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家园政治与

后殖民小说

第一节　“家园政治”命题：线索清理与讨论

首先，我们务必明确一个前提：“家园政治”是文化研究中的文化地理学问题，因为文化地理学就是研究地形、权力、表征三者之间的互动问题，而家园就属于“地形”的重要构成元素之一。换言之，“家园”不是一个简单的自然客体，而是一个通过“权力”，以一系列“表征”性符号为媒介通道所建构的“主体想象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家园建构都是“政治性的”（political）。它涉及身份、地点之间的基本联系和流动、变迁、变化之间形成的更为复杂的关系。^【1】

“家园政治”（the politics of home）命题之渊源可追溯至中世纪著名学院派神学家、神秘主义学派开创者圣－维克多的雨果（Hugo of Saint-Victor或Hugh of Saint-Victor, 1096—1141）在《世俗百科》（Didascalicon, 1127）中的一段叙述：“发现世上只有家乡好的人只是一个未曾长大的雏儿；发现所有地方都像自己的家乡一样的人已经长大；但只有当认识到整个世界都不属于自己时一个人才最终走向成熟。”^【2】这里的“家园”显然已不是情感意义上的家园，而是理性或哲学思考意义上的家园，指向“离乡背井”、“异乡”、“放逐”、“流亡”、“无家可归”等层面。接下来的一段文字更加突显这些意义：“稚嫩的人把自己的爱固定在世界上的一个地点；茁壮的人把爱扩展到所有的地方；完美的人则使爱消逝殆尽。我从童年起就居住在外国土地上，明白告别农舍那微弱炉火时的悲痛心情，而且也知道，后来对那些大理石壁炉和镶嵌着面板的客厅，心里又是怎样不加掩饰地不屑一顾。”^【3】这位神学家还撰有《基督教奥义论》（De Sacrementis Christianae）、《格言集》（Summa Sententiarum）等著作。由神学家圣维克多的雨果开创的家园话语，走过了近800年的喑哑期后，进入现代，开始有较大进展。这似乎可以以20世纪初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的论述为开端。

1.1　20世纪80年代前资源

20世纪初，奥地利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提出，“家园”有时与一种“暗恐”（unheimlich）密切相连，与一种“非家幻觉”密切相连——德语词“unheimlich”不仅可译作英文词“uncanny”（暗恐），也可译作英文词“unhomely”（非家幻觉）。^【4】1916年，“西方马克思主义”之父、匈牙利思想家卢卡奇通过自己在马克斯·韦伯指导下完成的著作《小说理论》（The Theory of the Novel）提出，“所有的小说都是患‘恋家症’的（All fiction is homesickness）”^【5】。小说建构了一个此岸世界，其中，“在彼岸世界之外，每一个迷途的漫游者都已经找到期待已久的家园；每个渐行渐弱的孤独之声都被一个聆听它的歌队所期待，被引向和谐，并因此成为和谐本身。……彼岸家园的每一个居民都来自于此岸世界，每一个人都因命运之不可抗拒的力量而与这个家园相连；但是，只要当每一个人的路已到了尽头，路也因此变得富有意义的时候，他才认得这个彼岸，才看见了它的脆弱和沉重”^【6】。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命题，从哲理层面来看，这种“家园”是建构在“总体性”的向往之中的。现代德国著名思想家海德格尔在30年代认为，“家”远非一般意义上的居所，它在根本上指人生存的世界。人是一种特殊的存在者，与所有别的存在者都不同，因为他必须生存于世界之中，别的存在者则没有这种“必须”。^【7】即是说，人之为人，必得在特定的生存关系中存在或生存。但这种生存关系并不自在，它是人创造或认可的，人之为人亦非天生，他是在特定的生存关系中生成的。从这种意义上看，人类的历史和个人的历史都是某种生存关系中生成的。从这种意义上看，人类的历史和个人的历史都是某种生存关系史。^【8】所以，在海德格尔那里，“家”指“世界大厦”，这一“世界大厦”即天地人神的“四方关联体”，因此，“归家”就是回到天地人神的关联之中，回归到作为命运的“中间”（die Mitte）^【9】，而“这个中间之所以叫中间，是因为它起着中介作用：它既不是大地，也不是天空；既不是神，也不是人。……大地和天空、神和人的‘更为柔和的关系’可能成为更无限的。因为非片面的东西可能更纯粹地从那种亲密性中显露出来，而在这种亲密性中，所谓的四方得以相互保持”^【10】，促使“亲在”（Das Sein）走向“在”（Sein）。与此同时，1931—1979年期间，一批经典的民族主义文本对“家园”话语的构建做出了令人难以忘怀的贡献，如卡尔顿·海斯（Carlton Hayes）的《现代民族主义演进史》（1931）、《民族主义：一种宗教》（1960），汉斯·科恩（Hnas Kohn）的《民族主义：意义与历史》（1955），埃里·凯杜里（Elia Kedourie）的《民族主义》（1961），尼奥拉德·都伯（Leonard W. Doob）的《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论二者的心理学基础》（1964），安东尼·D. 斯密斯（Anthony D. Smith）的《20世纪民族主义》（1979）等等。“民族主义运动”是其中的唯一意识形态框架，均将“空间”想象为“家园”，尽管“民族”等同于“家园”会招致几分“危险”。其中，美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1971年的著作《马克思主义与形式》（Marxism and Form）中设置专章“瓦尔特·本雅明或怀旧”（“Walter Benjamin; or, Nostalgia”）来讨论“家园”：“从本雅明文章的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那种忧郁——一个人的消沉、职业的挫折、局外人的沮丧、面临政治和历史梦魇的苦恼等等——便在过去之中搜索、想找到一个适当的客体，某种象征或意象，如同在宗教冥想里那样，心灵能让自己向外凝视着它，在里面觅到短暂的、哪怕是审美的宽慰。……在我看来，瓦尔特·本雅明的思想，最好理解成一种讽喻的思想，一系列平行而不相连续的深思的层面……对于我来说，本雅明的著作仿佛镌刻着一种痛苦的勉强，他力图达至某种心灵的整体性或经验的统一性，而历史境况却处处都有可能把这种整体性或统一性粉碎。”^【11】这里，家园＝忧郁＝个人的消沉、职业的挫折、局外人的沮丧、面临政治和梦魇的苦恼＝过去＝心灵＝审美的宽慰＝痛苦＝心灵的整体性或经验的统一性被粉碎。1978年，当代著名的巴勒斯坦裔美国批评家萨义德在丰碑式著作《东方学》（Orientalism）中首先将家园话语推向了批评层面：“一个人离自己的文化家园越远，越容易对其做出判断；整个世界同样如此，要想对世界获得真正的了解，从精神上对其疏远以及以宽容之心坦然接受一切是必要的条件。同样，一个人只有在疏远与亲近二者之间达到同样的平衡时，才能对自己以及异质文化做出合理的判断。”^【12】这明显地复写了圣－维克多的雨果的家园话语。即是说，在萨义德的心中，家乡可泛指世界，世界是一个大的家园，只有在这样的宽阔胸怀中，在“流放”与“放逐”中才能真正认识到小家（民族／国家）心理的狭隘。^【13】它指向“东方学”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直接回应的是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对自我扩张的、非道德的、具有技术专门化倾向的人文文化……所构成的威胁”^【14】。

1.2　20世纪80年代资源

法国当代学术界一代宗师米歇尔·福柯于1982年提出了“空间—知识—权力”模式^【15】：在这里，空间乃权力、知识等话语转化为实际权力关系的关键。福柯如是说：“我们所居住的空间，把我们从自身中抽出，我们生命、时代与历史的融蚀均在其中发生，这个紧抓着我们的空间，本身也是异质的。换句话说，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我们得以安置个体与事物的虚空（void）中，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被光线变幻之阴影渲染的虚空中，而是生活在一组关系中”。^【16】这首次将“空间”问题推向后现代层面即所谓“后”学层面，“家园”问题也随之进入所谓“后”学层面。戈温德林·莱特（Gwendolyn Wright）、保罗·雷比诺（Paul Rabinow）等学者于同一时间也提出“权力的空间化”命题。^【17】他们在充分引述福柯的话语之后，明确提出：“在现代的权力形式下，空间的中心性……可能更具关键性。一部完全的历史仍有待撰写成空间的历史——它同时也是权力的历史（此两词都是复数）——它包括从地缘政治学的重大策略到细微的居住策略；它包括在机构（制度）建筑中的教室和医院的设计，以及其中的种种经济与政治的安排”。^【18】1982年，艾芙琳·托顿·贝克（Evelyn Forton Beck）编辑相关论文集《可爱的犹太女孩们》（Nice Jewish Girls, repr., Boston: Beacon Press），标志着对“家园”（home）／“家庭生活”（domesticity）所进行的首次学理化尝试。1983年，英国学者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推出《民族与民族主义》（A Typology of Nationalism）一书中指出：“可以本着一种伦理的、‘普遍的’精神来维护民族主义原则。抽象的民族主义原则可能并且有时的确存在，他们不把自己的民族性（nationality）看得过高，慷慨地向所有民族宣扬这种学说理论：让所有的民族都不要把异族纳入自己的政治居所。维护这种非利己主义的民族主义并不存在形式上的矛盾。”^【19】这表达了一种具有宽广胸怀的“四海为家”的国际主义原则。民族主义等同于国际主义。同一年，全球知名的东南亚研究学者、美国康乃尔大学教授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试图理解民族所造成的深厚而强烈的个人归属感”^【20】，推出影响深远的著作《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s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将民族“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21】他以深邃的视野阐述道：“它是想象的，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和他们的相遇，或者甚至听说过他们，然而，他们相互连接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民族被想象为有限的，因为即使是最大的民族，就算他们或许涵盖了十亿个活生生的人，他们的边界，纵然是可变的也还是有限的。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会把自己想象为等同于全人类。……民族被想象为拥有主权，因为这个概念诞生时，启蒙运动与大革命正在毁坏神谕的、阶层制的皇朝的合法性。……最后，民族被想象为一个共同体，因为尽管在每个民族内部可能存在普遍的不平等与剥削，民族总是被设想为一种深刻的，平等的同志爱。最终，正是这种友爱关系在过去两个世纪中，驱使数以百计的人们甘愿为民族——这个有限的想象——去屠杀或从容赴死”。^【22】这段引文昭示两点：（1）“民族被认同于特定的领土，世界的某个部分，这个部分作为他们民族的历史性家园对他们来说是有意义的”^【23】；（2）“民族主义与民族身份总是不但要建立在对一个共同体和他们可以居住在一起的领土的想象上，而且也建立在对如何把不适合的人排除出去并划出边界的想象上”。^【24】换言之，民族＝领土＝家园＝接纳与排他。1984年，米妮·布鲁斯·普莱特（Minnie Bruce Pratt）、艾妮·巴尔金（Elly Bulkin）、芭芭拉·史密斯（Balbara Smith）三人合作出版《你的身份在斗争中建构：针对反犹太主义与种族主义的三种女性主义视角》（Yours In Struggle: Three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AntiSemitism and Racism, New York: Long Haul Press）一书，从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角度对“家园”中潜在的权力化因素进行探讨，特别质疑了“经验”、“身份”、“政治化视角”三者之统一性。^【25】同一年，美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马丁·杰伊（Martin Jay）在《马克思主义与总体性：从卢卡奇到哈贝马斯的概念历险记》（Marxism and Totality: the Adventures of a Concept from Lukas to Habermas）中通过讨论“怀旧和向往总体性”议题来研究“家园”：“‘总体性’确实已经在西方文化的话语里享受着优越地位。它同一些肯定性内涵相呼应，已经普遍地与其他充满积极意义的语词相联系，如连贯、秩序、任务、和谐、富庶、共识、共同体等。同时，它又与充满消极意义的概念相对比，如异化、碎片、无序、冲突、矛盾、系列化、雾化、疏离等”^【26】，并进一步指出：“现代是一个‘超验的无家可归’（transcendengtal homelessness）时期，人们居住在一个‘被上帝所摈弃’的世界——在这里，第一、第二天性……被不可改变地撕裂，人们将‘他们的自我塑造环境’看做牢笼而非充满母爱的温馨家园”。^【27】在这位理论家的眼里，家园等于“怀旧”、“向往总体性”和“无家可归”。1986年，印度裔美国批评家荷米·巴芭撰写的“播撒：时间、民族、叙事与现代民族的诸多边缘”（"Dissemination: Time, Nation, Narration and the Margins of the Modern Nation"）一文，召回詹姆逊的“民族寓言”观念，以发展自己的关于“移民者的隐喻性”（metaphoricity of the migrant）的论题^【28】，他指出，今天的现代民族被那些位居边缘化空间的人们在诸多边缘上书写着，他们是“被殖民者”、“妇女”、“迁徙者”、“外来移民”，等等；加之，来自主流市民中的边缘人士的差异，拒绝读者强加的和谐——这些读者认为众多民族诞生于来自不同国度的共享一个“想象的共同体”的民族之中。^【29】同一年，康乃尔大学从事德语文学与女性研究的助理教授彼蒂·马丁（Biddy Martin）、女性研究机构研究员江德拉·特尔培德·莫哈蒂（Chandra Talpade Mohanty）二人发表了“女性主义政治：家园与之何缘？”（"Feminist Politics: What's Home Got to Do With It?"）之重要文献。她们开宗明义地说道：“我们在1984年秋访问了我们在朗吉堡、弗吉尼亚、印度孟买的各自的‘家园’之后，随即开始进行这一项目——这些访问充满着冲突、缺失、记忆与欲望，我们均一致认为它们对于思考我们与女性主义政治之关系至关重要。尽管在我们的个人历史、学术背景以及我们双方所经历的移居等诸多层面上存在着重大差异，但是我们所共享的政治化—智识性位置，促使我们可能一起撰写此篇论文。我们各自对米妮·布鲁斯·普莱特（Minnie Bruce Pratt）的半自传性叙事文本《身份：皮肤、血液、心脏》（Identity: Skin Blood Heart）的阅读，正好成为我们彻底思考和开发女性主义理论与政治观念的契机——这些观念一直缠绕着我们。我们对以下问题颇感兴趣：家园、身份、共同体之构型（configuration），……其作为概念、欲望的‘家园’的权力与感染力，其作为隐喻在女性主义书写中的出现，其在新右派修辞学（rhetoric of the New Right）中的挑战性在场”。^【30】阿德里安·弗蒂（Adrian Forty）也于同年推出另一部相关著作《欲望的对象：设计与社会1750—1980》（Objects of Desire: Design and Society 1750—1980, London: Thames & Hudson, Ltd.）。他从讨论“对象的设计”入手来讨论“家园”问题。他首先指出：“我们所用的几乎每个对象物、我们所穿的大部分衣服、我们所吃的许多东西，均是一一被设计过的。由于设计似乎更多的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就有理由去追问‘它确实是什么’、‘它设计什么’、‘它如何得以形成’之类的问题。……我的构想是，设计，在其经济层面、意识形态层面，是一个超越人们的通常认可的具有更加重大意义的行动”。^【31】然后，他明确论证道：“‘家园’既是一个遮风避雨的居所，又是一尊雕像。其容量的外观能够显示出‘家’是什么、打算促使人们在其中做什么。有关‘家园’的观念伴随着文化的不同而不同，伴随着时段的不同而不同。不过，在任何时间、在任何地方，对于家园‘应该像什么、在哪里、何为得体、何为不得体’之类的问题，可能会有一个一致的看法。关于在‘家园’中何为得体、何为美丽的构想已经形成了供家庭使用的商品的设计。这一关系也沿着其他方向发挥着作用：设计既符合趣味方面的通常看法，也能告诉人们他们应该对‘家园’有何思考、他们在其中应该如何做到举止得体”。^【32】不难看出，“家园”在这里绝非中立之所，是被他人建构的，被他人设计的，负载着浓郁的意识形态色彩。1987年，英国学者约翰·阿格纽（John Agnew）推出《地点与政治》（Place and Politics, London: Allen & Unwin）一书，系统讨论文化、权力、地点三者之间相得益彰的关系。“他把地点理解为有三个维度：地方（locale）（从事某一行为的地点，比如国会或城市）；位置（location）（置于广义社会关系中的地点，比如与国家政治或全球经济发展相关的城市位置）以及地方感（sense of place）（地点的主观维度），所有这些都必须在一起理解，所有的社会、经济、政治以及文化关系都被理解为在特定的地点内产生的，都是由权力关系产生的。这里……重要的是……他所使用的语言以及他理解地点的方法，包括‘实践’、‘方案’、‘惯常的社会交往’、‘束缚’、‘结构’、‘时空路径’、‘茎节’等等”。^【33】南茜·阿姆斯特朗（Nancy Armstrong）于同一时间推出专著《欲望与家庭小说：小说的政治化历史》（Desire and Domestic Fiction: 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Novel, 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该书材料翔实，思考深刻，见解独特，是一部探讨“家庭文化政治”（the politics of domesticating culture）和“家庭小说政治”（the politics of domesticating fiction）的重要作品。阿姆斯特朗说：“‘家庭小说’从一开始就力图廓清‘性关系语言’与‘政治化语言’，并在这样做的时候，力图引入一种新的政治化权力形式。这一权力伴随着家庭妇女的出现而出现，并且通过她对所有那些对象与实践——我们将这些对象与实践同私人生活相联系——的控制，来确立权力对英国文化的控制。这样的妇女对家庭、休闲、求爱程序以及亲缘关系行使着权力，在她的管辖下，人类身份的一些最根本性特征得以展现。将家庭妇女的出现视作政治史上的大事件，正像它可能出现的情况一样，并不意味着用措辞来展现矛盾，而是来发现构成现代文化的悖论。它也是用来追溯具体化的现代欲望形式的历史——在18世纪初期它改变了决定一个女性身上最重要的一切之标准。在无数的预计为女性而书写的具有教育意义的小说论文和小说文本中，这种欲望形式伴随着崭新类型的女性的出现而出现”。^【34】这里，家庭—权力—欲望—女性四者被捆绑为一体，密不可分，是家园言说中的开创性突破。另外一位学者伽伦·凯普兰（Caren kaplan）也在1987年的《文化批评》第6期（春季号）上发表“解构领土划分：西方女性主义话语中的‘家园’改写与流亡”（"Deterritiorializations The Rewriting of Home and Exile in Western Feminist Discourse"）一文。1988年，印度裔英国作家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在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的小说《撒旦诗篇》（The Satanic Verses, New York: Viking）中公开指出“英国人的历史就发生在海外”。^【35】这暗指英国人的家园就在海外殖民中。1989年，杰尼弗·沃尔奇（Jennifer Wolch）、米歇尔·迪尔（Michael Dear）二人合作编辑《地形的权力：领土如何铸就社会生活》（The Power of Geography: How Territory Shapes Social Life, Boston: Unwin, Hyman）一书，“特别关注社会生活建构领土之方法和领土建构社会生活之方法。这些过程之间的彼此依赖性——社会—空间辩证法——能确保这一点：一个人如不指涉他者，就不能遭致理解。我们需要强调的是影响日常生活之社会实践的地形权力。我们认为，此类建基于领土之上的实践具有一种保护、坚持（即再造）社会关系的权力，而且还能超越这些关系，生产出重大的社会变化”。^【36】这里实际强调了与“家园”相关的空间政治化问题，走向了学科的“文化地理学”，只是未深入涉及地点、意义、抵抗之间的复杂难解的纠葛而已。

1.3　20世纪90年代资源

1991年，英国学者多拉·哈瑞维（Donna Haraway）在著作《类人猿、赛博人和女性：人性的重新发明》（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中将家园建构上的“搜寻的政治”界定为“能为当代美国女性主义者的政治化界定和自我界定提供场所的历史的、地理的、文化的、心灵深处的、想象性的疆界（boundaries）”。^【37】因小说《撒旦诗篇》（The Satanic Verses）招来杀身之祸而不得不隐居的印度裔英国作家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侨居英国多年，失去了纯粹的“印度性”，却又不能完全认同殖民立场。从13岁那年开始，他一直过着“候鸟般”的生活，身体不断“移位”，穿越印度、英国、巴基斯坦的国界，从孟买到伦敦再到卡拉奇，从东到西，处处有家，处处无“家园”。漂浮的、无根的、游移的生存状态意味着拉什迪别无选择，只能走进含混破碎的记忆深处，走进语言的乌托邦，用文字言说想象的家园。跨国界、跨文化的生活经历加深了作家的身份错位意识和文化认同危机，让他在东西社会之间、不同宗教之间、历史与今天之间无所适从，不知所归。他在1991年的“想象的家园”（“Imaginary Homelands”）一文中说：“像我这样的流散作家（exiles，或emigrants，或expatriates），心头可能总是萦绕着某种失落感，带着某种冲动去回顾过去，寻找失去的时光……但当我们回顾过去时，我们会处于深深的困惑之中：离开了印度便意味着我们不再能够找回业已失落的东西；我们创造的不是真实的城市或乡村，而是看不见的想象的家园，即我们脑海里的印度”。^【38】即，对于身处英国的拉什迪来说，因空间的错位，过去的岁月反倒成了永远的家乡，尽管那是一个失落于时间迷雾之中的失落城市中的失落的家（a lost home in a lost city in the mists of lost time）^【39】。拉什迪一连用了三个“失落”（lost），强调心理错位。1992年，米歇雷·巴瑞特（Michele Barrett）和安妮·菲尼普（Anne Phillips）在选编的论文集《理论的“解固定化”：当代女性主义争论热点》（Destabilizing Theory: Contemporary Feminist Debates.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中设置专章“女性主义的碰撞：‘经历政治’探寻”（"Feminist Encounters: Locating the Politics of Experience"），再次讨论家园“搜寻的政治”问题。同一年，安东尼·魏德勒（Anthony Vidler）承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批评话语，写出《建筑上的暗恐心理：论现代的“非家状态”》（The Architectural Uncanny: Essays in the Modern Unhomely, Cambridge and London: The MIT Press）一书，从建筑的角度来讨论“家园”问题。他如是说：“建筑，自18世纪终结以来，一直与暗恐观念密切地关联着。一方面，‘家’在文学艺术中，提供了一个充满诸多‘再现物’、‘恐怖情形’的‘难以忘怀的’、‘迂回曲折的’、‘四分五裂的’的场所。另一方面，现代城市的错综复杂空间已被阐释为现代焦虑的源头——从进化、时疫等层面一直涉及恐惧、异化等层面；‘侦探小说’这种文学样式就将其存在的价值归因于此类恐惧——‘悬而未解的谋杀就是暗恐’，心理分析学家西奥多·雷克（Theodor Reik）如是说”。^【40】他同时又说：“但是建筑超越了此番巨大的夸张性戏剧角色，通过一种非类同的方式揭示了暗恐的深层结构，展示了‘似乎有家’与‘明确无家’二者之间的令人忧虑的滑动。正像弗洛伊德的理论诠释的那样，暗恐（uncanny／heimlish）在词源学和用法上植根于家事的环境，因此展现了一系列有关自身、他者、身份缺席的身份认同问题——因此展现了暗恐在诠释内心世界与居所、身体与住宅、个人与都市方面的巨大能量。弗洛伊德将暗恐与死亡的冲动、阉割的恐惧、期盼回到子宫的不可能的欲望密切粘连，暗恐因此被诠释为现代怀旧情结的主流因子——承载着深深地触及着所有社会生活层面的相应空间感”。^【41】1993年，英国学者吉利安·萝丝（Gillian Rose）在《女性主义与地理学：地理学知识的局限》（Feminism and Geography: The Limits of Geographical Knowledge, London: Blackwell Polity,1993）一书中，从女性主义角度讨论家园／日常空间的政治化含义。她指出：“对于女性主义者而言，女性所追寻的日常小事从来都不是无足轻重的，因为日常的这些表面平庸、琐碎的事件被捆绑至与羁押女性的权力结构之中。对女性日常活动的诸多限制，由社会期盼女性所成为的一切和因此去实践的一切，所建构着。某个平常的日子遂成为一个夫权制得以重建与遭遇抗争的竞技场。用特里莎·德·洛瑞蒂斯（Terasa de Lauretis）的话说，就是，女性主义‘仍然更多的是一种日常生活政治。尖锐点就在那里：斗争的意识、压制与反驳的负荷’”。^【42】她还指出：“对于白人女性主义者而言，日常空间的一个最富于压抑性的层面，是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区分。有关公共空间、私人空间二者最早的讨论成果之一是凯特·米列特于1969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其众多论点表明很多女性主义者已将公共／私人之区分与夫权制权力粘连起来。米列特的文章系对维多利亚时代‘性政治’核心宣言书的一种解读：……《论女王们的花园》（"Of Queens'Gardens"）一文是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1864年在曼彻斯特市政厅（Manchester Town Hall）所作的演讲，标题中的‘女王们’是他观众心目中的资产阶级女性。罗斯金在演讲中解释道：特定家园（the home）是女性应该栖居之处，因为只有男性才是实干家（doer）、创造者（creator）和发现者（discoverer）：相比较而言，女性是消极被动的、自我谦卑的、美丽优雅的。正是这种自然的完美驱使罗斯金将女性描写为花瓶。而她们的‘花园’，被诸多墙体所圈围着，就是家园，他描写为私人性的、家事缠绕的、阴柔娇美的空间（feminine space），这一空间与男性的薪水工作—政治工作领地（the male sphere of waged work and politics）完全分离。……在罗斯金看来，无论女性在何处，均可成为家园——一个充溢着特殊品质的空间、一个洋溢着静谧与爱的港湾：虽然她打算被她的主人统治着，但她可以成为他的道德良知和道德向导，并因此在较广的层面上影响着他的行动。”^【43】罗斯金特别举出莎翁作品《李尔王》之例子来讨论这一问题。他说：“如果因此造成什么罪恶的话，又多是依靠女人的智慧和意志、品德来救赎，而且全都获得圆满成功。降临到李尔王头上的灾祸就是源于其自身对决断的渴望、鲁莽的浮夸，以及对子女的不信任，要不是他把自己那个真正的女儿从自己身边赶走，凭借她的人品和意志力足以把他保护起来免遭他人的陷害，而事实上，也正是这个女儿拯救了他”。^【44】根据特里莎·德·洛瑞蒂斯的思路，罗斯金开创了以超越男性性别为己任的西方女性主义批评话语的先河。

1994年，安妮·茨威特柯维琦（Ann Cvetkovick）、艾芙瑞·戈登（Avery Gordon）在共同发表的“别以我们的名义：妇女、战争、艾滋”（"Not in Our Names: Women, War, Aids"）一文中也从妇女、战争、艾滋三方面讨论了家园问题。全文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题为“战争机器与洗衣机”（"War Machines and Washing Machines"），由艾芙瑞·戈登撰写；第二部分题为“抗艾滋之战与中东之战”（"The War Against AIDS and War in the Middle East"），由安妮·茨威特柯维琦撰写。戈登在第一部分中说：“今天我很想从头部与心脏（并且也可能是胃部）之间的某个部位开始同你们谈话，因为它们说：在战争与和平时期，家园通常就是女性所居之处；因为它们还说：在战争与和平时期，家园就是心脏所居之处。我乐意间接地表明：海湾战争中生死存亡的一切就是‘我们栖居于家园中何处’和‘我们如何栖居于家园中’。我很想请你们思考三个问题：（1）战争机器与洗衣机之间的关系如何？（2）战争在何地爆发？（3）我们如何为一个更美满的家园而战？”。^【45】她进一步指出：对于第一个问题，“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很清楚这一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女性加入了获取报酬的劳动力大军，特别是军需品行业的劳动力大军，数量上对于白人中产阶级、工人阶级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在那里，她们学会了很多她们先前被剥夺的工业和工艺上的技巧，并且她们因为乐于为‘战时努力’发挥作用的慷慨之举而获得‘政府宣传电影’的致谢。这些铆钉工们（Riveters）捍卫民主，将成堆的碗碟洗刷之事束之高阁，战后纷纷被送回家中继续她们对构建‘崭新美国世纪’（the New American Century）的贡献：用微小的餐具端上冻干的食品，为年老体弱者贮存罐装给养，转变为欲望的不同寻常的核心客体——‘餐具’与‘炸弹’。白人中产阶级女性通过照看她们各自的洗衣机，参与新一轮战时经济建设——即我们如今所称的军事—工业联合体——之际，被要求发挥着与五角大楼完全一样的作用：高度警惕，为战备随时待命”。^【46】

茨威特柯维琦在题为“抗艾滋之战与中东之战”的文章中谈到：“如何可能将艾滋……与中东之战联系起来？提出此类‘粘连’或许已经成为一个越界的政治化问题，因为乔治·布什非常讨厌接受‘萨达姆·侯赛因冒险侵略科威特’与‘美国支持下以色列登场于占领区’两事之间的粘连，或者说，科威特作为一个国家的权利与巴勒斯坦为民族自决所作的斗争两件事情之间的粘连。为开创诸如此类的粘连，首先有必要思考‘战争’一词之意义。作为一个女性主义者，我可以毫无困难地理解‘国内之战’（war at home）概念——这一用语不仅可用来描述反战行动主义（antiwar activism），也可用来描述‘家事’问题。我很清楚这一点：经常会发生以对女性的剥削为幌子的‘家中之战’——不管它是采取公开的性暴力、家庭暴力形式，还是采取不能走近堕胎、保健、儿童保育、恰当地支付报酬工作等方面的较为含蓄的形式。作为一个对性的政治感兴趣的女性主义者，并不难把这些女性问题与艾滋引起的诸多问题联系起来——反对艾滋的斗争已经被同样的对待性行为特别是同性恋行为的道德化与压抑性的态度（moralizing and repressive attitudes）所阻碍着，而这些态度已经严重地影响着女性”。^【47】她还说：“坦率地来看：为什么曾经令人诧异的无数的艾滋病患者的死亡，被认为不如潜在的中东战场美国士兵的死亡那么重要？投入至保护中东战场上士兵们的生命和屠杀伊拉克市民的金钱，较之投入至对抗艾滋病行动中的金钱多得多；更多的媒体篇幅关注‘海湾的最后摊牌’（Showdown in the Gulf）而较少关注可能少有新闻价值的艾滋病患者（PWAS）——除了‘无辜的’儿童与白人中产阶级异性恋者正在死亡之时刻——的死亡；更多的人带着同情与对同胞和家庭成员的关注，收看有关战争的新闻报道，而较少收看有关艾滋的新闻报道——它们经常可以推断或激发一种对与行将死亡者进行合作的恐惧。我发现这些差异是令人心烦的。为什么艾滋病患者及其死亡仍然不为公众所见，而美国士兵们被高度张扬，他们‘家园的缺席’（absence from home）由‘黄色勋带’（yellow ribbons）的不断递增所彰显着？”^【48】

显然，在艾芙瑞·戈登眼中，战争与和平时期的“家园”就是“女性所居之处”、“心脏所居之处”，就是“战争中生死存亡的一切”；在安妮·茨威特柯维琦眼中，“家园”就是充满“反战行动主义”与“家事问题”的“国内之战”，就是充溢着公开的性暴力、家庭暴力和对堕胎、保健、儿童保育、报酬工作等采取隐性忽视形式的“家中之战”，就是与艾滋病患者相媲美的美国士兵们的“由‘黄色勋带’的不断递增所彰显着”的“家园的缺席”。几乎在同时，后殖民经典批评家荷米·巴芭讨论被殖民者游移的文化身份时，也深刻地谈及家园问题。在他看来，“二者中的任何一种文化均没有家园之感。这种栖身于两种彼此冲突的文化中的‘无家’（homelessness）之感，巴芭称作‘unhomeliness’——这是一个为其他一些后殖民理论家称为‘双重意识’（double consciousness）的概念。这种为两种文化所摒弃的感觉或直觉，导致殖民主体／被殖民者（colonial subject/the colonized）成为心理上的避难者（psychological refugee）”。^【49】巴芭诠释道：“非家幻觉”是“家和世界位置对调时的陌生感”，或者说是“在跨越地域、跨越文化开始时期的一种状态”^【50】。巴芭的同行贝尔·胡克丝（Bell Hooks）对家园也有一番独到的思考：“有时家园是无处可寻的。人们有时只知道极端的疏离与异化（extreme estrangement and alienation）。家园，然后，就再也不是一个固定的地方（place），而是不断搜寻中的场所（locations）”。^【51】

而美国圣地亚哥加州大学英语文学与文化研究助理教授萝丝玛丽·玛瑞戈莉·乔治（Rosemary Marangoly George）于1996年首次从解构主义和后殖民批评立场正式提出了“家园政治”命题。她在专著《家园的政治：后殖民迁徙与20世纪小说》（The politics of home: Postcolonial relocations and twentieth-century fiction）的开篇，首先推出卢卡奇的著名论断：“所有的小说都是患‘恋家症’的”（All fiction is homesickness）。^【52】

乔治女士开篇即说：“在上一个100年左右的历史进程中，家园／家一国概念已经在殖民者、被殖民者、新近独立的民族、移民用英文撰写的小说中，被重新固定化（re-rooted）和重新线路化（rerouted）。这些篇幅里所尝试的一切就是通过一个不局限于‘第一世界’小说或‘第三世界’小说之类的单一项目的划分，来对英文小说的核心层面——对‘家园’概念的投入（investment）局面——作出考察。这一项目，在‘全球化英文’的召唤下，集中考察一组不同的小说表征‘家园’意识形态（ideologies of 'home'）的方法和因此将这一动态问题由英国文学引入英语文学中的方法”。^【53】她接着又说：“将‘全球化英文’引入讨论中，挑战了迄今为止仍被编码为‘英国文学’（即来自英伦三岛的文学）、‘美国文学’（即美利坚合众国文学）、‘世界文学’（英文本和翻译本）三个分隔领域的特定的文学场和学科的逻辑。这些当然是富于巨大争议的分类，但‘全球化英文’能改变这些富于争议的术语——即便正在思考中的诸多文本保持着一致性。我将论证道：在全球化英文语境下对我们所认可的‘家园’的概念、结构的考察，能重估我们在英语语言中和在我们称之为家园的空间中对归属问题的理解”。^【54】显然，在她的多次不厌其烦的论述中，“家园”问题与作为强势话语的“全球化英文”和“归属”问题密切相关，英语因此被赋予了一种浓烈的语言政治色彩。

而对于到底何为“家园”？乔治女士首先作出界定：“家园”意谓着挑战传统英文现实主义小说中的那种充塞着“父权等级制”、“性别化自我认同意义”、“居所意义”、“慰藉意义”、“养育意义”、“保护意义”的私人化领域。^【55】她举亚玛·亚塔·埃都（Ama Ata Aidoo）于1977年撰写的实验小说《我们的姐姐吉尔乔伊；或，来自黑眼斜视的反思》（Our Sister Killjoy; or, Reflections from a Blackeyed Squint. New York: NOK Press）和米歇尔·克里夫（Michelle Cliff）于1987年撰写的小说《没有电告上帝》（No Telephone to Heaven. New York: Vintage Books）为例：前一部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在她的家—国正在经受巨大重构的时刻，重新从异国的角度思考“家园”与“自我”的整体概念；后一部小说仍然述及通常的现实主义小说在时间安排惯例上的解体。这些小说均表明：“在‘商定’（negotiate）小说人物紧紧抓住的那些处于现实家园与想象家园之间的居所时，现实主义小说的很多准则受到修正”。^【56】她接着说：“‘家园’概念得以建构的基本组织原则就是‘选择性接纳与排他模式’（a pattern of select inclusions and exclusions）。‘家园’是建构差异之方式，诸多家园与家—国是‘具有排他性的’（exclusive）。家园……同性别／性行为、种族、阶级一起，扮演着主体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决定性因子（ideological determinant of the subject）。术语‘家—国’本身表达一个被认为是对主体的存在必不可少的复杂难解的意识形态机器集合物的概念（a complex yoking of ideological apparatuses），也就是‘归属’的概念，即拥有家园的和拥有自己居所的概念。但是，对‘家—国’的专门指涉昭示着言说者正在远离家园。这种与人们力争勘定的居所所保持的距离，……对明确定义的获取是异常重要的。‘搜寻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location）开始在‘编织’主体—地位（subject-status）——这一‘主体—地位’被对我们熟知的‘家园’的居所的体验（experience of the place）和对明显地属于‘非家’（not home）的居所的抵抗所支撑着——的尝试中开始发挥作用。在这一研究语境下的‘搜寻’，表明了‘家园’与‘自我’的多变本质，因为二者均为协商的姿态——这些姿态的形状完全由它们得以确立的场所主宰着。众多得以搜寻的场所就是距离与差异得以确认的众多位置、家园得以变得暖意融融的众多位置”。^【57】

根据以上论述问题的思路，我们似可“搜寻”出乔治女士的“小说家园”构想的一个三段推理：大前提——“家园”挑战了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中的“没有问题的司空见惯的现实主义叙述牢狱”；小前提——“家园”的建构与“家—国”的建构及差异、距离、主体地位、非家、自我密切相关。“家园”是建构差异之方式，与性别／性行为、种族、阶级一起，决定着主体的意识形态层面；“家—国”指涉的主体的意识形态层面更加复杂难解，通常指向拥有“家园”、拥有自己居所的“归属”概念。“家—国”的言说隐喻着言说者对家园的远离，家园“搜寻的政治”，因此生产了着力编织着那个“由我们熟知为‘家园’的抵抗所支撑着”的主体—地位，并且在这里，“家园”与“自我”由不同的场域操控着，呈流动的不断协商的态势。

在萝丝玛丽·玛瑞戈莉·乔治女士看来，众多家园并非中立之所，想象家园同想象国家一样，均属政治化行为。无论是建构家园，还是建构国家，都是霸权性权力（hegemonic power）的彰显。促使设计这样一些人们能作为自然化的社会化过程的一分子进入的标识，展示了阶级、共同体与种族所行使的权力。在全球化英语语境内的阅读，能揭示语言、文学、空间三者的诸多政治化支撑点。我们着力去考察异彩纷呈的英语文学中所呈现的“家园”话语的最广泛的含义，并在一个框架下去捕捉特定的小说如何构想“家园”概念意识形态立场的动态方式。^【58】

由以上讨论可知，“在家园政治中，‘家’的方位不再是与生俱来，而是建构得来，个人必须积极争取归属于某一社群”。^【59】这或许就是乔治女士反复论证的“选择性接纳与排他模式”——

诸多包容物建立在学习而来（或传授而来）的亲缘关系意义上，亲缘关系扩展至被认为拥有同样血液、种族、阶级、性别或宗教的那些人身上。成为其中一员的资格由关爱、恐惧、权力、欲望、控制力构成的粘接链所维系着。众多家园呈现于地理的、心理的、物质的层面上。它们是那样一些被置于家园中的和失掉家园的人们照此认同的地方；它们是充满暴力和养育层面的地方。……家园是一个可以逃至的地方，一个可以逃离的地方。其重要性就在于它不是人人都能拥有：家园是为人们竭力奋斗的，但只被少数人建构为专属领地的充满欲望的地方。它不是一个中立之所，是一个共同体。这些共同体不是“逆向建构物”（counter-constructions），而是家园的扩展物（extensions）——在较大的层面上提供着同样的安慰与恐惧。^【60】

很显然，由于萝丝玛丽·玛瑞戈莉·乔治女士的部分身份“文化研究助理教授”所决定，“家园政治”命题无疑走向文化研究。

1998年，当代英国著名文化地理学家迈克·克朗（Mike Crang）在专著《文化地理学》中认为，“家”可以被想象成欧洲大家庭或民族国家的大家庭或地区的大家庭，这些想象均充满着对整体统一性和完整的渴望^【61】，他指出：“以帝国为家。对‘外国的’和‘非西方的’世界的理解，为‘家’和‘祖国’这两个概念提供了答案。我们可以偏颇地认为‘祖国’的一切是与殖民地那里的一切相反的，它是理性、公正和秩序的象征。但是，考虑到19世纪激烈的帝国主义竞争，家也变成了令人担忧的地方。这种忧虑是用种族言论表达出来的，尤其是用称赞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为优等民族的方式表达出来的。”^【62】这里，家、民族、帝国主义竞争、担忧彼此粘连，充塞着浓烈的东方主义色彩。2001年，英国文化研究学者阿雷恩·鲍尔德温（Elaine Baldwin）、布莱恩·朗赫斯特（Brian Longhurst）等借助美国学者段义孚的观点来论说家园：“思考地点……意味着考虑特定地点在文化世界的塑造中起重要作用的途径。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与我们建构以及争夺特定意义的方法联系在一起，这种特定地点通常是命名的地点。例如，‘家’的特定意义被用来支持对家庭如何运作的特定理解”^【63】。与此同时，他们认为，家、杂货店、客栈等是这样的一些可以被称为“呵护场所”的地点^【64】——“当人们之间充满情感的关系，通过重复和相互熟悉而在一个特定的地方找到停泊地的时候，它们就变得更富有意义了”。^【65】但另一位学者大卫·莱（David Ley）则断言这种对地点／家的阐述是本质主义的，因为不同的人与地点的关系是不同的。地点／家的意义是在置于“地点”的人们之间（主体之间）创造的^【66】——“正是这些社会集团通过社会交往使地点产生意义且使之更富于意义。这些有共享意义的固定群体就是‘生活世界’（我们又可以称它们为文化），而且我们可以看出这些是和特定的地点相联系的”^【67】。它们是一种“地方文化”。对它们的理解，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则伴随着一种权力关系。不难看出，大卫·莱的话语里不乏法兰克福学派学者哈贝马斯的话语痕迹。与此同时，阿雷恩·鲍尔德温等人从民族主义角度来讨论“家园”：“民族主义等同于接纳与排他”（Nationalism: inclusions/exclusions）^【68】，“民族经常是被建立在一个对文化同质性（cultural homogeneity）的创造和把特定的想象这个共同体的方式优先化的‘工程’之上的。这是一种接纳，同时也是一种排斥。所有种类的身份与其说是通过对一个人是什么的陈述来形成的，不如说是通过对一个人不是什么的陈述来形成的。创造群体和个人身份的过程是确定差异并使这种差异具有意义的过程。……另外一套排斥是那些建立在同一民族内部的对性别身份的界定之上的，……这同样适用于阶级”。^【69】在这样的前提下，家园＝民族主义＝接纳与排斥（排他）。

由以上较为漫长的“家园之旅”，我们不难看到，家园政治完全是一个文化研究议题，一个主体得以不断建构的问题，深深浸润于精神分析、存在主义、文化政治、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批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身份、设计、时间、空间、地形、文化地理、建筑、疾病、战争、权力、欲望、抵抗、协商等重重资源之中，其内涵分别指涉以下层面：（1）家园＝流亡／放逐；（2）家园＝暗恐心理／非家幻觉／飞散；（3）家园＝“世界大厦”——天地人神的“四方关联体”；（4）家园＝所有小说的表达主题；（5）家园＝空间＝民族；（6）家园＝忧郁＝个人的消沉＝心灵的整体性或经验的统一性的被粉碎；（7）家园＝世界；（8）家园＝空间—知识—权力；（9）家园＝想象的共同体；（10）家园＝怀旧＝对总体性的向往（连贯、秩序、任务、和谐、富庶、共识、共同体；异化、碎片、无序、冲突、矛盾、系列化、疏离）；（11）家园＝“民族寓言”＝移民者的隐喻＝边缘化空间；（12）家园指潜在的殖民者／被殖民者、男性／女性之间的权力机制；（13）家园指冲突、缺失、记忆、欲望及“挑战性在场”；（14）家园是被人设计出来的经济层面与意识形态层面上的雕像；（15）家园＝海外殖民；（16）家园指家庭妇女对家庭、休闲、求爱、亲缘关系行使权力的场域；（17）家园指影响日常生活之社会实践的权力化“地形”；（18）家园＝历史的、地理的、文化的、心灵深处的、想象的疆界；（19）家园＝想象＝回忆＝过去＝失落＝心理错位（处处有家／处处无家）；（20）家园指充满着与“死亡的冲动”、“阉割的恐惧”、“期盼回到子宫的不可能的欲望”密切关联的“暗恐观念”的建构；（21）家园指以“女性在何处”为标识的、充溢着特殊品质的和静谧与友爱的，且能在较广层面上影响着男性行动的空间与港湾；（22）家园指战争与和平时期的“女性所居之处”、“心脏所居之处”、战争中“生死存亡的一切”，充溢着公开的性暴力、家庭暴力并对堕胎、保健、儿童保育、报酬工作等采取隐性忽略形式的“家中之战”，与艾滋病患者相提并论的美国士兵们的“由‘黄色勋带’的不断递增所彰显着”的“家园的缺席”；（23）家园＝栖身于两种文化冲突之中且被两种文化所摈弃的“无家”之感；（24）家园＝充满“极端的疏离与异化”的不断搜寻中的场所；（25）家园＝云游四方／旅居他乡；（26）家园指建构差异之方式，与性别／性行为、种族、阶级一起，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决定着主体—地位——“家园”与“自我”呈流动不已的协商的态势。‘家—国’一体隐喻着归属的概念和与故土的远离。家园包含着血液、种族、阶级、性别、宗教在内的亲缘关系，同时，家园是人人为之奋斗但只被少数人建构为“排他性”领地的充满欲望的地方。所以，家园既是“接纳性”，又是“排他性”的；（27）家园是对欧洲大家庭或民族国家大家庭的渴望，是面对剧烈帝国主义竞争时所发出的担忧；（28）家园是塑造文化的地点和“呵护场所”；（29）家园是暖意融融的空间；（30）家园＝“外国的”、“非西方的”，帝国主义竞争；（31）家园指潜在的殖民者／被殖民者、男性／女性之间的权力机制。

第二节　家园政治／后殖民小说／文化研究

萝丝玛丽·玛瑞戈莉·乔治女士认为，“对自我处于居家（at home）状态的场所的搜寻是20世纪英文小说的重要项目之一”^【70】，并期盼着“通过对……文学中‘家’的喻说的解读的方法有时能颠覆和强化这些二元对立”——私人场域／公共场域，两类性别，殖民者／被殖民者、西方文学／世界其他地方文学。^【71】在乔治女士眼中，20世纪殖民小说负载着民族、事件、帝国方面的深刻内涵：第一，“帝国文学／宗主国文学可以读作某国的（国内的）意识形态在一个扩张的空间内的想象行为。无论这类充满想象力的扩张背后的动机是否等同于家园化（domestication）、爱情、勾引、强奸，完全随文本的不同而不同。不过，随着帝国小说的出现，逐一变得清晰的是，‘女主人操持家务’方面的故事与任务远远迥异于民族和帝国层面上的‘受雇男性管理家务’方面的故事与任务”^【72】。第二，“被殖民者（或者说，曾经的被殖民者）创作的小说，通过无数的方式，被捆绑至‘英语文学’这一宏大叙事中。不过，从一开始我就乐于坚持这一主张：将英语全球化文学读作昔日的朋友馈赠之礼物，就开始进入了死胡同。当然，存在着一个特定的首先是强压于他人而后是为他人所共享的共通语言。来自殖民地的作家所书写的一些小说的形式也大量地依赖于英国的文学传统。此番对称，并不总是扩展至小说的内容层面，因为这些被殖民者为了提升他们的声音，常常改变英语小说的内容——即便他们的首次言说采用‘陛下的声音’。被殖民者们沿着民族主义运动和随之而来的对帝国主义的反抗两条路径进行书写，使用同样的文学手段来维护他们自身的和他们所期望展现的共同体的主体地位——这一主体地位是从与现在能专属于‘我们人民’的空间的新的约定中汲取效力和能量的”。^【73】第三，“20世纪文学不像那种针对‘能生存的自我’（viable selves）而言的‘能生存的家园’（viable homes）的‘搜寻’那样，关注‘民族寓言’的‘获取’。文学（甚至创作于民族主义斗争巅峰时期的文学）不是讲述与民族主义叙述完全相同的故事。民族主义运动叙述一个故事；文学，通过略为触及的‘搜寻’，塑造其家园。文学因此可以像民族主义一样，作为一个抵抗主流意识形态之场域发挥着作用”。^【74】不言而喻，这指向了一种归依于所谓“后殖民文学”大家族中的“后殖民小说”，流放与移民系其一大特点和重要的文学风格^【75】——“诞生于反抗帝国主义监禁与摧残之中，以追求解放为目的的知识使命，已从安顿稳定的居家乐园的文化动态转化为无家可归、四处奔走、浪迹天涯的动力。而今天，这种动力的代名词便是移民。他们的思想意识和被流放的知识分子、艺术家一样，犹如夹杂在国家之间、形式之间、家庭与社会之间、语言之间的政治家。从这个角度来看，天下万物的确是对立的、独到的、简朴的和奇妙的。只有站在这个角度，我们才能欣赏到整个乐队‘对位性的’同欢共舞”。^【76】在这个意义上，“后殖民文学／小说”似乎可以称为“移民文学／小说”（Immigrant Literature/Fiction）或“散居文学／小说”（Diasporic Literature/Fiction），其所表征的“主题”就当然地指向文化研究，理由在于文化研究，在一定层面上，就是着眼于分析殖民“声音”，将它们组装于三种文学理论与实践的路径之一的“后殖民主义”之中。^【77】不过，后殖民文学／小说、移民文学／小说、流散文学／小说三者之间还是有所区别。

“后殖民文学／小说”是指“开始于‘殖民化时刻’并延伸至‘当下’的‘帝国化过程’所影响下的”文学／小说^【78】；“移民小说”概念来源于“移民文学”概念。而“移民文学”系当代西方批评家芭芭拉·哈罗（Barbara Harlow）之言说，指涉这样一个文学现象：“搜寻家园”（"location"）或“误置家园”（"dislocation"）的政治、经历成为作品主要叙事方式的文学样式。^【79】芭芭拉·哈罗的言说又来源于尼日利亚英语作家尼古基·瓦·西昂戈（Ngugi Wa Thiong）的言说——后者打破传统的以形式区分文学文本的作法，将文学分为“压迫性文学”和“为争取解放的斗争性文学”两类^【80】。“移民文学”诞生于全球性殖民主义的历史之中，是“解殖民话语”（decolonizing discourses）运动中的参与者，虽不同于整体意义上的后殖民书写和流亡文学，但又与它们密切相关。重要的特征是对“无家”经历所进行的令人新奇的超然性解读——通过对精神层面、物质层面的“行李”隐喻的过度使用来予以补偿。^【81】其中的“移民小说”关注移民至西方国家之经历，是跨语言的、跨国度的，是处于“高质量旅行”之中的。它近年聚焦文学上的“国际主义”和“世界主义”，是一种移民、迁徙、流亡过程所滋生的文本本身层面上的解读。^【82】“散居文学／小说”则指那种由散居他国的人群所进行的书写或小说创作，更多地是指“后殖民语境下……跨民族、跨文化的第三世界裔知识分子在另一民族的文化土壤中进行的英语写作”^【83】，与“散居研究”（Diaspora Studies）、“散居批评”（Diaspora Criticism）等概念一起共同构成自成一体的散居话语，为文化研究、身份研究、后殖民研究等跨学科领域提供了新的言说方式。^【84】

尽管以上三者之间在相对的准确层面上有细微区别，但考虑到国内学界的习惯叫法，考虑到“后殖民”（postcolonial）这一概念本已包括移民、迁徙等内涵。加之，影响甚大的比尔·阿什克罗夫特、伽里斯·格里菲斯的《后殖民主义研究读本》（The Post-Colonial Studies Reader）在2006年新版中就增添了移民离散、全球主义、生态环境和神圣观念等章节^【85】，并参用萝丝玛丽·玛瑞戈莉·乔治女士的“后殖民迁徙”一语。本书因此在大致层面上统一采用“后殖民小说”这一称谓。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后殖民文学作品的流放与移民叙述最近似乎表现出某种“复归”的愿望，但不是单纯的怀旧和回顾，而是一种道德转移，重返到人权主义、生态环境、本土社区建设等政治题材。^【86】用英国当代文学史家博埃默的话说，“‘后殖民’、‘后后殖民’的文学探讨的不仅是归来离去的移民题材，更注重社区复兴，以及在新的国家中由多种经历研磨出来的自我发现。找到重新开始的方式便是当前的迫切任务”。^【87】

研究后殖民小说的家园政治问题，是“将创作小说与阅读小说隐喻为‘居家状态’（in living），认同一种‘归属于家园、小区、民族／国家’的‘诱人的娱悦’（seductive pleasure），不断地变换那个主导性的排他与接纳原则”（the governing principle of exclusions and inclusions）（萨义德语）。《家园政治：后殖民小说与文化研究》可以说是一番萨义德所说的“深情地、批判性地思考”家园政治之实践。

本书以后殖民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为其主要研究方法。

它的学术创新价值在于：（1）着眼于大量的第一手英文文献的收集与阅读，首次为学界系统疏理了一笔可贵的“家园政治”英文资源，并注重整体的甄别与思考，力争建构一个属于本研究报告可用的家园政治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对于丰富文化地理学理论宝库有着重要意义；（2）注重宏观与微观的有机结合，既注重理论阐释，又注重对一些后殖民小说文本的细读，特别注重挖掘其后的动态的主体性建构的文化碰撞问题，力图作到审美批评与文化批评相结合，使学术阐释更加合理、有效；（3）为从文化地理学的微观角度研究文学问题提供参考性思路，因为“家园”从属于关注地形、权力、表征之间互动关系的文化地理学框架。这能积极推动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联姻，从而一如既往地延续整个文化研究学科后面的文学研究传统；（4）更加有效地实现后殖民批评的文本化实践，因为国内对后殖民批评，理论介绍多，而用此理论来研究具体文本的情况少，这无疑阻碍后殖民批评所隐含的一套文本分析传统之传播与张扬，从而不利于国内学界全面地理解后殖民批评精神；（5）能提醒学界注意，仅关注中东问题的后殖民批评而忽略华裔美国人文化身份的研究，是不完善的，因为他们漂泊、流放至他国，遭遇了作为“边缘人”不得不遭遇的潜意识层面的失落、“冷冻”、焦虑、矛盾、抗争，和期盼融入主流社会而又遭主流社会拒绝的尴尬、郁闷，以及伴随其中的一系列质疑、思考、张力，是足以引起全球批评家关注的；（6）民族、女性、流亡、放逐务必纳入家园“问题丛”（problematics）之中予以审视，“关切”、“议题”、“话语”、“预设”、“问题意识”以及歧义、洞见及“耐读性”伴随其中；（7）竭力倡导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联姻，从而参与当下中国文化批评的建构。

本著作由以下章节构成：“第一章　家园政治与后殖民小说”系统梳理和讨论“家园政治”和后殖民迁徙小说两概念的内涵以及整个项目的学术意义；“第二章　英国家园政治小说传统”由“发轫期”、“形成期”、“成熟期”、“高潮期”四部分构成；“第三章　华裔美国小说中的家园：思念／迷失／拒斥／恐怖／批判／尴尬”喻指着由张爱玲、白先勇、陈若曦等作家所承继的，在汤婷婷、谭恩美、严歌等、严力、哈金等人手中达到峰巅的华裔美国小说（英语小说／汉语小说）传统的家园／故国从来就不是固定的抽象符号，而是充满着爱恨交加的复杂情感，与“世界性”密切粘连着、互动着、协商着、碰撞着。飞散者们可以自由频繁地出入“家园”，他们内心深处的那种凄凉无助已渐渐淡化，更多地是以一种跨民族的、跨文化的视野审视故园、批判故园、反思人性、表达人性。

注　释

【1】　〔英〕阿雷恩·鲍尔德温等：《文化研究导论》，陶东风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13页。

【2】　转引自〔美〕爱德华·W. 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331页。

【3】　转引自〔美〕爱德华·W. 萨义德：《世界·文本·批评家》，李自修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11—12页。

【4】　Sigmund Freud. "The Uncanny" in Vincent B. Leitch ed.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2001, pp.929—952.

【5】　Rosemary Marangoly George. The politics of home: Postcolonial relocations and twentieth-century fiction. New York and Melbour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

【6】　〔匈〕卢卡奇：《小说理论》，载《卢卡奇早期文选》，张亮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5—36页。

【7】　参见余虹：《艺术与归家——尼采·海德格尔·福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页。

【8】　同上书，第172页。

【9】　〔德〕海德格尔：《荷尔德林的大地与天空》，载《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00页。

【10】　参见余虹：《艺术与归家——尼采·海德格尔·福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72页。

【11】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马克思主义与形式》，李自修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48—49页。

【12】　转引自〔美〕爱德华·W. 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331—332页。

【13】　石海峻：“地域文化与想象的家园——兼谈印度现当代文学与印度侨民文学”，《外国文学研究》2002年第1期。

【14】　转引自〔美〕爱德华·W. 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330页。

【15】　米歇尔·福柯、保罗·雷比诺：“空间、知识、权力——福柯访谈录”，载《后现代地理学的政治》，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页。

【16】　〔法〕米歇尔·福柯、〔美〕保罗·雷比诺：“空间、知识、权力——福柯访谈录”，载《后现代地理学的政治》，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1页。

【17】　〔美〕戈温德林·莱特、保罗·雷比诺：“权力的空间化”，载《后现代地理学的政治》，包亚明主编，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9页。

【18】　〔法〕米歇尔·福柯、〔美〕保罗·雷比诺：“空间、知识、权力——福柯访谈录”，载《后现代地理学的政治》，包亚明主编，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9页。

【19】　〔英〕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2页。

【20】　〔英〕阿雷恩·鲍尔德温等：《文化研究导论》，陶东风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63页。

【21】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页。

【22】　同上书，第6—7页。

【23】　〔英〕阿雷恩·鲍尔德温等：《文化研究导论》，陶东风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63页。

【24】　同上。

【25】　Cf. Theresa de Lauretis. Feminist Studies/Critical Studi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192.

【26】　Martin Jay. Marxism and Totality: the Adventures of a Concept from Lukacs to Haberma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p.21.

【27】　Ibid., p.85.

【28】　Rosemary Marangoly George. The politics of home: Postcolonial relocations and twentieth-century fiction. New York and Melbour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05.

【29】　Rosemary Marangoly George. The politics of home: Postcolonial relocations and twentieth-century fiction. New York and Melbour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86.

【30】　Theresa de Lauretis. Feminist Studies/Critical Studi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192.

【31】　Adrian Forty. Objects of Desire: Design and Society 1750—1980.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Ltd. 1986, p.6.

【32】　Ibid., p.94.

【33】　〔美〕阿雷恩·鲍尔德温等：《文化研究导论》，陶东风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48页。

【34】　Nancy Armstrong. Desire and Domestic Fiction: 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Nove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94.

【35】　Salman Rushdie. The Satanic Verses. New York: Viking, 1988, p.343.

【36】　Jennifer Wolch Michael Dear eds. The Power of Geography: How Territory Shapes Social Life. Boston: Unwin Hyman, 1989, p.4.

【37】　Donna Haraway.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London: Free Association Press, 1991, p.196.

【38】　Salman Rushdie. Imaginary Homelands: Essays and Criticism 1981—1991. Grants Books and Penguin Books Ltd., 1991, p.10.

【39】　石海军：《后殖民：印英文学之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第92页。

【40】　Anthony Vidler. The Architectural Uncanny: Essays in the Modern Unhomely. Cambridge and London: The MIT Press, 1992, Ⅸ.

【41】　Ibid., Ⅸ—Ⅹ.

【42】　Gillian Rose. Feminism and Geography: The Limits of Geographical Knowledge. London: Blackwell, 1993. p.17.

【43】　Gillian Rose. Feminism and Geography: The Limits of Geographical Knowledge. London: Blackwell, 1993, pp.17—18.

【44】　〔英〕约翰·罗斯金：《芝麻与百合》，王大木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0页。

【45】　Michael Ryan and Avery Gordon. ed. Body Politics: Disease, Desire, and the Family. Boulder, Sanfrancisco and Oxford: Westview Press, 1994, p.32.

【46】　Ibid., p.33.

【47】　Michael Ryan and Avery Gordon. ed. Body Politics: Disease, Desire, and the Family. Boulder, Sanfrancisco and Oxford: Westview Press, 1994, p.40.

【48】　Michael Ryan and Avery Gordon. Ed. Body Politics: Disease, Desire, and the Family. Boulder, Sanfrancisco and Oxford: Westview Press, 1994, pp.40—41.

【49】　Charles E. Bressler. Literary Criticism: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Jersey: Pearson Education, Inc, 2003, p.203.

【50】　转引自童明：“家园的跨民族译本：论‘后’时代的飞散视角”，载《中国比较文学》2005年第3期。

【51】　Rosemary Marangoly George. The politics of home: Postcolonial relocations and twentieth-century fiction. New York and Melbour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

【52】　Rosemary Marangoly George. The politics of home: Postcolonial relocations and twentieth-century fiction. New York and Melbour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

【53】　Ibid.

【54】　Ibid.

【55】　Rosemary Marangoly George. The politics of home: Postcolonial relocations and twentieth-century fiction. New York and Melbour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

【56】　Ibid., p.203.

【57】　Rosemary Marangoly George. The politics of home: Postcolonial relocations and twentieth-century fiction. New York and Melbour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

【58】　Ibid., p.6.

【59】　冯品佳：“书写北美／建立家园：穆可杰的家的政治”，载台湾大学外文系《中外文学》1997年第12期（第25卷，1997年5月）。

【60】　Rosemary Marangoly George. The politics of home: Postcolonial relocations and twentieth-century fiction. New York and Melbour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9.

【61】　〔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06页。

【62】　〔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92页。

【63】　〔英〕阿雷恩·鲍尔德温等：《文化研究导论》，陶东风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45页。

【64】　同上书，第147页。

【65】　同上书，第146页。

【66】　同上。

【67】　同上书，第147页。

【68】　〔英〕阿雷恩·鲍尔德温等：《文化研究导论》，陶东风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66页。

【69】　同上。

【70】　Rosemary Marangoly George. The politics of home: Postcolonial relocations and twentieth-century fiction. New York and Melbor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3.

【71】　Cf. Rosemary Marangoly George. The politics of home: Postcolonial relocations and twentieth-century fiction. New York and Melbor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3.

【72】　Rosemary Marangoly George. The politics of home: Postcolonial relocations and twentieth-century fiction. New York and Melbor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4—5.

【73】　Ibid., p.5.

【74】　Rosemary Marangoly George. The politics of home: Postcolonial relocations and twentieth-century fiction. New York and Melbour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5.

【75】　Bill Ashcroft, Gareth Griffiths and Helen Tiffin. The Empire Writes Back: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89, p.2.

【76】　祁寿华等主编：《文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43页。

【77】　Charles E. Bressler. Literary Criticism: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Jersey: Pearson Education, Inc, 1994, p.199.

【78】　Cf. Bill Ashcroft, Gareth Griffiths and Helen Tiffin. The Empire Writes Back: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89, p.2.

【79】　Cf. Barbara Harlow, Resistance Literature. New York: Metuuen. 1987, pp.1—30.

【80】　Cf. Rosemary Marangoly George. The politics of home: Postcolonial relocations and twentieth-century fiction. New York and Melbour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243.

【81】　Ibid., p.171.

【82】　Ibid., p.172.

【83】　参见王晓路等编：《文化批评关键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16页。

【84】　同上书，第306—314页。

【85】　参见祁寿华等主编：《文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44页。

【86】　同上书，第245页。

【87】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