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的1913年4月,《小说月报》第4卷第1号,发表了署名“周逴”的文言小说《怀旧》。这是后来成为伟大文学家的鲁迅所作。当时的《小说月报》主编恽铁樵对小说大为赞赏,作了10处随文评点和一篇《焦木附志》,认为“用笔之活可作金针度人”、“转弯处俱见笔力”、人物“写得活现真绘声绘影”、“状物入细”,“才解握管,便讲词章,卒致满纸饾饤,无有是处”的青年“极宜以此等文字药之”。这些文字是中国正式出版物对鲁迅作品的最早反响和评论,但还仅限于从文章学的角度评析《怀旧》的意义。

一个伟大人物的出现,除了他个人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还在于时代机遇和气候环境。1918年5月,在“五四”文学革命的浪潮中,一篇格式别致、忧愤深广、署名“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在《新青年》月刊4卷5号上发表了,“鲁迅”这个光辉的名字第一次在中国出现。

8个月之后,在1919年2月1日出版的《新潮》1卷2号上,出现了一篇署名“记者”的《书报介绍》,向广大读者推荐《新青年》杂志,文中首次对《狂人日记》作出了评论,认为鲁迅的“《狂人日记》用写实笔法,达寄托的(Symboism)旨趣,诚然是中国第一篇好小说”。

这位记者是傅斯年,他的评论超出了文章学的范畴,从精神文化的视野指出了鲁迅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价值。鲁迅绝不仅仅是一位单一的文学家,而是对中国近现代精神文化产生了全面影响的深刻的思想家,因而鲁迅研究也必然是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现象适应时代潮流而兴起的,从一开始就不同于一般性的纯学术研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百年来中国精神文化史的发展变迁。

自此对鲁迅及其作品的评论与研究,层出不穷,越来越深入、系统,大有日益强劲之势。研究家的队伍,也一代接着一代,如长江巨浪,奔腾不息,波澜壮阔,形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以至于整个人文研究的一大景观。其中主要的关节点是茅盾的《鲁迅论》,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欧阳凡海的《鲁迅的书》,李平心(鲁座)的《思想家的鲁迅》等。1949年以后又出现了冯雪峰的《鲁迅创作的特色和他受俄罗斯文学的影响》,陈涌的《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为文学艺术的现实主义而斗争的鲁迅》,唐弢的《鲁迅杂文的艺术特征》、《论鲁迅的美学思想》,王瑶的《论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等。尽管在这一时期鲁迅研究也受到了扭曲,尤其是“文革”中鲁迅被当成政治工具,被推到了极致。然而即使在这种政治环境中,以李何林为代表的鲁迅研究务实派,还是高度重视资料整理和作品注释这种基础性的工作,在夹缝中默默地进行着潜在的努力,因而取得了许多带有恒久意义的成果。总之,无论是对鲁迅持敬仰之情,还是存有异见,都不能无视鲁迅和鲁迅研究的存在。

可贵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鲁迅研究冲破了长期禁锢思想的牢笼,打开了思路,从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比较文学等等崭新视野对鲁迅及其生平、作品进行更为深刻、广博的整体性、综合性的研究与阐释,始终站在前沿,为推动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学术文化工作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同时也出现了一批具有勃勃生气和新的知识结构、新的思维方式的中青年研究家。这在中国文学研究及至整个社会科学研究中都是少见的。

因此,对这批研究家的著作进行总结,对他们的成果做一番认真的检阅,就成为非常必要的事了。安徽大学出版社担当起这个重任,在出版学术著作往往赔钱、缺乏经济效益的时候,毅然决然下大功夫编辑、出版了这套《中国鲁迅研究名家精选集》,令人由衷感佩。我深信他们的工作不会白做,这套书在中国鲁迅研究学术史上必定会有重要的价值,承前启后,迎来中国鲁迅研究的更大发展。

是为序。

2013年3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