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罗镇战前勘察

1935年10月底，陕甘支队胜利到达陕北苏区，与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领导的红十五军团会师。

一天，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骑马由骑兵护送专程来看望毛主席、周副主席、彭德怀、林彪、聂荣臻等领导同志。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的会师，呈现了极其高昂的战斗士气和无比喜悦的心情，陕北红军和陕北人民热烈欢迎毛主席率领的中央红军，使中央红军深有宾至如归的感受。

两军会师，稍作休整。11月3日中央决定陕甘支队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序列。彭德怀任一方面军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原红一、红三军团合编为红一军团，林彪任军团长，聂荣臻任政治委员，左权任参谋长，朱瑞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二、第四师（二师师长刘亚楼、政委肖华，四师师长陈光、政委彭雪枫）和第一、第十三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周士第任参谋长，郭述申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七十五、七十八、八十一师和一个骑兵团。

部队由于恢复了红一方面军番号，人数又多起来，士气也更加高昂了。

11月的陕北大地已进入了严冬季节，北风呼啸，天空不时雪花飞舞。

此时，蒋介石国民党为了彻底消灭红军，趁中央红军长途跋涉，立足未稳，甚为疲劳之际，调集了5个师的兵力，分途向陕北苏区红军进行“围剿”。

毛主席同周副主席、彭德怀、林彪、聂荣臻等领导同志进行多次研究，决定在直罗镇地区设伏打一个歼灭战，歼灭敌人一至两个师，从而粉碎敌人对陕北苏区的“围剿”。正如毛泽东主席后来在对长征的总结中所说：“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对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此时，我已调入红一军团司令部侦察科任参谋，科长是刘忠。（我由红二师司令部通信主任调来任参谋，所以，大家都习惯地称我为“曾高参”，也是因为我经常接触毛主席、林彪、左权等总部、军团领导的缘故。）

毛主席同周副主席、彭总以及林彪、聂荣臻、左权等领导同志为了打胜直罗镇一仗，曾多次在张村驿村一军团司令部驻地开会分析研究。

一天，他们在张村驿村一地主家的大厅里一边围着一堆火取暖，一边研究着怎样在直罗镇地区设伏打歼灭战的问题。我进屋来给左参谋长送地图，毛主席一眼看到我就说：“哦，你不是给徐向前送信的那个曾主任吗？”这时我笑着向主席回答：“是我。”此时，左权参谋长马上接着说：“曾思玉现调军团司令部侦察科当参谋了。”

毛主席面对我说：“你通信、侦察都有一套，那你是耳聪目明啊！”

在我的记忆中，当时主席他们开会的情景是墙上挂着大比例尺的地形图，左权用树棍在墙上的地图上指点着介绍地形情况，毛主席等其他领导围着火堆聚精会神地看着地图，毛主席不时地提问。首长们对敌情、地形、民情研究得甚为细致。为了使图上看的与实地情况相一致，彭总决定第二天到现场去勘察，大家研究议论得很热烈。

只听彭总说：“主席，你和周副主席明天就不要去现地了，因我们前面还有部队同敌人保持接触，我和林彪、聂荣臻、左权及侦察科人员带侦察部队前去就行了。”

毛主席说：“那怎么行呢，你们能去，我也能去。”

会后，左权参谋长指示我找好向导和让侦察连做好准备。

第二天，我早早就起来了，准备好要带的地图、资料，集合侦察连列队等候，做好了随同首长们前去勘察的一切准备工作。

早饭后，虽然北风吹着，但天空晴朗，我带着侦察部队由向导带路，在前面向着几十公里外的预定地区开进。毛主席等领导同志骑马随后。当我们行进10多公里后，天空开始阴云增多，不时地刮着刺脸的北风。

当我们登上预定目标地域的一个山头时，毛主席、彭德怀、林彪等首长们用望远镜观察着四周地形地物，当首长们摆开地图与现地核对时，开始雪花飘飘了。为了不使地图被雪花打湿，我让芦迪、小张（侦察科两位侦察员）将油布拿来，打开遮在首长们头上，使漫天飞舞的雪花不能落在首长们的身上和地图上。这时主席说：“噢，这简易帐篷也不错嘛！这里太荒凉了，没有成片的树林，但是该地形对我们设伏还是比较理想的，战后，在这里开荒种地会丰衣足食的。”但是，由于雪下得越来越大，远处已看不清楚了。这时，只听主席说：“我们勘察已经达到目的了，可以回去了。”又听左权参谋长说：“主席，明天天晴后，我带侦察部队再做进一步勘察，向主席汇报。”

后来，在直罗镇战役打响前夕，我由于患了伤寒病，没能参加此次战役，至今回想起来都深感遗憾。我和刘西元（原三军团四师青年干事，也同样患了此病）住在一位百姓家里治病，卫生部姜齐贤部长来看望我时说：“曾高参，直罗镇打了个歼灭战，你们的伤寒病有救了，从西安买回药了。”我和刘西元一听，心里很是兴奋，连声说：“谢谢！谢谢！”

姜部长还告诉我俩，四团王开湘团长在住院时，由于得此病发高烧，昏迷中用手抓响了枕头下的手枪，击中自己而牺牲了。还有几位同志被这种病夺去了生命。看来你们身体条件不错，挺过来啦，不易呀！

踏雪访黄河

直罗镇战役以后，红一军团部队就驻在延川甘谷驿休整。

1935年12月中旬的一天，军团左权参谋长把我叫了去，命令我带骑兵侦察连一个手枪班护送林彪军团长去瓦窑堡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交代完任务，左权参谋长又说：“走的时候记着，把清涧、延川、延长一带的地图带上。”

听了左参谋长最后这句话，我不由得暗暗高兴。根据我在军团司令部工作的经验，我了解到林军团长指挥的特点是认真、细致。在战斗的紧要关头他总是亲自出马。在前线，他更是特别重视指挥员亲临实地调查研究。他常常这样要求每一个指挥员：要腿杆子勤劳——多跑、多看，不要怕疲劳；要嘴巴勤劳——多问、多调查，不要怕麻烦。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每当到达一个新的地方，他总是要到驻地周围看看，找老乡扯扯。常常有这样的事：有些敌情、地形和民情风俗，我们这些专做侦察工作的还不知道，他倒早知道了，在我们汇报时，他插上一两句话，修正和补充一些情况，弄得我们都很惊讶。至于有什么大的行动，那就更不用说了。不久以前的直罗镇战斗，我就曾跟随他去做过实地侦察。这次去开会，还要带上地图，一定是有大行动了。

果然不错，就在这次会议上，党中央确定了“联合一切爱国人士，成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抵抗日寇侵略，挽救祖国于危亡”的政策方针。党中央为了推动全国人民武装抗日，粉碎反动派的“围剿”，决定把陕北地区的红军组成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准备开上晋察前线去，率领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救国。

当然，这个情况我是后来才知道的。当时，瓦窑堡会议结束以后，军团长只是向我明确了这样一个具体任务：到清涧、延川附近去，侦察黄河两岸地形，为部队选择强渡黄河的登陆场。

我们一行十几人轻装向清涧、河口方向进发。第一天走了50多公里，到达一个区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在这里向政府的干部进行了兵要地志的调查。林军团长还特地要了一份县志地图，因为县志地图比军用地图详细、准确。第二天晚上，冒雪到达了河口附近地区，在离黄河几公里路的一个小村子住了下来，决定第二天吃过早饭以后，再到黄河边去。

当天晚上又下起了大雪。已经是深夜了，我检查过警戒，看见军团长住的窑洞还有灯光，就悄悄地走了进去。军团长还没有休息，只见炕上铺着几幅拼起来的五万分之一地图，他坐在炕上，双手按着地图，正聚精会神地看着、思索着。发觉我进去，他微笑着问：“天这么晚了，怎么还不休息？他们都睡了吗？”听口气，该休息的倒像是我们，而不是他自己。“他们都睡下了。”我回答之后，接着向他请示：“雪下大了，明天还去不去黄河边上？”“去。找个好向导就行。”他略略思索了一下，又说：“找两个，找一个放羊的，找一个划船的，最好年纪大一点。”说完，他又俯身研究地图。

我快速赶到村苏维埃，托村主席搞几身用于乔装的衣服，把找两位向导的事也交代了。但心里总不由得暗暗纳闷：到黄河边总共才不过十几里路，有一个向导带路足够了，为什么还要两个，而且一定要这样两个人？雪，整整下了一夜，足有二尺深，而且还在继续下着。这样的天气跑到河岸上去，能行吗？但对侦察来说，却也很有利。

吃过早饭，村主席给我们找的两名向导来了。两人都约有40来岁，那位放羊的老乡年纪略大一些。他们都粗壮得很，脸膛又红又黑，额头上的皱纹很深很深，一看就知道是淳朴勤劳的劳动人民。我叫骑兵侦察班长卢迪同志挑了5名战士，立即用借来的衣服装扮起来。我们有的穿上一身光皮板的老羊皮袄，头上缠条羊肚子手巾；有的索性把棉衣翻过来穿，这样浑身上下都是白的，莫说隔条黄河，就是离几十米远也看不清人形了。那边，军团长也动手化装起来。他把自己那件旧大衣翻过来穿上，拦腰扎根绳子。看惯了他平时那整齐的着装，看他穿了这一身，倒也很像是当地一个普通农民。

一切准备妥当，我们就踏着齐膝深的雪，冒着纷纷扬扬的雪花，向黄河边上走。这正是阳历12月底，天气已经很冷了，从黄河边上吹来的东北风，卷起大把的雪花直往人们的脸上和脖子里钻，冷得人直打寒战，有时憋得人连气都喘不过来。但是，走出村子不久，我们就慢慢习惯了，而展现在眼前的一片雪景，却把我们这些长期生活在南方的人吸引住了：白雪把整个西北高原盖得严严实实，放眼望去，白茫茫一片望不到边，真是又雄伟又壮观。

那两位向导大概对我们的行动感到很奇怪，忍不住问我们：“同志，这样大的雪天，你们到河上来干啥？”我连忙回答：“俗话说，‘不到黄河不死心’嘛，我们这些南方人没见过黄河是什么样子，听说黄河多么大，水怎样黄，现在来了，不管怎样也得来看看。”这句话是为了不暴露我们的意图而事先编好的。接着，我望望军团长，他笑着点点头。他正迈着大步一步一步地在深雪里行走，有时抬起头来，四下里望望，还不时地伸出手来接接雪花。他是那么悠闲，看来倒真像是有着浓厚的看黄河、赏雪景的兴趣。

再往前走出不远，就听见“呼……呼……”“喳……喳……”的声响。向导说：“听见了没有？那就是黄河了。”10点钟左右，我们来到河口附近辛关渡对岸河边上。这时，雪已经停了，冰冻了的黄河，更有一幅奇特的景象：大块的冰块像一座座小银山，在水里缓缓地游动，一阵急浪卷来，冰块就猛地一碰，激起很高的水花，冰沫四溅，发出震动人心的声响。四野里静悄悄的，只有成群的江鸥贴着冰面飞来飞去，好看极了。

这时，放羊的老乡走过来，拉拉军团长的衣服，指着对面的渡口说：“同志，你们注意点，这是条赤白交界的黄河，那边有阎老西的‘白狗子’，晴天有时候还打枪过来。”

军团长点点头，立即绕到河岸崖头的后面，伏在雪上，举起望远镜来观察。他看得那样专注，刚才赏雪景的神情顿时消失了。我也连忙掏出望远镜来观察。从望远镜里看来，对岸的地形十分清楚：渡口的两侧全是陡立的悬崖峭壁，山头上、隘路口，零散地隆起一些雪堆，张着黑口，那是一些碉堡。渡口上的设防更加严密。在密集的碉堡旁边，有敌人的哨兵在活动，还有几个敌兵正在扫雪。

军团长看了一阵，继续向黄河渡口北面走。这里的雪更深，有的地方把膝盖都陷没了。他好像忘了下雪这回事，蹒跚地走一阵，停下来看看，再走。

走出了好远，他停下来，向对岸望了一会儿，然后拍了拍大衣下摆上的雪，走向那位放羊的老乡。他举起手好像很随便地向对岸画了个圈，问道：“老乡，这一带山上你都上去过吗？”老乡回答：“去过，过去给人家当了20多年的放羊工，河这一侧，哪个地方没去过？”“哎哟，那么陡的崖头，人可怎么上？”林军团长试探着问。

“放羊的嘛，羊上得去的地方人就上得去，羊上不去的地方，人还得拉它一把呢。”老乡指着山梁上被雪盖着的断续部分说，“看，那崖头都是斜的，能上得去。”

林军团长点点头，自言自语地把放羊人的话又重复了一遍：“对，羊上得去的地方人就上得去。”我一面听着他们的谈话，一面把放羊人的话记录下来，并且随着老乡手指着的地方，勾画了一张草图。这时，我忽然想起军团长让我去请向导时的情景。这些西北地区放羊的多，放羊的整天漫山跑，哪个山沟角落他不知道？请这样一位向导来配合调查，不愧为一个好主意。不用说，那位船工也一定会在了解水情方面给我们许多帮助。

军团长又和放羊老乡扯了些别的，像山上的草多不多，从河沂子上山怎么个爬法等等，这些看起来都是些无关紧要的闲扯，但对岸一些眼睛看不见的地形情况此时已经比较清楚了。

接着，他走向那位船工，从古到今地谈了些黄河的水情以后，又问：“黄河这么宽，划一个来回得多少时间？”“那得看水势。”船工老乡说，“平常一个来回得两三顿饭的时间，碰到涨水，时间更长一些。”“歇船的时候，船往哪里放？”军团长又问。老乡往北指了指，说：“就在河口那里，那里水稳。”就这样边看边扯，河口、延水关之间地段侦察了一遍，这一天就在这冰雪的大河岸上过去了。

傍晚，又下起了雪，我们又冒着大雪往回走。整整一天在雪地里奔走，大家又冷又累。但军团长却没有疲倦的神色，仍是精神奕奕地跟着老乡的脚步走，但是却没有了来时那种赏雪的兴致。他一面走，一面沉思着。根据以往的经验，我知道，在这位首长的脑中，一个巨大的行动计划，已经酝酿成熟了。

一个多月以后，我们踏雪侦察过的地段，就成了我们东征强渡黄河的登陆场。就在那位老船工所指点的无定河口内，隐蔽了渡河的船只，就在那位老放羊工当年经常攀登的山腰断续部上，布满了突击队的红色战士。

我们红一军团这支强大的抗日先锋军，就这样在毛主席和彭总的指挥下，从这里强渡天险黄河，开始了英勇的东征。

这篇《踏雪访黄河》一文是我1958年发表在《红旗飘飘》上的文章，1971年“9·13”事件后，我曾因此文遭到株连和批判。

东征

1936年年初，我护送军团长林彪对黄河进行现地勘察之后，返回军团驻地张村驿村地区，部队开始进行东征强渡黄河的具体准备工作。

此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向我华北大举进攻，山西的阎锡山同日本侵略者暗中勾结，局面尤为动荡。中国工农红军为了抗日救国，揭露蒋介石国民党、阎锡山之流的不抵抗嘴脸从而开始了东征战役。

2月17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发表《东征宣言》。2月18日，彭德怀司令员、毛泽东政委下达了东征命令。

红一军团（辖二师、四师、一师）由绥德县沟口、方面军直属队随十五军团（辖七十五、七十八、八十一师等部）由清涧县河口等地对50多公里的黄河地段形成钳形突击阵势。

20日白天，林彪、聂荣臻、左权等军团首长赞成二师的决定，从二师五团一连选拔了经过长征锻炼的24人组成强渡黄河突击队，准备突破辛关渡渡口。一连连长曾国华为突击队长。

这场“突破天险”的突击战打得十分漂亮，根据时任突击队队长的曾国华同志的回忆：

东渡黄河的战斗就要打响了。

为了突破黄河天险，粉碎死硬派阎锡山的防线，我们一军团二师五团选拔了24名突击队员，组成了渡河突击队。突击队有4个组，队员年龄最大的20多岁，最小的才15岁，都是经过长征锻炼的。组长多半用匣子枪，队员一律用缴自东北军的捷克式马步枪；每人百来发子弹，4枚手榴弹。另外，还配备了1名信号员、8名水手、4名梯子手，全是共产党员。

2月20日，在张振山团长率领下，突击队的干部打扮成陕北农民的模样，头扎白巾，身穿蓝短衣，背着粪筐，扛着锄头，弓着腰，拉开距离，向黄河边沿进发。

我们来到黄河畔上，在一间好像是看麦场的小土房里，看见一个穿土布棉袄的人，背着身子，手里拿着望远镜，正伏在枪洞口观察对岸。我不觉一愣，啊！是林彪军团长。

“你来了？”没等我开口，他把我打量一下就问，“你是突击队长曾国华同志吗？”

“是！”

“好，快进来坐下吧。”说着他便坐在一层干草上，我也随着坐下，心里不由得紧张起来，暗想：任务多急，连军团长都亲自到最前线来了，可得加把劲啊！

不多时，同志们都到齐了。

“突破口就选择在这里。这里距三交镇有20多里路。”我们围在枪洞前，瞭望对岸，军团长指着隔河的地势，向我们详细讲着对岸敌人的情况，指出了我们应该采取的对策：“河对岸顺躺着一座百来米高的山冈，山腰和山北脚下都有一个碉堡，山南脚下的村子也有一个。这三个碉堡一字排列，相互距离一里左右，是封锁这一段渡口的主要火力点。山腰上那个碉堡，是敌人两个守河部队的结合部，也是他们兵力最薄弱的地方，突击队要先占领它。那一段河边有块40多米宽的冰排，船容易靠拢，岸上也比较平坦，别处有暗礁，河坎又陡，部队很难冲上去。必须先攻下山腰那个碉堡，然后再迅速分头攻占其他两个，撕开两个缺口，从那里继续向南北两端发展，使主力部队安全地渡过河去。”

林彪军团长讲述得一清二楚，说完便转身问我：“听懂了没有？如果没懂，我再交代一遍。”

“听懂了！”

“听懂了，那么，你讲一讲吧。”

他静听我复述着，然后点了点头说：“你完全理解了，好吧，回去准备一下！”

出发前，团部为我们突击队举行了会餐。师长刘亚楼同志特地赶来敬酒，并频频嘱托与鼓励我们。有的同志没有当上突击队员，眼眶里含满泪水；有的同志把自己最珍贵的几粒子弹送给我们；还有的同志把好枪换给我们……我激动得心不住地怦怦跳。

天黑了，我们踩着山路上的雪窝，一个紧跟着一个，静静地向河边走去。远远地看到有几个人影在岸边摇晃，走近一看，原来是林彪军团长披着件大衣站在那里。

“你们来了，准备好了？”他走到我们跟前轻声地问。又看了看每个人携带的武器，摸摸装束紧不紧，会不会有响声。然后又走向沟口，检查一下船只，问水手：“船能坐多少人？漏不漏水？”

这时，从对岸不时地射来手电筒的光亮，像萤火虫似的一闪一灭。看来，敌人是有戒备的。可是，河面宽阔，凭手电筒怎么能照得清呢？我们依然镇静地准备渡河。

大家分别乘上两只船，我在二、三组合乘的那只船尾。军团长和我们一一握手，嘱咐我们：“同志们，坚决完成任务，祝你们胜利！”接着便发出命令：“开船！”顿时，篙桨一齐动作，木船迅速驶出沟口。离开岸边好远，我回头看去，仍能清楚地看到军团长的身影，他依然伫立在河边，关切地注视着我们。

急流将木船一会儿抛起来，一会儿捺下去。河水汹涌翻腾拼命地吼叫，水手们挥着热汗，勇士们瞪大双眼，拼命地划着船，船急速地顺水向下漂去。

远看岸边，雪白一片，就要靠近岸边的冰排了，大家的心像满弓上的箭，真想插上双翅飞上岸去。就在此刻，对岸响起“噼噼啪啪”的枪声，子弹像暴雨似的袭来，四周的河水哗哗作响。信号员的头部中了弹，倒在了船舱里；一个水手的胳膊也涌出了鲜血；船帮被打漏了，水呼呼地往舱里灌。在这紧急万分的时刻，我站起来扯开嗓子喊：“同志们！不要怕，赶快划，越快越好！”大家一齐动手，船就像插了翅一样，很快靠上了那块冰；因为用力过猛，船撞到冰上，又退回好远，我们只好重划过去。当船离冰只剩几步远时，也不管冰有多厚，能否经得住人，大家都往下跳去。

敌人一见我们上了岸，射击得更加猛烈了，耳边只听到子弹嗖嗖飞过的声音。我们登上河岸后，便迅速散开，甩出去几十枚手榴弹，在敌人眼前构成了一道烟幕。随着这猛烈的爆炸声，同志们端起枪，高喊着杀声，向敌人冲去。守在河堤上的20多个敌人，见势不妙，撒腿就跑。

我们没顾得上追击他们，按照预定计划，分头去抢占碉堡。第三组向山腰上的碉堡奔去，谁知敌人都跑光了，也没有搭梯子，便直接从门口钻了进去。占领碉堡后，我又立刻布置火力，一面防止敌人反扑，一面注意着第二梯队的动静。

不到10分钟，敌人果然偷窜过来。恰在这时，我们的第二梯队——张振山团长率领的一部分人渡过河来，短兵相接，立刻与敌人肉搏。

我在碉堡里，听到河边上一片喊杀声和刀枪碰击声，知道二梯队和敌人接上了火，立即留下两个队员把守碉堡，带领另外两个队员向下冲去。敌人一见四面八方都是我们的人，吓得连枪都不敢放，撅着屁股向他们住的那个村子溜了。

这时，第一组组长龙书金同志早就带领一个组占领了这个村子。按事先规定，应该打信号弹与对岸联络，但是，因为信号员渡河时牺牲了，他们只好在村边燃起一堆火来。

敌人看到火光，便大骂起来：“妈的屁！共军都上来了，你们还在烧火，不跑，想等死！”

龙书金同志听到敌人的叫喊声，赶紧带着队员跳下碉堡，枪栓哗啦啦一片响，敌人一看是红军，才扭头向三交镇奔跑去。

这时，我带着第三组到村子里去同龙书金组会合；第二组、第四组已经向黄河上游打去，扩大突破口。敌人严密封锁着的黄河渡口，就这样被我们突破了，渡河部队的火把熊熊燃烧着，照得河水与天空一片红光。阎锡山吹嘘的“天险防线”，被红军突破了。

当收到突破成功的消息后，左权参谋长命我立即骑马向彭德怀司令员、毛泽东政委口头报告。

我受领任务后，骑马迅速赶到总部指挥所，向彭总、毛泽东政委报告：“报告司令员、政委，二师五团一连曾国华连长率突击队偷袭、强攻辛关渡渡口成功，并占领了敌人的碉堡和工事。”

彭德怀司令员一听，非常高兴，用极其兴奋的语调说：“阎锡山这个猪呷的（骂他的意思）吹嘘的坚不可摧的黄河防线就这样被我们突破了？他们太没有战斗力了。”

这时，只见毛泽东政委饶有兴致地打着手势对我说：“突破黄河防线有功，曾参谋你赶快回去告诉林彪军团长，后续部队迅速渡河，扩大战果，歼灭阎锡山的‘满天飞’旅（阎锡山曾派该旅到江西‘剿共’，由此而得名）。”

我快速返回到军团司令部，迅速将彭德怀司令员、毛泽东政委的指示传达给林彪、聂荣臻、左权等军团首长。军团即命渡过河的后续部队迅速向纵深发展。

后续渡河部队争先恐后，奋勇强渡。当后续部队都渡过河后就迅速地追歼敌人至三交镇，歼灭“满天飞”旅一个团，为向纵深发展创造了条件。

此时，阎锡山调集了兵力对我军进行反扑，北面的敌人逼近了，彭德怀司令员和毛泽东政委决定采取口袋战术，把敌人放进兑九峪山谷里，以一军团和十五军团的合力，吃掉这群“瓮中之鳖”。

渡河部队向山西境内发动进攻至人口众多、物产富饶的汾河流域洪洞、赵城地区，红军在这里积极扩兵筹款。我奉左权参谋长之命率军团骑兵连，配属电台，经浮山县向长治地区侦察，在行进到浮山县附近时，遭到敌人运输机投弹轰炸，所幸没有人员伤亡。此时接到军团电报，因情况有变，速撤回归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