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对此的思考，可以遵循从普遍到个别的思路，从世界文学的一般状况出发认识文学批评，即，在人类的以及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学艺术发展中，文学批评是怎样产生的？文学批评在人类的以及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学发展中居于怎样的位置？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与美学理论之间应该是怎样一种互动和影响关系？在此基础上，我们再深入到对“五四”后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形成和发展的独立考察中。

首先我们着眼于欧洲文学艺术发展的历史来认识文学批评。在古希腊文学艺术产生之初，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些哲学家（美学家）就通过对古希腊文学艺术的专门研究建立起一种独立的美学理论，并且把这种美学理论升华到哲学的高度，这同时又是他们的与美学、哲学相统一的思想理论学说的整体建构过程。古希腊文学艺术同时奠定了欧洲文学艺术、欧洲哲学思想理论包括欧洲美学理论的基础。这就是说，与欧洲文学艺术几千年的发展相一致，欧洲哲学思想理论学说也得到了更加完整也更为系统的发展，这是两个相互不无联系又形态迥异的系统，各自具有独立传统并起到独立作用。在这两个独立系统之间的美学理论，一方面作为哲学理论的一部分，随着哲学思想理论学说的不断发展而获得独立发展，另一方面，美学理论的发展又建立在对文学艺术作品及其创作的整体研究之上，是通过对不断发展着的文学艺术的整体研究发展起来的，可见，活跃在这两个系统之间的美学理论，起到沟通两个独立系统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在这样一个框架中，文学批评更具有对理论的附着性，是作为美学理论的具体运用而对文学创作产生影响的。这种更是“理论”派生“批评”的流程，在19—20世纪欧洲特别是西欧文学艺术发展中有更为突出的表现。由于文学艺术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普泛性影响，是欧洲人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缺之不可的组成部分，从而使我们面对19—20世纪欧洲，很难区分出美学理论家以及哲学家、社会科学研究者、自然科学研究者甚至包括普通民众与文学艺术创造者之间，在对文学艺术的审美感觉上有什么根本差异，这是欧洲文学艺术足以影响整个社会发展变化的重要原因。这种情况极大地开阔了文学批评的参与空间，美学理论家以及哲学家、社会科学研究者、自然科学研究者甚至包括普通民众，与文学艺术创造者一样，都能够参与到文艺批评活动中，都能够从各自的角度对文学艺术作品提出独立见解，推动文学艺术发展。诸如马克思是一位具有高度理性思维能力的哲学家，但他年轻时曾是一个浪漫主义诗人，他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学说的开创，并没有影响他对文学艺术独立性的认识，他始终保持着对文学艺术的独立见解，如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阐释的“物质生产和艺术生产发展的不平衡”，他在《致斐·拉萨尔》中对拉萨尔的剧作《济金根》的批评，要求人物形象塑造“更加莎士比亚化”和反对“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又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是奥地利一位医学博士、精神病医生和精神分析学家，是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同样是一位医学博士，从事精神分析学研究，是现代心理学的开创者，他们的医学著作蕴含着文学艺术的深刻见解，同时又是美学理论上的创造，对欧洲文学乃至整个世界的文学艺术产生巨大影响。而像莱辛、狄德罗、雪莱、歌德、海涅、席勒、王尔德、波德莱尔、尼采这样的人，所具有的也是多重身份，往往作家与学者、文学创作与理论创造兼于一身，这种情况在欧洲文学艺术的整体发展中是屡见不鲜、十分普遍的。

欧洲文学艺术的这种整体状况，在西欧更为典型，而在欧洲其他地区的国家或民族中，又有与这种整体状况不同的情况，这是在与这种整体状况相脱节的情况下发生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学批评更具有独立性，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即文学批评不仅与文学创作有更直接、更紧密的联系，直接影响、推动着本民族文学艺术的发展，而且本民族的美学理论更是在文学批评的基础中发展起来的，体现出这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学批评具有着其他国家或民族所不具备的独立传统和作用。这种情况更主要发生在19世纪的俄国。

19世纪俄国文学艺术对俄国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的影响是逐步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俄国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有更加紧密的关系，我们以往更主要从文学批评角度认识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贡献，实际上他们又都是作家，他们都有过创作实践，如别林斯基的文学生涯始于创作反对农奴制的悲剧《德米特里·加里宁》，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创作出在俄罗斯文学发展中产生巨大影响的长篇小说《怎么办？》，杜勃罗留波夫同时是一位诗人，而像列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果戈理、赫尔岑、莱蒙托夫这些杰出的作家，又在文学批评上有非同寻常的表现，创作与批评兼于一身在俄国作家中间是相当普遍的。19世纪俄国文学发展凸显了文学批评的独立作用和独立传统，这是与前述西欧国家或民族的情况有明显差异的，诸如别林斯基发表的《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先生的中篇小说》，杜勃罗留波夫发表的《什么是奥勃洛摩夫性格》，车尔尼雪夫斯基对普希金“俄国诗歌之父”和果戈理“俄国散文之父”的价值和意义的揭示，都直接推动了俄国文学的发展。还有他们在《现代人》、《祖国纪事》等期刊杂志上，对普希金、果戈理、赫尔岑、莱蒙托夫、冈察洛夫、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奥斯特罗夫斯基、涅克拉索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的发现，对他们的作品所作出的及时而深入的分析和评价，使我们感到，这些作家对俄国文学发展所起到的巨大作用，是他们的作品本身所难以产生的，离开了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的文学批评，他们的创作是难以建立起俄国文学的伟大传统的。而且，19世纪俄国文学反过来又推动了整个欧洲文学的发展，也与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的文学批评所起到的作用密不可分。

19世纪俄国文学批评所以能够建立起独立的传统，并产生重要作用，在我的理解中，是因为俄国位于欧洲的一角，远离欧洲文艺复兴发源地和思想文化中心，与俄国仍然在沙皇专制统治之下和思想文化严重滞后直接相关。19世纪俄国社会和文学的发展的艰难性需要也产生了这些杰出的批评家，他们文学批评和创作兼于一身，同时他们又是思想家，更是反抗沙皇专制统治的战士，这使他们的文学批评，建立在对俄国社会人生和思想文化状况的切实感受和认识之上，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性，我们从《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黑暗王国》、《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这样的文章标题就能深刻感受到这一点，正是这种反抗社会思想文化传统的文学批评，直接影响并增强了俄国文学的社会批判性，推动着俄国思想文化回到欧洲文明发展链条中，俄国文学对俄国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所以能够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是与文学批评的作用直接相关的。

中国的情况近于19世纪以及19世纪前的俄国，是一个直至19世纪末仍然沉睡在中世纪东方文明中的古老国家，显而易见，较之19世纪俄国，中国有着更为严酷的皇权专制统治，中国文化与整个世界的文明发展状况的脱节也更为严重。因此，中国社会和文学的发展，需要19世纪俄国那样一些批评家，像俄国19世纪文学那样，对中国文学的革新，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文学批评需要发挥更大的独立作用。

需要看到，以“五四”为起点的中国新文学的发生有着与欧洲文学完全不同的特点，欧洲文学的发展演变以创作为先导，中国的文学革命不是在文学创作的内在要求中产生的，新文学倡导者的主张不是在新文学创作基础上形成的，这些都是陈独秀、胡适从变革传统文化为宗旨发动的思想启蒙运动要求出发提出的。中国新文学发生的这个特点与中国古代文学也是明显不同的。中国古代文学是适应古代社会生活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中国古代文论是在古代文学创作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新文学发生的特点恰恰与时至清末的古代文学这种状况直接相关。如果说先秦至汉唐的文学还具有某种独立性，在独立发展中对整个社会生活还能够产生影响，那么，这种独立性在唐中叶后的“文以载道”之说提出后逐渐弱化，唐宋八大家诗文以至桐城派的文学思想更是依附于整个社会的政治和思想文化存在、发展的，是在这种依附中实现了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相当高的普适性，实现了维系整个社会的缓慢发展变化的作用。时至清末的文学与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高度整合，形成“超稳定结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整体意义与其说是文学上的，毋宁说更是政治和道德上的，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一种道德教化，对这种情况有更加深刻感受和认识的，是当时从国外留学归来的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周作人等新文化先驱者。显然，正是因为时至清末的古代文学整体上的这样一种情况，决定了中国新文学的产生与欧洲文学完全不同的特点，即鲁迅所说“政治先行，文艺后变”，中国新文学不能不是在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政体统治崩溃后产生的，不能不是在1916年袁世凯“洪宪帝制”、特别是1917年张勋“复辟”^[1]失败后，在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周作人倡导的反封建思想启蒙中产生的，不能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结果，是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的结晶，同时又为语言变革所引发，文学革命倡导期的新、旧文学之不同更是通过白话与文言的差异表现出来的。陈独秀的《敬告青年》、《吾人最后之觉悟》、《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胡适的《易卜生主义》、《贞操问题》，鲁迅的《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周作人的《〈贞操论〉译记》、《人的文学》，既是思想启蒙，同时也是文学批评，中国新文学是在这样的文学批评中产生的，因而较之19世纪俄国文学更为突出表现出文学批评对新文学发生发展的前导作用。

但是，中国现代文学与俄国19世纪文学仍然是有根本差异的。俄国文学虽与西欧文学有深刻差异，但在根本上仍属于整个欧洲文学的组成部分。在整个欧洲，社会文化、学院文化、革命文化之间的分裂更是在统一的基础上出现的，欧洲文学更是通过这种分裂中的统一得到发展的，但在20世纪中国，三者之间更主要以相分裂的方式得到各自表现，而难以得到统一，这显然极不利于中国现代文化的整体发展，同时，这种分裂方式又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深刻影响。而且，具体到中国新文学产生之初文学批评的状况，也与俄国19世纪文学批评有所不同。如前所述，不仅批评与创作兼于一身在俄国文学批评家和作家中相当普遍，而且，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既紧密联系、相辅相成，又各自具有独立性，作为两条独立的传统推动着俄国文学的整体发展。但是，在中国，对新文学的发生起到重要作用的陈独秀和胡适，既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作家，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家，他们完成了文学革命倡导后分别转向革命文化和学院文学建设，惟有鲁迅、周作人等先驱者继续以文学家的身份从事新文学建设。可见，“五四”后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较之俄国19世纪文学批评，其独立形态和传统的建设，不能不是一个更加艰巨的任务。

[1] 我认为，1917年7月的张勋“复辟”，对于新文化倡导运动的发展，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其表现主要是以鲁迅、周作人、钱玄同为代表的先觉者增强了对《新青年》发动批孔和文学革命的理解，其十分典型的历史细节，就是钱玄同在这一段时间里成为鲁迅、周作人居住的“S会馆”的常客，而有被鲁迅写进《呐喊·自序》中他与“金心异”的那一番对话，孕育了1918年新文化倡导的深刻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