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文化寓言、现代性经验和差异范例

本书研究的客体——文化层面上的“新世界寓言”——是18世纪文学经典的幽灵。这些幽灵恍若远在天边，又仿佛近在眼前，它们是没有文本的故事，没有作者的虚构事件，却又基于实实在在的现代欧洲经验。它们在18世纪英国印刷文化的各种运动、形式、体裁和模式中随处可见，又凌驾其上。本书力图构建“文化寓言”作为批评范畴，进而运用这一范畴来探讨18世纪英国现代性的构成。

乍看起来，“文化寓言”这一短语似乎有些自相矛盾。将“文化”和“寓言”并列，意味着将物质和历史的世界与审美的世界联结，这使得同时阅读文学和历史成为可能。本书中，文化寓言是一种形式构建，这意味着它以一系列相关修辞为特点，这些修辞或具备显著的结构，或处于动态关系之中。反复出现的修辞附着于自身具体的文本，产生于自身的修辞传统。然而，如果将这些修辞从具体文本取出并搁置一处，它们便彼此互动、相互阐释，进而呈现一系列的意义、情感、甚至反讽，这是一个共同的想象图景。

我的研究视角与意识形态批判及修辞分析方法密切相关：其中修辞分析方法是由形式主义批评在20世纪80年代从深受保罗·德·曼（Paul de Man）影响的后结构主义那里吸收而来；意识形态批判发展于同一时期，来自以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为主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我接下来的解读源自于对意识形态的理解的变迁。这些变迁源于马克思主义传统，从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到厄尼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和尚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在这一变迁中，某种社会的不确定性和宽泛化、复杂化的文化定义，取代了原本占据决定性地位的经济和原本占据首要地位的阶级。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一样，一个文化寓言超越了特定的作家和文本：它是某个时期、许多文本的集体产物。和意识形态不同之处在于，一个文化寓言具备具体的形式结构，可以被定义，也可以像小说或诗歌一样被细读；文化寓言还具备某种审美特质，这使得它拥有短暂的活力，获得文学传统的相对自治，与其他类似的文化寓言归属联结，甚至获得权威地位。然而，虽然一个文化寓言有清晰的形式，它却不一定与某个单一文本完全契合。一个文化寓言可能只是一个文本的一小部分或某个维度；一个具体的文本可能包含数个文化寓言。对待文本，我关注的是具体的意象、连续的比喻和循环的修辞形式，由这些修辞形式而来的反差、分裂或张力受到格外关注。我选择的文本涵盖多种话语模式——从经典、非经典的文本到期刊文章、医学论文、哲学著作、流行歌谣。我将这些从修辞、互文层面开展的细读与当时史料的其他方面结合起来。当然，在这一方面，我对文化寓言的想法显示了文化主义和历史主义视角的影响。此二者在20世纪90年代曾主导了人文学科的批评领域，对我影响最直接的视角来自法国的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英国的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和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以及美国的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

在使用寓言这个概念时，我尽力强调这一基于想象的现象的集合性，它的文化影响力，以及它的形式动态。通常我们认为，与单一文本相比，寓言的涉及更广泛；与单一故事相比，寓言的文化意义和影响力更深刻。寓言的叙事轨迹还超越了某个比喻或修辞要么囿于局部、要么僵死的效果。因此，虽然人们都将寓言和狭隘的说教意蕴联系在一起，对此我并无心提及。我希望人们将寓言看作意义的精华——此处指的是某个历史时刻的意义。我虽不想在此处的寓言概念中包含诺斯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纳入其神话概念中的超验审美范畴，但我的确认为寓言包含着巨大的审美力量。

虽然文化寓言是由意象、比喻，甚至有时由具体的意味深远的词语所组成，但在我看来，文化寓言是一套复杂的想象体系，牵涉某种过程，某个展开的问题，某个演变的命运。因此，文化寓言可以说是讲述了一个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当下经验的发散，故事的情节则反映了在想象层面上与当下经验的磋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对文化寓言的理解，与结构主义者或新亚里士多德芝加哥学派对形式或想象体的建构的理解有着紧密的关系，与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和克雷恩（R.S.Crane）的一些重要预设相吻合。不过，我的目的不在于给出一系列包含这些想象事件的范例，而在于将文化寓言作为灵活的模式来运用，从而理解18世纪史料方方面面所涉及的各种意象和修辞以及这些意象和修辞之间的联系。文化寓言这一概念意在给出一种分析模式，而不是设立一套分类体系。如此，文化寓言的概念意味着我应给出关于文学文化之本质的观点：即文学文化的本质是一种集合精神，由其集合性与当下经验中最关键、最不确定、最突出的方面密切相关。这种相关性使得文学文化与历史变迁中的主要力量联系起来。换句话说，文化寓言不仅提供了一种阅读文学文本的方式，还提供了一种阅读文学和历史之间关系的方式。

从根本上说，一个文化寓言和物质文化的某个具体方面相关，历史变迁的经验浓缩在物质现象中，而文化寓言则在想象的层面上塑造、记录并反映这一经验。因此，接下来的每一章都以介绍具体的客观世界开篇，因为那是各个文化寓言得以产生的基础，例如：城市卫生环境、航运、股市、印刷、来大都会游览的“土著人”，以及与动物之间的关系。依据这些客观经验而建构的寓言是对欧洲都市文化的集体表达，在这个层面上，它们不属于任一单个团体。它们并不是关于某个阶级、某种性别或某个小圈子的故事，而是关于文化经验的寓言，因而与它们的历史时刻达成明确的契约。通过这一契约，文化寓言得以讲述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要么能非常敏锐地把握历史进程，要么能极其清晰地反映这些进程中的冲突矛盾。

如此，文化寓言可以成为去神秘化的工具。然而，正如相对于意识形态作品而言，文化寓言的作品更丰富多样且难以捉摸；相对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所提出的去神秘化功能而言，我们将要看到的文化寓言对历史的把握，实在更难以预料。因为文化寓言产生于客观世界中各种各样的偶然事件，其中还有一些当下的来自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甚至是审美的力量相互作用，使得文化寓言的结论有的具备预言性，有的具备实际意义，有的则表达了某种焦虑或推测。如此，文化寓言可能担负起去神秘化的任务，揭示当下历史时刻潜在的矛盾或发现寓言得以形成背后的神秘社会关系。然而，文化寓言也可能提升意见的某一构建，加强当下的某一偏见，揭露人们信仰中尚存疑虑的成分，或是为一种新型的知识或存在开启想象之路。

最后，希望我的文化寓言概念能够介入时下的文化研究课题。在文学批评领域，文化研究在打破传统学科界限、开发丰富的研究分析材料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不过，虽然文化研究与雷蒙德·威廉姆斯和米歇尔·福柯这些具有理论自觉性的批评家紧密相关，但人们却一直无法界定驱动这一批评工作的前提或方法。20世纪90年代是文化研究具有普适性的年代，表现在其发散性、多样性，以及实用性。这就使得文化研究的应用效果时好时坏，而文化研究所构建的批判性思维模型也常常毫无成效。至少，在构建对出版文化的批判性思考时，文化寓言可以提供有效的方式；在将文化研究的洞见应用到文学作品的解读时，文化寓言还可能提供系统的方法。前者是整本书的目的，后者则体现在本书第四章，我对一个经典文本——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的《群愚史诗》（The Dunciad）——从几个相关文化寓言的关系入手展开解读。

一

在这一研究中，我给出定义的寓言表述的是现代性的一些核心经验。总体来说，这些寓言说明，不管是在想象层面，还是在话语层面，现代性很大程度上形成于18世纪，并且其形成受制于他者性——通过与女性的修辞、或非欧洲人的修辞经过想象的磋商而成。在这个意义上，我对文化寓言的解读探讨了现代性的经验，希冀我的探讨方式既能阐释文化寓言所产生的特定时代，又能阐释历经英国18世纪延续至今的现代性本身。

我仅致力于细读现代性的经验，不对现代性概念做进一步探讨。针对现代性，人们在20世纪展开了大量复杂并且多学科的讨论，我只取其中聚焦出版文化之集体效应的一方面。我对这些材料的解读，建立在一种我所接受、也广为接受的对现代性的社会层面、文化层面和经济层面的理解。^[1]因此，对于最近出现的那些可能会修正或质疑现代性概念本身的观点，特别是有关现代化的经济现象的观点，在此我不做探讨。全球性或比较经济和社会历史学家们致力于解释从欧洲到亚洲的各处所发生的主要历史事件：工业化、革命，或资本主义兴起、金钱、市场、商品，或现代金融。虽然通过全球化的平行构建，这些国际化的解释常被视为重新构建了有关现代性的新的比较性概念，但是这些却可能直接或间接地破坏一个与西欧历史紧密相关的现代性的概念。^[2]我的研究完全立足于英国的历史和文化，不参与上述国际化的讨论。

更加显而易见的是，我也不准备介入从17世纪以来针对现代性的地位、道德和认识论蕴涵所展开的哲学辩论，以及有关启蒙、人文主义、科学、话语和相对主义的辩论，^[3]除非我对出版文化的解读可能为阐释现代性的一些相关议题提供新的视角，这些议题包括人文主义认识论中非人类的地位，或者形而上学和帝国主义自辩书之间的联系。我还必须忽略审美现代性在现代性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这一问题，因为我的解读材料产生于审美现代性之前。最后，我还有意回避了后现代主义。我对现代性的再现不直接涉及现代和后现代之间的关系。本书认为，由这些18世纪材料而得以定义的文化形式是现代经验的组成部分，而此现代经验也见于今日之社会。在这一点上，本书同意以下观点，即后现代并非有着清晰定义和明确界限的时段，而只是现代的一种剥离。^[4]在上述的所有方面，我对现代性的应用是有局限性的；但在另一方面，我认为我对这些文化材料的阐释——这些文化材料是现代生活经验本质的具体范例——将会在现代性概念更宽泛的发展空间中占据一席之地。阐释的意义不限于本书，也不限于英国历史的这一时段。不过，从这个特定的历史和材料范围来看，本研究还特别要对时下普遍接受的现代性的定义提出一个重要质疑：我们对西欧现代性的理解应该关照性别与种族所带来的影响。现代性概念的这一复杂性是我的中心议题。

在《现代性的寓言》一书中，我所采用的现代性的概念源自马克思主义和文化唯物主义传统。我不从规范意义上考虑，将现代性看作是以理性和启蒙为主要关注点的自由化元叙事，相反，我把现代性看作是由社会、经济形式的复合体而产生的后果，而这些社会、经济形式是那个重要历史转折时刻的主要特点。因此，我启用了宽泛的现代性的概念，即在大体上采纳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框架，但又基本忽略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区别，概念中还包括文化唯物主义，因其涉及资产阶级思想本质和私人空间的发展，并关注民族主义的演变现象。以17和18世纪资本主义在英国的全面胜利为中心，现代性指的是与上述中心相关的历史转变：经济和生产的本质所发生的变化，社会和政治组织的结构变化，文化的定位和意义的变化，以及历史本身概念化的变化。在经济领域，现代性涉及了商业化、商品化、市场扩张和利益优先。在社会和政治层面，现代性除了体现在官僚体制的发展、城市化、民族国家的兴起，还体现在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由此变化带来的城市环境的改善和大量人口的全球迁移。在哲学思想方面，现代性表现在社会契约概念、私有财产概念，以及民主理论。在历史学领域，现代性因历史分化而格外显眼，因为历史分化关注充满新鲜感的当下，以及当下与过去之间的鸿沟，从而催生了诸如发展、进步、变化的概念。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将这一显著的“现代性态度”描述为“‘今日’与历史有别之反思”（38）。这些变化的经验当然是极其复杂的。马歇尔·伯曼（Marshall Berman）提供了一个简洁的定义：“现代意味着我们进入一种环境，这种环境一方面允诺将赋予我们奇遇、权力、欢愉、成长，以及我们和世界都将焕然一新——另一方面，这种环境又威胁要毁灭我们所拥有、所了解的一切，以及我们所是的一切……现代性……将我们卷入了一个不断瓦解重生、充满冲突、含糊和痛苦的大漩涡”（15）。上述现代性经验的特点随着19世纪工业和技术的发展而变得深化和突出，但是，现代性的很多核心元素在工业革命尚未得到巩固的18世纪已经初见端倪。

如今18世纪被当之无愧地冠以“革命”的时代：商业资本主义的胜利和资产利益带来的特权；英国获得了第一个海外帝国，奴隶制的推行和普遍盛行的种族主义；形成了一个现代的、后王朝时代的民族国家，拥有了民族身份的话语和政治实践；金融革命和银行业、信用、证券交易和国债的兴起；农业改革，乡村转变；消费激增，零售市场上升；发展起一个自我延续、自我规诫的资产阶级公共空间，文化统一的中产阶级得到巩固壮大；出现了广告、中产阶级的时髦和过时的概念；以及家庭结构方面的根本改变，即在核心家庭中，成员之间以同伴关系相处。当然，上述的一些“革命”，发轫于16世纪或更早：圈地历经三百年；中产阶级家庭的兴起历经约两百年；费尔南德·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认为“资本主义的萌芽”产生于15世纪，虽然并未形成条理清晰的现代经济体系，但布罗代尔指出，那时的“经济生活形式……已经非常现代”。^[5]18世纪晚期的工业革命带来了更加明显的转变——这些转变体现在经济、乡村，以及劳动的本质和条件。不过，历史学家也注意到，1660年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启，许多重要的变迁在那个时段同时展开。^[6]

在对这个文化历史时段的研究中，我没有采纳近来最为常见的分类系统：即18世纪是始于16世纪的“早期现代”的延伸。这种分类方法的好处在于，人们不再从中世纪的角度来看待文艺复兴，而是从18世纪的角度来重新考量文艺复兴时代。不过，这种分类方法强调的是18世纪与16、17世纪之间的相似与传承，而我的研究恰恰关注的是这之间的差异和革新。此外，“早期现代”这个说法将自身与“现代”划线二分，从而间接地将18世纪与“现代”割裂；而18世纪与现代性建构之间的深刻联系，正是本书要推进的议题。

18世纪出现的那些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那么显而易见、令人恐惧，有时又出人意料、史无前例，吸引了那个时代人们的集体想象，从而塑造了一种出版文化，这种出版文化以独特的新奇感和临场感直接记录了集体想象。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将这种“现代感觉”描述为“我们确信自身是崭新的，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始了，一切皆有可能，一切都与从前不复相同”（310）。这种新奇感不断含蓄地出现在对18世纪的批评解读中，近年来日趋明显。普鲁姆（J.H.Plumb）在题为《接纳现代性》的文章中指出，在这个阶段，“很多出身低微的男性和女性，他们对哲学理论一窍不通，却开始对自然以及自然的运作着了迷；……他们的业余爱好或是他们的宠物……使得他们去接纳世界的现代性，虽然这种接纳可能只是无意识的；还使得他们去享受变化和新奇，并对未来更加满怀期待。”^[7]南希·阿姆斯特朗（Nancy Armstrong）和莱纳德·田纳豪斯（Leonard Tennenhouse）认为这一时段及弥尔顿在这一时段的地位，正是思想上、艺术上发生不可逆转、“惊人而又深刻”的变化的时代，反映了“私人生活的起源和现代性发轫的关系”。^[8]在最近一篇对蒲柏研究进行总结反思的文章中，霍华德·厄斯金希尔（Howard Erskine-Hill）非常有力地用蒲柏在这一时段的地位来描述那个新世界：“他的想象力……产生了……对时间的幻象，有关世界进程的观念、历史模式和文明周期的概念，正因为有了这些，人们对进步的渴望、对衰败和毁灭的恐惧才不断产生、消失，至少纳入到了我们可理解的范围之内”；这样，蒲柏的幻象体现了“现代人依据过去审视当下”的可能性。^[9]正是这一幻象反映了18世纪英国的现代性经验，但在我看来，现代性经验并非出自蒲柏的几部作品中，而是体现在将蒲柏作品纳入其中的集体文化寓言之中。

在本书接下来的讨论中，现代性总是涉及一个棘手的差异形象。女性和非欧洲人成为这些文化寓言想象演练的模板、催化剂、参考点、先例、策略，或者论断。虽然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现代性是由男性独占的领域，其与公共领域紧密联系，并且与理性主义、启蒙，以及政治、经济领域相互关联，但是近来的研究视角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即在现代性开始、发展的过程中，来自他者、非男性、非欧洲人的影响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例如，当提到法国文化中对应的历史时刻时，丽塔·费尔斯基（Rita Felski）在《现代性的性别》（The Gender of Modernity）中指出，“人们对‘现代时代’的特质充满了焦虑、恐惧和富有希望的想象”，而女性形象“对促成这一现象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她“使得人们对资本主义和工业技术原本模棱两可的回应变得清晰明确”，是她体现了与现代世界紧密相关的一些概念——商品化、污染、匿名性、社会阶级的分解，以及对工业技术的厌恶和迷恋。^[10]在《新世界奴隶制的形成》（The Making of New World Slavery）一书中，罗宾·布莱克本（Robin Blackburn）提出了理解奴隶制本质的新视角，即奴隶制并非一种古老、保守、前现代的制度，相反，奴隶制是现代性的发展：

[奴隶制的]发展与几个进程密切联系，而这些进程对现代性的定义也不可或缺：工具理性的发展、国家意识和民族国家的兴起、种族化的身份意识、市场关系和雇佣劳动的传播、行政官僚和现代税收系统的发展、商业和通讯的日趋成熟、消费社会的形成、报纸的出版和媒体广告的出现、“超距作用”和个人主义情感……。大西洋经济因新的社会信托网而注入了新的动力，同时又催生了新的社会身份。奴隶制的发展需要有商业规划和降低风险的策略；它还与具有显著现代性传统的反身自觉密切相关。^[11]

在《黑色大西洋：现代性和双重意识》（The Black Atlantic：Modernity and Double Consciousness）中，保罗·吉尔罗伊从种植园奴隶制的现代性这一概念衍生出一个跨国的、复合的“黑色大西洋”文化的概念。在吉尔罗伊的陈述中，现代性与“种族、真实性和文化完整性”紧密相连，现代性还记录了“‘种族’和性别这些问题在现代自我的形成和复制中所发挥的作用”。吉尔罗伊认为，“现代性主体产生于个体化和具体化在某个历史时刻所发生的极其复杂的结合——黑人和白人，男性和女性，奴隶主和奴隶”。^[12]

这些新近出现的种族或性别与现代性之间的联系将在下文展开论证和延伸。虽然我对一些现代性寓言的探讨可能将说明他者性决定了我们的现代性经验或我们对现代性的理解，但其实这并非我本意。我想强调的是，现代性和遭遇差异（encounter with difference）之间有着多种联系，女性和非欧洲人在这一联系中发挥了显著、持久而强大的作用。

二

本书的三部分——“扩张”、“交易”和“他者性”——不具备同等重要性。虽然每部分都涉及一个现代性经验的相关范畴，而他者性仅是第三部分的核心主题，事实上差异是一条贯穿本书始终的主线。在第一部分扩张的寓言和第二部分交易的寓言中，面对着现代世界带来的物质生活世界的转变，女性形象成为想象的标准，并且形成、解释或主宰了那些有关异质性、癔症以及末日启示的故事。在这前两部分所研究的寓言中，差异作为潜文本无处不在。在第三部分中，差异以欧洲人和非欧洲人之间的文化割裂形式而存在，此时他者性成为寓言着重描述的主人公，直接影响着寓言的情节发展。在这些寓言中，差异并非一种解释的模式或隐晦的缘由，而是当下想象的危机。本书第一、二部分和第三部分之间的这种差别，恰恰反映了女性和非欧洲人在社会、历史、物质世界方面的实质性的不同之处。这些不同之处，仅靠他者性这一松散概念无法清晰展现。当较为宽泛地谈到差异在现代性的形成中所发挥的作用时，我将对女性和非欧洲人的再现同时归类为上述他者性这一松散概念，但是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会细致探究这些文化寓言，并对不同形象展开区别解读。

第一部分“扩张”探讨了两个意象：下水道和洪流。这两个意象在当时的经典诗歌中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第一章“大都市：城市下水道的寓言”以斯威夫特的诗《城市阵雨》为引子，力图说明在迅速扩张的现代大都市中，城市卫生问题困扰着人们的想象，从而促成了重现人们与现代性经验错综交融的集体故事。这一章讨论了大量当时诗歌中的下水道意象，包括罗彻斯特和斯威夫特所作以厌女症为特点的诗歌，以及斯威夫特、蒲柏、盖伊所作的都市诗歌。我认为，这些作品共同组成了一个文化寓言，这一文化寓言将现代都市经验比作异类的漩涡：以流动、分散、变化为特点；并通过将现代都市经验视作女性而获得意义。城市下水道的寓言利用女性身体来解释现代性的活力、杂乱和转化力。

获得女性身份的城市下水道系统的洪流不仅存在于大都市之中，还投射到了有关潮汐和海洋的扩张寓言中：这是第二章：“帝国的命运：洪流和海洋的寓言”的内容。本章继续探讨城市下水道的流动力，指出在那些有关民族身份和帝国扩张的诗歌中，海洋、洪流、潮汐的意象代表了同样的活力和威胁力。这部分的史实语境包括迅速崛起的航运业，以及船舶和海上贸易对当时人们思想全面而有力的冲击。我认为，航运业的发展和海上扩张催生了一种文化寓言，文化寓言的传播又形成了帝国自辩文学和形而上思辨文学。这一章以塞缪尔·约翰逊的诗《徒劳的人世愿望》为标准，将其置于德莱顿、德纳姆、蒲柏和其他诗人所做的帝国诗歌的语境之中。这些作品中都包含的洪流和海洋的形象以故事的主人公形象出现，故事讲述了迅猛、狂暴，又充满悖论的现代历史进程。这是一个有关人类最终命运的故事，命运受一种流动而又无情、极具扩张和危险的力量所摆布，这种力量既带来了荣耀和希望，也带来了毁灭和恐惧。

本书的第二部分“交易”探究了有关女性化波动的寓言，此寓言产生自公共信用和股票投机的发展。寓言还与预期的自由资本主义“新世界”联系起来，而此“新世界”也由一位女性形象而来，她就是蒲柏《群愚史诗》里的巨母（Mighty Mother）——愚昧女王。第三章“金融：信用女士的寓言”描述了18世纪早期的金融革命，包括金融工具的革新、交易的本质，以及金融革命与神秘、想象和女性身体之间的关系。这一章指出，在笛福发表于《评论》上的几篇文章和艾狄生发表于《旁观者》上的一篇文章中，都存在“信用女士”形象。通过仔细研读，本章梳理了这一女性形象的文化特点，特别是她的歇斯底里和商品化倾向。信用女士的寓言提供了一种解释历史现象的视角，即通过女性身体来理解建立在信用基础之上的经济；但反过来说，在经历了金融波动之后，这个寓言从金融世界里勾勒出了一位女性形象，即感伤风潮中那多愁善感的女主人公，从而将易变性女性化、性别化。我认为，金融或许是感伤风潮兴起的原因，克拉丽莎或许是信用女士失散多年之女。

这部分的第二章“资本主义：新世界的寓言”，揭示了一些文化寓言——金融寓言、城市扩张寓言、帝国主义寓言以及商品化寓言——所出同源。所有上述寓言都整合在亚历山大·蒲柏的《群愚史诗》这一文本之中。印刷业的资本化是《群愚史诗》整合这些寓言的历史语境，而寓言之间的紧密联系使人们得以多方位地想象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强大力量。这种力量不仅能改造世界，还能改造世界的经验——即现实本身。尽管形式各不相同，但因为这些文化寓言都采用了女性形象，那些交织的意象和相互作用使得人们对资本主义的想象总是女性化的。作为蒲柏诗歌的主人公，愚昧女王和信用女士一样不具实体，飘忽不定。除此以外，《群愚史诗》里还有被女性化的城市下水道，她有夷平一切的力量；有被商品化的女性身体，她消灭了一切的差异；还有女性的神秘感，她与资本主义交易的转变联系在一起。在我看来，这部诗作所涉及的范围之广、议题之复杂性，都源于其采用了如此丰富又彼此呼应的现代性的寓言。《群愚史诗》中那经典的女性形象也是因为采用了这些现代性的寓言：女性形象是所有《群愚史诗》里新世界寓言的共通之处。通过在单一文本中探讨这些文化寓言的内在联系，本章继续呈现了如何应用文化寓言的概念来阐释某一文学文本。

第四章作为前两部分的总结，通过研究对女性的描写，讨论了差异性和现代性之间的关系。对《群愚史诗》的解读，我关注的是存在于信用女士的寓言、洪流和海洋的寓言、城市下水道的寓言，以及商品化寓言之间的联系，并把它们之间与生俱来的关联性看作是现代性“新世界”的寓言。“他者性”是本书的第三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这一部分从上述女性身体的潜文本出发，讨论了文化差异性冲突的议题。在这里，差异性指的是18世纪两个非常突出又相互联系的形象：有关“土著王子”和非人类生物的描写。其中“土著王子”包括非洲人、美洲印第安人、波利尼西亚人。第五章题为“文化往来的奇观：土著王子的寓言”。这一章首先描述了当这些非欧洲的“土著”贵族来到伦敦时，不论他们的到访是真实存在，还是文本的虚构，人们为他们设置了哪些典型的修辞构建。这些来自各地的形象常与感伤风尚相契合，他们体现着一个更宽泛的文化寓言。我认为这一文化寓言转变了人们对英雄的想象：随着感伤风尚的发展，英雄气质是具备情感认同的能力；在这一点上，非欧洲人为欧洲的“有情人”（man of feeling）树立了重要的榜样。

第六章“猩猩、哈巴狗、鹦鹉：非人类的寓言”是这一部分的第二章，也是本书的最后一章。这一章梳理了18世纪描写非人类生物的写作特点，从而探讨现代对差异的建构。在18世纪，随着宠物走进人们的生活，类人猿被发现，现代生物物种分类体系日益发展，动物与人类的关系也产生了变化。在这一章，我将研究那时的人们如何描绘非人类的生物——猩猩、鹦鹉或学舌的鸟类、哈巴狗，在这些描绘中，“属类的飞跃”现象一再出现，而人与动物之间的鸿沟仿佛不再存在。这一经历与欧洲所经历的文化往来直接相关：文化差异的代表是非洲，包括非洲人、奴隶，他们隐现在许多非人类的相关寓言中。非人类的动物成为理解非欧洲人的途径——这是一个奇特的安排，是对现代人们如何面对“他者”的最大反讽。

18世纪是欧洲经历全球扩张、文化往来的决定性阶段，上述本书的最后两章共同为这一阶段的形成作出阐释。如何建构有关他者的寓言以及想象中的对应物，这两章都有所表述。而若将他者的寓言、想象中的对应物并置，我们看到的将是现代性遭遇他者性所体现出的独特反讽。我们或许曾希望，对生活在英国大都市的人们来说，“土著”对伦敦的造访，可以使他们有机会思考文化差异的问题，使他们有机会看到世界种族的多样性。我们或许也曾认为，猩猩、鹦鹉、哈巴狗看起来与人类如此不同，它们一定被排除在人们对他者性的现代思考之外。然而，“土著王子”的寓言却通过“土著”与欧洲人的情感认同而将文化差异略去不谈。非人类的寓言则通过想象人类与这些差异巨大的物种之间的亲密关系，开启了一种新的存在方式的可能性；超越一切差异的存在方式。这种对解读期待的逆转——我们当代人对他者性问题的两个想象角度的对立面——代表了本书的主题之一：反讽。反讽是本研究对现代性解读的特征——它联系起了剥削与解放、野蛮与进步、恐惧与希望。下文中的每个寓言都是悖论的某个具体形式。

[1] 对现代性的研究视角与我类似的例子，参见Marshall Berman，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New York：Penguin Books，1982；Rita Felski，The Gender of Modernit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David Frisby，Fragments of Modrnity：Theories of Modernity in the Work of Simmel，Kracauer and Benjamin，Cambridge：MIT Press，1986；Jürgen Habermas，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Twelve Lectures，trans.Fredrick Lawrence，Cambridge：MIT Press，1987；Charles Taylor，Sources of the Self：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ntit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

[2] 例如：Andre Gunder Frank，Reorient：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Jack A.Goldstone，Revolution and Rebellion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1；Frank Perlin，The Invisible City：Monetary，Administrative，and Popular Infrastructure in Asia and Europe，1500—1900，Aldershot，Hampshire：Variorum，1993，以及Unbroken Landscape：Commodity，Category，Sign and Identity：Their Production as Myth and Knowledge from 1500，Aldershot，Hampshire：Variorum，1994；Immanuel Wallerstein，The Modern World-System，New York：Academic Press，1974。

[3] 近期出现了大量这类辩论的合集，例如Theodor Adorno and Max Horkheimer，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trans.John Cumming，New York：Seabury，1972；Michel Foucault，“What is Enlightenment？”in The Foucault Reader，ed.Paul Rabinow，New York：Pantheon Books，1984，32—50；Habermas，“Modernity——an Incomplete Project”，in The Anti-Aesthetic：Essays on Postmodern Culture，ed.Hal Foster，Port Townsend，Wash.：Bay Press，1983，3—15，以及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trans.Fredrick Lawrence，Cambridge：MIT Press，1987；Bruno Latour，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trans.Catherine Porter，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Barbara Maria Stafford，“The Eighteenth Century at the End of Modernity：Towards the Re-Enlightenment”，in The Past as Prologue：Essays to Celebrate the Twenty-Fifth Anniversary of ASECS，ed.Carla H.Hay and Syndy M.Conger，New York：AMS Press，1995，403—416。

[4] 在这一点上，Frisby的结论——“谈论后现代……因此有些为时过早”（272）——与我的观点相似。另外，亦可参考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的扩展定义：Postmodernism，or，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91。

[5] Fernand Braudel，Capitalism and Material Life 1400—1800，New York：Harper and Row，1967，xiii.

[6] 近期对那个时段的很多相关历史研究都提到了这些变迁。由于篇幅所限，我无法在此一一介绍，以下的书目是经筛选后的资料。有关资本主义，参见Braudel，Capitalism and Material Life；Albert O.Hirschman，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Political Arguments for Capitalism Before Its Triumph，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7。有关帝国，参见John Brewer，Sinews of Power：War，Money and the English State，1688—1783，New York：Alfred A.Knopf，1989；The Eighteenth Century，ed.P.J.Marshall，vol.2 of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有关奴隶制，参见Robin Blackburn，The Making of New World Slavery：From the Baroque to the Modern，1492—1800，London：Verso，1997；David Brion Davis，The Problem of Slavery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5；Slavery and the Rise of the Atlantic System，ed.Barbara L.Solow，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有关民族身份，参见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rev.ed.，London：Verso，1991；Linda Colley，Britons：Forging the Nation 1707—1837，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2；Kathleen Wilson，The Sense of the People：Politics，Culture，and Imperialism in England，1715—1785，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有关金融革命，参见P.G.M.Dickson， The Financ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A Study in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Credit 1688—1756，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67；Larry Neal， The Rise of Financial Capitalism：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s in the Age of Reas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有关工业革命，参见Maxine Berg，The Age of Manufactures：Industry，Innovation，and Work in Britain，1700—1820，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Pat Hudso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London：E.Arnold，1992。有关公共领域，参见Habermas，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trans.Thomas Burger，Cambridge：MIT Press，1989。有关中产阶级，参见Peter Earle，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Middle Class：Business，Society，and Family Life in London，1660—1730，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Paul Langford，A Polite and Commercial People：England，1727—1783，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E.P.Thompson，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New York：Pantheon Books，1963。有关消费、广告和时尚，参见Consumption and the World of Goods，ed.John Brewer and Roy Porter，London：Routledge，1993；Neil McKendrick，John Brewer and J.H.Plumb， The Birth of a Consumer Society：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2；Hoh-Cheung Mui and Lorna Mui，Shops and Shopkeeping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Montreal：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89。有关家庭，参见Lawrence Stone，The Family，Sex，and Marriage in England 1500—1800，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7。

[7] Plumb，“The Acceptance of Modernity”，in The Birth of a Consumer Society，316—317.

[8] Nancy Armstrong and Leonard Tennenhouse，The Imaginary Puritan：Literature，Intellectual Labor，and the Origins of Personal Lif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2，7，23.

[9] Howard Erskine-Hill，introduction to Alexander Pope：World and Word，ed.Erskine-Hill，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1.

[10] Felski，第一章。

[11] Robin Blakburn，The Making of New World Slavery：From the Baroque to the Modern，1492—1800，London：Verso，1997，4.

[12] Paul Gilroy，The Black Atlantic：Modernity and Double Consciousnes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2，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