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落英山峦2

一天，一个女知青吃午饭时突然厉声尖叫，指着碗里的一个米虫，“异怪死了！”（“异怪”就是“恶心”的意思。）闻声而来的小芳在众目睽睽之下，用筷子挑过来米虫，一口吞了，让没吃过米虫的我们目瞪口呆，大开眼界，如同当年第一次见人吃螃蟹一样。从此以后，在缺油少荤的知青中，再也没听说有人埋怨过白白胖胖的米虫。

但小芳也有那么一种或是天真、或是心计的举动，让人不敢冲动。有一次我和她单独干活，有一句无一句地瞎聊，偶尔说起心脏的位置，我故意说在右胸，她竟然认真地说她的心在左边。我说人人都在右边，她的也一定在右边。她急了，挺着胸脯要让我摸。看着她热得带火的身材、细得发腻的皮肤、颤巍巍的乳房，我怦然心跳，赶紧四周看看，没敢轻举妄动。更糟糕的是，休息时，她竟把这事告诉其他人，惹得大家哄堂大笑。她似乎这才意识到我在开玩笑，红着脸跑了。

去农场的第一年，最难熬的是黄梅天。尽管农场在江北，但那整整一个月，细雨霏霏，和江南无异。不出工固然好，在屋里待久了也憋得慌。十七岁是一个不怕雨的年龄，然而到了雨季才真正体会到城乡的另一大差别。撑一把雨伞，在如丝的雨中走着，全身的每一个毛孔都受到无微不至的滋润，令人陶醉。淋一头雨无所谓，淋湿衣服不在意，唯有那归来后满脚的烂泥让人懊恼不已。

黄梅天的政治学习更是没完没了、没日没夜。白天不出工，时常邀请外面的人来作报告。这种“到处莺歌燕舞”的报告大同小异，十分雷同、枯燥。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小芳爷爷的忆苦思甜。

小芳爷爷六十开外，白发斑斑，身板硬朗，满脸皱纹，阅尽人间沧桑却耳不聋、眼不花。他三代贫农，早年暗中帮助过新四军的伤病员，还结识了当今的一位省领导。但他心直口快，刚正不阿，因此没能入党。文革中这位一度倒霉的领导又在他家躲了几个月的“风头”，逃过大劫。后来党的阳光又暖洋洋地照在他身上，被“三结合”进入“省革命委员会”。这也是小芳能从农村进农场的原因。

小芳爷爷的忆苦思甜让人终身难忘，因为他净说些离经叛道的事。说到抗日，先说日本人的罪行，没说几句套话就会说，其实真正的日本军人并没有在他的村子里烧杀奸淫，真正的日本人个个长得白白胖胖，烧杀奸淫的都是二鬼子和三鬼子。这些二鬼子、三鬼子长得又黑又瘦，最坏。二鬼子是朝鲜日本人，三鬼子是台湾日本人……

嘿，大伙在下面听得来劲了。程队长赶快尖声地打断他的发言，请他控诉国民党的滔天罪行。于是，小芳爷爷开始大骂国民党兵杀人放火，惨无人道，可是骂了两声后又走了调——真正的国民党中央军，穿得整整齐齐，从来也不杀人放火，杀人放火的都是地方杂牌军……

这下，底下听的人开始议论了。小时候，报刊、课本、老师的教导中，日本人、国民党军人都是烧杀奸淫、嗜血如命的恶魔，对其仇恨“高万丈”。程队长干咳一声，瞪了下面一眼，全屋的几十个队员便噤若寒蝉。我们这些可怜兮兮的知青，更是老老实实缩在角落里。程队长又堆上笑脸，请小芳爷爷控诉地主老财是如何剥削农民的。于是他又大骂地主老财，狼心狗肺，可是骂着骂着又离了谱——当长工经常吃不饱，饿得难受啊，但再饿再饿，也没饿死过人，直到一九六一年、六二年，我们村上个个饿得骨瘦如柴，一年就饿死了十几口人……

程队长小心翼翼提醒他，六一年、六二年是解放以后。小芳爷爷此时已讲得动了真感情，刹不住话啦，“你懂个屁。那年头，人人饿得发了昏。你知道那年你弟弟饿得把什么吃了吗？那年你奶奶被饿死，村里刚好接到破旧风俗立新风尚的指示，死人不许土葬，要火化。你大、你妈带头，火化了你奶奶，把骨灰放在锅灶上一罐子里。几天后，你大见灰没了，问你弟弟，他说吃了。你大问吃的是什么，你弟弟说是炒面。你大当时就昏过去了。”（“你大”就是你爸爸的意思。）

小芳爷爷的话刚落音，程队长一声厉叫，也差点昏过去……

黄梅天也使上厕所成了问题。我们宿舍里没有厕所，公共厕所离宿舍有二十米之遥。但阴雨绵绵的黄梅天之夜，睡得春情勃发，稀里糊涂的男同胞一泡尿憋醒了，掏出那东西就在门口放。第二天清晨，臊气熏天，路过的人，个个掩面，人人唾骂。

那年秋收，程队长派我们去支援农民秋收，田间收割，烈日当空，干渴难耐。休息时，小芳带我们去农户家喝水。这家老农，满脸风霜，和蔼谦卑，为我们一一洗碗、倒水。小蒋像个“舌搭子”一样，问寒问暖。（“舌搭子”是南京人说好主动跟别人啰唆的那号人。）喝完水后出来，小蒋说：“老贫农对知青好，是革命的感情深，我们应向贫农学习。”大家点头附和。

小芳不开窍地笑着说：“他是地主。”

大家听了，吓了一跳。地主在我们的印象里，是黄世仁、南霸天、刘文彩、周扒皮，是坏人，怎么会衣着破烂，一副忠厚可亲的样子呢。

小蒋责备小芳：“你怎么带我们去地主家喝水？”

小芳不以为然：“他家离得最近呗。”

小蒋咋呼道：“我们只能喝贫农的水！地主是阶级敌人，恨我们革命知青，谁能保证水中无毒？”那口气像高玉宝、刘文学，众人听得倒吸一口冷气。

小芳惊愕半响才涨红了脸说：“他在我们村住了一辈子，从小对我很好，要害你干什么！真是活二五。”头一扭，辫子一甩，跑开不理小蒋了。当时，许许多多这样的小事冲击知青多年所受的教育。大家思绪混乱，似乎有所觉悟，但又不能与人言。

一九七六年是个多事之年。年初，做了二十七年总理的周恩来去世。七月六日，朱德过世。七月二十八日，河北唐山发生了百年未遇的大地震。九月九日，“红太阳”终于合上了他那已经不再光芒照四方的双眼。十月六日，“四人帮”倒台……由于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大道、小道消息频传，日子过得还算顺。

当时的大事是每月一次的团组织生活，所有青年人，不论团员与否，都可参加。表面上，靠拢组织，列入共青团的帮教对象，以后上调才有希望。实际上，这组织生活能吸引人主要是可以和其他点的知青聚会，交朋友。出门在外，交几个狐朋狗友，相互有个照应。

对单身男女青年来说这组织生活也像每月一次的“社交”，大家拾掇得跟过节似的，口中哼着：“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

这年秋天，又遇到这种月会在深山老林的“夹皮沟”开，即我们场最偏远的茶叶队开，全队青年人走得只剩三个：我和另外两个“落后分子”。这两人，大字不识几个，只因为生在城里，居然也叫“知识青年”，虽识字不多，但肌肉不少。那天他们一定让我出个主意，吓唬一下其他点的知青。我灵机一动，让他俩裹着雨衣，抱成一团，从山坡上缓缓地滚下。他们练了几次就配合得天衣无缝。我们选好地方，等待他人回来。

那天新月刚刚上悬，月光从树缝中泻下来，划破浓浓的夜色，映照在山谷的羊肠小道上。一股股阴森森、凉飕飕的山风从山脊梁上吹来，把大树变换成各式各样张牙舞爪的魔影，时而还变换出旷野的低声哀嚎。我一人埋伏在槐树上，暗地里思量，相信科学是城里人的奢侈，在这空旷无人的山野里待久了，不由你不信神鬼。

大约十一点钟，我远远地看到一队男女，有说有笑地打着手电筒走来。待他们走近，我使劲摇响了树枝，那俩人便乘着夜色，不紧不慢地从坡上滚下来。

他们俩非常准确地从队伍中滚过，穿过每个人，吓得鬼哭狼嚎的男女青年四散逃命，竟没有一个人敢阻止这眼前黑糊糊的“怪物”。连平时处世干练的小蒋也被吓得眼睛发直，两腿打战，他手上还捏着一根手腕粗的棍子！

我从树上悄悄下来，假装从远处闻声跑来。只见几个女孩吓得哭成一团。小芳也在小蒋的肩头哭，让我有赔了夫人又折兵的感觉。我既后悔也后怕，这种事如果追究下来，转眼可成为一起“现行反革命事件”。那年头的政治，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谁也说不准。昨天是亲密无间的战友，今天是不共戴天的敌人。老母临别之前，一再嘱咐，说话当心，做事三思。

好在那时刚刚打倒“四人帮”，政治气氛开始宽松，没有人较真。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教训了那俩小子一顿：“你看，团支部副书记的尿都被你们吓出来了。”他们嘻嘻哈哈，一边认错道歉，一边说：“我还以为你们共青团员都是‘越是艰险越向前’呢。”

知青刚来常闹些常识性的笑话，对家畜交欢总是看得津津有味。时间一长，开窍不少。于是，愤愤不平的男知青一脸淫邪地问女知青，为什么每家只养一只公鸡，几十只母鸡呀？狗是在打架还是在交配？春天深夜的猫为什么叫得那么揪心？

那个时候，什么黄色的东西都看不到，人们穿的衣服的色彩比古代还单调。有一次，我在小李的铺盖下看到一张发黄的报纸，打开一看，有一张尼泊尔比兰德拉王后的照片，当即就被她的美丽惊呆了，传给大家看，他们也看得很兴奋，嘴上却把小李好好嘲笑了一番。

一天，小刘气喘吁吁地跑来告诉我们一个新发现，山上站着一匹五条腿的马！正当大家要起身去看个究竟，小芳突然亮起了她清脆的笑声，其他职工也都跟着大笑。我们被笑得莫名其妙，直到程队长虎着脸说：“腿你个！那匹马看到你小刘长得英俊，发情啦！”嘿，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真不会相信，牛马的腿中之物竟会粗长如腿。

农场职工对性认识的普及、态度之随和常常让知青转不过脑筋来。我和小李与一群已婚妇女锄草，程队长的屋里人让小李猜谜解乏：“有个东西一拃长，一头有毛一头光，塞进去时呼呼响，拉出来时淌白浆。”大伙哄地大笑起来。小李和我想得都面红耳赤，不敢猜，小芳却脸不改色地说出了谜底：“哎哟，笑什么，笑什么，这个都不知道呀，真笨。是牙刷唉。”

小芳的父母不是农场的职工，他们住在离农场不远的村子里。我曾去过那村子，那儿的生活更加艰辛。贫瘠的土地，破败的村庄，农民承受着贫困苦难的煎熬，每日弯腰辛苦地劳作，对生命的幻想渐渐地变成了悲伤的宿命，祖祖辈辈都这样无奈地承继着先辈的苦难。他们在贫瘠的山地上种油菜、山芋、玉米、稻子、麦子，都愿意把命运托付给国营农场，让我看到人们强烈的生存欲望和对命运坚韧的忍耐。

那次去小芳父母的村子里，因为分场杀猪，分给各个队后，发现肉里有猪囊虫，通知我们不要吃，就地埋了。程队长却说，怕它个，照吃。在他的带动下，也有几个职工从食堂取走几块猪肉。知青们也很馋，但大家爱面子，只好暗自把口水往肚里咽。猪肉还剩很多，程队长叫我们给村民们送去。他特意关照，要给小芳的父母送一块。村民们明知肉里有猪囊虫，但对不要钱的肉，也都欢天喜地收下了。

那年过年没回家。“四人帮”打倒了，但两个“凡是”还在，场里继续组织大家过一个革命化的新年。我在分场宣传队里拉小提琴，滥竽充数。小芳跳喜儿的北风吹，唱雪花飘。小李演大春，搂着小芳满台转，让我看得嘴上叫好，心里酸。

小芳会拉二胡，对小提琴特感兴趣，满怀娇嗔地多次让我教她。我总是笑笑，半真半假地说，这可不是要饭的二胡。看着她因情急而红润的脸，我安慰她说，将来一定把小提琴送给她，如果有一天我回城的话。

那年头，知青是狗的天敌。知青在农村干的最多的坏事就是偷鸡摸狗。一到冬天，所到之处，像闹狗瘟似的要死一批狗。我们那里也不例外。好在农村的狗，放养在外，又没有计划生育的指标，又没把那活儿给做了的传统，春风一吹，一片欣欣向荣的野外繁殖的景象。因此，狗的数量也不见少。

夏天时，小刘见一小狗，看它好玩，便拿些剩饭喂它。于是这狗就天天来我们这儿。过了几个月，小狗大长。

冬天农活虽少，人体的热量却需要大量的食物来补充，可我们的主食是中熟米外加辣油或老咸菜，肚里的油水严重不足，加之寂寞，嗅觉对荤腥的敏感突然大增。于是，打狗的主意就慢慢滋生了。

一天，小李小心翼翼地试探：“要是把这狗宰了，炖一大锅狗肉，那该有多么好啊！”他摇头晃脑把最后一句的声调拉得长长的，极具煽惑力。众人听罢，个个像威虎山“百鸡宴”上的土匪一样地热烈附和。于是也由不得小刘了。毕竟，狗也不是他的。

大家就计划在过一个革命化的新年时，把狗给宰了。看着即将成为肉汤的狗，大家那几天特别疼爱，都抢着多喂几口。可怜那狗哪知人心的险恶，开心地蹿前蹿后，仰着头，摇着尾巴，来得更勤。

可杀狗这事并不简单。万一这狗是村里革命干部或贫下中农的，追究起来，罪责不轻，所以必须偷偷摸摸地干。要是像杀猪那样，嚎叫起来，让队长或职工知道，大家都吃不了，兜着走。

大伙一边看着摇头摆尾的狗，一边研究如何下手。打狗的招数有用棍子，用枪，用毒，用电……但都被一一否决。最后，看这一帮人确实不怎么高明，我忍不住说出了一个无声无血的经验，用绳套住狗头，两人一人拉一头，使劲一拉，往树上吊一个时辰，狗就死定了。

大家一致叫好。说干就干，小刘好言好语地把狗哄到僻静处，套上绳子，和小李两人一二三，一下子就了结了狗的性命。剥狗皮时，我忽然想到，到哪儿去烧这狗肉呢？这个问题一提出，大家立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知青平时吃队里的食堂，自己不开伙，没锅、没灶、没有柴盐酱醋。想来想去，职工中，设备齐全而又可能帮忙的，只有小芳。于是大家的眼睛一齐望着小蒋。

小蒋平时台面上一本正经，革命口号喊得能冲破房顶，私下里却很“胎气”，即很讲义气、很够哥们儿。在打狗吃狗的问题上，他一直站在广大的知青群众一边。可让他出头找小芳，有点为难他这个当“官”的。

小刘一看，火了，“操！关键时刻，猪鼻子插大葱，装象了。你不去我去。”没等小蒋说话，小刘就走了。大伙等了一袋烟的工夫，只见小刘春风满面地回来了。

元旦的晚上，演完节目后，狗肉也烧好了。大家趁着黑黢麻乌的夜色，把烧好的狗肉悄悄从小芳的厨房运到我们的房间里。一瓦盆狗肉刚端上来，正要下筷子，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门被拍得震天响，吓得胆小的差点翻窗而逃。

开门一看，一群女生在小芳的带领下吵吵嚷嚷地涌了进来。真是闻到狗肉香，神仙也跳墙！“二吨半”一进门，叉着腰，大着嗓门嚷道：“吃独食呀，真不够意思！”那年头，遇到这种事，叫见者有份。小李赶紧关门：“轻点声，轻点声！”

小王也骂小刘：“你这小炮子子的，有好吃的就把老娘忘啦！”

平时貌似文静的几个女知青已经上桌，趁其他人斗嘴的工夫，先自下筷了。其余的人也一拥而上。那一夜，对酒当歌，尽兴而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