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文学视野中的路遥

根据有关学者的归纳，对路遥及其作品的研究大致呈现出如下的状况：

从内容上看，路遥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文本研究；二是作家研究。从时间上划分，路遥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由《惊心动魄的一幕》发表到《人生》产生“轰动”时期，主要集中在对作品的评论；第二阶段是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出版到1991年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时期，评论家们一方面重点关注路遥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丰富与贡献，另一方面研究其创作心理，形成了路遥研究的高潮，出现了一系列有深度的评论文章；第三阶段是路遥逝世至今，是路遥研究的系统化阶段，出现了一些学术专著。

根据一些学者的观点，对路遥及其作品的研究，在第一阶段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公认高加林是一个典型人物形象，尽管这个典型形象具有很大的争议性；二是界定路遥作品的艺术和审美风格为“深沉”、“宏大”等特征；三是明确了路遥善于以“城乡交叉地带”为文化地理背景构建小说世界、表现审美理想的创作特点。

在第二阶段，关于路遥的研究的具体成就，一是表现在对《平凡的世界》的评论上。例如，不少研究者认为，《平凡的世界》是对国内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巨大贡献，路遥塑造的孙少平、孙少安兄弟丰富了现实主义艺术画廊中的人物谱系。《平凡的世界》具有史诗性的品格，作品通过对历史和现实的宏观把握，深刻地展示了我们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是现实主义在国内发展的新成就。这一时期的另一个贡献是注意到了作家的创作心理对创作的影响，特别是肖云儒的论文《路遥的意识世界》，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而肖云儒的《路遥的意识世界》长篇论文，应该是我们目前读到的关于路遥意识研究的最为系统与深刻的专论。虽说其发表在1993年，但是它的写作时间在1991年，故我们把它划入“第二阶段”中加以研究。此文的研究视阈开阔，通过路遥的“苦难意识”、“土地意识”、“历史意识”、“伦理意识”、“哲学意识”、“生命意识”、“悲剧意识”等多种意识的缜密分析，准确把握路遥所拥有的丰富而复杂的心灵世界，提出“路遥的代表性作品，可以说集中了自己在历史转型期两个阶段的人生经历和心灵感受。因而路遥本人和他笔下人物的精神世界，将是我们了解这个重要历史阶段的重要的心灵记录和重要的精神史页”。

有论者认为《平凡的世界》发表的时间正是我国文坛新观念、新方法、新思潮风起云涌之时，路遥的写作显然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因此路遥的文学创作就更具有现实针对性；而《平凡的世界》的发表无疑是现实主义小说在新的历史时期的重要收获。

对路遥的研究的第三个阶段的特点是出现了系统研究的专业性著作。这些作品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是对路遥的回忆性文字，例如晓雷、李星主编的《星的陨落——关于路遥的回忆》，航宇撰写的《路遥在最后的日子》等。这些文字对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作家的思想、经历，特别是心理发展轨迹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另一方面是一些专门研究路遥的理论专著，例如宗元的《魂断人生——路遥论》，赵学勇的《早晨从中午消失——路遥的小说世界》，王西平、李星、李国平等合著的《路遥评传》等。这些作品都试图对路遥的创作、生平、心理、文化等特点做出系统性的总结，是对路遥及其作品研究的重要收获。

应该承认，关于路遥及其作品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十分重要的成绩，而且这些研究为我们今天对路遥的理解打下了很好的学术理论基础。但是，在关于路遥的研究论文中，绝大多数论文还局限在“现实主义”、“史诗”、“宏大、深沉的审美风格”、作家心理的文化品格等方面的界定上，尽管这相对于以往是一种进步，但终究没有走出原有价值观念、理论基础所设定的范围。而文学经典之所以是经典，并不仅仅在于作品的接受范围、接受数量、接受层次；同时我们也不能简单地从道德判断的角度去指责某一价值立场的学者对作品的忽视。文学作品的经典性来自于文本本身所具有的丰富的时代兼容性，并在时代语境的发展变化中具有不断再阐释的弹性。而这就需要有新的理论基础和新的研究方法的介入，在对文本的再阐释和再接受中，文本所具有的新的意义才能不断被开掘出来。坦率地说，对路遥的研究之所以举步维艰，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研究者太固执于对路遥文本“现实主义”的判断。我们甚至可以从大量论述路遥及其文本的论文中，感受到前后研究在价值观点上的雷同；尽管这些论文对路遥的研究的范围、深度的确有一定的拓展，而且有不少研究者指出了路遥文本中隐含的诸如性别歧视等新的问题，但关键并不仅仅在于这些问题的存在，还在于这些问题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着。而问题存在的方式恰恰是时代和文化语境所特有的。这正是本书切入研究对象的出发点。

在进行讨论之前，还是让我们再看一下近几年对路遥及其作品的研究情况。

我们首先要谈到的是宗元的《魂断人生——路遥论》，这是迄今为止国内少有的将个人传记和对路遥的评论结合起来的专著之一，在关于路遥的研究中无疑具有重要的位置。从这本著作的撰写上，可以看到，作者占有了尽可能翔实的材料，发掘整理路遥的生平，注意了路遥心理世界的形成过程，特别是童年经历对路遥以后文学创作的影响。童年的屈辱、贫穷等生存体验直接导致了路遥心理上强烈的自卑又自傲的复杂情结，这种精神创伤以各种方式体现在了小说的文本中，例如在主人公的形象设置上，在环境的选择安排上，等等。

该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将路遥的创作经历划分为四个时期。其一是“文革”前，作者将此一时期视为路遥创作的起步阶段，在文体选择上以诗歌为主。其二是1977年到1980年之间，宗元将此视为路遥主动按照时代文化的变化调整自我创作思路的时期，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向成熟过渡。其三是1981年到1985年《平凡的世界》创作之前，这一时期是路遥作品的成熟期，其标志就是《人生》、《在困难的日子里》等作品的发表。其四是1986年以后至路遥去世，宗元认为这是路遥创作的一个“新”的时期。宗元对路遥创作阶段的划分无疑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试图通过这种方式理清作家的创作脉络，我们从他的划分方式上可以看到其隐含的两种标准。其一是按照作家创作发展的时间进程，将作家的创作经历分为开始、发展、高潮、结局的线性过程。宗元在努力区分这些阶段之间的差异，并试图向我们描述出路遥在每个阶段所取得的成就，由此得出路遥的创作是在不断发展进步的一个理想性想象。其二是路遥在文体的选择上（这似乎比第一个标准更为确切些），宗元注意到了路遥在几个阶段的文体创作上的差异：起步阶段主要表现为诗歌；发展阶段以短篇小说为主；而高潮期是以中篇鸣世；最后是一部长篇创作。这的确是路遥创作经历的一个较为客观的描述，对于我们理解路遥的创作有着重要的启发性。

从作者的论述来看，《魂断人生——路遥论》试图从人物、艺术等几个方面把握路遥的创作，注意到了人物形象的意义、路遥小说的美学特点、艺术结构方式，以及外国文学对路遥的影响。坦率地说，尽管宗元十分努力，但由于观念和方法论上的先天性不足，导致很多结论显得十分空泛，且在表述过程中感悟性、直觉性判断太多。同时，由于作者在生活经历上与路遥的相似性，对路遥产生了强烈的心理认同，这使得这部专著的情感性投入显得十分暴露，也就易使读者对作者的结论产生怀疑。客观地讲，这本专著的确有刻意拔高路遥作品的价值和创作地位的倾向。但作为一本将个人传记和理论研究结合起来的作品，该书的价值仍然是十分明显的。

吴秀明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是一本十分有特点的当代文学教材。这本书对当代文学的主要作家都先按照题材、再按照作者开列了章目，同时提供了每个作者的简要身世和评述。它最大的特点之一是同时罗列了不同时期的评论家对该作家主要作品的评论原文摘引，具有一定的资料价值。

对于路遥的评论，该书提供了从1982年到1999年间的主要评论，而这些评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大部分取自于文学史教材，尤其是1992年后的。这也从一个角度暗示了路遥作品在评论界的处境。从编者评论所开列的小标题“执著的现实主义者”、“立足于城乡的‘交叉地带’”，可以看到其价值趋向和评论在总体上基本没有超出前人的观点。但评论者注意到了路遥文化身份的双重性以及这种身份对其文化价值观念和创作手法产生的影响：“路遥作为从陕西黄土高原走出来的文化人，其生活经历和现实状况决定了他始终认定自己是一个农民血统的儿子，是既带着农村味又带着城市味的人。他从现代文明的浸润中，从当代中国农民的劳动方式、生存状态中领悟到作家的创作与农民的耕耘都是创造。因此，有意义的人生存在于劳动进取和超越生命进程之中而不是其他，这便形成路遥始终怀着不解的故乡情结和生命的凝重感去苦苦探究和追求人生的真实价值，并选择现实主义作为自己的艺术旗帜。即使是在中西文化急剧碰撞、交融的条件下，尽管当代文艺思潮变化激烈而又迅速，他始终没有对现实主义发生动摇，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贯穿于其绝大多数作品中。这表现了路遥文化品格上的稳定性和开放性互益互补的特点。”这意味着评论者已经接触到了这种双重文化身份的“边缘”特征，但遗憾的是评论者没有看到这种身份对作家的创作所带来的复杂的内心焦虑和断裂，而这些因素清晰地表达在文本中，并通过作家的叙述技巧而被掩盖住了。

这篇短论的另一个特点是注意到了文学评论界在路遥作品评论上面临的尴尬境地，并试图从创作和接受的角度发现其原因：“但《平凡的世界》刚问世后，未能得到应有的、充分的评论，这反映了多方面的问题。就作者自身来讲，可能由于首卷过于平铺直叙、全书比较拖沓、浩繁而使性急的人失去阅读的耐心；就评论方面来说，可能因对写实性的长篇创作尤其是对现实主义倾向缺乏深刻的认识，而不管青红皂白对这一倾向的作家作品普遍失却热情。”但是编者显然没有意识到，对一部作品的接受与否并不仅仅由于作品的优秀与否，还是一种文学体制使然。特定时期的文化体制会形成特定的接受倾向和评论倾向。路遥作品面临的尴尬境地是它在普通受众中被接受的广泛性与学院理论生产和传播体制在评论上的匮乏甚至是排斥所形成的断裂状态。恰恰是这种断裂才是最富有意味的。路遥作品具有一种生不逢时的特点。汉娜·阿伦特在评价瓦尔特·本雅明时讲，有一种人是走在我们时间的前面的，当我们注意到他时，他已经走出了我们的地平线。这使得他们只能有一种“死后的声誉”，而这既是对死者的回赠与补偿，同时也是命运对死者的嘲弄和讽刺。从某种意义上看路遥，他不是走得太早，而是反过来，恰恰是太晚，他的创作步伐没有追上那个时代所希望和要求的节奏。当《人生》问世时，西方现代派创作手法的引进已经对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带来了压力；而当《平凡的世界》开始创作和发表时，现代派已经风靡中国，同时评论和关注的重心已经发生了转移。评论界在追逐现代派的浪潮中完全忘记了肖洛霍夫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的讲话中对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所予以的肯定。路遥作品所面临的境地对我们的文学评论和美学思考提出了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普遍存在于各种关于当代文学的教材和评论中。也因此，对路遥作品的再解读就更富有一种意味和价值。

邵燕君在《倾斜的文学场》一书中对路遥的关注十分特别。在“出版体制的转轨及畅销书生产模式的建立”一章中，作者以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一书为例，从“现实主义长销书”模式和特点这个视角讨论了这部小说的价值和意义。

就连邵燕君本人都承认，她一直认为路遥的创作生命到1982年的《人生》时就已经结束了，而随着路遥在1992年英年早逝，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已经被圈定了。而《平凡的世界》虽然“是一部规模宏大的巨著，但当代文学早已前进了十万八千里，一部传统现实主义风格的长篇小说还值得进入研究视野吗”？但是大量的统计学调查数据表明，《平凡的世界》在当今的现实语境中具有极强的生命力，为许多读者，尤其是来自农村的读者所接受，而且受众之广泛远远超出了为精英集团所称道的“先锋文学”。这个现象实在引人深思。邵燕君将《平凡的世界》归为“长销书”一类并认为这种著作的特点在于“它并不一定轰动一时，但是在读者中有着长久的影响力。这种影响不止表现在稳定的、‘细水长流’的销量上，更表现在对读者认同机制长期、深度的契合上。从时间上看，读者对长销书的认同不会因时间的推移而弱化，相反，随着时世变迁，长销书原本的基础内涵会被赋予新的价值，焕发出新的生机；从认同方式上看，长销书的读者认同不是停留在浅层的愉悦、猎奇等层面上，而是在人生观、社会观等深层价值上”。而《平凡的世界》就具有这种“不平凡的力量”。

1991年，由于一种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平凡的世界》荣膺第3届“茅盾文学奖”。这部为官方和民间所共同认可的作品在理论界却处于一种被漠视的状态中，邵燕君认为这种漠视恰恰显示出了学院派文化精英集团、创作集团在审美态度、审美趣味、审美标准上与官方意识形态之间的巨大差异。以西方现代派文艺理论为主要资源的文化精英集团，所进行的文学变革是以挑战现实主义文学原则为起点和出发点的，而“中国当代文学之所以能够较迅速地实现从‘写什么’到‘怎么写’的重心转移，较顺利地确立‘文学回归自身’的自主原则，与‘文学精英集团’多依据的西方现代文艺理论在当时中国的整体文艺环境中处于强势地位有直接关系”。但这种强势地位同样在今天构成了一种新的话语霸权，并极力在排斥一些并不“新潮”的作品。这同样是一种暴力，而且这种暴力在今天一直为追逐西方的时尚学术沿袭着。

以上是我们对路遥研究状况的基本梳理。鉴于以往研究已经取得的成果和经验，本书对路遥的阐释将不再坚持所谓“现实主义”的文本界定，这样说并不是对路遥小说现实主义创作风格的否定——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本书试图从新的视角，例如小说的空间结构、叙述人身份、人物形象、话语中隐藏的性别权利等方面，重新切入路遥及其文本，试图给予路遥及其文本以另一种阐释，以此发现路遥及其文本中一些被时代话语所遮蔽的东西。

1. 梁向阳：《路遥研究述评》，刊于《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2月号，第89页。梁向阳系延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路遥研究述评》全面介绍、梳理、评价了国内目前对路遥的研究的状况，该文对本书这一部分的撰写有很大的帮助，在此表示谢意。当然，该文最大的问题就是“路遥研究”这一提法很难为国内学术界认可。为慎重起见，本书的提法是“对路遥的研究”或“关于路遥的研究”等。
2. 梁向阳：《路遥研究述评》，刊于《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2月号，第92页。肖云儒的论文《路遥的意识世界》刊载于《延安文学》1993年第1期。
3. 梁向阳：《路遥研究述评》，刊于《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2月号，第92页。
4. 宗元：《魂断人生——路遥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5. 吴秀明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上、中、下三卷），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6. 吴秀明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第二卷，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47页。
7. 同上书，第748页。
8. Hannah Arendt, “Introduction: Walter Benjamin: 1892 1940”, Illumination, 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Hannah Arendt, translated by Harry Zohn, Schocken Books, New York, 1983, pp.1-2.
9. 邵燕君：《倾斜的文学场》，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0. 同上书，第160页。
11. 同上书，第165—166页。
12. 同上书，第1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