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左思与皇甫谧

扬雄、班固、挚虞之论辞赋，皆以古义相绳，谓辞人之赋没其风谕之义。至左思则又一变其论调，谓后人之赋近于虚诞失实。其《三都赋序》云：

盖诗有六义焉，其二曰赋。扬雄曰：“诗人之赋丽以则。”班固曰：“赋者古诗之流也。”先王采焉，以观土风：见“绿竹猗猗”则知卫地淇澳之产；见“在其版屋”则知秦野西戎之宅：故能居然而辨八方。然相如赋《上林》而引“卢橘夏熟”，扬雄赋《甘泉》而陈“玉树青葱”，班固赋《西都》而欲以出比目，张衡赋《西京》而述以游海若；假称珍怪，以为润色。若斯之类匪啻于滋。考之果木则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则出非其所。于辞则易为藻饰，于义则虚而无征。且夫玉卮无当，虽宝非用；侈言无验，虽丽非经：而论者莫不诋讦其研精，作者大抵举为宪章，积习生常，有自来矣。余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长者，莫非其旧。

此种作赋求真的主张，其合不合自是另一问题。王观国《学林》“三都赋序”条已为相如诸人辩护，谓“卢橘夏熟”云云正所以见上林之富丽，四海之嘉木珍果莫不移植其中；玉树亦非指天产，本不限于地域；“以出比目”所以极言感格之所致，虽鱼鸟之飞潜亦有不召而致者；“以游海若”盖言武帝好神仙，治太液池，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象海中神仙之宅、龟鱼之属以俟神人，是则左思所列举以为疵病者，固未必尽当。不过他既有此主张，则在文学批评史上也有值得研究者。大抵这种思想的形成，不外二端：其一，是受赋家之影响。赋家者流，章学诚本以为兼诸子之馀风，异于后世辞章之士。其《校雠通义》云：“假设问对，庄、列寓言之遗也；恢廓声势，苏、张纵横之体也；排比谐隐，韩非《储说》之属也；征才聚事，《吕览》类辑之义也：虽其文逐声韵，旨存比兴，而深探本源，实能自成一子之学，与夫专门之书初无差别。”此说亦自有一部分的理由。由于辞赋本身之欲自成一子之学，则对于“侈言无验，虽丽非经”的，当然不能满意了。其二，是受批评家的影响。王充的文学批评，即本于他疾虚妄的态度而建立的。所以对于辞赋之扬厉过甚，藻饰失实，往往加以驳诘。此与左思这种主张也有很大的关系。我们须知辞赋虽欲自成一子之学，但其“虚张异类，托有于无”，则自司马相如以来久已如此了。⁽¹⁰⁾所以这种思想，非受批评界的指示，则在作家自身，不容易觉悟的。

左思的论赋因较偏于情实，所以他定诗赋的界说云：

发言为诗者，咏其所志也；升高能赋者，颂其所见也。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匪本匪实，览者奚信。（《三都赋序》）

他这样定诗、赋的区别，似乎有些不甚妥当，若欲使其赋成为一子之学则可，若欲其文学批评也取疾虚妄的态度则可。如果此意不足以范围赋的全体，则因于升高能赋一语而必求其赋之翔实，未免太偏极端了。何则，盖所谓发言为诗者，不过言其情之自内生者而已；所谓升高能赋者，不过言其情之自外起者而已；未必诗可逞虚而赋必核实也。所以这种主张不如皇甫谧的《三都赋序》说得较为圆通一些。他说：

古人称不歌而颂谓之赋，然则赋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体理。欲人不能加也。引而申之，故文必极美；触类而长之，故辞必尽丽。然则美丽之文，赋之作也。⁽¹¹⁾

此说较得赋的要领。因为赋是美丽之文，所以末流所及，恒以极端尚美，而渐离于善——昔之将以纽之王教、本乎劝戒者，至是而没其讽谕之义焉；再进一步而渐违于真——昔之感物造耑、材知深美者，至是而亦并务恢张、博诞空类焉。谓赋的末流之渐离于本初则可；必谓这种离善违真者为赋之失，则未当。《晋书·文苑传》称其“欲赋三都；会妹芬入宫，移家京师，乃诣著作郎张载，访岷邛之事：遂构思十年，门庭藩溷，皆著笔纸，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自以所见不博，求为秘书郎。”这种求真的态度，本亦无可非难。但在赋的立脚点而言，则实是至是而作风一变，并不是至是而作风返之于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