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中译William Wordsworth

2.1.1 翻译与教学

20世纪30年代，老舍翻译的作品的文类包括小说、诗歌、论文、书信等。作为作家，老舍在山东齐鲁大学和青岛大学教书期间，已经算是较有名气的作家，创作并发表了《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小波的生日》。教书期间也创作了《猫城记》（1932）、《离婚》（1933）、《牛天赐传》（1934）和中篇《月牙儿》（1935）。可见，老舍翻译是为了一时的“教学需要”，这从他选择翻译的文类可见，尤其是他把伊丽莎白·尼奇（Elizabeth Nitchie）的《文学批评》（The Criticism of Literature）一书的大部分章节都译成了中文。据资料显示，在《文学批评》课的“教学基本”一栏中，老舍写道：该课程“取中国历代文说，参以西洋文学批评理论；一以介绍世界最好之学说，一以引起批评之兴趣，及应具之态度”。

20世纪30年代文学界关于中国的文化发展方向问题论争激烈。1935年王新命、何炳松等10位教授联名在《文化建设》月刊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呼吁在被西方文化淹没的背景下建立自己的本位文化。什么是中国自己的本位文化，《宣言》提出：“不守旧，不盲从，根据中国本位，采取批评态度，应用科学方法，把握现在，创造未来。”

老舍也以自己的方式——教学——参与到该问题的讨论中。《文学概论讲义》是现存老舍唯一一本文学批评著作。在书中，老舍另辟蹊径重新梳理中国古代文学发展脉络，指出孔子对《诗》的解读是曲为比附，以达己意，为政治教育服务。中国文学的价值是认识生命、解释生命，其萌芽期在魏，到曹家父子时代，他们虽然没有清晰辨认出文学的这一价值，但认识到了为文学而生活是值得的。中国古代文学追求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文学性而非社会性，即“文学是以美好的文字为心灵的表现”或“文学是心灵的产物，没有心情的激动便没有创造的可能”，如陆机《文赋》。

老舍反对全盘西化，因此提出“取中国历代文说，参以西洋文学批评”，但是如何“参以”？作为教授，老舍一方面要向学生传授知识，增长学生的辨别与欣赏能力，一方面启发学生思考，培养他们独立的辨别能力与批评意识。因此他接着写道：“介绍世界最好之学说，一以引起批评之兴趣，及应具之态度”。老舍把西方学界对但丁、叔本华、华兹华斯的批评论文均列入“世界最好之学说”的名下。

以但丁为例，在国内翻译、介绍和传播但丁的线性史上，梁启超、钱稻孙、茅盾、老舍都起了重要作用。但是4位学人对但丁的译介重心各异：梁启超引进但丁，致力于说服中国发起一场类似于意大利的复兴运动的运动；钱稻孙的翻译目的是视（但丁）为中世纪最高文学的代言人；茅盾译介但丁的主要目的是帮助学生熟悉这一世界文学大师的作品。老舍推介的主要目的是推崇但丁对灵的文学精神的追求。这也是他翻译丘奇论文《但丁》的主要目的所在，期望学生在众声喧哗的译介声中，培养鉴赏能力，更希望引起新的批评。

再如老舍翻译《维廉·韦子唯慈》一文，这一翻译行为源于当时争论激烈的“大众语诗学”建构的热潮，引进了华兹华斯的语言诗学理论，与中国本土大众语诗学的各种主张相互参照。

20世纪30年代文学理论派别众多，论争频繁。虽然至20世纪4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派别最终成为支配性文学观念，造成了文学观念向他律的倾斜与越界。但在文学整体性的社会再生产中，在支配性文学观念产生之前，各种文学派别在众声喧哗中推动文学机制再生产的努力不可忽视。老舍1932年开始翻译《维廉·韦子唯慈》时，“无产阶级文学”、欧美批判现实主义译介正炽，《维廉·韦子唯慈》的翻译选择和行为虽游走于刀锋，却以独立的视角，参与阐述了“大众文学”的观念，建构了大众语的诗学，由此老舍的主张与鲁迅式大众观——与大众同行又保持距离，形成了强烈对比；同时体现了知识分子文学向何处去的社会担当意识，为当下中国当代文学如何发展、如何与他国交流提供了启示。

2.1.2 “文艺大众化”的诗学建构

1930年前后，鲁迅、夏衍、冯雪峰、瞿秋白、郭沫若等左翼作家，利用《大众文艺》《拓荒者》《艺术》《沙仑》《文学月报》等刊物，先后就“文艺大众化”问题发起过两次论争。第一次论争的焦点是反思革命文学作品不为工农所喜爱，而通俗文艺却广泛流传的现象，号召作家写浅显易懂的、工农大众能懂、爱看的作品。鲁迅先生说：“多数人不识字；目下通行的白话文，也非大众能懂的文章。”这次论争基本上是左翼作家从知识分子身份角度对文艺的大众接受的思考，换句话说，即如何实现启蒙的大众化。第二次论争的焦点较之第一次发生了方向性转变，论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茅盾和瞿秋白。以茅盾为代表的作家认为文艺大众化是由作家使用大众的语言，创作人民大众看得懂、听得懂、能够接受的、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以瞿秋白为代表的作家则从政治意识形态目的出发，认为文艺的大众化是指由大众自己创作文艺作品。茅盾的观点是其第一次的延续，坚持以知识分子的立场实现启蒙的大众化；瞿秋白坚持“革命的大众文学”是为了革命而大众化。但是何为大众文学？如何大众？如何浅显？这些问题在两次论争中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老舍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这两场论争，但是对论争有清醒的观照，形成了个人的见解与认识。“文艺大众化”是“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转变时现代文学界论争的核心内容之一，“革命文学”的提出源于对日本“纳普”和苏联“拉普”的翻译，老舍客观地指出“纳普”和“拉普”所宣传的内容或者主义是应允时代的产物，具有时代的积极意义，但同时也敏锐地洞见到，“直译”过来的“纳普”和“拉普”文学理论，过分强化了文学的现实功用，把艺术性降为附庸，甚至根本不考虑文学的艺术价值，是文学自律的越界，向他律倾斜，因此对其持不赞成的态度。“最近有些人主张把‘文学革命’变成‘革命文学’，以艺术为宣传主义的工具，以文学为革命的武器。……这种办法，不管所宣传的主义是什么或好与不好，多少是叫文艺受损失的。以文学为工具，文艺变成为奴性的；以文艺为奴仆的，文艺也不会真诚地伺候他。……普罗文艺中所宣传的主义也许是精确的，但是假如它们不能成为文艺，岂非劳而无功？……文艺作品的成功与否，在乎它有艺术价值没有，它内容上的含蕴是次要的。”文艺无论是“启蒙的大众化”，还是“革命的大众化”，都是“革命文学”的一种。老舍对启蒙的大众化，虽然反对的态度不很激烈，但是也指出其弊，“文学嫁给道德怎能生得出美丽的小孩呢。”不过，如果作家能够轻重缓急拿捏得好，可以勉强为之。“美不能俯就道德，美到底是绝对的；道德来向美投降，可以成为文艺，可是也许还不能成为最高的文艺”；在老舍心目中，最高的文学是自律的，“文学就不准是种无所为、无所求的艺术吗？”

尽管老舍对“革命文学”中对艺术价值的去魅持保留意见，仍然对发生其中的“文艺大众化”观念进行了文学、大众化等本质主义的深入思考。而这一思考的实现借助了对华兹华斯诗学观的译介。

老舍选择翻译的《维廉·韦子唯慈》一文，由英国文学批评家丘奇撰写。在文中，作者对华兹华斯的诗学观做了如下总结：华氏认为诗歌应该给予愁苦的人快乐、让快乐的人更加快乐、让人感受生活并从中发现美，并“教给各时代的青年与谦霭的人去看，去想，去觉，使变为更活动的与更稳固的品格高尚”R.W.丘奇：《维廉·韦子唯慈》，老舍译，《老舍全集·译文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537页。以下出自该文的引文只标注页码，不再作注。—引者注。，“美给全世一个期许，它把玫瑰之蕾置于盛开的玫瑰之上”（丘奇，539）。

华兹华斯及其诗歌首次译介到中国是在1914年。是年3月，《东吴》杂志一卷二期上发表汉译华氏两首诗《贫儿行》和《苏格兰南古墓》，但中国新文学作家正式接受华兹华斯是从他的诗歌主张的引进开始。尽管如此，华兹华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翻译远比其他作家、诗人弱。与“无产阶级文学”、欧美批判现实主义译介比较，华兹华斯作家的地位甚微，而且对其译介时也常常是把他定位在“革命斗士”行列。这一现状直到1937年才有所改变。因此1932年老舍中译华兹华斯诗学观是逆“革命斗士”之名，还其文学的本真面目的举措。比较金东雷1937年对其返璞归真——“文艺上的新大道”——的评价，老舍早了整整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