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罗镇战前勘察

1935年10月底，陕甘支队胜利到达陕北苏区，与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领导的红十五军团会师。

一天，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骑马由骑兵护送专程来看望毛主席、周副主席、彭德怀、林彪、聂荣臻等领导同志。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的会师，呈现了极其高昂的战斗士气和无比喜悦的心情，陕北红军和陕北人民热烈欢迎毛主席率领的中央红军，使中央红军深有宾至如归的感受。

两军会师，稍作休整。11月3日中央决定陕甘支队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序列。彭德怀任一方面军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原红一、红三军团合编为红一军团，林彪任军团长，聂荣臻任政治委员，左权任参谋长，朱瑞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二、第四师（二师师长刘亚楼、政委肖华，四师师长陈光、政委彭雪枫）和第一、第十三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周士第任参谋长，郭述申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七十五、七十八、八十一师和一个骑兵团。

部队由于恢复了红一方面军番号，人数又多起来，士气也更加高昂了。

11月的陕北大地已进入了严冬季节，北风呼啸，天空不时雪花飞舞。

此时，蒋介石国民党为了彻底消灭红军，趁中央红军长途跋涉，立足未稳，甚为疲劳之际，调集了5个师的兵力，分途向陕北苏区红军进行“围剿”。

毛主席同周副主席、彭德怀、林彪、聂荣臻等领导同志进行多次研究，决定在直罗镇地区设伏打一个歼灭战，歼灭敌人一至两个师，从而粉碎敌人对陕北苏区的“围剿”。正如毛泽东主席后来在对长征的总结中所说：“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对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此时，我已调入红一军团司令部侦察科任参谋，科长是刘忠。（我由红二师司令部通信主任调来任参谋，所以，大家都习惯地称我为“曾高参”，也是因为我经常接触毛主席、林彪、左权等总部、军团领导的缘故。）

毛主席同周副主席、彭总以及林彪、聂荣臻、左权等领导同志为了打胜直罗镇一仗，曾多次在张村驿村一军团司令部驻地开会分析研究。

一天，他们在张村驿村一地主家的大厅里一边围着一堆火取暖，一边研究着怎样在直罗镇地区设伏打歼灭战的问题。我进屋来给左参谋长送地图，毛主席一眼看到我就说：“哦，你不是给徐向前送信的那个曾主任吗？”这时我笑着向主席回答：“是我。”此时，左权参谋长马上接着说：“曾思玉现调军团司令部侦察科当参谋了。”

毛主席面对我说：“你通信、侦察都有一套，那你是耳聪目明啊！”

在我的记忆中，当时主席他们开会的情景是墙上挂着大比例尺的地形图，左权用树棍在墙上的地图上指点着介绍地形情况，毛主席等其他领导围着火堆聚精会神地看着地图，毛主席不时地提问。首长们对敌情、地形、民情研究得甚为细致。为了使图上看的与实地情况相一致，彭总决定第二天到现场去勘察，大家研究议论得很热烈。

只听彭总说：“主席，你和周副主席明天就不要去现地了，因我们前面还有部队同敌人保持接触，我和林彪、聂荣臻、左权及侦察科人员带侦察部队前去就行了。”

毛主席说：“那怎么行呢，你们能去，我也能去。”

会后，左权参谋长指示我找好向导和让侦察连做好准备。

第二天，我早早就起来了，准备好要带的地图、资料，集合侦察连列队等候，做好了随同首长们前去勘察的一切准备工作。

早饭后，虽然北风吹着，但天空晴朗，我带着侦察部队由向导带路，在前面向着几十公里外的预定地区开进。毛主席等领导同志骑马随后。当我们行进10多公里后，天空开始阴云增多，不时地刮着刺脸的北风。

当我们登上预定目标地域的一个山头时，毛主席、彭德怀、林彪等首长们用望远镜观察着四周地形地物，当首长们摆开地图与现地核对时，开始雪花飘飘了。为了不使地图被雪花打湿，我让芦迪、小张（侦察科两位侦察员）将油布拿来，打开遮在首长们头上，使漫天飞舞的雪花不能落在首长们的身上和地图上。这时主席说：“噢，这简易帐篷也不错嘛！这里太荒凉了，没有成片的树林，但是该地形对我们设伏还是比较理想的，战后，在这里开荒种地会丰衣足食的。”但是，由于雪下得越来越大，远处已看不清楚了。这时，只听主席说：“我们勘察已经达到目的了，可以回去了。”又听左权参谋长说：“主席，明天天晴后，我带侦察部队再做进一步勘察，向主席汇报。”

后来，在直罗镇战役打响前夕，我由于患了伤寒病，没能参加此次战役，至今回想起来都深感遗憾。我和刘西元（原三军团四师青年干事，也同样患了此病）住在一位百姓家里治病，卫生部姜齐贤部长来看望我时说：“曾高参，直罗镇打了个歼灭战，你们的伤寒病有救了，从西安买回药了。”我和刘西元一听，心里很是兴奋，连声说：“谢谢！谢谢！”

姜部长还告诉我俩，四团王开湘团长在住院时，由于得此病发高烧，昏迷中用手抓响了枕头下的手枪，击中自己而牺牲了。还有几位同志被这种病夺去了生命。看来你们身体条件不错，挺过来啦，不易呀！

踏雪访黄河

直罗镇战役以后，红一军团部队就驻在延川甘谷驿休整。

1935年12月中旬的一天，军团左权参谋长把我叫了去，命令我带骑兵侦察连一个手枪班护送林彪军团长去瓦窑堡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交代完任务，左权参谋长又说：“走的时候记着，把清涧、延川、延长一带的地图带上。”

听了左参谋长最后这句话，我不由得暗暗高兴。根据我在军团司令部工作的经验，我了解到林军团长指挥的特点是认真、细致。在战斗的紧要关头他总是亲自出马。在前线，他更是特别重视指挥员亲临实地调查研究。他常常这样要求每一个指挥员：要腿杆子勤劳——多跑、多看，不要怕疲劳；要嘴巴勤劳——多问、多调查，不要怕麻烦。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每当到达一个新的地方，他总是要到驻地周围看看，找老乡扯扯。常常有这样的事：有些敌情、地形和民情风俗，我们这些专做侦察工作的还不知道，他倒早知道了，在我们汇报时，他插上一两句话，修正和补充一些情况，弄得我们都很惊讶。至于有什么大的行动，那就更不用说了。不久以前的直罗镇战斗，我就曾跟随他去做过实地侦察。这次去开会，还要带上地图，一定是有大行动了。

果然不错，就在这次会议上，党中央确定了“联合一切爱国人士，成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抵抗日寇侵略，挽救祖国于危亡”的政策方针。党中央为了推动全国人民武装抗日，粉碎反动派的“围剿”，决定把陕北地区的红军组成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准备开上晋察前线去，率领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救国。

当然，这个情况我是后来才知道的。当时，瓦窑堡会议结束以后，军团长只是向我明确了这样一个具体任务：到清涧、延川附近去，侦察黄河两岸地形，为部队选择强渡黄河的登陆场。

我们一行十几人轻装向清涧、河口方向进发。第一天走了50多公里，到达一个区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在这里向政府的干部进行了兵要地志的调查。林军团长还特地要了一份县志地图，因为县志地图比军用地图详细、准确。第二天晚上，冒雪到达了河口附近地区，在离黄河几公里路的一个小村子住了下来，决定第二天吃过早饭以后，再到黄河边去。

当天晚上又下起了大雪。已经是深夜了，我检查过警戒，看见军团长住的窑洞还有灯光，就悄悄地走了进去。军团长还没有休息，只见炕上铺着几幅拼起来的五万分之一地图，他坐在炕上，双手按着地图，正聚精会神地看着、思索着。发觉我进去，他微笑着问：“天这么晚了，怎么还不休息？他们都睡了吗？”听口气，该休息的倒像是我们，而不是他自己。“他们都睡下了。”我回答之后，接着向他请示：“雪下大了，明天还去不去黄河边上？”“去。找个好向导就行。”他略略思索了一下，又说：“找两个，找一个放羊的，找一个划船的，最好年纪大一点。”说完，他又俯身研究地图。

我快速赶到村苏维埃，托村主席搞几身用于乔装的衣服，把找两位向导的事也交代了。但心里总不由得暗暗纳闷：到黄河边总共才不过十几里路，有一个向导带路足够了，为什么还要两个，而且一定要这样两个人？雪，整整下了一夜，足有二尺深，而且还在继续下着。这样的天气跑到河岸上去，能行吗？但对侦察来说，却也很有利。

吃过早饭，村主席给我们找的两名向导来了。两人都约有40来岁，那位放羊的老乡年纪略大一些。他们都粗壮得很，脸膛又红又黑，额头上的皱纹很深很深，一看就知道是淳朴勤劳的劳动人民。我叫骑兵侦察班长卢迪同志挑了5名战士，立即用借来的衣服装扮起来。我们有的穿上一身光皮板的老羊皮袄，头上缠条羊肚子手巾；有的索性把棉衣翻过来穿，这样浑身上下都是白的，莫说隔条黄河，就是离几十米远也看不清人形了。那边，军团长也动手化装起来。他把自己那件旧大衣翻过来穿上，拦腰扎根绳子。看惯了他平时那整齐的着装，看他穿了这一身，倒也很像是当地一个普通农民。

一切准备妥当，我们就踏着齐膝深的雪，冒着纷纷扬扬的雪花，向黄河边上走。这正是阳历12月底，天气已经很冷了，从黄河边上吹来的东北风，卷起大把的雪花直往人们的脸上和脖子里钻，冷得人直打寒战，有时憋得人连气都喘不过来。但是，走出村子不久，我们就慢慢习惯了，而展现在眼前的一片雪景，却把我们这些长期生活在南方的人吸引住了：白雪把整个西北高原盖得严严实实，放眼望去，白茫茫一片望不到边，真是又雄伟又壮观。

那两位向导大概对我们的行动感到很奇怪，忍不住问我们：“同志，这样大的雪天，你们到河上来干啥？”我连忙回答：“俗话说，‘不到黄河不死心’嘛，我们这些南方人没见过黄河是什么样子，听说黄河多么大，水怎样黄，现在来了，不管怎样也得来看看。”这句话是为了不暴露我们的意图而事先编好的。接着，我望望军团长，他笑着点点头。他正迈着大步一步一步地在深雪里行走，有时抬起头来，四下里望望，还不时地伸出手来接接雪花。他是那么悠闲，看来倒真像是有着浓厚的看黄河、赏雪景的兴趣。

再往前走出不远，就听见“呼……呼……”“喳……喳……”的声响。向导说：“听见了没有？那就是黄河了。”10点钟左右，我们来到河口附近辛关渡对岸河边上。这时，雪已经停了，冰冻了的黄河，更有一幅奇特的景象：大块的冰块像一座座小银山，在水里缓缓地游动，一阵急浪卷来，冰块就猛地一碰，激起很高的水花，冰沫四溅，发出震动人心的声响。四野里静悄悄的，只有成群的江鸥贴着冰面飞来飞去，好看极了。

这时，放羊的老乡走过来，拉拉军团长的衣服，指着对面的渡口说：“同志，你们注意点，这是条赤白交界的黄河，那边有阎老西的‘白狗子’，晴天有时候还打枪过来。”

军团长点点头，立即绕到河岸崖头的后面，伏在雪上，举起望远镜来观察。他看得那样专注，刚才赏雪景的神情顿时消失了。我也连忙掏出望远镜来观察。从望远镜里看来，对岸的地形十分清楚：渡口的两侧全是陡立的悬崖峭壁，山头上、隘路口，零散地隆起一些雪堆，张着黑口，那是一些碉堡。渡口上的设防更加严密。在密集的碉堡旁边，有敌人的哨兵在活动，还有几个敌兵正在扫雪。

军团长看了一阵，继续向黄河渡口北面走。这里的雪更深，有的地方把膝盖都陷没了。他好像忘了下雪这回事，蹒跚地走一阵，停下来看看，再走。

走出了好远，他停下来，向对岸望了一会儿，然后拍了拍大衣下摆上的雪，走向那位放羊的老乡。他举起手好像很随便地向对岸画了个圈，问道：“老乡，这一带山上你都上去过吗？”老乡回答：“去过，过去给人家当了20多年的放羊工，河这一侧，哪个地方没去过？”“哎哟，那么陡的崖头，人可怎么上？”林军团长试探着问。

“放羊的嘛，羊上得去的地方人就上得去，羊上不去的地方，人还得拉它一把呢。”老乡指着山梁上被雪盖着的断续部分说，“看，那崖头都是斜的，能上得去。”

林军团长点点头，自言自语地把放羊人的话又重复了一遍：“对，羊上得去的地方人就上得去。”我一面听着他们的谈话，一面把放羊人的话记录下来，并且随着老乡手指着的地方，勾画了一张草图。这时，我忽然想起军团长让我去请向导时的情景。这些西北地区放羊的多，放羊的整天漫山跑，哪个山沟角落他不知道？请这样一位向导来配合调查，不愧为一个好主意。不用说，那位船工也一定会在了解水情方面给我们许多帮助。

军团长又和放羊老乡扯了些别的，像山上的草多不多，从河沂子上山怎么个爬法等等，这些看起来都是些无关紧要的闲扯，但对岸一些眼睛看不见的地形情况此时已经比较清楚了。

接着，他走向那位船工，从古到今地谈了些黄河的水情以后，又问：“黄河这么宽，划一个来回得多少时间？”“那得看水势。”船工老乡说，“平常一个来回得两三顿饭的时间，碰到涨水，时间更长一些。”“歇船的时候，船往哪里放？”军团长又问。老乡往北指了指，说：“就在河口那里，那里水稳。”就这样边看边扯，河口、延水关之间地段侦察了一遍，这一天就在这冰雪的大河岸上过去了。

傍晚，又下起了雪，我们又冒着大雪往回走。整整一天在雪地里奔走，大家又冷又累。但军团长却没有疲倦的神色，仍是精神奕奕地跟着老乡的脚步走，但是却没有了来时那种赏雪的兴致。他一面走，一面沉思着。根据以往的经验，我知道，在这位首长的脑中，一个巨大的行动计划，已经酝酿成熟了。

一个多月以后，我们踏雪侦察过的地段，就成了我们东征强渡黄河的登陆场。就在那位老船工所指点的无定河口内，隐蔽了渡河的船只，就在那位老放羊工当年经常攀登的山腰断续部上，布满了突击队的红色战士。

我们红一军团这支强大的抗日先锋军，就这样在毛主席和彭总的指挥下，从这里强渡天险黄河，开始了英勇的东征。

这篇《踏雪访黄河》一文是我1958年发表在《红旗飘飘》上的文章，1971年“9·13”事件后，我曾因此文遭到株连和批判。

东征

1936年年初，我护送军团长林彪对黄河进行现地勘察之后，返回军团驻地张村驿村地区，部队开始进行东征强渡黄河的具体准备工作。

此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向我华北大举进攻，山西的阎锡山同日本侵略者暗中勾结，局面尤为动荡。中国工农红军为了抗日救国，揭露蒋介石国民党、阎锡山之流的不抵抗嘴脸从而开始了东征战役。

2月17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发表《东征宣言》。2月18日，彭德怀司令员、毛泽东政委下达了东征命令。

红一军团（辖二师、四师、一师）由绥德县沟口、方面军直属队随十五军团（辖七十五、七十八、八十一师等部）由清涧县河口等地对50多公里的黄河地段形成钳形突击阵势。

20日白天，林彪、聂荣臻、左权等军团首长赞成二师的决定，从二师五团一连选拔了经过长征锻炼的24人组成强渡黄河突击队，准备突破辛关渡渡口。一连连长曾国华为突击队长。

这场“突破天险”的突击战打得十分漂亮，根据时任突击队队长的曾国华同志的回忆：

东渡黄河的战斗就要打响了。

为了突破黄河天险，粉碎死硬派阎锡山的防线，我们一军团二师五团选拔了24名突击队员，组成了渡河突击队。突击队有4个组，队员年龄最大的20多岁，最小的才15岁，都是经过长征锻炼的。组长多半用匣子枪，队员一律用缴自东北军的捷克式马步枪；每人百来发子弹，4枚手榴弹。另外，还配备了1名信号员、8名水手、4名梯子手，全是共产党员。

2月20日，在张振山团长率领下，突击队的干部打扮成陕北农民的模样，头扎白巾，身穿蓝短衣，背着粪筐，扛着锄头，弓着腰，拉开距离，向黄河边沿进发。

我们来到黄河畔上，在一间好像是看麦场的小土房里，看见一个穿土布棉袄的人，背着身子，手里拿着望远镜，正伏在枪洞口观察对岸。我不觉一愣，啊！是林彪军团长。

“你来了？”没等我开口，他把我打量一下就问，“你是突击队长曾国华同志吗？”

“是！”

“好，快进来坐下吧。”说着他便坐在一层干草上，我也随着坐下，心里不由得紧张起来，暗想：任务多急，连军团长都亲自到最前线来了，可得加把劲啊！

不多时，同志们都到齐了。

“突破口就选择在这里。这里距三交镇有20多里路。”我们围在枪洞前，瞭望对岸，军团长指着隔河的地势，向我们详细讲着对岸敌人的情况，指出了我们应该采取的对策：“河对岸顺躺着一座百来米高的山冈，山腰和山北脚下都有一个碉堡，山南脚下的村子也有一个。这三个碉堡一字排列，相互距离一里左右，是封锁这一段渡口的主要火力点。山腰上那个碉堡，是敌人两个守河部队的结合部，也是他们兵力最薄弱的地方，突击队要先占领它。那一段河边有块40多米宽的冰排，船容易靠拢，岸上也比较平坦，别处有暗礁，河坎又陡，部队很难冲上去。必须先攻下山腰那个碉堡，然后再迅速分头攻占其他两个，撕开两个缺口，从那里继续向南北两端发展，使主力部队安全地渡过河去。”

林彪军团长讲述得一清二楚，说完便转身问我：“听懂了没有？如果没懂，我再交代一遍。”

“听懂了！”

“听懂了，那么，你讲一讲吧。”

他静听我复述着，然后点了点头说：“你完全理解了，好吧，回去准备一下！”

出发前，团部为我们突击队举行了会餐。师长刘亚楼同志特地赶来敬酒，并频频嘱托与鼓励我们。有的同志没有当上突击队员，眼眶里含满泪水；有的同志把自己最珍贵的几粒子弹送给我们；还有的同志把好枪换给我们……我激动得心不住地怦怦跳。

天黑了，我们踩着山路上的雪窝，一个紧跟着一个，静静地向河边走去。远远地看到有几个人影在岸边摇晃，走近一看，原来是林彪军团长披着件大衣站在那里。

“你们来了，准备好了？”他走到我们跟前轻声地问。又看了看每个人携带的武器，摸摸装束紧不紧，会不会有响声。然后又走向沟口，检查一下船只，问水手：“船能坐多少人？漏不漏水？”

这时，从对岸不时地射来手电筒的光亮，像萤火虫似的一闪一灭。看来，敌人是有戒备的。可是，河面宽阔，凭手电筒怎么能照得清呢？我们依然镇静地准备渡河。

大家分别乘上两只船，我在二、三组合乘的那只船尾。军团长和我们一一握手，嘱咐我们：“同志们，坚决完成任务，祝你们胜利！”接着便发出命令：“开船！”顿时，篙桨一齐动作，木船迅速驶出沟口。离开岸边好远，我回头看去，仍能清楚地看到军团长的身影，他依然伫立在河边，关切地注视着我们。

急流将木船一会儿抛起来，一会儿捺下去。河水汹涌翻腾拼命地吼叫，水手们挥着热汗，勇士们瞪大双眼，拼命地划着船，船急速地顺水向下漂去。

远看岸边，雪白一片，就要靠近岸边的冰排了，大家的心像满弓上的箭，真想插上双翅飞上岸去。就在此刻，对岸响起“噼噼啪啪”的枪声，子弹像暴雨似的袭来，四周的河水哗哗作响。信号员的头部中了弹，倒在了船舱里；一个水手的胳膊也涌出了鲜血；船帮被打漏了，水呼呼地往舱里灌。在这紧急万分的时刻，我站起来扯开嗓子喊：“同志们！不要怕，赶快划，越快越好！”大家一齐动手，船就像插了翅一样，很快靠上了那块冰；因为用力过猛，船撞到冰上，又退回好远，我们只好重划过去。当船离冰只剩几步远时，也不管冰有多厚，能否经得住人，大家都往下跳去。

敌人一见我们上了岸，射击得更加猛烈了，耳边只听到子弹嗖嗖飞过的声音。我们登上河岸后，便迅速散开，甩出去几十枚手榴弹，在敌人眼前构成了一道烟幕。随着这猛烈的爆炸声，同志们端起枪，高喊着杀声，向敌人冲去。守在河堤上的20多个敌人，见势不妙，撒腿就跑。

我们没顾得上追击他们，按照预定计划，分头去抢占碉堡。第三组向山腰上的碉堡奔去，谁知敌人都跑光了，也没有搭梯子，便直接从门口钻了进去。占领碉堡后，我又立刻布置火力，一面防止敌人反扑，一面注意着第二梯队的动静。

不到10分钟，敌人果然偷窜过来。恰在这时，我们的第二梯队——张振山团长率领的一部分人渡过河来，短兵相接，立刻与敌人肉搏。

我在碉堡里，听到河边上一片喊杀声和刀枪碰击声，知道二梯队和敌人接上了火，立即留下两个队员把守碉堡，带领另外两个队员向下冲去。敌人一见四面八方都是我们的人，吓得连枪都不敢放，撅着屁股向他们住的那个村子溜了。

这时，第一组组长龙书金同志早就带领一个组占领了这个村子。按事先规定，应该打信号弹与对岸联络，但是，因为信号员渡河时牺牲了，他们只好在村边燃起一堆火来。

敌人看到火光，便大骂起来：“妈的屁！共军都上来了，你们还在烧火，不跑，想等死！”

龙书金同志听到敌人的叫喊声，赶紧带着队员跳下碉堡，枪栓哗啦啦一片响，敌人一看是红军，才扭头向三交镇奔跑去。

这时，我带着第三组到村子里去同龙书金组会合；第二组、第四组已经向黄河上游打去，扩大突破口。敌人严密封锁着的黄河渡口，就这样被我们突破了，渡河部队的火把熊熊燃烧着，照得河水与天空一片红光。阎锡山吹嘘的“天险防线”，被红军突破了。

当收到突破成功的消息后，左权参谋长命我立即骑马向彭德怀司令员、毛泽东政委口头报告。

我受领任务后，骑马迅速赶到总部指挥所，向彭总、毛泽东政委报告：“报告司令员、政委，二师五团一连曾国华连长率突击队偷袭、强攻辛关渡渡口成功，并占领了敌人的碉堡和工事。”

彭德怀司令员一听，非常高兴，用极其兴奋的语调说：“阎锡山这个猪呷的（骂他的意思）吹嘘的坚不可摧的黄河防线就这样被我们突破了？他们太没有战斗力了。”

这时，只见毛泽东政委饶有兴致地打着手势对我说：“突破黄河防线有功，曾参谋你赶快回去告诉林彪军团长，后续部队迅速渡河，扩大战果，歼灭阎锡山的‘满天飞’旅（阎锡山曾派该旅到江西‘剿共’，由此而得名）。”

我快速返回到军团司令部，迅速将彭德怀司令员、毛泽东政委的指示传达给林彪、聂荣臻、左权等军团首长。军团即命渡过河的后续部队迅速向纵深发展。

后续渡河部队争先恐后，奋勇强渡。当后续部队都渡过河后就迅速地追歼敌人至三交镇，歼灭“满天飞”旅一个团，为向纵深发展创造了条件。

此时，阎锡山调集了兵力对我军进行反扑，北面的敌人逼近了，彭德怀司令员和毛泽东政委决定采取口袋战术，把敌人放进兑九峪山谷里，以一军团和十五军团的合力，吃掉这群“瓮中之鳖”。

渡河部队向山西境内发动进攻至人口众多、物产富饶的汾河流域洪洞、赵城地区，红军在这里积极扩兵筹款。我奉左权参谋长之命率军团骑兵连，配属电台，经浮山县向长治地区侦察，在行进到浮山县附近时，遭到敌人运输机投弹轰炸，所幸没有人员伤亡。此时接到军团电报，因情况有变，速撤回归建。

3月10日晨7时，战斗打响，我军占据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兑九峪成了“火烧峪”，敌先头部队鬼哭狼嚎，死伤惨重，战斗打得异常激烈，敌人后续部队源源不断加入进来，火力不减反增。看来，阎锡山豁上血本了。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毛主席当机立断，命令部队撤出战斗转移，另找战机。我奉军团首长之命到四师传达：撤出战斗，向西转移。

我刚跑到四师指挥所门口，就与急着到前沿阵地去的李志高科长撞了个满怀：“哟嗬，钦差大臣驾到，又有新的作战任务吧。”李科长打趣道（在红大二队，李志高任班长，我任党小组长，后当支部书记）。“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陈光师长在哪儿？你也别走，有重要命令传达。”我说。见到陈光师长、彭雪枫政委后，我传达军团首长命令：“撤出战斗，向西转移。”四师作战正酣，马上撤退，一下子转不过弯来。李科长又来了一句：“曾高参，你怎么给首长参谋的，怎么你一来仗就不让打了？”

“服从命令，撤出战斗，向西转移。”陈师长立即派参谋到各团传达撤出战斗向西转移的命令。

为什么部队向西转移？因为不光是阎锡山与我决战，更重要的是蒋介石派陈诚赴山西任“剿共”总指挥，已率10个师分途到达山西。

我随四师指挥所转移，敌人向我们射击，陈光师长的手被子弹击中负伤……

晚上，我回到军团司令部。战友们发现我棉衣前襟有两个洞，解开扣子一看，发现原来是一颗子弹贴着衬衣穿了过去，衬衣上留下了一道焦痕，苏静参谋说：“老曾，你的命可真大呀，如果这颗子弹发点脾气，射偏点你可就没命了。”

我说：“天助我也，阎老西想算计我，可敌人的臭子弹不听他的指挥啊。”

在兑九峪之战中，阎锡山部队遭我部猛烈打击，损失惨重，但阎锡山为了驱除和消灭我红军，火速请求蒋介石派兵增援山西。蒋介石为了不让红军在山西得到发展和站稳脚跟，也为了达到他控制山西之目的，故派陈诚为总指挥，调集10个师的兵力增援山西。

西征

1936年5月2日，彭德怀司令员、毛泽东政委率领红一方面军（抗日先锋军——一军团、十五军团）突破黄河天险后，西征北上抗日，转战于山西吕梁山及同蒲路、灵石、赵城、洪洞、临汾、侯马一线，历时75天，给阎锡山、蒋介石以沉重打击，共消灭敌人7个团，在军事上、政治上都取得了重大胜利。

为了抗日救国，彭德怀、毛泽东曾发布《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批判日本侵略中国的野蛮罪行和蒋介石、阎锡山等人的卖国罪行，揭露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号召一切爱国志士，与红军联合抗日。同时，红军用模范的实际行动来表明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激起了山西乃至全国抗日救国的热情，从而大大地推动了全国民众抗日救国运动的开展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目的是北上抗日，结果遭到山西军阀阎锡山以及蒋介石派遣的重兵“追剿”，企图与我决战，消灭红军于山西境内。

在敌众我寡的严峻形势下，红军主动撤出山西，返回到陕北苏区。

1936年5月14日，陕北大地春暖花开，延长县一派喜气洋洋的景象，老百姓欢天喜地，儿童团少先队员唱着“鸡娃子叫来狗娃子叫，红军哥哥回来了……”的歌曲，欢迎红军回到陕北。

红一方面军在陕北延川县大相寺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彭德怀、张闻天、博古、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等在会议主席台就座。

我作为一军团司令部侦察参谋也参加了会议。当时毛主席在会上做了题为《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总结了东征作战的经验。

只见毛主席以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挥舞着手势向与会的团以上干部说：“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大家热烈鼓掌齐声说：毛主席好！）转战吕梁山地区取得了重大胜利。同志们东渡黄河历经两个半月，消灭敌人7个团，俘敌官兵4000余人，我们还发展了8000多红军战士，壮大了红军队伍和力量，我们还解决了30多万元经费及其他物资。我们的部队经受住了敌人围追堵截的严酷考验，尤其是取得了强渡黄河经验，提高了战斗力，为我们今后取得更大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同志们听完后掌声雷动，毛主席不得不停顿下来，而后接着说：“我们在山西发动群众、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使广大人民群众彻底地了解了我们红军的抗日救国主张，扩大了我们红军的政治影响，我们在山西吕梁山南北地区20多个县播下了抗日的种子，我们不但发展了革命力量，而且还巩固扩大了陕北苏区。我们的革命行动给阎锡山的封建统治以及蒋介石对红军的所谓‘围剿’以沉重的打击。”

说到这里，毛主席的话又一次被掌声打断。他看了看在座的同志们，然后做了一个安静的手势接着说：“同志们，我们胜利了。实践证明，中央决定的‘突破黄河天险，东征作战’的战略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当时中央分析研究了国际、国内的局势，以出其不意的战略行动东渡黄河，打击了阎锡山，只有我们共产党人才有这样的胆略（事后才知道，在东渡黄河、突破天险防线进入山西时有的同志是有顾虑的，顾虑用木船渡黄河，敌人封锁严密，怕伤亡大；顾虑突破黄河进入山西后怕站不住脚，又回不来；顾虑丢失了陕北苏区根据地等）。我们既要有集体主义思想，更要有全局观念，不要有本位主义。比如，决定要一军团拨出部分新兵给兄弟部队，就表现出了本位主义，这是不好的。同志们！我们要扩大苏区，我们要同东北军、西北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打倒日本侵略者。我们还要西征，迎接二、四方面军会师！张国焘南下，此路不通，他们还要回来的。”

毛主席讲话结束后，台上台下全体起立，全场响起了长时间雷鸣般的掌声。

毛主席关于红军西进及三大红军主力会师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等有关党和红军、有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决策，彭德怀同志在他自述中阐述得十分清楚：

“8月中旬，一军团进占平凉（不含）、兰州（不含）之间的隆德、会宁等城，一部伸出渭源，接援二、四方面军，在通渭一带会合。我率前方司令部进驻海原西北之打拉池。

“张国焘司令部到达会宁，我与他直接通电，说我拟去会宁和他会见，并告诉东北军四个军的位置：王以哲军驻洛川、董英斌军驻庆阳、何柱国军驻固原、马步芳军驻兰州城。这些都不会阻拦你们东进。但蒋介石令王均军进至平凉，有向隆德阻击模样；令胡宗南部开往西北。你们应全部集结海原、打拉池地区，准备消灭王均部。张国焘当即回电，不要我去会宁，他即日和朱总司令等来打拉池面谈，徐、陈亦率部前来。

“第二天张国焘到打拉池，徐、陈第三天还未见到。拂晓，我到张国焘处质问：‘徐、陈为什么还未见到？’张说：‘已令徐、陈率四方面军之主力及一方面军之五军团从兰州附近渡过黄河北岸，向武威（凉州）前进了。’他下达这个命令时，也正是他电告我时。我把毛主席在1935年12月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起的作用及当时东北军、西北军同我们统战关系同他谈，他完全不听。王宏坤之陈锡联、谢富治师和张国焘司令部，大概是由于西北马家军和王均军的阻拦，未来得及过河。

“张国焘到了打拉池后，敌王均两个师尾追四方面军被截断部分。我与张国焘商量，只要被截断部分在正面阻拦该敌前进，一军团即可从追敌侧后进攻，在打拉池部署伏击阵地，这样，消灭王均部是完全可能的，这样还可与四方面军北渡主力取得联络。张口头同意，却秘密令王宏坤部向同心城方向撤走，破坏了当时的作战部署。我又与张商，在海原和同心城之间布置伏击阵地，歼灭王均部。他口头又同意了，实际上他又令四方面军东撤了，使伏击计划又被破坏。

“张国焘多次破坏作战部署，使我们不得不放弃豫旺以西大块土地。如果我军当时把王均部消灭，西安事变就可提早，我军就可能控制兰州和西兰公路以至甘肃全省……

“如果没有张国焘这个反革命捣乱，使四方面军主力进到凉州这个死胡同里，后又被青海马步芳包围，把四方面军主力两万多人送掉，则一、二、四方面军还可保存六七万人，红军是可能完全控制西北地区的。那么，我们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地位就要牢固得多。东北军、西北军也就不致被蒋介石各个宰割，那样就会形成抗日联军控制大西北的局面。

“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先后都相继失败了，唯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在各方面都得到了胜利的发展。特别是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后，军事上连续给敌以反击和反攻，政治上迅速地开展了战略进攻，以致东北军张学良扣押蒋介石，蒋被迫停止内战。时间只有11个月，这是狂风暴雨的11个月。

“在反对张国焘的斗争中，我向毛主席学到许多东西。当时如不坚持北上抗日的政治和军事方针，同张国焘机会主义路线混淆起来，在伟大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取得领导地位，甚至连发言权也不会有；在草地如不坚持正确路线，坚决地分左、右路军，就不能证明毛主席路线的正确，以后就不会有一、二、四方面军在陕北的大会合；在张国焘分裂红军后，如开除张国焘党籍，也就可能造成党内长期分裂。毛主席坚持了原则（不让总书记），又表现了灵活性，避免了长期分裂。经过顽强斗争，最后，张国焘一个人开了小差，团结了四方面军大批干部，既弄清了是非，又团结了同志，这是毛主席从团结愿望出发的一贯方针的伟大胜利。经过1935年9月到1936年9月一年的实践，粉碎第三次‘围剿’、十二月会议、东征胜利、停止内战等，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大大树立起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威信。在黑白分明的事实中，使全党同志从两条路线的比较中，认识了自己的领袖，这也是经过多次反复才得到的认识。”

至今，我对亲身经历过的这段历史仍记忆犹新，我深深感受到毛主席的伟大胸怀和英明决策，十分敬佩彭总透彻的分析。

入抗大学习 痛失战友张振山

1936年5月18日，彭德怀司令员兼政委率领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等部队进行西征。

1936年6月，国共内战趋缓，红军大学在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瓦窑堡的几间破窑洞里创办开学。这是为适应全民族抗战局面即将来临的新形势而采取的重大举措。红军大学后来发展成为举世闻名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

此时，聂荣臻政委率领一军团就要出发西征，军团长林彪率被选上入学的师团军政干部也要到瓦窑堡中共中央所在地报到。

就在这关键的时刻，我怀着强烈入红军大学学习的心情，来到了军团首长的驻地。罗瑞卿局长（中央保卫局局长）一眼就看到了我，问：“你还在这里当参谋吗？”我马上回答道：“报告首长，我仍在侦察科当参谋，我也要求到红大去学习。”罗局长说：“曾参谋你通信和侦察业务都很精通，值得培养。”此时聂荣臻、林彪、左权、朱瑞等在场的几位首长都一致同意罗局长让我去学习的意见。当我听到几位首长同意我去学习时，心情异常兴奋，向首长们敬礼告别后，以最快的速度跑回侦察科，向刘忠科长报告我去红大学习的消息。刘忠科长和苏静、李参谋都向我祝贺，说：“你又找到了学习的好机会，成为红大的第一期学员，真是荣幸啊！”

我又一次赶上了好机遇，荣幸地成为红大第一期学员。与我一同参加学习的首长和战友有罗荣桓、刘亚楼、陈光、赵尔陆、杨成武等。我编在二科一队，二科的学员大都是团职干部。当刘西元同志调走后，我担任了一队党支部书记，一队队长是张振山，指导员是方正平。

由于主力部队都已西征，中央机关驻地只留下警卫部队（瓦窑堡实际上是座空城），国民党第八十六师师长高桂滋派部队乘瓦窑堡空虚之机袭击瓦窑堡。当天，红大学员正忙于在瓦窑堡西北角山坡上维修、打扫、粉刷窑洞。大约在午后1时，突然枪声大作，我和几个学员跑到山坡上用望远镜向西北方向观察，看到敌人在追赶我红军部队。（这支部队是特科队学员，中队长肖应堂既是学员又是队长。事后他说：“我们弹药不多，也没有机枪，临时派我们去抗击敌人，只能是积极出击，迟滞敌人进攻。”）

此时，我奉罗瑞卿教育长（由中央保卫局局长调任红大教育长）之命同李志高（四师侦察科长）立即到罗教育长驻地接受任务。我和李志高背上自己的背包急忙赶到。罗教育长带我和李志高立即到毛主席、林彪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驻地，只见他们已做好转移出发的准备。这时，毛主席一眼看到了我：“哦，你不是掩护林彪同志勘察黄河渡口的曾参谋吗？”

我立正回答：“报告主席，是我。”

军团长林彪说：“这两个小伙子很精干，他们两人都是搞侦察通信的，很有一套。”

毛主席微笑着面对林彪：“那你是人用其才呀！”

林军团长说：“你们（指李志高和我）两人过来。”

毛主席、林军团长在地图上向李志高和我交代任务：“你们两人带一个步兵连担任尖兵连，向保安方向侦察开进，带领中央机关和红大转移。”

罗瑞卿教育长还向我们交代：“你们与中央红军胜利部（代号）进行联络。”

毛主席说：“由林彪军团长和罗瑞卿教育长指挥，我们向保安县转移，你们沿途要多关注敌情，如有情况及时向我们报告。”

经过一夜的行军，中央机关和红军大学安全地到达了保安县（今志丹县），这座县城平房寥寥无几，主要是窑洞。我和李志高顾不得行军疲劳，命警卫部队向县城外围北、西、南三个方向派出军事哨，向苏维埃县政府了解外围情况。这一带比较荒凉，保安以西的时令河一片平坦，外围地形起伏，这一带狼很多。我和李志高把了解到的地形、民情向罗教育长做了汇报。罗教育长高兴地说：“你们两人完成了任务，过两天可以归队了，好好学习。”

一天上午，二科一队的学员们正在柳树林里露天课堂上聚精会神地听教员讲课，突然，从保安县方向顺着山川低空飞来一架运输机。一听到飞机的轰鸣声，全体学员都迅速向窑洞跑去。

这时队长张振山坐在一棵大柳树下，叫大家不要跑。张队长抓住我的手说：“我们不跑，就坐在这里，飞机不是来轰炸我们的。”

我一看情况不妙，赶紧说：“张队长，以防万一，咱们还是到窑洞里安全。”我便拉着张队长的手准备往窑洞跑，结果他仍然坐着不动，见状我只得自己向窑洞跑去。

刚跑到队部窑洞门口，就听到了炸弹的爆炸声，我又赶紧跑回到柳树林里，发现张振山队长血淋淋地躺在地上，已经牺牲了。其他学员也纷纷跑回到树林里，看到队长面目全非的惨景，大家都悲痛万分，痛哭流涕，都用愤怒的语言大骂“蒋该死”，一定要讨还血债，为队长报仇。

指导员方正平同志说：“我在这里处理，曾思玉同志你赶紧回队部打电话报告给罗教育长。”

罗瑞卿教育长一听，非常吃惊地问：“怎么搞的？还有其他人吗？”

“没有，就张队长一人。”

罗教育长放下电话，就骑马赶到现场，心情沉痛地流着眼泪说：“张振山同志是一个敢打敢拼的战将，好同志，他的牺牲对我红军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罗教育长马上做出安排，告诉方指导员和我：“做好善后工作，买棺柩，买花圈，设灵堂，整遗容，准备开追悼会。”

次日，在篮球场为张振山同志举行了追悼会。

总参、总政、总后机关都送了花圈。林彪、罗荣桓、刘亚楼、陈光、赵尔陆、杨成武等前来参加追悼会，向张振山同志遗体告别。一队的全体学员都怀着万分悲痛的心情参加了追悼会。

罗教育长在讲话中说：“张振山同志是一个好同志，是一名勇将，在长征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战役中，他率领红五团在脚山阻击敌人五天五夜，打得英勇顽强，为掩护中央纵队和后续部队过江，立下了卓越的功勋。我们大家都要学习张振山同志的革命精神，为烈士报仇，解放全中国。”

参加追悼会的同志都深深怀念这位朝夕相处的好战友、可亲可敬的好同志，大家决心化悲痛为力量，努力学习战术和文化知识，学习张振山同志为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为革命的胜利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学习他志坚如钢的硬骨头精神，不消灭蒋介石誓不罢休。

张振山同志生前在战场上总是身先士卒，负伤多次，脸左侧中弹，牙被打掉，嘴被打歪，但他一如既往，勇猛冲锋，从不退缩。他充满青春活力，喜欢运动，这样一位勇敢善战的好同志被敌机轰炸牺牲，怎能叫人不痛心呢。所以参加追悼会的同志都立下誓言一定要为他报仇，埋葬蒋家王朝。

在红大学习时，我和张振山队长、方正平指导员住在一个窑洞，睡在一个炕上，常夜间躺在炕上回顾战争历史。一次，张振山队长告诉我：“在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时，五团在脚山担任阻击任务，阻敌五天五夜，与强敌拼杀打得异常惨烈，敌人在他们阵地前沿死伤一片。夜间，他就带人到敌尸上去搜寻子弹和冲锋枪、机关枪、手榴弹等，等敌人来进攻时，用敌人枪弹再回敬给敌人。”他说到阻敌最残酷的一天：“政委易荡平在全身多处负重伤的情况下，誓死不当俘虏，要警卫员向他开枪，警卫员不干，于是他拔出自己的手枪饮弹自尽，警卫员哭着下了火线。”

张振山说：“咱们红五团（我在1934年曾任五团俱乐部主任）就是有这样的传统，这样的干劲，这样的硬骨头精神，敢打敢拼。”

我接着说：“咱们红五团真是英雄辈出啊！你看，咱们团先后涌现出如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陈毅军长、罗荣桓主任、罗瑞卿教育长、陈光、刘亚楼、赖传珠等，可谓是数不胜数。我们为红五团而深感自豪啊！”

他还和我谈到了东渡黄河：“你是一军团司令部的侦察参谋，你可是高参哪，东渡黄河选的登陆场位置很好。”

我笑了笑说：“毛主席、周副主席、彭总、林军团长等在延安中央开会时就选择好了地点。我只是带领骑兵班掩护林彪军团长到现场勘察罢了。”

事隔多年，每当我回忆起那段往事时，张振山同志的音容笑貌还历历在目，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对于张振山同志的不幸牺牲我深感惋惜和悲痛，回顾这段历史往事，借以缅怀张振山同志。张振山同志永垂不朽！

三大主力会师

10月22日，红一、二、四方面军在静宁以北的将台堡会师，结束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长征。

11月30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红军总部来到保安县城同中共中央会合。

翌日，在保安县城外的一个荒地上，搭起了台子，隆重地举行欢迎朱德总司令、张国焘总政委的大会。中央机关和红大学员参加了欢迎大会。毛主席带头登上台，朱德、周恩来、张国焘、任弼时、贺龙、项英、林彪、王稼祥、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关向应、叶剑英、陈毅、肖克、徐海东、郭洪涛、张云逸、王维舟等人在主席台就座。

王稼祥主持了欢迎大会，并高呼“欢迎朱总司令”。只听全场掌声雷鸣，经久不息，口号声音洪亮。王稼祥接着又高喊“欢迎张国焘总政委”，掌声稀稀拉拉，喊口号者寥寥无几。张国焘脸色通红，很是尴尬，极不自然。毛主席一看此景，立即站起举臂带头高呼：“欢迎张总政委！欢迎张总政委！”主席连喊几声，这时台下才呼应起来。

随后，毛主席讲话：“同志们，我们一、二、四方面军经过艰难的长途跋涉，今天终于胜利地会师了。我们牺牲了很多同志，尤其是四方面军的同志，南下又回来了，他们曾两次翻越夹金山，来到西北，同我们红一方面军在会理会师。今天，朱总司令、张总政委、贺龙、任弼时在保安与我们中央机关会师，我们的队伍更加壮大了，我们的武装力量更加强盛了。目前的形势对我们非常有利，红一、二、四方面军的胜利会师将震撼世界，必将对当前的形势和格局产生重大影响。我们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我们军队更要加强团结。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率领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迎接狂风暴雨式的抗战新局势的到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法西斯侵略者！……”

几天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转发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关于扩大中革军委组织的命令，决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七人组成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朱德为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刘伯承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叶剑英为副总参谋长，王稼祥为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为副主任，林彪为中国红军大学校长兼政委，刘伯承兼任副校长，罗瑞卿为教育长。

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准备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和军阀主义错误进行批判。二科一队指导员方正平同志专程到保安县请朱总司令来讲课，全体学员在柳树林里摆好桌凳，准备了开水，列队欢迎，请朱总司令讲在两河口会议后，张国焘是如何不执行中央决定，搞分裂，另立中央，带部队南下，他们是如何抵制和斗争的。只见朱总司令用他那浓重的四川口音说：“同志们，你们幸福哇，你们跟随毛主席先到了陕北，少走了路，少吃了苦。由于张国焘拒不执行中央北上方针，左路纵队在张国焘的错误路线指挥下，对部队进行欺骗宣传，说什么到“天全芦山去吃大米”，以此来骗部队南下，达到他分裂中央的目的。实践证明，张国焘南下的方针是完全错误的。经过两个多月的转战，损失了4万人，碰得头破血流后又折回来。你们翻越一次夹金山，四方面军的同志翻越了两次。我和刘伯承及中央派去的一方面军五、九军团却翻越了三次夹金山，牺牲了很多同志，这是错误路线造成的恶果啊。”

朱德总司令怀着悲伤的心情还讲到张国焘为了实现他另立中央的阴谋，排除异己，动不动就枪毙与他意见不一致的人。曾希圣（中革军委情报二局局长）的哥哥曾中生就是因反对张国焘分裂红军，主张北上，被张国焘杀害的。曹里怀也因为说了几句毛主席和红一方面军的好话，张国焘就要定他是反革命，也要严惩。朱总司令得知情况后与张国焘据理力争，质问张国焘凭什么乱杀人。由于朱总司令的坚持，曹里怀同志才得以幸免于难。当全体学员听到这些时都义愤填膺，气愤至极。

由青木撰写的《中国元帅朱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出版）一书中对朱德和张国焘的斗争有这样一段内容：

“9月中旬，张国焘经过秘密策划，在阿坝一个喇嘛庙里召开了中共川康省委扩大会议，为了壮声势，省委、省苏维埃、法院、保卫局、妇女儿童团的负责人都到会了。这一次会议，张国焘让人通知朱德和刘伯承参加。

“朱德走进会场时，一眼看见会场上挂着一条‘反对毛周张博北上逃跑’的横幅，一下子警觉了起来。

“会场里的气氛非常紧张，朱德和刘伯承紧挨着坐下后，主持人就宣布开会了。

“张国焘在会上说：‘毛儿盖会议是错误的，北上是行不通的，还是要南下，建立天（全）芦（山）雅（安）根据地，相机向四川发展。’一些受蒙蔽的人大喊大叫起来，中央丢了根据地，损失了红军，执行的是退却逃跑路线。朱德随身带了一本书，他看到此情形，就拿出书来，低头看书，以示抗议。

“在张国焘的蛊惑下，一些受蒙蔽的与会者硬要朱德总司令表态，逼朱德承认中央的路线是错误的。在大是大非面前，朱德从容不迫，大义凛然，庄严地说：‘我是共产党员，中央北上的决定，我认为是正确的，我是赞成的，拥护的，我是举了手的。北上才有出路，你们一定要南下，我也没办法，但南下是没有出路的。’

“朱德的话刚说完，会场里吵得更凶了，有人还逼朱德发表声明反对毛泽东、党中央北上。刘伯承总参谋长实在看不下去了，大声说，你们不是开党的会议吗？又不是审案子，怎么能这样对待朱总司令！

“好！你把我们党的会议说成审案子！几个人把斗争矛头转向了刘伯承。

“有人冲着朱德高声嚷嚷：既然你拥护北上，那你现在就走，快走！

“一听这话，朱德意识到张国焘是想把他逼走，以便更加随心所欲地推行他们那套错误路线。为了耐心宣传党中央的正确主张，争取和教育更多的人，朱德决定留在左路军同他们斗争。朱德说：‘北上决议，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出尔反尔，我是共产党员，我有责任执行党的决定。我是中央派到这里工作的，既然你们坚持南下，我只好跟你们去。’

“这句话戳到了张国焘等人的痛处。有人暴跳如雷：你既然赞成北上，现在又说跟我们南下，你是两面派，骑墙派！

“有人明目张胆地威胁说，不让他当总司令了！

“会议在张国焘的操纵下，通过了‘决议’，污蔑红军北上是‘右倾逃跑’、‘机会主义’，认为南下才是‘进攻路线’。

“走出会场时，朱德很气愤，他对刘伯承说：‘不管怎么斗，我们还是要跟随毛泽东干革命嘛，事情总会搞清楚的。’

“会后，张国焘大批调换甚至逮捕、杀害拥护中央北上路线的干部。

“毛泽东知道这次会议的情况后，被朱德坚持真理敢于斗争的精神深深感动了，他对陈毅说，总司令当时‘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毛泽东的话，是对朱德思想品质所作的最好概括。”

朱总司令最后告诫学员们：“你们要好好学习马列主义，学习军事、政治，提高水平。要服从党的绝对领导，只有党来指挥枪，绝不能用枪来指挥党。张国焘的军阀主义就是用枪指挥党，我们要牢记这一教训。”

历史在斗争中形成，社会在斗争中前进，正义的势力必定会压倒反动的势力。12月12日，国民党东北军、西北军的两员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华清池扣留了亲临西北部署“剿共”的蒋介石，兵谏其停止内战，容共联共，一致抗日。

西安事变一出，立即震惊中外。对于我们来说是一天大的喜讯，这一喜讯传来，党中央、中革军委机关及广大红军部队都为之振奋，情绪激昂，部队和老百姓都奔走相告，少年儿童团放着鞭炮在街上边跑边喊：“捉住蒋介石了……”各行各业、各民众团体、部队、大街小巷的人们都以西安事变为谈论的中心，议论纷纷，都说抓住了这个残害革命、枪杀了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大卖国贼、大军阀蒋介石，一定要严惩不贷。就在这个时刻，毛主席、党中央感到有必要对这种情绪进行正确引导。

毛主席要亲自讲话，于是总政治部在保安县的一块草地上召开了中央机关、红大学员参加的大会。我作为红大学员有幸参加了大会，亲耳聆听了毛主席关于如何解决西安事变的讲话。

毛主席：“同志们，你们已经都知道了，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把蒋介石给扣留了，你们说好不好啊？”

全场异口同声地说：“好，好，好得很。”

毛主席：“你们大家说，对蒋介石怎么处理呀？”

会场上有人高喊：“枪毙！”

有人说：“杀掉，讨还血债！”

也有人说：“让老蒋活着，就等于养痈遗患。”

还有人主张：经过人民公审判决，将这个反共反人民罪大恶极的刽子手杀掉，以绝后患。

还有人提出，把他逮捕起来，作为人质，逼南京抗日等等。

会场上群情激奋，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扬眉吐气之感。

毛主席双手做着往下按的手势，示意大家安静下来，而后说：“你们说要杀，我说不要杀。同志们的心情我可以理解，蒋介石这些年来杀了我们多少同志？多少同胞？使我们多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无家可归？我们与蒋介石有深仇大恨。”接着，毛主席提高了声音说：“我们中央在这个问题上讨论了很长时间，在杀与不杀上权衡了利弊。你杀了蒋介石，还有汪介石、何介石，还可能出胡介石、李介石等等。那就迎合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阴谋，迎合了国民党政府中的亲日派，这对我们中国革命有害无利。所以，我们主张还是不杀为上策。”毛主席反复说明：“我们要以民族利益为重，认清眼下最主要的敌人不是蒋介石，而是日本侵略者，中国革命已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不能再以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观点对待当前的政治局面了，为了全国能一致抗日，蒋介石不能杀。张、杨等18位高级将领已公开发出《对时局通电》，提出了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之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这八条主张充分反映了张、杨两位将军，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救国救民的深明大义之举！”

会场内人们一听，情绪又激动亢奋起来。

毛主席接着又说：“张、杨两位将军来急电邀请我们派代表去西安，共商解决西安事变大计。中央已决定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同志为中共中央代表，择日前往西安与张、杨两位将军共商救国大计。同志们，由于西安事变的发生，促使国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朝着有利于我们抗日救国的方向发展，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后来实践证明，国内局势的发展不出毛主席所料，一致对外、抗日救国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为了紧紧抓住这个大好时机，1937年元旦刚过，中央就决定，红大学员提前毕业，回到部队奔赴到抗战的前线去。

红大在保安县的一个广场土台上举行了毕业典礼，毛主席再一次来到红大。据说由于西安事变的发生，对如何解决西安事变，毛主席是日理万机，整天忙得不可开交，工作量较之以前增加许多倍。当毛主席来到红大时，学员们看到毛主席比以前消瘦了许多，脸上挂满疲倦之感，学员们内心都无比的敬佩，同时也都为主席过度操劳而担心。

毛主席走上台，只见他笑容满面，用铿锵有力的声音朝着红大学员说道：“祝贺同志们从红大学校毕业，我代表中央给大家送行。”说完，他极其兴奋地与红大学员们一道鼓起掌来。

毛主席再次讲解了西安事变发生后局势发展的方向。他说：“西安事变带来了两个可能：一是国民党加剧内战；二是促使蒋介石抗日，形成民族统一战线。现在看来，情况是向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着，当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把蒋介石扣押后，我们红大学员里有不少同志也是主张杀掉蒋介石的。请同志们讲一讲，是杀掉一个蒋介石好，还是形成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好？现在还有没有不同意释放蒋介石的同志？如果有，请你上台来发表一下你的见解嘛。”

全场的学员都被主席风趣的问话逗笑了，主席说罢，自己也高兴地笑了。

主席接着说：“同志们，你们即将回到自己的部队，奔赴到抗日的前线去，希望你们发扬红军的光荣传统，发挥出在红大学到的马列主义和政治、军事知识，在未来的革命斗争中去创造更大的胜利，我们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我聆听着，思考着，疑团渐渐解开。

毛主席的讲话无疑是给红大学员鼓了劲，加了油，使我们增添了抗战到底、革命必胜的坚强信念。

尽管蒋介石背信弃义，在南京监禁了张学良，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抗日，奠定了必要的前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陕北苏区大部得以恢复，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领导机关由保安进驻延安。客观局势的迅速好转和发展，使我党、我军走出困境，坚定了信心。

开设甘泉、鄜县办事处

1937年年初，党中央和红军总部由保安县迁至延安。古城延安一天天变得热闹起来，很多学生及有志报效国家的青年从白区结伴而来，不少进步民主人士也纷纷到来，真可谓“天下之心归延安”。

1937年之后，延安成了中国革命的圣地。而此时延安以南的甘泉县、鄜县（今富县）仍被国民党盘踞着。

1936年年底，我从红军大学第一期二科一队毕业后，调到军委第三警卫团任政治委员，进驻甘泉县城以南的道草铺（道佐铺），担负着警卫并护送西安至延安来往人员的任务。甘泉县城成了国民党政府和地主绅士的庇护所，故称为“土围子”。红军过往人员需要武装护送并且绕道，汽车无道通过，成了延安至西安通道的障碍，必须打通。

1937年春的一天，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同志要我回延安接受任务。第二天的大清早，我就骑马去往延安，一路上，我一直揣摩着李克农同志会给我什么任务，想来想去也没有想出个所以然来。

到延安后，我直奔李克农局长的住处，李局长热情地接待了我，并简单地询问了道草铺、甘泉地区的情况，接着对我说：“你带毛主席的亲笔信去甘泉县城找国民党的县长谈判，谈判的目的是让他们把城门打开，允许我们的汽车过往。”接着又阐明完成这个任务的重要性。

李克农局长笑着问我：“你敢去吗？”

我回答：“虽然我以前没有执行过类似的任务，但是有什么可怕的呢？敢去！有毛主席亲笔信这‘尚方宝剑’，不要说和一个县长谈判，就是和蒋介石谈我也敢去！”

听完我的回答，李局长满意地笑了，并说：“很好，很好，相信你定能完成任务！”接着又详细地交代了谈判中应注意的问题。

我在返回的路上思来想去，心情难以平静，这是奉党中央、毛主席之命第一次直接与国民党的县太爷谈判，责任重大，很难预料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和问题，心里没底，有些担心完不成任务。

我脑子里一直在盘算着可能出现的情况和问题，谈判时应采取哪些办法去对付解决。无论如何，一定要达到让我红军的汽车通过之目的。想着想着，竟没察觉到满天飞舞的雪花，不知不觉中就回到了团部。我向李团长介绍了李局长交代的任务，就开始进行赴甘泉谈判的准备。

第二天早饭后，我率一个排的兵力，沿公路很快抵达甘泉县城南门外。我安排部队在县城外一个山坡上休息等候，再一次整理了已经很整齐的着装，精神抖擞地大步向城门走去。

县城门楼上站岗的几名保安队士兵发现我后，老远就叫着：“来了一个红军，只来一个人，不要打枪……”

我走到城门楼下打着手势大声地说：“喂，保安队的弟兄们，快去报告你们的刘大队长，打开城门，让我进去，有事和你们县长商谈。”

保安队的士兵用惊奇的眼光看着我，愣住了，像没听懂我的话似的。

我又大声地说道：“保安队的弟兄们，只有我一个人，你们怕什么？赶快去禀报你们的刘大队长。”

等了片刻，城门打开了，出来一位保安队军官，我和他打招呼，各自做了简短介绍。

我说：“我奉毛泽东主席的命令来找你们县长，有要事相商。”

那位军官很客气地说：“请长官进城吧！”

在那位军官带着我前往县政府的街上，过往行人都用惊诧的眼神看着我，有些人跟在我的身后，并指手画脚地说着、议论着：红军、红军……

到达县政府门前，陪同的那位军官前去禀报，我在门口等候。

县政府门前开始有人驻足议论，聚集的人越来越多，眼光都集中在我身上。我看到聚集的人越来越多，心里想着：让老百姓围着看，不如趁此机会给他们讲讲抗日的道理。于是，我大声地说道：“乡亲们，同胞们，我们工农红军，是老百姓的队伍，是为老百姓办事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东三省，其侵略魔爪又伸向华北，日本鬼子想要灭亡我们全中国，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们，我们军民要团结起来，枪口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那位军官从县政府出来，看到我在演讲，直愣愣地注视了一会儿，才走到我跟前有礼貌地说：“长官，县长有请。”

我随那位军官来到县府的一间会客室。一位50来岁身穿长袍、头戴礼帽、戴宽边眼镜的人，见到我进来，马上迎上前来伸出手说：“欢迎，欢迎。”并说他姓夏，名福堂，现任县长。

我也面带微笑地介绍了自己的姓名和职务。

简单寒暄之后，我就把毛主席的信交给了这位夏县长，并强调说：“这是我们毛泽东主席亲笔所写。”

他急忙接过信，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说：“鄙人能见毛泽东主席亲笔信深感荣幸，但——”话题一转，“长官先吃饭吧！”

我立即回答：“我是吃过早饭来的，午饭还早呢，不必客气啦，还是先谈谈我们的汽车和人员通过甘泉县城的事吧！”

夏县长面露难色却又笑呵呵地说：“好说，好说！”

我一直等待着他的具体答复，可这位县长就是顾左右而言他。我一看他老是东拉西扯不谈正事，就严正地向他阐明：“抗日救国是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全国人民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潮高涨，是有目共睹的。只要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会投身于抗日救国的行列……况且，我们过往汽车和人员，只是经过甘泉县城，别无他意。”

夏县长对我的话有所感悟：“贵军的汽车可以通过县城，但押送汽车的人员请不要携带武器。至于来往人员，仍请绕道城外。”

我听后马上提出：“押送汽车的人员一定要携带武器，以便保障沿途安全。”

夏县长坚持说：“贵军通过县城的安全我们可以完全保证。为了避免意外，请押送汽车的人员不要携带武器。你们如果携带武器的话，兄弟我也不好向上面交代啊。”

这个问题谈来谈去，僵持了很长时间，夏县长坚持不肯让步。

我考虑到汽车可随时通过，谈判的目的已基本达到，于是就提出：“关于携带武器问题我们再进一步协商解决，今天最好搞一个文字的会谈纪要，或签订协议书。”

他赶紧说：“不必，不必，只要你们汽车来了随时都可以通过。搞成文字的东西，兄弟我是有苦衷的，请长官谅解，谅解！”

我了解当地的情况：县城周围的广大农村都是苏维埃的红色区域，国民党只是盘踞着一座孤城，兵力又少，谅他也不敢发难。于是我又把我们达成的协议重复了一遍：“我们的汽车随到随过，押送人员不携带武器，携带武器人员绕道城外通过，但是安全你必须保证，不得有任何干扰和刁难。”

夏县长立即接上说：“不敢，不敢。”

翌日，我返回延安，向李克农局长报告赴甘泉谈判的结果和过程。

李克农局长听后满意地说：“同意我们的汽车通过就行，谈判是有成果的嘛！”并向我交代在继续注意城内动向的同时还要提防各地的土匪，一定要保护过往人员及汽车的安全。

半个月之后，甘泉县长夏福堂调走了，新上任的苗芝卿（志清）县长是位开明进步人士，对红军很友好。我与其几次接触，他同意警卫三团团部带部队进驻甘泉县城，并设立了红军驻甘泉办事处，我兼任办事处主任。从此，甘泉办事处成了我过往人员和汽车的接待站。

当中央警卫三团在甘泉设立了红军办事处后约半月之余，李克农局长又要我去延安。

李局长说：“思玉同志，甘泉谈判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你也有了谈判的一些经验。毛主席又写了一封信，点名让你去，说你谈判行。目的是让我军进驻鄜县城，打通延安至洛川的通道走廊。至于方法，你可以通过甘泉县苗芝卿县长的关系去沟通。”

鄜县位于甘泉以南，四周都是苏区，唯有县城仍由国民党控制着，一些反动地主武装龟缩在县城里，时常骚扰我经过的部队，阻碍从甘泉至洛川的交通。

毛主席亲自点名，我深受鼓舞。回到甘泉办事处后，我就与苗芝卿县长联系上了，约好了第二天一同乘汽车去鄜县。有了上次成功的经验，对这一次谈判我更加胸有成竹，充满信心。

抵达县城后，由苗县长的保安队军官进城联系后，我们进到了县政府。接待我们的县长张执庵，是一个40来岁的人，此人比较斯文，健谈，性格开朗，待人友善。他把我们几人引进了县府会客室。苗芝卿县长就给我和张县长做了相互介绍。在寒暄了几句之后，我拿出了毛主席的信交给这位张县长。

张县长毕恭毕敬地接过信，急忙打开，一看是毛泽东的名字，受宠若惊，只见他极其兴奋地说：“毛主席这样的伟人能亲自给我写信，这真是高抬鄙人，鄙人不胜荣幸。”

我看到张县长态度友善，便开始与他交谈。

我说：“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华北的侵略，严重地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已推向了一个新高潮，全国很多仁人志士，甚至有些国际友好人士不断来延安访问，渴望了解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抗日的情况。为了保障西安至延安往来人员的安全和食宿方便，以及为了我们双方加强联系与合作，我们红军准备在贵县城内设置办事处。”

苗芝卿县长也表述了他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和主张，讲了当前的抗日大趋势及红军设立办事处的必要性，还介绍了红军在鄜县建立办事处后的种种好处等等。

张县长认真地听着，不时地点头表示同意。

他很爽快地说：“红军设立办事处是可以商谈的，但因涉及问题很多，尚须很好地筹划和研究。”

我当即表示：“具体问题双方可以详细商谈，张县长有什么难处，请尽管提出来，我们双方共同研究解决。”

经过一番协商，大部分问题都取得了一致意见，得到了解决，剩下的就是红军与城内保安队的关系问题。最后拟定：双方隶属关系不变，由保安队维护城内治安和县政府的警卫，城门警卫则由双方派出。红军担负城外的防卫并负责我红军过往汽车和人员的安全。就这样，我们在友好的气氛中结束了谈判，达成了红军进驻鄜县设立办事处的协议。

当日，我和苗芝卿县长乘车返回甘泉。我微笑着对苗县长说：“你为红军进驻鄜县操心费神，我代表红军向你表示感谢！我们今后如遇到什么问题就直接联系和商量，以求圆满解决。”

第二天，我就返回延安，向李克农局长汇报了鄜县谈判的情况。

李克农局长高兴地说：“思玉同志，毛主席都说你行，很不简单啊。”

我回答：“这不是我行，是毛主席亲笔信的威望，是您李局长指导有方。”

李局长接着说：“对，对！是毛主席、共产党、红军深得人心。我立即将此情况报告毛主席和总部。”

随后，李局长便带我到总部见了叶剑英总长和总政的谭政主任。两位首长听取了我的详细汇报后，当即指示：“先由你带警卫三团一个营和炮兵大队进驻鄜县城。”并再三嘱咐我进城之后，一定要注意党的城市政策，处理好与张执庵县长及县政府的关系，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各界人士投入到抗日救国统一阵线上来，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用我军铁的纪律和模范行动来教育广大人民群众，扩大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

经充分准备，按协商确定的日期，我率领警卫三团一个步兵营及炮兵大队进驻了鄜县城（我又兼任鄜县红军办事处主任），受到了张县长和开明绅士及县城内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只见张县长穿着一件崭新的长袍，戴着礼帽非常精神地领着县政府的工作人员在城门迎候。城门口和街道上贴满了欢迎红军进驻的标语，整个县城喜气洋洋。县政府给我们安排了驻地，并准备了白面、猪肉、粉条、白菜等生活物资。

我对张县长说：“谢谢你对红军的慰劳和关照，今后我们在一起，应精诚合作、团结共事。”

张县长很客气地说：“我一定尽力而为，如有不周到之处，还请曾政委海涵和谅解。”

进驻以后，我们一直友好相处，没有引起过任何纷争。

甘泉、鄜县红军办事处的建立，疏通了甘泉、鄜县至洛川的通道，不仅保护了过往人员和汽车的安全，而且还为延安总部直属队提供了粮食等后勤物资。

两个红军办事处和国民党的两个县政府按照签署的协议遵守执行，和睦相处。

毛主席接见两位县长

当我率领警卫三团一个步兵营及炮兵大队进驻鄜县城，设立红军办事处不久，一天，甘泉县苗芝卿县长来到红军驻甘泉县办事处，他很慎重而又神秘地对我说：“我和张执庵县长多次商量，想去晋见毛主席，可不可以？”

我听了苗县长的要求后，心里想，虽然他们职位不高，但为了开展抗日救国统一战线，毛主席接见他们的可能性是有的，于是就说：“这得待我去延安请示后再给你们答复。”

苗县长再一次恳求地说：“拜托了，请满足我们的愿望。”

过了几天，我去延安向李克农局长报告了苗、张两位县长想晋见毛主席的请求。

李局长当即请示主席，马上得到答复：“欢迎他们来，送上门来的统战工作还能不做？由曾政委陪同这两位县长来，什么时间来，由他们决定。”

得到同意接见的答复，我非常高兴。

翌日，我返回甘泉将毛主席同意接见的好消息转告他们。苗芝卿、张执庵两位县长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并当即确定后天去晋见毛主席。

第三天的上午，我陪同苗、张两位县长从甘泉乘汽车抵达延安，在一个招待所休息等候。我立即向李局长报告，李局长很快来到招待所，当即带领我们三人去晋见毛主席。当我和苗芝卿、张执庵两位县长来到毛主席住处，毛主席走出门来迎接。我向毛主席敬礼，两位县长向毛主席行鞠躬礼。毛主席和他们一一握手后说：“欢迎，欢迎！请进，请坐，请抽烟，请用茶。”

毛主席先问了两位县长的一般情况，两位县长将籍贯、学历等一一做了回答，并表示当面聆听毛主席的教诲，这也是他们很久以来的愿望，今天终于实现了。

毛主席问：“曾政委带部队进驻你们的县城，你们害怕吗？相处得怎么样？”

两位县长答道：“我们欢迎红军进驻，我们友好相处，很融洽。”

毛主席说：“我们这些人不是青脸獠牙吧？不像有些人宣传的那个样子吧？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嘛！”

两位县长说：“我们也不相信那样的宣传，共产党和红军都是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毛主席说：“西安事变震惊中外，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扣留了蒋介石先生，当我们得知消息时，甚为震惊。张、杨两位将军无非是为了逼蒋先生抗日。南京的‘亲日派’何应钦一伙调兵遣将，重兵压向西安，国内出现了紧张而复杂的政治局面，张、杨两位将军来电请共产党派代表团去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全国很多开明人士，都认为蒋介石先生10年来屠杀了很多共产党、红军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积怨很深，共产党一定会力促张、杨两位将军把蒋介石杀掉，以解前仇。我们共产党人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摒弃前嫌，迅速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并派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等代表去西安参加谈判，经过艰苦的谈判，终于同张、杨两位将军一道与蒋介石的代表达成了协议，接受张、杨两位将军提出的八项主张，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蒋介石已平安回到南京。”

两位县长说：“共产党、毛主席高瞻远瞩，决策英明，受到全国民众的称赞和拥护，大敌当前，我们一定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

毛主席说：“为了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实现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我们最近向国民党提出了五点要求。

（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

（二）保证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

（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

（五）改善人民的生活。

共产党为了表示团结抗日的诚意，愿向国民党做出四项保证：

（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

（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

（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

（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我们这样做，是想以我们的诚意和努力，促使蒋介石下决心抗日。当然，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是否能马上实行抗日呢？还要靠我们共同做工作，就像陕北老乡用毛驴驮粪上地，毛驴是不太愿意上去的，就得一推二拉三打，使它上去。”

两位县长和我及李局长都被毛主席生动而幽默的比喻逗笑了。

两位县长说：“我们一定要做好各界民众的工作，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早日形成。”

毛主席说：“在全民族抗日的大战场上，谁坚持抗日，谁就会得到人民大众的拥护；谁不抗日，破坏抗日，去当汉奸，其行为是可耻的，下场会是可悲的，一定会遭到人民的唾弃。宋朝的岳飞与秦桧一忠一奸，直至今日在岳飞故乡汤阴，秦桧夫妇仍跪在岳王塑像前遭到世人的唾骂！”

毛主席的话刚说完，工作人员进来向李局长报告说饭菜都摆好了。

毛主席笑着说：“好吧，饿着肚子是不能救国的，我们一起进餐吧，边吃边谈。”

两位县长不好意思地说：“不打搅了，我们还是到外面去吃饭吧。”

毛主席说道：“都是一家人，不要客气嘛。”

我和苗、张两位县长随着毛主席、李局长来到餐厅。

毛主席说：“请坐，李局长请给两位县长斟酒。初次见面，大家不要客气，请随便。”

毛主席先端起了酒杯，两位县长也立即站起来，端起酒杯与毛主席的酒杯相碰后，一饮而尽。

毛主席说：“以后你们两位县长和曾政委友好相处，共商国是。”

两位县长也非常诚恳地向毛主席表示：“我们一定响应您的号召，和曾主任友好相处，为抗日救国做贡献。”

毛主席用筷子指着红烧肉说：“请吃红烧肉，这可是个好菜，它能补充人的大脑，也是我们红军的拿手菜。”

两位县长听后笑了：“那我们一定得好好品尝一下红军的拿手菜。”

两位县长站起来，端着酒杯说：“借主席的酒回敬主席，祝毛主席身体健康，干杯！”

毛主席又问两位县长：“你们吃辣椒吗？”

两位县长答：“也吃。”

毛主席说：“过雪山时，我们很多人都备有干辣椒，吃辣椒能增加身体热量，是御寒的好办法。所以吃辣椒是革命，愈辣愈革命。”说着，只见主席用筷子夹起一块红烧肉在装满辣椒面的碟子里沾满了通红的辣椒面，一边吃一边说：“好吃，好吃啊。”

我们再一次被毛主席的幽默比喻逗笑，并被这和谐、轻松、有趣的气氛所感染，两位县长完全没有了刚来时的拘束。张县长对苗县长说：“我们也要学习红军吃辣椒克服困难的精神，来开展抗日救国运动。”

两位县长向毛主席表示：“今天聆听毛主席教诲，受益匪浅。今后一定要精诚团结，开展好各界的抗日救国运动。”

毛主席笑了笑说：“这是我们所期望的。你们既然来了，就住几日吧，借此机会多了解了解我们红军。”

两位县长说：“感谢毛主席在日理万机的工作中抽出时间来接见我们，不能再打扰了。”

毛主席说：“既然两位不愿多留，那我就主随客便，以后如果两位有事尽管来，写信也行。”

临走时，主席还嘱咐我和克农同志多联系。

我们三人向毛主席和李局长告辞后，当日乘汽车返回甘泉县城。两位县长当面聆听毛主席的教诲，开阔了视野，在车上，一再向我表示团结共事，共赴国难，为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努力。

从此，我和两位县长相处得更为融洽，各项工作进展都很顺利，不久又顺利地组建了延安、延长、甘泉、鄜县、洛川五县警备司令部。张宗逊司令员来视察工作时，对甘泉、鄜县的工作称赞有加。

聆听毛主席教诲

1937年4月初，中央警卫三团与中央警卫一团合并为中央警卫一团，我仍任政委。合并后不久的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从警卫一连回团部时，很远就看见毛主席在门前散步。

毛主席也看见了我，就让警卫员叫我。

我立即随警卫员到主席那里，我向主席敬礼，问好。

主席和我在门口站着谈了起来。

主席微笑着说：“曾政委，今天是礼拜六，你又到连队去检查工作啦？”

我向主席回答：“是，到一连参加支部会。”

主席说：“一连有多少党员？长征过来的老同志还有多少？”

我说：“一连经过长征过来的老同志还有15人，都当了正副班长，有的当了排长。党员21人，团员10多人，陕北苏区补充来的战士，有的也当了班长。”

主席接着问：“战士们的团结友爱精神怎么样？”

“部队的士气旺盛，长征过来的老同志，陕北苏区入伍不久的新同志，阶级友爱团结精神很好。南方籍和北方籍的在一起时间长了，生活也就习惯了，因此也就打成了一片。”我回答道。

主席说：“那就好，军队是个大学校，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是我军的传统作风，大家当红军走到一起干革命，就是要团结一致，万众一心，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你们的团营领导同志要狠抓连队建设，做好基础工作。党支部建在连队，排有党小组，班有党员，还要做好青年团的工作，要注意上好党课、团课，提高党团员的政治觉悟，发挥党支部的堡垒作用和党团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主席又问：“连队的伙食怎么样？”

我说：“不算很好，但伙食质量比以前有提高，有的连队种了菜，养了猪，伙食调剂得还可以。”

主席说：“对，警卫团的环境比较稳定，一定要搞好军民关系，在不与民争利的情况下，部队要亲自动手种菜养猪，尤其是你们团，可抽出一些人，组织起来，搞生产劳动，开荒种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嘛……你们警卫团党委领导和机关，要认真抓部队建设，在任何时候都要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要有敌情观念，不要有松懈麻痹思想，养成部队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的作风。同时要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教育，提高全体指战员的阶级觉悟。推翻帝国主义、官僚主义、封建主义这三座大山的任务还很艰巨，要不断解放被压迫的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奋斗！要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加强部队军事训练，提高部队战术水平。总之，就是要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提高部队战斗力。”

主席又说：“你们部队的文化生活开展得怎样？要发挥士兵委员会的作用，一定要把连队的文化娱乐活动开展起来。出墙报，表扬、宣传好人好事，使战士们有丰富的精神食粮。当前要积极开展学文化活动，扫除文盲，还可搞些游戏、歌咏比赛等来活跃部队。特别是要学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不但会唱，而且要认真地做，学用一致，变为实际行动，养成革命军人雷厉风行和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的作风，步调一致革命才能取得胜利。”

我向主席说：“长征过来的老同志都希望到前方去打仗，打日本鬼子。”

主席说：“噢，那是好事，你当政委的也想到前方去吗？”

我说：“服从命令，听从指挥。”

主席说：“那就好，要教育全体指战员，前方、后方都是干革命，后方也不太平，要有敌情观念，警卫团的警卫工作非常重要，保卫党中央和中革军委首脑机关，责任很重大哦。你们警卫团的领导要有全局观念，有预见性，一旦需要，警卫团长征过来的老同志作为扩军建军的骨干，可以抽调一部分到前方去，这是领导上的事……”

主席突然问道：“警卫团政治处主任姓什么？”

我回答：“刘正平，江西太和人。”

主席说：“同你打一个招呼，从外面来的一位女作家叫丁玲，到你们团政治处当副主任好不好？”

我说：“有主席您的亲自推荐，此人肯定非同一般，我们热烈欢迎。”

主席说：“那就好。”

不久，总部命令我带领军委通信营和驻鄜县警卫团的步兵营、军委直属队炮兵大队开到红军前方总部——西安三原。

我向接任的负责同志交代工作后，就率领部队向总部左权参谋长处报到，又到政治部杨尚昆主任处报到。正巧碰上了一军团政委聂荣臻，他一见到我就说：“噢，你回来了。”并对杨主任说：“还是让他回二师工作吧！”于是我就又回到了二师。二师师长黄永胜、政委肖华、政治部主任唐亮，决定我任师组织科长（时间仅一个月），后又到四团任政委。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