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总集之结撰者

第一目　挚虞《文章流别论》

至挚虞遂承曹丕、陆机之遗风，⁽¹²⁾一方面撰集古今文章，类聚区分以定其体制；一方面于定其体制之外兼论其得失。其所撰著，考诸各家著录，名称卷数，均不尽同。《晋书》本传称其“撰《文章志》四卷；又撰古今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曰《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隋志》簿录类“《文章志》四卷”，总集类称“《文章流别集》四十一卷”（注云：“梁六十卷，《志》二卷，《论》二卷。”）；“《文章流别志论》二卷”。新、旧《唐志》目录类有“《文章志》四卷”，总集类有“《文章流别集》三十卷”，与《晋书》同。⁽¹³⁾《通志》目录类有“《文章志》四卷”，总集类有“《文章流别集》六十卷，《文章流别志论》二卷”。而焦竑《国史经籍志》杂家类，又称“《文章流别集》十二卷，《文章流别志论》二卷”。今其书早佚，究竟卷帙多寡，已不可得知。大抵其所撰著，本有三种性质：《文章志》的性质同于序目，观《三国志·陈思王传》注、《后汉书·桓麟传》注、《文选·长笛赋》注诸书所引可证。⁽¹⁴⁾所以《隋志》新、旧《唐志》及《通志》著录均以列入史部目录一类。《文章流别集》的性质，原是总集，故卷数为独多。《隋志》云：“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擿孔翠，芟翦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则此书之为分类总集至为明显；此即《晋书》所谓“类聚区分”者也。⁽¹⁵⁾《文章流别论》则为叙论性质。由文学批评言，惟此较为重要，是又《晋书》所谓“各为之论，辞理惬当”者是也。此三种性质虽别，原本一书，第以卷帙繁多之故，传抄者分合不一，于是名称卷数均不相同。或仅录其序目，则成为《文章志》。此当在《流别集》卷首，故可别录为书。考《通志》目录类有荀勖《文章家集叙》十卷，与挚虞《文章志》、沈约《宋世文章志》同著录。勖较挚虞稍前，则挚著或本于此。或辑录其所论，则成为《文章流别论》。此当分在《流别集》各卷中间，而录者别为选辑成卷者。考《隋志》注谓“梁六十卷，志二卷，论二卷”。则知此辑出之本，且在阮孝绪《七录》以前。今原辑本早已散佚。焦竑《国史经籍志》虽有《文章流别志论》二卷，然张溥挚《太仆集》内所录已是就《北堂书抄》、《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广文选》诸书辑录而成者，则其散佚可知。焦著所载多不可靠，不能据此以为明代仍有完本。嗣是踵辑者，有严可均、张鹏一二家。严辑刊入《全晋文》中；张辑刊入《关陇丛书》中。均就张辑加以校补。至许印芳《诗法萃编》所录，即据张辑，无所校补。现就诸家所辑诸条案其内容，皆为流别论，而诸家犹循旧称，名为流别志论似亦未当。

今就此仅存的数则中以论其文学批评的思想，大抵可窥出两点：（1）可以看出他选辑的宗旨，（2）可以看出他选辑的方法。由选辑的宗旨言，他是本于儒家的见地的，其总述文章之含义云：

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者也。（《全晋文》七十七）

此完全从文的作用而言，故其论各种文体亦谓“王泽流而诗作，成功臻而颂兴，德勋立而铭著，嘉美众而诔集，说史陈辞，官箴王阙”，以为各种文体均由应用而起。又其论赋家之四弊云：

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情义为主，则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为本，则言富而辞无常矣。文之烦省，辞之险易，盖繇于此。夫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与辞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此四过者，所以背大体而害政教。是以司马迁割相如之浮说，扬雄疾“辞人之赋丽以淫”也。（《全晋文》七十七）

此意亦略同于班固——本儒家的见地，贬赋家的淫辞，因此可知他选辑的宗旨未必专尚丽辞了。由选辑的方法言，他又看出文体是因时而异其性质。姑举一节为例：

颂之所美者，圣王之德也。则以为律吕，或以颂形，或以颂声。其细也，甚非古颂之意。昔班固为《安丰侯颂》，史岑为《出师颂》、《和熹邓后颂》，与《鲁颂》体意相类，而文辞之异，古今之变也。扬雄《赵充国颂》，颂而似《雅》。傅毅《显宗颂》，文与《周颂》相似，而杂以风雅之意。若马融《广成》、《上林》之属，纯为今赋之体，而谓之颂，失之远矣。（《全晋文》七十七）

章学诚《诗教下》极言论文拘形貌之弊，不知挚虞早已言之。据此一节则知其选辑的方法，所谓类聚区分者，又未必泥于形式的方面了。

第二目　李充《翰林论》

与挚虞《文章流别论》相近者，在东晋更有李充⁽¹⁶⁾的《翰林论》。《翰林论》二卷⁽¹⁷⁾也早散佚。⁽¹⁸⁾其详不可得知。但据各家论述及著录考之，要亦与《流别集》一样有二种性质。其一，是选辑性质的总集。《通志·艺文略》既于文史类著录之，而复见其目于总集类。窃疑此书本可两属，所以《七录》称有五十四卷（见《隋书·经籍志》注）而《晋书·文苑传序》亦有“《翰林》总其菁华”之语。其又一则是“论为文体要”之语（见《中兴书目》），此刘勰所讥为“浅而寡要”者是也。⁽¹⁹⁾大抵其为总集者原名《翰林》，而评论者则称《翰林论》，亦犹《文章流别集》之别成为《文章流别论》，而后人亦多混而称之也。

至《翰林论》与《文章流别论》不同者，一则于谈文体之外兼及评论，一则仅就文体言耳。盖挚虞由目录以试辑总集，而李充则由总集以试加评论。挚虞所编重在类聚区分，故其书名《流别》而所论亦止及文体；李充所编重在菁华，故其书名《翰林》，而所论遂多评论作家。此为二书体例之别。故各家著录均以《流别》为总集之始，而《翰林》为文史之始。中国旧时之文学批评除诗话文谈之外，各家选集，往往各存微旨，此所以总集与文史亦互有关系也。

今就严可均《全晋文》（五十三）所辑诸条考之，大都是于每体中择其尤佳者，略加评论以为标准。如：

或问曰：“何如斯可谓之文？”答曰：“孔文举之书，陆士衡之议，斯可谓成文矣。”（《初学记》二十一，《御览》五百八十五）

容象图而赞立，宜使辞简而义正。孔融之赞扬公，亦其义也。（《御览》五百八十八）

表宜以远大为本，不以华藻为先。若曹子建之表，可谓成文矣。诸葛亮之表刘主、裴公之辞侍中、羊公之让开府，可谓德音矣。（《御览》五百九十四）

驳不以华藻为先。世以傅长虞每奏驳事，为邦之司直矣。（《御览》五百九十四）

研核名理而论难生焉。论贵于允理，不求支离。若嵇康之论，文矣。（《御览》五百九十五）

在朝辨政而议奏出；宜以远大为本。陆机议晋断，亦名其美矣。（《御览》五百九十五）

盟檄发于师旅。相如《喻蜀父老》，可谓德音矣。（《御览》五百九十七）

此外如锺嵘《诗品》“潘岳”条称：“《翰林》叹其翩翩然，如翔禽之有羽毛，衣服之有绡縠。”（亦见《初学记》二十一《御览》五百八十九，严辑引之。）王懋《野客丛谈》“百一诗”条亦引其“应休琏作五言诗百数十篇，有诗人之旨”⁽²⁰⁾。则又就一人之作而加以评论者。惟均嫌琐屑，此刘勰所以讥其寡要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