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为一种艺术

■D·佛克马

荷兰乌特勒支大学

■林光华　译

在乐黛云先生作为一个批评家和学者的生涯中，她一直为文学的艺术性辩护。把文学作为一种艺术来考虑，她相信文学可以超越社会和文化的差异——这一观点在传统的欧洲美学以及马克思对希腊经典的判断和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辩护中也可以发现。

然而，对文学的艺术性的研究并不多见，在西方比在中国还要少。许多学者倾向于加入当下最时髦的批评，这些新兴的批评方式大多数受政治兴趣的刺激，而不取决于对文学作品的新的洞察。对文学的艺术性的研究被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这样的批评家指责为过时的、反对进步的。但是这种对文学的艺术性的轻视阻止了我们对很大程度上尚未开发的思维能力的探讨和对一种交流方式的思维判断，这种交流方式即使在政治视阈下也可能得到高度的评价。

我们无论是加入玛萨·纽斯邦（Martha Nussbaum）在《发展中的人性》（1997）中关于文学能引导读者带着同感、同情甚至怜悯去看待他人的讨论，还是追随鲁迅20世纪20年代的一个定义：“除了标题、口号、公报、电报和教科书，革命还需要文学——仅仅因为它是文学”，^【1】文学都被看作一种特殊的交流形式。作为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阐释这一特殊的交流形式是我们的任务。在我们的《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应北大乐黛云教授之邀所做的演讲集，1996年版）一书中，文学的特殊性问题不是中心论题。诚然，那本书中探讨了美学惯例的思想。我们所争论的是，美学惯例的影响之一在虚构文学中要比在所谓的真实情况中得到更大的宽容。我们也要指出毫无遮掩的陈词滥调中的诗歌潜能，^【2】但是我们对文学文本的本性仍然不够清晰。在我们后来以英文出现的《知识与任务：文学研究重在问题的方法论》一书中，我们阐释了这个问题，并且在我的这篇论文中，我会尽力阐释得更为清晰：以我的观点看，什么是文学品质的精华。

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在于：是什么使读者决定采取一种美学的态度？是什么激活了读者关于美学惯例的知识？

美学态度（包括文学—美学的阅读方法）至少依赖于三个因素：第一，应该有一个有益的社会环境；第二，读者应该懂得什么是文学—美学阅读方式并愿意运用它；第三，待读文本应该被允许作文学—美学的阐释，并且有望于使读者获得一个有趣的阅读效果。

上个世纪的欧洲文学阅读史显示了对这三个因素侧重点的变化。

欧洲学术传统一开始注重的是文学文本的艺术层面，在一段时间里，一种错误的观点甚嚣尘上，认为文学性可以从写作技巧和手法中发现。1921年诺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发表了一个关于诗歌的观点，表达了他对形式的重视，他把这一艺术手法称为文学的科学研究中“唯一的英雄”。^【3】然而，在后来的阶段中，雅各布森感到文学不是一个特殊的文本范畴，文本的文学性至少部分地由读者决定，读者们会采取一个美学的态度，从而使他们把词作为词本身来经历，而不是作为一个事物或一种情感的代表来经历。雅各布森非常著名的口头交流模型理论1960年由托马斯·希比亚克（Thomas Sebeok）作为单行本出版，^【4】给读者留下了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介入文本的可能性。从这里我们可以推出，如果读者看出采取美学态度的理由，并关注信息的传达方式，那么他们就会得出结论：这个文本是一个文学文本，或者更准确地说，根据美学的惯例阅读文本是有益的。许多读者已经把某些（经常是同样的）文本带入文学—美学的阅读视野下，并且发现这样阅读有创造性、有价值，这一经验事实使“文学”观至今仍保鲜活。

从20世纪60年代起，有关“文学”的争论分成两派，其中一方以符号学家如尤里·洛特曼（Yury Lotman）为代表，他一直寻找那些通常被称之为文学文本的鲜明特征。另一方以传统理论家如西格弗里·希米特（Siegfried Schmidt）和斯坦利·费希（Stanley Fish）为代表。我探讨的是参与论辩的分裂的双方，因为只看他们的一面之词，无论是形式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都不能使我完全相信。总的来说，文本的质量和读者对待文本的态度一样重要。或者说，从不同点来说，尽管任何文本都能引起一个美学的反应，但是某些文本比其他文本更能在普通的读者群中引起这样的反应。很清楚的是，在有些情况下对美学惯例的反应比在其他情况下更有价值。这不仅是通过经验研究确立的事实，^【5】也是一个逆反推理的结果。因为如果一个文学文本的作用和意义与其他文本的作用和意义相同，为什么被文学动机驱使的作家要创作那么多的文本呢？如果它只能产生任意的什么结果，为什么作家还要全身心地投入写作的艰苦劳动中呢？

那些认为美学惯例没有多大价值的人看来忽视了各种惯例之间的不同，一些人几乎无法逃避，而另一些对此很放松。戴维·洛奇（David Lodge）曾经提醒我们文本的历史境域（我把它作为第一个因素指出），它可能会抵制对美学惯例的自由选择。在《现代写作模式》一书中，他指出：“重要的一点是文学不是能偶然生成的文体，也不是我们能自发地决定用某种方式去阅读的文本。”^【6】

其中暗含的意思是，根深蒂固的惯例会操纵那些不怎么严格的惯例的发展和使用。在受过教育的读者中形成的一个根深蒂固的惯例就是把特殊的文本看作文学，把文学看作艺术。这一惯例又可分割成一些小的惯例，比如说区分事实与虚构的惯例，以及用这样的方式阅读虚构文本的惯例：不去适应检测事实的正确性和当下的实际运用情况，而是适应一种认知的观点和对整个信仰、行为模式的情感考虑。

有些批评家已经强调，对一个文本的美学阅读意味着对文本现实性的拆解和对具体情境的拆解（脱离了作家的社会联系），通常紧接着是在阐释过程中对文本的重建（吸收了读者的生活世界）。当一个文本改变了，人们就会更加关注剩下的东西、文本的特征、词语以及词语间的特殊组合——像雅格布森以及洛特曼“常规结构的语义化”这一概念所表明的。^【7】因此，对所指功能的忽视被对其他方面的重视所补充，尤其是被“新批评者”以及其他人所证明的文本的内在联系所补充，这是由于“文本间性”（文本与其他文本符号系统之间的关系）这一理论概念的发明。

如果文学不是首先由社会现实或情感所构成，那就是由这样一种语言所构成：通过较早地指称外部世界（这些较早的指称又可以指称更早的指称等等）来间接操作的语言。因此，语言艺术的材料总的来说不是语言，而是使用的语言，比如在较早的时候已经说出或写下的语言。换句话说，文学的材料包括前文本（潜文本或互文文本），也包括宗教小册子、科学出版物、政见、文化垃圾、俗语、名言和广告词等，而不一定是文学性的。如果使用的材料是一个存在着的故事、诗歌或戏剧这类容易辨认的材料，“重写”这个术语看来就是合适的。以我的观点来看，“重写”在文学建构的总体方法中是一种更为特殊的情况，事实上可以被看作是“文本间的”，尽管我意识到了这样一个事实：我所使用的术语多少与原来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所构想的这一术语不一样。^【8】

文本间的关系为我们的文学史提供了一个可信的框架，因为它们把我们带到离埃肯鲍姆（Ejkhenbaum）学会“如何建立一个文学文本”^【9】这一目标更近的地方。“重写”揭示了后来文学文本之间的宗系关系，把一个新的结构和一个同时发生的新的理解加给了旧的文本。迈克·里法代尔（Michael Riffaterre）用更普遍的术语大胆地说：“文本总是指用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地方说出的某些东西。”^【10】

这里对字与字，段与段，文章与文章之间的常规联系的重视是由一种美学的阅读方式，即以美学的态度对待文本的方式所造成的。当前文本显然属于文学传统，就有另外的原因使“重写”文本适用于美学的阅读，因为“重写”提醒了读者这个传统，它看起来是邀请读者对“重写”文本也采用一个美学的态度。因此，对存在的前文本的美学阅读加强了对新的“重写”文本的美学阅读。这又是第一个因素——有益的社会历史境域——所起的作用。

在这种条件下，是否还有可能将社会现实与政治阐释联系起来呢？

当然有，只是要通过间接的途径。这里准确地说是通过对其他文本和通过其他文本的棱镜所折射的社会现实的双重指向（创造一种模糊性，允许一种新的理解事物的方法），文学—美学的阅读从而可能导致政治的觉醒。这里我同意温弗瑞克·弗拉克（Winfried Fluck）的观点，他运用穆卡罗夫斯基（Mukarovsky）的术语体系，认为“唯一一个能使美学对象具有社会、政治功能的有意义的途径是把它作为使用由采取美学态度所造成的特殊的交流可能性的美学对象。”^【11】

文学史学提供了很多例子来说明文学—美学的阅读方式是怎样产生政治影响的。荷兰文学中有个例子是穆尔达托克（Multatuli）的小说《迈克斯·哈佛勒》（Max Havelaar）（1860），该小说是对荷兰在东印度群岛的殖民政策的一个感情丰富的起诉书，^【12】曾被译为多国语言，英文本是D·H·劳伦斯为其作的序，^【13】它的影响不可估计。还有些不太明显的例子，比如说萨特的《苍蝇》（1943），是对爱列屈拉（Electra）和俄瑞斯特斯（Orestes）故事的重写，同时也是对马歇尔（Marshall Pétain）亲纳粹政府的猛烈批评。^【14】我敢冒险地总结说，最终的例子表明了所有的文学—美学阐释都影响读者的道德和政治立场，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通过被文学阅读所鼓动的看待事物的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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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Lu Xun, "Literature and Revolution" [1928], in Selected Works of Lu Hsun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59), p. 22. Chinese text in Lu Xun quanji, 20 vols.(Beijing: Renmin wenxue chubanshe, 1973), vol. 4, p. 95.

【2】　Douwe Fokkema and Elrud Ibsch, Wenxue yanjiu yü wenhua canyü (Beijing: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1996), pp.31, 32, and 60.

【3】　W. D. Stempel, ed., Texte der Russischen Formalisten, vol. 2: Texte zur Theorie des Verses und der poetischen Sprache (Munich: Fink, 1972), pp.30 and 32.

【4】　Roman Jakobson, "Linguistics and Poetics," in Style in Language, ed. Thomas A. Sebeok (New York: Technology Press of the MIT, 1960), pp.350—378.

【5】　Petra Hoffstaedter, Poetizität aus der Sicht des Lesers (Hamburg: Buske, 1986); Rolf Zwaan, Aspects of Literary Comprehension: A Cognitive Approach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Benjamins, 1993).

【6】　David Lodge, The Modes of Modern Writing: Metaphor, Metonymy, and the Typology of Modern Literature (London: Arnold, 1977), p.9.

【7】　Jurij Lotman, The Structure of the Artistic Text, trans. Ronald Vroon (Ann Arbor: University Michigan, Department of Slavic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1977), p.161. Original Russian edition 1970.

【8】　Cf. Ulrich Broich, "Intertextuality," and Matei Calinescu, "Rewriting," in International Postmodernism: Theory and Literary Practice, ed. Hans Bertens and Douwe Fokkema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Benjamins, 1997), pp. 249—256 and 243—248.

【9】　Boris M. Ejkhenbaum, "Literary Environment," in Readings in Russian Poetics: Formalist and Structuralist Views, ed. Ladislav Matejka and Krystyna Pomorska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The MIT Press, 1971), p.464.

【10】　Michael Riffaterre, Semiotics of Poetry (Bloomington, IN, and Lond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8), p.138.

【11】　Winfried Fluck, "Aesthetics and Cultural Studies," in Aesthetics in a Multicultural Age, ed. Emory Elliott et a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93.

【12】　Multatuli [pseudonym of Eduard Douwes Dekker], Max Havelaar, or the Coffee Auctions of a Dutch Trading Company, trans. Roy Edwards, introduction R. p. Meijer (London: Penguin Classics, 1987).

【13】　D. H. Lawrence, "Preface to Max Havelaar," reprinted in D. H. Lawrence, Selected Literary Criticism, ed. Anthony Beal (London: Heinemann, 1955), pp.266—270.

【14】　Cf. Douwe Fokkema, "An Existentialist Rewriting of the Oresteia: Sartre's Les Mouches," in The Finer Grain, Essays in Honor of Mihály Szegedy-Maszák, ed. Richard Aczel and Péter Nemes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Research Institute for Inner Asian Studies, 2003), pp.75—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