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魏晋之文学批评

第一节　曹丕与曹植

迨至魏晋，始有专门论文之作，而且所论也有专重在纯文学者，盖已进至自觉的时期。魏晋论文之著，具见于《文心雕龙·序志》一篇。其称三国时论文者只有魏文述《典》，陈思序《书》，应场《文论》，并再加以批语云：“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辨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此外惟谓：“公幹亦泛议文意，往往间出。”其所谓魏文述典，即魏文帝的《典论·论文》。陈思序书，即曹植《与杨德祖书》等文。而应玚《文论》，现在只有一篇《文质论》，见严可均所辑《全后汉文》中；但是案其所云，只言文质之宜，似与文论无关。⁽¹⁾至刘桢之说，惟论气者犹见他书称引，馀无可考。所以讲到魏的文学批评，亦惟有曹丕、曹植二人可述。

曹丕、曹植，之对于文学究取怎样的态度呢？曹丕的《典论·论文》说：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忽务，不以康乐而加思。

曹植《与杨德祖书》亦云：

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昔扬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吾虽德薄，位为蕃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则将采史官之实录，辩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虽未能藏之于名山，将以传之于同好。非要之皓首，岂今日之论乎？其言之不惭，恃惠子之知我也。

这都是儒家立名后世的意思。再看曹丕《与吴质书》所言：

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论》二十馀篇，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

要“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要“辞义典雅”才足传于后，这些俨然都是儒家之言。⁽²⁾盖丕、植一方面在创作上沿袭古典文学的旧型，以开六朝淫靡之风气；一方面在批评上不脱儒家传统的论调，以致不能导创作入正轨，转开后世文人主张文以明道或致用的先声。⁽³⁾

曹丕的《典论·论文》为文学批评之嚆矢。自是以后，始有专门论文的散篇文章。今按丕、植所言，虽亦不外昔人的意思；如其谓“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即王充《须颂》、《书解》诸篇之意；其论文体、文气二者，亦即相如赋迹、赋心之说。但是他能融会贯通，加以廓充，而说来亦更觉透彻，此所以为中国文学上之自觉时代也。

由迹的方面言，至是始为文体之区分。《典论·论文》云：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

此数语重要之点，在于看出文的本同而末异，看出各种体裁均有其特殊的作用与风格，更看出诗赋之欲丽，以见纯文学自不可废去修辞的技巧。

由心的方面言，于是再拈出“气”字。《典论·论文》云：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又云：

徐幹时有齐气。⁽⁴⁾

其《与吴质书》亦云：

公幹有逸气，但未遒耳。

这都是从气的方面以论文者。论文言“气”，实始于此。此数节中所言之“气”，兼有两种意义。所谓“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者，是指才气而言；曰“齐气”曰“逸气”云者，又兼指语气而言。蓄于内者为才性，宣诸文者为语势，盖本是一件事的两方面，故亦不妨混而言之。《文心雕龙·风骨》篇引刘桢语云：“孔氏卓卓，信含异气，笔墨之性，殆不可胜。”此指才气言者。又其《定势》篇引刘桢语云：“文之体指贵强；（原作‘文之体指实强弱’今从黄侃校改。）使其辞己尽而势有馀，天下一人耳，不可得也。”此又就语气言者。所以刘勰称“公干所谈颇亦兼气”，而陆厥亦云“刘桢奏书，大明体势之致”。可知时人论气，本混才气语气而为一。近人乃谓：“曹丕论气，实指才性言之，为后世阳刚阴柔说之所本，与唐宋人之以语势为文气者不同。”（陈锺凡《中国文学批评史》）此则仅见其一而未见其二了。

“迹”的方面，体异而风格亦异；“心”的方面，人异而才性亦异：所以对于文体上的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四科总结一句云：

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惟通才能备其体。

“能之者偏”，“惟通才能备其体”，这二者是他从文体文气两方面体会有得的结论，也即是他对于文学批评的基本观念。其品评当代作家，即应用此观念以为其“能之者偏”的例证。他说：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幹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幹。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王粲长于辞赋；徐幹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出征》、《登楼》、《槐赋》、《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团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俊也。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⁵⁾

曹植《与杨德祖书》亦云：

以孔璋之才不闲于辞赋，而多自谓能与司马长卿同风，譬画虎不成反为狗者也。

这些话颇能说明作者的个性。个性不同，故于文的各体，能之者偏，而即于同一体制之中，也往往各自有其不同的气韵。此则所谓“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者；所以有的有齐气，有的体气高妙，有的有逸气了。这些虽近于抽象之语，但并非不可捉摸。大抵汉季臧否人物的风气很盛，所以颇多清议式的谚语，如“万事不理问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等等；而汝南月旦，尤为一时美谈。故刘劭得本之以成《人物志》，傅嘏、锺会得本之以论才性同异，而在于丕、植则不过应用此观念以论文学而已。

因才异所以能偏，因“能之者偏”于是文有利病可摭，美恶可言，而品评以起。曹植《与杨德祖书》亦云：

世人著述不能无病。仆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昔丁敬礼常作小文，使仆润饰之。仆自以才不过若人，辞不为也。敬礼谓仆：“卿何所疑难，文之佳恶，吾自得之，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耶？”吾常叹此达言，以为美谈。昔尼父之文辞，与人通流，至于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辞。过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见也。

更因“能之者偏”，于是所生的批评遂亦各随好尚漫无定准，而陷于文人相轻的陋习。曹植云：

人各有好尚：兰、苣、荪、蕙之芳，众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茎之发，众人所共乐，而墨翟有非之之论。岂可同哉！

曹丕亦云：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

但是能之者虽偏，而“惟通才能备其体”，所以他以为文学上的批评，只有作家才能胜任，也只有作家才有此识见，有此资格，因为他是深知此中之甘苦者。曹植云：

盖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刘季绪才不能逮于作者，而好诋诃文章，掎摭利病。昔田巴毁五帝、罪三王、呰五霸，于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鲁连一说，使终身杜口。刘生之辩未若田氏，今之仲连求之不难，可无叹息乎？

这种混批评与创作而为一的见解，固然不很对。但是若明白上文所讲，他们品评的标准，本重在修辞的技巧；明白他批评的基本观念，“惟通才能备其体”，则此种必作者始可言利病的主张，实是当然的结论。陈锺凡讥其不知批评文学与文学之区别，盖亦未为笃论也。

更因“惟通才能备其体”，所以益觉通才之难能而可贵。曹植《与吴季重书》云：

夫文章之难非独今也。古之君子犹亦病诸！家有千里，骥而不珍焉；人怀盈尺，和氏无贵矣。

这样以希有为贵，于是文学遂渐渐形成贵族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