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取名《无边的挑战》，可能使人兴味盎然，也可能令人大惑不解。20世纪80年代后期实际是一个文化溃败的时期，年轻一辈的作家(先锋派)是在面对“新时期”危机的历史前提下，而不得不走上形式主义革命的冒险道路的；况且在相当一部分人看来，这是一次误入歧途。我使用“挑战”这个字眼，似乎过于乐观；人们有理由怀疑，在文学的制度化体系依然严密的时代，“挑战”是否显得有些自以为是。

我承认80年代后期在艺术形式方面的变革，确实出于无可奈何，别无选择，但是，终究有一批年轻的作家怀着这代人的艺术抱负，步入文坛。他们如此执着于强调个人化的艺术感觉、风格特征，创造了我们时代最具个人特点的艺术经验，与既定的语言秩序、文化范型和经典(权威)话语——不管有意还是无意、自觉还是无奈——构成了尖锐的冲突。某种程度上，年轻一代作家改写了小说的定义，并且改变了人们的感觉方式和阅读方式。现在，人们不仅将目睹他们的部分成功，若干年之后，也将看到他们创造的艺术经验被广泛吸收。就此而言，把“先锋派”酿就的艺术革命称为“挑战”，并不为过。

在“挑战”前面冠以“无边的”，当然不是为了获取音节(听觉)上的快感。“先锋派”的那些挑战一开始就没有明确的目标，随后也就变得没有界限，并且毫无保留地拆除了那些根深蒂固的观念禁忌。这些极端的艺术经验开拓了无边的艺术远景，也断送了到达这一远景的现实道路，它必然把那个艺术乌托邦悬搁于历史之上(外)。正像所有的艺术革命最后都以似是而非的结果不了了之一样，“先锋派”的“挑战”最终也要消失在无边的艺术现状之中，消失在无边的沉默与常规化趋势之中。对于我来说，“无边的挑战”意味着无所顾忌的诗意祈祷、变本加厉的叛逆行径、没有结果的艺术游戏、没有终结的美学梦想、无主题变奏的文化挽歌——它从80年代后期文化溃败年月的历史深处绵延而来，穿透当今的现实，并且还要绵延而去。许多年之后，人们会意识到这段旋律的意义远远超出80年代末期。

本书的写作(因为某些原因)历经数年，某种意义上它重叠了几个时期的感受。我不知道本书是否能为80年代与90年代的交合留下特殊的印记，或是为“潮涨潮落”的历史悲欢涂抹上应有的颜色。支配我写作的，始终是藏匿于内心的艺术良知。当然，对“先锋派”的态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引起一些情感上的变化，这使得本书既带有最初的激动，又显出后来的冷静。我在写作伊始，与这些作家素昧平生，后来，他们大多数人成了我的亲密朋友。正如不久前我对格非说的那样，在文学史上，总是有些批评家与一批作家的命运休戚相关，不管他们是同舟共济还是反目为仇。多年以来，我相信自己兼有宽容大度和坚持原则的禀赋，这使我与他们的交往，不至于影响我的判断和评价；相反，这种友谊倒有助于我加深理解他们的写作。

要在“20世纪”的历史框架内来理解这一辈作家确实存在困难。他们与“五四”时期文学传统的联系是如此之少，这并不令人奇怪，而他们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如此之深，也同样容易理解，这要归因于半个世纪以来人为制造的文化断裂。尽管如此，“先锋派”文学作为非常极端的文化现象，却也使“20世纪”中国文化(或文学)的历史视野，具有了最新的和最生动的景观。我着力于刻画80年代后期那些富有个性特征的文化经验，这也许有助于加深人们对20世纪文化变迁的印象。确实，正如我再三试图阐明的那样，20世纪初和80年代末，并不是两个密切相关的时代，更不是两段针锋相对的历史，然而，它们的对比如此鲜明，却也令人触目惊心。我描述的历史图景，划归于“20世纪”大视野的名下，我想会产生一些发人深省的意义。

当代中国文学的经验或形势的变化如此之快，以至要给出恰当的历史定位十分困难。几年前，我潜心关注“先锋派”的写作，师友们对我的做法大都持怀疑态度。我一度饱尝单枪匹马的孤寂，却从未牟取独家经营的暴利。数年之后的今天，“先锋派”蜚声文坛，各家刊物争相以头条位置刊出他们的作品，各种选本、文集远销海外，风靡国内。虽然这一切与我无关，但我依然感到欣慰，当然也有一点悲哀——我知道一个流派、一种挑战、一种新型的艺术经验，被广泛接受、普遍认同，它的历史使命也就完结了。“先锋派”并不仅仅徒有灰暗的“头角”，它还拖曳着丰满(美满)的尾巴，这毕竟是令人欣慰的。

“先锋派”或“后现代性”，都不过是一段特殊时期的特殊话语。在80年代后期话语匮乏的年代，能有这么一种话语，至少也给寂寥的文坛平添了一点生气(生动)。因此，如果有人指责我的观点和评价多有夸大其辞或谬误纰漏，我既欣然接受，也泰然处之。

衷心感谢冕先生主编这套丛书，为我提供一次宝贵的机会，使我的“孤寂”可以与广大读者分享；感谢我的朋友李杨，为本书的出版竭诚相助；最后，感谢时代文艺出版社，在这商业主义盛行的时代，鼎力扶持学术文化事业，功德无量矣。

陈晓明

1992年8月18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