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作为一种生存状态

在我看来，诗人似乎不宜过多谈论自己的诗学观念和立场，通过他的写作自然体现出来也许不失为一种更好的方式。如果一个诗人的创作不能体现这些，或者说，他所宣称的诗学观点和他的实际创作并不一致，甚至相互违背，那么这些充其量只是空洞的说教，甚至是一种自我炫耀，对诗学建设不会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

但另一方面，诗学观的确立的确会对一个人的写作产生某种影响，成为他在写作时追求的目标和以期达到的理想境地，如果他的写作是真诚而非功利的。这样可以避开来自各个方面的干扰，更加明确和坚定自己的写作立场。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确立和完善 自己的诗学观不但是必要的，同样也很迫切。

当然，诗人强调的诗学观大都与自己的写作相关，除了部分原则之外，更多属于写作策略。造成诗学理论混乱的一个原因是，人们往往混淆了二者间的关系，或习惯于把某些写作策略当成普遍写作原则，进而强加给别人或用以衡量和批评别人的写作。我想即使是写作的原则，似乎也存在着个人原则和普遍原则之分。如果我们对诗歌史做一番考察就会发现，每个流派、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对诗歌的不同理解，也会有不同的写作原则和策略，以便和别人或别的流派作出区别。你的原则不同于我的原则，这个时代的原则也会不同于另一个时代的原则。正是出于对诗歌的不同理解，出于各自不同的观念、原则和策略，才会产生出不同的风格和流派，诗歌也因此会变得丰富多样，或者说异彩纷呈。因此，在谈论自己的诗学观念和立场时，似乎更加应该小心翼翼，尽可能避免绝对化的问题出现。

对我个人来说，诗歌展现的无非是我们的生存状态，当然也是自我救赎的一种方式——尽管不是唯一的方式。在纳粹大屠杀的惨剧披露后，有人提出过这样的质疑：奥斯维辛之后，诗歌是否应该存在？在不久前汶川发生了大地震之后，又有人提出了类似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确发人深省，但我认为，他们提出这样问题的本意未必真的要取消诗歌，或怀疑诗歌存在的必要性，而只是希望诗歌在面对人类的灾难时能够更加有所作为。也许是对于质疑的回应，我们看到，关于地震的诗歌铺天盖地而来。一般来说，我不反对诗歌对时代重大问题介入或发出自己的声音，但这些应该属于诗歌的部分功用而非全部。我对那些写出地震诗的诗人充满了敬意，但同样应该指出，通过诗歌来表达这类题材并非唯一的、同样也算不上最好的方式。诗人无疑要对时代、对生活敞开心扉，这甚至是衡量诗人之为诗人的一个重要尺度，但诗歌的本质还是在于抒写自己的内心，通过个人的经验和声音的表达来体现我们的生存状态，对我们生存着的世界传情达意。我相信老奥登所说的，诗歌不会使任何事情发生，同样可以说，诗歌也不能阻止任何事情的发生。我不赞成无限度夸大诗歌的功能，诸如塑造或改变人类灵魂之类，但我相信诗歌会使我们的心灵保持柔软，对那些美好的事物的感知变得更加容易，而不至于变得冷漠和僵硬。中国的新诗从产生之日起，就面临着一个个动荡的时代，它已经经历或正在经历着近一个世纪以来的种种苦难和困境，也或强或弱发出过自己的呼声，但无疑诗歌不能也无须担当起拯救世界的使命。然而，我们一方面不应该对诗歌提出近乎苛刻的要求，让它去承担无法承担的责任；另一方面，同样没有任何理由使诗歌沦为一种智力上的消遣和文字游戏。诗歌来自诗作者的内心并作用于读者的心灵，它在最大程度上体现了我们的所思所感，我们的欢乐、痛苦、渴望和困惑。确切地说，诗是一种关于记忆的艺术，在某种程度上，如克里斯蒂娃所说，“既是回忆，也是质疑和思考”。它拒绝遗忘，也在有效地抗拒着时间和时间所带来的变化，为我们提供活下去的信心 和勇气。

表现或揭示我们的生存状态意味着什么？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张，但我想更好的方式是通过一些具体的、日常的事件和细节来展示我们真实的生存处境，展示我们对于时代本质的观照和体认。一个严肃的诗人，无论他写些什么或怎样去写，从根本上讲都应该看作对这个时代的回应，这一品质从所有优秀作家的作品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平稳的发展期，它变得沉潜而更加接近诗的本质，但由此引发的争论却一直不曾消失。其中诗歌写作中的日常性问题一直受到指责，至少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日常性的引入在于消解了以往诗歌空泛的抒情和宏大的叙事，使诗歌更加贴近我们的生存状态，即从真实和直觉出发，而不是成为某些观念的传声筒——哪怕这些观念是正确的。罗兰·巴特在《文之悦》中就曾谈到，人们之所以对一些细枝末节比如时间表、习性、饮食、住所、衣衫之类具有好奇心，是因为这些能引出细节，唤起微末幽隐的景象。他说瑞士作家艾米尔的日记出版时，一些日常细节被编辑删去，诸如日内瓦湖畔各处的天气，只剩下一些道德冥想，“可恰是这天气韶华依旧，艾米尔 的哲学早已成为枯木朽枝了”。

在一次发言中，我曾提出坚持一种纯正诗歌写作的主张。这种纯正诗歌并非就写作风格而言，更不是对写作多样化的一种反动，而是说要用一种严肃的态度来对待诗歌和诗歌创作。纯正诗歌应该是发自心灵深处真实的声音，它在最大限度上去掉了浮夸和矫饰。用叶芝的话说，就是以“充分理解生活，具有从梦中醒过来的人的严肃态度”来进行写作。诗人可以尝试使用各种方法，但诗歌最终是一个人心灵的产物，应该表现我们的生存处境和当下经验 ，不论这经验是直接还是隐含。

从这个意义上讲，真实是至关重要的。真实首先是内心的真实，也是生活态度的真实。一个诗人，只有真诚地面对世界，面对自身，才能在自己的作品中接近这种真实。诗歌的真实与审美并不矛盾，恰恰相反，诗歌的真实最终是借助审美来实现，并使审美获得更为坚实的基础。我曾经把真实称为诗歌的伦理，如果诗歌中真的具有伦理学的话。正是这种对真的向往和追索使得诗歌和哲学与宗教发生了某些关联。另一方面，诗歌达到真的境界是通过直觉、形象甚至细节实现的，而不是其他。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力求写得质朴和直接。如果这些不是优秀诗歌的主要特征，那么也会是诗歌的重要品质。这样的品质我们在古今中外很多优秀诗歌作品中都可以看到，如《诗经》《古诗十九首》和陶渊明的诗歌，也 同样体现在荷马、维吉尔、但丁、叶芝等人的诗中。

诗歌作为艺术，有着自身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也自然有自身规律和规则，它用自身的语言说话和表达。诗人所要做的，是要尊重并完善这些规则，使它的自身变得完美，而不是其他。我反对让诗歌沦为其他对象的婢女——政治的，哲学的，社会责任的——无论对方如何堂而皇之。但无论如何，诗歌如果与我们的生存无关，与我们的时代和生活无关（哪怕这种关联是在一个更深的层面上的），那么它的存在就不会有更高的价值，也就不值得我们为之付出心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