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20世纪30、40年代至50年代中后期(1957年前)，李长之曾是一位声名赫赫的批评家。他才思敏捷，文章遍及全国各类文学及人文科学报刊的显要位置，立言几百万字。⁽¹⁾后因错划“右派”，李长之的名字从中国内地学术界、出版界消失，这一状况持续到80年代初。⁽²⁾北京三联书店于1984年再版了李长之的名著《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由于此次印数达41300册，许多读者得以初识李长之。幸运的是，这本书也确实是李长之最为重要和成熟的文学批评著作。作为批评家的李长之，理应浮出水面了。

然而，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许多人醉心体系化“美学”。⁽³⁾一个批评家的东西，尽管非常出色，也难以引起人们浓厚的兴趣。90年代以来，纯粹的美学体系化诉求已成明日黄花，学术史研究异军突起，李长之终于被纳入学者们的探测视野。温儒敏于1993年推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在第十一章《其它几位特色批评家》中专节分析评价了“李长之的传记批评”。他对于李长之的现代文学批评史定位及其批评特色的研究颇有见地，认为《鲁迅批判》“一举奠定了他作为传记批评家的地位，……李长之出版了十多本论著，……功力最深的还是那些带批评性质的传论，如《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⁴⁾在今天看来，这一研究具有重要的开启意义：在中国内地首次明确地揭示了李长之的现代文学批评家地位，为后来的进一步探索提供了铺垫。

在此基础上，我们应当思考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在承认李长之确实受到以圣伯夫为代表的西方传记批评的影响的同时⁽⁵⁾，还须深入探究李长之文学批评的真正特色所在。其实，李长之在《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自序》中就有一段很能给人以启发的话：“本书的书名，原想叫《抒情诗人司马迁及其悲剧》，这是因为初意只在传记，……后来……想改为《司马迁和史记》，以表示‘人’与‘作品’并重。但以后写风格的分析时是占了更大的比重了，所以终于定名为《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⁶⁾可见，李长之的文学批评显然超越了通常意义的“传记批评”，而是把人格与风格(语言)视为一个核心问题。第二，既然李长之给我们留下鲁迅、李白、司马迁等几个印象特别深刻的人格雕像，并且人格也确实构成李长之文学批评的一个核心概念，那么李长之所讲的人格究竟是什么意思，这就需要在与中国古代伦理人品概念和西方具有神学内涵的人格概念相比较的意义上去考察了，尤其需要揭示李长之“人格”概念的审美与文化双重含意。第三，与通常的认识不同，李长之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文学批评家，他还出版过专门的美学批评论著：《德国的古典精神》(东方书社，1943年)、美学译著《文艺史学与文艺科学》(商务印书馆，1943年)和文化批评论著《迎中国的文艺复兴》(商务印书馆，1946年)。因此，我们的研究不能单纯囿于文学批评视野，而应在李长之的美学与文化理论这一更宽阔的平台上返观他的文学批评活动，这样才有可能对李长之获得新的、更深刻的认识。我们需要从温儒敏奠立的起点继续前进，直到建构起李长之的美学与文化理论平台，并且在此平台上显示出他文学批评的新维度——人格论语言批评。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九六届研究生贺志刚在王一川教授指导下，率先在国内高校中以李长之研究为硕士论文选题，并成功进行了论文答辩。贺志刚的硕士论文题目为《文化复兴与美学梦寻——李长之文化论美学初探》，他的诗学分析与文化分析相结合的修辞论阐释思路对笔者颇有启发。

1996年10月，郜元宝在《读书》杂志上发表《追忆李长之》一文，很有分量。郜元宝将李长之定位于“学者批评家”，强调李“在当时的文学批评领域能够占有一席之地，与他的哲学功底大有关系”。他颇有眼光地提出李长之批评“旨归是将文学与文化汇通，在文化的整体构架中发掘文学的意蕴。批评的整体意识与批评的文化意识，是二而一的东西”。更为重要的是，郜元宝同李长之次女李书女士合作，编选了《李长之批评文集》(列入珠海出版社的“世纪的回响”丛书)，为开拓李长之研究奠定了初步的原始资料基础。不少人是在该书中首次领略了一举为李长之带来批评家声誉的《鲁迅批判》、其深入反省新文化运动缺失的名文《五四运动之文化的意义及其评价》以及颇见功力的文化批评论文《孔子与屈原》等等。人们发现，李长之的批评世界竟如此琳琅满目。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批评家李长之乃是一个秉有诗人气质的学者。他在写《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时，一开篇就说：“我有许多时候想到李白。当我一苦闷了，当我一觉得四周围的空气太窒塞了，当我觉得处处不得伸展，焦灼与渺茫，悲愤与惶惑，向我杂然并投地袭击起来了，我就想起李白了。”⁽⁷⁾李长之在《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自序》中又声明：“我写一部东西，很少是基于外在的动机，却往往基于自己的一点创作欲求。在我创作冲动不强烈时，我不能写；在我酝酿不成熟时，我不能写；在我没感到和自己的生命有着共鸣时，我也根本不能选择了作为我写作的对象。”⁽⁸⁾的确，李长之的文学批评之所以能打动人心，往往正在于它能回荡着作者真切的生命呼声。

并且，在揭示李长之作为“学者批评家”时，本书也拟在郜元宝提供的基础上作进一步推进。例如，谈到李长之的批评理论渊源，还应提及他的一部重要译介性著作《德国的古典精神》。李长之在该书中对温克耳曼、康德、洪堡、荷尔德林等人的评介至今读来仍感到新鲜有力。我们注意到，青年学者单世联在《花城》杂志上发表了《描绘那令人向往的时代》，首次对《德国的古典精神》作了简要介绍。尽管该文表面上似乎是对一段既往学术史的追述，但作者的写作流露出强烈的现实关怀。他认为：“历史有惊人的相似。当年长之先生警惕的唯物主义、宿命主义、虚无主义在近20年又再度盛行。唯物主义表现为赤裸裸利益至上和欲望主义，宿命主义退化为精神比矮运动，虚无主义则扩展为放肆嘲讽一切与直接满足无关的价值，它们联手完成了告别理想主义的‘世纪末’主题。”单世联的这些论述有合理性，李长之确曾高度评价理想主义精神取向：“理想主义往往能自圆其说。这世界上的大思想系统，……可说都是理想主义。人和猪狗不同，人总想着明天。人生究竟是材料，人生的价值乃是在这些材料背后的意义。这就是理想主义的根源。”⁽⁹⁾但单世联几乎完全没有看到这种理想主义本身就需要加以辨析和反省，理想化的精神价值固然不等同于事实，但它未必能够完全脱离事实而成为一种自足自在的东西。所谓理想主义，有时也会同乌托邦式的虚幻性结下不解之缘。本书认为，尽管李长之有意鼓吹理想主义，但我们不能在研究中对李长之也采取纯然理想化的态度，这将有碍坚持学术研究中“价值中立”的基本原则。

在我国李长之研究述略中，还应提到于天池。近年来，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中国典籍与文化》等刊物上先后发表有关李长之的研究论文。其主要研究成果《批评家李长之》，收入陈平原主编的《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由于系李长之先生的女婿，于天池的最大研究特色是资料翔实丰富。例如，他在论文中披露：“李长之一生颇以批评家自居”⁽¹⁰⁾，并引李长之解放后发表的一篇题为《为专业的批评家呼吁》的文章作为佐证：

如果有人称我为批评家，我听了最舒服，比称我什么都好。谁说批评家不好，我也要当这个声名不好的批评家。从前玄奘到印度取经的时候，有人在关口阻拦他，但是，他说让他往西去是可以的，如果让往东折回一步就不行。我也是同样想，谁要想拉我从批评上退下一步，我就决不答应。河山易改，此性难易啊！⁽¹¹⁾

这段话对于我们以批评家定位李长之扮演的学术角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张蕴艳的新著《李长之学术——心路历程》别开生面，以学术史与心灵史的聚焦透视李长之，颇能给人以启发。

本书拟在温儒敏、贺志刚、郜元宝、单世联、于天池、张蕴艳等人探索的基础上，把李长之研究工作再向前推进一步。具体思路是以李长之对于理想人格的追寻为核心，追踪李长之人格论批评的思想渊源与纵向发展历程，进而从(德国)美学批评、文化批评、文学批评以及画论批评四个维度横向展开论述。理想人格这个关键词频现于李长之的各类著述，他本人并未对此作出明确界定，而对于研究者来说，梳理其“理想人格”概念的使用是必要的。

首先，李长之讲的人格不同于中国古代的人品概念。人品一般说来是在伦理学“善”的意义上使用的，直接与高风亮节、大公无私等崇高品德相连。这集中体现在孔孟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子罕》)、“圣人，人伦之至也”(《孟子·离娄》)的伦理人格理想上。而李长之的人格概念从根基上不是伦理学的，而是美学的。由此，审美人格分析构成李长之全部批评活动的一个基本着眼点。

同时，李长之也扬弃了西方人格概念的神学内涵，因为在基督教文化传统中，“人格”与超越的“位格神”之间存在着对立关系，“人格”以“神格”为前提，并在这种紧张关系中才得以成立。⁽¹²⁾而在李长之那里，人格是纯粹此岸现世的，系指人的精神品质、精神属性。

李长之强调：“体力或武器只能保持一个人的身体，单靠它，却不能保持一个伟大的人格或精神。”⁽¹³⁾看来，人格即精神，但这里的“精神”又并非抽象化、概念化的东西，因为真正伟大的人格决不仅限于理智的发挥。在李长之看来，“凡所谓智慧仅靠书本或推理是不能得来的，必须有甚深的体验而后可”⁽¹⁴⁾，这也就是说，内在的精神或人格乃是一种活泼泼的生命和浓烈的情感。同时，李长之还特别关注人格的文化属性。他认为中国古代文化是玉文化，既刚硬而又温润的玉构成中国古代人格理想的象征并具有现代意义，这就使其人格概念的文化意蕴得以凸显。

总的看来，李长之理想人格概念即指完满人性，具体地说就是感性与理性、生命与文化的交融统一。本书拟首先简要回顾李长之人格论批评的纵向演进历程。

¹据统计，李长之生平论文500余篇，专集20余种。

²海外学者司马长风在1976年版《中国新文学史》中率先对李长之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予以高度评价，司马长风认为：“三十年代的中国，有五大批评家，他们是周作人、朱光潜、朱自清，李长之和刘西渭。”在另一处又说：“三十年代的文学批评，大致说来，有三派思想：1）是左派的普罗文学论，2)是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文艺观，3）是独立作家的文学论，主要作家有刘西渭、朱光潜、李长之、朱自清，还有就是梁实秋了。”（《中国新文学史》，中卷，台北，昭明出版社1976年版，第248页、第327页。）

³叶朗主编的《现代美学体系》是20世纪80年代“美学热”的重要总结性成果之一。编者在前言中明确指出：“建设一个现代形态的美学体系，已经成为美学学科发展的关键。因此，在现阶段，我们在美学领域中的一切努力都应指向这个目标。我们把本书定名为《现代美学体系》，正是为了标明我们对美学学科发展的这一基本认识。”(《现代美学体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⁴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0页。

⁵据韦勒克对圣伯夫传记批评的介绍：“他的兴趣明摆着是在生平方面，圣伯夫建立理论时十分注意根据遗传、体质、环境、早年教育或重要经历来系统地进行传记探究。”（〔美〕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3卷，杨自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44页。）李长之在《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中也有对于司马迁生平的关注，他在“天才的培养”一节中写到，“在司马迁十岁以前，是在他的故乡韩城，杂在牧童和农民之群里。司马迁的身体相当好，后来能奉使巴蜀昆明，而且虽受了刑罚，还能著书，未始不是幼年的锻炼使然。十岁以前，他父亲早已经送他入过小学，……据他自己说‘年十岁，则诵古文。’这所谓诵古文，就是指从孔安国学古文《尚书》。……单单读书是不会增长见识的，在他二十岁的时候，又曾做过一次大规模的壮游，……这次旅行无疑是他父亲的鼓励，——至少在赞许着的。很奇怪的是，他父亲的根本立场是道家，可是教育他儿子的时候，却又加入了儒家的熏陶。”（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6—37页。）此外，李长之还辟专节写到“李陵案的原委”。（同书第112页—123页。）不过，李长之人格论文学批评的真正根基乃是德国古典美学、现代生命哲学及语言哲学，李长之“人格”概念的确切含义不是生平传记或作家心理学的，而具有审美与文化双重含义。李长之的文学批评在以人格为核心的基础上特别强调语言维度的重要性。因此，与其说是传记批评，还不如说是人格论语言批评。

⁶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0页。

⁷李长之：《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⁸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9页。

⁹李长之：《德国的古典精神》，成都，东方书社1943年版，第2页。

¹⁰于天池：《批评家李长之》，收入《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陈平原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22页。

¹¹李长之：《为专业的批评家呼吁》，见《北京日报》1957年5月9日。从该文发表的日期看，李长之后来在“反右”和“文革”中的悲惨遭遇是不难想见的。

¹²参见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69页相关论述。

¹³李长之：《迎中国的文艺复兴》，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年，第9页。

¹⁴同上书，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