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焦点

主持人语

赵柔柔

“乌托邦”一词随着托马斯·莫尔的同名著作知名于世，并在漫长的历史中渐渐拓展了含义，从原初的反讽性叙事，变为一种政治修辞，一种指向未来的蓝图性架构，一种批判现实的立场，甚至一种替代性的政治选择。2016年适逢《乌托邦》问世五百周年，这恰提供了一个契机，将“乌托邦”携带的多重命题集中抛出，与现实和历史碰撞，激起新的思考和讨论。相较于国外而言，“乌托邦”在国内仍未形成系统的学术讨论，但相关题目已经开始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2016年12月3日至4日，以“乌托邦与科幻小说”为名的国际会议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在热烈的会议发言中可以看到更多讨论路径的尝试。在此，本刊特辑录了会议上较具代表性并且论述角度迥异的三篇文章：杨宸以刘慈欣的小说《三体》的乌托邦性质为关注点，在《从“终极乌托邦”到“宇宙中的人”——论全球化视角下〈三体〉的乌托邦性质》一文中尝试分辨这种乌托邦想象中的均质全球化特征及其与当前全球化形态的关联；于海燕的《京派小说乌托邦书写的时空构态分析》反观了京派小说的乌托邦层面；杨晓雅的《再论乌托邦叙事——重读〈乌托邦〉与〈鲁滨孙飘流记〉》则展开了对《乌托邦》叙事层面的再思考。

作者简介：赵柔柔，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比较文学专业方向讲师。

从“终极乌托邦”到“宇宙中的人”——论全球化视角下《三体》的乌托邦性质

杨宸

【内容提要】本文结合全球化视角考察《三体》的乌托邦性质：《三体》以其科学表达中潜藏的对宇宙的“终极关切”导出了用规律本身建构的终极乌托邦，这一乌托邦空间作为积极的整体性想象，将“人的位置”和“人的目的”统一起来，在世界/宇宙中标示了我们的存在；刘慈欣通过《三体》核心设定的生存—科学—宇宙三重逻辑将宇宙“人类”化，由于“人类”已在“终极关切”状态下为宇宙所标示，使得《三体》所呈现的宇宙与人类不再是主客二元关系，而是界限消融又互相生成的整体性存在。刘慈欣由此召唤出了“宇宙中的人”。《三体》的“宇宙—人类”装置与黄金时代的“人类整体观”及全球化体系中的边缘位置有着密切关联，它最终以均质全球化的想象构成了对当前全球化形态的替代与反动。

【关键词】《三体》全球化　乌托邦　人类　宇宙

From“the Ultimate Utopia”to“Human in the Universe”：The Utopia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hree-Body from a Perspective of Globalization

【Abstract】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Utopia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hree-Body from a perspective of globalization：The ultimate concern contained in the expressions about science of The Three-Body generated an ultimate Utopia which made by the law. As positive imagination of Totality,this Utopian space combined the locality of human with the purpose of human and defined our existence in the world/universe in this way；And with a triple logic of three central novums in The Three-Body which consists of survival,science and the universe,Liu Cixin humanized the universe.Because the human in the ultimate concern state has been defined by the universe,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verse and human in The Three-Body is no longer a subject-object binary relation,but an existence of Totality where the universe has no boundary with human and they becomes each other.In this way,the author summoned the“human in the universe”out of the ultimate Utopia.This Apparatus of the universe-human in The Three-Body i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viewpoint that human is a entirety form the Golden Time of science fictions and the marginal position in the system of globalization.And it finally became a substitute for the current pattern of globalization by the imagination about homogeneous globalization.

【Key Words】The Three-Body　Globalization　Utopia　Human　The Universe

一、引言：《三体》的乌托邦性质与全球化

尽管《三体》曾被纳入各种各样的阐释框架之中，但却很少有人真正注意到这部刘慈欣作品的乌托邦性质。的确，《三体》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乌托邦文本，它既没有完整的乌托邦计划，也缺乏莫尔式的文本实践，然而我们仍然不能忽视小说中跃现的乌托邦空间及奔流于其科幻新异中的乌托邦冲动[1]——它们共同引导着一股潜在的文本意识趋向，并赋予了《三体》以强大的乌托邦性质。不过，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要如何理解这种性质？

詹明信指出，乌托邦“动摇了那种认为未来与我们现在相同的陈腐观念”[2]，这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乌托邦源于对当下的不满。鉴于《三体》讲述了一个人类灭亡的故事，我们很容易将其乌托邦性质与刘慈欣在《一个和十万个地球》等论说文中对人类耽于现状的忧虑联系起来[3]。在这些文章中，刘慈欣坚持运用一种整体性的视野来讨论星际飞行与未来人类的生存问题，这或许得首先归功于科幻作家“把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来描述”[4]的思维方式。正是这种思维方式引导着刘慈欣构筑起了包括《三体》在内的一系列想象世界。因此，从这一观念入手，或许能找到理解《三体》乌托邦性质的“钥匙”。

刘慈欣常常表示，“将人类视为整体”是科幻文学的某种“共性”，但这明显是一个错觉。实际上，无论是早期的儒勒·凡尔纳还是当代的菲利普·迪克，都缺乏“人类整体”的文本实践，而恰恰是在以阿西莫夫、海因莱因等为代表的科幻黄金时代[5]，这种观念才在创作实践和理论表达中被有意识地“生产”出来[6]。其中的原因恐怕不仅仅在于科幻内部的创作新变，更在于对某种历史进程的持续回应。这一进程，便是“全球化”。关于“全球化”的准确定义至今莫衷一是，但不管是新自由主义者还是左翼理论家都不会否认其在最一般层面上的意义，即“全球相互联系的扩大、深化以及加速”[7]，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才失去其疆界性[8]，从而将世界纳入普遍联结的关系之中。因此，从广义上讲，就像德里克所说，“当人或类人猿开始从非洲到全球进行长途跋涉时，作为历史过程的全球化就开始了”[9]，之后经过古老帝国的征服、大航海时代的扩张及资本主义国家的世界战争等等，全球化才演变为今天的当代形态[10]。而纵观科幻发展历史可以发现，作为描述变革之影响[11]与“证明完全不同的生活的其他可能性”[12]之文类，科幻总会以其独特的方式回应着全球化进程：卢奇安以月球见闻讽刺古代世界的交往方式，莫尔将其前科幻的理想社会想象置入开辟新航路的序列当中，工业革命以后，“资本主义科学技术有史以来首次将全球联结起来”[13]，凡尔纳的早期科幻便以大机器式的空间征服表征着其时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主导下的全球化进程……但这些回应都不具有“将人类视为一个整体”的强烈冲动，直到所谓的科幻黄金时代，其时全球化进程突出表现为世界性的总体战争与大国对峙，法西斯与核战争威胁着整个世界，“加强了将人类看作一个单一、全球性的命运共同体的观念”[14]，而科学的进步与技术的跨国流动正好为这一共同体的未来提供了无限可能，加之约翰·坎贝尔等人的推动，技术乐观主义之上的“人类整体观”由是成了这个时期科幻回应全球化的方式。可以看到，“将人类视为整体”的黄金时代创作观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其时的全球化进程，这实际上提示了我们思考《三体》的一个角度——对于深受黄金时代创作观影响的刘慈欣[15]，我们能否从全球化的视角出发来理解其作品呢？

当然，强调刘慈欣与美国科幻黄金时代的关联，并非要将其完全纳入冷战意识形态的框架，而是要突出以全球化理解《三体》的可能性，从而更好地揭示同一全球化进程在不同“位置”所引发的“震颤”之差异。因此，笔者要做的，便是通过探究《三体》的乌托邦性质阐明其与刘慈欣所置身的全球化进程之间的潜在关联——他在焦虑什么？他又在期待什么？

二、建构“终极乌托邦”

在接近结尾的时候，《三体》中出现了非常特别的乌托邦想象，这一想象包含了两个乌托邦空间，亦即两种对宇宙的想象——一是已然消逝的宇宙的田园时代，另一则是即将到来的新宇宙的田园时代：

“……那真是一个美丽的田园，那个时代，距今有一百多亿年吧，被称为宇宙的田园时代。当然，那种美只能用数学来描述，我们不可能想象出那时的宇宙，我们大脑的维度不够。”

“……田园时代的宇宙不是四维的，是十维。那时的真空光速也不是比现在高许多，而是接近无限大，那时的光是超距作用，可以在一个普朗克时间内从宇宙的一端传到另一端……如果你到过四维空间，就会知道那个十维的宇宙田园是个多么美好的地方。”

新宇宙在宏观上一定是高于四维的，甚至很可能高于十维……在新宇宙中，旧宇宙的移民几乎属于同一个种族了，应该可以共建一个世界。智子特别强调，在高维宇宙中，有一个因素使生存的几率大大增加：在众多的维度中，可能有多于一个的维度是属于时间的。

“我很想看看新宇宙是什么样子，特别是当它还没有被生命和文明篡改的时候，它一定体现着最高的和谐与美。”[16]

这两个宇宙实际上是同一的：它们都是高维的，都只能用数学来描述，无法用头脑想象，这意味着，与其他乌托邦不同，这一乌托邦不是经由单纯的生活环境、社会制度或技术水平来想象的，而是经由“规律”（维度）来构筑的，换言之，规律本身成了这一乌托邦空间的根本性基础。那么，这样的乌托邦及其构造方式意义何在呢？

显然，“规律”的展露，必定联系着对规律的发现、了解与把握，而这便涉及所谓的“科学”——怀特海指出，中世纪思想给科学提供了一种“坚定不移的信念”：“它说：有一个秘密存在，而且这个秘密是可以揭穿的。”[17]这一信念支撑着科学对“谜底”的不断追寻，而“规律”恰是“谜底”中至关重要的一块。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宇宙乌托邦的规律性根本便必然地指向了《三体》的科学质素。

科幻理论家苏恩文曾指出科幻文学的一个重要维度是“认知性”[18]，刘慈欣也认为“科幻的灵魂是科学”[19]，这种对科学认知的重视在《三体》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三体》大量的叙述干预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在为事物/事件的原理/原因提供科学的解释，比如解释北美一号太空城纯球体设计的利弊[20]、解释“末日战役”中舰队的战场监测系统为什么没有尽早发现“水滴”的存在[21]等。然而，更重要的方面在于，主导着的《三体》的“想象世界”的三个核心设定——三体世界、宇宙的黑暗森林状态以及因为战争而不断由高维向低维跌落的宇宙图景——均为科学架构的产物：“三体世界”建立在天文学研究中真实存在的半人马座α的三星系统的基础上，而三颗太阳之间的“三体运动”则根源于天体力学中著名的难题“三体问题”[22]；“黑暗森林状态”实际上是一种太空“囚徒困境”，在这一状态下各个宇宙生命所采取的行动则是一种宇宙层面的博弈论运用[23]；“因战争不断由高维向低维跌落的宇宙图景”建立的基础是十维空间和一维时间，这种十一维的架构正是M理论的基本特征[24]。不仅如此，它们同时还是对一些当前科学尚未破解之“谜题”的想象性回应：“三体世界”回应了是否存在外星人以及外星世界是怎样的问题，“黑暗森林”则解答了“费米悖论”[25]，“因战争不断降维的宇宙图景”更是解答了为什么我们宇宙的光速是三十万千米和为什么十个维度中有七个都蜷缩在微观[26]。由此可以发现，这些主导着文本叙事的“谜底”之建构与意图最终都指向了对同一个问题的回答：我们的宇宙是怎样的以及为什么会是这样。换言之，这些“谜底”都关系到宇宙的“秘密”和“真相”。正如物理学家李淼所言，“宇宙是怎么来的，宇宙的宿命是什么？……这些都是一些科学上的终极问题”[27]，对宇宙的“秘密”“真相”的追问就是这样的终极问题，而通过对终极问题的想象性解答来架构整个故事并以之为解决矛盾的法门，则显然是一种“终极关切”的表达。

这种对宇宙的“终极关切”不同于我们一般所言的求知精神，因为它含有对根源性、本质性的知识、答案或存在的向往，这就好像物理学中追求的“包罗万象的理论”（theory of everything）。这一“终极”理论是“其他一切理论的基础，而不需要也不允许有更基本的理论来解释它”[28]，“终极关切”亦是如此，它追问宇宙的“真相”与“秘密”，它关系到根源与本质，最终也关系到人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终极关切”涉及本体论的范畴，实际上是一种存在之思。

这一“终极关切”流布于刘慈欣的诸多作品。在《三体》中，太阳系二维化之后，关一帆告诉程心，银河系人类已经发出了五艘终极飞船：

也有人叫它末日飞船。那些光速飞船没有目的地，只是把曲率引擎开到最大功率疯狂加速，无限接近光速，目的就是用相对论效应跨越时间，直达宇宙末日。[29]

这些坐上终极飞船“直抵宇宙末日”的人放弃了好不容易赢来的安静、安逸的生活，甘愿永远航行，只为去见证宇宙的末日、宇宙的终结——宇宙的“真相”。而这正是一种“终极关切”的表现：“如果某种至关重要的关切自称为终极，它便要求接受者完全委身，而且它应许完全实现，即使其他所有的主张不能不从属于它，或以它的名义被拒绝。”[30]这种使得接受者全身心托付而超越其他所有关切的“终极关切”在刘慈欣的其他作品中同样存在：《中国太阳》中的水娃最终选择离开自己的爹娘、故乡，航向宇宙深处，“用尽全部生命，只为看一眼人类从未见过的事物”[31]；《朝闻道》中，“排险者”答应告诉地球科学家他们想知道的任何宇宙“秘密”，但需要他们用生命来换取，而这些各个领域的科学家、学者最终都抛妻弃子、义无反顾地走上了真理祭坛，因为“对宇宙终极真理的追求，是文明的最终目标和归宿”，“当宇宙的和谐之美一览无遗地展现在你面前时，生命只是一个很小的代价”[32]——这显然是《三体Ⅰ》中如杨冬一般因无法探究宇宙终极规律而自杀的科学家的另一种表达……

刘慈欣曾指出“中国科幻缺少宗教感情”，这种宗教感情是“对宇宙的宏大神秘的深深的敬畏感”，因此他强调一种“SF教”，认为宇宙是科幻小说的上帝，科幻创作者要“感受主的大，感受主的深，把这感觉写出来，给那些忙碌的人看，让他们和你有同样的感受”[33]，所以他认为好的科幻小说应该“培养和加深人们对宇宙宏大深远的感觉，对人在宇宙的位置有更深刻的认识，对人类的终极目的有一种好奇和追求愿望”[34]。这些关于宇宙的表述重点突出的是这样的词汇：宏大深远——这显然指向了“无限”、宗教、终极……而它们实际上都是对“终极关切”的表达：“宗教，就这个词的最广泛和最根本的意义而言，是指一种终极的眷注”[35]，“是被某种终极关切所把握的生存状态”，“终极关切除其不言而喻的终极性外，还是无限的、无条件的”[36]。

从刘慈欣以往的创作实践与创作理念中看来，《三体》实际上承续并进一步发扬了其一以贯之的对宇宙的“终极关切”。而这种“终极关切”由于统摄了人格生活的全部因素[37]（前述“直抵宇宙末日的人”和《朝闻道》中的科学家是很好的例子），所以具有了“信仰状态的整体性与统一性”[38]，这种“整体性与统一性”发展到极致，便导出了《三体》结尾那个由规律构筑的宇宙乌托邦空间。由于它来自对宇宙的终极关切，我们可以称之为终极乌托邦。

终极乌托邦指向一种本质性的范畴，并从根源上统一起了所有的可能性，它包容了所有维度，凝聚起了所有“移民”，它既是“时间”的终结，也是“时间”的开始，它既是一切的归宿，也是一切的始源。在这里，刘慈欣强调的“人在宇宙的位置”与“人类的终极目的”统一了起来，“人的位置”与“人的存在”统一了起来，这既是科幻作家对梦想世界的表达，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他所置身世界的反向隐喻。詹明信曾提出，全球化时代的叙事将“本体论和地理合并为一”[39]，这种确保在后现代世界中不会迷失的“认知测绘”思路实际上应对的是跨国性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恶果”——显然，这一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的全球化进程在普遍联结的许诺下制造了更深的裂痕[40]。由此来看，刘慈欣的终极乌托邦便成了某种消解了负面作用的整体性想象，它以“最高的和谐与美”诠释了对另一种普遍联结的全球化的憧憬，并通过科幻的“宇宙地理（维度）学”走向人的本体论，从而标示了世界/宇宙中的我们的存在。

那么，“我们”是谁呢？

三、召唤“宇宙中的人”

在《时间之外的往事》里，程心这样写道：

现在我们知道，每个文明的历程都是这样：从一个狭小的摇篮世界中觉醒，蹒跚地走出去，飞起来，越飞越快，越飞越远，最后与宇宙的命运融为一体。[41]

程心最终选择离开个人的小宇宙，融入众生的大宇宙，这一选择将直接有助于终极乌托邦的实现。也正因此，程心的“最后时刻”赋予了终极乌托邦唤起的存在以明确的所指，那便是“承担起宇宙责任的人”，或者更概括地说，向往“宇宙”的人。

通览《三体》，我们常常能感到这种对于星空/太空/宇宙的向往，这种向往可以说是一种乌托邦冲动，它有时得到正面的彰显：“注定有一部分人迷恋光速飞船，原因在生存之外”；“因为只有在这个选择中，人是大写的”[42]……有时也以反面的方式展现出来，比如常常有人物发出这样的慨叹：“真那样的话，你仍然很幸运，大多数人，到死都没向尘世之外瞥一眼”；“与星空隔开，梦就没有了”；“太阳系人类很可怜，直到最后，大多数人也只是在那一小块时空中生活过……宇宙对他们仍然是个谜”[43]……而对那些自绝于“宇宙”的人，叙述者则表露了明显的批判意味。

在地球二维化之后，已经成为银河系人类的关一帆与幸存的太阳系人类程心有过如下一段对话：

“太阳系人类为他们的土地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还有谁记得他们？迷恋土地和家园，已经不是孩子了却还是不敢出远门，这就是你们灭亡的根本原因。我说的是真话，不怕冒犯你。”

“你没冒犯我，你说的是真理，我们也知道，但是做不到。你也未必能做到，不要忘记，你们‘万有引力’号上的人是先成为俘虏，然后才变成银河系人类的。”[44]

不同于程心回答中的家园意识，关一帆的话从另一角度表达了对自绝于“宇宙”的人的批判，这一批判指出人类灭亡的原因在于“迷恋土地和家园，已经不是孩子了却还是不敢出远门”。这里有一个重要的词：“孩子”。在《三体》中，叙述者常常将“人类”形容为“孩子”/“婴儿”：“两个世纪以来，人们的潜意识中形成这样一个共识：不管情况糟到何等地步，总会有人来照管他们的”；“对于已消失在太空中的‘蓝色空间’号飞船，人类社会的孩子脸又变了”；“人类这个文明的婴儿被丢弃在阴森恐怖的黑暗森林中，他大哭起来，只想抓住妈妈的手”[45]……在一篇呼吁人类应该走出地球、航向宇宙的文章里，刘慈欣也使用了这一比喻：“人类文明作为一个整体，就像人类的个体婴儿一样，在没有父母帮助的情况下，真的永远无法走出摇篮。”[46]结合这些表述，我们不难发现“婴儿”/“孩子”所指向的就是自绝于“宇宙”的人，由此回看关一帆的话，我们便可觉出其中的批判意味：自绝于“宇宙”等于自取灭亡。这一批判并非否定人类，而是含有一种对于“孩子”的恨铁不成钢的意味，反过来，它实际上也暗含了这样一层意思：人类面对宇宙应该有哥伦布面对新大陆时的情绪[47]，只要从自绝于“宇宙”的人转变为向往“宇宙”的人，人类就能拥有宇宙的无限可能（走出地球的银河系人类最终建立了好几个世界）。

联系刘慈欣作品中潜藏的“终极关切”，这种向往“宇宙”的人极其容易引发两种理解。一是将向往等同于征服，把宇宙看作人要开拓的“外部”，由此向往“宇宙”的人被纳入了传统的、强调进步向前的自由主义乃至殖民主义的框架，在这个意义上，刘慈欣的《三体》实际上继承了早期凡尔纳的衣钵[48]；另一种思路则相反，它从“终极关切”所带有的“宗教情绪”出发，将“宇宙”理解为神性的，而人类之“向往”则源于其相对于宇宙的渺小、必须臣服的姿态，如有论者指出，《三体》“将启蒙时代完成的由人取代上帝作为世界的中心，逐渐置换为自然以及被转喻为自然的宇宙为中心”[49]，其背后隐藏的是今天的新自由主义话语。这两种矛盾的观点各有依据，本身便说明了《三体》这一文本的某种复杂性，但就整体来看，笔者皆难认同，因此，我们需要阐明的是，《三体》究竟表达了怎样的宇宙—人类之关系？

《三体》三部曲的整个“想象世界”是由宰制着文本叙事的三个核心设定——三体世界、黑暗森林状态、因战争不断由高维向低维跌落的宇宙图景——支撑起来的，而这三个核心设定实际上具有共同的三重逻辑：第一重逻辑是“生存逻辑”，这三个核心设定都涉及对外星生命的想象，而这些外星生命身上所展现的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以生存功利为主导，这也是《三体》的宇宙社会学的第一个公理“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50]，生存逻辑主宰了整个宇宙的发展，主宰了核心设定，也就主宰了《三体》的“想象世界”；“科学逻辑”是第二重逻辑，三个核心设定都既是一种科学架构的产物，也是对某一科学“谜题”的想象性解答，“科学逻辑”充分地渗透在了核心设定之中；最后一重逻辑是“宇宙逻辑”，三个核心设定都关涉宇宙，关涉宇宙的“秘密”与“真相”，关涉宇宙的根源与本质，它最终是一种对于宇宙的想象。

这三重逻辑有什么意义呢？首先，生存既是人的本能，也是所有生物的本能，但请注意，这里的“所有生物”是“地球上的所有生物”，是“人和人已然认知的所有生物”，换言之，这种生存逻辑根源于人对自身和对地球上其他生物的认识，从这一层面而言，生存逻辑实际上是人类自身意识的一种表达；其次，“科学”是人类理性认知能力的重要体现，它充分展现了人类认知功能的强大；再次，“宇宙逻辑”，前面已经提到，是一种对宇宙的终极关切，具体而言，是人对宇宙的终极关切。

到这里，我们似乎可以得出结论了。但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问题，我们需要将《三体》的核心设定与另一本著名的科幻小说《索拉里斯星》的核心设定进行对比。

《索拉里斯星》是波兰殿堂级作家斯塔尼斯瓦夫·莱姆的经典科幻作品。小说的故事围绕着一个名叫“索拉里斯星”的外星球展开，而它的核心设定则是包裹着索拉里斯星的“海洋”。这一“海洋”不是一般的海洋，而是具有意识的智慧生命体，地球上的众多科学家尽数十年之功想要理解这庞大的智慧生命，“一代代科学家前赴后继，在尝试与大海建立智慧沟通的道路上百折不挠”。但他们最终都失败了，因为他们发现“人类总是在自己的地球经验、地球概念里绕来绕去”，他们发现“这一切都是难以言传的知识，如果我们试图将其转换为某种地球语言，则搜寻到的所有价值和意义都将丧失”，他们还发现他们对“海洋”的理解“纯属是将其拟人化了。在没有人的地方，是不会有人类特有的动机问题的”[51]。正如詹明信所言：“面对着大量关于索拉里斯星的新资料，人们却依然是神人同形同性的哲学体系的囚犯”，“理论——从科学的到宗教的——的生长都化为乌有，因为海洋不是人类的创造物，因此也无法根据定义事先被理解”[52]。而那片不断“逗弄”着人类的“海洋”却只是存在着，“他不拯救什么，不服务于什么，他只是自己存在着”[53]。因此，《索拉里斯星》表现出了“绝对不同和相异之间的无法沟通性”[54]，那片存在于人类意识与认识之外的“海洋”最终以其姿态万千的“沉默”昭示了人类在自身之外的无能为力。

《索拉里斯星》的不可知论与《三体》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如果说《索拉里斯星》表现了人类在面对自身之外的存在、面对“宇宙”时的窘迫，那么《三体》则刚好相反：经由核心设定，人类意识将宇宙的本质完全“人类”化，而人类的认知能力也将宇宙的“本质”彻底地把握了。此前的许多科幻作品，如《基地》系列、《银河英雄传说》系列，不过是扩展了人类的活动空间，让宇宙成为人类充分表现自己的舞台，在这种呈现方式中，宇宙不过只是背景，它与“人类”终究是分离的。而在《三体》中，宇宙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人类”的，而且宇宙的“本质”也是能为“人类”充分把握的，简言之，宇宙根本上就是“人类”的。正如科学家彭加勒认为，天文学的意义在于表明了“人的心智是何等伟大”，“人的理智能够包容星辰灿烂、茫无际涯的宇宙”[55]，这种宇宙“人类”化的方式是对“人”本身的前所未有的极大的肯定。

显然，这种思路不同于对宇宙的“神性”认定，因为“宇宙”从本质上来说是属“人”的，但另一方面，它也不能被纳入早期凡尔纳作品的脉络，因为凡尔纳不过是在“已经勾勒好的画面的空白处填上几笔”[56]以激发人类探索、征服世界之热情。而在《三体》中，“宇宙”在未被发现之前就已被确认，“星辰大海”不再是未知的“征途”而是潜在的“地图”。在某种程度上，《三体》诠释的宇宙像极了今天的全球化时代，用詹明信的话说，“前资本主义幸存下来的最后一些内、外部地带……最终在后资本主义下被彻底侵蚀了”[57]，于是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不再拥有“外部”的世界。但这并不意味着《三体》延续了传统的自由主义思路，以“人类”去取代“宇宙”，因为，在“宇宙”人类化的同时，处在“终极关切”中的人本身也已为“宇宙”所定义。换言之，《三体》所呈现的宇宙—人类不再是主体与外部二元对立的关系。如果在很粗浅的意义上挪用德勒兹“域外”[58]的说法，那么可以说，无论是“人类”化的宇宙还是向往“宇宙”的人，它们都来源于那个外在于内部（人类）与外部（宇宙）的域外，在那里，“宇宙”与“人类”混沌未分，却又互相生成，在那里，“终极关切”使人类和宇宙达到主客体界限的消融[59]，但与此同时宇宙成了“人类”的，而人类也成了“宇宙”的。刘慈欣在《三体》中赋予了这样的“域外”以具体的形象，那便是小说最后的那个终极乌托邦。而正是借由建构这一乌托邦空间和向往“宇宙”的乌托邦冲动，刘慈欣最终召唤出了他所期待的“新人”——“宇宙中的人”。在这里，“宇宙”和“人类”以“整体”的形态出现，这也是程心最后写下的那句话的含义：“与宇宙的命运融为一体”。正是这种对整体性的实践——而非对四散分裂（小宇宙）的维持——为《三体》的整个故事画上了最终的句点。

四、结语：全球化中的刘慈欣与《三体》的均质全球化

如前所述，《三体》的科学表达中潜藏着对宇宙的“终极关切”，“终极关切”导出了小说结尾以规律本身建构的终极乌托邦，这一乌托邦空间作为本质性范畴和积极的整体性想象，将“人的位置”和“人的目的”统一起来，通过“宇宙地理学”走向人的本体论，在世界/宇宙中标示了我们的存在；另一方面，刘慈欣通过《三体》核心设定的生存—科学—宇宙三重逻辑将宇宙“人类”化，而由于这里的“人类”已在“终极关切”状态下为宇宙所标示，使得《三体》所呈现的宇宙与人类不再是主客二元关系，而是界限消融又互相生成的整体性存在，正是在这一存在中，刘慈欣召唤出了他所期待的“新人”——从“终极乌托邦”中走出的“宇宙中的人”。这便是《三体》的乌托邦性质所在。然而，我们要追问的是，刘慈欣以整体性的意识构建出这一宇宙—人类装置，其目的何在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还是得先回到“宇宙”。

虽然刘慈欣在《三体》中以一种“终极关切”式的乌托邦冲动归结了人类对宇宙的情感并将之引向形而上的领域，但是我们仍然能从他自己的叙述中发现这一整体性意识中的“缝隙”。显然，“终极关切”是诸多情感聚合的产物，而这些情感，刘慈欣常常表述为：茫然、恐惧、好奇、探索的冲动……[60]从中我们可以抽离出两大主要感情，一是对未知的恐惧，二是对未知的好奇。这两者看似截然对立，却殊途同归地导向了一个结局：一方面，人类面对未知的“黑暗而幽深的宇宙”，“想抓住一双并不存在的手”[61]；另一方面，未知宇宙的广阔可能性，向人类发出“无声的召唤”，“把人类文明的使命宣示得清清楚楚”[62]。两方面汇聚在一起，便产生了作为“终极关切”之根基的情感：融入宇宙的冲动。而这一冲动的两个脉络实际上根源于更现实的层面：无论是将人类视为整体也好，还是对宇宙的向往也好，它们都是黄金时代科幻理念的重要基石。如前所述，黄金时代的作家们形成其理念的方式与刘慈欣的“融入宇宙”的思路非常相似——一方面，他们因核战的威胁而为人类感到忧虑；另一方面，他们又因技术的进步对人类充满自信。这二者的合力使得他们不断将眼光推向宇宙，推向未来，并以坚实的技术导向承当起人类这一整体的命运。然而，他们与刘慈欣又是不同的，因为当他们将目光投向宇宙并且说着要承担起人类整体的命运时，他们是站在一个全球化体系中的主导国家的“位置”上来发言的，而这一“位置”恰是刘慈欣所不具备的——这一“不具备”不是说刘慈欣无法体认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日益重要的地位，而是指由于其成长于“东方红与煤油灯”的第三世界国家的经历使他无法舍弃“普通人”的视野，所以他总会在他那浩渺无际的想象世界中为普通人留下一个位置，比如宇宙战争中的乡村教师[63]，比如面对人类末日的三个老百姓[64]。因此，向往“宇宙”的主体虽然是极其抽象的（被抽离了具体身份），但它在刘慈欣那里却一定会有一个“普通人”的底色，这使得刘慈欣必须面对并弥合承袭自全球化主导国家的“人类整体观”与“普通人位置”之间的分裂。这一分裂的原因在于，“普通人”及其背后更为广大的群体正好是在全球化进程中最容易被边缘化的。换言之，如果任凭发展，“普通人”可能无法被有效整合进“全球化”所划定的“人类整体”疆界之中。这一边缘化的恐惧与刘慈欣出版《三体》时中国科幻的边缘化焦虑叠合[65]，于是“融入宇宙”便成为了必然的选择——因为，只有在与一个宏大对象的融合过程中，“普通人”对人类整体的向往和对边缘化的恐惧才能得到化解。

然而，当普通人/边缘者进入这个全球化宇宙时才发现，这个梦想的乌托邦之地竟是如此等级森严（维度区分），充满杀机（黑暗森林）。有论者认为，刘慈欣创造的“黑暗森林状态”实际上是对霍布斯“自然状态”理论的宇宙尺度展开[66]，这提示了我们思考刘慈欣宇宙架构的路径。麦克弗森曾指出，《利维坦》中“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的自然状态正是对霍布斯时代占有性市场的隐喻，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也可将刘慈欣的宇宙架构视为对我们时代“结构化和分层化”的全球化体系[67]的隐喻：它使不进入其中的普通人变得边缘，它使进入其中的边缘者成为“底层”；在那里，“宇宙”是“宇宙”，“人”是“人”，“宇宙”使“人类”自相残杀，“人类”让“宇宙”走向灭亡。

从这样的“宇宙”出发，《三体》的乌托邦性质之重要性才凸显出来。德里克曾提出，如果要解决当前全球化进程所引发的结构性不平等，恐怕需要“一个不同的全球化”[68]。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三体》为我们提供了相对于当前自毁式全球化体系的拟换性框架，这便是《三体》的均质全球化想象——刘慈欣以威尔斯式的颠倒打破了凡尔纳—黄金时代式的技术乐观，强行拗断发展的链条，用突变的方式构筑起整体性的“宇宙—人类”装置。在这个装置中，既没有中心—边缘、等级区隔，也没有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在这个装置中，“宇宙”和“人类”成为了一体，“终极乌托邦”与“宇宙中的人”融为了一体。正如刘慈欣所言，“我所做的一切就是用基于科学的想象力去想象这种关系的可能性”——“整个宇宙的演化和运行，和每个人类息息相关”[69]。

当然，尽管区别开了黄金时代的技术乐观主义，但《三体》的乌托邦性质仍以科学的方式带有某种技术色彩，这一色彩所携带的非历史性使得它既难以实现，同时也潜伏着危机。不过，这并不妨碍它对于当前全球化时代的回应，在这一回应中，它以整体性的“宇宙—人类”装置与均质全球化的想象，昭示了我们面对未来的焦虑与期待。

作者简介：杨宸，北京大学中文系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生。

京派小说乌托邦书写的时空构态分析

于海燕

【内容提要】京派小说的乌托邦书写显示出了多元立体、演化互动的乌托邦构态特性，展现了在人的意识情感作用之下所引发的时间意识与空间形态的丰富变化。在京派小说的乌托邦书写中，不再以高尚趋同的乌托邦人格确保乌托邦整体构态的恒久稳固，而是基于对个体感性生命的认可与释放，以突出凝冻与延宕的时间意识，以及迷宫与部落的空间形态，来实现乌托邦整体构态在时空维度上的特征化呈现，凸显了人之于乌托邦构态的重要影响。

【关键词】乌托邦　京派小说　构态　时间意识　空间形态

Time·Space：The Configuration of Utopia Writing in Beijing School Fiction

【Abstract】In Beijing School fiction,the configuration of Utopia shows its multi-dimensional,interactive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With the frozen and delayed time consciousness,labyrinthic and tribal space form,the configuration of Utopia in Beijing School fiction shows the rich sense of time and space changes caused under the affection of human spirit,highlighting the influence of people's subjective experience to the configuration of Utopia.

【Key Words】Utopia　Beijing School Fiction　Configuration　Time Consciousness　Space Form

融自然环境之美与人情人性之美于一体的诗意乡土，一直被视作京派小说中重要的乌托邦具象，而“梦”则作为诗意乡土的二次假喻，直接指向了乌托邦的虚幻性特质，吸引了众多研究者围绕其展开精细而深刻的解析。在中外关于乌托邦的经典理论构想之中，自然环境、组织制度、文化风俗等均会被视作重要的“构态”（configuration）要素，被用于对这一理想空间的建构之中。而人——定居于乌托邦中的人，作为某个具体乌托邦中物质资料的维护者与利用者、组织制度的创造者与执行者、文化风俗的孕育者与传承者，在其本身即为乌托邦的构态要素之一的同时，又几乎成为了联结其他构态要素的一个关节。因此，对京派小说的乌托邦书写进行构态分析（configuration analysis），将有助于透视沁渗于京派小说中的乌托邦精神及其特征化呈现。

保罗·蒂利希在论及乌托邦的存在基础时，关注到了人这一普遍而又特殊的点，认为正因“人的存在代表了普遍存在，这就意味着乌托邦在普遍的存在中也有它的基础”，也正因“人的一些特征”是由人的本质而生发的，所以应该通过对这些特征的考察来探究乌托邦这一具有意义的概念。[70]若依循蒂利希的逻辑理路，人或可成为探究某一特定的乌托邦的构态的切入点。经由这一切入点考察乌托邦形象的嬗变，势必会觉察到历史上一些经典的乌托邦书写对集体人格的注重，乌托邦人往往因趋同的高尚人格而成为乌托邦构态里的天然完美因子，在确保乌托邦稳定运转的同时却难免呈现出其作为一种结构性要素的扁平印象。

尤·布朗芬布伦纳曾在其著名的生态系统理论中，强调了以个体与外部世界之间的“演化互动”（evolving interaction）为基本关系形态的三个重要特点：首先，个人于其所处的外部世界而言，并非仅为一个纯粹的被影响者，其作为主体的能动性使之具备重构外部世界的能力；其次，人与其外部世界间的影响作用是双向交互的；再次，对于人而言，外部世界本身即为一个复杂层叠的构成，它对前者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作用。[71]依据这一理论来审视京派小说创作，则会发现，在京派小说的乌托邦书写中，上述乌托邦人的扁平印象发生了极大程度的淡化、甚至扭转：京派作家笔下的乌托邦构态，是一个凭借人这一重要关节而呈现的立体的、变化的互动组织。这一重要特征体现在对时间与空间这两个最基本的存在向度的确立之间——表现为作品中“凝冻”与“延宕”的时间意识，以及“迷宫”化与“部落”化的空间形态。在京派小说的乌托邦书写中，特别显示出了人之于乌托邦整体构态的影响力：上述时间意识、空间形态的各种表现，均在相当程度上形成于人的主观体验之间。因此，在京派小说中，正是基于人与外部世界间的多元互动，方成就了其乌托邦构态的独特性。

一、“凝冻”与“延宕”：京派小说乌托邦书写的时间意识

当亨利·柏格森首先从时间的本质性特征来阐释“绵延”（duration）的内涵之时，时间在本质上非断裂的整体流动性，及其作为体验对象时的主观化特征，便从其可被统一分割度量的外壳之下释放了出来。柏格森认为，“靠我们意识而存在的绵延，是一种具有自身节奏的绵延……在我们的绵延里（我们的意识能够知觉到这种绵延）一个既定瞬间只能包含我们能够察觉的、数量有限的现象”[72]，而在唯一的绵延之上，存在着的则是我们对具体对象所持有的非连续的、线段化了的意识，“心灵生活这种明显的非连续性，是由于我们的注意被一系列分割的动作固定在了心灵生活上；实际上只存在一个平缓的坡，但我们的注意行动则是断开的……我们的注意之所以固定在这些事件上面，是因为它们使注意更感兴趣，但其中的每一个都产生于我们心灵存在的整体流动”[73]。就这一意义而言，主体对于时间的意识便具有了一种决定性的意义，换言之，时间意识的改变是主体之于对象的认知变化的一个基点。惟其如此，以上述非连续的、线段化的意识的形态为单位，考察某一特定文化群落及其文学创作中所流露的时间意识与呈现方式，或可为一种可行的研究途径。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我国的整体文化格局与潮流不可不谓经历了一场“二次”转向，所谓二次，是相对于我国“五四”时期的文化革新而言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以民主思想与科学精神为旗，以白话文为刃，试图以整体性的反传统方式，试图以割断与封建正统文化之间的脐带的方式，托出一个崭新的时代。然而，在这个新生命被命名尚不足十年的时期里，它又迅速地被以相似的方式质疑、搁置，直至1928年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以“文化批判”的方式，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资源与现实意义进行了强势的价值重估，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以先锋的马克思主义为精神资源的二次启蒙。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次文化格局与潮流的大调整，都如出一辙地以文化“断裂”的策略被组织、运作，文化脉流的缠结、嬗变在彼时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危亡局势的胁迫之下，不得不被以社会效用的标尺丈量、筛检，使之能够最及时、最高效地作用于社会实际境遇。因此，盘踞千年的文化根系在进入20世纪后，被一种崭新的历史化的话语方式反复割离，我国的文化脉流以时代为其新名，其交替更迭的行进姿态使得历史被加以线段式的解读。一个典型的例证便是钱杏邨发表于1928年的重要文章——《死去了的阿Q时代》，作者在文中称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已然“完成了他的时代的记载……阿Q时代是死得已经很遥远了！我们如果没有忘却时代，我们早就应该把阿Q埋葬起来！……我们是永不需要阿Q时代了”[74]，断言式的论述间不乏一名左翼知识分子对认识、把控时代主潮的自信，这种话语自信体现了一名知识分子投身时代潮流时的心理归属感与积极的身份认同意识。而随着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正式成立，以上海为中心的文化资源被进一步整合，“潮流”在更直接有力的领导、组织之下，顺理成章地成为“主潮”。那么，与一系列实际社会运动相呼应的，对于一个新生的、必将拥有无限生命力的“新时代”的理论阐释，便自然地拥有了最坚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因此，作为这一新的历史化阐释策略的内在支撑，以往稳定、连续、同平面单向度延伸的线性时间观逐渐被新锐、断裂、多平面阶梯式上升的线段化的时间观所替换，而对于历史、文化冠以以“时代”为单位的断代式阐释，亦自然成为了这一时间观的重要表现。

与发生在上海严密组织之间颇具声势的文化运动有所不同，随着20世纪20年代末以及30年代国家政治中心的南移，在北平这个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与孕育场，凭借着弱化了的政治语境以及城中多所高等学府未被战火消耗殆尽的学术氧气，京派知识分子们对中国的文化历程进行了相对冷静的再思考。他们将目光重新移至中国传统文化的源流里，试图从文化层面上整理、修复足以渡中国出危难的精神支架，而这种于乱世与危难间施行文化修葺的选择糅合作家天然的审美理想，便不可避免地转化为了一种乌托邦的意味，自然地流露在了京派作家的文学创作之中。恰如蒂利希总结的人企图实现某种期望的“理想结构”的一个显著特征，即“它们并不单单是向未来的投射，而同样也可以在过去中发现”；而在论及乌托邦之本质时，他进一步指出，“每一种乌托邦都在过去之中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基础——既有向前看的乌托邦，同样也有向后看的乌托邦……被想象为未来理想的事物同时也被投射为过去的‘往昔时光’——或者被当成人们从中而来并企图复归到其中去的事物”[75]。无论是京派作家从传统文化里为中国的历史进程寻求依据的理论自觉，还是流露在其文学创作中的古典审美情趣，都为他们在以激荡“现时”为参照的时间坐标上截取了一段“历时”的印象。而京派作家的思想理念与时代主潮之间的距离，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顾惜态度，均以或凝冻、或延宕的时间意识，体现在了他们的小说创作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