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词人的聚与散

一、词聚东南：元末词坛格局

元末明初词具列于《全金元词》《全明词》《全明词补编》，今通过对其中所收作者进行考索，统计出这个时段有作品收载的词人97位^[1]，籍贯清晰者86位^[2]。这86位词人，除了3位词人占籍山西与河南之外，其余83位词人的籍贯在江苏、浙江、江西、安徽、福建、上海等地，也就是一般意义上的江南、东南地区。词人基本产自南方，形成南、北方词学势力极度不平衡的局面。我们不禁会问：元代定鼎，将南宋与金分裂对峙的局面混同为一，就词学而言，元代接受了两股词学势力，其一来自南宋的清雅之气，其一来自金地的深裘大马之风，为何元代早期北地尚有刘秉忠（河北邢台）、白朴（河北正定）、王恽（河南汲县）等大词人，延续到元末明初时词脉几乎断绝？元代开国时期，词坛承继金、南宋的词脉，这种北、南双线的继承到元末明初时成了单线，为何词的文化版图日渐蹙促，以至拘束于东南一隅？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1．南、北方文化气质的差异，决定了词这一文体在北方大面积地萎缩。杨海明认为词具有“南方文学”的特征^[3]，元代兴起的北曲在文化趣味方面由于更能满足北方才人的心理禀赋，因此他们倾力于北曲而舍弃词，正如明人王世贞所云：“词不快北耳，而后有北曲。”^[4]

2．元代统治者的文化趣味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欣赏词，更不可能提倡词。宋朝仁宗皇帝颇好柳永词，“每对酒，必使侍从歌之再三”^[5]；金代的统治者“章宗天资聪悟，诗词多有可称者”^[6]，然元代统治者终是马背上的民族，加之国祚短促，对汉民族文化始终不能完全理解，对于唐宋时代创造的内敛、精致的文艺样式——词自是无法欣赏。

3．元代统治者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南宋统治区人民属于最下等的第四类。瞿佑《归田诗话》以浙江鄞人黄德广入大都求仕遭遇为例，申明：“盖元朝任官，惟尚门第，非国人右族，不轻授以爵位。至于南产，尤疏贱之，一官半职，鲜有得者。驯至失国，殆亦由此者。”^[7]因此南宋统治区形成的文化，在客观形势上处于孤立的、被歧视、因不被重视而放任的自由发展的状态。词作为有宋一代文学之代表，成为东南地区士人保持自我文化记忆的文体。由宋入元的张炎、陆辅之、仇远等，不仅以自己的创作实绩，而且以鲜明的词学理论培育、延续着这个地区的词脉。吴梅论及元代的词学面貌时说：“总一朝论之，开国之初，若燕公楠、程巨夫、卢疏斋、杨西庵辈，偶及倚声，未扩门户。逮仇仁近振起于钱塘，此道遂盛。”^[8]显然，吴梅在描述当时词学基本面貌的时候，无意间进行了一番南北地域比照，并大力肯定了仇远对于南方词学振起之功。吴梅还认为，元明之际的一些著名词家如张翥（1287—1368）、倪瓒、顾阿瑛、陶宗仪（1316—1406后）等，均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从宋入元词家的沾溉，如张翥曾经游学于仇远之门，倪瓒与张炎的弟子陆友仁交谊颇深，他们自然直接或间接受到仇远、张炎等的影响。

如果将词人籍贯或作词时流寓地放置于各自地域，则聚集于南方的这些词人构成了一线三点图。所谓一线是以江西为中心，贯穿浙江的越地、福建、安徽等相关地，三点分别是以杭州为中心的词人群、以湖州为中心的词人群、以苏州为中心（包含松江、常州等地）的词人群。一线是三点的外圈，一线较弱且主要呈向三点辐辏之势。这一线三点，在宋末元初时期就是词的活跃地。如一线中心的江西，文化精神气质受到朱熹学说的熏染，南宋时期大词人辛弃疾曾长时期居住于此，客观上形成了词的聚合效应，另如凤林书院在元初编辑的《名儒草堂诗余》，基本收录江西一地词人词作，既有辛派的悲慨，又有南宋的清雅主调，呈现出较为鲜明的地域特色。杭州主要崇尚清雅之气，与著名词人张炎、仇远等均卒老于此有关；以湖州为中心的词人群，主要受到元朝赵孟的影响，词多与画相互影响；以苏州为中心的词人群，主要受到蒋捷（曾经于元兵攻破临安之后流亡到苏州）的影响。但到元末，在对待南宋统治区的文化歧视政策以及元末明初特殊的战争形势的双重作用下，词的美学追求呈现出一定的趋同性，词人聚集更呈现焦点性，特别是苏州和松江两地。由于焦点在苏州与松江两地，主要属于吴地，所以将上面三点区域统并为吴地称之。之所以如此，与当时的客观情形密切相关。战乱频仍的元末，文人背井离乡，通常会选择相对安全且生活条件相对有保障的区域。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以苏州为中心的吴地或浙东地区，因为当时这里的两大军阀皆摆出礼贤下士的姿态：“元末，张士诚据吴，方谷真据庆元，皆能礼贤下士；而闽海之士，归于有定，一时文士，遭逢世难，得以苟全者，亦群雄之力也。”^[9]社会动乱，张、方割据情形的存在实则为文人们提供了一处平静的港湾。同时这两股割据势力互相牵制、相互竞争，如“方氏盛时，招延士大夫，折节好文，与中吴争胜。文人遗老如林彬、萨都剌辈，咸往依焉”^[10]；“士诚之据吴也，颇收召知名士，东南士避兵者依焉”^[11]。虽然多数文士并非乐于与这两股地方势力合作，但覆巢之下难有完卵的动荡形势也使得他们乐于接受这柄保护伞。如当时的大名士杨维桢“会兵乱，避地富春山，徙钱塘。张士诚累招之，不赴”，后“徙居松江之上”^[12]；谢应芳携家迁徙，最后定居在昆山千墩；苏大年，“真定人，侨寓扬州。元末，官翰林编修。乱后避兵居吴”^[13]；于立、岳瑜、石岩、剡韶等都是从其他地方流寓于吴地。由此可见，战乱的形势客观上加速了这个地区的人才聚集，正如何良俊所描述的那样：“吾松文物之盛，亦有自也。盖由苏州为张士诚所据，浙西诸郡皆为战场，而吾松稍僻，峰泖之间，以及海上，皆可避兵，故四方名流汇萃于此，熏陶渐染之功为多也。”^[14]祝允明谈到这个时期的人文兴盛也不禁感叹道：“由元末入国初，一时文学无盛于浙西，此皆遗陈秩维寅，如倪瓒元镇、王蒙叔明、谢应芳子兰、杨基孟载、张羽来仪、虞堪胜伯、陈植叔方、郯韶九成、王行止仲其著者，他不啻十倍群材茂发蒙古，既不能有零落蔓草，或幸显于天朝，未之尽也。”^[15]文人们在动乱年代趋向东南地区，诗词唱酬，吟咏情性，客观上使得这个区域词人增多，也使得这个区域产生了较多的词作。东南地区，在干戈满地的动乱时代中，无意间成了词的繁荣区域。

二、明初文化生态与词势渐散

公元1368年初，在浙东文人与淮右武人集团的支持下，朱明王朝建立。然而随着新王朝的到来，作为区域性的吴地文化生态旋即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首先，吴地文化赖以生存的经济遭受沉重的打击。本来，自宋元以来，江南地区就已出现商品性农业，昆山“并东海之南，夷方之物坌集聚至，卉服鸟言之人贸焉，杂处其间，虽比屋能坐致富赢”^[16]。但明初朱元璋实行的基本国策是重农抑商，严禁商业等末作。沈周《石田翁客座新闻》卷四记载了一则关于朱元璋对吴地富户评价的佚闻：“洪武初，嘉定安亭万二，元之遗民也，富甲一郡。尝有人自京师回，问其何所见闻，其人曰：‘皇帝近日有诗云：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丈五犹披被。’某叹曰：‘兆已萌于此矣。’即以家资付托诸仆能干掌之，买巨航载七妻子泛游湖湘而去。不二年，江南大族以次籍没，独某获令终。其亦达而知几者欤！”^[17]还无情地抄没富商如沈万三、华亭路氏等的财产：“明祖之籍富民，岂独路氏。就松属若曹、瞿、吕、陶、金、倪诸家，非有逆反乱谋者，徒以拥厚资而罹极祸，覆宗湛祖，三世不宥。”^[18]又将富户迁徙至江北，如洪武七年（1374）迁徙富民14万至凤阳，其后又命户部籍浙江等九布政司及应天十八州富民14300余户，徙家京师；籍没富户田产，明初苏州府田亩约67490余顷，其中抄没田竟达16638顷，占总数的近四分之一^[19]，极大地破坏了吴地的经济基础。其次，明初提倡节俭，禁止奢华。朱元璋曾于洪武十八年晓谕吏部，曰：

人皆言农桑衣食之本，然弃本逐末，鲜有救其弊者。盛世野无不耕之民，室无不蚕之女，水旱无虞，饥寒不至。自什一之制湮，奇巧之技作，而后农桑之业废。一农执耒而百家待食，一妇作织而百夫待衣，欲民无贫人，得乎。朕思足食在于禁末作，足衣在于禁华靡。尔宜申明天下，四民各守其业，不许游食；庶民之家，不许衣锦绣，庶几可以绝其弊也。^[20]

不许游食，人各归其籍，亦各安本业，禁止超过与本身地位不相符的生活。在这两种政策的影响之下，元末时期吴地文化生态以及词所依托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环境都不复存在。人才文士在元末时向吴地聚拢，明初时却呈现出从吴地散开的态势。

元末时期，声名轰动东南的杨维桢，于洪武二年，“太祖召诸儒纂礼乐书，以维桢前朝老文学，遣翰林詹同奉币诣门”，反复敦促上阙，赋《老客妇谣》进御，后“乞骸骨。帝成其志，仍给安车还山。……抵家卒”^[21]。顾瑛，“及吴平，父子并徙濠梁。洪武二年卒”^[22]。倪瓒，“及吴平，瓒年老矣，黄冠野服，混迹编氓。洪武七年卒”^[23]。随着一批老成典型逐渐离世，吴中文化逐渐失去了当初的影响力。另如当时并称为“吴中四杰”的高启、杨基、张羽、徐贲，入明后，先后被征召，不得善终。高启于洪武二年应召纂修《元史》，三年授翰林编修、户部侍郎，旋辞官归田，七年，因为魏观写《郡治上梁文》被腰斩于南京。杨基，明初安置临濠，徙河南开封，洪武二年放归，寻起知荥阳知县，最后出为山西按察副使，进按察使，夺职后，卒于役所。张羽，明初擢为太常司丞，兼翰林院，同掌文渊阁事，洪武十八年被贬至岭南，召还途中投江。徐贲，明初，谪临濠，洪武二年放归，后起家为河南布政使，因办过境兵差不力，下狱死。以上所举几乎是那时士人们的集体缩影，词人们自不例外。先前躲避于东南一隅的词人们，或被迁徙，或被征召，词创作所依附的经济条件没有了，原先自由的生活状态不见了，原来词人聚集一起吟诵诗词的机会没有了。如顾仲瑛晚年被迁徙到凤阳，玉堂雅集的情景不再；高启是苏州人杰，被召进朝廷修史，杨基流转于各地，处于肃杀的明初政坛，词人创作热情不似从前，大概缘无心情也。

另外，明朝建立后，帝都在南京。一般来讲，帝都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会加剧此地词人聚集的速度，但明初统治者的趣味以及相关文化政策并未产生如此效应。本来朱元璋曾在建国之前曾作有一阕调名的词“望东南”^[24]，然一入主南京、鼎定天下后，出于王朝的需要开始提倡“通道理，明世务者，无事浮藻”^[25]的实用文风，“常诵古人铿炳朗之作，尤恶寒酸咿嘤龌龊鄙陋，以为衰世之为，不足观”^[26]，“诗僧宗泐近所精思刻苦，以为得意之作百余篇，高皇一览，不竟日，尽和其韵，雄深阔伟，下视泐诗，大明之于爝火也”^[27]。看来，人生之细腻情感于雄图大略的太祖朱皇帝根本不值一哂，政治层面的实用性延伸到文学层面，无用之风雅的词自然得不到提倡。如刘基在元末时期尚且能和石末元帅诗词唱和，农民出身的朱元璋欣赏不了，也不愿意去欣赏文人诗词中的闲情雅趣，所以刘基入明后几乎没有词作传世。一些名望较大、年岁较高的人如倪瓒、谢应芳等入明之后虽仍断断续续地写一些词，但总体来说，因文化生态的改变而形成的词人星散以及新王朝的压制，写词的热情已经消退，难以形成普遍的风气，词的创作在明初明显开始走下坡路。在元末因受到杨维桢褒奖而蜚声文坛的瞿佑，一直活到宣德八年（1433），虽偶尔笔耕词田，但一则因为社会大环境应酬之词多、抒情之作少，一则因为他本身缺乏有效的影响力，故在其身边亦难以形成作词的气候。

综上，元末明初时期，中国词史经历了词人向吴地靠拢又逐渐消散的过程，这之中，毋庸置疑是政治、经济、文化造成的结果。元末吴地割据政权的存在以及吴地经济的相对繁荣，接纳了较多文人，文人聚集一处，吟诗作词，自然推进了词作量的增加；入明后，朱元璋制定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使得元末形成的文化生态难以为继，故元末形成的创作词的小高潮于明初逐渐退去。不过值得提出的是，与中国历史节奏相合，“在传统中国，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发展到明清时期，呈现出少见的区域性‘富态’，别具一种历史风味”^[28]，中国词史发展到明清时期已经慢慢聚集到这一区域。如这一区域的文化在明代的文化版图中与北方统治文化分庭抗礼，这一区域词的活跃程度也明显高过其他地区。有意味的是，终明一代，这一区域的经济、文化活跃，词就活跃，反之亦然。在区域文化的影响下，词的创作以及艺术特征带有鲜明的地域文化印记。而这一局面的形成起点，我们不得不寻绎到元末。

[1] 实际词坛的词人数量应该超过这个数字，因为在现有词人的词作序言中，有和韵同时代词人之作的作品，而这些和作今已不见。

[2] 见本书绪言部分。

[3] 杨海明：《唐宋词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第12页。

[4] 王世贞：《曲藻》，《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4册，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第27页。

[5] 陈师道：《后山诗话》，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上册，中华书局，1981，第311页。

[6] 刘祁：《归潜志》卷一，中华书局，1983，第3页。

[7] 瞿佑：《归田诗话》卷下，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下册，中华书局，1983，第1292—1293页。

[8] 吴梅：《词学通论·元人词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第124页。

[9]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第46页。

[10] 同上书，第46页。

[11] 《明史》卷二百八十五，第7326页。

[12] 同上书，第7308页。

[13]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第47页。

[14]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六，《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第985页。

[15] 祝允明：《怀星堂集》卷二十六《跋元末诸人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6] 郑东：《〈来鹤亭集〉序》，吕诚《来鹤亭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7] 沈周：《石田翁客座新闻》卷四，《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1167册，第145—146页。

[18] 杨复吉：《梦阑琐笔》，吴江沈氏世楷堂藏板，清光绪二年（1876）重印本。

[19] 数据引自陈江《明代中后期的江南社会与社会生活》，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第19页。

[20] 《钦定授时通考》卷四十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1] 《明史》卷二百八十五，第7309页。

[22] 同上书，第7326页。

[23] 同上书，第7625页。

[24] 李翊《戒庵老人漫笔》卷一载：“金坛城外顾龙山，太祖高皇帝时，有于高五郎作乱，亲征，曾驻跸于此，今有御制词刻石碑。”中华书局，1982，第4页。

[25]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6] 解缙语，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第1页。

[27] 同上。

[28] 王家范：《序：明清江南研究的期待与检讨》，陈江《明代中后期的江南社会与社会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