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路径与方法

本书将以《平凡的世界》为中心，展开对路遥文学创作的思考。在前面对路遥创作经历的介绍中，我们已经谈到，《平凡的世界》是路遥生命中最后一部作品，也是他创作思想与情感倾向的集大成者；路遥以前作品中的观念、认识、人物形象都以不同的方式再次进入到这部小说中。但也是在这部作品与其他作品的联系和差异中，我们可以看到路遥思想情感的发展变化，以及这种变化与时代语境之间的互动关系。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还要关注路遥其他文学作品、创作随笔的原因。我们将努力从某个特定的视角切入路遥小说的艺术世界，以期发现其文学创作的文化意义。这个视角就是路遥小说中的空间结构。

关于空间，迈克·克朗在《文化地理学》一书中总结雷尔夫（Relph, E., Place and Placelessness）的观点时指出，我们实际上有四种空间观念，一是依据身体所处的位置形成的实用空间，如上下左右等；二是根据我们的意图，我们的关注中心形成的观察空间，它是以观察者为中心的；三是由文化结构和我们的观念而形成的生存空间，这是一个意义的空间；四是认知空间，即我们构筑空间关系的模式。这些空间观念的建构必须有两个前提：一是必须以个体对身边事物的整体感知为基础，因为人总是通过物质对象进行思维和行动，而所谓的意识总是关于某种事物的意识。其二是“关心”，这是典型的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关心”，我们在世界上的存在总是要对周围事物保持一定的态度，由事物与我们个体的切身利害的大小而使我们对之保持一定程度上的“关心”。这一切都说明，“我们总是通过身边的事物而不是抽象的图式来认识这个世界的。我们研究任何物体都不能不考虑它们存在的环境，因此经验是统一的，或者说是整体、全面的”。

以这种空间观念为基础，所谓的“地区”不过是“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系物桩，拴住的是这个地区的人与时间的连续体之间所共有的经历。随着时间的堆积，空间成了地区，它们有着过去和将来，把人们捆在它的周围”。因此，个体一旦失去对原来疆域的控制，或者进入到一个新的地域中，就意味着个体必须面对被新的地区所同化并放弃自己原来的地域特征的生存焦虑；这种焦虑感会破坏掉人们原有的心理认同感。“如果说‘我’代表了个人的同一性，那么‘我们’就是靠共同的地区关系维持的集体的同一性，而‘别人’的定义就是外人（他者）。如果说地区在这个过程中的中介作用终止了，人们的同一性（特征）也就失去了稳定性，归属感的丧失会令这个世界愈发朝着异化迈进，因为无所归依的感觉会使人更加孤独。”而随着现代社会都市化进程的加速，整个社会的地域结构和建筑形态正为新的科学观念所控制，打破了人们对地域性特征的幻想，并使人产生一种归属感丧失后的个体存在焦虑。城市空间同时还激起了人们对于未来的一种新的想象，这种想象按照杰姆逊的观念，自然成为一种象征结构，通过各种文化文本展示出来。

雷尔夫对空间的叙述对我们来说十分具有启发意义，尤其是第三和第四种空间观念，即意义空间和认知空间的建构。所谓地域性，所谓个体的时空认同，必须与个体当下的生存境遇结合起来。空洞地谈论所谓的时空结构是没有意义的，意义来自于个体对自我生存空间的重复和回忆，并借助于这种方式，强化个体的地域认同（特征）。在这种空间地理景观的展示过程中，实际上融会了叙述人自我认同过程中的复杂心理情绪。而我们对路遥小说空间结构的理解也是以此为基础的。

我们可以看到，在路遥的小说中存在着三种空间结构：乡土空间、都市空间以及城乡结合部。在这三种空间结构中，乡土空间意味着一种过去、一种记忆。本雅明说过：“以历史的方式来宣告过去，并不意味着承认‘过去的真实’……而是意味着当记忆（或存在）闪现于危险之际掌握住它。”因此乡土空间在路遥小说中的重复具有一种个体记忆的功能，它暗示着个体对自我身份的坚持和对个体经历的怀旧，并试图以此抗拒历史对个体记忆的遗忘。可以说是在这种对抗历史遗忘的过程中，路遥产生了对乡土的复杂情绪。一个必须面对的事实是，路遥的乡土空间是始终处于都市空间的压力下的。“当历史要求我们拔腿走向新生活的彼岸时，我们对生活过的‘老土地’是珍惜地告别还是无情地斩断？”路遥说这是俄罗斯作家拉斯普京的命题，而他“迄今为止的全部小说，也许都可以包含在这一大主题之中”。我们可以从路遥的语言中看到那种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所带来的判断模式，而这也可以说是印证了城乡对立的空间关系。与乡土空间相对立的是路遥文本中塑造的都市空间，都市在路遥的文本中，既是叙述人欲望的对象，同时也是无法统治的他者形象。在欲望化的空间环境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叙述人复杂而矛盾的情感流露：一方面，都市是叙述人的向往，暗含着叙述人对个体和乡村未来的发展远景的想象；另一方面，都市又总具有负面价值和色彩，是对乡土情感的暴力侵犯力量。第三个空间结构则是路遥最常讲到的“城乡结合部”。我们将在后面的分析中看到，城乡结合部既是路遥笔下的主人公人生历程开始的地方，同时也是主人公最后的归宿；作为空间结构，它是叙述人自我心理和身份认同的外化符号，叙述人原初对都市的渴望通过这个空间结构的反复出现最后被消解了，而那种原始的美好乡村理想也是在城乡结合部的结构塑造中被永久地放逐了。

以这种空间关系为基础，我们可以在路遥的文本中看到以下几种比较固定的人物形象：农民形象、边缘人形象（潜在的知识分子形象——不是完成了的知识分子）、女性形象、现代官员形象。

其一是农民形象。这是路遥小说中最重要的一类人物，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路遥对中国农民的命运、中国农村未来发展前景的关注。路遥笔下的农民形象是多姿多彩的，他们是乡村苦难的直接承受者，同时也是历史发展的主要推动者。一个有趣的地方是，路遥笔下的农民很少具有绝对的负面价值，这种塑造方式十分鲜明地表达了作者的情感价值取向。但也是在路遥笔下的农民形象的塑造中，我们可以看到路遥对现实和历史的痛苦感知，对乡村价值的特殊情感。其二是具有边缘身份特点的知识分子形象。之所以说这类人物形象的主要特点是“边缘”，是因为在这些人物身上体现着作者对自我身份的复杂感知。从根源上讲，这类人物形象的原始身份都是乡村中的“能人”，他们有着不同寻常的才华，却出身贫贱；他们接受过现代科学文化的启蒙，接受了现代都市文明的熏陶，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无法摆脱自己的“农民”身份；同时历史的发展、个人身上特有的才华又使他们不安于现状，努力寻求着自己新的未来，并将摆脱“农民”身份作为自己努力的目标。在路遥看来，这类人物最好的方式就是接受现代教育，进入城市，但是城市又以各种方式接纳或者排斥着这些人。在精神气质上，他们是典型的知识分子，但他们又没有知识分子的合法性身份：他们往往没有经过现代高等教育的权威认证，从而使他们被排斥在知识分子话语权力之外。这类人物形象实际上是作家自我的精神写照；可以说，这类人物形象的塑造集中表现了一个乡村中的农民如何演变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复杂经历。其三是女性形象。这里的女性既包括乡村女性，也包括都市女性。之所以把所有的女性形象归并在一处考虑是由于以下两个原因：其一，路遥笔下的女性形象从根本上说是没有独立自主的女性意识的。她们在小说中往往是男人的附属品，并体现着男性叙述人对女性的复杂认知，尤其是一个来自于乡村的作家对女性的认知。其二，路遥笔下的女性在小说中往往具有功能性的价值，而且尽管文本不同，但在小说中的表现差异不大。我们可以从路遥所塑造的女性形象身上，看到这个多重身份的作家在对女性的独特塑造中表达出来的男权意识和欲望。

在此还需要谈的一个问题是，路遥笔下还有一类人物形象，即主要活动于都市中的国家各级政府机关的官员形象。本书认为这类形象在小说文本中具有展开人物叙述历史背景的价值功用。他们构成了我们上面所说的三类人物活动的远景，是对历史发展的忠实记录。路遥试图表现国家上层人物在历史巨变过程中的个人遭遇、不同派系间的矛盾冲突。我们可以在路遥的小说中清楚地看到这些人物被简单地划分为两个阵营：改革派和保守派，而且历史的发展最终以前者的胜利而告终。因此在人物形象塑造的价值上，他们的性格特点、文化内涵、价值含义都十分单一。另外，上层政治人物的矛盾斗争又直接通过小说中农民形象的命运表现了出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结构安排特点：在小说《平凡的世界》中，叙述人往往交代了上层人物间的政治较量之后，马上会转入乡村生活中人物行动和命运的介绍。应该说，这种结构安排进一步弱化了官员形象在小说中的独立价值。

与我们上述论述相联系的还有两个重要概念，一是身份，一是形象。我们首先来关注路遥的身份问题。

应该说，路遥一个十分特殊的地方就是其身份的多元性：从根源上讲，路遥来自于农民；但他又是从农民脱胎换骨的一名当代社会中的知识分子；此外，他还是文学生产体制中的文化官员。显然，这种身份的多元性直接影响到了路遥的文学写作。我们将试图从身份这个角度入手，关注路遥心理世界中因身份问题而带来的分裂的一面，并努力关注这种分裂是以什么样的形式进入路遥的艺术文本的，从而发现叙述人由于这种分裂产生的混乱而带来的巨大的精神痛苦。

关于身份，或者被翻译为“认同”（Identity），这个概念的主要提出者埃里克森有过这样两段解释：

这种同一感可以给个体自我心理一种连续且一致的经验，而且个体外在的行为与这种心理经验保持一种统一性。

在心理学名词中，同一性形成应用了一种反思和观察同时进行的过程。一种在所有心理功能作用水平上都发生的过程。个人就是利用这一过程来判断他自己，而他所依据的方式是：他认为别人对他的判断乃是在与他们自己，以及在与他们说来有重要意义的类型进行比较的基础上进行的；而他断定他们用以判断自己的方式，则又是依据他如何与他们以及与已经变得跟自己有关的类型进行比较而认识自己的基础上获得的。

显然，身份/认同是在一种比较的过程中逐渐为主体所确定的。埃里克森进而认为每个个体的身份都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每个个体在成长的不同阶段都面临着不同的精神危机以及解决这些危机的心理过程，而这些危机又与外在的社会文化环境有着复杂的关系。危机在埃里克森看来不是一个贬义词，相反，它是“有着发展的意义……它指的不过是一个转折点，一个不断增加易损性和不断增强潜能的决定性时期，因而也是生殖力量和适应不良的个体的发育的根源”。

埃里克森将身份的同一性问题提高到了其是作为个体的人能够生存下去的一个基本问题的高度。而对于每一个个体身份的塑造，从幼年到青少年的发展经历无疑是有巨大的影响的。在此，埃里克森显然是接受了弗洛伊德关于“童年经验”的理论，但他同时也超越了弗洛伊德因对“性”力量的过分强调而带来的狭隘性。埃里克森不否认社会力量的巨大作用，而且相信个人生命中的同一性危机和历史发展的现代危机是不能分裂开的，“因为这两方面是相互制约的，而且是真正彼此联系的”。

埃里克森对于身份/认同的理解对于我们理解路遥及其心理特点是十分重要的。从这个角度进入问题，我们就会发现，路遥的所谓心理世界二元对立的现象，他的自卑/自傲的心理矛盾实际上都与个体的身份认同有着内在的联系。路遥内心遥遥相对的两个世界所表达的是作为一个骄傲的知识分子的身份和作为一个卑微的农民的身份之间的分裂状态，并使作家产生了心理认同上的混乱。这种混乱以各种形式散播在路遥的文本中。

对于路遥文本的分析，我还将引入比较文学中形象学的研究方法，从“形象”的角度切入研究对象。当然，本书的目的不是对跨国家和文化间不同文学形象进行比较，而是运用比较文学中对形象学的界定和操作来分析文本，并将这一方法文艺学化。

就比较文学来说，所谓的形象学研究，就是“对异国形象或描述的研究”。在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中，形象学研究被认为首先是跨学科的研究，其次才是文学研究。它是诸门学科，例如人种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的交会，而“文学”在形象学研究中更近于一种历史文献资料。通过对这些资料的整理，研究者试图发现文本中（包括文学文本）某一个国家的叙述者对另一个国家、民族的集体想象的特点是什么。从比较文学的视角来看，“文学形象就是：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运作过程中对异国看法的总和”。在研究过程中，文学作品的生产、传播、接受等条件受到重视，同时文学形象背后的文化素材成为文学形象得以生成的基础。而“形象把我们引向了许多或然问题的交叉处，它在这里犹如一个启示者，特别揭示出了一个社会在其意识形态（如种族主义、异国情调等）中，当然也在其文学体系中，以及在其社会总体想象物中的某些运作”。

在巴柔看来，“一切形象都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即使这种意识是十分微弱的。因此形象即为对两种类型文化现实间的差距所作的文学的或非文学，且能说明符指关系的表述”。比较文学中，形象学并不关注形象的真伪问题，因为从一定的视角来看，一切形象都具有一定的虚构性；形象学所注意的是形形色色的形象如何构成了某一个历史时期对“异国的特定描述”，并关注“支配了一个社会及其文学体系、社会总体想象物的动力线”。所以，比较文学的形象不是现实的复制品，“它是按照注视者文化中的模式、程序而重组、重写的，这些模式和程式均先于形象”。“形象的描述，是对一个作家、一个集体思想中的在场成分的描述。这些在场成分置换了一个缺席的原形（异国），替代了它，也置换了一种情感和思想的混合物，对这种混合物，必须了解其在感情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反映，了解其内在逻辑，也就是说想象所产生的偏离。”

言说者与被塑造的他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但在巴柔看来他者形象总是无法逃避被言说者否定的命运，“这个‘我’想说他者（最常见的是出于诸多迫切、复杂的原因），但在言说他者的同时，这个‘我’却趋向于否定他者，从而言说了自我”。同时在一个特定的文化环境中，对他者的塑造不是任意的，而是遵循着某种规定；正是这种规定的存在使得他者形象存在着一定的“程序化”的方面，例如在语言的使用上、色彩的运用上等等。这就会使形象演变为一个特定时期的文化象征，而弄清这个形象是如何成为一个社会总体想象物中的象征就成为了形象学研究的目的。

比较文学中形象学的研究方法对我们的启发性意义在于，关注形象的发展变化与时代语境的演变之间的特殊关系。通过这种形象的梳理，我们可以理解在中国当代文学“新时期”的文化语境中具有话语权的知识分子阶层是如何对丧失了话语力量的农民阶层进行一种集体性的想象的；同时权力阶层又是如何在想象的文本中行使自己的特权以对对象进行褒奖、劝勉、规训，甚至是惩戒的。形象的发展因此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并在这个动态的结构中表现出想象背后运作的话语权力关系。但是，我们并不想像比较文学中的形象学研究那样，将文学形象置于跨学科研究之下；而是相反，按照文艺学的要求，将文学形象视为研究的中心，而跨学科的交流语境则为研究提供了广泛而开阔的背景。这样，文学文本并不是在为文化研究、国家民族之间的想象性差异研究提供文本资料，而是反过来，是研究中的核心。我们将试图在对文本的解读中，运用现代叙事学的方法分析形象生成的文本语境，发现形象之间的联系、差异，并发现这种关联和断裂中隐含的各种权力话语，以及时代语境对形象的生产所产生的压力和动力。

需要补充的一点是，无论是对路遥的理解，还是对其文本的分析，我都将引入新的研究视野。具体在研究的操作层面上，我将关注文本中的分裂、不连续性、语言中的无意识裂缝、边缘性等因素，注意这些地方所显示出的对统一的、神圣的、连续性的历史的颠覆的一面，发掘在这些言语中所蕴涵的价值和意义。我再一次重申，这种理解并不意味着前人对路遥的分析判断是错误的，路遥及其作品作为一个文本应该而且可以在新的时代语境中呈现出新的意义空间，而我的理解只是众多关于路遥话语的一个分支，我希望这种分析文本的方式会对重新界定路遥产生一定的价值和意义。

1. 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宋慧敏译，江苏，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0页。
2. 同上书，第131页。
3. 同上书，第143页。
4. Walter Benjamin: “These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Illumination, 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Hannah Arendt, translated by Harry Zohn, Schocken Books, New York, 1983, p.255.
5. 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见《路遥文集》卷二，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6页。
6. Erik H.Erikson: Childhood and Society, W.W.Norton＆Company Inc., New York, 1963, p.44.
7. 〔美〕埃里克森：《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孙名之译，浙江，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
8. 同上书，第84页。
9. 同上书，第10页。
10. 〔法〕巴柔：《形象》，参见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2页。
11. 同上书，第154页。
12. 同上书，第155页。
13. 同上。
14. 同上书，第157页。
15. 同上。
16. 同上书，第156页。
17. 同上书，第157页。
18. 同上书，第1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