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扩张
第一章 大都市：城市下水道的寓言
1710年10月7日，《闲谈者》上发表了乔纳森·斯威夫特的作品《城市阵雨》。几天后，斯威夫特在《写给丝黛拉的书信集》中记下了他的朋友尼古拉斯·罗（Nicholas Rowe）和马修·普莱尔（Matthew Prior）对这首诗的赞美：“他们二人对我的诗赞不绝口，都说在这一题材的作品中，我的《城市阵雨》无出其右：自达娜厄（Danaë）之后，这便是最好的一场阵雨。”[1]斯威夫特的二位友人把《城市阵雨》与古典神话并置，显然是建立在戏仿英雄史诗的基础之上。这一并置再现了此诗及其姊妹篇——斯威夫特的另一首诗歌——《清晨》[2]中隐含的戏仿古典作品模式。理查德·斯梯尔在《闲谈者》中就此主题发文[3]，将此主题的作品归为一类，称“本土诗”，即描写污秽的城市场景，并建构在新古典主义对典故的影射之上。例如，《清晨》再现的是维吉尔笔下“红润的黎明”如何降临伦敦：不检点的女仆贝蒂从主人的床榻悄悄溜走，街上充斥着叫嚷声、墩布拖地声，还有城市工人阶级打扫清理的嘈杂声。[4]在《城市阵雨》中，斯威夫特把倾盆大雨敲击轿子发出的声音比作拉奥孔用剑戳击特洛伊木马的外壳：
就像特洛伊人把木马抬进，
在里面藏着急切的希腊人。
……
拉奥孔用剑把木马敲打，
里面的每个英雄都害怕。（第47—52行）
将描写污秽城市的作品与维吉尔的诗歌作比，通常会压缩史诗的宏大。上述斯威夫特的二位友人将达娜厄神话视为《城市阵雨》的先例，效果也是如此。达娜厄被她的父亲——阿尔戈斯的国王阿克里西俄斯——囚禁在地下的铜屋里（在贺拉斯的讲述中，她被囚禁在铜塔里），因为阿克里西俄斯从德尔菲的女祭司处得到神谕，自己将被达娜厄的儿子杀死。铜屋是阿克里西俄斯控制达娜厄性交的必要而又注定失败的举措。可以料想，达娜厄是不会被父亲的铜屋所限制的。宙斯化作金雨，从屋顶的开口落入屋内，使达娜厄受孕，产下帕尔修斯。帕尔修斯是日后杀死美杜莎的英雄，也将出于偶然杀死他的祖父。阿克里西俄斯从开始就注定逃脱不了死在孙子手下的命运。这个神话说明，男性无法实现对女性性交的控制或监管。
将《城市阵雨》与达娜厄神话作比，既体现了当时《城市阵雨》与女性身体之间的联系，也戏剧化地展现了古典神话与当下生活的距离。神话升华了不可压制的生殖力，现代城市体验则获得了世俗化具象，二者之间的鸿沟虽提请人们注意现代世界的卑劣，但也并非完全鄙视当下和世俗的生活。像很多奥古斯都时期的戏仿英雄史诗作品一样，当下经验在并置中是受到贬抑的一方，然而，并置又同时赋予了它诱人的直接性和神秘的力量。与遥远的神话不同，伦敦街道的气味和景象，触手可及，扣人心弦；这一点使它即使与神话相比，似乎也并不逊色。正是这种当下的生机勃勃使得评论者欧文·艾伦普莱斯（Irvin Ehrenpreis）说到，《城市阵雨》中那些鲜活的景象，“唯有心怀崇敬之人才能捕捉”。[5]然而，在《城市阵雨》及其他奥古斯都时期的戏仿英雄史诗中，要想确认这种生机勃勃的来源和本质，极难做到。究竟是什么，使得斯威夫特笔下的伦敦，或者说，蒲柏的愚昧女王，获得了所谓的“敬意”？[6]在对此时期的文化想象中，这一独特的扣人心弦之力从何而来？以及，为何其以女性形象出现？
达娜厄的金雨和斯威夫特的阵雨之间的对立，是典型的奥古斯都戏仿英雄史诗的形式建构。然而，如果我们不将这两场阵雨割裂来看，也不将二者之间的关系仅仅看作通过对比来压缩史诗的宏大；如果我们将二者并列一处，那么，达娜厄那鲜活的金雨便赋予城市阵雨意义，同时还为作家们解释了当下城市经验中那谜一般的活力源自何处。斯威夫特的二位友人援引的女性形象引出了一个极具感染力的文化寓言，一个有关不可压制的生殖力的现代寓言，这些生机勃勃的意象充斥在18世纪早期的文学作品中，《城市阵雨》便是鲜明的一例。这个预言致力于再现一种无法控制、影响一切的女性的性能量，此能量存在于女性体内、与女性的欲望相关，并由此生成某种企图转变、重构，或颠覆现存的逻辑系统、宗谱系统或阶级系统的力量。这是有关现代城市公共卫生危机的故事：城市下水道的寓言。这个寓言有自身独特的结构和主题，同时也隶属于一个当时更宽泛的文化寓言体系。次文化寓言体系不仅包含与阵雨紧密相关的故事，也提出了相似的具备流动性和转化性的力量，即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自辩中隐含的洪流和海洋寓言。
一
在达娜厄的神话中，金雨弥漫，透入囚禁达娜厄的密闭空间，象征着无从压制的女性性交；无论什么样的限制都无法阻止达娜厄与金雨的结合。虽然金雨来自男性，斯威夫特在转述友人对他诗歌的褒奖时，将其转变为女性的力量：达娜厄的金雨。代表宙斯的液体形式在此成为女性欲望的完美展示。然而，斯威夫特为何以阵雨作为描写对象，不那么容易解释。对斯威夫特和那些赞美此诗的友人来说，是什么使得阵雨成为18世纪城市生活的内在缩影？
不难想象，阵雨这一意象的生命力源自其触手可及、历历在目。阵雨所引发的景象和气味唯伦敦独有：“忧心的猫咪”感知到了即将来临的风暴，城市下水道散发着“加倍的恶臭”（第3、6行）。再者，阵雨体现着城市的实质，因为它将寻找避雨途径的伦敦各色人等都汇聚一堂：“浑身淋湿的女人”涌进了店铺，“衣冠楚楚的学子”假装雇车，“裤脚挽起的裁缝”匆忙沿街而下，“得胜的托利”和“失势的辉格党”混在一起，不安的“纨绔子”“坐在轿里”，听着霹雳大雨哗啦啦地敲响棚顶而心惊胆战（第33—43行）。阵雨还可以看作是对伦敦地理位置的一次总结，雨水覆盖了整座城市，诗人则借机描画了伦敦的主要街区和标志性建筑，从“史密斯场或圣帕尔克……到霍尔本桥”，再从那里顺着弗利特沟的“洪流”而下，注入泰晤士河（第58—63行）。另外，阵雨还隐含着庄严的古典主题：朱诺曾筹划一场著名的暴雨，导致狄多女王与埃涅阿斯在迦太基的山洞中的那次注定无果的结合；[7]斯威夫特的诗歌结构不仅和《农事诗》（Georgics）的第一卷中那持续的风暴吻合：从“预测”到开端，再到大暴雨；[8]其诗的最后一句：“死猫、萝卜缨，一起翻滚咆哮着流向远方”，简直就是《农事诗》中“沙沙作响的冰块在洪水中翻滚”的翻版。[9]在此语境下，斯威夫特和他的读者们得以将罗马帝国和大英帝国联系在一起，这正是新古典主义者所喜闻乐见的，而伦敦那迅速发展的大都市景象则占据了上述联系的中心。斯威夫特在诗中正是要厘清城市本土诗歌中阵雨所包含的多种修辞形象。但是，促成这些效果还须提及有关阵雨的隐秘历史。
正如维吉尔的读者能理解他笔下“暴雨”的深意一样，对18世纪的英国读者来说，斯威夫特的阵雨绝非一种气象现象那么简单。[10]据《牛津英语字典》记载，17世纪后半期，“阵雨”（shower）、“岸”（shore）、“下水道”（sewer）这三个名词所代表的主要意思依次是：降雨或观察者；水边陆地、威胁、支柱或下水道；排放污物的沟渠或管家。在17世纪，“shower”也写作“shewre”、“shewer”、以及“shore”；“sewer”也写作“sure”、“shewer”；“shore”也写作“showre”、“shower”。词形糅合的背后，还有“shower”和“sewer”趋于相同的发音变化。17世纪末，假如/s/音后有现代的辅音/j/，那么它们的发音为/ʃ/。上述的发音变化有些只存在于17世纪，到了18世纪，“sh”（音/ʃ/）常常又变回“s”（音/s/）。现在的“sure”恰恰是变化得以保留的例证之一。与此相关，原来在“s”后面的元音大致发/ju：/的音，随着“s”变为“sh”，元音也丢掉了“y”（音/j/），发音接近于现代“sewer”中“s”后面的元音（音/u：/）。简而言之，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shower”、“shore”、“sewer”这三个单词似乎曾经发音相似，都接近现在“sure”的发音。[11]
《牛津英语字典》还告诉我们，从语义上来说，“shore”一词的意思是水边陆地，也常用来做“sewer”的变体，意思是排放污物的沟渠。传统观念认为，将“shore”解作“sewer”，是因为二者来自共同语源；但字典编纂者对此不以为然，他们指出，“shore”的这一用法源于当时的一个短语“公共陆地”（common shore），指的是水边的一块陆地，其用途就是垃圾场。“公共陆地”因此就是天然的“下水道”（sewer）。后来，因为有了城市规划、各种民法规范，这种“公共陆地”才演变成20世纪的地下污水系统。这种语义上的联系，也许可以说明今天的词组“公共污水管”演变自“公共陆地”。既然在语音和语义上都相似，那么，在斯威夫特写作他的诗歌的时期，“sewer”和“shore”可以互换使用，而“shore”不仅发音与“shower”相似，有时也可写作“shower”。
提起“下水道”，我们想到的是为了处理城市和郊区的污水和垃圾而规划的独立且封闭的水道，但下水道的这一形象由来并不长久，直到19世纪中期，伦敦的下水道仍然大都以“公共陆地”的形式存在。事实上，伦敦于1858年爆发大恶臭危机，当时的议员们不得不在议会大厦挂上石灰浸泡过的窗帘来阻挡恶臭渗入；同年，在伦敦建设封闭下水道的提案得以施行，而在这之前，“公共陆地”恐怕是伦敦排放污水和废物方式的最精准描述。在《伦敦消失的河流》（The Lost Rivers of London）一书中，巴顿记录了伦敦城由一片洪水冲积平原而扩张的过程。像大多数英国和欧洲的重要城市一样，伦敦也是沿着一条河道——泰晤士河——而逐步扩大。随着17、18世纪伦敦人口的爆发式增长，泰晤士河的支流——弗利特河、沃尔布鲁克河、泰伯恩河及其他许多支流——逐渐成了联通的露天下水道，所有城市垃圾都倾倒在此。今天的城市地理学家会发现，伦敦的地下污水系统与曾经流淌在这片冲积平原上的古老河道是基本重合的。流淌在未经城市化的土地上的河道，勾勒出了现代都市污水系统的轮廓。[12]一位匿名的作者，有可能是笛福，描述了斯威夫特发表《城市阵雨》之后十年伦敦的“公共陆地”的景象：
这些肮脏的地方是污水沟的汇集之处……染坊、洗衣房、毛皮贩子、屠宰场及其他令人厌恶的行业都把污水排放到这里。随处可见腐烂的动物尸体和它们散发出来的恶臭。这样的污水沟向西一直延伸到伦伯斯区，沟中积着厚厚的淤泥……从霍斯利当恩桥（Horseleydown）到战桥（Battle Bridge），远到罗瑟希德区，相似的景象触目皆是……当地居民对此极度厌恶……这些地方臭气熏天，令路人头昏作呕。[13]
城市环境卫生已经成为一个异常复杂又无可回避的问题，对每位城市居民的生活都有重大影响，可谓无处不在：从每家每户的茅坑，到街边的污水沟，再到泰晤士河的大规模污染。那时的公共厕所就直接建在城市河道附近。居民生活产生的废水和垃圾，还有诸如屠宰场、养猪场、肉铺、煤场、砖厂、染坊等各种商户产生的废水和垃圾，要么先排入茅坑，再定期排放到社区中的“排水沟”（ditches），然后注入环绕着建筑物的“污水坑”（sinks）、“排水道”（drains）、或“泄水道”（sluices）；要么就直接排入到流淌在许多城市街道中心的“水道”（kennels）之中。单凭那时城市下水道的名称之多，就足以说明它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这些无处不在的露天下水道产生的刺鼻气味和骇人景象深深困扰着居民。更有甚者，过马路时，他们还要淌过这些下水道，亲眼目睹公共厕所的污物、夜壶的便溺、垃圾桶的废物，直接倾倒在他们门前屋后的露天沟渠中。彼时的居民和现代城市历史学家都将这种露天下水道网络看作街道的一部分，是连接并且界定这座现代城市的交通系统，其作用甚至超越了人来人往的窄巷和街道。帕特·罗杰斯（Pat Rogers）对此有这样的描述：“露天下水道……将伦敦的各个部分直接连接起来，极少有交通系统能做到这一点，城市里有些地方的街道简直就像迷宫一般令人费解。”[14]
1671年的《污水和路面法案》是改善城市环境卫生系统迈出的第一步。法案提议将下水道从路面中央迁至路面一侧，并垫高路面使其与下水道分离。[15]这一法案关切的重点似乎在于城市主要街道的安全性能：抬高并铺平路面，废水流于侧面。后来，确实有些街道的情况有所好转，但流在街道中心的下水道直到18世纪也还屡见不鲜，而将诸如污水坑、排水道或排水沟这些迅速发展的污水处理系统加以遮盖的提议，直到斯威夫特的《城市阵雨》发表二十年后才出现。弗利特沟，原为弗利特河，曾是泰晤士河最大的支流，也最鲜明地代表了城市生活的污秽和污染。这一形象不仅见于斯威夫特的诗，两个世纪以来，凡有关城市环境恶化的著作，对其无不提及。[16]改善城市卫生环境的努力多以失败告终，那“令人作呕的污水坑”[17]依旧存在。17世纪末，弗利特河的下游曾一度被清淤疏通，侧翼加盖码头建成运河，但到了斯威夫特发表诗歌的时期，这些设施都已破败不堪，到了1733年，短命的弗利特运河从弗利特桥到霍尔本桥都被污物堵塞（巴顿，第76—78页，第105—106页）。[18]弗利特沟成了城市生活的实体层面、社会层面和文化层面的象征；用罗杰斯的话来说：“弗利特沟……实质上将城市中的每个可鄙的角落都联系在了一起”（149）。
斯威夫特的诗歌告诉我们，暴雨来临之际，伦敦的河道系统也不堪重负；城市里没有疏松的土壤来吸收突如其来的雨水。暴雨过后，露天河道里的洪流卷携着动物尸体和各种物品沿着下水道流入泰晤士河，那场面无法直视。1679年的一场暴雨过后，目击者称，除了牛，“还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和物品，比如从沿岸受灾房子里滚落的啤酒桶、烈酒桶，都顺着洪流冲向霍克利洞（Hockley-in-the-Hole），成了贪婪又兴奋的下等人的零碎物什。”[19]时至今日，暴雨还有可能导致伦敦的地下排污系统濒于崩溃。一位20世纪的下水道工人这样描述暴雨带来的后果：“暴雨可迅速导致主要地下排水管道内洪流汹涌：雨水从总计长达2500英里的各个小管道倾盆而入，几分钟内汇入的水流就足以把人冲走。隧道里先是回荡着飓风的呼啸，随后洪流泄入，冲过堤坝，涌入泄洪管道”（巴顿，第116页）。在一定程度上，这个描述与斯威夫特的诗歌十分相似，表明了现代人对城市阵雨体验的延续。
二
斯威夫特的这首诗的标题，可谓一个极其形象又隐秘的双关语，提请人们关注现代城市经验的一个重要方面。很多斯威夫特的同代人，特别是艾狄生，不赞同使用开放式的双关语。斯威夫特却十分青睐双关，并将其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这点在《写给斯黛拉的书信集》中表现得尤为明显。[20]而不论从语义还是语音上说，下水道和阵雨都如此紧密联系，想必当时的读者不会惊讶于这一双关。诗中的下水道和阵雨体现了完美的互易性。在诗的末尾，弗利特沟洪流的壮观景象，既是诗歌的总结，也很自然地成为阵雨的高潮。那著名的三诗行描述了“汹涌的水道”如何流经城市，从斯密斯场的市场（Smithfield market），到雪山上的圣帕尔克教堂，最后流注霍尔本桥下的弗利特沟：
从屠宰场冲出的粪便，血污和内脏，
淹死的小动物，发臭的鱼混着泥汤，
死猫，萝卜缨，一起翻滚咆哮着流向远方。（第61—63行）
即使“sewer”和“shower”没有语音上的联系，斯威夫特诗歌中的阵雨也以其特有的横扫一切之势，涌向城市下水道。
阵雨作为一种文化力量，能够鲜明地刻画城市生活，揭示城市生活的意义。下水道也承担着同等功用，甚至加强了阵雨的文化力量。说起来有些自相矛盾，但斯威夫特仿佛竟是下水道的崇拜者。我们甚至可以推测，下水道是一种修辞选择，代表着城市人口的爆发式增长：下水道暗示着城市规划和和改善卫生环境的必要性，因此成为围绕着城市扩张问题的焦点。下水道是城市污秽本质的缩影，散发着最刺鼻的恶臭，展示着最骇人的景象，刺激着18世纪每个城市居民的感官。此外，下水道遍布于城市的每个景致之中。事实上，下水道是建构城市区域分布的景观，把城市中空间距离遥远、社会身份迥异的各个阶层联系在一起，因为人们共同面临着处理垃圾的需要；在这一点上，它和阵雨汇聚城市各个区域、社会各个阶层的零碎杂什如出一辙。如此一来，阵雨就有了其肮脏的对应物——下水道：古典文学中的形象在当下的城市生活中找到了另一自我。
辛西娅·华尔（Cynthia Wall）曾详细讨论过城市区域分布对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英国文化的影响，她的研究视角和我们如何理解那一时期的修辞及文学资料紧密相关。华尔指出，在伦敦成为现代都市的建设史上，1666年大火灾之后的重建是一个关键期。在那几十年里，出现了“大量的深受区域分布影响的文学形式”，例如斯威夫特和其他作家所写的城市本土诗。这些诗歌反映了一种“新的文化意识”，一种“空间移动意识”，一种“混乱和拥挤”，以及一种修辞和社会的兼容，这种兼容“捕捉、探讨，或者试图对现代大都市中的区域和社会混杂进行分类和概括”。[21]华尔不仅将新兴城市文化与早期话语传统联系起来，还讨论了二者之间的差异：
部分新兴城市景观叙事的力量来自于较早的文学传统：伦敦的街道被赋予了社会意义、商业意义，以及传统的地理意义……意义源于具体的城市危机，又制造新的危机……新文学和新的空间再现对过去的修辞模式，要么全盘接收，要么取其部分。大火灾之后，空间稳定被打破，加上随之而来的重建工作……使得城市中广泛的文化思潮，力图在想象的层面上重新规划城市的区域，重新定义空间的意义，重新为城市命名……尤为明显的是，在布道和期刊上有长篇累牍的街道名称，在测绘学中出现了街道名称索引和逐条罗列，从语法层面和想象层面来说，原来相对的空间稳定，变成了相对的空间流动；清晰的城市二维勘测和平面图取代了原本的三维鸟瞰式。这一切在诗歌、戏剧和小说中均有体现。（116）
城市下水道寓言概括了华尔所描述的现代独特的城市环境，其社会和地理转义反映了人群拥挤、社会身份混乱、特别是空间流动性等独特体验，这些都是现代大都市的特点。现代性的关键特征一直隐含在大都市的社会空间。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对现代性的批判灵感尤其源于那些欧洲大城市：诸如巴黎、伦敦或柏林的街道、人群和建筑。[22]18世纪下水道的文化体验代表着现代与城市空间碰撞的原初时刻，那一时刻浓缩了其历史意义的多个维度，并在一个连贯的集体性寓言中获得表述。
寓言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将下水道与阵雨融合起来，这点将其和之前文学作品中的下水道区别开来，从而使其与早期的形象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例如，早在《城市阵雨》发表的一百年前，本·琼生的《旅程》（“The Voyage it selfe”，1616）就是一篇冗长的有关下水道的诗。这首诗为后来18世纪城市本土诗中出现的对伦敦下水道的描写提供了很多先例。不过，琼生的诗缺少18世纪下水道/阵雨那种奔涌的活力和激情。这首作于詹姆斯一世时期的诗是一首驶向地狱之旅的戏仿英雄诗，其主人公结束了在面包街上“美人鱼”里的一夜欢娱之后，“意欲乘船去往霍尔本”，[23]也就是说，从布莱德威尔监狱（Bridewell）乘划桨船顺着弗利特河逆流而上到达霍尔本。旅程一开始，诗人就嘱咐读者“屏住呼吸”（第60行），因为船桨的滑动在淤泥中激起了一股恶臭。船上乘客在弗利特河的“子宫中穿行”（第66行），囿于河流“两边的墙”，厕所和下水道的污物沿着墙被倾倒而下。因为躲避经过的垃圾，船不得不靠近墙，这使得他们和头顶上的公共厕所距离更近，其后果可想而知：
呜呼，他们将在我们头上拉屎，
没关系，混蛋，划啊。什么呱呱声
被我们听到？是青蛙？不，那是放屁声，
就在我们的头顶：好吧，划啊。（第90—93行）
臭气从头顶上传来，或像鬼魂从河流中升腾，粪便有的“黏在墙上”，有的“沿厕所倾泻直下”，有的“片片点点”在河流中漂浮，还有的在角落里“成堆垒起”（第136—139行）。弗利特巷倾倒的厨余垃圾也加入进来：
河道油腻腻，还有病猪毛，
狗头、狗皮、内脏和蹄脚：
……
几只猫，曾经油炸过，又被烘烤，
长了霉菌，再被水流扔抛，
……
……它们被扔在此处，同那融化了的锡盘一起，
将来还有五条命，它们不会被淹死。（第144—154行）
最后乘客们遇见了一人，此人刚在河中“沉浮三次”，对他们说：
你们那娇嫩的鼻孔
真是胆大包天……
怎敢开始这样的航程？
方便的人蹲在每个茅坑。
围墙灰泥合着尿液流淌；
噪音种种不断冲耳回荡。（第164—171行）
乘客们虽鄙视此人，却也不得不败下阵来，原路返回，航程结束。
不难发现，这首城市本土诗中所提及的——成堆的粪便、令人窒息的恶臭、堆积的淤泥、水中的动物、茅房厕所、淹死的猫狗、弗利特沟的运能——同样出现在18世纪的城市下水道寓言中。只不过前者讲述的是逆流而上：人们如何划着船稳步、小心而缓慢地在黑暗、粘稠、幽闭的泥浆中穿行。虽然斯威夫特《城市阵雨》的最后两行也提到了琼生诗中的霍尔本桥，但在《城市阵雨》中，霍尔本桥是地理位置的起点，暴雨裹卷一切从此桥倾泻而下，注入泰晤士河。这汹涌的洪流是18世纪城市下水道寓言的鲜明特征。
《特利维亚：或，行走伦敦街头之艺术》（1716）是约翰·盖伊所作的城市田园诗。此诗第一卷显然借鉴了斯威夫特，也大谈城市阵雨。对阵雨的描写开始于包罗众人的“你”，即每个大都市生活体验者：
睡意被清早的吵嚷打扰；
天空已经显现出了征兆。
为防你在夜晚抱怨关节痛和咳嗽；
阴沉的雾、或倾盆的雨，来袭在此刻。[24]
接下来出现的是重要的城市洪流转喻：
当狂风在你耳边呼啸
嘎吱作响来临急雨风暴；
转瞬间，沟渠里水势大涨，
汇成向泰晤士河的奔腾泥浪。（第一卷，第157—160行）
上述对下水道“奔腾”势头的描写，在修辞层面对应着风暴的能量，以及伴随而来的狂风和洪流：
……你能知悉
狂风大作，沟渠漫溢；
垃圾场散发着阵阵臭气，
天穹中降下肮脏的水滴，
雨打瓦顶激起青烟一片，
人不留心就被雨水浇遍。（第一卷，第169—174行）
流动是盖伊笔下的大都市的主要特征。行人不得不“健步如飞”（第三卷，第51行）行走在拥挤的街道，还得小心“湍急的/洪流”随时可能冲走他的同伴（第三卷，第91—92行）。川流的人群和涌动的雨水以及下水道的洪流混合在一起，行人要尽力沿房屋建筑外墙而行，远离街道边上的泥泞：
当滂沱雨水倾盆而至，
走路要靠墙小心翼翼；
要是你稍微留下地方，
拥挤的人群便蜂拥而上；
疯抢占领你失去的领地，
你被推到一边，无靠无依。
将领地夺回只是徒劳，
浑身泥泞被雨水透浇。
还是雨淋泥浇来忍受，
以免与人争吵伤皮肉。（第三卷，第205—214行）
对盖伊来说，上述这些涌动代表着潜在的破坏力量，它猝不及防地将行人的假发浇透（第一卷，第202行），即是在物质和社会身份层面上进行的破坏。同样，女士的鞋子也难逃其害，拯救的方法出现在戏仿英雄史诗的附记中，那就是火神伏尔甘发明的将她们抱起来（第一卷，第271—276行）。在这首描述城市大雨的诗歌中还常会出现损毁的马车。夜晚下水道的“翻涌”卷翻了一架马车：
在灯色苍白的路中间
光线幽暗而垃圾成山，
像吞噬生命的血盆大口，
又像通往垃圾场的无底洞幽。
……
适值夜神尚未走完半程；
马车似被吞噬倾覆路中，
战马打着响鼻，缰绳折断，
轮轴断裂，辐条飞散。（第三卷，第335—345行）
在第二卷中，阵雨导致一场实实在在的模糊社会身份的表演，即纨绔子弟连人带马在暴雨中翻进了臭水沟：
我曾目睹一个纨绔子弟，时运不济，
阵雨里穿越泥石堆积、水位满涨的水渠，
他高傲地在金晃晃的马车里坐稳，
蔑视那些溅了一身泥水的行人；
堆满污泥的垃圾车从远处驶来，
策马的勇士啊，快把它避开！
赶垃圾车的马夫猛一抽鞭子，
他那粗辐条插进你那涂金车轴，
纨绔子弟尖叫落马，颜面全失，
金晃晃的碎片散落黏糊糊的地，
墨色的水流弄脏了他刺绣的衣裳，
黑乎乎的泥淤遮了他脸上的荣光。（第二卷，第401—411行）
正如罗（Nicholas Rowe）和普莱尔（Matthew Prior）在斯威夫特的《城市阵雨》中看到了达娜厄，这里的史诗比喻也达到了戏仿英雄史诗的效果：既贬低又突出其活力的矛盾效果。像艾伦普莱斯（Ehrenpreis）对斯威夫特的评价一样，帕特·罗杰斯（Pat Rogers）也注意到了，在盖伊对城市生活的直白描写中出人意料地透露出一种崇敬之情：“淤泥像雨点般溅在市民身上，可盖伊却从中发现了几乎可以称之为美的东西；或许可以把泥污看作社会的底层——它已经成为城市主流的一部分，是城市的荷尔蒙，推动一切进入运转”（164）。运转也可能是破坏性、威胁性的。在盖伊的诗中，紧随奔流的暴雨/下水道之后的，是一场城市火灾的描写，这段描写不由让人联想到伦敦大火灾。那场大火摧毁了伦敦，却也为现代伦敦的建设做了准备：
起初红光闪烁，吞没天空，
风卷着火花四处乱飞；
从房梁到房梁，烈焰熊熊烧；
火柱窜起来一个更比一个高，
窗棱断裂，火势蔓延如洪水，
砖瓦崩塌，砸落地上像雨摧。（第三卷，第355—360行）
对当代人来说，上述诗行说明城市洪水——下水道或阵雨——暗示着城市大变动。[25]不过，下水道也有着自身的当代史，在这一点上并不亚于阵雨的传统谱系。
事实上，将下水道纳入到文学文化层面来谈的，远不止斯威夫特和盖伊的城市本土诗。[26]从约翰·威尔莫特，即罗彻斯特伯爵（John Wilmot，the Earl of Rochester）的诗《论威利斯夫人》（1681）可以看出这一修辞形象的流传。此诗讽刺了伦敦一个臭名昭著的妓女，具备生动的厌女症口吻，结尾处用了下水道的形象，与斯威夫特一样，使全诗达到了高潮，强调了下水道污染毒害的特点，也起到了总结全文的作用：
思想下流，但言语精准，
虽为妓女，却脾气不良，
她的满腹都是大粪，
她的阴户是公共垃圾场。[27]
这里的公共垃圾场/下水道和《城市阵雨》中的阵雨可谓双关语，不过，在此诗中，下水道是女性生殖器的修辞。这个暗喻一方面讽刺了威利斯夫人肉体的污秽，另一方面让人联想起女性肮脏无序的性。公共垃圾场/下水道无所不包，各色垃圾都倾倒在此，各色人等都可在此倾倒。这个形象使得女性身体在下水道寓言中获得了一种独特的修辞功能：消除差异关系，或拉平等级制度。
女性身体的拉平均化功能，以及城市垃圾处理的形象，经常出现在17世纪末的诗歌中。在一首讽刺女性的诗《在圣詹姆斯公园里的漫步》（约1680年）中，罗彻斯特描述了他的情人科琳娜如何拒绝了他，跟着“三个该死的傻冒”坐着出租马车扬长而去（第一卷，第81行）。科琳娜钟情于其他男子，罗彻斯特便用了和威利斯夫人“公共垃圾场”相似的暗喻来讽刺她的乱性，不过这次是夜壶的形象：
如何让那该死的荡妇回来
她的去意已决，不听劝解；
谁都知道，妓女就是
傻瓜们的夜壶尿器！（第99—102行）
夜壶与女性身体联系起来，其意图是在心智的层面上将诗中刻画的三个“傻冒”和诗人拉至同一水平，虽然此前诗人自视甚高，不屑与那三人为伍：“天啊！一个被我所爱的人/竟陷落至此种不堪丑闻”（第89—90行）。诗中对场景的描写也突出了拉平或类别混乱的效果。在诗的开头，圣詹姆斯公园就被定义为社会身份混乱的场所：
在这无恶不包的园林里
有在店门口和僻静处招揽的娼妓，
高贵的女士、女仆，还有苦工，
捡破烂的，和女继承人在前行。
马夫、牧师、爵爷和裁缝，
学徒、诗人、拉皮条的，还有狱警，
男仆、漂亮的花花公子都在这里聚散，
他们混和在一起真叫人眼花缭乱。（第26—32行）
接下来我们被告知，科琳娜早就是这种混乱的亲身实践者：
当那淫荡的贱妇饱胀着返回
腹中足有半个镇上男人的精水，
我这点精虫也渐渐被吸个光
因为那助兴的淫水实在放荡。
有时我长驱直入无阻拦
因四壁温润湿滑液质粘
全赖你那贪婪的阴户，
把脚夫和男仆的精华吸入，
我情愿甘心为你来助兴
倾尽所有斟满你高贵的酒盅。（第114—123行）
在这里，女性对性的贪婪等同于类别混乱——傻瓜和智者混为一谈，各色社会阶级在来者不拒的女性身体中混杂交织。在这一时期对女性的描写中，一以贯之强调的都是她们对阶级秩序和类别秩序的破坏力。另外，城市下水道寓言的中心主题也建立在女性身体的意象之上。[28]
罗伯特·古尔德的诗《放弃的爱：或，一个色情狂对抗女人的傲慢、欲望、善变等等》（1682）比斯威夫特的《城市阵雨》早发表十几年，也是对女性的性作出思考，也有女性化的下水道。在这首诗中，“水道”用来指女性的善变。诗的讲述者劝诫男性不要和女性发生性关系，如无法实现禁欲，那最好的性交对象是性欲强烈的女性，因为她们的身体像下水道般吸收了男性欲望的“暴雨”，而且从下水道这一意象来看，它们无“岸”可言：
如果自然之潮[男性欲望]暴涨，
不顾一切满溢出河床，
那就找个荡妇，她（下流的欲望积累）
用烈火般的热情，迎接你爱的潮水；
而且，只要你想释放爱的暴雨，
她都有无尽的水道为你接取；
水道漩涡密布，望不见岸，
所以也就永远不会灌满，
有的是地方，它张着大口在叫喊！[29]
在古尔德的这首诗以及当时的很多文学作品中，暴雨只在名义上代表男性，比如达娜厄的阵雨；它隐含的意思是女性对性的欲望和饥渴。具体来说，暴雨被用来描述男性的“洪流”和女性的性。古尔德在诗中还用“暴雨”来表示女性力量：
原谅我不够端庄，假如我曾
在言语中表现出淫荡滥情；
只因我有意打探她们的罪愆，
那罪恶滔天（如暴雨）在所有时代泛滥。（6）
这是围绕着城市下水道、注入下水道的暴雨而形成的一系列意象的复合体。与之相关，子宫与坟墓产生了韵脚结合。[30]在这一时期的诗中，坟墓被女性化，成为女性化的下水道的增补。对古尔德来说，坟墓“张着血盆大口”，就像那“无尽的水道”：
[她]为他们排空；所有储存全被吸干；
可怎么也满足不了这妓女的贪婪，
她的阴——像阴暗的坟，张着血盆大口要吞咽。（4）
和罗彻斯特一样，古尔德笔下的女性充满着无法满足的欲望：贪婪的肉欲使她们来者不拒，全盘接收——就像伦敦的暴雨将一切冲刷，流淌注入霍克利洞：
……子宫
和张着大口的贪婪墓塚：
它吸入了人、狗、狮子、熊，各种的东西，
可它永远不会说——足矣。（5）
在古尔德的诗中，论及女性身体的拉平效果有多处，此处最为简短。在这里，子宫不仅汇集了不同职业和阶级的人，还是汇集人和动物、有生命和无生命的“各种东西”的场所。
古尔德笔下“贪婪的妓女”指的是麦瑟琳娜，是罗马皇帝克劳迪斯的妻子，以风流著称。在这个时代，麦瑟琳娜是女性欲望的代表，有时也和消灭阶级差异联系在一起。德莱顿在翻译尤维纳利斯（Juvenal）的第六首讽刺诗（1692）时，也为她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描写了她提供服务之后从“妓院”（第73行）返家的画面：
这端庄的妇人摸索着老凯撒的床，
油灯的蒸汽还挂在她的面庞
粘稠的污迹；如此邪恶，又如此招摇，
她为他带回了黑夜之宝。（第186—189行）
德莱顿的译文着重强调了对阶级、甚至种族界限的僭越：女性发生性关系的对象包括舞蹈教师（第89行）、击剑人（第117行）、奴隶（第449行）、船夫（第450行），以及“埃塞俄比亚人”（第777行）。杂交混乱（Indiscriminacy）成为女性身体的重要构成作用，同时也是下水道在当时最明显的象征意义。
斯威夫特在他具备厌女特征的诗中，也提到了下水道和女性身体之间的紧密联系。在《一位年轻貌美的仙女就寝》（A Beautiful Young Nymph Going to Bed，1734）一诗中，妓女褪去的不仅有衣衫，还有身体部位，包括头发、眼睛、牙齿，以及关于她如何出生在弗利特沟岸边的梦：
……靠近弗利特沟泥泞的岸边，
周遭全是各种臭气熏天，
科琳娜姗姗来迟，似在躺着观察，
猛地跃起，捕获过路的呆瓜。（第47—50行）
科琳娜就像是下水道的居民，又像下水道女神，环绕在她四周的“臭气”与《城市阵雨》中的臭气如出一辙。正因为她的周遭环境杂乱不堪，她与古尔德笔下那贪婪的子宫也具备了同样的拉平功能。到了这首诗的结尾处，科琳娜的身体也已经分解到了无法辨认的程度，因为她的面部器官和肢体都分散在她的“闺房”。在此诗的最后一行，科琳娜成为城市下水道的缩影：“谁[若]见[她]，必呕吐；谁若闻她，必中毒”（第74行）。不过，即使上述将城市景象女性化同属于《城市阵雨》的文化寓言，很难说斯威夫特对此持“十分赞同”的态度。要想知道斯威夫特对此寓言到底有多“赞同”，还需要经过大量深入的考证。
在斯威夫特的另一首诗《美貌的进展》（Progress of Beauty，1718）中，西莉亚也经历了和科琳娜相似的身体分解。这首诗的写作时间仅比《城市阵雨》晚了八年。西莉亚作为下水道的女性象征，流走了。一开始，她那“妆扮过的面部”的“颜色”突然流动起来：
三个颜色黑、红、白，
各得其所，美丽优雅，
要是把位置调过来
那就面目很可怕，
好比，百合般的白，溜进了
本来玫瑰般红的位置，
变换了嘴唇的颜色，
而紫色又爬上了鼻翼。[31]
导致这种颜色混合的原因，其实是梅毒或水银中毒引起的“腐烂”（第103行），这点在诗的后面会作出说明，（在与月亮的类比中）“她的面部每晚剥落一点”（第87行）。西莉亚的五官流动混杂到了一起，她就变成了“一团杂乱”（第20行）。此时，她与《城市阵雨》结尾处那奔流的城市垃圾具备同样的流体特征。在那首诗里，从“暴涨的沟渠”里奔涌而出的水流汇集一处，“在雪山街汇合成一条巨流，/ 在霍尔本桥附近注入污水沟”（第57—60行）。在描写西莉亚的诗中，本来协调的面部，因为流动变成了污物横流的地方：
汗液裂开她的容颜，
汇成条条小河流溪，
河道轨迹随处可见，
在她下巴之处河流汇聚。
老道的主妇就这么用她的拇指，
上面还沾有织布时喷上的唾沫，
把那些河流变为褐色
在五官之间涓涓流过。（第37—44行）
下水道和女性身体又因一个复杂而又经久不衰的修辞形象联系在了一起。这个修辞形象在上述许多的论述中都发挥了这样的联结作用：它可能是汇聚各种复杂景观特点的地理意象，也可能是一个汇聚而成的流体，或者是一种能够分解连贯体系或秩序系统的流体，分解的后果令人吃惊，原本的连贯体系或秩序系统变得混乱不堪、肮脏污秽、令人反感。
三
斯威夫特的《城市阵雨》面世不到二十年，亚历山大·蒲柏就发表了《群愚史诗》第一版（三卷本，1728；四卷本，1743）。蒲柏可谓18世纪城市下水道诗人的杰出典范，而《群愚史诗》则可谓那个时代最宏大的城市本土诗。[32]这部诗作是本书第三章一个议题的研究中心，即下水道寓言、洪水寓言、金融寓言和商品寓言如何融会贯通。在此诗的第二卷中，出现了当时极具代表性的对城市下水道寓言的描写，包括城市垃圾，以及城市卫生与女性身体的融合。在这一卷，愚昧女王发起了“高贵的英雄式比赛”来“娱乐她的子嗣”（第17—18行），同时庆祝愚人国王的登基。首先是书商们为了获得诗人的幽灵而进行的赛跑比赛；接下来是撒尿比赛，胜者以一个女作家作为奖品；第三个是搔痒比赛，奖品为恩主的偏爱；第四个是噪音比赛，噪音看来就是最好的奖品；第五个就是著名的潜水比赛，比赛场地设在弗利特沟；最后群愚要挑战昏睡比赛，由此结束本卷。
跟随着群愚们参赛的脚步，这一卷勾勒了一幅城市地理图，包括：斯特兰德街（Strand）、圣殿教堂（Temple）、托特纳姆广场（Tottenham）、赞善里街（Chancery Lane）、威斯敏斯特厅（Westminster Hall）、亨格福德市场（Hungerford Market）、布莱德威尔监狱（Bridewell）弗利特沟（Fleet Ditch）、圣保罗大教堂（St.Paul's Cathedral）、奥德门（Aldgate）、露特（Ludgate），还有舰队街（Fleet Street）。[33]蒲柏在潜水竞赛开篇的一个注解中梳理了群愚们在城市中漫游的路线：“比赛在斯特兰德街开始，然后经由舰队街（此乃书商居住之地），他们又经过布莱德威尔监狱去往弗利特沟，最后从露特入城来到女神圣殿”（注及第269行及以下各行）。每个比赛项目都会提及许多地点，给人感觉仿佛整个伦敦都被包含进来：事实上，蒲柏安排科尔（Curll）骄傲地宣布这一地理广度：“哪条街道，哪条小巷不知悉，/ 我们的冲刷、浇灌、覆盖和冲击？”（第153—154行）。不过，所有提到的这些地点最后都会回到联结泰晤士河和弗利特沟的水道系统，因为这些水道四处流动，无所不在，联结串起了城市的各处景观。
弗利特沟是著名的下水道，它的注入之地泰晤士河可谓另一个巨大的天然下水道，这二者构成了第二卷的地理位置中心。可以说，城市垃圾这一形象是本卷的前提，也是一以贯之的中心。到了比赛最激烈的部分，群愚跃入弗利特沟，比赛将群愚和他们的产物与下水道内在地联系起来：
活动结束，沿布莱德威尔监狱而下，
（晨祷、鞭笞皆已进行完毕啦）
来到污水横流的弗利特沟
里面翻滚着涌向泰晤士河的死狗，
堤坝之王！与你相比，再无泥浆的闸门
能将银色的洪流染为暗夜之色。
“除去你们的衣物，我的孩子！从这里跃下，
“管它泥浆还是清流，看谁游得最佳，
“看谁最善与泥水同流合污，
“任它昏天黑地，还能进退自如。”（第269—278行）
在这场下水道的旅程中，有一段进入冥间的描写，这是戏仿英雄史诗的手法。斯梅德利（Smedley）遇见了爱上他的“泥浆仙女”（第332—335行），又发现了一条从下水道流出的“冥河支流”，此支流
奔腾入泰晤士，汇聚的波浪，
令活泼之人陶醉，庄严之人沉想：
这里轻柔的气味在圣殿之上缭绕，
那儿，从圣保罗到奥德门都在沉醉睡觉。（第338—346行）
“汇聚的”流体所产生的效应弥漫在城市之中，这与传统的垃圾清除效果相悖，意味着下水道在城市中无处不在，极大地影响着城市环境。
这样的流体在开篇的比赛中也出现过。书商们为了得到诗人的幽灵而进行跑步比赛，科尔（Curll）在科琳娜倾倒的一滩便溺里摔了一跤，只能把领先之位拱手让给林托特（Lintot）：
一湖脏水横亘在道路中央，
全拜科尔的科琳娜所赐的奖赏：
（把她夜里造的好东西往邻居店门口倒
这是她的老习惯，谁都知晓）。（第70—73行）
在18世纪前半期，把城市街道中心、“路中央”当作垃圾倾倒点的行为十分普遍。这段引文让人想起“粪便”（第103行）占据城市中心，令人不寒而栗。然而，在点明此处的污物与印刷产业的卑鄙下流、唯利是图的联系之前，污物首先被定义为女性的产物。科尔因为和“科琳娜”的关系而受到抨击，也正是从科琳娜那里，他曾经获得过蒲柏的私人信件。科尔跌入的下水道，正是证明了他的“邪恶”是因为沾染了女性的特质：“污秽满身，面目可憎，恶棍露出本来面目，/自食恶果，在自己造的孽里摔跟头”（第75—76行）。跌倒之后，科尔反而吸收了污秽特殊的能量，最终赢得了比赛：
臭味相投，粪便使他重获新生，
浑身抹上比赛的神奇液精，
他一跃而起；从那熏天的臭气，
吸入新的活力，一路浑身滴答，气味刺鼻；
他赶超林托特，摘得比赛桂冠，
毫不在意褐色的污物还挂在脸。（第103—108行）
科尔之所以能获此殊荣，还有赖于一个女性人物的介入：“美丽的洛亚西那”（第93行）。根据蒲柏的注解，此女是“公共下水道之罗马女神”（第93行注）。她家住在泰晤士煤矿码头边上，之前曾经听到过科尔的祈祷。本来科尔跌入科琳娜的“水坑”之时祈求朱庇特伸出援手，而收到祈求的朱庇特正在“一个地方……介于陆地、天空和海洋之间 /刚享用完仙肴，准备放松”，蹲坐在“巨大的出口”之上。那是个隐秘厕所，正好方便他接收“不计其数”的“虚妄祈求”。朱庇特对他的祈求报以“叹息，神明体内的神圣液体滴答而下”（第87、92行）；而洛亚西那正好可以在这隐秘之处施展自己的力量，因为“洛亚西那掌管这里的一切事宜，/用她洁净的双手把朱庇特服侍”（第93—94行）。
这个场景令人想起琼生在《旅程》（Voyage）中所描写的沿弗利特沟的公共厕所，也效仿了德莱顿的城市本土诗《弗莱柯诺之子》中的中心段落。《弗莱柯诺之子》可谓蒲柏《群愚史诗》的先驱。德莱顿笔下的主人公沙德威尔要加冕成为桂冠诗人，他“高坐在自己的作品垒成的宝座上”，一些作品侍立两旁，作者都是些“无名之辈”：“无足轻重的替死鬼，废物中的极品”。[34]城市垃圾遍布的场景从公共厕所转移到了街道，这使得加冕典礼几乎无法进行：“粪——成堆，几乎堵塞了路”（第102行）。在蒲柏的笔下，洛亚西那女神不仅将科尔“吸入”的活力进一步女性化，还再次将下水道和女性通过二者共同拥有的拉平功能联系起来：洛亚西那对“听差男孩和船夫”（第100行）的祈求全盘接收，正如德莱顿在对尤维纳利斯的翻译中，女性欲望的对象包括“奴隶，/船夫，一群孔武有力的无赖”（第449—450行）；而罗彻斯特也将“马夫、牧师、爵爷、和裁缝，/学徒、诗人、拉皮条的，还有狱卒，/男仆、打扮漂亮的花花公子”，都汇聚到了圣詹姆斯公园（《圣詹姆斯公园》，第29—31行）。
在《群愚史诗》对奥林匹克竞赛的戏仿中，下一个比赛是撒尿比赛。这个比赛证实，科尔因为与科琳娜、洛亚西那、夜壶、公厕、下水道联系在一起，因而获得了性机能。在那场著名的自我展示中，科尔赢得了比赛，奖品是女作家伊莱扎·海伍德。他的“精力和高人一等的个头”是制胜原因（第171行）：
……激流四散
在他头顶，仿佛散成团团轻烟。
如此（名扬天下，全靠湍流和绿帽子）
波江那等小水流根本不值一提，
看他倾倒而下，浸染半边空天：
激流溅射，嘶嘶作响，如燃烧一般。（第179—184行）
科尔的“精力”和达娜厄神话中宙斯的经历一样，是由女性的性欲而激发的。他们的精力又与一种流体结合在一起，这种流体是城市寓言的中心，借助寓言来抨击等级体系，同时赋予寓言以神秘的力量。
在这个时期的诗歌中，流体的意象——河流、水道、海洋——带有独特的话语意义。这个转义包含了广阔而丰富的文化意义，其中不仅有下水道和女性身体的寓言，还由此而生出另外一个时代的寓言：洪流和海洋的寓言。这个寓言通过海洋和泰晤士河的意象展现了帝国扩张的宏大故事。接下来我们将会看到，这些寓言虽不尽相同，却彼此重合、相互呼应，它们共同象征着权力、生机以及转变的不确定性。在蒲柏的《温莎森林》（Windsor Forest，1713）结尾处对泰晤士河的描写中，上述寓言的一致性表现得最为明显。事实上，如果说《群愚史诗》颂扬了城市下水道横扫一切的力量，那么不妨将《温莎森林》这首本土诗看作《群愚史诗》的乡村版。因为《温莎森林》的中心形象同样是一条河道，其汹涌的河水也同样承载着时代体验。在《群愚史诗》中，泰晤士河及其支流贯穿在伦敦的景象之中，而在《温莎森林》中，这些河流同样也是乡村景象的衬托背景。此外，《温莎森林》中的泰晤士河，也因其支流洛登而被赋予女性特征。根据蒲柏的解释，洛登河源于神话中的洛敦娜，她是“受到伤害的少女”，为逃离潘神的追逐而被变为河流。这条女性的河流“泛着白沫奔涌向前，倾入那泰晤士河”。奔流入河的势头象征着帝国发展的势头。在第二章中，这种势头将催生一条“无涯的泰晤士”，“为着全人类流淌不息”。[35]在城市诗中，这些支流汇聚为下水道，而在《温莎森林》中，同样的支流成为现代帝国扩张的历史性力量，将共同造就“不列颠和平”（pax britannica）。《温莎森林》最终用奔流、翻滚、迅猛的洪水、巨流或潮汐来象征上述历史性力量，这种形式和修辞效果和斯威夫特的《城市阵雨》如出一辙：
各种颜色气味的污物，
表明它们是来自何处。
每一道洪水都在奋力奔涌，
从斯密斯场或圣帕尔克流经，
在雪山街汇合成为一条巨流，
到霍尔本桥附近注入污水沟。
从屠宰场冲出的粪便，血污和内脏，
淹死的小动物，发臭的鱼混着泥汤，
死猫，萝卜缨，一起翻滚咆哮着流向远方。（第55—63行）
在《城市阵雨》和《温莎森林》这两首诗中，“洪流”代表着时代经验的核心，那是一种不可抗力。在城市本土诗中，这种不可抗力的表现形式是城市下水道，因阵雨而倾泻不止的势头。在诉说民族身份的帝国扩张文学中，这种不可抗力的表现形式是联通全球贸易的水道。[36]有关于此的论述是第二章的内容。
《群愚史诗》的第二卷也以下水道作结。最后一个比赛即将结束，读着愚昧女王最喜爱的作品，愚伯们都陷入了沉睡，又在梦中获得灵感，分散到城市的各个场所，包括监狱、妓院和下水道的岸边：
为何我要把暗夜缪斯来吟唱
在沉睡中造访之处，还运送些稠浆；
傲慢地踱着步子，他们和国家的达官贵人一起，
进入那大名鼎鼎的圆屋，那里来者不拒！
亨利躺在下水道的岸边灵感突现，
凡人看来他就像个牧师醉汉：
其他人，赶紧，向着附近的弗利特沟
（那里是缪斯常常光顾之地）安全退走。（第421—428行）
蒲柏在最后两行注解到，“退走”的地方是在“弗利特沟岸上关押破产欠债犯人的监狱”。在这首诗的结尾，愚伯朝着下水道进发体现了这个寓言“往复”的结构特点：诗中虽然描写愚伯回到下水道，但事实上他们从未离开过下水道；诗中也从未点明，到底是愚伯从下水道汲取了力量，还是他们赋予了下水道力量；同样，下水道的能量既源于冥河的支流，也经由愚昧女王赋予冥河支流以能量。
另外一个下水道的意象也以转喻的方式与昏睡比赛获得了同样的效果。这个下水道的形象既构成了《群愚史诗》第二卷的高潮，也出现在了本诗第四卷的结尾。愚昧女王经由城市卫生的转喻而实现了对世界的接管。愚伯们读着布莱克莫尔（Blackmore）和亨利（Henley）的作品，睡意便渐渐袭来。那昏睡的浪潮就像人们往荷兰的湖里“扔下”粪便而激起的阵阵涟漪一样扩散开来。在当时，人们都知道荷兰人把湖泊作为公共下水道，这就像伦敦人把公厕建在泰晤士河的支流沿岸一样：
谁坐得最近，谁就先被文字击垮，
最早昏睡；稍远之人嘟哝着点头倒下。
……
就像荷兰人把东西扔进湖里一样，
先是第一个涟漪，然后第二个跟上；
愚昧女王向她的子孙抛射之物
也像涟漪一般将影响施展各处；
最中心的人最先低头昏睡
然后一圈又一圈，海洋般愚伯追随。（第401—410行）
同样在噪音比赛中，喧闹声也像涟漪一样渐渐遍及伦敦。这是诗中公共下水道的另一个转喻：
赞善里街（Chancery-lane）回音渺渺，/一圈一圈，从法庭到法庭都传到。（第263—264行）
事实上，公共下水道扩散的涟漪这一形象不仅是第二卷愚昧女王即位的核心转喻，也是愚昧王国千禧来临的核心转喻。这一幕出现在第四卷即史诗的结尾，此时愚昧女王打了最后一个哈欠而中断了就职演讲：
她还有许多要讲，却打了个哈欠——世间一切便打盹：
凡人谁能抵抗神灵的哈欠？
哈欠即刻到达大教堂和小教堂；
（圣詹姆斯教堂首当其冲，多亏吉伯步道演讲）
然后是学校；议会也昏昏欲睡；
集会上都不说话，只张着大嘴：
国家意识全失，遍寻不见，
唯有昏睡进行得一致庄严：
范围越来越广，直到遍及整片疆土；
就连掌舵的巴利纽拉斯（Palinurus）也糊涂。（第605—614行）
城市下水道露天的沟渠中，荡起阵阵涟漪——一圈接着一圈，范围越来越大——象征着现代性的不可抗力。
我们在第四章将会看到，下水道的流动和无所不在的力量如何赋予愚昧女王权力，使她能够按照她的形象重塑整个世界。那将是一个“前所未有 闻所未闻的新世界”（第3卷，第241行）。蒲柏描写起愚昧女王的王国时，那么生动、狂野和精彩，他对愚昧王国的态度，可以说类似于欧文·艾伦普莱斯（Irvin Ehrenpreis）所评论的《城市阵雨》中斯威夫特与城市景象的关系。我们不妨说，“唯有心怀崇敬之人”，才能将现代大都市描写得如此逼真。另外，针对蒲柏在这些描写中所体现出来的巨大的诗歌感染力，已有不少学者做了重要的研究。[37]不过，《城市阵雨》和《群愚史诗》绝不仅仅止于逼真效果；两诗涉及与现代经验紧密相关的寓言，都预言了一个新世界，这个新世界源自扩张和帝国的势不可挡之力。在他们的想象中，他们对这些势不可挡之力持有模棱两可、甚至自相矛盾的态度：崇敬、厌恶、兴奋、焦虑、欢欣鼓舞，或者绝望透顶。斯威夫特的新古典主义诗《阵雨》显然充斥着贬抑的态度，艾伦普莱斯却发现了崇敬之情，这正是这些寓言矛盾意义的一个方面。在当时，有关洪水、巨流、泰晤士、海洋、阵雨和城市下水道的转喻不断出现，说明了这些寓言的复杂性。
四
有了上述城市下水道的例证，再将《城市阵雨》与它们联系在一起重读，我们就能通过这一简短而经典的文本追溯在当时影响如此巨大的寓言的本土形式了。事实上，这首诗的中心双关语：下水道与阵雨之间的联系，凸显的就是那些本土形式。首先，从城市“每个角落”流出的污水汇聚一处，《城市阵雨》展现了阵雨/下水道无所不在的力量，这种力量在城市本土诗对地理疆域的描写中可谓屡见不鲜。因此，《城市阵雨》因为其无所不在，似乎代表着城市本身。
与此相关，《城市阵雨》似乎在为每个读者代言。蒲柏作为诗歌的叙述者常常隐藏于诗歌的边缘，但在《群愚史诗》的第四卷开篇处，诗人也特别阐释了这种包容性。此时诗人正盼望着自己也能融入诗歌结尾处将要“埋葬一切”的“普世黑暗”（第656行）：
权力啊！我吟唱你那失而复得的神秘，
时间之翼携我向你疾驰，
请你暂缓你一成不变的巨大力量，
而后即刻擒获我和我的诗章。（第5—8行）
从这个意义上说，下水道代表着当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个核心特点，即霸权主义。《旁观者》和《闲谈者》可谓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中早期极具影响力的权威，和它们一样，下水道寓言似乎也浓缩或暗示着一个其读者都心知肚明且身体力行的真理。在《城市阵雨》中，这种暗示是通过在第一小节中对第二人称代词“你”的重复实现的：
晚上归家，漫溢的污水沟
会使你的感觉更加难受。
若是聪明人，不要外出吃饭，
坐车的花费超过省下的酒钱。
脚上的鸡眼提示阵雨将至，
虫牙可预报，因疼痛加剧。（第4—10行）
诗中的“你”在诗歌开始之前，已经体会到种种阵雨的经历了。
诗中的下水道不仅流经城市中的每个地标式建筑，还将整个城市纳入到它的洪流之中。下水道似乎拥有联结一切的力量，正好比什么样的垃圾都可以倾倒在公共垃圾场，或者说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倾倒垃圾在公共垃圾场。下水道的初始形式是阵雨。阵雨将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的伦敦人聚集到一处避雨；它的终极形式是弗利特沟的洪流，它夹杂着城市各个区域的“战利品”，包括在许多描写下水道场景都会出现的“淹死的小狗”和猫。洪流汹涌处，还翻滚着“萝卜缨”、“粪便、污血和内脏”，这是各色人等、阶级、物种、东西的大杂烩。这让我们想起罗彻斯特笔下汇集在圣詹姆斯公园的形形色色的人们、古尔德笔下那容纳着“人、狗、狮子、熊、所有一切”的女性子宫，以及斯威夫特的西莉亚脸上“汇聚”的流体。然而，虽然包含了众多不同的地理位置、社会身份和纷杂事物，这一意象并不具备将不同种类的事物排序、分类甚至联结的功能。相反，下水道的混合效果其实是突出强调异质性和扩散性。《城市阵雨》的第三小节描写了各种社会阶层的人们——女人、学生、裁缝、纨绔子，还有政见不同的党派人士——都混在一处，而正因为他们的聚合，才更凸显了他们之间的差异，以及聚合的随机性：
不同的人因不同命运聚集，
在这避雨处结识新相知。
得胜的托利与失势的辉格，
只关注假发而把党争忘却。（第39—42行）
很明显，聚合只是偶然事件，并被刻意琐碎化——只是为了一顶假发他们才聚集一处，也只有在这屋檐下他们才短暂聚集——但同时这又构成了城市居民生活的本质：彼此素不相识，最终却要亲密地聚合一处，这点和城市垃圾的去向如出一辙。拉平功能（leveling effect）可谓《城市阵雨》所描写的城市生活的核心，因为其中既有下水道中动物内脏的混杂，又有阵雨导致的社会阶层的聚合。
如上所述，拉平功能既是下水道意象的特点，也是描写女性身体时所体现的特点。可以说，在当时的文学文化中，由于这两个意象都以拉平功能作为显著特点，所以二者几乎到了难分难辨的境地：以至于即便二者没有明显的联系，一个意象的也总是暗暗地指向另一个意象；就好像在斯威夫特的诗中，阵雨总是暗示着下水道。在罗彻斯特的《圣詹姆斯公园》中，各色人等的聚集最终与作为“夜壶”的科琳娜身体的意象联系在一起；在斯威夫特的《美貌的进展》（Progress of Beauty）中，虽然女性溶解流淌的意象并未明显指向下水道，但她面部的汗液“汇聚”使得她与弗利特沟产生了联系；在《一位年轻貌美的仙女》（A Beautiful Young Nymph）中，下水道是科琳娜那肢解了躯体的副文本；在《群愚史诗》中，下水道不仅是芸芸群愚们的活动中心，还因为它与愚昧女王以及众多女性形象的联系而成为一个女性化的场所。不管是下水道，还是女性身体，都能汇聚、混合、联结，从而产生兼容（indiscriminacy），拉平阶级，推翻谱系，颠覆秩序。
因为阵雨（Shower）与下水道（sewer）发音相同，而城市阵雨可谓下水道的另一个自我，所以在《城市阵雨》中，斯威夫特通过有关城市阵雨的比喻而赋予下水道女性化特征。事实上，阵雨是由女性力量而产生；在诗中的第一个戏仿英雄史诗的比喻中，斯威夫特就将阵雨初降的雨滴比作女仆甩动拖把而洒下来的水滴：
这就像莽撞的女子甩拖布，
溅出可没这么干净的水珠。
你赶紧躲开，诅咒，要发火，
她却晃着拖把在哼歌。（第19—22行）
从上下文来看，诗中的女性应该是个女佣，但原文“quean”一词同时也隐含着她的行为不检点或者她就是个妓女。[38]这些描写与对女性滥交的描写颇有相似之处，让人想起罗彻斯特笔下“淫荡的贱妇”和古尔德笔下“漩涡密布的水道”，同时还间接地影射着“污物”，后者在当时总伴随着永不知满足的妓女形象出现。这点在诗的第四小节“粪便、内脏和污物”也有一定的体现。她用污秽的拖把弄脏了你，可是比较起来，她所代表的女性化的阵雨更污秽。当你向她愤怒地咆哮，用的无非就是当时人们耳熟能详的女性滥交的字眼，她却根本不把你当回事，完全不受你的影响。她并不和你对抗，而只是哼歌。当男性仓皇而逃，大声咒骂，对他的描写节奏一再中断、减弱，最终因为另起一句诗行而停住的时候，女性一直都极富韵律地哼着歌，晃着拖把。她动作的持续性体现在“singing”以分词形式出现，“she”和“still”由“s”头韵联系在一起，这些都鲜明地体现了她的流动性。在斯威夫特的诗中，这个女性是阵雨袭来的活生生的体现：她所代表的那种无可抵抗的活力，赋予了这首城市本土诗谜一般的深意。
《城市阵雨》中共有两处戏仿英雄史诗的明喻，上文所述便是其中之一。这个明喻以“好比”（Such）开头，让我们想起古典文学中类似并置的先例，即将凡人凡事比作神明。例如，在《埃涅阿斯纪》的第一卷，维吉尔将狄多比作狄安娜；在德莱顿的译文中，这一处明喻与斯威夫特的明喻非常相似：
好比厄洛塔斯岸边，或辛瑟斯山巅
月神狄安娜；她的魅力四射无边，
那舞姿翩跹的优雅女神
领起仙女的合唱，佼佼不群；
她歌声微颤，风采绝伦无双，
步履威严，仿佛是她们的女王；
……
如此便是狄多；如此就是她曼妙的身姿，
走在人群之中，她端庄超群无比。（第698—708行）
斯威夫特采用了同样的手法，似乎意在突出当代事物的低俗，主要通过两个缩小实现：一是“荡妇”（quean）取代了女神，二是阵雨——或曰下水道——取代了既有权势又性感的迦太基女王狄多。然而，斯威夫特的明喻还包含了流动、能量、音乐的特质，读起来简直就是对那哼着歌、甩着拖把的女性的颂歌。这种流动的女性能量随着诗歌的展开而逐渐增大，因为雨点越来越密集，“洪水之患”怕要摧毁命运多舛的城市和居民（第32行）；纨绔子听着大雨“把顶篷打得急”，不由得被这“可怕的击打声”吓得心惊胆战（第44—45行）。最终，阵雨成为伦敦各个下水道汇成“洪流”，城市各个区域的各种垃圾都汇聚一处：
现在满溢的水流各处聚来，
把不同的战利品随波裹带：
各种颜色气味的污物，
表明它们是来自何处。
每一道洪水都在奋力奔涌，
从斯密斯场或圣帕尔克流经，
在雪山街汇合成为一条巨流，
到霍尔本桥附近注入污水沟。
从屠宰场冲出的粪便，血污和内脏，
淹死的小动物，发臭的鱼混着泥汤，
死猫，萝卜缨，一起翻滚咆哮着流向远方。（第53—63行）
那哼着歌的女人拥有势不可挡的生命力，而这汇聚的洪流则代表着她的生命力达到了高潮。奥古斯都时期的戏仿英雄史诗以其充满悖论的潜文本为特点，而洪流则具象地展现了这一独特共性——既鄙薄又崇敬，既谴责又颂扬。事实上，洪流使我们得以理解艾伦普莱斯在《城市阵雨》中体会到的谜一般的“崇敬之情”，使我们看到它那奔流的势头如何造就了《温莎森林》中对“不列颠和平”（pax britannica）的赞美之情，以及《群愚史诗》中愚昧女王的“新世界”那诱人的勃勃生机。尼古拉斯·罗（Nicholas Rowe）和马修·普莱尔（Matthew Prior）的感觉很对，达娜厄的阵雨就是这一女性力量的别名。不过，与古典文学的对比只提高了阵雨的权威性，还远没有深入触及到当时洪流所具备的巨大潜力。下水道的力量在于它能即刻展现现代城市生活体验；即刻性（immediacy）是下水道的首要特点，正是这一特点使得奥古斯都新古典主义诗歌中那些并置难以说明，看似悖论，但鄙薄却可能同时体现崇敬。
《城市阵雨》将现代生活想象成一个下水道。在诗中，现代生活的本质是差异不断扩大的漩涡，但无论是阶级、系统，还是谱系，又被一种无所不能的力量统统颠覆。女性身体可以解释这种活力和毁灭，她的身体成为理解和再现现代文化的转化力量。这首诗给我们呈现了一个重要而广泛的文化寓言。从《城市阵雨》回溯其浓缩的集体故事，我们可以厘清城市下水道寓言的几层历史意义。某种程度上，因为下水道和地理分布、社会等级联系在一起，这个寓言说明，资本主义大都市中人口和地域范围都在爆发式地增长，随之而来的是管理的复杂程度不断加大，人和物更加混杂，而存在于阶级、职业和性别之间的差异也被消灭。可以说，通过《群愚史诗》中那污秽的能量，这个寓言呈现了资本主义以己为参照建立一个新世界的转化力量，因为它能颠覆价值和美的范畴，将人和书、概念、噪音和物混为一谈。另外，在厌女症的诗歌中，女性的身体融化、肢解、散落，还说明这个寓言触及了商品化的后果。因为女性与她面部的虚饰、妆容、饰品，以及可以随时穿戴又脱卸的东西难分难解，因此女性的身份陷入无法区分的境地（indiscriminacy）。盖伊《特利维亚》一诗中的城市爆发大洪水，意味着这个寓言将它所经历的历史体验看作某种末日启示；而女性被性欲化的身体驱动着上述所有意义层面，意味着这个寓言通过赋予历史女性形象从而赋予其意义。
将历史力量女性化是当时文化表达的一个显著特点。在18世纪早期，女性形象与现代性的各个维度都紧密相关：消费、时尚、商品化，甚至资本主义，都能在女性化的意象中找到各自的形式。这些女性化的意象包括：茶桌、箍衬裙、梳洗室场景、信用女士歇斯底里般的摇摆震荡，以及蒲柏笔下巨母（Mighty Mother）愚昧女王的转化力量。城市下水道的寓言说明，在相当程度上，人们通过对女性的再现来理解早期现代性历程。这一寓言还指向它的同类——由洪流和海洋推论而来的寓言——此寓言中，洪流所裹挟的不仅有扩张的经济所带来的海上贸易，还有人类命运的意义。
[1] Jonathan Swift， Journal to Stella（27 October 1710），ed.Harold Williams，Oxford：Clarendon Press，1948，1：74.译文对《城市阵雨》一诗的翻译参考了韩加明，《浅谈斯威夫特的名诗〈城市阵雨〉》，王德领、杨岸青主编，《中外文学中的城市想象》，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01—310页。
[2] 《清晨》的发表时间比《城市阵雨》早一年半，发表于The Tatler，no.9（30 April 1709）。
[3] Richard Steele，The Tatler，no.238（17 October 1710），ed.Donald F.Bond，Oxford：Clarendon Press，1987，2：225.
[4] A Description of the Morning，in Swift：Poetical Works，ed.Herbert Davis，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第二行。除了《美貌的进展》，本书对斯威夫特诗作的引文都出自此诗集，括号内标注行数。“红润的黎明”是《埃涅阿斯纪》中经常出现的转喻，有德莱顿的译文为例：“红润的黎明从陆地上冉冉升起”（4.182），参见The Poetical Works of Dryden，ed.George R.Noyes，rev.ed.，Boston：Houghton Mifflin，1937。下文对德莱顿诗作的引文都出自此诗集，括号内标注行数。
[5] Irvin Ehrenpreis，Swift：The Man，His Works，and the Age，vol.2 of Dr.Swift，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2：384.这种正面解读代表了理解此诗的一个极端。持同样观点的还有：Peter Schakel认为《城市阵雨》“是对城市生活的赞美，而非贬抑”，参见The Poetry of Jonathan Swift：Allus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Poetic Style，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78，59。与正面理解相对，另一种解读认为《城市阵雨》旗帜鲜明地抨击了当下，例如Patricia Meyer Spacks指出，诗歌的最后几行“对城市的混乱和污秽作出了控诉，其强度即使是篇幅长它十倍的道德或社会学评论也远不能及。斯威夫特对混乱的恐惧和厌恶在此处表现得淋漓尽致”，参见introduction to Eighteenth Century Poetry，ed.Spacks，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 Hall，1964，xxxiii—xxxiv。对这两种解读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城市阵雨》中“悖论”的解读，参见John I.Fischer，“Apparent Contraries：A Reading of Swift's A Description of a City Shower”，Tennessee Studies in Literature，ed.Richard M.Kelley，Knoxville：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1974，21—34。
[6] 《劫发记》中也有经典的并置，在当时也获得了正面的解读。因此，和《城市阵雨》一样，《劫发记》在今天也存在矛盾对立的两极解读。对此具有代表性的分析参见Murray Krieger，“The ‘Frail China Jar’ and the Rude Hand of Chaos”，in Essential Articles for the Study of Alexander Pope，ed.Maynard Mack，rev.ed.，Hamden，Conn.：Archon Books，1968，301—319。
[7] 参见德莱顿的译文：Aeneid，4.161—246。
[8] Ehrenpreis，384.
[9] 在德莱顿的译文中，《农事诗》（一）的结尾，有两百诗行在描写风暴。Ehrenpreis指出斯威夫特的诗歌和德莱顿译文的结尾部分存在相似之处（385 n.1）。
[10] 对维吉尔来说，暴雨可能暗示着众神的愤怒，预示着自然界的灾难，还预示着人间的混乱。例如，斯威夫特的《阵雨》影射了德莱顿《农事诗》的那场暴雨，后者就预示着“剧烈的骚乱、秘密的谋反、公开的战争”（1.627）。有关斯威夫特和维吉尔之间关系的论述，参见Brendan o Hehir，“Meaning of Swift's Descriptioon of a City Shower”，ELH 27，1960：194—207。
[11] 有关语音学，参见E.J.Dobson，English Pronunciation 1500—1700，Oxford：Clarendon Press，1957，2：706—707，711—712，789—799，799—803，957，958—967。
[12] N.J.Barton，The Lost Rivers of London，A Study of their Effects upon London and Londoners，and the Effects of London and Londoners upon them，London：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1962.
[13] Due Preservation from the Plague as well for Soul as Body （1722）.转引自M.Dorothy George，London Life in the XVIIIth Century，London：Kegan Paul，1925，349 n.66。
[14] Pat Rogers，Grub Street：Studies in a Subculture，London：Methuen，1972，144.
[15] Roy Porter，London：A Social Histor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89.
[16] Barton对弗利特河的恶化过程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从河到溪流，从溪流到沟渠，从沟渠到排污道”（29）。有关弗利特沟在当时文化中的形象，参见Rogers在Grub Street一书中评论“愚昧女王的动脉”一文。
[17] 转引自George，85。
[18] 针对弗利特河的状况曾进行过一系列断断续续、收效甚微的改善活动，参见Rogers，146—149。
[19] 转引自Barton，104。
[20] Ann Cline Kelley，Swift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88，18.有关斯威夫特的双关以及当时的科学和经济情况，参见David Nokes，“‘Hack at Tom Poleys’：Swifts Use of Puns”，in The Art of Jonathan Swift，ed.Clive Probyn，New York：Barnes and Noble，1978，43—56。
[21] Cynthia Wall，The Literary Spaces of Restoration Lond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第四章；引自第116—117页。
[22] 总结马克思主义传统如何理解城市的作用，参见David Frisby，Fragments of Modernity：Theories of Modernity in the Work of Simmel，Kracauer and Benjamin，Cambridge：MIT Press，1986。
[23] Ben Jonson，“The Voyage it selfe”in Epigrammes（1616），in Ben Jonson，vol.3 of The Poems，The Prose Works，ed.C.H.Hertford Percy and Evelyn Simps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47，第37行。下文对琼生诗作的引文都出自此诗集，括号内标注行数。
[24] John Gay，Trivia：Or，The Art of Walking the Streets of London，London：Daniel O'Connor，1922，1.121—124，下文对盖伊诗作的引文都出自此诗集，括号内标注卷数和行数。
[25] 华尔认为盖伊的诗比蒲柏和斯威夫特的作品更自信、更乐观：“他的意象比斯威夫特的‘干净’，比蒲柏的柔和……虽然同时期的蹩脚作家写了看似和他相仿的讽刺诗，……盖伊的诗内容和形式贴合更严谨”（133）。另一方面，因为关注这些作品中都出现的下水道意象，我认为盖伊的诗令人联想到城市的大变动。
[26] 有关此时期下水道的地理分布和文化意义，参见Rogers，145—166。
[27] On Mrs.Willis，in The Complete Poems of John Wilmot，Earl of Rochester，ed.David M.Vieth，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8，第17—20行。下文对罗彻斯特诗作的引文都出自此诗集，括号内标注行数。
[28] 女性主义评论家已从各个方面讨论过这首诗对女性形象的呈现，这些讨论都是我对下水道意象解读的佐证。例如，Valerie Rumbold将此类诗置于更受人们偏爱的历史女性中去考量，参见Women's Place in Pope's Worl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Felicity A.Nussbaum讨论了此类诗歌中的厌女主题和影响，参见The Brink of All We Hate：English Satires on Women 1660—1750，Lexington：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84。Ellen Pollak 探讨了这首诗和性别文化的神话之间的关系，参见The Poetics of Sexual Myth：Gender and Ideology in the Verse of Swift and Pop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5。
[29] Robert Gould，Love given o're：or，A Satyr against the Pride，Lust，and Inconstancy，Etc.of Woman，in Satires on Women，Los Angeles：William Andrews Clark Memorial Library，1976.下文对古尔德诗作的引文都出自此诗集，括号内标注页码。
[30] 有关二者之间的联系，参见Hugh Kenner，“Pope's Reasonable Rhymes”，ELH 41，1974∶74—88。
[31] The Progress of Beauty，in The Poems of Jonathan Swift，ed.Harold Williams，Oxford：Clarendon Press，1958，第30、7、21—28行。下文对此诗的引文都出自此诗集，括号内标注行数。
[32] 《群愚史诗》于1728年以三卷本的形式初次出版；1729年出版集注本。1742年蒲柏发表了第四卷；1743年四卷修订本出版，西伯代替西奥博尔德成为群愚之王。《群愚史诗，四卷本》是我在本章研究的文本，引文引自The Dunciad，in The Poems of Alexander Pope，vol.5，ed.James Sutherland，London：Methuen，1943；括号内标注卷数和行数。
[33] 斯特兰德街是进行第一场比赛的场所，位于伦敦城和威斯敏斯特城交界处（第28行）。圣殿教堂是下水道女神洛亚西那（Cloacina）的居所，科尔在第一场比赛中拜访了她（第98行）；蒲柏特别提到了这一伦敦地区位于泰晤士河边的“黑色洞穴”，即煤矿码头。托特纳姆广场、赞善里街、威斯敏斯特厅和亨格福德市场是第四场比赛中群愚们的喧闹四处传播的地方。群愚从布莱德威尔监狱出发来到弗利特沟，此处是第五场比赛的地点（第269—271行）。斯梅德利（Smedley）到访冥间时发现的“冥河支流”影响着圣殿教堂、圣保罗大教堂和奥德门的居民生活（第345—346行）。群愚经过露特，沿舰队街来到第六场比赛的地点（第359行）。在以下诗行中，泰晤士河一直作为上述地点的背景出现，包括第98、265、272行。弗利特沟是以下诗行的前景和背景，包括第271、359（以舰队街的形象出现）、427行。
[34] John Dryden，Mac Flecknoe，in John Dryden：Selected Works，ed.William Frost，1953；reprint，New York：Holt，Rinehart and Winston，1971，第107、101行。
[35] Alexander Pope，Windsor Forest，in The Poems of Alexander Pope，vol.1，ed.E.Audra and Aubrey Williams，London：Methuen，1961，第218、298行。下文对此诗的引文都出自此诗集，括号内标注行数。
[36] 此处，我对斯威夫特和蒲柏的解读与华尔有所不同：她认为这些诗意在“固化凝滞瞬息万变的现代性，使现代性停顿在轨道上……在‘咆哮的洪流中’消解差异”（129）。在这一点上，她的论述关注的仅仅是《群愚史诗》和《城市阵雨》非常明显的对现代性的批判，而忽略了两部作品对现代性经验生气勃勃的再现。不过，华尔在别处也有同样的见解，例如，她指出斯威夫特和蒲柏用“最响亮、最尖锐、最猛烈的声音诉说现代性，二者的话音不绝于耳”（130）。
[37] Emrys Jones，“Pope and Dulness”，in Pope：Recent Essays by Several Hands，ed.Maynard Mack and James A.Winn，Hamden，Conn.：Archon Books，1980，612—651；以及Howard Erskine-Hill，“The ‘New World’of Pope's Dunciad”，Renaissance and Modern Studies 6，1962：49—67。
[38] 有关这个女性的分析，参见Fischer，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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