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在草原打针

我不是医生，也不是护士。这辈子压根儿不具备那个才能和兴趣。只是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和特定的环境中，我当上了草原的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这个词，产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文革时代”的南方农村。那里的乡下人长年打赤脚，和当地人融为一体的知识青年们虽然也打赤脚，劳动之余却背起了药箱，走门串户看病，深受缺医少药的农民欢迎。这个词也就应运而生，含有一种亲昵的味道。

按今天的眼光看，没有医生资格就随便给人看病开处方，无异于犯法。但在穷困偏远地区，却起到了救死扶伤的作用。况且那时的中国也没有什么像样的法。那股热风一直吹到了北边的大草原，我们这些有点知识的北京插队青年摇身一变，成了草原上的赤脚医生。其实应该叫马靴医生才对，这里是绝对不能打赤脚的，要是赶在冬天打赤脚，脚丫子肯定要冻掉的。

第一针就打错了

公社要举办赤脚医生培训班，每个队选几名知青参加。这个消息很快在草原上传开，我也被赶鸭子上架，成为其中一员。倒不是喜欢，主要是好奇，同时也觉得是个本领，不妨一试。知青中的确有人爱上这一行，好几个同伴回城后上了医学院，现在成了北京几家大医院的医生呢。但我却远离此道，大概从我打第一针起就注定了我不是这块料吧。

草原虽然还保留着原始的游牧习惯，但组织却是现代式的。那时“旗”（相当于汉族地区的县）的下面是人民公社，公社下面是生产大队，大队下面是小组，也就是各个游牧组。公社主要从事行政领导，党委书记都是旗里派来的国家干部。经济和生产管理等都在大队，属于大队经济核算制，由大队党支部负责全面工作。

公社有医院，那里都是些正规医生和护士。只是人数有限，没有力量去基层大队巡诊，大病号要直接到公社医院就诊才行，下面的蒙古包实际上等于无医无药。

这次学习，有医生专门给我们讲课和做简单实习。“文革”全国停课两年后，我们这些中学生又有机会学习，大家都觉得挺新鲜，甚至还有一点激动呢！

我第一次听人讲医学知识、各种病的区别和用药常识，小笔记本记得密密麻麻。最后实习注射时由学员互相打针。只记得医生说扎针时要狠点，针头离皮肤还有一点距离的时候猛地扎下去，有个冲劲，这样皮肤就不会感到很疼。如果针头触到皮肤后再生硬地往里捅，就会感觉非常疼痛。对方给我打针的感觉我已经忘记了，我给对方打的时候下了好几次决心，悬空掂了好几次针管，都不敢一下子扎下去。犹豫了半天，结果还是针头接触了对方皮肤以后扎进去的。捅的时候，看得出对方皱起了眉头，疼得龇牙咧嘴的。

培训结束，公社医院给各队发药，然后再由各队分配给小组。因为药量有限，同一个药盒里也有装两种针剂的，当然都是本人自己装了。然后我们背着鼓鼓的药箱兴高采烈地回到各自的蒙古包。经过一周的培训，我成了我们大队第六组的赤脚医生。

很快有了第一个病号。组里一个年轻的女牧民身上起了一片又红又痒的小疙瘩，看样子是湿疹类过敏症，我决定给她打针。这是给患者的第一针，我很紧张。我把针消了毒，小心翼翼装在针盒里，然后寻找我要用的药。我在一堆药盒里翻了一会儿，看到盒上写着“扑尔敏”三个字，迅速拿起来向牧民走去。

我用酒精棉给她的皮肤消毒以后，取出针管并插好针头，然后从药盒里取出一支水剂。用镊子敲开药瓶的时候还挺顺利，齐齐地削掉了头部的细管。因为如果敲不好，可能会把瓶子整个敲碎。我迅速把针头插进小瓶里吸药水，然后准备给病人打针。因为在公社练习扎针时不大成功，我的心思完全集中到如何扎上了。我掂了掂手里的针管，猛地一下扎进女牧民的皮肤。这次成功了。看到女牧民脸色依然柔和，我松了一口气，心想我还是可以学会的。

接着我开始收拾扔在地上的空药剂瓶。等我拿起空瓶子时，上面的字一下进入我的眼帘：“阿托品”，我顿时呆了。我反复看了几遍，的确是阿托品。但药盒上写的是“扑尔敏”呀！怎么会混了呢？我脑子里一下成了空白，心也咚咚跳起来。我想起来了：在各组分药的时候，我在扑尔敏盒里放了一半的阿托品。是我自己装的，怎么忘了呢？这么大的事，为什么没有在药盒上面写字注明呢？我惊惶失措，悔恨交加，但也不敢在牧民面前表现出来，只想下一步该怎么办。队里的另外一个赤脚医生赵昕，就在附近不远的组里，比我医学知识多，只能求她想办法了。我赶紧找了一匹马，骑上去找她。一路上我心慌意乱，不知如何是好。

路很近，我很快找到她。跟赵昕急急说了情况以后，她立刻狠狠批评我：“这是人命关天的事，你为什么打针以前不好好看瓶子上的字？”我说：“现在讲这个也没有用了，赶紧想办法吧！”我几乎是在哭着求她。她马上翻出医书，查我打的那支阿托品的剂量和副作用，并告诉我：“那一支是极量，很可能出事。目前最好打一支解毒药，要是有仙鹤草素就好了，可惜我手头没有。公社医院太远，远水也解不了近渴。”

“那怎么办呀？总得想点办法呀！”我急得拉着她的手，泪水在眼眶里打转。看我丢魂丧胆的样子，她只好说：“不管怎么着，先去看看再说吧。”她迅速骑上马跟我去看患者。一路上我想：“如果这个女人死了，我只能坐牢了，一辈子就这么完了。”我害怕极了，觉得天昏地暗。

到了牧民包附近我俩下了马，发现没有什么动静，如果出了事，肯定不是这个气氛。我跟赵昕进了牧民的蒙古包，看见那个年轻女子半坐在地上。所谓半坐，就是一只腿跪一只腿蹲，蒙古包里女人最常见的坐法。她穿着缝制合体的绿色蒙古袍，衬出高大丰满的体型，正往灶里添牛粪烧火，看见我们两人后腼腆地一笑。赵昕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看得女人脸都红了。赵昕问她：“你觉得身上有什么地方难受吗？”她摇了摇头。

赵昕松了一口气对我说：“看样子不大要紧，咱们再等等吧。”我们大约等了半个小时，那女人没有什么变化，赵昕用手电筒照了照她的眼睛，告诉我：“瞳孔有点放大，这是阿托品的副作用。但总的来说问题不是很大。”看看没什么要紧了，我送赵昕回去。她一边走一边教训我，我无话可说，只能默默点头。后来我猜想，阿托品是治肚子疼的，草原上的女的大概经常这疼那疼的，那女人又很高大，所以极量的阿托品才没有带来可怕灾难。

草原上虽然闭塞，这种消息还是不胫而走，很快全公社的知识青年都知道了我的这件糗事。后来去公社买粮食，特别是碰到别的队的男生，他们骑在马上，远远看见我就高声大喊：“听说你给牧民打错针了，真有两下子呀！哈哈哈！”我无地自容，知道自己成了知青中的笑柄。

以后再打针的时候，我都要把针瓶上的字颠过来倒过去看上四五遍，确信绝对没有错以后，才敢扎下那沉重的一针。

给初生婴儿打针

不管我多么害怕给人打针，我还要继续打下去，因为组里就我一个赤脚医生。

每天早上一起床，只要想起今天要给某人打一针的时候，我就开始浑身不自在：心跳、出冷汗、无所适从。用现在的语言来说，大概是得了打针恐惧症。直到打完那针之后才算一块石头落了地，才能有心思干其他事。这种状况持续了将近一年，直到我完成给一个初生婴儿注射的任务后，这种恐惧感才逐渐化解。

初到草原的人，无不为草原的辽阔和美丽而惊叹：雪白如云的羊群，黑压压的牛群，奔腾无羁的马群和点缀在绿海之中的雪白蒙古包，都给人梦幻般的奇想；如盖的苍穹和夜晚的繁星亦令人心驰神往。在羡慕马上牧民的矫健雄姿和蒙族姑娘壮美的身材外，也看到了另外一种难以相信的景象。

那个年代，城里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但在少数民族地区却没有这个限制。这里人口很少，我们大队恐怕也就百十来个人。全公社三个大队，方圆几百里，不会超过一千人。牧民家里的孩子也不多，好多孩子还是养子。严酷的自然环境和缺医少药是一个原因，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也促成了这个事实。性病的长期流行，使很多人失去了生育能力。为此，政府曾几次把外地的孤婴成批送来，据说五十年代就有一批来自上海的婴儿被送到这里。

草原牧民热情好客，串门是一个习惯。尤其对我们这些来自城里的年轻人，大家都争先恐后地邀请。我们到处串门，家家都得去，家家的奶茶都得喝，有时肚子都撑得走不动了。如果能在牧民家里过夜，他们更高兴了。我们队里有个年龄很小、来自呼和浩特市的蒙族知青，只有十四岁，因为会说蒙语，串来串去跑得最快，经常给我们带路。一次他刚进一家后，就神色惊慌地跑出来告诉我们：“不好了，不好了，看到妖怪了！”接着比手画脚地说：“我看到一个可怕的老太太，没有鼻子。”我们不相信，等进了这家以后也都一愣，眼前的老太太在应该有鼻子的地方只有两个鼻孔。

后来才知道，这是梅毒后遗症。解放后，政府曾多次免费为牧民治疗，现在有这种病的人已经不多了。但还不能说彻底根除。只要人们的生活习惯不从根本上改变，就还有传播这种性病的土壤。这些老年人早年得病，所以留下了严重而明显的后遗症。我们在惊愕之余，也为他们悲哀。

梅毒病听起来可怕，但有特效药治疗，方法也十分简单。只需肌肉注射油质盘尼西林，也就是青霉素。根据年龄大小，一次打一小瓶或者两瓶，一个星期为一个疗程，不行再来一个疗程，一般就根治了。以前公社医院曾搞过几次大规模治疗，分期分批让牧民住院，免费给大家治好了。问题是有人不注意，再感染的人也有。父母有梅毒，生下的孩子就容易患有先天性梅毒，但只要及时治疗，可除去病根，不会影响以后的成长。

我们组刚好有一家生了个这样的女孩，任务自然落到了我的头上。当我知道自己要给一个出生才两三天的小孩打针，而且每天打，连续打一个星期的时候，真是不胜恐慌，但也不敢拒绝。第二天早上我拿了针和药，战战兢兢去了婴儿的家。

油质盘尼西林就跟牛奶似的呈白色，但很黏稠，抽进注射器和给人注射的时候都很费劲，也费时间。“打在哪里好呢？”母亲揭开孩子身上的小被让我看。婴儿长着一张白净可爱的小脸，头发黑而柔长。只见她下肢中间血肉模糊，一片潮红，完全看不出形状来。“这就是先天梅毒啊！”我暗想，对母亲说：“只能往屁股上打，那里光滑，肉还多一些。”等反过身来看屁股时，屁股薄薄的也没什么肉，抓一下好像能提起一层皮。但只有这地方可扎了。

我往针管里抽药时就很紧张，贴着薄薄的肉把针头往小屁股上一扎，孩子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身子拼命挣扎、摆动。那哭声尖利刺耳，我紧张得脸发热、浑身出汗、手也发抖了。但母亲坚定地跟我说：“你打吧！这是给她治病，再哭也没关系，我来按着她。”因为母亲紧紧按住了孩子的身子，我才得以坚持下去。药是油剂，不像水剂那样容易进入皮肤，直推得我手指头疼才注射完。打完以后我像卸下了重负，但一想明天还要继续打，又开始哆嗦起来。

每天都在惊天动地的哭声中给婴儿打针，但由于孩子母亲的大力配合，我渐渐不再那么紧张了，早上想起打针的事也不像以前那样恐惧了。更可喜的是，那个小屁股每天都有一点变化，等到一个疗程快结束的时候，原来血肉模糊的部分已经开始结痂、变干燥，恢复了女婴应有的样子。看到药物有如此奇效，我不禁感慨万分，也觉得自己第一次为牧民做了一件有益的事情。

给垂死老人打针

游牧生活是流动的，牛马羊在一个地方把草吃得差不多了就换个地方，让草地休养生息，常绿不衰，自古以来如此。

我们大队方圆百十里，面积虽然不算小，因为没有河流，加上降雨不多，沼泽也很少，吃水主要靠井水。草场也不够理想，草一般都不太高，很少见到齐腰深的草。只有盛夏的草地给人留下绿草如茵，野花漫坡的记忆。赶上旱年，草地变得又秃又黄，所以全公社中我们队是比较穷的。

草场一般有春夏秋冬四季之分，需要根据季节、草场状况及草的种类经常搬家，各个放牧组的地点还不能互相干扰，有时离得很远，有时离得稍近。冬天大家都搬到大队部附近，相对稳定一段时间，全队牧民才难得久别重逢，在大队部的会议室里热闹聚会，说笑打闹，听大队书记演说、队长安排工作等。

草原上搬家是个艰巨的劳动，要把蒙古包完全拆开放到牛车上拉来拉去。蒙古包的构造很有意思，包顶就像一把大伞骨架，可以开合。蒙古包的围墙也由可伸缩的几块连接而成，每一块用很多排细木棍交叉制成，缩在一起像一块长条板，拉开以后就成了有菱形空洞的栅栏了。

搭蒙古包的时候，先把栅栏围墙连接成圆筒状立在草地上，然后把包顶开成大伞状搭放在围墙上，顶和围墙的连接处都一一拴紧，就组成了牢固的蒙古包骨架。在外面裹上羊毛毡，用长绳围住，就成了白白圆圆的蒙古包。拆的时候先把毡子取下来叠好，然后拆收大伞顶，最后把围墙的栅栏也缩好摞在一起，分别放在牛车上，伞状包顶又大又长，一般放在牛车最上面，紧紧捆好后，蒙古包就可以搬走了。

当然搬家的东西不止蒙古包，包里面的家具、被褥、酸奶桶、肉类和粮食，放在外面的木制的饮用水缸、大储存木箱、烧火用的牛粪燃料等，还有平常使用的带篷旅行车，各家的孩子们，总之所有的一切都要放到牛车上拉走。一个组的牧民同时搬家，各家的牛车连在一起，有时达二十多辆，像一节节连在一起的火车车厢。女人们赶着牛车，男人们骑马随行，还有成群的狗跟着跑。如果在第一辆牛车上插上一面小红旗，远远看去，就像一列草原小火车，浩浩荡荡，一派别样风光。

有一年，往秋季草场搬家的时候，三组有个老人病了，昏迷不醒。本来已经决定了搬家的日子，这一来只能等等了。组里的赤脚医生因回京探亲未归，我被十万火急叫到了老人的家里。组长让我赶紧治疗，说这种状态不能上路，但搬家时间已经很紧迫，不能再拖了。

老人看来病了很久，家里十分零乱。她平时跟孙子住在一起，因为我来，她孙子暂时住到邻居家了。以前我也来这里玩过，老人做的奶茶很香，蒸的小肉包子特别好吃。老太太年事已高，有七十多岁了，头发花白，眼睛眯着，看东西很困难。尤其走起路来一歪一斜，好像要摔倒似的。从医书上我知道，这也是晚期梅毒的一个特征——共济失调。老太太瘦骨如柴，说话也听不清楚，但特别爱跟我们年轻人唠叨。我也学会了如何应酬这种老人：不管她讲什么，中间稍一停顿我就点点头、笑一笑，“嗯”的一声表示听懂了，对方就会眉飞色舞，滔滔不绝地讲下去。

这次老太太看来不行了，卧床已有好几天，不仔细看都不知道被子里还躺着个人，脸色和灰色的被褥几乎没有区别，如果不是手伸到她鼻子底下感到还有气息，都不觉得还活着。我坐在旁边看着她枯槁的脸，心里想：我有什么办法呢？我什么办法都没有呀！过了一会儿，老人醒来了，马上就痛苦地哎哟哎哟，脸也抽搐着。我问她哪儿难受，她一会儿指这儿，一会儿指那儿，也听不清她说什么。我扶起她喂一点奶茶，她很困难地吞咽着，然后又软绵绵地躺下，继续呻吟。那痛苦的呻吟声令我浑身发毛，先给她打了一针普通止痛针，也没起什么作用。

不断有人进来看老人的情况，问我治得怎么样了，我含混地说正给她治呢，还需要时间。他们走了以后，我继续听老人的呻吟，心想如何是好。我把我手头所有的药想了一个遍，没有合适的治疗药。寻思再三，我想起了“扑尔敏”——这个给我带来过晦气的药，虽然不对症，但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副作用，顶多是睡觉。我就给她打了一针。果然没有一会儿，老人进入梦乡，还发出了均匀的呼吸声。我才感到安心了一点。趁老人睡了，我也赶紧打个盹。后来有人来看的时候，见老人酣睡，也不敢说什么，嘱咐我两句就出去了。

几个小时之后老人醒了，一醒又开始呻吟，我就给她再打一针，我都记不住连续打了几次了。一次组长来了，看了看昏睡的老太太以后满脸不高兴地说：“大家搬家的准备都做好了，就等她了，怎么还是这个样子？”我听罢愣了一下，心想：他到底想什么呢？那口气与其说是希望老人快点好，不如说是希望老人快点咽气。我知道，他们都跟老人沾亲带故，大概都觉得老人已是临终状态，没有什么药能救了，但只要她还在喘气，就不能这样放到搬家的牛车上，因为那等于把老人颠死。

我就这样连续给老人打“扑尔敏”，装模作样地治疗着。她昏睡了足有三天吧。组里的其他人都有点等得不耐烦的时候，老人突然清醒过来，还自己坐了起来，细眯的眼睛睁开一条缝，看了看我以后，竟然张口说话了，跟我要一盆水。我很惊异，马上用铜盆装了点清水递给她。老人把铜盆放到身下的被子上，两只枯瘦的手伸进了水里，轻轻捧起一把，扑到布满皱纹、灰如土色的脸上。啊！她原来要洗脸。生命之魂刚返人间，她就想到了美，不愿让别人看到自己蓬头垢面，这真是一个女人最基本的愿望啊！我赶紧给她递毛巾。

等再有人来的时候，看到老人的样子都欣喜异常，马上告诉组长。很快有女人送来吃的，给老人喂饭，有人来帮助老人穿衣服、收拾东西。他们都夸奖我把老人治好了，我低头不语。只有我自己知道我什么也没干，老人是靠她自己顽强的生命力活过来的。

很快老人家的蒙古包也被拆了，同组的人把老人抬到带篷的旅游车里，里面铺上了松软的被褥。老人被平放到车上，我能看到她花白的头发微微飘起。车轮转动起来，“草原小火车”终于出发了，他们顺利搬家了，我也完成了任务。

当背着药箱骑马往家走时，我想这老人肯定活不了多久了。

多少年后，我在北京看到赵昕，她已经是个不错的医生了。她是最晚离开草原的，接生过很多孩子，治愈过很多疾病，成了当地有名的赤脚医生，后来上了医学院深造。我们聊了很多，我问到队里的熟人，她都一一告诉我：某某结了婚，某某生了儿子，某某当了队长，等等。我问她：“那个老太太早就死了吧？就是那年三组搬家时卧床不起的老太太。”她听罢稍一沉思，然后睁大了眼睛，“没有啊！你给她治了那一回，还真好了。她又活了三四年呢！”

真的？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再一次感到人自身顽强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