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的建构^【1】
——兼及巴斯奈特的“危机论”

■方汉文

苏州大学中文系

一　“体系才是现实的”

理论体系的建构是学科发展的生命线。20世纪中期以来，世界的比较文学理论建构发生了匪夷所思的逆转。如果20世纪50年代前后以韦勒克、雷马克等学者为代表的西方比较文学理论达到了巅峰（这里指有根本意义的原理性发展，不是指学科的普及），带动了东方比较文学的发展。但此后西方就呈现出江河日下之状，除了被学生们背得烂熟的“雷马克定义”等观念之外，重要的理论观念方面几乎乏善可陈，数十年间竟然少有成理论体系的学科重要著作问世。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比较文学理论体系却在新旧世纪交接之际成熟，相继有多种比较文学新理论体系模式提出，多部与西方比较文学观念大相异趣的、理论体系雄健的原理性著作的出现，远非西方学界所能比。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以此来附会当代世界东西两方比较文学理论发展的状况可谓曲尽其妙。司马迁《史记·六国表》中曾经有过一个关于东西方的比较：“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这个原理用于比较文学中却颠倒了过来，生于西方的比较文学，可能大成于东方。

当前，西方比较文学研究中还有一种相当悲观的看法在蔓延。如果我们还记得20世纪50年代美国韦勒克（R. Wellek）的那篇《比较文学的危机》，那么就可以看出，这种“危机”的警世之言如同基督教的“末日审判”一样，成为永远笼罩于欧美比较文学头上的一片阴云，难以摆脱。1993年，颇有影响的英国比较文学理论家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再次发出“危机”降临的警告：

20世纪末，比较文学进入了灾难性阶段。这种研究在西方已经在危机之中，这是无可置疑的了。……许多比较文学学者的著作内容贫乏，比较文学应当研究什么没有达成共识，比较文学研究中随处可见那种二元对比（就是不同体系中的两个作家或两个文本的比较——但是不同的体系应当如何区分仍然是一个复杂的没有解决的问题）等陈腐的观念，所以这些全都在加快着比较文学研究的消亡。^【2】

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比较文学中“危机”之声不断，原因何在？笔者认为根本原因还在于比较文学学科自身，在于学科的理论上的缺陷，所以尽管学者们作了大量的文本研究实践，仍然未能克服危机。这也是对于轻视比较文学理论建设的一种反讽。我们只须要看看当年韦勒克的“危机”与巴斯奈特的“危机”之间的联系就可以明白问题的所在。巴斯奈特所说的“危机”除了一些现象之外，主要根源在于两个方面：1．比较文学学科研究对象不清楚。2．研究方法上的二元对比（即我们所谓附会式的“平行对比”）。我们再来看韦勒克当年在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二届大会（1958）所作的发言中的看法，韦勒克认为：

我们学科的处境岌岌可危，其严重标志是，未能确定明确的研究内容和专门的方法论。……我认为，内容和方法之间的人为界线，渊源和影响的机械主义概念，以及尽管是十分慷慨的但仍属文化民族主义的动机，是比较文学研究中持久危机的症状。^【3】

韦勒克的“危机论”的主要观念是十分清楚的，黄源深先生曾经在韦勒克发言的译后记中十分精确的归纳为三点，我们不妨直录如下：1．没有确定明确的研究内容和专门的方法；2．机械地把比较文学界限于研究渊源和影响，以至于比较文学降到了附属学科的地位；3．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文化民族主义动机，使研究本身失去了应有的客观性，而成为本民族“争夺文化声誉的舌战”。^【4】比较文学中的文化民族主义至今仍未消除，特别是西方民族文化的自我中心主义更是比较文学“危机”的重要根源，这是毋庸讳言的，这里我们先暂且不论。第二点其实是说法国比较文学中存在的单一影响研究方法使学科不能成立，其实质仍然与比较文学的研究内容与方法有关。因此，如果比较韦勒克与巴斯奈特两人的危机论主要根源，我们再一次发现了比较文学中最常用的一句话：“惊人的相似”——两种危机论都是以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不能界定，比较文学没有方法论——作为主要的根源。时光如梭，世事沧桑，然而数十年比较文学的发展竟然如同非洲人的“飞来去”游戏一样，重新回归到其出发点，这真是令人不胜惊诧。我们不妨引用《哈姆雷特》中霍拉旭（HORATIO）所说过的那句老话：

它们是如此相像，真令人沮丧而且充满恐惧与惊异。

（Most like: it harrows me with fear and wonder.）

比较文学学科对象能不能确定……

比较文学没有特定的研究方法？

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家最推崇的著作之一是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在这部著作开头，马克思写下这样的一段话：

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能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5】

如果用这段话来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的叙事话语，那么，比较文学的危机可以看成是两次出现，韦勒克的危机恰如一次悲剧，而巴斯奈特等人的说法则不过是一次笑剧。这种笑剧（请注意，马克思用的是笑剧，而不是他所喜爱的希腊人的喜剧）的可笑之处当然正如先哲所言，是一种在新的历史形势下所作的具有反讽性质的表演。

新危机论的产生，原因在于巴斯奈特等人的目光只停留于欧美比较文学之一隅，而完全忽略了从20世纪80年代后就崛起的东方比较文学。用一种后殖民主义理论的话语来说，即是所谓“视域限制”（perspective limit）。被后现代主义叙事理论视为圭臬的法国拉康（J. Lacan）心理分析为叙事理论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这个框架受到后现代主义者霍米·巴巴（Homy K. Bhabha）到德里达（J. Derrida）人或褒或贬，但无可怀疑地影响巨大，由这种视域局限发展出了“视域互换”。这种理论是说明，每一个场景其实都存在多种视域，而多种视域形成的是一种结构关系。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决定了主体所能具有视域，而这种位置的变化又会产生结构关系的改变。正像拉康所说：“这些条件的特殊地位来自于它们同时所具有的逻辑时间的关系，通过这些关系和形式决定了对于主体的位置，在他们之间才可能进行选择。”可惜的是，巴斯奈特并不能如列维—斯特劳斯、拉康这些后现代主义先行者所想像的那样具有这种转换功能，因为在场的话语结构毕竟是西方的，东方—西方、野蛮—文明的不在场结构已经决定了巴斯奈特等人不可能转换向东方视域，所以在东方这一视域这些学者其实是所谓的“零视域”。王充说：“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笔者以为，当代世界不惟要知古知今，更为重要的是要知道西方与东方，只知其中任何一方都是不足为训的。因此有必要对于《论衡》再补充曰：“知东不知西，谓之蒙昧；知西不知东，谓之眇目。”眇其一目即是所谓独目，也就是《奥德赛》里所描述的那种独眼巨人。理性中心其实就是一种独眼巨人的象征，正应了阿拉伯人那句名言：西方人是一只眼看世界，中国人是两只眼看世界。

无论西方还是东方，比较文学“危机”的真正解决是理论体系的建构。

在当代社会中，一门学科的真正确立，并不在于从事这门学科研究的人数多少或是它的著作的多寡。理论体系的建构是任何一门学科成熟的主要标志，只有完整的理论体系才能使学科具有真正的独立意识。比较文学同样如此，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比较文学，如果不进行理论体系的探索和发展，回避学科原理探索，只停留于几条原则的反复，理论的贫乏最终会导致它的危机。黑格尔关于体系曾经说过：

知识只有作为科学或体系才是现实的，才可以被陈述出来；而且一个所谓哲学原理或原则，即使是真的，只要它仅仅是个原理或原则，它就已经是假的了；要反驳它也就很容易。^【6】

比较文学百年发展中，经过法国学者到当代学者的努力，已经形成了种种理论模式，但这些模式大多是零碎的、不系统的，即刘勰《文心雕龙》中所批评的“不能持论”，不能够适应全球化时代的要求。为此我们认为有系统建构当代比较文学科理论体系的必要。从比较文学的特性出发，它的理论体系的主要特征应当是综合世界各民族文学研究的经验，参较世界主要文明与文化，以不同文学之间的差异性与同一性比较研究为主的理论体系。比较文学理论的目的不是要成为无所不包的世界文学史，这是不可能的。而是要为世界文学研究提供一种研究学科和研究模式，这种学科通过不同文学的差异与同一研究，达到对于文学基本规律和特性的理解，从而把世界文学研究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

二　世纪之交的中国比较文学理论创造高潮：构架与创新

新旧世纪的时间交接很容易与新旧理论的替换产生联想，1900年弗洛伊德出版了《释梦》，尽管当时连区区500本印数也无人问津，但谁也没在想到精神分析在那个新世纪的发展与当年的冷落形成鲜明的对比。当2000年到来时，中国比较文学理论在外表的平静中产生了新的蜕变，甚至掀起了一个小小的理论体系建构的高潮。

其实回顾起来，中国比较文学理论体系建设的思想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就已经酝酿，最初是乐黛云、谢天振等学者就提出了建立新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的设想。在实践方面，乐黛云、汤一介等人的“合而不同”理论为一种有中国学术渊源的普适性理论提供了观念上的借鉴，曹顺庆等一批学者提出的“异质文化比较”、“汉语诗学理论”突出了有中国特色的新观念，这可以说是建立有民族特色理论的先声。围绕着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绵延长久的讨论，无论参加者的意见是否定还是肯定，都产生了一种吸引学术目光的作用。

从2000年起，新理论体系化有大的变动，笔者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外国文学评论》、《光明日报》、《学术月刊》与《中国比较文学》等刊物上发表了“比较文学与文化的新辩证论”的系列论文，论证了比较文学的认识论、方法论与本体论之间关系，提出了比较文学新定义，目的是建立一种有中国学术思想渊源的体系创造。乐黛云的《互动认知：（Reciprocal Cognition）：比较文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发表从实质上将比较文学的认识论、方法论的研究导向深入。^【7】2002年笔者的《比较文学高等原理》、《比较文学基本原理》先后出版^【8】，实践了新的比较文学理论建构方式。从在乐黛云的直接指导下，杨乃乔主编的《比较文学概论》出版^【9】，这部由众多学者参与写作的将一些新的理论观念进行全面阐释，并将它们进一步普及。直到近期，曹顺庆等学者从“跨文明研究”角度来定义比较文学，也属于理论体系建构的重要内容。学科定义、研究对象等内容属于本体论范围，也是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理论主线的发展不是单一的，它有一个巨大的相关域（context）。这就是一个更为广泛的大范围理论探索潮流，远远超出了比较文学学科范围。如季羡林先生一系列关于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观点；乐黛云、汤一介等人关于跨文化对话的研究；在文艺理论界，钱中文先生的“新理性精神”隔界声援了比较文学的理论创新。他早在1993年发表的《面向新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外文学理论新变》一文中就预言：“在中西文论的研究中，综合研究方法的运用，在于使中西文论产生新交融。从整个理论形势来看，一种在科学、人文精神指导下当代性的中西文论交融研究，将会在下一阶段、新世纪得到极大的进展与兴盛。”^【10】这一预言当然也包括比较文学理论。其余兹不一一述及，如陈思和、谢天振教授关于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的讨论，刘献彪、鹿国治教授关于理论创新的及时评介等等，这一切因素互相激活，互相融汇，共同推动了理论创新。毫无疑问，这不是所谓一个单一“学派”或某人一家之说的兴起，不同学说之间的不同与碰撞是大量存在的。笔者从不讳言这种碰撞，而且相信这种冲突是积极的，是发展的必经之途。笔者在比较文学的定义、对象、主要理论构架如本体论、方法论方面都与一些良师益友有不同见解。但这种不同见解不但不是互相攻讦的理由，却正是互相商榷，求同存异，共同发展的动力。

总结这一理论发展趋势，有什么主要贡献？

笔者认为提出的问题与启人深思之处固然甚多，而重要的表现于以下方面：

（1）中国式比较文学理论体系观念：以前的中国比较文学学者强调中国文化与西方的差异，并认为中国文化的差异本身就是中国模式。但新理论模式则首先承认理论是普世的，中国模式要成立，必须要从理论体系本身来建构它，要就原理中的理论原则来提出中国的观点，而不是中国人参加到比较文学研究中就自然有了中国模式。正像印度模式、加拿大模式不会因为印度人与加拿大人从事比较文学而自动生成一样。东方的比较文学理论体系创造从中国的合而不同观念、墨辨逻辑等传统观念出发，与西方讨论理性原则、差异逻辑、比较观念等理论原则，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在认识论、本体论、方法论、实践论等理论线索上与西方理论完全不同。

（2）提出了不同于法国与美国学者的理论结构方式。中国学者从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马克思主义学说等多种理论体系中汲取营养，左右逢源，形成了独特的板块结构方法。在具体构架上，以比较文学原理、比较文学史、比较诗学与诗学史、比较批评实践、跨学科与跨文化研究等五大板块为主体。如此系统而多样化的结构方式，无论是法国学派还是美国学派或其他一些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都是前所未闻的。这是中国学者的创造，要说中国学派的建立，这才是最主要的根基。

（3）比较文学原理观念特别是对于其学科特性、方法的新理解，这也是中国学者不可忽略的贡献。主要是提出以下观念：

其一，比较文学有自己的认识论。以前只有极少数学者从反面关注到这一问题，有人埋怨比较文学没有认识论。笔者提出以新辩证论为认识论，并且提出认识论归根结底是逻辑体系的不同，提出以墨经逻辑为新辩证认识论基础。乐黛云等人则提出互动认知论为认识论等，都具有相当的革新意义。

其二，主张比较文学的意义不只仅是方法论，比较文学是一种文学本体论。因为比较是一种思维方式。这就从根本上解答了长期以来令人疑惑不解的问题：比较文学是不是只有方法意义。只有解决这个问题，才能回答巴斯奈特的问题。巴斯奈特的“危机论”中，主要是对于比较文学是方法还是学科认识不清，把方法作为学科的唯一特征。比较文学科本质特征的新认识在于：比较文学不只是一种方法论，它是人类所固有的比较思维方式在多元文化时代的表现，这一学科的产生基于比较思维的基础，是全球化的时代要求，19世纪产生的比较文学正是全球化早期的时代所造就的。

（4）比较文学的新定义：这是完全不同于传统的西方学者如法国学者和美国学者等所提出的比较文学定义，笔者认为：

比较文学作为跨语言跨学科和跨文化的文学研究，它以理解不同文化和文学间的差异性和同一性的辩证思维为主导，它的研究方法也因此超越形式的异同类比，而包括了多种文学的不同研究方式，从而展现多种文学的特征和它们之间的辩证联系。比较文学是在世纪文化多元化和文化一体化中确定自己的学科主体、对象客体和方法论的内在联系。

（5）创建比较文学的新理论体系的初步构想：包括比较文学的认识论、方法论和本体论（包括主体论、客体论与实践论）等系统构成。

三　回复所谓的“危机论”

理论体系是现实的，就是说它是为现实而创造的，它具有解决现实问题的品格。中国比较文学理论体系的创造同样是现实的，它必须为中国与世界的比较文学研究服务。所以我们要再回到上文所说的“危机论”。

那么，中国比较文学理论体系的发展是否能解决所谓的“比较文学危机”呢？这是关键所在，我们的答复是肯定的。我们已经指出：第一，比较文学对象能否确定；第二，比较文学有无方法论；这两个问题是目前危机论最主要的根据。

第一，比较文学对象是什么，笔者已经指出，如果按照目前的思路是没有答案的。这是因为，从比较文学产生之时，关于它的对象就形成了一种简单直观的划定方式，把对象看成是“比较方法”的附属品。在所在关于对象的划界中，人们所关注的是对象的形式特征而不是它的本质特征。这是一种低级的对象划定，它必然成为一个无限扩大的对象范围。从最初的不同国家间的文学关系研究（法国学派）到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直到近年来国内外盛行的“跨国别、跨语言、跨民族、跨文化、跨文明……”。这种跨可以无限地跨下去，直到无所不包。这也就是比较文学研究对象不确定的一种表征，一定程度上，巴斯奈特绝不是杞人忧天，而只是受害于这种对象界定的反映。

在中国理论体系的创建中，笔者认为我们一定要摆脱这种思维方式，克服比较文学范围无限扩大，无限循环的认识论错误。唯一的出路开辟比较文学对象认识的新途径。这种新途径是从辩证理性层次来认识对象，而不是简单直观地看对象。笔者认为：

简单说，比较文学是比较思维与方法指导下的，对于不同文化文学的差异性与同一性的研究。^【11】

这是笔者的简明定义，把比较文学研究对象规定为不同文化文学的差异性与同一性。这样避免了无休止地范围扩大，却永远不能确定对象。比较文学对象是十分明确，一切文化中不同文学的差异性与同一性都是其对象。它既不是无所不包，也不是画地为牢。

什么是“同一性”（identity）？这个词的另一个意义“认证”，已经被后现代主义者们炒得无人不知。可惜即使是西方的后现代主义者们中，也很少有人知道。这个词被点铁成金，其始作俑者是黑格尔。黑格尔《小逻辑》中把这个词称为“同一性”（identität），这是认识事物的基本范畴，因为人的思维就建立在同一性的基础之上。万物“独化”，就不可能有“存在”，也不可能有人类思维。所以同一性其实是思考的统一性，是经过抽象，舍弃不同所形成的认证。所谓差异性（diffrence）与同一性相对，它们都不是指形式上的异与同，而是认识事物本质的手段。异，来源于墨经中的“异”，用于比较文学中，如果同一性是指文学文本或是主体所被承认的共同性，即这些文本是被认均可以建立文学联系的认证关系。那么，差异性就是文本的历史环境和艺术特性的典型特征，是某一个文本所具有的民族文化与文学的集中体现。这是《诗经》与《荷马史诗》、《吉尔伽美什》、《罗摩衍那》得以区分的特性。文本是有限的，艺术象征是无限的。

如果仅用黑格尔的说法还不能使酷爱后现代话语者满意，我们不妨再用用德里达的话来加以阐释。其实并不只是德里达，因为从19世纪起，同一性与差异性就被一大批西方思想家利用起来，特别是尼采、弗洛伊德和索绪尔三个人。这三个人都曾施惠于德里达，虽然他自己并不承认。当然其中最直接的还是索绪尔。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是西方现代思想经典，其中首先讨论的问题就是：人们通过语言符号系统互相沟通，那么，为什么语言能提供同一性（identity）？正是从这里出发，索绪尔经过考察，得出的结论是：记号本身是任意的，但是它的意义是以其区别于其他记号的“差异性”所决定的。同一性——差异性这一对范畴从此变得突出。德里达则发展了这一观念，他认为同一性也就是一种“在场的形而上学”，它只有通过不在场的即“缺席”的差异才能得到意指。这当然是对于黑格尔的同一性哲学批判，也是对于古希腊以来的西方理性中心主义的颠覆了。这里我们无意于对后现代主义多说。重要的是，从黑格尔到德里达，同一性与差异性，都是从差异性与同一性的关联来看待比较。正像黑格尔所说：

此外，比较的任务即在于从当前的差别中求出同一，……只要我们能承认惟有在现存的差别的前提下，比较才有意义；反之，也惟有在现存的相等的前提下，差别才有意义。^【12】

墨子日：“同一异俱于一”，与黑格尔可谓同声相应矣，他们都掌握了比较的关键：既不是比同，也不是比异，而是通过比较达到同一性与差异性的统一，从这种统一中理解文学的本质，这可谓是比较文学的真谛。

比较文学的对象就是对于处于同一性与差异性之中的文本研究，这种研究的对象是差异性与同一性本身，而不同的民族、语言、文化、国别、文体……，是差异性与同一性的属性与表现。只有从这种超越了在场与缺席的观念出发，把自身的同一性与其他民族的差异性置于同一水平之上，理解自我与他人的主体间性，不同文本间的互文性，才能克服比较文学范围无限扩大的缺点。所以，如果从这种辩证观念来理解，那么，比较文学的对象不仅是确定的，而且是具有严格要求的。这里有一个非线性的、随机性的范围，一切在差异性与同一性的互相辩证比较中的研究，都可以也都必然是比较文学的对象。我们对于对象的界定是严格的但不是僵死的，它更符合比较文学作为一种交叉学科、前沿学科所具有的开放性。

这种学科对象界定还有一种重要性质就是反对民族中心主义。比较文学学者自身具有民族与国别，这就为主体视域设定了限制，使一方成为规则制定者。所以会以希腊史诗为样本来比较中国有没有史诗；会从希腊悲剧为样本来看中国有无悲剧。欧阳桢（Eugene Eoyang）指出：

在比较文学中，很少有人反思方法问题与比较逻辑。子虚乌有式的问题如“有没有中国的悲剧（tragedy）”？“为什么中国没史诗（epic）？”这里只是有伤尊严，但并没说明问题的实质。但被人忽略的恰恰是其中的偏激之处。相应的问题却极少甚至没人提出：为何西方没有断代史？为什么西方没有《诗经》（Shih ching）的对应物？……^【13】

笔者对于这种思维方式深感赞同，也曾多次在有关论著中提出过相同的疑问，为什么只问中国有无悲剧史诗，而不去反思西方文学中有无唐诗汉赋元杂剧等？这本身就反映出比较的对象是被主体所先验地规定了，首先是确定了自己作为同一性的中心，然后再去寻找他人作为差异的陪衬。因此，我们主张同一性与差异性的辩证关系，从一种互文性与主体间性来确定比较的对象，以避免自我中心观念。

第二，关于比较文学方法论，笔者认为中国学者们有一个重要贡献，即提出比较不只是方法论，而是一种本体论，这可谓发前人之未发的议论。我们先对于两个基本概念进行简单阐释。首先是所谓本体论（ontology），西方传统哲学中的本体论是专指关于世界的本原或是本性的研究，近代以来，现象学家发展出“先验的本体论”（胡塞尔）、“基本的本体论”（海德格尔）等新观念，已经改变了传统本体论。简单说，所谓本体就是哲学的存在概念。对于一种学科来说，就是这一学科的本质特征。比较文学的本体论就意味着比较不只是学科方法而且是它的本质特征。从历史来说，19世纪的比较主义思潮的产生不只是一种新方法的运用，而是学科观念的更新。原因很简单，在此之前，西方已经有了建立于西方同一性观念之上的哲学、历史、文学、科学等，这些学科是没有与异己的学科相参照的。因此，其实并不能说一种真正有普世意义的。而从海上大交通之后，东西方文化大交流，西方原是西方文化开始与异己的文化相碰撞时，西方的神学与中国的儒释道、西方哲学学科与中国或其他东方国家的“哲学”（或相近意义上的学科如汉语中的“诸子”、“汉学”、“理学”等）、西方的文学与中国的“文学”（如“诗”或“文”）、西方的历史学科与中国的“史”之间产生比较，当然这里并不只限于西方与中国，而可能是西方与世界多种文化，这种比较使得西方不得不承认：在同一种学科或是研究中，并非只有西方的一种学科，而不同的文化中的相近学科之间同一与差异正可以促进西方学科的再生与发展。由此产生比较主义，所以比较不只是一种方法，它是学科自身的认证，西方通过比较而知道在欧洲美洲的文学之外有多种的“文学”，比较不是目的，比较是文学本体认证的方式，可以说比较就是这种文学研究的本体。

再看方法论（methodology），方法论是关于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的理论，它对于比较文学有特殊的意义。这是因为，从另一方面来说，比较文学学科建立与比较方法有最直接的关系。而学科的历史又使得比较方法恰恰成为一种理论难点，如果比较文学仅仅是比较方法的运用，毫无疑问会使比较文学成为一门只以形式比较为特色的学科，失去了比较文学学科的本体。比较文学如果只是一种方法运用，它本身是不足以构成一门学科的。所以不少学者对于比较文学中的形式比较提出质疑。最有代表性的是法国学者所说的“比较不是理由”的名言。

虽然同样认为比较是本体论而不是方法论，其间又有不同见解。我们列举两种观念。第一种是认为“比较”不属于方法论，而是本体论。杨乃乔认为：

我们已经理解了不能把比较文学在日常用语的“比较”意义上理解为是对两种民族文学或文学与其他相关学科进行表面的类比，比较作为一种学术视域是研究主体对两个民族文学关系或文学与其他相关学科关系的一种内在的汇通性透视，是比较文学在学科成立安身立命的本体，这就决定比较文学属于本体论而不是方法论。^【14】

其目的在于“回避把比较文学在日常用语上误读为一种表面类比的方法”，强调比较文学“是一种汇通的学术视域”。

另外一种看法稍有不同，笔者认为，比较方法论从本质上是一种思维方式与方法论的结合，它产生于人类所共有的比较意识。这种意识经历了从远古到现代的发展，最终成为人们的一种科学研究方法。笔者曾经论述过从中国古代与古希腊开始的这一历史过程：

比较在思维与逻辑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墨经逻辑与合同异之论都是基于比较之上的。当然，也必须反对“同异合一”的诡辩论，人类思想的同时在两个舞台上演出，中国先秦学者所探讨的理论问题几乎同时在希腊雅典城中出现，从芝诺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对同与异有大量的论述。由于篇幅关系，我们不能一一论述。只需要指出，同与异，类比与比较，这是希腊学者公认的人类思维的开端，主要表现于：（1）认识的对象是存在，关于存在是“一”还是“多”，有还是无，就是从事物的同与异开始的。（2）认识的途径即从众多事物发现单一的本质，如“相”与“型”，这就是借助于对众多事物与单一事物之间的比较得到。（3）认识的方法，即综合与归纳，这也是以认识的同与异为基点的。柏拉图《巴曼尼德斯篇》是最典型的例子，柏拉图区分了“存在”与“非存在”，特别指出“存在”和“异”这两个“种”是无所不在的。它们可与一切事物相结合，而且它们之间也可以相结合。……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先民，比较观念都是他们思维和逻辑的起点，并且以后形成了他们认识事物的主要方法之一。这就使得比较在人类思想中占有了重要地位。现代以来，由于全球化进程的推动，从世界文化的整体性来思考的观念终于形成，超越单一民族的视域，比较的、多元的视域来研究客观事物成为历史潮流。这样，比较方法终于从日常生活的经验方法进入到学术研究之中，成为比较文学等学科的方法论。所以它所带来的并不只是一种单一的方法，而是思维方式与方法观念的变革。^【15】

19世纪的比较主义诸学科就是比较思维与科学的比较方法相结合的产物，所以比较文学自其诞生起，就先验地以比较为本体，这是比较存在的理由。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比较就不是形式类比，如果比较已经超越简单比附，成为文学研究辩证的整体性观念，那么也可以说“比较就是理由”。我们认为对于比较文学来说，比较的本体论意义自然使得它可以超越形式类比，牵强附会，而成为一门有重要意义的学科。这样的学科不但没有面临所谓“危机”，而且会日渐发达。

所谓“为学日益”，斯以其为证乎，吾愿待之以时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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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十五社科规划课题与教育部重大课题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东方文学与西方：文学的交流和影响”的成果之一。

【2】　Susan Bassnett,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Oxford and Cambridge: Blackwell, 1993, p. 9.

【3】　干永昌：《比较文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122—130页。

【4】　黄源深：关于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危机》一文的译后记，载干永昌等编选《比较文学译文集》，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135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03页。

【6】　Literature and Psychoanalysis, edited by Shoshana Felma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Baltimore and London, 1982, p. 463.

【7】　乐黛云教授在《互动认知（Reciprocal Cognition）：比较文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一文中提出“互动认知”作为比较文学的认识论，见《中国比较文学》，2001年1月，第7页。

【8】　方汉文：《比较文学高等原理》，南方出版社，2002年；方汉文：《比较文学基本原理》，苏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

【9】　乐黛云顾问，杨乃乔主编《比较文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10】　金元浦：《多元对话时代的文艺学建设——新理性精神与钱中文文艺理论研究》，军事谊文出版社，2002年，第388页。

【11】　方汉文：《比较文学高等原理》，南方出版社，2002年，第41页。

【12】　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52—253页。

【13】　Eugene Eoyang, "Polar Paradigms in poetics :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ry premises," in Cornelia N. Moore and Raymond A. Moody edite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ast and West : Traditions and Trends Selected Conference Papers Volume I, Hawaii Press, 1989, p. 11.

【14】　杨乃乔：《比较文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18页。

【15】　方汉文：《比较文学高等原理》，南方出版社，2002年，第155—1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