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曾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第一版印了6000册，在不长的时间内销售一空，这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学界无疑有些意外。这当然得益于群体效应的作用。这本书属于由谢冕先生和李杨先生合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丛书，丛书收入了谢冕、李杨、钱理群、张颐武、王富仁与王光东(合著)、李书磊、韩毓海、王光明、张玞等人写作的10部著作。应该说，20世纪90年代初的学术氛围不是太浓厚，这套书以它整齐的阵容、锐利的思想、有个性的风格，去呈现20世纪中国文学最生动的历史情景、最艰难的精神历程，确实令学术界兴奋不已。

本书出版迄今已经差不多十年，何以现在我还怀着热情修订再版，这在很多人看来可能都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多年来我一直敦促出版社再版本书，责编胡卓识女士也尽力争取，出版社也表示了支持，结果就是拖到现在。刺激我产生再版本书的最初念头可能非常质朴，原书第299页完全印错，把第289页当作299页再印了一次，而真正的299页则不知去向。对于偏爱解构主义理论的我来说，面对印刷术对书写的完整性采取如此断然的解构，我无法表示钦佩；相反，这个错误多年来令我耿耿于怀，坐立不安。我一想到读者读到这一页的感受时，就会汗颜不已，这是我的心病。尽管“无错不成书”，但落到我头上，还是很有些悻悻然。特别是本书还拥有不少读者，这就更令我难堪。

当然，仅仅为了纠正某一印刷错误还不足以促使我费力去促成再版，确实还有更多的原因。本书出版后，颇受青年学人的欢迎。学界同人的首肯当然是我所看重的，青年学人的评价似乎更具有广泛而真实的意义。本书出版后数年，我多次收到一些研究生和大学青年教师的来信，经常提到，拙著在大学图书馆借阅有困难，书后总是塞满了借阅卡，写满了借阅者的名字。并且一入库立即被借走。本书多年来成为中文系学生的必要参考书，特别是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写作硕士、博士论文一般都会用到。国外青年一代的汉学家也时常用到这本书。本书也许可以说是近十年来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引用率较高的著作之一。我想，“好评如潮”这种说法经常有人为之嫌，而引用率应是一个比较过硬的指标。对于写作学术著作的人来说，写出的书有人读这就是莫大安慰。

多年来，我前后也出版了十多部书，我几乎都没有请前辈师长和同代学友作序，也从不组织书评。一是怕麻烦别人，二是对自己的东西总是处于不满足之中。我总是写完一部书就像了结了一项债务，就想逃之夭夭，有时候连回忆的勇气都没有(更不用说想到再版)。但奇怪的是，对于这本书，我始终带着一种温情，带着一种记忆。我知道这本书凝结着我最初的敏感和激动，那种无边的理论想象，那种献祭式的思想热情。我最初写作此书中的部分章

节时，不到30岁。我从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理论森林走向文学的旷野，遭遇“先锋派”，几乎是一拍即合。对先锋派文学的阐释我不只是带着最初的激动，还有我挥之不去的理论前提。大约是1990年春天的某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格非和余华到西八间房找我。我从电脑机房匆匆赶回(那时我正在完成博士论文最后定稿)，在我宿舍的桌上堆了一些莫名其妙的外文版的书籍。质朴的格非翻阅着那些书籍流露出赞许的神态，聪明过人的余华马上看出了蹊跷。余华对格非说：“格非，这家伙是把我们作为他的理论的证明材料。”我确实偏爱理论，喜欢用理论来审视并且贯穿我对文学作品的阐释，天地良心，我对文学作品还是保持着感觉，始终寻找文学蕴涵与理论的契合点。余华的不快一闪而过，热情和信心重又回到我们中间。那天下午，我们聊得很开心。阳光透过窗户照在余华年轻生动的脸上，那时余华说话的语速急促而带有一些停顿，但对文学的那种体验和认识，那种激动和偏执，未来大师的形象越过经常性的休止符已经初露端倪。格非则谈起了孙甘露，谈起了北村。这就是那个时代，我们是怀着怎样的一种热情，怎样的一种诚实谈论着文学！大约在我写作本文的数月前，我又遇到久违的孙甘露，当年的英俊小生，已经显出中年的富态；不久我与格非相遇，一脸的厚道，两鬓已经染上些许白霜；我还偶尔遇到潘军，他还是那么抖擞，商业运筹与纯粹的文学写作他居然还能结合得天衣无缝；数天前我又在一个会上遇到余华，还是那么机智，聪明过人，只是那放纵的一笑，还是闪烁着当年的天真；苏童依然那么精彩生动，却也透示出沉稳与宽厚，这使我倍感亲切……当年的先锋派几乎已经人到中年，而虚长几岁的我，早已是秋后的蚂蚱，却想借助这晚春的气息重新获得活力，复活一段已死的历史，一个即将被遗忘的文学时代。——这真的是异想天开吗？一个时代就这么过去了，那么真切，又那么遥远。

我想留住什么？留住那种气息，一种记忆，还是一种想象？

也是在不久前，一位学有所成的青年学人对我说，他还不死心，还想做做先锋派文学。只是“该说的话好像已经都被您说完了，我们所说的余地都不大了”。这当然是我不敢承受的嘉许，事实上，还有多部相当优秀的同类著作不断问世。我知道他不是在刻意恭维我，也不是说我有多高明。只是我有幸与那个时期相遇，历史还保持着那样一种姿态，而我们都还保持着理论的天真，我们有那样的希冀与祈祷，我们有和历史同在的那种心情。

这一切不会再有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就是一种心情的结束，一种风格和方式的结束。这不是说那个时代有多么了不起，而是说那是历史的拐点，转过弯之后也许是一马平川，但看不到过去的风景。现在确实空旷，一览无遗，自由而轻松。看不到过去的影子，这使我有些惶惑。我无法承认我是一个怀旧主义者，但我确实怀念那种精神，那种方式，那种心情。

也许就是为了保持那种心情，成为我再版这本书的最充足的理由。事实上，我增补了三分之一的内容(按照有关的说法，可以说是一本新书)。我想使后来的写作能与那种心情保 持某种连续性，我不知道这样做是否合适。

我知道历史本来就没有连续性，特别是当代中国的文学史，它实际是由一系列的断裂构成一种历史图谱。就我本人来说，思想和观点都发生了相当的变化，我企图跳过历史的断裂，企图无视历史实际和我自身的变化，这是不可能的。比如说，就先锋派文学的“后现代性”这一点而言，显然是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这种理论表达才得以成立，才成为可能。先锋派那种以叙述方式、语言修辞和个人感受来确立的那种后现代性，这一切都是放在反叛传统经典现实主义的语言秩序和美学规范的意义上去理解才有可能。反中心化、反整体性、反主体、反历史及深度模式，等等，这些后现代性显然是在艺术变革的期待视野中加以阐释的。实际上，后现代性的意义要远为广泛得多。在20世纪90年代，人们(包括我在内)不会以这种方式来理解后现代性，随着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加剧，以及全球化形势在中国的拓展，特别是网络文化的全面扩张，中国社会越来越趋向于消费主义。后现代性文化在中国就成为消费社会的特征，它更多地具有平民主义和时尚潮流的特征。它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经验的一部分。这些都使我多年论述的后现代性显示出精英主义的困窘。当然，本书汇集了我在不同时期的写作，它们之间的矛盾和抵牾不可避免，它们或许可以更为真实地呈现历史图谱的本来 面目。这一切只有请读者去评判，并且期望读者能以历史的态度加以理解。

感谢广西师大出版社，感谢张燕玲女士，期望本书的再版不会辜负他们的心意和努力。感谢原丛书主编谢冕先生和李杨先生，感谢时代文艺出版社和当年的责任编辑胡卓识女士，没有他们过去的努力和现在的支持，这本书没有过去，更没有今天。

陈晓明

2003年4月21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