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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终于到了摄像机的后面

1962—1991私人文学史:杜拉斯访谈录 作者:玛格丽特·杜拉斯 著,[法] 索菲·博加艾尔 整理 编,黄荭;唐洋洋; 张亦舒 译


我终于到了摄像机的后面

罗杰·雷让(Roger Régent,以下简称RR):……说到底,争论的问题在于电影和戏剧是两种殊途同归的还是分道扬镳的艺术。在这个问题上您怎么看?

MD:我觉得这个问题目前有点无的放矢。以英国电影为例:克里夫·唐纳(Clive Donner)的电影属于戏剧电影;但它毕竟是电影。我不觉得人们对用电影表现莎士比亚有任何异议。相反,这么做的人越来越多。

RR:您觉得它们更像孪生艺术,而不是分道扬镳的艺术?

MD:更像前者,更像前者,是的。

RR:在您个人的创作过程中,戏剧的构思跟电影的构思有明显不同吗?

MD:当然。在戏剧中,您会受到场地,也就是舞台的限制,还有看不见的后台的限制,单一的布景的限制,即使不是单一的,即使有三个布景,这种限制也很可怕。如果您愿意,我们来谈下有声片;好,我可以宽泛地说,话语介入了电影,它是在图像之后介入的,不是吗,人们先向您呈现人物,然后这个人物才开始说话。当电影主角开始讲话时,我总觉得不满意。我想这里有一种不彻底的割裂:画面太震撼,电影中脸的力量,总是比人物说出的话更强大,对吧?但在戏剧中我就完全不会有这种痛苦。在我看来,这种电影还不能算有声。

RR:您想说电影人物的大部分台词都不是很……有趣?

MD:一方面,人们羞于说话;我觉得现在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有声片。而且……我刚刚说的,跟这个还有点不一样:当我谈到脸和这张脸说的话之间的割裂时,我指的是字面意思,不是吗?这个时刻总是令人失望。电影主角讲话,而且是在人们看到他之后讲话,他说的话总是达不到人们的期待。要么就是主角的脸秀得太多,要么就是他不会充分利用声音。从很多方面看,从无声影像到话语的过渡从很多方面来看还是令人失望的、别扭的。

RR:我想,有人会将您的戏剧《树上的岁月》(Des journées entières)改编或电影……您跟我说过,于勒·达森(Jules Dassin)想拍摄它

MD:他想拍。

RR:他想拍。那您呢,您如何看待把您的戏剧改编成电影?尤其是改编这一部?

MD:我从来没想过,但总之……我想达森是对的。

RR:您想过那些情节,想过这部戏剧,像巴罗(Barrault)在舞台上导演的这出戏,被改编成电影吗?

MD:我自己没有想过。但达森想用闪回镜头扩大视野,直到回到殖民地,那个女人出现在那里;她是戏剧中未出现的第四个人物,也就是咪咪(Mimi),这个女孩会被看见,被演出来;这会不一样,当然。我想有一部分对话会被隐去。

RR:我想您很看重那些对情节发展有重要意义但看不见的人物,您很看重他们保持不可见,也正因为如此,您才没有在戏剧中表现他们?

MD:啊,是的。直至今日,我依然拒绝交出《昂代斯玛先生的午后》的电影版权:《昂代斯玛先生的午后》的主角一直没有出现。那就是昂代斯玛先生的女儿。人们听到她在远处笑,唱歌,但人们看不到她。一些导演跟我要这本书的版权,想把它拍成电影,但出于这个原因,我一直不想给。

RR:作为《音乐》的导演,您自己也拍过电影。那么,戏剧和电影有直接的关系吗?而且这也跟您有关,因为您要执导这部电影。

MD:我不是自己一个人执导,是跟保尔·色邦一起执导。他是一位电视导演,我跟他合作过几个节目,我们彼此很了解,我完全信任他。我终于到了摄像机的后面!

RR:在跨出这决定性的一步时,您有什么想法?

MD:跨出这一步是正确的。您知道,给导演提过一些十分精准的舞台指导,然后抽身走人,这是很难受的。这么做一次还行,但是六七次之后,就想将这种体验进行到底!

1966年3月26日,《电影真相》(Cinéma vérité),法国文化台
罗杰·雷让拍摄,PRD制作,法国广播电视公司(ORTF)

  1. 这一计划没有完成,但杜拉斯自己将它改编成了电影,并于1976年获得让·科克托(Jean Cocteau)电影奖,1977年在电视2台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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