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凤鸣：我热爱这片土地

人物名片　孙凤鸣，内蒙人，1983年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现任西藏自治区公安厅副厅长。

22天的进藏之路

孙凤鸣是内蒙人，1983年毕业于北大法学院，适逢北京市政法学院改成中国政法大学，需要许多师资，管毕业分配的老师想把他分配到政法大学。当时才二十来岁的孙凤鸣不太愿意留在院校，而更想去公检法等部门干一些实际工作。他不想去政法大学，北京又没有其他合适的单位，想回内蒙老家没有分配的名额，而学校正大张旗鼓地动员毕业生去西藏，有意向去的学生比较少，于是他跟老师讲自愿要求进藏。他说：“那时年轻，想法比较单纯。来西藏其实也挺偶然的。”他喜欢写点东西，想着到西藏来可能会获取更多的写作灵感。另外，国家当时的政策是八年内调，对于进藏大学生工资也有优惠，对于他这种家境比较贫困的学生也是比较有吸引力的。他当时跟北大、教育部、西藏都签了合同，这份合同孙凤鸣一直保存到现在。对于他去西藏，父母也没有多说，只感觉西藏太远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一趟。而同学都跟他讲西藏气候不好，要多保重。从北京出发时，二十多位同学到车站送他，那天不巧下起了大雨，他们就一直站在雨中，直到列车开走……

进藏的路特别难走，他从老家内蒙出发，坐火车到北京，又从北京坐火车到西宁，再从西宁坐汽车到格尔木，在格尔木进藏大学生接待站又等了十几天，当时国家投资建设青藏公路，公路改建。他在戈壁滩上一共走了一千来公里，起早贪黑的走了四天。前后22天才到西藏。一路上高山反应挺厉害的，到拉萨才好一些。他说：“到拉萨后我还能踢球、跑步，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越来越不好了，缺氧对人的各个器官都有影响，心脑血管、胃、肾都有毛病了，不过刚进藏那会真有‘少年壮志不言愁’的感觉。”

在西藏工作要经受三个方面的考验

去之前他对西藏毫无概念，除了知道有个布达拉宫外什么都不了解，只觉得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看过电影《农奴》，知道西藏的条件很差很艰苦。但是去了之后西藏的艰苦程度却超过了他的想象。二十几年前的西藏与现在相比有着天壤之别，他说，“现在来的人感觉西藏比他们想象中的要好，我们那会来的人感觉西藏要比我们想象的差得多。”当时全拉萨只有一个理发店、一个饭店、一个澡堂。很难吃到新鲜蔬菜，多数情况下都是吃罐头，以及有限的几样菜——土豆白菜之类。不过物质上的困难还在其次，精神上的孤独更让他难以忍受。原本想去人大法工委或政府法制局的孙凤鸣，阴差阳错到了西藏自治区公安厅。当时公安厅给他分了一间大平房，大概二十多平方米，屋内只有一个桌子、一把椅子、一张床，周末他没地方去，就坐在屋里发呆。他说：“来西藏，在西藏坚持这么多年是需要一种精神的。”

刚来时他被分到办公室做材料工作，转正半年多被破格提拔为研究科科长，研究科管全区公安厅的材料，他天天加班加点的爬格子写材料。后来在基层挂职锻炼了两年，到一个分局做教导员，回来后还是继续在办公室工作，虽然他不是在一线搞侦察破案，但是西藏一些重大的事情他都经历过，后来在办公室当副主任、主任，一直到副厅长。

孙凤鸣任研究科长时，当时全国其他地方都有《公安》报纸或杂志，而西藏没有，他和几个年轻人创办了《西藏公安报》，这是一个综合性的刊物，包括文学、公安等各方面的东西，从最早的一期办到《西藏公安》杂志，到现在改为《西藏公安研究》。他曾经写了许多包括“试论公安队伍的正规化建设”、“警民关系的社会心理探讨”等文章。这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他当初想写点东西的愿望。并且直到现在他还是保持着当年在北大不断看书学习的习惯，时时更新自己的知识。

“在西藏工作要经受三个方面的考验”，孙凤鸣说，“首先是政治上的考验，这在西藏是非常现实的，每天都可能面临这方面的考验，有些西藏领导干部甚至还经不起这个考验。其次是艰苦生活环境的考验，这个也必须要经受得住。第三是金钱等物质方面的诱惑。”

最美好的人生时光献给西藏

如今，孙凤鸣在西藏已经待了二十多年，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都献给了西藏，跟他同期进藏的人，多数都回内地了，他却仍然留在那里，他也有一些机会可以回内地，单位的挽留，加上妻子也是当地藏族的，方方面面的原因让他还是留在了西藏。西藏每年有一到两个月的休假时间，他利用这段时间回内地探亲，从高原到平原，孙凤鸣说每次都要昏昏沉沉地醉氧一个星期。

长期的高原生活让他的身体受到了严重的侵蚀，但他从来没有后悔过，他说：“虽然在西藏也失去一些东西，但是得到的更多。”西藏对人的心灵是一种净化。在这边他工作比较顺利，能干到今天他很满意。机关里大家相处得也非常融洽，人际关系比较单纯，藏民族也是一个非常朴实、善良的民族，在西藏这种环境中人生活得很简单，没有什么值得后悔的。他说：“在西藏能一直走到今天主要是对这片土地有感情，热爱这片土地。每次从内地回来，一下机场我就有一种特别圣洁的感觉。蓝天白云，清澈的水，西藏让人感觉特别清爽，在这里能获得一份宁静的心。”

人活着总要有点理想、有点精神

谈到现在进藏的大学生，他说：“现在大学生毕业时就业的压力比当时要大，我们当时是分配制，就业是没有问题的，尤其是北大的毕业生去一个比较好的单位问题不大。现在有些学生来西藏大概考虑实际的功利的东西多一点吧。但是来西藏还是需要一点精神的。”他提到所在的单位去内地比如中国政法大学招人时，很少有人来问相关情况。他说：“现在的孩子们比我们那时实际多了，我经常说1983年进藏的大学生是中国最后一批理想主义者。”

末了，孙凤鸣意味深长地说：“就我二十多年的实践经验来看，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不要把人生看得太理想化，不要把理想太世俗化。走进社会之后，个人的很多理想不可能按照自己的设定去完成，理想跟现实还是有很大的差距，但是人活着总要有点理想、有点精神，不要把这种理想太世俗了，要在世俗的烟尘中让心底留一块不受污染的绿洲。”

（文/尹艳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