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用彤《理学·佛学·玄学》前言

九年前，我和乐黛云曾在一篇文章中，对先父汤用彤先生留下的许多遗稿没有整理出来和读者见面一事，感到遗憾。时至今日，让人稍觉欣慰的是，汤先生的部分遗稿已得到整理和出版。近年来，中华书局把汤先生的著作编为《汤用彤论著集》，已经出版了《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隋唐佛教史稿》、《汤用彤学术论文集》、《印度哲学史略》四种，尚有《魏晋玄学讲义》、《饾饤札记》两种待整理出版。但是中华书局已出或将出的汤先生的论著没有收录汤先生早年在清华学堂学习时和抗日战争前发表的部分论文，为了便于更全面地了解汤用彤先生的学术工作，我们编辑了这本《理学·佛学·玄学》论文集。

汤用彤先生在清华读书时，对宋明理学发生了兴趣，从20年代初起转而研究中国佛教史，为了更深入、全面地进行这项工作，他同时研究了印度哲学史；抗日战争中，又对魏晋玄学作了深入的探讨，值得一提的是，这期间他一直不忘对西方哲学的介绍和研究。为了便于读者了解汤先生遗稿的情况，我愿在这里再作一点介绍。除去已出版的著作，汤先生留下的遗稿，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有待整理出版的著作；二是需要最后编定的资料；三是大量的读书笔记、研究提纲和讲演提纲等。

一、有待整理出版的著作

《魏晋玄学讲义》

汤先生在1957年出版的《魏晋玄学论稿》“小引”中曾说：“我原在抗日战争初期想写《魏晋玄学》一书，但以后因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统治下，生活颠沛流离，无法写书，只能写些短篇文章发表。现在出版的这本书就是这些论文的汇集，而不是一本系统的著作。至于原来计划，本在‘流别略论’一章后，应有‘贵无’学说数章，除王弼外，还应有嵇康和阮籍、道安和张湛等人的‘贵无’学说；对向郭崇有义本应多加阐述；原来计划还包括《玄学与政治理论》、《玄学与文艺理论》。这些本都在西南联大讲过，但未写成文章。”汤先生的《魏晋玄学》一书虽未完成，但仍留下了大量研究成果，这些成果见于他的四种讲课提纲：第一种是在西南联大讲课用的《魏晋玄学纲领》；第二种是在西南联大讲课用的《魏晋玄学专题》；第三种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北大讲课用的《魏晋玄学讲课提纲》；第四种是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讲课用的《魏晋玄学》英文提纲。此外还有他讲这门课程时学生的听课笔记两种和他的一些有关这一问题的讲演提纲和研究提纲(详见下文)。根据这些材料，完全可以整理出一份比较完整和系统的《魏晋玄学》。

根据这几种讲课提纲和听课笔记，这部《魏晋玄学讲义》包括以下十五章：

第一章：绪论

第二章：魏初名理之学

第三章：言意之辨

第四章：本末有无之争

第五章：贵无之学上——王弼与何晏

第六章：贵无之学中——阮籍与嵇康

第七章：贵无之学下——道安与张湛

第八章：崇有之学与向郭义

第九章：僧肇不真空义

第十章：道生顿悟义

第十一章：王弼与郭象之比较

第十二章：自然与因果

第十三章：自然与名教

第十四章：玄学与政治理论

第十五章：玄学与文学理论

这部《魏晋玄学讲义》整理起来自然要比《隋唐佛教史稿》困难一些，因为后者已形成文字，而前者只有提纲和学生的听课笔记，但它的学术价值或比《隋唐佛教史稿》更大一些。我们研究了《魏晋玄学讲义》后，得到几点深刻的印象：第一，可以清楚地看到魏晋玄学发展的线索，在分析其发展线索时对思想发展的规律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第二，在历史发展中对魏晋玄学的主要问题如言意之辨、本末有无、自然与名教、自然与因果等作了分析，应该说这是抓住了当时哲学思想的几个最重要的问题；第三，分析了重要哲学家的特点(如“贵无”三派)和他们之间的异同(如王弼与郭象)；第四，把道安、僧肇、道生放在玄学中讲，这不仅可以看出佛学与玄学的关系，而且可以看到中国哲学思想从魏晋南北朝发展到隋唐的一些重要环节；第五，材料相当丰富，提出的问题也有启发。我们整理了“贵无之学下——道安与张湛”一章。在这一章中，汤先生高屋建瓴地勾画了道安以前佛教在中国发展的规律；抓住了玄学在东晋初年提出的新问题——生死问题，从这个问题入手分析道安和张湛的思想，这是合乎实际的；他指出道安和张湛虽亦是贵无派，但和王弼、嵇康等很不相同；他还提出了若干很有启发性问题，如道安和张湛思想中汉代元气论的影响、汉代自然论反对目的论的净化运动等。之后，我们又陆续整理出了《魏晋玄学与文学理论》、《崇有之学与向郭学说》等发表在有关刊物上。

二、需要最后编定的资料

1949年后，汤先生特别注意资料的整理工作，以便为年轻人的学习和研究提供条件。在病中十年，他在资料整理方面作了三件事：

慧皎的《高僧传》

《高僧传》是研究中国佛教史的一部十分重要的著作，虽然过去有过一些整理，但都不理想。日本佛教史专家常盘大定曾把它译成日语，并加以注释，但错误甚多；《大正藏》虽有校勘、断句，但错误也不少；金陵刻经处本无“校勘记”，亦有错误，故汤先生很想把这部书整理出版。他为整理这部书所写的“说明”，现摘要如下：

一、本书定名为《校点〈高僧传〉初集》，内容分三部分：前面是绪论(包括本书的评价、史料来源及可靠性，其他)及校勘说明；主体是僧传原文；后面有三个附录。

二、本书用大正藏为底本，并采录其校勘记宋元明三本部分，以及弘教藏、碛砂藏、金藏(即赵城藏，不全，缺七、八、十至十四卷)及金陵刻经处本互相校对，并参校《出三藏记集》(《祐录》)、《名僧传抄及目录》、《内典录》、《法苑珠林》、《开元录》、慧琳《音义》、可洪《随函录》等书有关部分。

三、我们的原则是：校勘时“宁滥勿缺，有闻必录”，采用时“宁缺毋滥，去芜存精”，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弃之。

四、本书有下列三种小注：(一)文字的校勘；(二)资料的介绍；(三)文字的解释。以(一)为主，不多作史实考证。

其他五、六、七是关于标点符号、排印形式等从略。

这部书，三个附录是“关于《高僧传》”、“关于慧皎”、“《高僧传》分科分卷人数对照表”，汤先生已写好；“校勘说明”已列出几条，“绪论”有个简单提纲；“僧传原文”部分已整理好十卷，并抄写成文。如要出版，尚须作三项工作：(一)没有整理完的后五卷继续整理完；(二)“说明”中提到的三种小注，第三种“文字的解释”似乎少了一些，应略有增加；(三)“绪论”、“校勘说明”根据原有提纲形成文字。就汤先生已整理出来的部分看，如果继续完成，这将是一部整理得较好的古籍，因为它不仅有文字的校勘，且有资料的介绍和文字的解释。汤先生虽说“不多作史实的考证”，但这方面实是他的专长，这一点从书中的“按语”部分还是可以看出来的。我们已把书中关于史实考证和解释的“按语”选出四十条加以整理，连同两个附录在北京图书馆编的《文献》杂志1980年第2期发表。此书整理工作也已结束，由中华书局出版。

《汉文印度哲学史资料汇编》

汤先生在《印度哲学史略》的“重印后记”中说：“关于印度哲学在中国文字中所保留下的资料是可以推测印度哲学各时代发展的大体情况，并也可推测到印度各地域流行的学派的不同。”接着列举从汉译《阿含经》到清辩、护法的著作中所包含的印度哲学的资料，提出如果“依派别及年代整理出来，实可供中外学者研究印度哲学参考之用”。后面还说：“现在为着促进对印度哲学方面的研究，我正在编一《汉文印度哲学史资料汇编》——在大藏经中广泛抄集，无论经论或章疏中的有关资料长编或另片均行编入。”这部《汉文印度哲学史资料汇编》，汤先生生前大体已编成。他从汉文大藏经中抄出了137条，编成《六师学说》、《顺世外道》、《耆那教》、《胜论》、《数论》、《吠陀》、《因明论》(《正理论》)及《各派综述》等22项。但这也还不能说是最后定稿，所抄出的资料还可进一步归类，次序亦可调整，标点尚可斟酌，另外尚有备用卡片79张(是关于“六师”、“吠陀”、“譬喻师”的)尚未抄出编入。这部资料集已整理完毕，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汉文印度佛教史资料选编》

《汉文印度哲学史资料汇编》是“无论经论或章疏中的有关材料长编或另片均行编入”的，因为佛经中这方面的材料较少，全部抄出也不过几十万字，然而汉文印度佛教史的资料却较多，因此不能不选编。《选编》分四大部分：甲、原始佛教；乙、分部及一切有部；丙、般若空宗；丁、经部及其发展。中又分子目十九，约三十万字。这个《选编》已经抄出，加了标点，可以说大体已编成。这个资料的编排和材料的选择，也反映了汤先生对印度佛教发展的看法。

这里顺便提一下关于编辑《中华大藏经》的问题。1962年，汤先生曾写信给文化部建议编《中华大藏经》，这件事得到齐燕铭同志的支持。后由潘梓年同志出面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这个问题，陈垣、周叔迦、向达等先生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会上决定请吕澂先生先编一《中华大藏经目录》。1963年初，吕先生编好目录，并油印成册送专家讨论。当时周叔迦先生、巨赞法师都对这部目录提出了书面意见，后因“文化大革命”而未能继续下去。值得欣慰的是，这项工作已在任继愈先生的主持下实现了。

三、大量的读书笔记、研究提纲和讲演提纲等

汤先生留下了68本读书笔记，其中解放前的43本(应为46本，丢失了3本)，主要是他研究中国佛教史、印度哲学史和魏晋玄学时所用的资料的摘抄；解放后的25本，其中《读佛藏札记》16本，《读道藏札记》8本，《有关印度哲学的资料》1本。这些札记除抄录材料外，还有汤先生自己写的许多“按语”。如《读佛藏札记》主要是读《续大正新修大藏经》、《大日本续藏经》、《大日本佛教全书》的笔记，内容包括：(1)寺院经济；(2)中国佛教无“十宗”；(3)中国佛教各派的发展、相互关系和所讨论的问题；(4)隋唐僧人事迹；(5)佛教对唐代社会的影响；(6)日本僧人所传中国佛教各宗；(7)印度佛教的发展等方面的材料。所写“按语”大体包括所阅读书的内容提要、应注意的问题、书的评价以及一些简单考证等。这里抄录几条以见一斑。

在读宗性《俱舍论本义抄》的札记开头有一段“按语”说：“按宗性东大寺华严宗人，在南宋末叶也。本书浩繁(四十八卷)，系据唐译《俱舍》逐段逐句提出问题，说明《论》之文句；多结合《光记》、《宝疏》辨其异同，并有时提到神泰、圆晖及他们的书；有时言及真谛，及新旧译之不同；并涉及《婆沙》及《毗昙》。书虽有时表现懂得，但多沉溺于文字琐碎之中，实无足取。但可资《光记》、《宝疏》诸书校勘用，且神泰之书被保存了一些。但据此书可知南宋末年日本和尚知道：(1)《俱舍》出于萨婆多(有部)，而意同经部，其主张有时与《成实论》同；(2)未言及中国有俱舍宗。宗性为凝然之师，而凝然则谈到了俱舍、成实二宗。”在读遁伦《瑜伽师地论记》的札记中有“按语”多条，现抄录两条：

卷三十二“今释景公所疑，《起信》据不思议熏习真如受熏之义；《瑜伽》据可议熏习赖耶受熏之义，法门各异，不可一准”云云，后有“按语”一段说：“按上条遁伦引(顺)景对《起信论》的疑问，提出《起信》与《瑜伽》之不同，甚可注意。查唐实叉难陀译《起信》约与遁伦同时，则景所引《起信论》似应为以前真谛所译。又按《论记》卷三十二及三十三大半全属《瑜伽论·菩萨地种性品》，其中详述印度(护月、护法等)、中国(玄奘、泰、基、景等)诸师所说，并加以己意，讨论性种姓、习种姓、本有无漏无性诸问题，头绪纷乱。但大都归结个人体性(佛性、赖耶)、宇宙本体(真如、法身)的总问题。而这在中国南北朝以后就有两方面的争辩：一方面是本有当有，所谓当常现常、无性种姓是也；另一方面是染净，所谓八识九识争论属之。而法相宗人和起信论师之争(从唐代直到近二三十年前)，亦与后一方面很有关系。因此上列一条标明《瑜伽》和《起信》之不同，实可注意。但是这一切是‘即心即佛’、‘即心即宇宙’所必生的纠纷，猴子翻跟头，不过掌心，如此而已。”

卷七十三：“何故佛言触为外处若四大种所造，不言触外别有余色。此是佛陀提婆问。彼立四大外无别，一切所造色皆是触处所摄故”云云，后有一长段“按语”说：“按佛陀提婆即觉天，萨婆多部论三世有的四大论师之一，其学说散见《毗婆沙》(《大正藏》卷二十七，4、8、392页)，《百论疏》卷六及《了义灯》(《大正藏》卷四十三，723页)。觉天突出的学说是‘色唯大种，心所即心’(《俱舍》卷二、《光记》卷七，指为譬喻师说！！！)，此义实为佛教发展之一重要关键，初步了解略如下：

A.从佛陀分析心色诸法，一切有部立(甲)法谓‘持自性’，‘一切法自性所摄’，同时立(乙)a1大种、a2大种所造色，b1心、b2心所，二方面之伴生(此《杂心论》、《俱舍论》称为俱生)。

B.上(甲)与(乙)之间有矛盾，因而产生出不同意见，主观唯心论可乘机而入，于是有

C.觉天的学说，即(等于)取消了a1、b1，而留下a2、b2。这意味着佛教早已取消了心(无我？人空)，现在更彻底取消了物(色空)，而有

D.成实以四大是假，四尘是实，以及

E.唯识的‘人法两空，所显真如’，‘赖耶缘起’之说。”

从以上抄录的三条看，这些“按语”如稍加整理，作点必要的说明，对研究中国佛教史和印度佛教史都是有用处的。

汤先生还留下近二十份研究提纲和讲演提纲，有的比较详细，有的比较简单，其中主要的有：(1)汉代思想之主流与逆流；(2)汉魏名学与王弼；(3)郭象的自然观念；(4)圣人学致问题；(5)佛教在中国文化上的地位；(6)由唐到宋佛教发展的趋势；(7)法相唯识学；(8)中印文化的融合；(9)佛经的翻译；(10)玄奘法师等。这些提纲大都是抗日战争后的，多半是阐述汤先生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例如在《汉代思想之主流与逆流》中，他提出在汉代天人感应目的论流行的同时，存在着一种与目的论相对立的自然论的净化运动，此一净化运动实是引起魏晋玄学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又如在《佛经的翻译》中，他讲了中国佛经翻译的特点，两大翻译家鸠摩罗什和玄奘在人格上、学问上、翻译技巧上的异同。这些提纲似乎也可整理利用。

《理学·佛学·玄学》是《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之后的又一部论文集。本论文集收录了汤先生三个不同时期的部分论文。1914—1918年在清华学堂时期，他出于对国家民族的关心，希望昌明国学，而开始研究理学，并介绍西方文化，这实是在1922年后他参加《学衡》所抱宗旨：“昌明国故，融会新知。”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二三十年代一批学者提倡宋明理学，可以说汤先生更早地注意到了对理学的研究。1922年后，他把主要精力用在中国佛教史的研究上，于1937年写成传世名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本论文集所收有关佛教史论文均是这一时期为写《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所作的准备，它可以告诉我们汤先生研究佛教史的过程。40年代后，汤先生开始研究魏晋玄学，发表的文章已收在《魏晋玄学论稿》中。但《论稿》为一论文集，有些汤先生的重要研究成果并未包含其中，因此本论文集收录了根据他的讲课提纲和笔记整理的论文若干篇。这几篇论文可以说是对《论稿》的补充。

这本论文集的资料收集工作由北京大学哲学系陈继东同志完成，北京大学出版社张文定同志提出过不少宝贵意见，在此对他们表示感谢。

本文作于1990年3月，原收入《理学·佛学·玄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