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4月25日出版的《小说月报》第4卷第1号发表了署名“周逴”的文言小说《怀旧》,杂志的主编恽铁樵不仅对这篇小说进行了随文点评,还在篇末写下了《焦木附志》对小说予以好评。这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历史时刻:“周逴”就是后来以笔名“鲁迅”享誉世界的著名作家周树人,《怀旧》作为鲁迅创作的第一篇小说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先声,而恽铁樵对《怀旧》的评论也成为中国鲁迅研究的开端。

从1913年算起,中国鲁迅研究至今已经有100年的历史了,其间虽然因社会风云的变幻而经历了很多的曲折,但是仍然涌现了一大批著名的专家学者,取得了一大批重要的学术成果,并在20世纪80年代逐渐发展成为一门具有重要影响的学科——“鲁学”。回顾中国百年鲁迅研究史,可以看出政治因素极大地影响了鲁迅研究的历史进程,由此,我们可以从政治的角度把百年中国鲁迅研究史大致划分为中华民国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中华民国时期(1913~1949)的鲁迅研究可以说是中国百年鲁迅研究的萌芽期和奠基期。

中国百年鲁迅研究的萌芽期是在中华民国“北洋军阀”政府期间(1913~1927.3)。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期间,国内报刊共发表关于鲁迅的文章96篇,其中鲁迅生平史料类的文章22篇,鲁迅思想研究类文章3篇,鲁迅作品研究类文章40篇,其他类文章31篇。在这些文章中,比较重要的只有张定璜在1925年发表的《鲁迅先生》和周作人的《<阿Q正传>》2篇。另外,随着鲁迅在文化上影响的逐渐扩大,越来越多的批评家开始从事鲁迅的相关研究,在1926年出版了中国第一本鲁迅研究论文集《关于鲁迅及其著作》。

中国百年鲁迅研究的奠基期是在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期间(1927.4~1949.9)。据不完全统计,在这一期间,国内报刊共发表关于鲁迅的文章1276篇,其中鲁迅生平史料类的文章336篇,鲁迅思想研究类的文章191篇,鲁迅作品研究类的文章318篇,其他类文章431篇。重要的文章有方壁(茅盾)的《鲁迅论》、何凝(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毛泽东的《鲁迅论》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周扬的《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者的路》、鲁座(李平心)的《思想家鲁迅》,以及许寿裳、景宋(许广平)、冯雪峰等人撰写的回忆鲁迅的文章。另外,国内出版的关于鲁迅研究的著作共79部,其中鲁迅生平及史料研究类著作共27部,鲁迅思想研究类著作共9部,鲁迅作品研究类著作共9部,其他类鲁迅研究著作(专题研究及辑录类研究著作)共34部。重要的著作有李长之的《鲁迅批判》、鲁迅纪念委员会编辑的《鲁迅先生纪念集》、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郁达夫的《回忆鲁迅及其他》、茅盾主编的《论鲁迅》、许寿裳的《鲁迅的思想与生活》和《亡友鲁迅印象记》、林辰的《鲁迅事迹考》、王士菁的《鲁迅传》等。这一时期的鲁迅研究,虽然整体上来说学术水平不高,但从鲁迅史料研究、作品研究和思想研究等方面为中国百年鲁迅研究奠定了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鲁迅研究其发展历程比较曲折,因为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而划分为多个阶段:发展期、异化期、拨乱反正期、高峰期、分化期、深化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十七年”期间(1949~1966)是中国百年鲁迅研究的发展时期。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很重视纪念与研究鲁迅的工作,相继建立了上海鲁迅纪念馆、北京鲁迅博物馆、绍兴鲁迅纪念馆、厦门鲁迅纪念馆、广东鲁迅纪念馆等纪念鲁迅的机构,多次在鲁迅诞辰或逝世的纪念日举行一些纪念活动,并在1956年到1958年出版了新版的《鲁迅全集》。《人民日报》也多次结合现实政治需要在鲁迅逝世纪念日刊登纪念鲁迅的社论,如《学习鲁迅,坚持思想斗争》(1951.10.19)、《继承鲁迅的革命爱国主义的精神遗产》(1952.10.19)、《伟大的作家伟大的战士》(1956.10.19)等,以此来引导学者和作家开展鲁迅研究。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国内的鲁迅研究逐渐发展起来。

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期间,国内报刊共发表关于鲁迅研究的文章共3206篇,其中鲁迅生平史料类的文章707篇,鲁迅思想研究类的文章697篇,鲁迅作品研究类的文章1146篇,其他类的文章656篇。重要的文章有王瑶的《鲁迅对于中国文学遗产的态度和他所受中国文学的影响》、陈涌的《一个伟大的知识分子的道路》、周扬的《发扬“五四”文学革命的战斗传统》、唐弢的《论鲁迅的美学思想》等。另外,国内出版的关于鲁迅研究的著作共162部,其中鲁迅生平及史料研究类著作共49部,鲁迅思想研究类著作共19部,鲁迅作品研究类著作共57部,其他类鲁迅研究著作(专题研究及辑录类研究著作)共37部。重要的著作有《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论文集》、王瑶的《鲁迅与中国文学》、唐弢的《鲁迅杂文的艺术特征》、冯雪峰的《论野草》、陈白尘执笔的《鲁迅》(电影文学剧本)、周遐寿(周作人)的《鲁迅的故家》和《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以及《鲁迅的青年时代》等。这一时期的鲁迅研究在鲁迅作品研究领域、鲁迅思想研究领域、鲁迅生平史料研究领域可以说都取得了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在整体学术水平上比中华民国时期的鲁迅研究有了极大深入,是中国百年鲁迅研究史的第一个快速发展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革”十年是中国百年鲁迅研究的异化期。在“文革”初期,中共中央为了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反击苏联借鲁迅来攻击中国“文革”的言论,而举行了有7万多人参加的纪念鲁迅逝世30周年大会,把鲁迅塑造成毛泽东的红小兵,号召红卫兵学习鲁迅的造反精神,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不仅极大地歪曲了鲁迅的真实形象,而且开始把鲁迅纳入“文革”的话语体系之中,利用鲁迅为“文革”服务。此后,在“批林批孔”运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批判《水浒》运动中又利用鲁迅来为这些运动服务,以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文革”后期,毛泽东在1975年底发出了“读点鲁迅”的号召,在全国掀起了学习鲁迅的热潮,极大地推动了鲁迅在全国各地的普及工作,为鲁迅研究在80年代的蓬勃发展打下了基础。

据不完全统计,整个“文革”期间(1966~1976),国内报刊共发表关于鲁迅的研究文章1876篇,其中鲁迅生平史料类的文章130篇,鲁迅思想研究类的文章660篇,鲁迅作品研究类的文章1018篇,其他类的文章68篇。这些文章大都是结合政治运动而撰写的,重要的文章有《人民日报》在1966年10月20日为纪念鲁迅逝世30周年而发表的社论《学习鲁迅的革命硬骨头精神》,《红旗》杂志刊登的纪念鲁迅逝世30周年大会上的姚文元、郭沫若、许广平等人的会议发言及社论《纪念我们的文化革命先驱鲁迅》,《人民日报》在1976年10月19日为纪念鲁迅逝世40周年而发表的社论《学习鲁迅永远进击》等。另外,国内出版的关于鲁迅研究的著作共213部,其中鲁迅生平及史料研究类著作共30部,鲁迅思想研究类著作共9部,鲁迅作品研究类著作共88部,其他类鲁迅研究著作(专题研究及辑录类研究著作)共86部。这些著作几乎都是结合政治运动的需要而编撰的,学术水平较低,如北京大学中文系写作教学小组撰写的《鲁迅作品选讲》系列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学习鲁迅深入批修》等。这一时期没有能够延续“十七年”期间所开创的鲁迅研究的良好局面,对鲁迅的学术研究几乎停滞,公开发表的各类关于鲁迅的论著几乎都是歪曲利用鲁迅的宣传品,这对于中国的鲁迅研究来说无疑是一场劫难。

“文革”结束之后到1980年期间(1977~1979)是中国百年鲁迅研究的拨乱反正期。1976年10月“文革”结束之后,“文革”对鲁迅的歪曲与利用所造成的不良影响仍在相当程度地存在着,国家有关部门在“文革”结束之后很快就开始着手清除这些不良影响,不仅加强了鲁迅著作的出版工作,筹备新版《鲁迅全集》的出版,而且成立了中国鲁迅研究学会,并组建了鲁迅研究室,极大地修正了“文革”对鲁迅研究所造成的破坏。另外,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74年启动了以知识分子与工农兵三结合的方式注释鲁迅著作单行本的工作,从1975年8月到1979年2月陆续印出了“征求意见本”(也被称为“红皮本”),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这批“征求意见本”都在作了较大修改之后从1979年12月开始陆续出版(也被称为“绿皮本”)。毫无疑问,70年代末按照“三结合”原则建立的鲁迅著作各卷本的注释组对鲁迅著作所作的注释带有明显的时代色彩,但是相比于“文革”期间对鲁迅著作的歪曲和利用,已经有所进步,所以这些“红皮本”鲁迅著作单行本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能很快在加以修改之后以“绿皮本”的形式出版,对于在“文革”后传播鲁迅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期间,国内报刊共发表关于鲁迅的研究文章2243篇,其中鲁迅生平史料类的文章179篇,鲁迅思想研究类的文章692篇,鲁迅作品研究类的文章1272篇,其他类的文章100篇。重要的文章有陈涌的《关于鲁迅思想发展问题》、唐弢的《关于鲁迅思想发展的问题》、袁良骏的《鲁迅思想完成说质疑》、林非和刘再复的《鲁迅在五四时期倡导“民主”和“科学”的斗争》、李希凡的《“五四”文学革命的战斗檄文——从<狂人日记>看鲁迅小说的“呐喊”主题》、许杰的《重读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周建人的《回忆鲁迅片段》、冯雪峰的《有关一九三六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赵浩生的《周扬笑谈历史功过》等。另外,国内出版的关于鲁迅研究的著作共134部,其中鲁迅生平及史料研究类著作共27部,鲁迅思想研究类著作共11部,鲁迅作品研究类著作共42部,其他类鲁迅研究著作(专题研究及辑录类研究著作)共54部。重要的著作有袁良骏的《鲁迅思想论集》、林非的《鲁迅小说论稿》、刘再复的《鲁迅与自然科学》、朱正的《鲁迅回忆录正误》等。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的鲁迅研究对“文革”歪曲鲁迅的现象开始拨乱反正,逐步走上正确的道路,陆续取得了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为80年代的鲁迅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百年鲁迅研究的高峰期。在1981年,中共中央为了彻底清除“文革”的影响,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了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的大会,极大地清除了“文革”时期歪曲利用鲁迅所造成的不良影响。胡耀邦在代表中共中央的《在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对鲁迅精神进行了全新的阐释,并对鲁迅研究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人民日报》在1981年10月19日发表了社论《鲁迅精神永在》,结合当时的国际和国内形势对鲁迅精神作了全新的解读,指出了继承和发扬鲁迅精神的重要现实意义,并向全国人民发出“学习鲁迅、研究鲁迅”的号召,极大地推动了鲁迅在全国的传播,掀起了80年代研究鲁迅的高潮。不仅王瑶、唐弢、李何林等老一辈鲁迅研究专家在经历“文革”之后重新开始了学术研究工作,写出了一批重要的鲁迅研究论著,而且涌现出了一批在三四十年代出生的鲁迅研究专家,如林非、孙玉石、刘再复、王富仁、钱理群、杨义、倪墨炎、袁良骏、王得后、陈漱渝、张梦阳、金宏达等,中国鲁迅研究已经蔚然成为时代的显学,在推动民族思想解放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80年代末,因为政治上的原因,鲁迅又逐渐被官方边缘化。

据不完全统计,整个20世纪80年代,国内共发表鲁迅研究文章7866篇,其中鲁迅生平事迹类的文章935篇,鲁迅思想研究类的文章有2495篇,鲁迅作品研究类的文章有3406篇,其他类的文章1030篇。鲁迅生平事迹类重要的文章有胡风的《关于“左联”及与鲁迅关系的若干回忆》、阎愈新的《鲁迅致红军贺信的新发现》、陈漱渝的《东有启明西有长庚——鲁迅周作人失和前后》、蒙树宏的《鲁迅生平史实探微》等;鲁迅思想研究类重要的文章有王瑶的《鲁迅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清醒的现实主义》、陈涌的《鲁迅与无产阶级文学问题》、唐弢的《论鲁迅早期“为人生”的文艺思想》、钱理群的《鲁迅心态研究》和《试论鲁迅与周作人的思想发展道路》、金宏达的《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及其文化批判》等;鲁迅作品研究类的重要文章有王瑶的《鲁迅与中国古典文学》、严家炎的《鲁迅小说的历史地位》、孙玉石的《<野草>与中国现代散文诗》、刘再复的《论鲁迅杂感文学中的“社会相”类型形象》、王富仁的《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论<呐喊><彷徨>的思想意义》和《两条因果链的辩证统一——论<呐喊><彷徨>的结构艺术》、杨义的《论鲁迅小说的艺术生命力》、林非的《论<故事新编>与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历史题材小说》、汪晖的《历史的“中间物”与鲁迅小说的精神特征》和《自由意识的发展与鲁迅小说的精神特征》以及《“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与鲁迅小说的精神特征》等;其他类重要的文章有汪晖的《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张梦阳的《论六十年来鲁迅杂文研究的症结》等。另外,国内出版的关于鲁迅研究的著作共373部,其中鲁迅生平及史料研究类著作共71部,鲁迅思想研究类著作共43部,鲁迅作品研究类著作共102部,其他类鲁迅研究著作(专题研究及辑录类研究著作)共157部。一批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出版了重要的鲁迅研究著作,如戈宝权的《鲁迅在世界文学上的地位》、王瑶的《鲁迅与中国古典小说》和《鲁迅作品论集》、唐弢的《鲁迅的美学思想》、刘再复的《鲁迅美学思想论稿》、陈涌的《鲁迅论》、李希凡的《<呐喊><彷徨>的思想与艺术》、孙玉石的《<野草>研究》、刘中树的《鲁迅的文学观》、范伯群和曾华鹏的《鲁迅小说新论》、倪墨炎的《鲁迅后期思想研究》、王得后的《<两地书>研究》、杨义的《鲁迅小说综论》、王富仁的《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金宏达的《鲁迅文化思想探索》、袁良骏的《鲁迅研究史(上卷)》、林非和刘再复合著的《鲁迅传》,以及鲁迅诞生100周年纪念委员会学术活动组编辑的《纪念鲁迅诞生100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等。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的鲁迅研究可以说是中国百年鲁迅研究史上的一个爆发期,经历过“文革”十年的压抑之后,以王瑶、唐弢为代表的老一代学者,以王富仁、钱理群为代表的中年学者,以汪晖为代表的青年学者在鲁迅思想研究领域和鲁迅作品研究领域都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不仅涌现了一批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鲁迅研究的进程,而且也使鲁迅研究在推动民族思想解放方面发挥了引领潮流的核心作用。

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百年鲁迅研究的分化期。90年代初,为了清理80年代以来国内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中共中央在1991年10月19日为纪念鲁迅诞辰110周年而在中南海隆重举行了纪念鲁迅的大会,江泽民代表中共中央在《进一步学习和发扬鲁迅精神》的讲话中在新的形势下对鲁迅作了新的解读,并对鲁迅研究乃至整个人文社科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指明了新的方向,明确以鲁迅为榜样和武器来扭转思想文化战线的政治方向,鲁迅也因此再次被请上了神坛。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90年代中后期官方又逐渐把鲁迅边缘化,鲁迅研究也逐渐陷入低谷,但仍然崛起了一批在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中青年鲁迅研究专家,如汪晖、张福贵、王晓明、杨剑龙、黄健、高旭东、朱晓进、王乾坤、孙郁、林贤治、王锡荣、李新宇、张闳等,他们以新的理论和新的研究方法,进一步拓展了鲁迅研究的空间。在90年代末,韩冬等一些青年作家和葛红兵等一些青年批评家又掀起了批判鲁迅的热潮。这一切都表明鲁迅已经开始走下了神坛。

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90年代国内共发表鲁迅研究文章4485篇,其中鲁迅生平事迹类的文章549篇,鲁迅思想研究类的文章1050篇,鲁迅作品研究类的文章1979篇,其他类的文章907篇。鲁迅生平事迹类的重要文章有周正章的《鲁迅死因新探》、吴俊的《鲁迅的病史与暮年心理》等;鲁迅思想研究类的重要文章有林贤治的《鲁迅的反抗哲学及其命运》、张福贵的《鲁迅宗教观与科学观的悖论》、张钊贻的《鲁迅与尼采“反现代性”的契合》、王乾坤的《鲁迅世界的哲学解读》、黄健的《历史“中间物”的价值与意义——论鲁迅的文化意识》、李新宇的《鲁迅人学思想论纲》、郜元宝的《鲁迅与中国现代的自由主义》、高远东的《论鲁迅与墨子的思想联系》等;鲁迅作品研究类的重要文章有高旭东的《论鲁迅“恶”的文学观及其渊源》、朱晓进的《鲁迅小说的杂感化倾向》、王嘉良的《诗情观念:鲁迅杂感文学的诗学内蕴》、杨剑龙的《文本互涉:鲁迅乡土小说的意向分析》、薛毅的《论<故事新编>的寓言性》、张闳的《<野草>中的声音意象》等;其他类的重要文章有彭定安的《鲁迅学:中国现代文化文本的理论构造》、朱晓进的《鲁迅的文体意识及其文体选择》、孙郁的《当代文学与鲁迅传统》等。另外,国内出版的关于鲁迅研究的著作共220部,其中鲁迅生平及史料研究类的著作共50部,鲁迅思想研究类的著作共36部,鲁迅作品研究类的著作共61部,其他类的鲁迅研究著作(专题研究及辑录类研究著作)共73部。其中重要的鲁迅生平及史料研究类的著作有王晓明的《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吴俊的《鲁迅个性心理研究》、孙郁的《鲁迅与周作人》、林贤治的《人间鲁迅》、王彬彬的《鲁迅:晚年情怀》等;鲁迅思想研究类的重要著作有汪晖的《反抗绝望:鲁迅的精神结构与<呐喊><彷徨>研究》、高旭东的《文化伟人与文化冲突:鲁迅在中西文化撞击的漩涡中》、王乾坤的《由中间寻找无限:鲁迅的文化价值观》和《鲁迅的生命哲学》、黄健的《反省与选择:鲁迅文化观的多维透视》等;鲁迅作品研究类重要著作有杨义的《鲁迅作品综论》、林非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鲁迅》、袁良骏的《现代散文的劲旅》、钱理群的《心灵的探寻》、朱晓进的《鲁迅文学观综论》、张梦阳的《阿Q新论:阿Q与世界文学中的精神典型问题》等;其他类的鲁迅研究著作(专题研究及辑录类研究著作)有袁良骏的《当代鲁迅研究史》、王富仁的《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陈方竞的《鲁迅与浙东文化》、叶淑穗的《从鲁迅遗物认识鲁迅》、李允经的《鲁迅与中外美术》等。总体来说,随着鲁迅在90年代中后期开始走下神坛,国内的鲁迅研究虽然受到市场经济的很大冲击,一时显得比较萧条,但是仍然有一批中年学者和新崛起的年轻学者通过采用新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在鲁迅思想研究领域和鲁迅作品研究领域陆续取得一批标志性成果,可以说,90年代的鲁迅研究成果虽然在数量方面明显落后于80年代的鲁迅研究成果,但是在学术质量上明显高于80年代的鲁迅研究成果。这种现象不仅标志着鲁迅研究已经基本摆脱政治因素的影响回归正轨,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鲁迅研究的空间。

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是中国百年鲁迅研究的深化期。进入21世纪,国家纪念鲁迅的活动明显降温,在2001年鲁迅诞辰120周年之际,国家没有举行纪念鲁迅的大会,不仅国家最高领导人没有发表关于鲁迅的讲话,而且《人民日报》也没有再发表关于鲁迅的社论。与此同时,批判鲁迅的言论却层出不穷,这标志着鲁迅已经完全走下了神坛,回归了人间社会。但是,中国的鲁迅研究却依然在发展着,不仅严家炎、孙玉石、钱理群、王富仁、汪晖、郑心伶、张梦阳、张福贵、高旭东、黄健、孙郁、林贤治、王锡荣、姜振昌、许祖华、靳丛林、李新宇等一批学者在坚守着鲁迅研究的阵地,而且郜元宝、王彬彬、高远东、王学谦、汪卫东、王家平等60年代出生的一代鲁迅研究专家也逐渐成长起来,使得鲁迅研究得以薪火相传。

据不完全统计,2000年至2009年,国内共发表了鲁迅研究文章7410篇,其中鲁迅生平史实类的文章759篇,鲁迅思想研究类的文章有1352篇,鲁迅作品研究类的文章有3794篇,其他类的文章1505篇。鲁迅生平事迹类的重要文章有阎愈新的《再谈鲁迅茅盾致红军贺信》、陈平原的《经典是如何形成的——周氏兄弟为胡适删诗考》、王晓明的《“横站”的命运》、史纪辛的《再论鲁迅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一则史实》、钱理群的《作为艺术家的鲁迅》、王彬彬的《鲁迅与中国托派的恩怨》等;鲁迅思想研究类的重要文章有王富仁的《时间·空间·人:鲁迅哲学思想刍议》、温儒敏的《鲁迅对文化转型的探求与焦虑》、钱理群的《以“立人”为中心:鲁迅思想与文学的逻辑起点》、高旭东的《论鲁迅与屈原的深层精神联系》、郜元宝的《为天地立心——鲁迅著作中所见“心”字通诠》等;鲁迅作品研究类的重要文章有严家炎的《复调小说:鲁迅的突出贡献》、王富仁的《鲁迅小说的叙事艺术》、逄增玉的《鲁迅小说中的非对话性和失语现象》、姜振昌的《<呐喊><彷徨>:中国小说叙事方式的深层嬗变》、许祖华的《鲁迅小说的基本幻象与音乐》等;其他类的重要文章有钱理群的《鲁迅:远行之后(1949~2001)》、李新宇的《1949:进入新时代的鲁迅》、李继凯的《论鲁迅与书法文化》等。另外,国内出版的关于鲁迅研究的著作共431部,其中鲁迅生平及史料研究类著作共96部,鲁迅思想研究类著作共55部,鲁迅作品研究类著作共67部,其他类鲁迅研究著作(专题研究及辑录类研究著作)共213部。其中鲁迅生平及史料研究类重要著作有倪墨炎的《鲁迅与许广平》、王锡荣的《鲁迅生平疑案》、林贤治的《鲁迅的最后十年》、周海婴的《鲁迅与我七十年》等;鲁迅思想研究类重要著作有钱理群的《与鲁迅相遇》、李新宇的《鲁迅的选择》、朱寿桐的《孤独的旗帜:论鲁迅传统及其资源》、张宁的《无数人们与无穷远方:鲁迅与左翼》、高远东的《现代如何“拿来”——鲁迅思想与文学论集》等;鲁迅作品研究类重要著作有孙玉石的《现实的与哲学的:<野草>研究》、王富仁的《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鲁迅》、钱理群的《鲁迅作品十五讲》等;专题研究及辑录类研究重要著作有张梦阳的《中国鲁迅学通史》、彭定安的《鲁迅学导论》、冯光廉主编的《多维视野中的鲁迅》、钱理群的《远行之后:鲁迅接受史的一种描述(1936~2000)》、王家平的《鲁迅域外百年传播史(1909~2008)》等。总体来说,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鲁迅研究基本摆脱了政治因素的影响,更侧重对鲁迅作品的研究,更重视鲁迅作品的文学价值和美学价值,所取得的学术成果不仅在数量上处于中国百年鲁迅研究的高峰期,而且在学术质量上也处于中国百年鲁迅研究的高峰期。

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中国鲁迅研究在老、中、青三代学者的努力下,依然处于一个良好的发展时期。

据不完全统计,2010年国内共发表关于鲁迅的文章977篇,其中鲁迅生平史实类的文章140篇,鲁迅思想研究类的文章有148篇,鲁迅作品研究类的文章531篇,其他类的文章158篇。另外,2010年国内共出版关于鲁迅的研究著作37部,其中鲁迅生平及史料研究类著作7部,鲁迅思想研究类著作4部,鲁迅作品研究类著作3部,其他类的鲁迅研究著作(专题研究及辑录类研究著作)23部。大多都是重新翻印的鲁迅研究旧作。新出版的鲁迅研究重要的著作有王得后的《鲁迅与孔子》、张福贵的《“活着的鲁迅”:鲁迅文化选择的当代意义》、吴康的《书写沉默:鲁迅存在的意义》等。2011年国内共发表关于鲁迅的文章845篇,其中鲁迅生平史实类的文章128篇,鲁迅思想研究类的文章有178篇,鲁迅作品研究类的文章有279篇,其他类的文章260篇。另外,2011年国内共出版关于鲁迅研究的著作共66部,其中鲁迅生平及史料研究类的著作18部,鲁迅思想研究类的著作12部,鲁迅作品研究类的著作8部,其他类的鲁迅研究著作(专题研究及辑录类研究著作)28部。重要的著作有刘再复的《鲁迅论》、周令飞主编的《鲁迅社会影响调查报告》、张钊贻的《鲁迅:中国“温和”的尼采》等。2012年国内共发表关于鲁迅的文章750篇,其中鲁迅生平史实类的文章105篇,鲁迅思想研究类的文章有148篇,鲁迅作品研究类的文章有260篇,其他类的文章237篇。另外,2012年国内共出版关于鲁迅研究的著作37部,其中鲁迅生平及史料研究类的著作14部,鲁迅思想研究类的著作4部,鲁迅作品研究类的著作8部,其他类的鲁迅研究著作(专题研究及辑录类研究著作)11部。重要的著作有许祖华的《鲁迅小说跨艺术研究》、张梦阳的《鲁迅传》(第一部)、葛涛的《“网络鲁迅”研究》等。从上述统计数据可以看出,目前国内的鲁迅研究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所取得成就的基础上,正继续处于一个良好的发展时期。

最后,回顾百年鲁迅研究史,还需要对国内发表的鲁迅研究文章和出版的鲁迅研究论著进行一个宏观的量化分析。据不完全统计,从1913年到2012年国内共发表关于鲁迅的文章31030篇,其中鲁迅生平史实类的文章3990篇,占总数的12.9%;鲁迅思想研究类的文章有7614篇,占总数的24.5%;鲁迅作品研究类的文章有14043篇,占总数的45.3%;其他类的文章5383篇,占总数的17.3%。从上述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国内鲁迅研究在整体上以鲁迅作品类的文章为主,其次是鲁迅思想研究类的文章,最为薄弱的是鲁迅生平史实类的研究文章。希望鲁迅研究界今后能进一步加强这个领域的研究。此外,从统计结果中也可以看出,中华民国期间(1913~1949.9)共发表了1372篇鲁迅研究文章,仅占中国鲁迅研究文章总数的4.4%,平均每年38篇;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共发表了鲁迅研究文章29658篇,占中国鲁迅研究文章总数的95.6%,平均每年470篇。其中“文革”后期的3年(1977~1979)、20世纪80年代(1980~1989)和21世纪第一个10年期间(2000~2009)是鲁迅研究文章的高产期,中国鲁迅研究的文章中有56.4%的文章(共17519篇)是在这三个时期发表的,其中“文革”后期的3年平均每年近748篇,20世纪80年平均每年发表近787篇,21世纪第一个10年平均每年发表740篇。另外,“十七年”(1949.10~1966.5)期间和“文革”期间(1966~1976)是新中国建国后鲁迅研究文章发表的低潮期,其中“十七年”期间共发表鲁迅研究文章3206篇,平均每年188篇,“文革”期间共发表鲁迅研究文章1876篇,平均每年发表187篇。而20世纪90年代是发表鲁迅研究文章的平稳时期,共发表文章4485篇,平均每年448篇,接近新中国建国后发表鲁迅研究文章的年平均数451篇。

另外,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共出版关于鲁迅研究的著作1716部,其中鲁迅生平及史料研究类的著作382部,占总数的22.3%;鲁迅思想研究类的著作198部,占总数的11.5%;鲁迅作品研究类的著作442部,占总数的25.8%;其他类的鲁迅研究著作(专题研究及辑录类研究著作)694部,占总数的40.4%。从上述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国内出版的鲁迅研究著作以鲁迅作品研究类的著作为主,鲁迅思想研究类的著作较少,希望学术界能进一步加强鲁迅思想的研究,使鲁迅思想能在当代中国发挥更大的作用。此外,从统计结果中也可以看出,中华民国期间(1913~1949.9)共出版了80部鲁迅研究著作,仅占中国鲁迅研究著作出版总数的大约5%,平均每年2部,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共出版了鲁迅研究著作1636部,占中国鲁迅研究著作出版总数的95%,平均每年近26部。“文革”后期的3年、20世纪80年代(1980~1989)和21世纪第一个10年期间(2000~2009)是鲁迅研究著作出版的高峰期,这三个时段共出版鲁迅研究著作835部,大约占中国鲁迅研究著作出版总数的48.7%。其中,“文革”后期的3年共出版鲁迅研究著作134部,平均每年近45部;20世纪80年代共出版鲁迅研究著作373部,平均每年37部;21世纪第一个10年期间共出版鲁迅研究著作431部,平均每年达43部。另外,“十七年”(1990~1999)期间、“文革”期间和20世纪90年代是鲁迅研究著作出版的低潮期,其中“十七年”期间共出版鲁迅研究著作162部,平均每年近10部;“文革”期间共出版鲁迅研究著作213部,平均每年21部;20世纪90年代共出版鲁迅研究著作220部,平均每年22部。

如果说,“文革”后期和20世纪80年代的鲁迅研究文章出现发表的高峰期和鲁迅研究论著出版的高峰期是和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对鲁迅的重新定位和对鲁迅研究的大力推动有关,那么21世纪第一个10年出现的鲁迅研究文章发表的高峰期和鲁迅研究论著出版的高峰期则是与鲁迅回归人间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以及国内新生的鲁迅研究力量大量涌现有很大的关系。因此,中国的鲁迅研究虽然已经有100年的曲折发展历史,但是鲁迅研究这门学科还存在着鲜活的生命力,还有着美好的发展前景。展望未来,可以说虽然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总是光明的,相信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中国鲁迅研究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展望未来的中国鲁迅研究,有几个重要的问题需要关注。

首先,要把鲁迅研究工作与国家当前的文化战略紧密结合起来,以鲁迅为媒介进一步促进中外民间文化交流,把鲁迅作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杰出代表推广到世界各地。鲁迅不仅是中国现代先进文化的杰出代表,也是享誉世界的大文豪。近百年来,鲁迅的作品被翻译成众多的外国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外国学者也通过研究鲁迅来了解现代中国。但是,一个无法否认的现实就是,近20年来的国外鲁迅研究相对比较冷清,鲁迅研究队伍显得青黄不接。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鲁迅研究者应当肩负起推动国外鲁迅研究的重任,通过鲁迅研究方面的学术交流,一方面促进鲁迅在国外的传播与研究,另一方面也通过鲁迅展示中华文化的“软实力”,促进中外民间文化交流。目前由中国学者葛涛参与发起成立的国际鲁迅研究会已经于2011年在韩国正式注册成立,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位汉学家加入了这个学会。在国际鲁迅研究会各位领导人特别是会长朴宰雨教授的推动下,印度中国研究所及印度尼赫鲁大学、美国哈佛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及全南大学陆续举办了国际鲁迅研讨会,今后还规划在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日本东京大学、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等陆续举办国际鲁迅研讨会,以此来推动世界各国的鲁迅研究工作。在国外鲁迅研究重新活跃的大好形势下,中国鲁迅研究者也要抓住这一时机,一方面呼应国家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在国外展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战略,另一方面也要和国外鲁迅研究者密切配合,共同推动鲁迅在外国的传播与研究工作。

其次,要把鲁迅研究工作与中国当代现实紧密结合起来。回顾百年鲁迅研究史,可以看出鲁迅研究与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中国历史进程有着紧密的联系。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社会思潮的转变,鲁迅研究也逐渐和现实社会脱离,成为一种学院式的研究。这种学院式的鲁迅研究虽然不无其学术价值,但是却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鲁迅的精神,失去了鲁迅研究所应当具有的介入中国社会现实生活的鲜活的生命力。在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要实现“中国梦”,其实鲁迅早在1906年就在《文化偏至论》中提出先“立人”后“立国”的设想:“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中国鲁迅研究者应当抓住这一机遇期,通过鲁迅研究来弘扬鲁迅精神,改造落后的国民性,从而帮助国人实现“中国梦”,同时也是实现建立“人国”的“鲁迅梦”。

最后,中国的鲁迅研究也要高度重视创新。国家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了“哲学与社会科学创新工程”,中国的鲁迅研究也需要实施创新工程。撰写过《中国鲁迅学通史》的张梦阳研究员在20世纪90年代举行的一次鲁迅研究会议上说,中国的鲁迅研究成果90%都是重复前人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在引起一些学者的议论之后,张梦阳研究员又重新思考了这一观点,并作了修改:中国的鲁迅研究成果99%都是重复前人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虽然这一说法有很大的争议,但是毫无疑问,百年以来的中国鲁迅研究在整体上可以说创新性不足,有很多的研究成果都是在重复前人的劳动。“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近年崛起的年轻一代的鲁迅研究者在知识结构等方面具有优势,加之又遇到了良好的学术环境,因此也希望他们能够刻苦钻研,在创新方面有所突破,从而提升中国鲁迅研究的学术水平。

“中国鲁迅研究名家精选集”丛书编委会

2013年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