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徐传武

一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有唐一代更是诗星灿烂的时代，处在这个时代中晚期的李贺更是一颗耀眼的明星。

李贺，字长吉。他在诗中屡以“宗孙”、“皇孙”、“诸王孙”自夸（见李贺《仁和里杂叙皇甫湜》、《许公子郑姬歌》、《金铜仙人辞汉歌》），新旧《唐书》本传亦称其为宗室“郑王之后”。唐时曾有两人被封为“郑王”，一是高祖李渊之叔父李亮，一是李渊第十三子李元懿。《新唐书》称李元懿为“郑惠王”、“惠郑王”或“小郑王”，《旧唐书》于二人虽均称“郑王”，但述及“小郑王”时，则曰“郑王元懿”或“宗室郑王元懿”。两《唐书》述李贺祖上，单言“郑王”，当指大郑王李亮。李贺虽为李唐宗室，但非嫡系，故家境贫寒，仕途不利。李贺在诗中虽自称为“陇西长吉”、“刺促成纪人”（见《酒罢张大彻索赠诗时张初效潞幕》、《昌谷诗》），但其家乡并非在陇西，而是在河南昌谷。《史记·李将军列传》：“李将军广，陇西成纪人也。”李唐皇室，自言为李广之后，故以陇西为郡望。李贺自谓为“陇西成纪人”，是以李唐王孙为荣之意。明代曾益在《昌谷诗注》中据李贺诗语，谓其故乡昌谷在陇西，实误。甘肃陇西县有昌谷村，县城之南袁家湾有“学士坟"，向以为乃李贺墓（依杰《李贺墓与李贺其人》，见1961年8月9日《甘肃日报》），据当地一老翁实地考查，此坟非李贺真墓，乃清时陇西一位姓李的知县所建，或亦因李贺自言为“陇西成纪人”，而附会于此也。

李贺之父名晋肃，大历年间曾任蜀地“边上从事”。大诗人杜甫有《公安送李晋肃》一诗，此诗又名《公安送李二十九弟晋肃入蜀余下沔鄂》，当是杜甫于湖北公安路遇晋肃赴蜀时而作。杜甫称晋肃为“二十九弟”，或以为二人为“舅表兄弟关系”（刘衍《关于李贺的家世》，见《文学遗产》1982年第三期。），似可信从。据崔教《邵伯祠碑记》载，李晋肃曾任“陕县令”，倡明礼治，政绩颇佳。曾为李贺诗集作注的清人姚文燮说“贺父晋肃，亦有才华”，晋肃亦当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对李贺的成长当有过不少的影响。李贺之母曰郑氏，疑为晋肃续弦。杜甫遇晋肃于公安在大历三年（768），时杜甫五十七岁，晋肃当在三十岁左右，至李贺生时（790），已二十多年，时晋肃当已年过半百，其母年甚轻，故疑非原配。李贺诗歌及关于李贺的传说中多次道及其母，可知郑夫人对李贺非常疼爱、关心。李贺还有一姊，后嫁王氏，曾向李商隐“语长吉之事尤备”，商隐因作《李长吉小传》。姊弟关系似较疏，或为晋肃原配之女。李贺还有一弟，或曰名“犹”（见明徐渭《昌谷诗注》，其《示弟》题下增一“犹”字，谓据宋鲍钦止刻本，但鲍本无此字），曾到江西谋生，李贺诗中多次写及，知二人关系甚密。另有族兄或异母兄数人，见于李贺诗者，有二兄、十二兄、十四兄（见《奉和二兄罢使遣归延州》、《秋凉诗寄正字十二兄》、《潞州张大宅病酒遇江使寄上十四兄》）。因南北远隔，交往较疏。

李贺于唐德宗贞元六年（790）生，据杜牧于太和五年（831）为李贺诗集作的叙中可以推知。关于李贺的生卒年，颇多异说（李贺生卒年有“781-817”、“789-816”、“790-816”、“791-817”、“793-819”诸说，可参刘衍《李贺诗校笺证异》附录《李贺年谱新笺·公元790年》）。以生于贞元六年，卒于太和十一年（816）较有理，多信从。据《唐摭言》卷十和《新唐书》本传，李贺七岁时，写作诗歌的名声就轰动了京城。韩愈、皇甫湜非常惊讶，亲自过访其家，李贺当面赋《高轩过》一诗。从此诗小序写到的韩愈、皇甫湜的官职及诗中“感秋蓬”、“今垂翅”等语句非幼儿身世之感看，其诗非李贺幼年所作无疑。《唐摭言》所说“贺年七岁，以长短之制，名动京华”，《新唐书》谓其“七岁能辞章”，亦不可信。李贺在《春归昌谷》诗中曾自言：“束发方读书，谋身苦不早。”束发，谓成童，这里当指八岁，故谓其“七岁能辞章”，非实，更不用说“名动京华”了。李贺正式就学虽在“束发”之年，但幼年即随父母读书学诗文是极有可能的。由于他的聪慧和刻苦，到了十几岁，就写了不少诗歌。《新唐书·李益传》谓：“贞元末，名与宗人（李）贺相埒。每一篇成，乐工争以赂求取之，被声歌，供奉天子。”言李贺乐府歌诗与先辈李益齐名。此语即使有夸饰成分，但贞元末年，年方十五六岁的李贺已创作了不少乐府诗还是可信的。不然，李贺数年之后被韩愈、皇甫湜那般赏识是不可能的。李贺这时期写的当主要是乐府诗。

唐人承六朝遗习，极重乐府歌诗，李贺亦受其风气影响。这时期他写的乐府诗“多属意花草蜂蝶之间”（唐赵璘《因话录》），至京试受挫后方为之大变。他这时期的诗风比较清新活泼，多采用“旧瓶装新酒”的方法翻出新意，尚未形成特有的定型风格。这时期的作品可能散佚较多，有些未编入四卷诗集中的作品，极可能是李贺编定集子时有意删除的，如前人所说是李贺本人“所不欲存者”，而这删除的也当主要是早期的作品。这时期的作品虽难确指，但如《残丝曲》、《竹》、《蝴蝶飞》、《夜坐吟》、《箜篌引》、《染丝上春机》、《塘上行》、《休洗红》，外集中的《嘲雪》、《春怀引》、《有所思》等，极有可能是这时期的创作。有些诗中流露出来的愁情忧绪，当是诗人“为赋新诗强说愁”而揣想出来的。甚至被许多人视为伪作的《白虎行》、《嘲少年》、《静女春曙曲》、《少年乐》等，也极可能是李贺早年极不成熟的习作。李贺编定诗集时，愧其少作，故意弃而不取的。李贺四岁时，其父任陕县令，陕县离昌谷不远，李贺早年或许也去过陕县，但时间不会太长，所以李贺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主要是在故乡昌谷度过的。诗人读书之馀，或漫步田园，或骑驴谷冈，或沉吟溪水之旁，开始踏上了他成长为诗人的征途。

朱自清在《李贺年谱》中曾举李贺的《大堤曲》、《蜀国弦》、《苏小小墓》等十几首诗为例，说：“集（指李贺诗集）中咏南中风土者颇多，其中固有用乐府旧题者，然读其诗，若非曾经身历，当不能如彼之亲切眷念。”“意贺入京之先，尝往依其十四兄，故得饱领江南风色也。”朱先生的猜测是有道理的。李贺当时有位十四兄在和州做官，李贺前往探视，我认为其时间当是在他十六岁时，往返经和州（今安徽和县）、江宁（今江苏南京）、嘉兴（今属浙江）、吴兴（今浙江湖州）、钱塘（今浙江杭州）、会稽（今浙江绍兴）等地。在南游时和归来后，写了一些有关江南风物的诗篇。

《唐摭言》卷十谓李贺“年未弱冠，丁内艰。他日举进士。”据《李长吉小传》等记载，李贺死时，其母尚在，田北湖认为“内艰”（母丧）当是“外艰”（父丧）之误，可信从。其丁外艰的时间，当离弱冠之年甚近。《后汉书·胡广传》：“终贾扬声，亦在弱冠。”终军年十八请缨，贾谊年十八为博士，皆以十八岁为弱冠。《唐摭言》所用意同。李贺丁外艰当在十七岁时，南游归来不久。

李贺居丧三年（实为三个年头，二周年），大约于元和三年（808）十九岁时结婚。有人据杜牧《李长吉歌诗叙》“贺复无家室子弟给养恤问”，以为李贺未曾娶妻，不确。从《出城》、《咏怀》、《后园凿井歌》等诗来看，李贺曾婚娶，且二人感情甚笃，但其妻不幸早亡。

元和三年，李贺写了《雁门太守行》，至洛阳拜谒韩愈，呈上诗卷，首篇即《雁门太守行》，得到韩愈的接见和赏识（见唐张固《幽闲鼓吹》）。时皇甫湜为陆浑县尉，亦在洛阳，李贺亦曾前往拜见。元和四年（809），李贺至洛阳参加河南府试，获捷。按惯例于当年十月二十五日到户部集合，准备来年正月就礼部试。但有人谗毁李贺，说：“贺父名晋肃，贺不举进士为是。”李贺畏于舆论，欲不就试。韩愈乃写信给李贺，劝其应试，终因毁之者众，李贺只好放弃考试，满含悲愤地于当年冬天离京归去，韩愈为之作《讳辨》，以表明自己劝李贺举进士不违律令。

李贺回到昌谷，于元和五年（81O）十月又入长安，意在求仕。途经洛阳，韩愈和皇甫湜亲自到其住处过访，当是对他未能应举表示安慰，同时也可能表示对他求仕愿助一臂之力，李贺因作《高轩过》一诗。元和六年（811）春，李贺在长安任奉礼郎，好友陈商曾登门拜访，他作《赠陈商》一诗，从诗中可以看出他对任奉礼郎一职官卑事繁、受人驱使的不满和渴望政治清明、一展雄才的愿望。由于这种心情的困扰，再加上体弱多病，他于元和八年（813）春天，辞官东归故里。在此前的一个风雨之夜，他梦见了故乡、亲人，因作《题归梦》一诗。从“灯花照鱼目”（鱼目不闭合，常用以比喻鳏者愁悒不寐之状）一句来看，李贺之妻当是此前他在长安任职期间去世的。

长安是著名的古都，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李贺在这里广泛接触了社会各方面的人物，加深了对社会现实的认识；这里集中了众多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有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加上诗人间相互学习、切磋和自己的刻苦努力，李贺的艺术技巧臻于成熟。李贺在长安任奉礼郎的三年间，创作了百馀首诗歌，占现存诗歌的五分之二还多。一些反映帝王昏庸、藩镇跋扈、宦官专权、贵族骄奢、人民痛苦和才士不遇，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较高的优秀诗篇，大都产生于这个时期。这一阶段是他一生中创作的辉煌时期。

李贺抱病辞官归故里，在养病读书之馀，他常游吟于故乡的山水之间，创作了《春归昌谷》、《兰香神女庙》、《昌谷诗》、《昌谷北园新笋四首》、《南园十三首》、《南园》等诗，赞美家乡的风貌，并借以抒发自己的心志。他的家境本不富裕，又辞官闲居，生活就更困窘了。为了维持生计，他的弟弟决定去江西庐山谋事，他因作《勉爱行二首送小季之庐山》诗。他的好友韦仁实兄弟到关中去，他写了《送韦仁实兄弟入关》的诗相赠。诗中写到他仅有“一亩蒿硗田”，夜雨中还受到催租吏的催逼，其贫困不堪之状可见。李贺有一书僮，当是其父从蜀地买回的僮仆，因称“巴童”。《李长吉小传》中说到的“小奚奴”或即此人。

李贺和小巴童的关系非常深厚，在他十分贫困、屡遭挫折的情况下始终辛苦相从，给他爱怜和安慰，他怀着对小巴童十分感激的心情写了《昌谷读书示巴童》一诗，又以小巴童的口气写了《巴童答》一诗，“非君唱乐府，谁识怨秋深”二句，显示了李贺诗歌在社会上已产生了颇大的影响。

后来，他的病情渐好，而壮志不减，愤慨之馀，意欲弃文就武，决定去潞州军幕做事。当时韩愈的门人、侄婿张彻在那里做幕僚，李贺去此大约也和韩愈有关。他于元和九年（814）六月下旬从昌谷动身，取道宜阳（今属河南）、洛阳（今属河南），经河阳（今河南孟州），越太行，过高平（今属山西），最后来到潞州（今山西长治）。沿途所历，作《贵主征行乐》、《河阳歌》、《七月一日晓入太行山》、《长平箭头歌》、《高平县东私路》等诗。有人认为，元和九年春，他又有一次“历数省之地，万里千山”的南游，沿途吟咏甚多（刘衍《李贺诗校笺证异》附录《李贺年谱新笺·公元814年》）。但这些诗多为乐府旧题，内容可能有早年南游的影子，但当非再次南行所作。若是再次远游所写，当如入潞诸诗，诗题或内容会有确信无疑的南游地名，但这样的诗却一首也没有。所以我认为，诗人晚年没有再次远游江南，有的只是对早年南游的记忆和怀念。

来到潞州幕府，刚任潞州节度使属官的张彻设酒相待，饮宴后向李贺索诗，李贺作《酒罢张大彻索赠诗时张初效潞幕》相赠。李贺在潞州，乘便也到平城（今山西大同）等边塞之地漫游，因作《平城下》、《塞下曲》、《摩多楼子》等反映军旅、边塞生活的作品。元和十年（8l5）秋，恰值江使前来，他怀念起远在和州的十四兄，因作《潞州张大宅病酒遇江使寄上十四兄》一诗。从诗中可以看出，他身体状况很坏，情绪亦不佳，入潞后似无具体职务，可能住在张彻家中帮助处理文书一类的事，诗中流露出寄人篱下的凄凉之感。李贺在潞州，前后经历了三个年头，大约于元和十一年（816）秋离潞归乡。他是怀着建功立业的豪情来到潞州的，最后则希望破灭，他的心情凄凉、沉痛和苦闷可以想见。

他又一次被病魔缠身，似乎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乃整理诗稿，编订成册，并授于好友沈子明，但疑其难以传世，感而赋《秋来》一诗，诗中曰“恨血千年土中碧”，其惆怅怨愤可知。有人把此诗视为李贺的“绝命篇”（傅经顺《李贺传论》在《家乡的歌》一章中说：“《秋来》一诗很像他的绝命篇。”刘衍《李贺诗传》附录《李贺年表》亦曰：“《秋来》当为贺卒前最后诗作。”），还是有道理的。

关于李贺的死，有不少传说，皆源于李商隐《李长吉小传》：“长吉将死时，忽昼见一绯衣人，驾赤虬，持一板书若太古篆或霹雳石文者，云：‘当召长吉。’长吉了不能读，欻下榻叩头，言阿奶老且病，贺不愿去。绯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楼，立召君为记。天上差乐不苦也。’长吉独泣，边人尽见之。少之，长吉气绝。常所居窗中，㶿㶿有烟气，闻行车嘒管之声。太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时，长吉竟死。”这类传说表现了对不幸早逝的天才诗人李贺的同情和爱怜，对他所处压抑人才的黑暗时代的怨恨和愤慨。正如李商隐所言：“呜呼！天苍苍而高也，上果有帝耶？帝果有苑圃宫室观阁之玩耶？苟信然，则天之高邈，帝之尊严，亦宜有人物文采愈此世者，何独眷眷于长吉而使其不寿耶？噫！又岂世所谓才而奇者，不独地上少，即天上亦不多耶？长吉生时二十七年，位不过奉礼太常，时人亦多排摈毁斥之。又岂才而奇者，帝独重之，而人反不重耶？又岂人见会胜帝耶？”

二

李贺的诗歌，在李贺生前就受到著名文人韩愈、皇甫湜的称道，常常是刚刚写就，就被文朋诗友权璩、杨敬之、王参元等取去读赏，特别是他的几十篇乐府诗，“至于云韶乐工，无不讽诵”（《旧唐书·李贺传》），可见当时就很有影响了。去世十几年，杜牧又为他的诗集作序，高度评价了他的诗歌。尔后，李商隐又为他作小传，陆龟蒙又写了《书李贺小传后》，唐末诗僧齐己《读李贺诗集》、宋代的张耒、李纲、郝经等则以诗的形式对李贺诗歌给予了赞颂，历代的诗话，更是洋洋大观，难以计数。李贺的诗风，直接影响了李商隐、温庭筠等晚唐诗坛。丽句清辞，遍在文人之口；衣被百世，至今盛传不衰。究其原因，可以说，李贺的诗歌从总体上来看，其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是颇好的，惊世骇俗，为人乐道。

李贺所处的时代，君主昏庸，奢靡成风，宦官专权，朝政腐败，杰俊弃置，小人见用，藩镇跋扈，战乱频仍，农民破产，民生凋蔽，可以说这是个“各个方面都令人绝望的时代”（刘衍《李贺诗传》第69页）。“国家不幸诗家幸。”李贺亲身感受到这种种弊端，愤慨而不得不言，诉之于诗，因而产生了不少揭露和抨击这种种弊端的优秀诗篇。《猛虎行》描述藩镇的狰狞面目，《吕将军歌》、《感讽六首》之三揭露宦官典兵，良将弃置，《公无出门》、《艾如张》描绘当时政治形势之险恶，《古悠悠行》、《官街鼓》、《昆仑使者》讽刺帝王好仙求长生之荒诞行径，《马诗》二十三首、《感讽五首》之二揭露君主崇信“竖儿”庸才，使得国势衰败，《荣华乐》、《秦宫诗》、《牡丹种曲》揭露帝王权贵奢靡腐败之风，《感讽五首》之一、《老夫采玉歌》、《平城下》、《宫娃歌》、《三月过行宫》揭露腐败朝政、封建帝制给农民、战士、宫女等带来的灾难和痛苦，“咸感切当时目击心伤”，“皆愤激痛心而出之者”（清陈本礼《协律钓玄自序》）。故其诗歌亦有“诗史”之誉。为李贺诗集作注的姚文燮说：“以贺诗为唐《春秋》可也。”他还说：“贺之为诗，其命辞、命意、命题，皆深刺当世之弊，切中当世之隐。”（清姚文燮《昌谷诗注自序》）虽不能和号称为“诗史”的杜甫诗歌比肩，但称之为深刻反映唐代元和年间历史面貌的彩色画卷并非虚誉。诗中表现了他憧憬祖国统一、人民安居乐业的理想，闪烁着反对妄佛求仙和讥刺企图长生不老的荒谬等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火花。人们一提起李贺，往往想到一个骑在驴背上觅诗、弱不禁风的书生形象，其实，他的这些优秀诗篇，决不是骑在驴背上漫游得来的，在他文弱书生的外表里包藏的是一颗勇敢的、奋力向上的“且去捉飘风”、“收取关山五十州”的雄心！他的诗中，有不少篇章是表现他怀才不遇的牢骚、痛苦和愤慨的，这和他应举被人谗毁，做官只做了个“顦顇如刍狗”的奉礼郎小官的经历有关。“春卿拾才白日下，掷置黄金解龙马”（《送沈亚之歌》），“阖扇未开逢猰犬”（《仁和里杂叙皇甫湜》），“世人怜小颈，金埒畏长牙”（《马诗》之十七），“天眼何时开，古剑庸一吼”（《赠陈商》），等等，都非常深刻地映现了当时统治者压抑、迫害人才的事实。他有时也写天堂神仙、坟墓鬼魂，似乎表现了他于人间得不到温暖，感到在世上难以实现自己的理想，故把希望寄托于写仙人月宫，把幽愤寄托于写青林黑塞之间，是现实逼得他不得不如此。以往有人因为他这写鬼的篇章，称他为“鬼才”，似乎是皮相之见，李贺若地下有知，必当掉头不受也。李贺的不少“政治诗”，往往采取一种“寓今托古，比物征事”的迂回隐晦的形式，不容易让人一眼看穿。但有人认为这是诗人故作“哑谜”，把这类诗称之为“哑谜诗”。“这几十篇哑谜诗歌，都有谜面掩盖和谜底真相两重意思”，这是由于“他在死前的那些年月里，患有慢性肺病，自知不得永年；他更没有妻室儿女生存保育的后顾之忧”，于是他才“异于一切诗人”，敢于创作这种“根本不容公开露面”的哑谜诗（陈苍麟《李贺哑谜诗新揭》前言）。这种观点似难令人信从。

杜牧评论李贺的诗歌说：“云烟联绵，不足为其态也；水之迢迢，不足为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为其和也；秋之明洁，不足为其格也；风樯阵马，不足为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为其古也；时花美女，不足为其色也；荒国陊殿，梗莽丘陇，不足为其恨怨悲愁也；鲸呿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盖《骚》之苗裔，理虽不及，辞或过之。”“贺复探寻前事，所以深叹恨古今未尝经道者”，“求取情状，离绝远去笔墨畦径间”（唐杜牧《李长吉歌诗叙》，即本书《原序》）。杜牧用形象化的语言，比较全面地概括了李贺诗歌的艺术特征。后世关于李贺诗歌艺术特色的评论，大都是以此为基点而生发、细析或扩展开来的，当然，也难免会有某些地方不同，但大体却没有越出杜牧评论的范围。

钱锺书论宋诗时曾说：“据说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在东宫的时候，每听到他父王在外国打胜仗的消息，就要发愁，生怕全世界都给他老子征服了，自己这样一位英雄将来没有用武之地。紧跟着伟大的诗歌创作时代而起来的诗人准有类似的感想。当然，诗歌的世界是无边无际的，不过，前人占领的疆域愈广，继承者要开拓版图，就得配备更大的人力物力，出征得愈加辽远，否则他至多是个守成之主，不能算光大前业之君。”（钱锺书《宋诗选注·序》）李贺也可以说正处于这样一种形势下，他要在“占领的疆域”颇广的前人面前崭露头角，就要依靠更多的创新精神，才能开拓出新的版图。李贺似乎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为诗务求新奇，离绝凡近，常为不经人道语，因而匠心独运，蹊径别辟，为昌盛唐诗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李贺从《楚辞》、乐府民歌、鲍照、李白等前辈诗人作品及白居易、韩愈等当代诗人作品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但他这种“汲取”，不是简单的“搬取”，而是一种复杂、高级的“化取”，是化为自己作品的灵魂和血肉的创造性劳动。如他的《湘妃》、《巫山高》、《苏小小墓》、《帝子歌》、《神弦》、《雁门太守行》等，风格和意趣很像《楚辞》，但立意和用心却不同，《雁门太守行》虽有《九歌·国殇》的影子，但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层楼更上，那“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的景致苍凉悲壮，更是传诵千古的名句。他的乐府诗歌成就是很高的，宋人的《乐府诗集》编入的李贺诗就有五十七首之多。其中的《猛虎行》，魏文帝、陆机、谢惠连、储光羲、李白、韩愈、张籍、齐己和尚等，都有同题之作，但仔细比较，似都不如李贺这首更优胜。再如《大堤曲》，自六朝创制以来，仿作者不少，但都不如李贺这首更被人注重。此诗既继承了南朝乐府音节情致之美，又融入了李贺特有的朗丽清新的特色。李贺的这类乐府诗还是不少的。李白善于想象，诗作浪漫色彩颇浓。李贺颇似之，而又超越之。李贺诗歌现存二百四十馀首，其中八十多首引用了神话传说。天上地下，随手拈来，皆成锦绣。他想象的翅膀尽情驰骋，精鹜八极，心游万仞。如《天上谣》、《梦天》等，通篇都是运用神话传说，异想迭起，新奇多变。范文澜说：“李贺想象力不亚于李白。”（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第二册《唐五代的文化概况》）可见，李贺向前辈们学习的过程中是树立着一个志欲赶超、再创佳境的雄心的。唐代写音乐的作品不少，写李凭的就有杨巨源的《听李凭弹箜篌》、顾况的《李供奉弹箜篌歌》，写颖师的有韩愈的《听颖师弹琴》，而李贺的《李凭箜篌引》、《听颖师弹琴歌》却脍炙人口，独有千古，可以和白居易的《琵琶行》等名篇齐名，就因为李诗构思新颖，想象奇特，语言精美，不落俗套。白居易以人间所有之物写声，李贺则是以仙界所有之物摹音，各臻其妙，绝不雷同。韦应物写过一首《采玉行》，李贺又作了首《老夫采玉歌》，韦诗全是白描，没有很完整动人的形象，李贺诗则大不相同，具体、形象、生动，感染力颇强。两相比较，的确更胜一筹。这种同题诗似乎在让不同的作者进行竞赛，同一擂台上更容易看出各人的高低。

李贺作诗非常勤苦认真，其母曾疼爱地说：“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已尔！”（唐李商隐《李长吉小传》）清人谢启昆称誉李贺亦曰：“语必惊人死亦得，呕将心血锦囊盛。”（清谢启昆《读全唐诗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一百首·李贺》）正由于有这种呕心吐胆的严肃创作精神，所以他的诗篇从构思到立意，从谋篇到布局，从造句到炼字，大都新颖奇特，无陈俗之气。比如一些神话传说，一到他笔下，就往往有使人耳目一新之感，经过了作者的加工创造后，成了一件新的艺术品。《天上谣》中秦穆公之女弄玉（即仙妾）、成了仙的周灵王太子（即王子）、日御之神羲和等都聚合到了一起，以表现仙界居处的闲适和美好。《李凭箜篌引》写乐声美妙，可以上冲云霄，因而联想到女娲炼石补天的神话，所补之处容易破裂，故而使得“石破天惊”；这还不算．由于补天之石破裂，故而又使得秋雨淋淋。奇想联翩，构思多层．这诗句亦有“石破天惊”之妙。人称李贺诗作“只字片语．必新必奇”（明李维桢《昌谷诗解序》）。即使是普普通通的事物，李贺也不肯平平淡淡地写出。如《古邺城童子谣效王粲刺曹操》诗称强弓为“射日弓”（用羿射九日事），《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十一月》称好酒为“千日酒”（传说中山人狄希所造，饮后可醉千日，有人饮后被误葬，千日后复活），《嘲雪》诗称雪花为“辽城鹤”（用辽东人丁令威化鹤归乡事），《七夕》诗称七夕之月为“穿线月”（用妇女七夕穿线乞巧事），《恼公》诗称鸳鸯为“韩凭”（本为人名，与其妻死后化为鸳鸯鸟），等等，都可以看出李贺时时注意着力避陈言而刻意求新，自成格调不随人之用心。写剑，或用“汉剑飞去”、“古剑一吼”，或用“提携玉龙”、“剑龙夜叫”，或用“周处斩蛟”、“高祖斩蛇”等典实，皆有化盐入水之妙。随手拈来，似毫不费气力，其实却是他早已经过了踏破铁鞋的艰辛寻觅。诚如前人对他所赞扬的那样：“如镂玉雕琼，无一字不经百炼，真呕心而出者也。”（清叶衍兰《黎二樵批点、黄陶庵评本〈李长吉集跋〉》）

李贺诗务求新奇，还表现在被今人称为“曲喻”和“通感”的技巧运用上。钱锺书论李贺诗时，把他那“皆类推而更进一层”的手法名之为“曲喻”，“而其比喻之法，尚有曲折。夫二物相似，故以此喻彼；然彼此相似，只在一端，非为全体。苟全体相似，则物数虽二，物类则一；既属同根，无须比拟。长吉乃往往以一端相似，推而及之于初不相似之他端”，并举李贺《天上谣》“银浦流云学水声”、《秦王饮酒》“羲和敲日玻璃声”为例，说明其“曲喻”之妙，说：“古人病长吉好奇无理，不可理会，是盖知有木义而未识有锯义耳。”（钱锺书《谈艺录》一〇《长吉曲喻》）李贺诗还擅长运用“通感”手法。所谓通感，钱锺书先生说：诗文中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可以彼此打通或交通，颜色似乎会有温度，声音似乎会有形象，冷暖似乎会有重量，气味似乎会有体质，等等，并举李贺《天上谣》“银浦流云学水声”、《蝴蝶飞》“杨花扑帐吞云热”、《恼公》“歌声春草露”等为例，说明“诗人对事物往往突破了一般经验的感受，有深细的体会，因此推敲出新奇的词句”（钱锺书《通感》，见《文学评论》1962年第一期）。借用李贺自己的诗句来说，李贺的这些创造性的劳动，可以说有“笔补造化天无功”之妙。

三

李贺生前自己编订诗集四卷，收诗233首，授予友人沈子明，以期流传刊布（见杜牧《李长吉歌诗叙》）。北宋以来流传的《李贺集》四卷本，收诗219首。后又有四卷加《外集》一卷（收诗23首）的本子，合计242首，名为《李贺歌诗编》。

李贺诗集的注本现存最早的是吴正子注本。吴正子字西泉，生平不详，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见本书附录）考证，当是南宋孝宗（11621189在位）时人。此后注家众多，至清代学者王琦（1696-1774）编《李长吉歌诗汇解》，选录了吴正子、刘辰翁、徐渭、董懋策、曾益、姚佺、姚文燮等人的评注。此外还有陈本礼《协律钩玄》、黄淳耀批本、黎简评本和吴汝纶评注本等。

这本《李贺诗集》选用的是吴正子笺注和刘辰翁评点的合刻本。辰翁（1232-1297），字会孟，别号须溪。他是南宋末年著名的词人，也是一位著名的文史批评家，评点过大量文史名著，如《班马异同评》、《校点韦苏州集》、《批点孟浩然集》、《批点选注杜工部》、《评点唐王右丞集》等。此次整理，我们以清摛藻堂本《笺注评点李长吉歌诗》为底本。原书中吴注在诗后，刘评则以夹批的形式刻于诗间，我们用注码的形式将其提出，集中放在该诗吴注之后。原书中的避讳字、异体字、俗体字、误刻字一律径改，不出校记。吴注的引文我们尽量找到原文加以校核。凡是校改之处，错衍之字标以（），校改及补字标以〔〕，如需特别说明，则加以校记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