们则在草地上追逐、嬉笑、玩耍。他们那清脆的童音、灿烂的笑容，人见人爱。不时有爷爷奶奶推着童车，带着孙儿，来往于小路中。

我身边的游人，换了一拨又一拨。后来，来了两男一女共三位年轻人。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身穿白衬衫和黑长裤，双腿修长，头发有些蓬乱，面容有些憔悴的男士。穿裙子的姑娘，一手拉着这位男士的手掌，另一只手搁在椅子上，背朝着我，半侧着与她的另一位同伴说话。不一会，小伙子朝我侧过身来，主动开口与我搭话。他半锁双眉，说得很慢，断断续续的，似乎不够力气，又似乎在对他要说的每句话加以细斟慢酌似的。他谈到生活的不如意和身心的疲惫。我注意到，他膝下的姑娘不时用手按着他的手腕，好像在向他暗示什么。但他对此并没有什么反应，照样吞吞吐吐地向我表达着可能连他自己也不明白的事情。我终于恍然大悟：这小伙子准是喝多了。再看看离我们不远的圆筒状金属垃圾桶，伏特加空瓶子早已冒出桶面。

他们起身离去后，空位被一位穿着翻领浅色衬衣的年轻男子所填补。他刚一坐下，也对我打开了话匣子，滔滔不绝地谈起2008年他在我国青岛观看奥运会帆船竞赛的经过和感受。从他口中带出的气味又让我心中一动，又一位狄俄尼索斯的信徒。听闻俄罗斯男人爱喝酒，今天一见，果然如此！

看到归队集合的时间快到了，我从凳子上站起身来，与这位口若悬河，似乎仍然不想停止说话的年轻人道别，一个人朝园子的深处走去。经过园中央立着的劳动妇女群雕时我停住了脚步，想走近看个究竟。雕像的基石上，刻着“劳动之歌”四个字。我想，这应该就是作品的主题了。再看看雕像人物，她们应该都是五六十年代苏联的女共青团员。这三位青年头扎头巾，身穿工作裙衣，肩荷锄铲之类的劳动工具。她们身材粗壮，脸庞瘦削，皮肤呈古铜色，且一脸倦相。这应该就是那个时代苏联劳动妇女形象的写照。

在战后百废待兴的年代，广大苏联妇女为国家、为社会也为家庭承担着无比艰巨的责任。由于她们是家庭和社会生活的积极参与者，她们对生活中的欢乐与不幸、物质的丰富和匮乏、心灵的愉悦和创伤具有敏锐的感知，因此，也就能够容易发现生活和劳动中的真、善、美。

我再次环视这座位于闹市区的休息公园，心里想，政府当年关心莫斯科人的生活福利所作出的努力，七十年来一直在产生着积极的作用，虽然公园日益苍老，但功能依旧。这种对待城市建设所表现出来的人性化观念和远见卓识，通过到这儿来的莫斯科人的表情，我深有感触。

二、莫斯科运河的血泪与荣光

一条天蓝色的缎带，从北向南，自上而下，蜿蜒穿越莫斯科的大半个市区，经图申诺、霍罗舍沃、昆采沃、基辅、列宁、莫斯科河、普罗列塔尔斯基、柳布林诺和红色近卫军等九个行政区域，最终向市郊逶迤飘逸、荡漾而去。这条缎带，就是我在地图上看到的莫斯科河。莫斯科河与乌格拉河、克利亚济马河同为奥卡河的支流，全长473公里，其流域面积达1.76万平方公里。像世界上许多傍河而建的城市一样，莫斯科几百年来，源源不断地从她的这条母亲河中汲取生命的力量，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莫斯科人。

1147年，当尤里·多尔戈鲁基大公征战至此，可能因这一水绕绿、古木参天的佳景而动心，最终决意在此建城立都。当时，大公派人给在斯摩棱斯克地区作战的斯维亚托斯拉夫送信，对他说：“来吧，兄弟，到莫斯科这儿来！”就这样，莫斯科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史书上。

思绪跳到明天进行的观光活动上，我心中思忖，要是能够乘船游览那该多好，既可以任凭河上清风吹拂，又能尽情饱览水色风光。如果在库图佐夫码头登船，那么在新救世主修道院的整段航程中，就能见到临河的不少建筑景观：令昔日苏联人自豪的巍峨雄伟的尖塔高层建筑——乌克兰宾馆、耸立在它前面小山岗上的乌克兰诗人舍甫琴科的全身雕像、莫斯科建筑艺术博物馆、卢日尼基滨河街一带的列宁中央体育场综合设施、伏龙芝滨河道上历史悠久的莫斯科苏维埃剧院等。但最美的还是克里姆林宫河岸。不论你在哪个季节乘船，是春江水暖还是夏天水盈，是秋江如练还是冬天水寒，都会有风采各异的美景令你赞不绝口。

在丹尼洛夫的壮士歌中，莫斯科河从前叫斯莫罗金河。据说它是一首民歌中一个命运不济的善良小伙的名字。莫斯科河水，年复一年，川流不息。它的每一次涌动、每一回淌流、每一个旋涡、每一团混浊，都会使人产生许多复杂的情感，引发种种思考。

莫斯科有个别号，叫五海之港。一个内陆城市，成为海港，源于一条著名的运河——莫斯科—伏尔加运河。1947年以后，此运河便简称为莫斯科运河。从莫斯科开出的轮船沿着运河能够直达北海、波罗的海、里海、黑海和亚速海。它的起点位于杜希纳河口上游8公里处，全长128公里，其中的19.5公里通过水库沿河建有闸门8座和水电站8座。最大的水电站是伊万科夫水电站。主要的运河码头有大伏尔加、德米特罗夫、亚赫罗马和莫斯科北港码头，运河于1937年通航。

当年运河的建设者被称为“运河军”。它的绝大部分成员是来自德米特罗夫斯克劳改营的刑事犯和政治犯。A.科玛拉夫斯基便是这支大军中的一员。他曾在西勃拉加监狱中坐了3年牢，出狱后在多番谋职未果之后不得已受雇于运河工地劳动部，成为一名管理人员。从他的介绍中，我们可以了解当年挖掘运河的一些情况。

1936年，运河工程临近竣工，工地上的劳动进入了紧张的最后阶段。每天中午，地方广播电台会按时播出在过去的一昼夜间挖掘河床硬土的土方量和混凝土的浇灌情况。在科玛拉夫斯基看来，这些工作成果是囚犯用自己的生命换来的，每一个数字都被他们的鲜血所染红。非人的强制劳役，不但夺去了许多囚犯的生命，而且极大地刺激着与他们一起工作的普通工人和一般管理人员的神经，削弱他们的判断力。为了使这些人，特别是那些劳改释放犯，不因为经常面对与他们一起劳动的囚犯的悲惨命运而使他们的精神日益颓丧，当局给他们安排了其他的普通临时性工作。

那时工地上最热闹的地方是大食堂。像我们这样招聘来的人，不但能在食堂里吃到价廉物美的饭菜，而且还能在午间进餐时聊天、交换新闻、读点书和定下约会的时间与地点。距离食堂不远的地方有个广场。广场上筑有花坛，里面栽种着各种花卉，看上去这个地方更像一个理想的工人俱乐部。每天，从下午4时开始至傍晚，是工作人员休息的时间，期间放映免费电影。

1936年夏天，全国的目光都聚集到运河的建设上。各路名人以不同的方式访问了德米特罗夫建设工地。其中，有著名的苏联演员、人民艺术家柳博芙·奥尔洛娃。她所参演的影片《快乐的人们》、《大马戏团》和《伏尔加——伏尔加》等曾受到国内外许多观众的热捧。另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奥托·施米特也到了工地。他是苏联科学院院士，北极考察活动的组织者。1933至1934年间，他乘坐著名的“切柳斯金”号科考船赴北极考察，后科考船遇险，苏联英雄米·沃多皮亚诺夫与华·莫洛科夫两位飞行员驾机前往营救，他俩也都访问了运河工地。

随着完工的日期日益临近，工作的紧迫感也与日俱增。这时，部门的负责人经常会在某个周六出其不意地现身于工地，宣布取消周末休息，让大家继续加班。夏去秋来，以人民委员雅戈达的名义开展的名目繁多的活动更是频繁。对于大家来说，这些活动只有一个含义：休息日泡汤了！这还不算，午班时间还经常延至晚间十时，夜班延至午夜十二时。如果你想获得“突击队员”的称号，则必须另外加班一个钟头。没等这一活动月结束，雅戈达突然变成了“人民公敌”，雅戈达挂在墙上的肖像被摘了下来，换上尼·叶若夫的照片。在公共场合挂谁的照片成为大家不得不小心谨慎对待的事情。稍有疏忽，便会将“人民公敌”的画像错挂于墙上，后果可想而知。虽然叶若夫上来了，但活动月的决定却没有撤销，休息日照样被工作日所取代。

只有当严冬来临时，工程的进度才有所放缓。但当天气刚一回暖，往日紧张的气氛又重新笼罩着工地。四月二十日，在预先未发通知的情况下，斯大林带着随从突然到运河工地视察。在距离亚赫罗马站不远的第四和第三号闸门，该地段的负责人、总工程师，顺便说说，他与我同姓，也叫科玛拉夫斯基，当时刚好值班，因而出乎意料地为斯大林作了有关建设方面情况的汇报。第二天，几乎所有的报刊都登载了他向斯大林汇报工作时的照片。人物的背景是美丽的三号闸门……斯大林记住了这位精力充沛，说话带浑厚乡音的工程师。不久之后，科玛拉夫斯基便升为将军。

临近六月，莫斯科—伏尔加运河工程终于顺利竣工，正式通航。六月十五日，在莫斯科文化休息公园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典礼。同时，每个闸门的所在地区都向莫斯科开出首航轮船。清晨，船体洁白如雪的第一艘轮船驶离伏尔加河河岸，从巨大的花岗岩斯大林纪念碑下驶过，开始了她开往首都的处女航。接着，第二艘轮船也从二号闸门开出，与第一艘会合，一起向前进发。引领着这支由七艘轮船组成的船队的是一艘叫“约瑟夫·斯大林”号的轮船。

苏联解体后，一些过去属于机密的档案陆续被披露，使人们对那个时期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状况有了更真实的了解。早在八十年代中期，红军剧院的美工彼·别洛夫创作了一幅名叫“白海运河”的油画作品。画面上，有一大群人鱼贯走进揭了封口的“白海运河”牌烟丝盒。烟盒的右边围着一排铁丝网。作家索尔仁尼琴在他的《古拉格群岛》中写了斯大林作出挖掘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决定的初衷。他要用这条长227公里，深度平均5米，设有19个闸门的运河，把白海与奥涅加湖连接起来，同时，让它吞噬无数罪犯的生命，在功劳簿上为自己添上血红的一笔。莫斯科—伏尔加运河重演了白海运河的悲剧。许多身强力壮的人都无法熬过这繁重的劳役，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更是很快支持不住，最终魂归离恨，永远安息。即便是侥幸熬过来的人，也个个都气若游丝。饥寒、劳累、孤独和绝望，在一点点地啃食着他们的肉体和心灵。当运河工程最终完成之后，这些劳工囚犯依然在劫难逃——他们已没有什么利用价值，许多人在枪口下命丧黄泉。

俄罗斯学者安那托里·别尔什捷依和德米特里·卡尔采夫认为，用苏联经济现代化或为战争做准备来解释大清洗是无力的根据，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为大清洗进行辩护。

三、莫斯科的“梅采纳特”们

动身前，三哥告诉我，到了莫斯科可多去博物馆参观、学习。博物馆是搜集、保存、研究和普及自然科学、人文历史，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方面的文物进行科研活动，并将其向公众进行普及教育的机构。不论什么时代、什么社会，博物馆发挥的社会功能都是毋庸置疑的。

早在十九世纪末期，莫斯科大学艺术系主任茨维塔耶夫就提出建立博物馆，以便保藏和研究世界艺术精品的主张。他的建议得到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响应和支持。十月革命胜利后，在1918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与会代表通过了关于发展国家博物馆事业的决议。列宁指出，必须使文化珍品成为全民享用的博物，并使它们成为教材。苏联时期，博物院的工作性质有了改变，它成为教育和启迪民众的场所。对三哥的提醒，我深以为然。

当我将注意力集中在地图上的莫斯科中央城区时，我发现，在以红场和克里姆林宫为中心的二环线内，各类博物馆和纪念碑不下十座。比如说，红场的国家历史博物馆，瓦卡卡街上的市历史博物馆以及人类学博物馆和动物学博物馆等。此外，还有不少为名人建立的纪念馆和纪念雕像等。当所有这些发现集中到一起时，便很自然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地方是一座大型综合露天博物馆。

2007年夏天，我在春交会上认识了俄罗斯姑娘尼娜，那时她陪一位莫斯科女商人到潮州洽谈生意。我陪她俩游览市郊的一些名胜古迹。在滨江长廊上，我们海阔天空地谈了起来。我给她们讲湘子桥的传说，讲祭鳄台背后的故事。尼娜对我国的历史有一定的了解，她问起了韩愈与屈原的政治命运的异同。当她听说我打算到俄罗斯看看时，她叮嘱我一定要到特列济亚科夫美术馆参观。接着，她对我介绍起巡回展览派画家的作品，讲他们的风俗画、风景画、肖像画及一些历史题材的作品。我听着，心里暗暗称奇，想不到一位普通的公司职员竟会有如此精深的艺术修养。也许是她发现我脸上有诧异的表情，便解释道，在俄罗斯，许多人从小就受到家庭的艺术环境熏陶。

我想起瓦列金娜·波波娃给我寄来的明信片，其中一张印制着画家奇斯佳科夫的作品《扎红头带的姑娘头像》。这幅原画保藏在特列济亚科夫美术馆中。也是在那一年的春交会上，有几位俄罗斯年轻人光顾了我们的门店，谈得投机时，一位叫维谢科娃的姑娘送给我一幅用白桦树皮粘贴而成的水粉画。这幅装在木质相框里的画署名为“八月”，大小只有18×24厘米。在画面中，我们可以领略俄罗斯大自然中秋的气息，湖面小岛上林木的倩影格外迷人……我们相互欣赏着，有人称它是一幅“环保画”。我想也是，因为除了画的内容，甚至连所用的材料和相框全都是天然材料。

谈到博物馆，不能不使人想到一批被人们称为“梅采纳特”的有识人士。梅采纳特（мeцeнaт）是指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用于收藏艺术品，从而促进了文艺事业发展的商人或企业家。他们最后都把自己的收藏品无偿捐赠给地方的博物馆。在他们中，最有影响的是特列济亚科夫兄弟、休金家族、瑟京、索尔达坚科夫、捷尼舍娃、莫罗佐夫与马蒙诺夫等。

彼得·伊万诺维奇·休金酷爱收藏古艺术品和民间小工艺品，他收藏的俄罗斯历史书籍及手稿十分丰富，仅1812年卫国战争资料文献就有三大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休金则热衷于收藏二十世纪初期法国画家的写生画，其中有莫奈的《干草垛》和《里昂大教堂》，印象派画家雷诺阿和德加歌颂美好生活和欢乐景象的作品，比如《红磨坊街的舞会》和《萨玛丽像》等。此外，还可见到马蒂斯、塞尚和高更等人的一些作品。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休金的藏品为外国画家美术作品，其中许多都保存在普希金艺术博物馆里。

至于伊万·德里特里耶维奇·瑟京，他在对俄罗斯人民的启蒙教育工作上作出的贡献是难以估量的。他从一个半文盲的农家孩子，成长为有名的教育家。努力让书籍进入千家万户，是他毕生所积极从事的事业。瑟京经营的出版社，专门印刷出版通俗科普读物和面向大众的教科书。这些书质量上乘、价格便宜。比如，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的故事小册子，每本的售价仅为80戈比。他将书批发给走街串巷、深入乡村的货郎，让他们以更便宜的价钱卖给平民和农户。通过这种方法，果戈理、普希金、契诃夫和莎士比亚走进了普通人的家中。瑟京印刷出版的还有面向农民和城市手工业者的应用技术小册子。一部十四卷的《民间科学实用知识百科大全》受到了工匠们的热烈欢迎。瑟京凡事精细规划，多方面考虑得失，生财有道，从而为他的文化善举提供了有力的经济保障。为了纪念这位“梅采纳特”所作出的突出贡献，人们在他的故居——莫斯科特维尔斯基街18号门口的墙上挂起一块纪念牌匾；在他的另一住处，即274号住宅，成立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展览中心。另一位文学作品出版商，库兹马·索尔达坚科夫，以其不懈的工作为他的祖国俄罗斯赢得了骄傲。瑟京和索尔达坚科夫当年出版的图书，至今大多都保存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大型图书馆里。

在“梅采纳特”们中，玛丽娅·捷尼舍娃是一位伟大的女性。她有艺术天赋，与当时的许多俄罗斯文化名人过从甚密。巡回展览派画家马科夫斯基、列宾和谢罗夫都曾为她作过肖像画。十九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她的阿克萨柯夫家族庄园曾一度成为俄罗斯艺术生活的中心。画家瓦斯涅佐夫、列宾、波列诺夫、谢罗夫、科罗温等人都曾先后在那儿工作过。庄园里设有雕刻和彩陶作坊。庄园在1918年被改为博物馆，到了1977年又成为国家历史文艺博物馆。

捷尼舍娃于1894年开始收集国内外知名画家的水彩和素描作品，她的藏品中有基普连斯基、费多托夫、艾瓦佐夫斯基、布留洛夫、弗鲁别利等人的作品。后来，她在成为一位大工业家的妻子之后，仍然对她所钟爱的事业乐此不疲。在离她居住的圣彼得堡不远的地方，她为希望进入艺术学院的青年创办了一所免费的培训学校。学校的日常工作委托画家列宾负责。

在捷尼舍娃的家庭剧场里不时举办音乐会，演出俄罗斯民间歌剧。著名歌唱家夏里亚宾也曾在那儿歌唱过，而作曲家伊哥里·斯特拉文斯基的有名乐曲《春之祭》就是在塔拉什基纳庄园中创作完成的。素享盛名的巴拉莱卡琴手乐团也出自塔拉什基纳。这个乐团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是这种乐器的演奏家B.安德烈耶夫。在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巴拉莱卡琴是俄罗斯普及面最广、最受欢迎的民间乐器。在俄罗斯民间故事、歌曲与对句歌中都常提及它。捷尼舍娃收藏的十四架巴拉莱卡琴曾在1900年的巴黎世博会上展出。这些琴上还有她本人及其他一些名画家的签名和题词。捷尼舍娃婉拒想高价收购这些乐器的人的要求。她认为，由人们的心灵创造出来的这些物品是无价之宝，它们映照着祖国。

“梅采纳特”们收藏的文化艺术品的种类繁多，有名画、手工、书籍、乐器、雕塑，无不与戏剧艺术相关。在离巴维列茨卡雅地铁站不远之处，有一所孤零零的老房子。一百多年来，它一直吸引着来自各地的人们，它就是A.巴赫鲁申的故居。这位做皮革生意的商人牢记祖训：“忠实生活，热心助人。”他不但在生活上乐于助人，而且出资建画院，收藏图书。1894年，巴赫鲁申在自己家中办起世界第一所家庭戏剧博物馆。他倾一己之力，收集了一百五十万件与戏剧相关的展品。这番成就，令人叹服。巴赫鲁申节衣缩食，将钱用于收购藏品上。戏剧的古旧海报，剧作者的笔迹与纪念册，有影响的社会活动家谈论戏剧艺术的珍贵信件，他们的版画、漫画以及名人用过的服饰、道具，都成为他收藏的物品。

俄罗斯人不会忘记那些为保护祖国文化而尽忠尽责的先辈爱国者。1991年，莫斯科举办了庆祝俄罗斯工业家、慈善家萨瓦·伊万诺维奇·马蒙诺夫诞辰一百五十周年纪念活动。人们高度赞扬他为俄罗斯文化事业所作的杰出贡献。来自全国和世界各地的许多学者、研究人员聚集到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科学中心，在那儿开展观摩和研讨活动。他的部分特别珍贵的藏品还被运往国外展出。

要对俄罗斯的“梅采纳特”们作一一介绍是很难做到的。在十月革命前后出现的“梅采纳特”们中，工厂主萨瓦·济莫菲耶维奇·莫罗佐夫的事迹很值得一提。这位只活了四十三年的艺术剧院股东是一位布尔什维克党外人士，他曾出资资助《火星》报的出版、发行，是高尔基的好友。契诃夫与托尔斯泰认为，萨瓦的善举源于他对人民的热爱和对民族精神发展的重视。在他的努力之下，在奥列霍沃祖耶沃建起俄国首屈一指的体育场；俄罗斯的首支足球队也是他亲手创建的；他花了大量的钱财修建起莫斯科艺术话剧院。

今天，新一代的“梅采纳特”们，继承了他们先辈的这种优良传统，为俄罗斯文化艺术的发展而发光发热。几年前，一些富商响应普京的号召，曾斥资数亿在莫斯科西郊打造了两所一流的商学院，以解决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商业管理人才短缺的问题。

夜已深，我将莫斯科地图收叠好，重新放进旅行袋中。在刚刚结束的“专题”查阅中，我总觉得在自己眼前产生了一种以地图为背景迭现出来的事件与人物活动的景象，就像是见到概括表现剧情的镜头一样。它们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我那即将展开的漫步莫斯科的有效的“热身”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