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格”与“风格”

在以上的篇幅中，我们简略探讨了苏雪林的文化心理结构及其制约下的文化性格的主导特征，即作为个体“人格”中的“文格”部分。当然对于现代人和中国现代文坛来说，“人格”和“文格”是可以分离或者说分裂开来的，现代文人中不乏此类例子。但这个问题对苏雪林显然并不存在，“文格”构成了苏雪林的“人格”基础，成为展现她“人格”的主要方面。也正因为如此，在第一部分我们用了较长的篇幅来集中论述这个问题。从概念的包容和归属关系看，“文格”毕竟只是“人格”中的文化部分，显然不能代替“人格”的全部。在政治化传统根深蒂固、意识形态之争尤为激烈的中国现代文坛，讨论一个现代知名作家，其“人格”中的“意识形态”乃至“道德品格”的层面是难以回避的。故而在第一部分关于苏雪林文化性格的展开中，其实已经融汇了以道德为核心的“品格”层面与以政党政治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层面的一些内容。通过分析苏雪林的文化性格，第一部分已经对她的整体人格的关键特征作了一个基本的勾勒。但讨论苏雪林这样的政治上充满争议、思想上矛盾重重的新文学作家、批评家和学者，在很多时候作为其“人格”的感性生命显现的“风格”，是必须进入的、也是最终的话题。相对于本书的讨论范畴来说，这一点也具有更直接的关联性。

法国著名作家、博物学家布封1753年在法兰西学士院入院典礼上的演讲《论风格》中，提出了著名的“风格即人”的命题。细读该文不难发现，布封在演讲中所说的“风格”指的是文章的风格。⁽²⁹⁾长期以来，汉语学术界将此命题理解为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文如其人”，这实际上超出了布封的原意，将之变成了一个艺术社会学命题。“文如其人”的命题一方面强调了作为“风格”的基础和根源的“人格”的地位，另一方面还蕴含着“人格”依赖“风格”体现其感性的生命的深层次意蕴。从“风格即人”到“文如其人”，使得“风格”概念包含了这样的内涵：与所有文学的或审美的构成要素相比，风格是文学的或审美的独特个性的唯一代表，而这种独特个性则来自于风格和作者个人之间的同一关系。因此，风格不仅仅是“人”(作家)的审美个性的体现，而且也是“人”(作家)的直接体现。也就是：审美“风格”不仅基于“人格”，而且可以代表“人格”。苏雪林在现代文学三十年间的新文学实践及相关的文化活动，为我们很好地展示了这种“风格”与“人格”之间的统一关系。

1.苏雪林的现代文学三十年的“风格”历程

从思想和文风定型以后的苏雪林来看，她的“风格”是基本稳定的，为“人”与为“文”是高度统一的。这一定型的时间大约在1936～1937年间，即抗战爆发前的一年左右。但如果把她放到整个现代文学三十年发展历程的大背景下，放在她的文化性格形成的大背景下，她的“风格”的形成很明显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人”与“文”之间也经历了一个磨合、协调与整合，最终走向统一的过程，其阶段性还是比较明显的。通观苏雪林在中国现代文学时期的新文学及与之相关的文化、教育、学术活动，我们可以把她的“风格”形成过程分为四个较为明显的阶段：

①求学时期(1919～1925)

这个时期是苏雪林“风格”形成的早期阶段，包括她在北平女高师的求学和赴法留学两个时间段。这个时期基本上属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及其落潮期。狂飙突进的时代思潮对那个时代的每个新文艺青年都形成了巨大冲击和影响，将他们裹进了时代巨变的洪流，苏雪林当然概莫能外。从基本面上看，苏雪林在这个时期无论从事新文学创作与批评活动，还是用文字参与社会活动，以及对自己人生道路的选择，都鲜明地打上了“五四”时代的印迹。虽然她在赴法留学期间加入天主教，成为天主教徒，也未能改变这一参与、体现并受制于时代的整体风格特征。

从苏雪林本时期的新文学创作和批评文本看，她的风格比较驳杂，但总体上比较外向和张扬，有时甚至尖锐而激烈。从作品的内涵看，无论是小说诗歌，还是杂文评论，多为针砭时弊，揭露社会底层民众之苦难、追求妇权新知、抨击封建礼教等内容。如她在北平女高师时期主持该校的《益世报·女子周刊》，每周一两万字，写了大量的此类文章，激扬文字，追求个性解放和对社会责任的承担，体现了典型的“五四”时代精神和“新女性”的姿态。最有代表性的当然还是那篇后来甚至改变了她的人生道路的批评文章：《对于谢楚帧君<白话诗研究集>的批评》。先抛开文章的观点是否周详不谈，她卷入这场论争，对新诗发展乃至新文化运动的责任感也可见一斑。她和同学黄庐隐、冯沅君、程俊英并称为当时女高师国文班擅长文学的“四大金刚”。这些决定了她的文风不可能像她在实际读书生活中那样温文尔雅，甚至不修边幅，不拘小节，而是比较张扬外露的。此外，从文本外在的修辞层面看，她的文风比较犀利，尤其体现在批评文章中。为了达到批判和褒奖等目的，有时用语尖锐而夸张，分寸感把握得不够好，修辞上有失当之处，反而背离了初衷，容易招致被批评者的反感和反击，导致一些不必要的言辞纠纷和论争的出现。关于谢楚帧《白话诗研究集》的那场著名论争，和苏雪林本人的这种言语修辞风格难脱干系。

在法国的四年，由于远离故国家乡，忧思难遣，加之自由恋爱失败和张宝龄的婚姻风波，苏雪林的情感方式开始向内转，这对她的文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923年秋她从法国寄回国内，在《晨报副刊》上连载多日的组诗《村居杂诗》四十三首，属于国内当时流行的“小诗”类型。这些小诗展现的是一种和谐恬静而多愁善感的年轻的知识女性情怀，在句式和抒情方式方面近于明清小令的变种，在对异国他乡的人事和乡风秋色的感受中，寄托淡淡的哀愁。诗中既有诗情画意，也不乏寂寞的幽思。就风格看，已经近乎于国内那些“淑女型”作家的作品格调了。为暂时摆脱婚姻困境对她的精神挤压，她在并没有做好充分精神准备的情况下加入了天主教，天主教徒的牺牲精神和虔诚态度对她的风格的内转还是起到了催化的作用。爱情既不可求，修道又不能，她决定终身从事著述，献身艺术，这时的她已经很沉稳地来思考自己的人生了。⁽³⁰⁾应该说，在1925年归国时，她的心情是比较宁静的。当然，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切都是在国外的环境中完成的，一旦回到时局动荡的国内，所见民不聊生，满目疮痍，苏雪林的“五四”情怀又有所觉醒。1925年下半年她归国后写的一些散文，如《在海船上》与《归途》，就作品的内容和关注的社会文化问题来看，仍然属于“五四”时期主题的延续，文章中当年批判的锋芒和锐气仍在，但感叹于文化革新的障碍之强大，因而又变得有些悲观绝望起来。

总体来说，求学时期的苏雪林的文风带有典型的“五四”时代特征，间或也流露出女性作者的多愁善感。可以肯定的说，这个时期苏雪林基本上处于接受“妇权新知”的文化接受期，虽有传统伦理观念与宗教因素对其思想世界的介入，但决定不了她的基本的、对外在世界的评判和言说方式，对旧式婚姻的屈从中也有过不屈的抗争。如果简单地把新文学第一代女作家分为“淑女”和“叛女”两种类型的话(当然这种区分并不完全准确，忽视了大量的中间类型)，本时期的苏雪林应该还是要和庐隐、冯沅君、石评梅等人一同归为“叛女”的一类。这应该是没有多大异议的。

②短暂的婚后生活(1926～1930)

苏雪林回国后，即从母命在家乡太平岭下和张宝龄结婚。众所周知，她和张宝龄的婚姻是屈从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的结果，是服膺于母亲无上仁慈之德性的结果。虽然婚后两人关系并不和睦，但在婚后几年却一度带给了苏雪林对美满爱情和和谐家庭生活的向往，这对一个年轻知识女性来说也是再正常不过的。在婚后，生活稳定下来后，她也用自己的理解和诠释方式，对自己留学后的生活与思想经历做了一个回顾和总结。反映在新文学创作方面，就是1928年与1929年相继出版问世的散文集《绿天》和长篇自传体小说《棘心》。

《绿天》和《棘心》在当时的文坛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拥有读者众多，从这两部作品风格入手，人们把这个时期的苏雪林视为“淑女型”作家并不为过。《绿天》文字清新隽丽，以童心、自然和两性之爱为主题，颇类冰心。其风格温柔蕴藉，表达了“五四”时期知识女性内心对爱的婉约与矜持。《棘心》作为自传体作品，重在表达个人生活与思想的矛盾经历，以向伦理和德性的皈依为主线。主人公杜醒秋虽经历了“五四”风潮洗礼，但总体上看“发乎情，止乎礼”；情感虽偶有激烈之处，但总体上趋于内敛。作品结局尤其沉浸到对传统的伦理亲情和家庭氛围的想象中。由此可见，婚姻和家庭还是对苏雪林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一度影响了她对于两性关系和现实世界的看法。这个时期的苏雪林是温和的、理智的，对未来生活抱有期待和幻想的，即便家庭生活和现实生活中有种种不如意之处，她也能强颜欢笑、委屈自己去妥协、去忍受，甚至去美化。从《绿天》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回归“淑女”行列、希望能够拥有和谐的家庭生活、两性之爱以及完整的情感世界的苏雪林，和“五四”落潮后诸多女性知识分子的追求并无二致，尽管她从现实世界中得到的却是失望和痛苦。

本时期也是苏雪林归国后重新融入新文坛的时期，她积极寻找融入的路径，在《北新》、《语丝》、《现代评论》等新文学刊物上发表了许多作品和杂文，包括一些研究性的学术文章。这些文字无论抒发情感还是探究事理，都脱去了“五四”时期的浮躁之气，变得较为沉稳，修辞上也不再咄咄逼人。这些都说明了作者心态的稳定。对于多数女性作家来说，心态的稳定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生活的稳定，包括家庭和婚姻关系的稳定。

就对苏雪林的接受来看，人们似乎更愿意接受这个时期的淑女型的苏雪林，总是把她和这个时期的作品联系起来，她也正是在这个时期确立了作为有代表性的新文学女作家的文坛地位。这当然反映了人们对女作家的一种固定的审美思维模式，即女作家总是和温和、细腻、含蓄、柔顺等特质联系在一起。其实女性的这些特质有时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和她们的家庭与婚姻状况有很大关联，女性也倾向于在家庭和婚姻关系中体现这些特质，从而形成了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风格。所以苏雪林在本时期的成名，在某种程度上在于她契合了这种社会风格，特别是针对《绿天》的评价更是如此。这也决定了在时人眼里，她的本阶段的散文风格脱离不了影响更大的“冰心体”风格的范畴，而被视为后者的一个分支了，⁽³¹⁾这就导致忽视了苏雪林自身风格的独特性与独立性。

另外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在上海(包括在苏州)的这几年，也就是约1926～1929年间，如前文所述，苏雪林在闲暇时阅读了有关明清历史文献资料，在汉族中心主义先入为主的基础上，她的并不融通的民族主义观念开始萌芽。不过，这个时期家庭伦理的概念在她心中显然还是处于第一位的，她当时并没有将这些观念萌芽诉诸语言文字，故而对她这一时期的文风并没有产生明显的影响。

③民族主义视域的形成(1930～1937)

30年代初至抗战爆发前，是苏雪林意识形态立场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她自身风格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从人生经历上看，她与张宝龄开始分居，离开上海独立工作。1930年先到安徽大学，第二年转聘武汉大学，并于1932年和大姐苏淑孟正式组成姐妹家庭。由于从婚姻和情感的困惑中解脱出来，苏雪林将大量精力用在了教学和著述上，可谓成果显著，进一步建立和巩固了自己的社会关系并树立了学术自信。与此相一致，她的文风开始变得成熟自信，重新恢复了“五四”时期的青春泼辣之气，修辞方面也再现了以往的敏感与尖锐，但更加豪放肆意、酣畅淋漓，具有一种内在的坚硬质地。与此同时，女性的细腻、温柔却见得少了，往往只见于论及自己心仪以及要好的女性作家之时，如冰心、凌淑华、袁昌英等，她的语言才会变得温情款款起来。

30年代的武汉大学文化保守主义风气很浓，苏雪林任教的文学院更是如此，聚集了刘永济等一批旧式学者。出于现实教学之压力与在武大文学院站稳脚跟的需要，苏雪林在古典文学和新文学研究方面下了相当的功夫，出版了《唐诗概论》等专著，撰写了大量的新文学批评，成绩显著。从这个角度看，这个时期的苏雪林倒更容易变成一个无关时事的书斋学者。但事实是，在武大，由于和王世杰、陈源等人交往渐多，加上前期和胡适等的交往，苏雪林的社会人际关系慢慢变得稳定下来。她的社交圈基本上属于原“现代评论派”和“新月”中人，在感情上她开始倾向于这些意识形态立场偏于“右翼”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与20年代后期她回国后急于重返新文学阵营而多方出击、四处交友形成了鲜明对比。20年代后期开始萌生的民族主义观念，这时有了具体的附着物，因这些“右翼”自由知识分子政治立场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而投射到现实政权即南京政府身上。蒋介石领导下的南京政府在她看来“是二十五年来最好的一个政治机关”⁽³²⁾，只有南京政府才能代表她的民族认同。当然，在这背后，还是她那狭隘的、以汉族中心主义为核心的民族观和保守的文化心态在起作用。她希望社会能够稳定向前发展，不希望有任何社会动荡来危及现政府的管理，从而影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无视当时普遍存在的社会和阶级矛盾。随着30年代日本侵略的逼近，民族危机加深，她的这一民族观越发巩固了。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尽管苏雪林并没有加入当时南京政府支持的民族主义文艺思潮，也并不是反对“左翼”所有的文化人，但她站到了“左翼”文化阵营的对立面，在文化立场评价方面表现出了明显的情感倾向性。

1936年鲁迅去世后，苏雪林在武汉《奔涛》上刊出惊动整个文化界的《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痛斥鲁迅之过，逞口舌之利，嬉笑怒骂，文风犀利尖刻，被称为“鞭尸文章”，几乎遭受“千夫所指”。此事决定性地影响了苏雪林后半生的人生道路，她从此走上“反鲁”道路，成为现代文坛一大公案。紧接着她又写了《与胡适之先生论当前文化动态书》，与胡适讨论“左翼”文化界打着鲁迅旗号、支配当时文化领导权的问题，胡适批评了她对鲁迅的态度，也未认可她对当时文化动态的忧虑，但她坚持己见，并不同意胡适的意见。这两篇文章合在一起，将苏雪林文风中的批判性、攻击性和固执性特征发挥到了极致，体现了一种典型的修辞暴力。由于部分判断缺乏学理依据和流于个人爱憎，走向人身攻击，且言辞夸饰，意识形态导向色彩浓厚，明显有借助政府公权力以济个人批评之穷的嫌疑，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了时人此后对于苏雪林的新文学批评和其他文章的理性评价。直到今天，这也是苏雪林研究的一个门槛。对于意识形态传统根深蒂固的20世纪文坛来说，要跨过这道门槛相当不容易，只有借助于新世纪人们观念的转变了。

由于后面有专门章节会探讨苏雪林和鲁迅、“左翼”关系问题，在这里，笔者更愿意从风格探讨的层面、而不是意识形态评判的角度来看待这桩公案。时人难以承受苏雪林对鲁迅的“恶毒”攻击，笔者觉得比较多的原因在于文风方面。以鲁迅的笔力和在当时文坛的地位，鲁迅的论战对手一般不会意气用事，徒逞笔舌之利，否则他们在鲁迅面前不仅讨不到任何便宜，反而会一败涂地。因此他们更多的是从学理入手(不管这种学理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固有的还是舶来的)，希望从学理上驳倒鲁迅，从而赢得论战。梁实秋和鲁迅的论战是最典型的例子(从今天看，梁实秋并未输理，但当时他并未占到便宜)。也就是说，至少在文章风格上，论战对手对鲁迅多是平等的、尊敬的甚至是敬畏的，和鲁迅同一阵营的“左翼”就更不用说了。当时的人们乃至于今天的人们，对这种对待鲁迅的风格和态度是习以为常的。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人们对苏雪林批判鲁迅的文章如此惊讶和愤怒，因为在此之前从未有人用这种风格的文章来如此“恶毒”地攻击鲁迅，况且还是个女作家，且不论内容道理如何，这种语气和修辞就已经是对文坛领袖大不敬了。

我们再看看胡适对这件事的态度(在不赞同鲁迅的人中，他的态度是有代表性的)，胡适在致苏雪林的信中批评她的文章有“旧文字的恶腔调”、论人不够“持平”等，列举了鲁迅在创作和学术方面的成就，并没有对苏雪林的具体观点进行批驳。⁽³³⁾总体看来，除了“持平”论之外，感觉胡适的不满意还是集中在文字风格方面。胡适是温和的，他主张批评双方的“持平”，但苏雪林此时以保守的民族主义为信念依据，充满了“正义的火气”，并没有接受胡适善意的批评。其实，从苏雪林对鲁迅的道德和人格的攻击来看，她的这种所谓“正义的火气”的爆发是符合她的文化心理结构和文化性格的。虽然她尊胡适为师长，极为推崇胡适的道德文章，但不可能一下子就改变了自己的风格。从后来的历史看，苏雪林就是苏雪林，立场没变，风格也没变，是一以贯之的。

④从抗战到解放(1937～1949)

这是一段艰苦的岁月，从民族到个人都是如此。武大迁川，苏雪林的姐妹家庭颠沛流离，历经艰辛。随着年龄的增长，苏雪林的个性被风沙扑面的时代苦难磨砺得更加坚韧，她的文风也变得更加粗放率真，含蓄内敛的表达更加难以见到了，语句辛辣有力，字里行间满含郁郁不平之气，时有金刚怒目之慨。从风格的延续性来看，本阶段的苏雪林延续了30年代的文风与个性，且进一步走向成熟，在风格的质的属性上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增加的只是心态的偏执和情绪的铺排。这就决定了她不可能改变自己此前形成的意识形态和艺术价值判断的立场与标准。当冰心在抗战期间写作《关于女人》这些似乎无关民族危难的文章之时，苏雪林却不由自主地卷入了战时意识形态之争的漩涡。她对鲁迅和“左翼”的情感上的排斥态度也有增无减，如她继续写了《理水与出关》、《富贵神仙》、《论偶像》、《论污蔑》、《论是非》、《过去文坛病态的检讨》、《对武汉日报副刊的建议》等偏激之文，对鲁迅和“左翼”文化界的评价，失之于空浮的议论与个人的想象，在流连于人身攻击和自身意识形态立场表白之余，离学理、事实和真相却越来越远。可见情感的偏执是如何妨碍了一个称得上是优秀的现代批评家的理性判断。

人到中年，伴随着人生经验与学术经验的积累，在离开了和意识形态相关的题材领域，苏雪林的文思会趋于深沉，感慨亦多，但缺少中年女性那种内敛的柔情。本时期她的《屠龙集》中的一些作品如《炼狱——教书匠的避难曲》、《青年》、《中年》、《老年》、《当我老了的时候》等散文，思考的现实和人生，都凝聚了作者的人生感慨。而作者似乎并不消沉，嬉笑怒骂，挥洒自如，自有一股洞透和超越现实人生的豪情。艰难的时事和个人生活，反而激发了苏雪林的对于人生的乐观和创作热情，创作上进入了一个丰收期，即她所谓的“四十不惑、砚田丰收”，这在当时特别是战时的女作家中并不多见。此外，抗战时期出版的《青鸟集》中的大量文艺随笔和评论，以及1948年她为法国神父善秉仁编著的《当代中国小说戏剧一千五百种》所写的长达三万余言的论文《中国当代小说戏剧》，无不显示了她的对于中国现代文坛的宏观视野和精细的微观分析能力。只可惜这一切都被一个在意识形态领域偏执一辞的、言辞刻薄的、口无遮拦的苏雪林所掩盖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苏雪林作为新文学作家和批评家，其风格发展阶段的历时性特征是比较明显的。但到了后期，其风格中的某些特征逐渐保存和沉淀下来，显示出共时性兼容的特点：以儒家基本的道德理性为原则，以三四十年代的政治意识形态为导向，以唯美化的艺术标准为具体评价标尺，不时辅之以浪漫化的感性甚至是夸张的发挥，增加了观点的尖锐、偏至与叙述的铺排。苏雪林将这些表面看起来并不相容的因素兼容在她的风格中，当然这肯定会造就她风格的驳杂与内在矛盾，导致在实践过程中理论表述得不够周详和稳妥。但难能可贵的是，苏雪林能以一种发自内心的“真诚”和“正义的火气”，将她的这种不乏内在矛盾的、驳杂的风格执拗地坚持了下来，最终形成了自己的个人特色。

2.“风格”与“人格”的纠结

风格来自于人格，并且代表人格。在中国，自古以来，风格评论和人格评论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直接同一性。自汉末的“九品中正”到魏晋南北朝的名士风度，再到盛唐文人的风流与气象、明清士子的沉暮与开新，诗文风格、人物性格和伦理人格的角色表现浑然一体，成为自觉的公开评论的对象。进入现代以来，随着现代学科分类的日趋细致和现代艺术理论的深入发展，对风格的“现代性”的界定和梳理导致一个后果，就是倾向于将风格做艺术化的理解，而无意识地隐匿了风格的人格背景，于是对风格的艺术评论逐渐针对“文章”而无关乎“人格”。这一转变完全符合现代文明对公共评论的现代性的基本要求：现代文明只允许公共评论以艺术形态的风格为对象，而禁止这种评论指向人格行为。即评论作品的风格是正当的，但评论作为作品风格之根基的人格却是忌讳甚至禁止的。现代人可以自由评论甚至是激烈抨击艺术家的艺术风格，但却无权以公开的形式评论他人的性格气质和道德水准。特别是当这种评论援引了权威意识形态作为评价标准的时候，评论者就有将自己演化为社会公共领域权威审判者的危险。因此，尽管人格构成风格的底蕴，但对风格的艺术评论却不能转化为对作为风格根基的人格评论。这不仅是艺术评论的范畴，也是现代文明对于现代人伦交往和艺术活动的基本规范。⁽³⁴⁾明确了这一点，对于学界考察与评价苏雪林的风格与人格、考察她的风格批评与人格批评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根据上述观点，我们会发现：现代文学时期的文学与文化实践所显示出的风格特征并不“现代”，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是战士还是苍蝇，甚至是广泛的中间阶层的文化人，将人格与风格、人格批评与风格批评混在一起，进行讨论和进行人身攻击的现象屡见不鲜，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这种现象当然和当时的时代危局以及文化意识形态斗争同体相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政治化传统的附属物和寄生现象。只有那些真正坚持文艺独立且洁身自好的人，才会将两者分开评说。反之，由人格推及风格，或者由风格反观人格，在那些一贯强调文学的意识形态归属的文人那里，实在是非常流行和自以为是的事情。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由苏雪林的风格来批评乃至否定她的人格，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反过来，从否定苏雪林的人格入手，从而否定她的艺术风格，也似乎是很容易的事。正如苏雪林从否定鲁迅的道德人格入手，从而希望达到否定鲁迅的整体风格和精神示范，也是同样的思维使然。中国文人向来推崇道德文章，而且总把道德标准(人格)放在文章(风格)的前面，也正是由于“文如其人”所揭示的人格对于风格的决定性作用。否定了一个人的人格，很容易就否定了他或她的作品，特别是将人格标准放宽到意识形态标准或阶级标准的时候，20世纪文学史这样的例子太多了。苏雪林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一个反面的个案而已。

然而苏雪林的情况在普遍境遇中似乎又带有某种特殊性。她和当时一些热衷于从人格上或意识形态定位上批倒批臭论争对手、而自身并不注意艺术风格的经营的论者不同，她在推崇作家人格的同时，又是非常注重作家作品的艺术风格的。在一些具体艺术标准如语言、情感、意象等领域，她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唯美主义者。在她的新文学创作和新文学评论中，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后者对前者的超越。当然，在二者谁为主导的问题上，我们还可以作进一步的辨析。在这里我们不妨先理清一个思路，或者可以说判定一个事实：那就是苏雪林在批评实践中对待特定的批评对象时，确实存在以人格批评或意识形态批评取代乃至否认风格批评的做法，如对鲁迅、郁达夫、郭沫若等人的片面的、武断的批评。但整体上统观她的新文学批评，她还是将人格批评和风格批评分开使用的，而且使用的界限也是清楚的。最典型的例子还是体现在她对鲁迅的批评和评价上。

《在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一文中，苏雪林集中鲜明地表现了她的道德义愤，全盘否定了鲁迅的人格，并在此基础上痛陈鲁迅及其代表的“左翼”文艺给青年们带来的严重不良影响。这是典型的人格批评，并在后半部分由人格批评上升到意识形态批评。至于观点的周详稳妥与否，这里似乎已经没有必要再讨论了。我们看苏雪林此后的文章，无论是在现代文学时期还是去台后，只要涉及“反鲁”，基本是沿着这条线下来的，基本不脱离道德与人格领域。苏雪林由于自身文化心理结构的原因，深深服膺胡适身上体现出的传统伦理德行，所以她在人格方面站在鲁迅的对立面并不奇怪，令人奇怪的倒是她对鲁迅进行人格攻击时所爆发的“正义的火气”以及将“反鲁”演绎成“事业”的持之以恒的耐心。可见，在人格上，她似乎对鲁迅是深恶痛绝的，完全难以忍受的。人格批评演化为一种激烈的人格冲突。

与激烈偏执的人格批评形成鲜明对比，苏雪林对鲁迅的风格批评相比较而言就冷静多了，且基本是以正面评价为主的。众所周知，苏雪林从法国回国后的几年，想在短时间内融入新文坛，除了胡适，对鲁迅等新文坛领袖也是非常尊敬的，并在《语丝》上发表过不少文章。《绿天》出版后，也曾经赠送给鲁迅。对于鲁迅作品的艺术评价，一直是比较高的，而且保持了这种高评价的延续性。这里提两点，两篇作品，可以说明问题。一篇是1934年11月5日苏雪林在《国闻周报》第11卷第44期上发表的文章《<阿Q正传>和鲁迅创作的艺术》，这篇长文是30年代公认的苏雪林论鲁迅作品艺术成就的代表，分析细致，见微知著，基本奠定了后来对于《阿Q正传》特别是阿Q形象分析的基本理论框架。熟悉苏雪林对鲁迅态度转变过程的读者知道，经历过女师大风潮、赠书、宴会等风波与事件之后(具体事件的评析将在后面的相关章节详述)，此时从情感方面说，苏雪林已经站到了鲁迅的对立面，否则她不可能在短短两年后就写出了那篇《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而且是在攻击对象刚刚去世之后，这是相当触犯中国文人的禁忌的。如果不是在情感上极度憎恶，保守的苏雪林是难以写出这样的“鞭尸文章”的。所以《<阿Q正传>和鲁迅创作的艺术》这篇文章，让我们看到苏雪林的另一面，在艺术评价方面的严谨与独立性。另一篇文章出现在1948年，是苏雪林为善秉仁主编的著作《中国现代小说戏剧一千五百种》写的一篇长文，也是该书的绪论，题为《中国当代小说和戏剧》(Present Day Fiction&Drama In China)。在该文评价中国现代小说的时候，第一个提到的就是鲁迅，她说无论什么时候提到中国现代小说，我们都必须承认鲁迅的先锋地位。⁽³⁵⁾此时已是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接近尾声的时候，苏雪林也早已因先前对鲁迅的恶评而弄的“臭名昭著”。此时她对鲁迅还能做出这样的艺术评价，说明在现代文学时期，苏雪林尽管曾经倚重于人格批评甚至是意识形态批评，但对人格批评和风格批评还是相区别对待的，是具有一定的现代风格批评意识的。

苏雪林对风格和人格关系的处理和区别对待是有悖于中国“文如其人”的传统的，在“文”与“人”的关系上表现出了矛盾性。因此，如果我们从传统的风格观的角度来看苏雪林，她自然是一个矛盾的个体。在对批评对象进行人格攻击的时候，无论对鲁迅还是郁达夫、郭沫若，苏雪林的批评更像是“骂”和借助于意识形态的“威胁”，而止于道德义愤，并不能提供更多的东西。这时她的批评风格便暴露出她人格中偏执、狭隘、刚烈的一面；当苏雪林回到艺术批评领域的时候，她又变得宽容温和了，称赞茅盾、田汉、张天翼等“左翼”作家，对“失节事大”的周作人并无非议，甚至对同样堕落的穆时英也不吝赞词。对艺术独立的推崇、唯美的标准，顿时又让她的人格充满了包容性。风格与人格的纠结，在苏雪林这里，似乎只有在艺术与道德的厚此薄彼、此消彼长里才能得到最终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