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陆机《文赋》

晋初文学首推二陆；即就文学批评言，二陆亦较为重要。陆云《与兄平原书》凡数十通，大率讨论文事；不过以其过涉琐碎，无关弘旨，故不赘述。今仅就陆机《文赋》言之。其《文赋自序》虽谓“随手之变，良难以辞逮”，似乎于文学之精微处未曾论及；但是他毕竟是“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者，毕竟是“每自属文，尤见其情”者，所以无论如何颇能道出作文之利害所由。刘勰《文心雕龙》之论《文赋》，虽谓其“巧而碎乱”，似有贬辞。但其碎乱之故，由于为赋体所限，似不应以是为病；至其精微之处，则固不得不以“巧”许之。⁽⁶⁾

陆机自谓“普辞条与文律，良余膺之所服”。所以论文亦颇讲及一些粗迹。如在积极方面，主张：

一、选辞　其目的要使“选义按部，考辞就班，抱暑者咸叩，怀响者毕弹”。使不注重选辞，则其弊为“或辞害而理比，或言顺而义妨”。

二、谋篇　其方法：“或因枝以振叶，或沿波而讨源，或本隐以之显，或求易而得难。”否则不能谋篇，其弊成为“或仰逼于先条，或俯侵于后章”了。

三、择体　其标准是：“夸目者尚奢，惬心者贵当，言穷者无隘，论达者唯旷。”

四、定旨　其规律是：“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虽众辞之有条，必待兹而效绩。”

其在消极方面则主张：

一、勿模袭　陆机虽近于古典派，但不过沿袭以前文人的技巧使之益进而已，他决不如明代前后七子之句剽字窃以为古者。所以他又说：“虽杼轴于予怀，怵他人之我先；苟伤廉而衍义，亦虽爱而必捐。”明白这一点则知六朝文人虽多属于古典文学，而一二足以代表的名家，却都是善于新变者。此又陆机所谓“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也。

二、去疵累　有时得了一二佳句，固然足使累句增光，即他所谓“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彼榛楛之勿剪，亦蒙荣于集翠”者是。但是疵累过多有时也总不免“混妍蚩而成体，累良质而为瑕”了。

这些都是所谓辞条文律。他再进一步论及为文之难，不易到恰好的地步：重质而轻辞，则虽应而不和；重辞而遗情，则虽和而不悲；任情而无检，则虽悲而不雅；约情而止礼，则既雅而不艳。此则成为批评上的问题，不仅是修辞上的问题了。所以他又说：

若夫丰约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适变，曲有微情：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朴而辞轻；或袭故而弥新，或沿浊而更清；或览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后精；譬犹舞者赴节以投，歌者应弦而遣声。是盖轮扁所不得言，故亦非华说之所能精。

粗迹可以言而不可以泥。所以不可以泥之故，即由于要“因宜适变”。这个“因宜适变”，便是所谓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得之于心而应之于手，即作者亦不自知的，所以不可以言传了。但此虽非华说之所能精，而陆机却颇能道出为文之甘苦，颇能攫住文学的要领。

第一项是天才，文学的天才，不是众人所同具，即有此天才的人其等量又不可以相齐。固然衡量作者的天才不必如什么八斗或几斗的量法，但是创作之必赖于天才是无可疑的。他说：

彼琼敷与玉藻，若中原之有菽。同橐龠之罔穷，与天地乎并育。虽纷蔼于此世，嗟不盈于予掬。患挈瓶之屡空，病昌言之难属。故踸踔于短垣，放庸音以足曲。

司马相如之论赋心，谓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曹丕之论文气，谓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这些都是说明才性之有特长，所以这犹不是陆机《文赋》的长处。

第二项是情感，这也是一般人所共知。《诗序》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班固所谓“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不过他再申说一些“感于物而动”的道理而已。他说：

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慨投篇而援笔，聊宣之乎斯文。

这些都是说明即景生情的实感。

第三项是想像。文学重要的生命有二，一是实感，一是想像力，要能从想像力中活跃出实感来，才尽文学家的能事。《文赋》中间描写想像力的方面却颇有精彩。

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瞳矇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浮天渊以安流，濯下泉而潜浸。于是沉辞怫悦，若游鱼衔钩而出重渊之深，浮藻联翩，若翰鸟缨缴而坠曾云之峻。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

上天下地，往古来今，都在想像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如此才见得想像力的丰富瑰伟。

第四项是感兴，不论何种艺术，待到他组成作品的时候，他所经历的过程，总不能越过感兴一个阶级，而于文学为尤甚。所谓感兴即是感情的一种兴奋状态。感兴浓到不能自禁的时候便须发挥其天才，宣泄其情感，而运用其想像以成为作品。文人作文，诗人作诗，都在能擒住这一种感兴而已。此意亦发自陆机，其所论亦颇精到。他说：

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灭，行犹响起。

感兴方浓不能遏止其发露，感兴不来不能勉强去酝酿。这一节形容感兴的起灭，确是所谓“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才能深知此中之甘苦者。

方天机之骏利，夫何纷而不理。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纷威蕤以遝，唯豪素之所拟。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

这是说感兴来的时候，酝酿成熟，故能提起锐笔，一呵而就；此所以“或率意而寡尤”。

“及其六情底滞，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揽营魂以探赜，顿精爽于自求；理翳翳而愈伏，思乙乙其若抽。”这是说感兴不来或感兴已去的时候，即使欲勉强作文而时机未熟，不免徒劳无功，此所以“或竭情而多悔”。

这些都是他较精微的方面，而想像与感兴尤为他独到的见解。⁽⁷⁾

至其在文学批评史上承前启后的关系则为：（1）文体的辨析，（2）骈偶的主张，（3）音律的问题，兹分言之于下：

自曹丕论文，创为四科之论，而桓范《世要论》亦有《序作》、《赞象》、《铭诔》诸篇说明各体之旨。⁽⁸⁾如《序作》篇云：

夫著作书论者，乃欲阐弘大道，述明圣教，推演事理，尽极情类，记是贬非，以为法式，当时可行，后世可修。……而世俗之人不解作体，而务泛溢之言，不存有益之义，非也。故作者不尚其辞丽而贵其存道也，不好其巧慧而恶其伤义也。故夫小辩破道，狂简之徒，斐然成文，皆圣人之所疾矣。

《赞象》篇云：

夫赞象之作，所以昭述勋德，思咏政惠，此盖诗颂之末流矣。……若言不足纪，事不足述，虚而为盈，亡而为有，此圣人之所疾，庶几之所耻也。

《铭诔》篇云：

夫渝世富贵，乘时要世，爵以赂至，官以贿成，……此乃绳墨之所加，流放之所弃；而门生故吏，合集财货，刊石纪功，称述勋德，高邈伊、周，下陵管、晏，远追豹、产，近逾黄、邵，势重者称美，财富者文丽。后人相踵，称以为义。外若赞善，内为己发。上下相效，竞以为荣。其流之弊，乃至于此。欺曜当时，疑误后世，罪莫大焉。

综其所言，亦大抵曹丕“书论宜理，铭诔尚实”之义。至陆机《文赋》遂益说明体裁之性质。其言云：

诗缘情而绮靡。——李善《文选注》（以下简称“李”）：“诗以言志，故曰缘情；绮靡，精妙之言。”王闿运《论诗文体法》（以下简称“王”）：“诗，承也，持也。承人心性而持之，以风上化下，使感于无形，动于自然。故贵以词掩意，托物寄兴，使吾志曲隐而自达，闻者激昂而欲赴。……非可快意骋词自仗其偏颇，以供世人之喜怒也。

赋体物而浏亮。——李云：“赋以陈事，故曰体物。浏亮，清明之称。”王云：“赋者诗之一体，即今谜也。……庄论不如隐言，故荀卿、宋玉赋因作矣。汉代大盛，则有相如、平子之流以讽其君。太冲、安仁发摅学识，用兼诗书，其文烂焉。要本隐以之显，故托体于物而贵清明也。”

碑披文以相质。——李云：“碑以叙德，故文质相半。”王云：“碑始于庙，碑文则始墓道。以文述事，而不可以事为主。相质者，饰质也。”

诔缠绵而凄怆。——李云：“诔以陈哀，故缠绵凄惨。”

铭博约而温润。——李云：“博约谓事博文约也。铭以题勒示后，故博约温润。”王云：“铭记一类也，言欲博，典欲约。”

箴顿挫而清壮。——李云：“箴以讥刺得失，故顿挫清壮。”王云：“箴当耸听，故当顿挫。”

颂优游以彬蔚。——李云：“颂以褒述功美，以辞为主，故优游彬蔚。”王云：“后世之颂，皆应制赞人之文，故贵优游不可谓誉。——以上皆有韵之文。诗之末流，皆主华饰。”

论精微而朗畅。——李云：“论以评议臧否，以当为宗，故精微朗畅。”王云：“是非不决，论以明之，故必探其精微，使朗然而晓。”

奏平彻而闲雅。——李云：“奏以陈情叙事，故平彻闲雅。”王云：“奏施君上，故必气平理彻。”

说炜烨而谲诳。——李云：“说以感动为先，故炜烨谲诳。”王云：“说当回人之意，改已成之事，谲诳之使反于正，非尚诈也。——以上皆无韵之文，单行直叙。”

此亦重在各种体制与风格之关系。与曹丕《典论·论文》所云相同，而与后世刘勰、司空图诸人之论风格者相异。盖他们只重在说明某种文体之标准的风格，以为文体辨析之准则，所以不免偏于古典的倾向也。

至其骈偶的主张也与其作风有关。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评潘、陆语称为“缛旨星稠，繁文绮合”。所以他的论文主张亦偏主妍丽。他说：“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这种主张，实开元嘉文学的风气，颜延年、谢灵运等的作风都自此出。⁽⁹⁾

此外他所提出者犹有音律的问题。司马相如之论赋迹，虽云“一经一纬，一宫一商”，似乎已经明白音律的重要。迨至陆机始渐发挥斯义。他说：“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似乎后世所谓“韵”、“和”的问题，陆机已启其端。不过此时于音韵方面的辨析还不精，所以他的所谓音律是指自然的音调而言。他说：“块孤立而特峙，非常音之所纬。”又云：“或寄辞于瘁音，徒靡言而弗华。”又云：“故踸踔于短垣，放庸音以足曲。”其评论文字都重在音节。则知沈约所谓“潘、陆、颜、谢，去之弥远”者，不过指人工的音律言耳。所以这种主张也未尝不是永明文学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