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走近路遥

路遥，原名王卫国，1949年12月3日出生，祖籍陕西省清涧县石咀驿镇王家堡。王卫国出生于一个极为贫困的农民家庭，是真正的“三代贫农”。父亲叫王玉宽；母亲马氏15岁时就嫁到王家，王卫国在母亲18岁时出生，系家中长子。7岁时因为家境困难被过继给家在延川县农村的伯父王玉德。王卫国在家境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完成了小学的学业，但在小学毕业后却面临着失学的危险。这个时期对王卫国具有决定命运的意义。在参加全县小学升中学的考试后他幸运地被录取，同时这也惊动了乡政府。王卫国的养父是在乡政府干部的劝说下同意他继续学业的。这一独特的经历给王卫国以深刻的影响，他在以后的一部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1961年记事》中所描写的故事就是以自己的这段经历为背景，小说因此具有强烈的自传特点；而在小说《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安辍学的经历也是以此为蓝本。“文革”初期，贫农出身的王卫国可以说是春风得意过一段时间。1969年9月，年仅20岁的王卫国就任延川县“革委会”副主任，他曾因此而有过一种出人头地的感觉，但很快发现自己是一个有职无权的角色。1969年底被转回到了自己的出生地务农，这种经历使年轻的王卫国有一种被戏弄的感觉，并因此陷入了极大的痛苦中。在农村期间他做过许多临时性的工作，还在农村一所小学中教过一年书。1973年幸运地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学习，并开始了文学创作，开始在《陕西文艺》（今为《延河》）上发表文学作品；也是在这个时期，他开始使用笔名“路遥”。随后，“路遥”这个名字成为王卫国生命的一部分，他用这个笔名为自己赢得了声誉；也是在这个名字上，他停止了呼吸。直到今天，许多人都知道王卫国的笔名，却不知道他的原名。大学毕业后，王卫国在多方面的努力下开始任《陕西文艺》编辑。

与其他一些作家不同的是，路遥的一生似乎都是在贫困与动荡中度过的，甚至在他获得了很高的声誉以后也是如此。路遥病逝后，还身负万元左右人民币的债务。根据一些人的回忆，路遥甚至向他的朋友提出，为一些经济名人写专稿挣取一些额外的稿费，以支撑自己的生活。现有的回忆性文字都在证明，这个为新时期文学做出了相当贡献的作家似乎一直处于穷困潦倒之中。同时路遥的爱情与婚姻生活也十分不幸。他曾经有过一段痛苦的失恋经历，这段经历甚至使这个极富个性的人产生了自杀的念头。当路遥最终与林达结婚以后，两个人的情感生活似乎在很长时间内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中，甚至出现了严重的情感对峙等情况。他在去世前，已经着手办理与妻子林达的离婚手续了。这种直接的日常生活体验不会不给作家以影响。另外一个引起我们注意的地方是，路遥的生活极没有规律，甚至是吃饭这类事情也如此，这种生活习惯既与路遥的个性有关，同时也与其情感生活的不稳定有关。应该说，多种复杂的个人、情感因素等是导致路遥早逝的重要原因。

1992年11月17日，不幸染上肝癌的路遥病逝于陕西省西安市西京医院，年仅43岁。路遥对自己的病况似乎有一种直觉，所以在病发前坚决要求回到延安；在延安，路遥的肝病发作并不断加重。在病情无法控制的情况下，1992年9月5日被转送至西安西京医院接受治疗，此时的路遥已岌岌可危了；虽然在治疗期间出现过一些恢复的迹象，但两个月后还是撒手人寰。

路遥的去世在陕西文艺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由此结集出版了大量回忆性、悼念性的文字。如航宇撰写的《路遥在最后的日子》（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晓雷、李星主编的《星的陨落》（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此外，《延河》杂志还多次出版过纪念专号，刊登回忆、评论路遥的文字。

我们可以把1980年路遥在《当代》上发表的《惊心动魄的一幕》视为他文学创作历程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因为这不仅是路遥第一次在全国性权威文艺刊物上发表作品，同时也是他第一次获得了国家级文学权威机构的认证。这意味着路遥的作家身份第一次获得首肯。虽然在此之前，路遥已经在《陕西文艺》（《延河》）、《甘肃文艺》、《鸭绿江》等刊物上发表了不少作品，但其阵地主要还是在他做编辑的《陕西文艺》上。而在《当代》上发表作品这一事件——特别是这篇作品还获得了当时的文艺理论权威秦兆阳的高度评价，并赢得了1979—1981年度《当代》文学荣誉奖、1981年5月“文艺报中篇小说奖”二等奖、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则是路遥对自我作家身份的一次奠基性仪式。

路遥的文学创作主要集中在1978年到1990年之间，即从“文革”结束、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开始步入深化的历史时期；尽管在1978年以前，路遥也发表了不少作品，但一个事实是，路遥在生命后期为《路遥文集》选稿时，1977年以前的作品都没有被收入。这实际上是作家对自己这段创作经历的一种否定，同时也暗含着对当时自我身份无法确证的焦虑。从1978年到1980年，路遥的文艺创作实际上是积极参与了当时对“文革”进行清算和反思的创作潮流的，包括获奖作品《惊心动魄的一幕》。路遥彼时的作品数量并不多，但这几篇作品已经显示出了其后的文艺创作在选材、构思、叙述视角上的一些特点。

其一是路遥笔下的主人公都有些不合时宜的感觉。例如在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中》，主人公县委书记马延雄不是一个对时代有着清醒意识的人，而是一个派系斗争的牺牲品。当然，叙述人还是将马延雄塑造为一个一心为民的好干部，但从当时的时代潮流来看，这个人物无疑是被打了折扣的。同样，在小说《不会作诗的人》中，公社书记刘忠汉也是一个逆社会政治潮流而动的人，他不是积极地参与到社会政治斗争的潮流中去，而是在逃避它。这一叙述方式理所当然无法为文艺潮流的权力中心所容忍。

其二，此时路遥的作品中，受难的知青是被叙述的正面主角。《夏》中的苏莹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女孩子，其眼光不同于一般的青年。同时在《青松与小白花》中，也有一个漂亮的女知青叫吴月琴。她们都是落难的才女，有着不同寻常的政治身份，父母都是“文革”中落难的高干。但同时她们在乡村又都得到了老百姓的善待。乡村青年杨启迪（听这个名字就够“意识形态”的）爱上了苏莹，而他的善良、正直、勇敢也得到了应有的情感回报。

其三，在叙述上，路遥的叙述视角与启蒙话语最初的运作有一定的差异。这非常鲜明地表现在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的叙述上。小说的情节安排极具戏剧化的特点，马延雄被置于个人生命和群众生命孰轻孰重的旋涡中，被置于派系斗争的旋涡中。在这种情况下，马延雄选择了牺牲个体——而最富有意味的地方还在于，这个被牺牲的个体不是一个观念意识超前的启蒙主义者，他自己甚至就是一个有着很大精神局限性的人物。显然，在马延雄的人物形象塑造中已经出现了路遥以后的作品中经常出现的“边缘人”的形象特征，也正是这种“边缘”性特征使得这部小说的获奖颇富争议。

其四，我们还可以从早期作品中看到路遥对乡村价值的迷恋。在这几部小说中，乡村几乎都是以正面形象出现在我们视野中的；乡村人物形象中的大多数也具有正面价值。这一点可以说一直为路遥所固守，并与同时期其他一些作家将乡村描述为一个混沌的、无知的状态，期待着启蒙精神救赎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例如在叶蔚林的小说《没有航标的河流》中，叙述人“我”就是一个来自乡村而去城市接受教育的青年，借助这样一个处于懵懂中的青年的视角，叙述人描述了正直干部的落难，群众的盲目无知与被驱使的状态；而且由于叙述人的自我精神就是不健全的，我们可以感受到叙述中始终存在着一种疑虑——对时代、环境，还有发生的一切事件的疑虑，并由此进入到一个质疑时代存在合法性的高度上。在这种“疑虑”的语气中，我们可以看到叙述人与被叙述的“我”之间存在深刻的裂痕：被叙述的“我”的懵懂而混乱的精神世界与叙述人对事件的清晰整理之间的巨大裂痕，昭示了知识分子启蒙话语迫不及待寻求表达的姿态和力量，而且只有这种力量才可以填平叙述人和被叙述的“我”之间的这条裂缝。

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路遥的文本积极参与了知识分子启蒙话语对社会的最初建构，但是，他此时的文本似乎缺少一个强大的启蒙叙述主体。路遥似乎更关注文本叙述中个体的选择、追寻、命运等命题，因此叙述人缺乏一种坚定有力的批判精神，这自然与时代语境发生一定的错位。也是这种错位，使得路遥的小说产生了不合时宜的倾向。

1982年，路遥的小说《人生》为他赢得了很高的文学声誉和社会声誉。特别是当小说被路遥本人改编成剧本并由吴天明导演、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后，在国内引起了持续的关注。我们把《人生》的发表视为路遥明确自己的作家身份并获得社会话语权力的一个象征性事件。因为《人生》不论是在同时期的文学作品中，还是在路遥自己的文学创作中都是十分出色的。小说关注的主题实际上继承自其前期文艺创作，而且中心更为明确了。路遥对于现实生存中个体命运的关注——尤其是乡村中富有才华的农民命运的关注，在创作中被凸现了出来。但是《人生》只是提出了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高加林何去何从？却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对此，路遥自己也有着清醒的认识，并直接反映到了晚期的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中。此后他继续创作了一些中短篇小说，但质量远没有达到《人生》的高度。这种创作状况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甚至连路遥自己都对其创作能力产生了怀疑。

从1980年到1985年之间，路遥的小说创作达到了14篇，而且小说被刊载的范围大大超过了前一个时期。尤其当《人生》在《当代》上刊载以后，更是如此。我们由此可以看到路遥的影响和知名度在被权威话语认可后迅速扩张。而这也正是他的作家身份从被公众和理论权威所质疑到被认可的过程。此间路遥文本中的主人公依旧是以农民为主，同时边缘人形象开始成为小说叙述中的主体——其代表就是《人生》中的高加林。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以前在小说中扮演正面形象的知青开始具有了负面特征，这突出体现在小说《姐姐》中。这篇小说中的知青依旧是高干子女，名叫高立民；在他落难的时候，乡村里的“姐姐”接纳了他，并热切期待与他结合的幸福生活。但当高立民的父母官复原职后，高立民便抛弃了苦苦等待他的姐姐。姐姐在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后毅然重新面对生活，并体现出一种特有的高贵品质。而对乡村的美好情感与想象在小说中成为重要的、同时也是最后的支撑。路遥更有意味的安排是小说中姐姐的身份：一个多次参加高考却落榜的乡村女性。这正是路遥笔下众多主人公的共同身份特征——具有学生特点的乡村青年；他们有知识、理想、抱负，但没有机遇。

显然，高加林的问题一直在刺激着路遥的思维。1982年起，路遥便开始准备小说《平凡的世界》的创作。在经过了3年的历史资料、生活体验和知识的储备后，他于1985年起开始动笔，至1988年《平凡的世界》杀青。小说的第一部分曾经在《花城》上刊载。《平凡的世界》是路遥小说的总结性作品，以前曾经出现过的众多人物形象在这部小说中以一种更成熟的姿态展示了出来。小说的结构庞大，人物关系复杂，的确是一部比较出色的作品。小说在读者群中引起了十分强烈的反响，而且这种影响至今仍然存在于大批读者中；尽管它在理论界以各种名义被贬低，但这丝毫不影响它的接受价值。路遥自己对这部作品未来的命运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他明确表示，这是一部写给读者的书，而不是写给评论家的书。这既是作家对自己创作个性和创作身份的一种坚持，也是一种与时代发展争夺话语权的姿态。我们将在本书后面重点探讨《平凡的世界》的命运和它的文化意义。

1. 张晓光：《挣稿费赚钱和卖血一样——“当代梵高”路遥之死》，文章来源于“斗牛士”网站：http://www.donews.com/index.html，刊载时间为2003年05月22日19：23；马剑刚转载，见http://www.donews.com/donews/article/4/46366.html。
2. 可参见航宇：《路遥在最后的日子》，陕西，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4页。
3. 主要是在《陕西文艺》上，还有《山花》。这里面一个有趣的地方是，这两部刊物都是路遥参与编辑和发行的——路遥从延安大学毕业后就任《陕西文艺》的编辑；而《山花》则是一本由路遥亲自参与编写、发行的地区性刊物。它的寿命很短，仅限于“文革”最后几年。
4. 此间发表出来的作品，就我目前查到的，总共有5篇，包括《不会作诗的人》，发表于《延河》1978年第1期；《在新生活面前》，发表于《甘肃文艺》1979年第1期；《夏》，发表于《延河》1979年第10期；《青松与小白花》，发表于1979年8月号；《惊心动魄的一幕》，发表于《当代》1980年第3期。
5. 这种观点迄今为止仍然很有市场。例如在陈思和的《当代文学史教程》中，对路遥的论述只停止在对《人生》的评判上。北京大学毕业的博士邵燕君撰写博士论文前的观点似乎很具有代表性：“在我一贯的印象里，路遥对当代文学发展的主要贡献到《人生》就为止了，他在文学史上的位置更因其在1992年英年早逝而被圈定。”见邵燕君：《倾斜的文学场》，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0页。
6. 《早晨从中午开始》，创作于1991年初冬，至1992年初春终稿；曾连载于《女友》杂志上。
7. 在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路遥曾经写道，为了超越《人生》的标尺，“在无数个焦虑而失眠的夜晚，我为此而痛苦不已”。见《路遥文集》卷二，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页。
8. 《平凡的世界》第一部于1986年发表于《花城》第6期上。
9. 其实这种贬低并不仅仅是针对路遥的，而是针对整个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在本书第七章“书写的压力”中，我将谈到这个问题。
10. 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参见《路遥文集》卷二，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