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英国家园政治
小说传统
第一节 发轫期：从丹尼尔·笛福到亨利·菲尔丁笔下的家园：殖民扩张／充满冲突的场所
英国小说恰似整个欧洲小说，其起源均有一个明显的轨迹：神话—史诗—传奇—小说，而英国小说更为特殊，在18世纪兴盛之前，“传奇”阶段之后还经历了“流浪汉小说”、“传记”和伊丽莎白时期约翰·黎里、菲利普·锡德尼等大学才子们的“散文叙事作品”阶段。它在18世纪的兴盛主要取决于哲学上的现实主义、个人主义、清教主义和当时占优势地位的中产阶级的读者大众的欣赏趣味、文化程度、经济能力等方面。而萝丝玛丽·玛瑞戈莉·乔治女士声称，“所有的小说都是患‘恋家症’的”。即家园是小说的永远主题。源远流长的英语“家园政治小说”传统中，“家园”之内涵可以指向“殖民扩张”、“家庭冲突”、“柔情绵绵”、“生活琐事”、“‘小资’情调”、“女性抗争的场域”、“殖民征服”等层面。
“英国现实主义小说之父”丹尼尔·笛福（1660—1731）于1719年发表的“与欧洲早期殖民经验平行对应的”小说《鲁滨逊漂流记》（Robinson Crusoe）生动地展现了英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创业意识和冒险精神，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充满个人主义精神的中小资产阶级理想中的英雄人物形象。它可以视作西方英语世界家园小说和后殖民小说的源头，因为“鲁滨逊这个唯一的海难幸存者为了免于挨饿，为了驱除对于未知世界的恐惧，他给自己建造了一方小小的领地”【1】，显然，作为主体的鲁滨逊将之想象为“家园”。“他把这块土地据为己有，……他投入了自己的劳动，他按照真正的新教传统建设它，并修筑了高墙保卫它。他从沉船上打捞来工具，严格按照他所能回忆起的方法和规则进行操作。在一个与世隔绝的情况下，书写日志便成了他将周围世界对象化和加以肯定的一种方式。他还训练了一只能叫他的名字的鹦鹉”。【2】俨然一副“居家过日子”之架势。于是，“象征他过去的指代符号便又在他的身边得到了恢复”。【3】可是，“鸟和家园仍不能真正再现他在故乡的经历。院墙正说明了他的虚弱。那个呼唤他姓名的活物并不是他所熟悉的东西，它只不过是一只鸟，一只异国的鸟。正如殖民文学所一再告诉我们的，从英格兰或苏格兰转借来的符号命名，到了新的环境中早晚都要发生变异。作为殖民者原型的鲁滨逊，无论他怎样努力去确立他的现实和他在这个岛屿‘王国’的权利，那个未知世界却始终是他的一块心病，其表现就是他对食人生番的恐惧”。【4】这喻指着欧洲殖民者时刻盘算着向弱者、向异地的征服，但却时刻遭遇着反抗、威胁，正如萨义德所说，“欧洲所要做的就是继续使自己成为……‘一种强大的机器’，尽可能地从欧洲之外的地方吸取营养，从心智上和物质上将一切转变为自己可以利用的东西，……然而，……除非使东方继续保持目前的状态，否则其力量——军事的、物质的、精神的——迟早会淹没欧洲。那些强大的殖民帝国、强大的压制系统之所以有存在的必要主要是为了避免出现这一令人害怕的结果”。【5】无疑，《鲁滨逊漂流记》中的家园等于“殖民扩张”／“海外扩张”。1747—1748年间，英国感伤主义小说家塞缪尔·理查逊（1689—1761）创作了一部描写家庭生活的书信体小说《克拉丽莎》（Clarissa）。它“是最长的一部英国小说，也是最优秀的悲惨小说之一，约有100万字”【6】。“它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少女克拉丽莎不顾家庭反对，爱上了青年男子罗伯特·洛弗拉斯，但是洛弗拉斯只想玩弄她，并不真心想娶她。以后克拉丽莎被他强奸，悲愤而死。她的亲戚莫登上校和洛弗拉斯决斗，杀死了他，替克拉丽莎报了仇’”。【7】充满冲突的“家庭”是理查逊刻画人物的一个重要场域，他自己就公开说过：“具有不同地位的所有的人物，都得到了完全的描绘，这种描绘不仅涉及他们肉体和心理方面的性质，还涉及……他们家庭的支脉以及人物之间的关系”【8】。我们在小说中显然看到了克拉丽莎家庭的支脉莫登上校、克拉丽莎、洛弗拉斯之间的恋爱关系、仇敌关系，及莫登上校的家庭关系。更有趣的是，该小说表现了“哈娄家庭的同根相煎”【9】：首先是克拉丽莎与家人的冲突。洛弗拉斯最初是作为克拉丽莎的姐姐阿拉贝拉的追求者来到哈娄家的，而后才将注意力转向克拉丽莎。这就注定了克拉丽莎与姐姐的冲突；其次是刚从苏格兰归来的克拉丽莎的哥哥、家中唯一的男性继承人小詹姆斯与洛弗拉斯及其克拉丽莎的冲突。洛弗拉斯是小詹姆斯大学时代的同学，相互间有很深的积怨，加上小詹姆斯担心妹妹克拉丽莎会与他争夺祖父遗留财产的继承权，所以对洛弗拉斯追求妹妹一事忍无可忍，随后在公众场合出言羞辱洛弗拉斯，还与之决斗，并与妒火中烧的阿拉贝拉结盟，千方百计地阻挠洛弗拉斯和迫害克拉丽莎。这一切使得整个哈娄家族对洛弗拉斯的态度发生根本转变，不再允许他与克拉丽莎接触，还强迫克拉丽莎嫁给索尔米斯先生；再者是从海外归来的家中主持公道的表亲莫登上校与家人的冲突。他回来后发现克拉丽莎已奄奄一息，便对家人进行了最严厉的谴责和惩罚，威胁说要把克拉丽莎立为自己的唯一继承人。【10】理查逊使我们不知不觉地进入了那个时代的家庭隐秘之中。理查逊与已经谈到的笛福和将要谈到的亨利·菲尔丁一起，被称为英国现代小说的三大奠基人。他笔下的“家园”，正如康乃尔大学的德语文学与女性研究助理教授彼蒂·马丁、女性理论研究员江德拉·特尔培德·莫哈蒂在1986年所说，等于“人物矛盾冲突的场所”，即富于所谓“主观能动性”的人物之间彼此互动、碰撞、协商的“场所”。
亨利·菲尔丁（1707—1754）于1749年推出的长篇小说《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The History of Tom Jones, a Foundling）也是一部“家庭冲突”小说，因为它的第一部分就发生在英国南部萨默塞特郡的乡绅甄可敬（Allworthy，也译奥尔华绥）的充满冲突的“家”里。【11】同时，该小说与《克拉丽莎》一样，“都展现了这样的情节：女主人公被迫接受她们的父母为其选择的而她们本人非常厌恶的求婚人的求爱；两部作品又都描绘了后来由于女主人公拒绝与这一求婚者结合而引起的父女之间的冲突”。【12】而这一冲突也发生在奥尔华绥的“上司”魏斯顿（Western）的家里。他“一门心思地认定保有并增加家族财产是天经地义的”【13】，因此蛮横地强迫女儿索菲亚（Sophia Western）与当地最富有的大户人家布力菲（Blifil）家攀亲，以这样的话来威胁她：如果不从，“就是看到你在街上饿得快要死掉，我也决不会给你一口面包，把你救活”；还串通他妹妹来给女儿做“攻心”工作：“此事关系的远不止你一人，……这门亲事关系到咱们家族的荣誉，……你应该把家族的光彩看得比个人幸福更重要”。【14】显然，在这里，家族已成为一种吞并个人主体意识的权力。感伤主义小说的开创者劳伦斯·斯特恩（Lawrence Sterne, 1713—1768）于1759—1767年间推出的小说《项狄传》（The Life and Opinions of Tristram Shandy）1—9卷描写主人公项狄的出世、命名和幼童时期，还描写他的喜好哲学的父亲瓦尔特和从部队退下来的叔叔托比的经历，等等，也有家园小说的影子。
第二节 形成期：简·奥斯汀笔下的家园：充满冲突的场所
18世纪的梳理仅仅涉及家园小说“发轫”阶段。“发轫”毕竟只是“发轫”，而真正的英语家园小说的繁荣出现在19世纪，因为“在19世纪的英语小说中几乎没有哪一个语词像‘家园’语词一样，承载着如此丰富的内涵”【15】，特别是维多利亚时期更将家园概念推向了扑朔迷离的层面（complexities）——将之视作“成年人所作出的旨在抚平（或许是无意识地）‘童年记忆中的家园’（the home of childhood memory）与‘当下的家园’（the home of the present）之间距离的诸多尝试之结果”。【16】这是一种对待家园的感伤行为（sentimentalizing），它“完全是因为一种拒绝的态度所致——拒绝细致地审视‘家园真是什么’（what home really was），以免其魅力会被揭示为‘人为化’的设计，与过去的断裂会暴露无遗”。【17】当时的一位学者朱丽娅·麦克奈尔·莱特（Julia McNair Wright）在其1870年的畅销书《完整的家园》（The Complete Home）的“前言”中写道：“在建构于伊甸园中的家园之间，矗立着一幢幢连绵不断的世俗的家园（the Homes of Earth），因此，促使我们的家园达到与它们的血统、天意和谐一致的标准，就变得异常重要了”。【18】这里十分关注我们当下的家园／现时的家园——二者是或多或少缺乏“家园”功能的家园。此番建构于感伤主义之上的“家园政治”可以起到“意识形态功能”（function of ideology）——可以“在社会意识层面上解决那些实践中没有解决的矛盾”【19】的一种功能。19世纪初，创作成就颇丰的女性小说家简·奥斯汀（1775—1817）是倡导此番“功能”的始作俑者。
有学者认为：“如果说瓦尔特·司各特把历史传奇小说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那么简·奥斯汀……则以其独特的风格把描写日常生活的风俗小说锤炼成了真正的艺术精品。简·奥斯汀善于用幽默、嘲讽的笔调真实而细致地刻画英国乡镇生活，生动地再现了一个由乡村绅士、纨绔子弟、富家淑女、家庭主妇和其他一些乡镇居民组成的小型世界。”【20】即是说，她十分关注表面上不引人注目但实际上蕴涵政治权力色彩的日常生活，并对家庭生活有不同凡响的兴趣，因为她自己就明确说过：“三四户乡绅家庭，就是我要写的东西”【21】。《曼斯菲尔德庄园》（Mansfield Park, 1814）、《傲慢与偏见》（Pride and Prejudice, 1813）、《爱玛》（Emma, 1815）、《沃森一家》（The Watsons, 1805）等均是这方面优秀的作品。《曼斯菲尔德庄园》是奥斯汀用了28个月完成的一部共有48章，约16万字的小说。小说的表面情节就是两个乡村绅士家庭之间的感情纠葛【22】：一家是托马斯·伯特伦爵士（Sir Thomas Bertram）及其妻子玛丽亚·沃德（Maria Ward）和子女汤姆（Tom）、埃德蒙（Edmund）、玛丽亚（Maria）、朱莉娅（Julia）以及伯特伦爵士夫妇的外甥女范妮·普赖斯（Fanny Price），另一家是他们的亲戚范妮自己的家——普赖斯（Price）家。范妮这个主要人物形象的塑造就是围绕着“家园”的冲突而动态进行的。她被接到伯特伦家抚养后，是“生活在一个从根本上说与其陌生且不冷不热的家庭氛围中的外姓人，她的地位赋予她一种常常牵动人们恻隐之心的特性，此其一。这个小小的外来人也很容易同主人家的儿子浪漫一番，明显的冲突便由此产生，此其二。作为这个家庭日常生活的超然的观察者与参加者的双重身份又使她成为作者便利的代表，此其三”。【23】当然，这样一种温柔、美丽、善良的少女形象，在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作家的作品中也同样存在。当她回到自己家里时，“家园”又是一个令范妮这一人物失望与厌倦的空间：“家里的吵闹，房子的狭小，环境的肮脏，以及饭菜烧得不可口，女佣邋里邋遢，母亲不停抱怨，这一切均让范妮头痛。生活在无休无止的吵闹声中对于范妮这样一个身心都很脆弱的人来说，简直是莫大的不幸。”【24】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仍然是写发生在中产阶级“家庭”中的女儿们的婚姻大事：首先写了女主人公伊丽莎白为豪门子弟达西所爱，但她拒绝了对方的爱情，原因是伊丽莎白误信谗言。最后误会消除，达西又出资帮助她的一个私奔的妹妹完婚，挽回她家的声誉，才赢得她的爱情；然后写了伊丽莎白的几个妹妹和女友的婚事，旨在与女主人公理想的婚姻观相对照——“为了财产和地位而结婚是错误的，但结婚不考虑财产也是愚蠢的”。【25】《爱玛》也是写一个富家女子的故事：主人公爱玛是个独生女，既单纯直率，又任性、势利、自以为是。她武断地安排孤女哈丽叶特的恋爱、婚姻而又屡遭失败。最后她们各自都赢得了门当户对的婚姻。门第财产同样重要。该小说较之作者前面的作品更为成熟，结构更为谨严，夸张减少，现实主义成分较多。奥斯汀去世前未写完的《沃森一家》（The Watsons）写的同样是一个叫爱玛·沃森（Emma Watson）的美丽、懂事的女孩与抚养她成人的富庶的姨妈家之间的故事。奥斯汀在此尝试了一种新的小说技巧。总之，奥斯汀深刻书写了平凡的日常生活，显示了非凡的才能，难怪司各特说：“这位年轻的小姐在描写人们的日常生活、内心感情和许多错综复杂的琐事方面确实很有才能，这种才能极其可贵，是我从未见到的。……要我用这样细腻的笔触，把这样平凡无奇的事情和人物，描写得这样惟妙惟肖，那我实在很难做到。”【26】可以说，奥斯汀是英国的最后一位风俗小说家。不难看到，奥斯汀笔下的家园是众多人物间频繁接触后而生发的日常生活琐事。与此同时，奥斯汀也为我们建构了一个“殖民扩张”意义上的家园，因为她的《曼斯菲尔德庄园》“与帝国主义扩张的理由有更多的联系”。【27】如其他小说一样，《曼斯菲尔德庄园》是关于一系列空间中大大小小的迁徙与定居的小说，其中的人物范妮·普莱斯由一个庄园上被人忽视的小女孩到与自己一直喜欢的庄园二少爷埃德蒙·伯特伦结婚，最终成为庄园上的精神主人。而“庄园本身则由奥斯汀放在横跨两个半球、两个大海和四块大陆之间的一个利害与关注的圆弧的中心点”【28】。在这些美丽的爱情故事背后和庄园背后，隐藏着简·奥斯汀强烈的文化帝国主义思想。殖民地庄园由托马斯爵士看管。萨义德认为“奥斯汀把范妮所做的事看作是与托马斯爵士的较大的、更公开的殖民主义活动相对应的、国内的、小规模的空间运动”【29】。作品中反复提及“安蒂瓜”的重要性。它是英国的殖民地，其“所使用的全部资本是英国的；经营的工业几乎全部都是为英国服务的；生产的几乎都是基本需求品。而这些商品要运到英国去，……是要在英国出售，使那里的资本所有者获利”【30】。所以，我们似乎可顺着奥斯汀的思路得出一个结论，“无论英国某个地方多么与世隔绝……，它都需要海外的支撑”【31】。萨义德还指出：“《曼斯菲尔德庄园》中对伯特兰姆有用的殖民地预示着《诺斯特罗姆》中的查尔斯·高尔德的圣多美矿；或者福斯特的《霍华德山庄》中的威尔科克斯的英帝国橡胶公司；或者《远大前程》、《黑暗的心》中任何遥远但又唾手可得的宝藏之一——这些地方……由于本地宗主国的利益而被欣赏。”【32】我们的批评家最后指出：“在我们把《曼斯菲尔德庄园》当作一个正在扩张的帝国主义冒险的结构的一部分加以阅读之后，就不能再把它仅仅归结为一部伟大的文学杰作。……这部小说虽然不引人注目，却稳步地开拓了一片帝国主义文化的广阔的天地，没有这种文化，英国后来就不可能获得它的殖民领地。”【33】
第三节 成熟期：从威廉·萨克雷、查尔斯·狄更斯到罗德亚德·吉卜林笔下的家园：完全的殖民扩张／本土与异域之间的第三空间
英国小说进入维多利亚时期（1837—1901）后，走向辉煌。它不仅继承了18世纪英国散文的幽默传统，并将之发扬光大，风格上形成了所谓“维多利亚幽默”，而且大多题材广泛，风格多样，富于深刻的思想、高尚的情操和感人的故事情节。同时，由于维多利亚中期的社会“特别强调一夫一妻制和家庭生活的好处”【34】，“家园”主题更是成为当时许多小说家们的首选嗜好。威廉·梅克皮斯·萨克雷（1811—1863），这位与狄更斯旗鼓相当的小说家，其小说描写的对象“是以上层市民的家庭生活为主”【35】，因为“在萨克雷看来，社会由家庭组成，复杂的社会关系最初就导源于人们的家庭关系，因而描写家庭就是描写社会”【36】。他在1847—1849年间以连载形式推出的成名小说《名利场》（Vanity Fair）就是一部成功的家园小说，描写了“通过对诸多无序因素（disruptive factors）的排斥或抑制（exclusion or repression）”【37】而“得以保证和建构”的“和谐美好的家庭场景”（idyllic domestic tableau）【38】，如最后段落的描写：“简女士与朵宾夫人成为伟大的朋友——在大厅与作为上校居所的长青厅之间，存在着一个永久性的众多小轮马车穿越的交汇点。那位尊贵的女士是朵宾夫人孩子的教母，该孩子有着她的名字呢。”很明显，这里的“伟大的朋友”、“永久性的交汇点”、“……是朵宾夫人孩子的教母”、“……有着她的名字呢”等话语均给我们建构了一幅家庭关系中朋友间彼此和谐相处的温馨画面。随后，萨克雷描写了克洛里（Craley）和奥斯本（Osborne）两个家庭以及他们的儿子们尔后成为好朋友并上剑桥大学以及坠入爱河等方面的故事。【39】不过，却有不少的“排他物”（exclusions）。下面一段就是这样开头的：“罗登·克洛里太太的名字从未被任何一家提起……”。未改造好的某位贝基·夏普小姐或罗登·克洛里太太，在萨克雷期盼于小说结尾处留给读者的“那个按照宽厚、仁慈方式构建的家庭世界”里，根本没有地位，被强硬地、蛮横地推向边缘：异域的国度、铤而走险的手段和与日俱增的心计。【40】无疑，家园政治在《名利场》中的表征走向两极化倾向：既是暖意融融的空间，又是女性被压抑的充满宰制的场所。萨克雷的其他作品，如《亨利·艾斯芒德的历史》（The History of Henry Esmond, 1852）、《弗吉尼亚人》（The Virginians, 1857—1859）、《潘登尼斯》（Pendennis, 1848—1850）、《巴利·林顿的遭遇》（Barry Lyndon, 1844）、《纽科姆一家》（Newcomes, 1852—1854）等，均以各种方式充分想象“家园”。所以，“萨克雷小说……是将他的各种各样的故事以某种方式连贯为一部松散的家庭史诗这一设想的发展”【41】，“他为此在小说中编织了一个庞大的家庭关系网络或家族宗谱，并像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所作的那样，让某些家庭和人物反复出现在多部作品中，以此显示这个网络的持续性和稳定性”。【42】更有甚者，萨克雷在《名利场》中还对帝国的“海外家园”、“帝国的自我沉醉”进行了形象的描述：“凡是对海外英国殖民地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我们不论到哪里安家，总是将我们的傲慢、药丸、偏见、哈维酱、辣椒粉和别的看门神一股脑儿统统带上，将所到之处变成小英国。”【43】当然，“萨克雷的‘小英国’内部存在等级、阶级、宗教信仰的差别和层次，但相对于外部世界，在当地人面前，他们却是一个行动整体。也许殖民地生活中最有聚合力的命令就是坚守自己一方”。【44】萨义德认为“萨克雷……——所见到的，实际上是在全球范围内未受到遏止的英国力量的国际大显示”。【45】不难看出，《名利场》刺激了帝国幻梦，帮助认定并管理了帝国的势力范围【46】，可以看做一部殖民主义小说。萨克雷笔下的英国人的“家园”，同笛福《鲁滨逊漂流记》中的“家园”一样，等于“殖民征服”或“海外扩张”。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e, 1816—1855）于1847年出版的小说《简·爱》是令萨克雷“非常感动，非常喜爱”的小说。《简·爱》（Jane Eyre）也是维多利亚时期的一部重要的家园叙事作品，因为小说的大部分情节均发生在两个“家庭”中：舅妈里德太太（Mrs. Reed）家和雇主罗切斯特先生（Mr. Rockester）家。不过，它与萨氏《名利场》有一点不同的是，在建构家园上，“不用那些幻想许多会促使家庭‘团结一致’的排他物”【47】，因为“一开篇，年幼的简就需要在里德太太和她的孩子们能将自己安排于炉边之前，被放逐至通风的窗座上”。【48】在这里，《简·爱》开篇就为里德太太家建构了一个理想的纵享天伦之乐的空间，一个浸润着爱与女人气的维多利亚家园，传递着当时英国最伟大的艺术评论家、学者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在《芝麻与百合》（Sesame and Lilies）中论及“王后的花园”（Queen's Garden）时所称的“维多利亚家园意识形态”（the Victorian ideology of home）【49】，即维多利亚家园政治问题：“……家的真谛——安详静谧的地方，一个避难所，远离所有的伤害，远离一切的恐惧、怀疑和分离。如果达不到上述要求的话，那么还不能称之为家，只要外界生活的焦虑渗透其中，有来自外界的言行不一、无知无爱、仇视社会的思想得到丈夫或者妻子的默许跨入自家门槛，那么家也就名存实亡了，于是，家就变成了一个带屋顶的，有光照耀的外部世界的一部分。然而，到目前为止它还是一个圣地、一座神庙、一座家庭守护神保佑的庙宇，只有那些心怀仁爱的人方可踏足其中，只要它还能保持原貌，屋顶和炉火代表的不过是更为高尚的纳凉之所和光明所在，以荒野中耸立的岩石为所，汹涌大海中的灯塔为光，只要刻在上面的名字依稀可辨，就仍然会得到‘家’的赞许”。【50】当然，里德太太的家同时也是简·爱这位外表柔弱的女子同他者进行抗争的战场——她捍卫尊严，维护个性，义正词严，同表哥约翰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这个家里，她是一个绝不向男性低下高贵头颅的真正的女性主义者，诚如美国18世纪后期女性主义批评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在里程碑著作《女权辩》（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中所言，“我爱男人，就像爱我的同胞；但是绝不允许他那根本不论是实有的还是篡取的权力之杖，伸到我的头上来，除非他的个人智慧令我敬仰；即便那样，我也是服从于理性而不是那个人”【51】。如果将这场家庭之争比喻为战争，那么这里的家园恰如艾芙瑞·戈登所说的那样——“在战争……时期，家园通常就是女性所居之处”。【52】
查尔斯·狄更斯（1812—1870），这位代表了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小说之巅”【53】的大作家，其作品毋庸置疑地弥漫着家园情结——由于他无论是在童年时期还是在成年时期，均每时每刻地纠缠于父亲的债务、与妻子的不和睦、与其他女性的有染、家庭的四处漂泊、养家糊口等令人头疼的家事之中，“他多年来一直在热情赞美家庭幸福”【54】，同时“又担心家庭关系的破裂……很可能会招致种种谣言”。【55】美国学者弗朗西斯·阿姆斯特朗（Frances Armstrong）认为狄更斯小说中的“家园概念”典型地代表了“扑朔迷离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家园概念”（the complexities of the Victorian concept of home）——那种“由成年人所做的旨在抚平‘童年记忆中家园’（the home of childhood memory）与‘当下家园’（the home of the present）之裂痕的尝试”【56】。狄更斯在国外旅行期间（1841—1847）撰写的收入《圣诞故事集》（Christmas Tales）里的中篇小说《圣诞欢歌》（A Christmas Carol, 1843）就是一篇家庭故事——一篇写“小蒂姆全家的幸福靠鲍勃·克拉奇特的雇主、吝啬鬼斯克鲁奇的改变而获得”【57】的故事。他创作于鼎盛期（1848—1861）的《董贝父子》（Dombey and Son, 1848）、《大卫·科波菲尔》（David Copperfield, 1850）、《荒凉山庄》（Bleak House, 1853）、《小杜丽》（Little Dorrit, 1857）、《远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s, 1861）五部几乎均可以“称得上是英国文学史的经典之作”【58】的小说，更是将这种家园主题推向了炉火纯青之境。在《董贝父子》中，主人公董贝无论何时何地都行使着至高无上的父权，认为自己是统治全世界的社会力量的代表，地球、太阳、月亮都只能为董贝父子公司而存在，妻子只能为了给公司养个继承人而存在，儿子应该在他的教育下知道金钱万能的力量，不许儿子与姐姐玩耍，不许妻子与女儿接近。这本身就是一个隐性的目中无人、专横跋扈的殖民者形象。显然，董贝的“家”是一个压抑女性、“阉割”童心的牢狱。这里的父亲无疑承载着狄更斯青少年时期深恶痛绝的父亲的影子。同时，《董贝父子》中还负载着浓烈的帝国话语：帝国以财富和商贸的形象进入小说，如华尔特答应从巴巴多斯寄回海龟、酸橙和生姜【59】；与董贝父子同名的商号完全按照“以它们自己为中心的商贸体系”来看待整个世界，而“江河湖海之所以形成，为的是让他家的船只驶向‘董贝父子商号’”【60】。萨义德甚至断言：“狄更斯笔下几乎所有的商人、任性妄为的亲戚和令人生畏的外来人，都与帝国有着一种相当正常的、稳定的联系。”【61】这里的英国人的“家园”仍然同萨克雷、笛福笔下的英国人“家园”一样，等于“海外殖民”或“海外扩张”。被誉为“在狄更斯的生涯中占有中心的地位”【62】的半自传体小说《大卫·科波菲尔》，“写的是几乎不加掩饰的狄更斯本人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故事”【63】，主要围绕着孤儿大卫·科波菲尔分别在摩德斯通家、威克菲尔德家、米考伯家、辟果提家生存、拼搏，而后苦尽甘来，成长为一个著名作家的故事来展开情节。这里的家园喻指着一种矛盾的共同体：一种暗恐心理／非家幻觉【64】、记忆的痛苦、奋斗的欲望【65】和静谧与爱的港湾【66】。小说在结构上“运用了两种叙述方式，一个用现在时态，一个用过去时态”【67】，实现了阿姆斯特朗所说的“抚平‘童年记忆中的家园’与‘当下的家园’之间的裂痕”的目的。【68】同《董贝父子》一样，《大卫·科波菲尔》中充塞着大量的帝国话语——一切发生在帝国的范围之内，虽说遥远，却总可以预见，导致了一种封闭的叙事策略。【69】小说中的米考伯先生相信，澳大利亚是“一个不能以常理去衡量的春天”，“某种异乎寻常的东西将会在那个海滩上出现”。【70】这是一种镜像似的白人殖民地的构想。在那个边远的地方，社会问题反倒可以被解决或回避【71】。辟果提先生把失足的爱弥丽带到澳大利亚，开始一种新生活，因为“那里没有人会指责我可爱的小宝贝”。【72】再说，迁徙能像死亡或结婚一样，让一些多余人有一个结局，米考伯在那里当上地方官，不过他的性属和阶级等级还是英国式的。【73】所以，殖民问题成了小说《大卫·科波菲尔》中“说让情节复杂就复杂、说让它解决就解决的一帖灵丹妙药。即使一切都失败了，仍有一条出口通道——可以到帝国去”。【74】狄更斯接着创作《小杜丽》，英国现代作家约翰·怀恩说，“凡是仔细阅读过这部小说的人都会注意到作为全书基础的两个比喻：监狱和家庭”【75】。它以象征性的手法写了小杜丽全家老小因无力偿还债务，先后被判终身监禁而投入马歇尔西监狱的故事。在这里，出生在监狱里的小杜丽，个头虽小，但心胸开阔，对父亲极尽孝道，以便减轻他的痛苦。她有一个身为舞蹈演员但为人十分势利的姐姐范妮，和一个游手好闲的哥哥梯普，还有一个与她家交往甚好并最终为她所爱的中年男子亚瑟·克伦南姆。【76】该小说有狄更斯童年和成年家庭屡遭不幸的影子。有学者认为，该小说是“狄更斯最富有悲剧色彩的一部小说……用悲惨的笔调描写了社会以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77】它同时是一个喻说，喻指“19世纪的英国是一个家庭；这个家庭的生活是按照监狱的方式建立起来的”。【78】《荒凉山庄》则围绕大法官主题，讲述“庄迪斯家族遗产案，拖沓多年，悬而未决”【79】的故事。
被称为是“狄更斯作品中最令人满意和爱不释手的一部”的《远大前程》讲述了主人公匹普从孩提时代和成人时代起就纠结于姐姐家和郝薇香家的“剪不断、理还乱”的故事：匹普是个孤儿，在乔·戈吉瑞家由姐姐抚养，后受雇于豪宅主人郝薇香家，与主人养女艾丝黛拉相爱，一心一意想成为上等人，无意中搭救了一个逃犯阿伯尔·马格韦契。这名逃犯后来在国外发财致富，为报答救命之恩，送他去伦敦接受上等教育，并继承一笔遗产。正当匹普沾沾自喜之际，他心仪已久的艾丝黛拉却另嫁他的敌人本特里·特鲁姆雷，并受后者的非人的虐待。同时，祸不单行，原本打算报答他的逃犯被擒，遗产充公。匹普万分失望之余，只得前往海外谋生。由于在外闯荡艰辛，他不得不回到乔·戈吉瑞家，并继续在郝薇香家干老本行，以便与艾丝黛拉相聚，并在艾丝黛拉的丈夫故去后，与其结为终身伴侣，双双离开象征着吞噬一切的黑暗力量的地主郝薇香颓败的旧宅。小说还塑造了其他颇有个性的人物，如乔的舅舅、江湖骗子鲍伯楚克、律师杰吉斯、杰吉斯的好心肠办事员文米克以及匹普的伦敦朋友赫伯特·坡基特等等。【80】不过，“匹普为人左右，成为富贵之人，可最后留给他的仍是空虚”。【81】这种人物塑造上的“分裂的自我观念”不单单是一部作品的问题，而存在于狄更斯后期的几乎所有作品中，“成功地戏剧化了个人的困境、冲突分裂和承诺”。【82】同时，《远大前程》第37章中文米克先生的那幢在沃伍尔斯的“沟壑交错的（moated）、木制的村间别墅（cottage）”【83】是一个不同凡响的“家园”：“每晚，格林尼治时间，9时，这里炮声四起、吊桥高悬——‘带着一种特殊的颤饰音，不单单是机械性的上下动作’。文米克先生将之看做是他的小巧玲珑的保险性城堡”。【84】无疑，此处的村间别墅已超越了一个物质结构层面的“家”，更多地是一个“温柔富贵乡”。专程去造访“村间别墅”的“我”，“觉得此身如在安乐窝中，好似那条城壕足有三丈来宽、三丈来深，把我与沃伍尔斯的外界天地隔绝了。城堡中一片静谧，声息全无……”。【85】这里承载着一番家园意识形态：此地“家园”颇有几分“小资”情调，正如弗朗西斯·霍格森·贝内特（Frances Hodgson Burnett）所说，“张扬了引领资产阶级普适性（bourgeois universality）构想的信心”。【86】总之，狄更斯在创作中对属于发生琐事的“家园”问题“用心良苦”，源于他对“人性自身的大声疾呼”【87】之前提。而这一点从宏观层面上讲，又源于他童年生活的艰辛、接触面广泛的记者生涯和戏剧表演经验；从微观层面上讲，又源于他的传统基督教伦理思想和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中产阶级立场。这一切正是其小说的成功层面。汉弗莱·豪斯（Humphrey House）在《狄更斯的世界》中说得好：“对生活琐事的详尽描绘赋予狄更斯的小说极好的完整性：每一部小说都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其中的人物都有充分的个性，哪怕他们做的事是最微不足道的”。【88】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英语小说中的“家园”均是如此。它同时也不是女性排斥一切的领地。19世纪后期英国著名思想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在《女性的征服》（Subjection of Women, 1869）中就记述了19世纪的男性向家庭琐事的转向，一种来自18世纪资产阶级男性的咖啡馆日常事务的转向：“日常生活中男性与女性的联合比以前更加密切和完整。男性的生活更加家庭化……文明的进程和反对狂欢豪饮的新一轮意见……均使得男性更加依赖家园及邻里……妇女所受教育的种类、程度，某种程度上，已经使得她们能够成为男性思想观念上、智力情趣上的同伴。”【89】这是一份出现在19世纪的来自所谓“家庭生活”的充满夫权制的“‘男性需求’清单”。穆勒所描写的这种结伴而行的“试婚”正是维多利亚时代和爱德华时代小说的中心议题。康拉德的小说也涉及这些问题，特别关注求爱、婚姻、贸易与冒险中“熟悉”与“陌生”之间的碰撞，但在这种交流的进程中所有的家园文化（home culture）均被展示出来供人们细察。【90】
鲁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 1865—1936），这位以正式身份开殖民小说之先的印度裔英国作家【91】，将家园建基于印英文化之间。他在短篇小说集《山里的故事》（Plain Tales from the Hills）、《原来如此的故事》（Just So Stories）、《普克山的拨克》（Puck of Pook's Hill），故事集《丛林故事》（Jungle Books），中篇小说《消失的光芒》（The Light that Failed），长篇小说《基姆》（Kim）等作品中，一方面揭露了征服者贪婪地掠夺印度本土资源的罪恶，同时又大肆认同殖民有理的神话——“白人所带来的是对自由的信仰，是对错误的纠正……英国人征服的目的是为了教育；他们甚至还会把本地人培养成法官和工程师”【92】；特别是他所鼓吹的“丛林法则”更是这样：第一，动物为了保护自己，务必有“无声无息的脚步，明察秋毫的锐利眼光，识别方向的耳朵和尖锐的白牙”，它们因此不仅可以避开危险，还可以任意厮杀和捕猎食物；第二，母兽、幼兽必须受到保护，后代的繁衍才能得到保证。【93】这简直是在赤裸裸地宣传“弱肉强食”的强权统治，为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鸣锣开道【94】。即是说，吉卜林眼中的家园，继承了先辈的传统，是殖民扩张的同义语。英语家园政治小说在他手中走向成熟。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其作品中的家园还有更为复杂的层面。
吉卜林的主要作品是在1900年前后创作的，正是其走红的时代，但在1907年获诺贝尔奖之后他便淡出了人们的文学视野，只是在儿童文学创作方面人们还依稀记得他的名字。在历史进入新千年的时候，吉卜林又回到人们的视野之中。1999年2月19日和10月15日的英国《泰晤士报》文学增刊、2000年1月6日和2002年3月8日、4月25日《伦敦书评》以及2002年7月18日《纽约书评》上相继出现评介最新吉卜林传记的文章。这些文章及传记力图将吉卜林从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中解脱出来，特别注重对吉卜林早年生活的描写，认为吉卜林是印度文化哺育出来的作家，或按照印度学者阿希斯南帝的说法，吉卜林尽管在思想上、政治上、道德上是西方帝国主义文化的鼓动者，但在文化上则是印度孩子。【95】
他于1865年生于印度孟买，6岁之前一直与家里的印度仆人生活在一起，首先学会说的语言是印地语，6岁后被送往英国接受教育，但因父母难以供他上大学，16岁又回到印度旁遮普省拉哈尔市（今属巴基斯坦）做记者和编辑，并痴迷于拉哈尔市的集市、鸦片、妓院及奇异、肮脏、神秘的蚁穴等方面。由于自幼就与印度人生活在一起，使得他能观察、理解印度而非谴责印度。他熟悉印度习俗、语言、思维，可以走遍印度，可以与任何一个印度人自由交谈，并且由于外貌上“皮肤黝黑”等迥异于多数英国人的特征，使得他更易于接近印度人。但后者却使得他在3岁回到英国时招致英国亲戚的不满和愤懑。而长大后，在英国同伴中，他也因此常常成为不受欢迎的对象。因此，吉卜林在潜意识深处表达了一种特殊的家园意识：一方面借助殖民帝国的梦想进一步培养他倔强的性格，一方面通过创作不时地表现心中莫名其妙的身份困惑。如长篇小说《基姆》中的主人公基姆曾经自问：“我是谁？穆斯林，印度教徒，耆那教徒还是佛教徒？”这一则体现了白人的优越性和白人的文化价值观，一则体现了他的身份的含混和游移不定。《长篇退场诗》（The Long Recessional）更多表现了吉卜林的漂泊无根的文化心理，既做着帝国的梦想，又深切地感受到帝国将从历史舞台“退场”之必然趋势，因此他在竭力重塑他心目中的帝国形象。【96】他在大肆为“白种人”在殖民地开创的“道路”欢呼时，积极描写白种人“对有色人种承担行政责任这一长久的传统，它所获得的光荣及其所面临的艰难”【97】：“啊，这就是‘白种人’所开踩的道路／当他们开疆拓土之时——／脚踩乱石，头顶荆棘／双手无傍无依／我们已经踏上这条道路——暗湿且布满风霜的道路——／指引方向的是我们所选择的星辰／噢，当‘白种人’开踩出一条接一条的大道时／他们心中怀想的是整个世界！”【98】这里隐含着“我们”与“他们”之间的二元对立。“做‘白种人’既是一种观念又是一个现实。……它意味着特定的判断，评价，姿态。它是一种权威形式，在它的面前，非白种人，甚至是白种人自己，不得不温顺地俯首称臣”。【99】
“《基姆》在鲁迪亚德·吉卜林的一生和事业中，乃至在英国文学中都是独一无二的。它是在1901年，即吉卜林离开印度12年以后问世的”。【100】它是在他定居英国的贝特曼后写成的。“他在那里住到1936年去世。他很快地声名鹊起，并赢得了广大读者。1907年吉卜林获得了诺贝尔奖”。【101】萨义德认为，“我们在理解《基姆》时必须记住两个因素”【102】：“一是，无论你喜欢与否，作者在写作时不只是从一位住在殖民地的白人统治者的观点出发，而是从一种其经济、功能与历史已经获得自然地位的巨大的殖民体系出发的。吉卜林认为存在着一个基本上无可抗争的帝国。”【103】“二是，正像印度本身一样，吉卜林既是一位大艺术家，也是历史的产物。《吉姆》（《基姆》）是在他的经历中的特定时刻，在英国和印度人民间的关系正在改变的时候写成的。”【104】他们有着共同的相互依赖的历史。在这一历史中，敌对、恶意与同情时而使他们分开，时而又走到一起。《基姆》这样一部卓越的、复杂的小说是对那段历史清晰的反映。“像任何伟大的艺术品一样，它因有强调、有曲折、有意识地包括和排除一些东西，而变得更加有趣。因为在英印关系中，吉卜林不是个中立的人物，而是其中一个显著的行动者。”【105】该小说的情节是：基姆鲍尔·欧哈拉系驻印度军队中的一位上士的孤儿，妈妈是白人。他时常出现在拉哈尔集市上，携带着护身符和证明其出身的证件。一个偶然机会，他遇到一个来自西藏的圣人般的喇嘛。喇嘛正在寻找一条据说可以洗涤身上罪孽的河，基姆成为他的弟子。于是两个人在拉哈尔博物馆英国解说员的帮助下，作为托钵僧在印度各地游荡。与此同时，基姆卷入一项英国特务机关的计划之中，该计划旨在挫败俄国策动的在旁遮普邦某省发动叛乱的阴谋。基姆充当联络员，负责一个为英国人工作的马贩子马赫巴布·阿里与人种学家、特务机关首领克莱顿上校之间的联络。后来，基姆会见了代号为“大游戏”计划中克莱顿小组的两个成员勒甘·萨希布和哈里先生，后者也是一个人种学者。而当克莱顿见到基姆时，才发现原来这个男孩是白人，而非土著。他于是被送进圣·扎哈维尔学校，以便完成白人孩子应该接受的教育。喇嘛师傅设法为他筹措学费。假期里，师徒俩又结伴旅行，途中遇到很多俄国间谍。基姆从他们那里设法偷走秘密文件。可是这些俄国间谍却毒打了喇嘛一顿。虽然阴谋败露，师徒二人随后却变得郁郁寡欢，终致病倒。最后，基姆康复，师徒二人重新接触大地，双双痊愈。这使得喇嘛老人明白，他通过基姆，找到了那条可以洗涤身上罪孽的河。基姆回到所谓“大游戏”中，从而加入了英国殖民事务中。这样的情节表面上看来只是“强有力地把帝国经验当做主要题材来写”【106】，实际上是为了以此写印度，写东西方的相遇——即现代性对前现代社会所发生的影响，“描写英属印度是吉卜林的特长”。【107】这样的话题在当下语境中仍然令人着迷，因为它表现了不同文化之间交流的可能、困难、含混以及自我、民族或种族身份如何建构的大问题。它们是殖民时代的吉卜林一直深感困惑的问题【108】。所以，吉卜林并没有将印度表现为不可理喻的他者，《基姆》中的基姆与喇嘛的关系正是建立在相互依存、相互理解的基础之上，而且并未妄下断语，仅告诉我们英属印度历史本身是一部倒错的、身份不确定的喜剧，并深知喜剧的背后隐藏着无尽的悲剧色彩。也就是因为这一点，吉卜林在英殖民统治的鼎盛时期就有着莫名的危机感，此危机感并不是通过殖民主义思想体系或意识形态可以解释的，更多地产生于不同文化在差异之间如何共生、共融的问题。与大多数英国作家相比，吉卜林更为真切地感受过印度生活和印度文化。但与此同时，吉卜林又深知自己无法归属于印度，本质上还是英国人，一个高高在上的白人殖民统治者，其结果是，尽管他竭力在两种文化间寻求融合，但得到的却是深深的困惑。【109】
此番困惑，此番夹缝中生存的尴尬，就是吉卜林建构的主观世界的精神家园，主人公因此成为一个无家可归者，摒弃“亲在”（Das Sein），竭尽全力地寻找着海德格尔所说的“在”（Sein），以此“归家”，回归到天地人神的关联之中，回归到作为命运的“中间”。【110】
有学者分析，吉卜林小说中的此番家园意识形成的原因在于吉卜林从小生活在印度，少一些其他英语作家那种对印度的偏见，对印度怀有特殊的感情，却认为自己在英国接受的正规教育充满痛苦。他后来回到印度后，在拉哈尔市做报刊记者，对英印殖民社会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对军官、工程师、医生、律师以及印度各阶层的生活更为熟悉。尽管他在1889年离开印度后再也没有回到过印度，但创作的灵感却一直来源于在印度的经历和感受——“他的艺术都是把他在印度度过的早年生活当做养料的”。【111】他大多数小说的背景都是殖民时代的印度社会，心灵深处对印度充满爱慕。吉卜林唯一经久不衰的长篇小说《基姆》正是如此。《基姆》的创作并非为了宣扬殖民与被殖民者的二元对立，相反，是吉卜林对早年在印度生活的回忆与怀念，带着文化“思乡”的情愫，当然，正像吉卜林的人格分裂为“印度人吉卜林”和“英国人吉卜林”一样，他心目中的或文化上的家乡既是英国又是印度，是一种对立的存在，但在吉卜林的创作中二者彼此难分难舍地捆绑在一起。【112】
吉卜林深深启发了康拉德，二者“都属于殖民主义的表征传统”。【113】
第四节 高潮期：约瑟夫·康拉德笔下的家园：从海外殖民到本土回望
4.1 康拉德小说中的家园：疯狂的海外扩张
康拉德（Joseph Conrad, 1857—1924），这位从波兰贵族家庭走出的小说家，很小的时候，就跟随富于浪漫情调的父亲开始漫长的浪迹天涯之旅。无祖国可言的动荡不安的流放生活，父母的早逝（12岁丧父，17岁丧母，由舅父抚养），更加剧了这种流放。他时常是一个“暂居的外乡人”。所以，“他对‘家园搜寻的政治’问题异常敏感。……家园因此或在船上（即国家疆界之外）或在抽象化的并反思性极强的书写世界里予以建构”【114】——他驾船在法国、西印度群岛、英国、南美、南洋群岛、马来半岛、澳大利亚、非洲、刚果等地航行，并在1894年后放弃航行，开始自己的文学生涯。【115】他创作了大量作品，如海洋小说《白水仙号上的黑水手》（The Nigger of the Narcissus, 1897）、《台风》（Typhoon, 1903）、《阴暗线》（The Shadow Line, 1917），丛林小说《阿尔迈耶的愚蠢》（Almayer's Folly, 1895）、《吉姆老爷》（Lord Jim, 1900）、《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 1902），社会小说《诺斯特罗莫》（Nostromo, 1904）、《在西方的眼光下》（Under Western Eyes, 1911）等等。不过，这一切伴随着资本主义扩张而进行，因为康拉德自己就在“瞧两书”（"A Glance at Two Books"）一文中说过：“书写是一种像殖民地征服一样的‘产业’”【116】，而且“英国人的历史就发生在海外”。【117】而所谓的“在海外”，用萨义德的话说，“模模糊糊地意味着在外面，感觉很特别……或者，海外是我们所要控制的地方，我们可以随意买卖。当地人若是在政治或军事上公然反抗，我们还得镇压”。【118】众所周知，19世纪中叶，英国工业生产居全球之冠，殖民地因此遍布世界各地，“每天24小时之内，总有一部分悬挂英国国旗的殖民地处于阳光照耀之下，……号称‘日不落帝国’”。【119】这类文学文本，按照英国当代批评家艾勒克·博埃默的话说，兼含着殖民主义文学和后殖民文学的双重身份——既“充满了欧洲文化至上和帝国有理的观念”【120】，又“对于殖民关系作批判性的考察”。【121】
康拉德以海外扩张建构英国的家园，检视“异域”，旨在对家园文化作出令人骚动的评估（disturbing assessment），从社会化层面建构“差异”，描写“恐怖”。【122】它们“削弱了地形、文类：差异与距离充斥着小说页码。这旨在建构‘半冒险故事’（semi-adventure）、‘半传奇’（semi-romance）、‘半存在主义之旅’（semi-existential journey）的叙事，或是对行动、欲望、动机进行‘半哲理性思考’（semiphilosophical brooding）的叙事，但是，康氏小说时常回归的一个压倒一切的问题就是寻找家园并将之拥立为‘我们中一员’的问题，即便这类叙事阻碍了‘令人欣慰的结点’”。【123】康拉德对家园、家庭、女性的再现在历时已久的英国小说传统中的隐喻层面上进行着。康拉德的一些短篇和长篇主要写晚期帝国，如《骚动不安的故事》（1898）中的《进步的前哨》、《吉姆老爷》、《黑暗之心》（1899）等。稍后的《诺斯特罗莫》（1904）探索了新兴帝国主义无情追逐物质利益的行径。《黑暗之心》作为殖民主义叙述受到最为细致的讨论，现在已像《天方夜谭》一样，被当做范型。但《黑暗之心》声望太高，以至于有一点遮蔽康拉德写殖民前沿贸易站生活的其他强有力的故事。【124】《吉姆老爷》有启示作用，不仅因为它强调了《黑暗之心》业已揭示的“文明化”使命的重重矛盾，而且对于进入成熟期的帝国中的英勇冒险行为表现出一种警觉，尽管这种警觉中仍不失钦羡。
4.2 康拉德处女作《奥尔迈耶的愚蠢》：种族与包办婚姻
康拉德处女作《奥尔迈耶的愚蠢》（1895）以印度尼西亚丛林为背景，主人公奥尔迈耶（Almayer）出生于印度尼西亚，但父母均为荷兰人。他娶本地人为妻（小说中无名），生出混血女儿妮娜（Nina）。故事便围绕父女两人的冲突展开：妮娜爱上了马来（Malay）酋长的儿子戴恩（Dain），死也要嫁给他，不认同父亲所属的白人殖民者社会；父亲奥尔迈耶对此当然反对，但终究无法阻止她，最终只得成全他们。在这里，康拉德对家园的再现从以下层面进行：
4.2.1 标题
小说的标题“Almayer's Folly”（“奥尔迈耶的愚蠢”）正好是主人公荷兰贸易者奥尔迈耶为他在马来群岛的殖民地上正在新盖的房子而取的名字，他抱着这一愚蠢的希望——“英国婆罗洲公司（the British Borneo Company），而非荷兰人，哪一天会占领这一地盘——来建造这一房子的。”【125】当他一切希望破灭后，房子的建造也随之结束。康拉德在此开始了他从一而终的象征叙事策略，因为他认为，“所有伟大的文学都是富于象征意义的，只有这样，它们才能显得那么丰富，感人和美丽”。【126】小说中房子那风雨飘摇的结构是一种反讽式的象征，象征了奥尔迈耶各个方面的失败【127】——贸易、婚姻、对女儿的期望、自尊以及作为白人的失败，等等。这一点也揭露了白人殖民者贪得无厌的本性和由此导致的鲁莽轻率。这显然是一种愚蠢，是典型的“奥尔迈耶的愚蠢”。【128】
4.2.2 结构
小说是以奥尔迈耶“站在他的全新而又腐朽不堪的房子的长廊上”【129】幻想他辉煌前途的场景来开始作品的：
他们或许住在欧洲——他和他女儿。他们或许会很富有，会很令人尊敬。在他女儿绝代佳人般的美貌和他本人的巨大财富面前，没有人会想到她的混血儿身份。他亲眼目睹了女儿的成功，一下子再次变得年轻起来，会忘记自己像囚犯一样在海岸边奔跑的那25个令人心痛的充满拼斗的年月。所有这一切几乎近在咫尺。【130】
在这里的全知叙述中，奥尔迈耶由于受母亲的影响，将阿姆斯特丹幻想为“他梦中的充满世俗人情味的乐园”，在那里他会像人间仙境中的王子一样生活。显然，这里的“乐园”是充满着浓郁的欧洲白人文化至上的殖民主义色彩的“家园”。【131】
这一切发生在奥尔迈耶与当地女人的17年“包办婚姻”之后，康拉德以奥尔迈耶夫人发出的“KASPAR! Makan”之类的尖叫声来书写小说的第一个句子，此番“尖叫声”完全打碎了奥尔迈耶的白日梦。【132】这似乎隐含着康拉德本人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
在随后而来的情节叙述中，奥尔迈耶的“家园”远远不是风平浪静的港湾，而是一个由“乱石、朽木、半锯横梁，彼此‘难分难舍’地胡乱堆砌”【133】而构成的危机四伏的区间。在他的“老房子”里，他夫人时常动怒，焚烧家具、撕毁漂亮窗帘，并时常为他不能交好运训斥他、恨他。而此时的他“由于被此番野蛮本性的暴烈宣泄所吓倒，只得以沉默为最好的方式来回避她。他想到了每件事，甚至计划以一种不确定的、微弱的方式进行谋杀，但什么也不敢做”。【134】显然，家园／房子成为女性与男性抗争，并以男性的最后屈从为归属的场域，是性别诗学驰骋的田野，正如英国学者吉利安·萝丝在《女性主义与地理学：地理学知识的局限》中所说：“对女性日常活动……的某个平常的日子遂成为一个夫权制得以重建与遭遇抗争的竞技场……更多的是一种日常生活的政治。尖锐点就在那里：‘斗争的意识、压制与反驳的负荷。’”【135】
4.2.3 人物塑造
家园也成为康拉德《奥尔迈耶》塑造人物性格的场景。奥尔迈耶由于害怕被东方妻子毒杀，专门为她新盖了一幢河滨房舍，她可以从此过着完全隐居的生活。【136】“房子”为此负载着奥尔迈耶夫人凶恶可怕的性格特征。而更有甚者，女儿妮娜在新加坡一家修道院修道10年归来后，自由地游走于两个寓所之间，丝毫一点不拒绝她的母亲，在此之前，在奥尔迈耶所称的“可怕的日子”里，“还曾常去河滨小屋拜见她的妈妈，并待上很长的日子，出门时带着一如既往的神秘表情，并用鄙夷的目光和极短的语词来随时准备回答父亲的任何言语”。【137】这里的小屋成了刻画妮娜倔强性格特征的政治化空间，特别是她“用鄙夷的目光和极短的语词来随时准备回答父亲的任何言语”，“小屋”所昭示的家园，再次隐喻着“男性的终结”（The End of Masculinity）：“现代性系统地瓦解了父权制（男人凭借他们的性别及与他人的血缘关系而确立的男人的统治）。”【138】
妮娜爱上马来亲王，并准备去做丛林内部（interior of jungle）王国的王后，他们之间的爱建基于物质诱惑力之上，为政治阴谋所缠绕。在她离家之际，她妈妈对她面授机宜，教她如何“驯服”心上人：
“将会有其他的女人”，她以坚实的口吻重复道：“我告诉你，这一点是因为你有一半是白人，并会忘记他是一个伟大的元首和此类情形一定会发生的事实。隐藏着你的愤怒，别让他看到你脸上因忧伤过度带来的痛苦。带着你眼睛里的喜悦、带着你嘴唇上的智慧，去同他见面吧，因为对你，他或是将交出悲伤，或是将交出疑惑。只要他偷窥许多女人，你的权力就将持久不衰，但是如果有一个他似乎就会同她一起将你忘掉的人，那么——”
“我不能活下去了”，妮娜狂叫道，用双手捂着脸。
“别这样说，妈妈；不可能那样。”
“然后，”奥尔迈耶夫人继续坚实地说道，
“对那样的女人，妮娜，千万别仁慈。”
“你在哭？”她以严厉的目光质问女儿……
“记住，妮娜，千万别仁慈，如果你必须打，就用你的铁拳去打吧。”【139】
这是维多利亚时代或爱德华时代母亲对女儿婚姻大事所作的司空见惯的建议【140】，由此，我们不难看到一个“将其对权力，对处理阴谋之技艺所怀着的强烈欲望实施于女儿即将离家远行之时刻的女性形象”。【141】奥尔迈耶夫人承载一种所谓“教化功能”（civilizing project）。演绎这一幕故事的“家园”富于巨大的政治色彩：代表着女性／男性之间的权力机制与性在这里进行突围与抗争，在琐碎现实与至高爱情不同领域内设置着男人的命运，建构着自己的女性理想，即进行着如何给男人命名的课题。【142】与此同时，在家中奥尔迈耶力劝女儿放弃与戴恩的婚事。此时这种鲜明的女性形象更加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妮娜在听到父亲的劝诫后作出如下回答：
不……我记得很清楚。我记得它该如何终结。为嘲弄而嘲弄，为鄙视而鄙视，为憎恨而憎恨。我与你不是一个种族。在你和我之间也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障碍。你问我为什么想去，我要问你为什么我应该待在原地不动……我打算好好生活。我打算跟着他。我已在嘲弄中被他人所拒绝；现在我可是堂堂的马来人了！他将我挽在他的手臂上，将我的生命与他相连。他勇猛刚健，将会权倾一时；他的骁勇，他的力量，均攥于我手中，我将使他辉煌。他的名字，在我们的身体置放于尘土之后的很长时间内，都将为我们所铭记，我爱你，不会少于从前，但我将永远不会离开他，因为没有他，我无法生活。【143】
这里，妮娜公开宣称自己是“堂堂的马来人”，颠覆了父亲对戴恩所持的种族偏见，因为奥尔迈耶开口闭口就称戴恩为“粗鲁无礼者”（savage）。【144】这种颠覆，这种对非欧洲民族／种族主体位置（national racial subject position）的挪用，在整个殖民小说中极为罕见。【145】父亲终究阻止不了女儿，最后不得不成全他们。康拉德以此嘲笑了白人殖民者的傲慢、无知【146】，赞扬了东方人的伟力与崇高，成功地塑造了妮娜这样一位女性主义后殖民批评者的形象。萨义德说得好：“虽然帝国主义在19世纪与20世纪里得到了大发展，对它的反抗也在增强”。【147】康拉德因此有资格进入当然的后殖民批评家之行列。
4.2.4 语言
康拉德对语言的运用颇为考究，认为小说应通过对词句音调结构的精心锤炼而达到雕塑的造型美、绘画的色彩美和音乐的节奏美。《奥尔迈耶》在语言上的最大特点就是通过对英国小说传统中业已存在着的大量隐喻的运用，来再现“家园”、“女性”【148】，其中掺杂着异域与本土家园的抗争，特别是妮娜的语言更多地建构了一部女性主义化的情节剧（feminized melodrama）。她与父亲对话的语言因此导致了模糊不清的两种解读【149】：第一种是欧洲人的家园、爱情、婚姻观念不具有普适性，它们不能促使那些不能满足种族、阶级、财富等方面条件的人适应。妮娜深知这一点，故使用的语言与“妈妈”的语言极为相像，使用了中世纪骑士“传奇”文类的语言。这正符合整个欧洲小说发展传统，因为欧洲小说正是从中世纪传奇逐渐演进而来的，父亲不知道这一点，仅采用狭隘的自以为是的“白人”传奇语言；第二种是资产阶级的家园观念具有普适性，我们在小说中所目睹的是这些亘古已久的价值观念在异域土地和人们的污浊的、充满暴力的、颓废的影响力之下，发生了令人惊愕的解体。对奥尔迈耶夫人的性格刻画，就证明这种解读的正确性。这种情形下，奥尔迈耶或许就成为这样一个角色：软弱、无工作成效、为污浊的环境所拖累，但又在他步履蹒跚的生命前行与财富积攒的过程之中无畏地紧紧拽住欧洲观念。这或许就是伊格尔顿所称的“康拉德意识形态”（Conradian ideology）给我们带来的悖论。
4.3 《吉姆爷》：牧师家与帕图桑
《吉姆爷》“这部对晚期帝国充满疑虑的小说”【150】，主角是英国人吉姆。这部小说可以整齐划一地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叙述吉姆在帕特纳号（Patna）船上的经历，第二部分叙述吉姆隐姓埋名，辗转于东方各地，最后在丛林深处一个马来人的居住地帕图桑（Patusan）岛上充当所谓“吉姆爷”的故事。首先应该指出的是从比较层面上来看，该小说中的帕特纳与帕图桑系表达同一主题的两个话语变体。【151】“正如吉姆一生中诸多重要事件彼此遥相呼应一样——帕特纳号船上的‘一跳’（jump）重复着他受训期间小船上那‘本能一跳’的失败，并正在……被帕图桑跨过围栏上的一跳所重复着（帕图桑令人想起帕特纳），布瑞尔里船长的自杀因此是模糊地重复着吉姆之跳（ambiguously duplicating Jim's jumps）。”【152】这似乎应验了一个人生的常识性现象：人要吃饭就要排泄，这是一种终生反复的行为，在某个特定时空看去，谁都可能永远待在自己的粪便上。不过，小说《吉姆爷》的重要贡献还是在“家园”的表现上。
吉姆一心希望做个“忠于职守的模范，就像书里的英雄那样坚定不移”，可实际上他有缺陷。他是个理想主义的殖民者，与以前冒险小说中的诸多殖民者不同，无法采取行动。在殖民主义自我塑造的戏剧中，欧洲人将自己的统治和规范强加于另一种文化，从而实现自我，而到了吉姆这里，这种实验却遭到灾难性失败。【153】
康拉德与吉卜林是同时代人，可气质上却属于稍后的历史时刻，即殖民占领变得更成问题、欧洲文化大势将去的时刻。《吉姆爷》比《基姆》还早一年出版，但对殖民统治的描写却远不够自信。【154】《基姆》中的帝国主义是刺探情报的“大把戏”，可是在《吉姆爷》中帝国主义俨然成为一个事关白人荣誉的令人烦恼的重大问题。吉姆只沉湎于美丽的梦幻而不付诸行动，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他即使不属于早期现代主义，肯定也是个世纪末的形象。与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在19世纪90年代写的南太平洋故事以及早些时候的《化身博士》（1886）中所表现的一样，康拉德也怀疑一个原始的、使人道德败坏的“他者”就蛰伏在白种人的内心。这种怀疑威胁到欧洲的扩张计划，《吉姆爷》可以看做一个对此怀疑起了界定性作用的故事【155】。
4.3.1 作为吉姆成长之地的牧师家与作为吉姆度过的最后岁月之地的帕图桑二者之比较
对于帕图桑，吉姆犹如一个大家长，其“任务与在汽船上一样，就是对深肤色的种族行使权力，后者被描写成一帮散漫的人，需要领导和管教。这也是吉姆爷的第二次机会，使他能够按照青春时期的梦想重新造就自己的‘男儿本色’形象。在一个时期内，他确实翻造出一部新的成功史。对于岛上的居民来说，他成了‘吉姆爷’，赢得了这样一个尊称”。【156】马洛几次巧妙、甚或语焉不详地点出吉姆事业的虚构成分。在帕图桑岛上，吉姆成了他本人传奇英雄故事的作者。岛屿为他提供了“全新的条件，使他得以施展想象力”，“围绕着他的名字形成了一个力量和勇武的传说”。他讲述的是十分惊险的冒险故事，正如所有的殖民戏剧都以鲁滨逊为原型那样，吉姆的这部殖民戏剧也有鲁滨逊式的背景：热带岛屿、浪漫传奇、胆量、危险等一切必备的因素：作为信物相赠的戒指，高尚的土著勇士，堕落的白人背信弃义者，还有身处危境的女主人公、一个叫珠儿的混血“公主”。同鲁滨逊一样，吉姆也为他最亲近的土著人起名，珠儿学会了像他那样说话。【157】这里，吉姆似乎“将他成就传奇业绩的个人理想置于一切之上，置于他对别人的责任之上”。【158】同《黑暗之心》里的库尔兹一样，吉姆的命运象征着殖民主义使命之罪恶：在臆想和文化自大症的驱使下，怀揣着个人利益而“一头扎进了冥冥不可知之中”。【159】他的自我塑造的传奇有其意识形态的根基，是脆弱的。他和吉卜林笔下的基姆差不多，后者不管怎样伪装、掩饰，人家仍说他是一个下人，而吉姆虽然被宣布为他那东方小岛之王，却并未丧失他的欧洲人自我意识。他利用本土人来证明自己的才干，但在他的观念中，他们的尊敬终归还是不那么重要。吉姆的两难处境表明，不管殖民者的英雄主义戏剧在多么遥远的地方上演——这英雄主义包括吉卜林所说的“为了这方热土而成就伟业”（《只不过是个下级军官》，收入《想当国王的人》，1987年）——它仍然以西方的价值尺度衡量一个人的成就。在这出戏中，本土人还是本土人：他们是淳朴简单的儿童，诡秘难测的野蛮人。殖民主义者正是以其为对立面来界定自我的：他首先是个欧洲人，是“优等族类”的一分子，而且他还是个男人，因为殖民主义行动也是以男子气概为特征的。【160】
就像任何身处异国他乡的欧洲人一样，吉姆有着分裂的人生故事：个人理想扎根于欧洲中心，人生经验的舞台却在处于边缘位置的殖民地之中。一方面，他的权威通过与本土人的关系获得界定；另一方面，这个自觉优越的白种男人又相信自己同当地人的生活并无关联，他所寻求的是欧洲方面对他的赞赏。因此，当一群寡廉鲜耻的欧洲人找到吉姆时，他即以同类相待，结果大难临头。【161】这种“分裂”或许就是他们乐此不疲的“家园”。
马洛在理论上，直到故事结尾，始终维护着团体忠诚和自我克制，这些道德准则捍卫了他所深信的西方文明。马洛的塑造者亦然。尽管帝国在某些方面有点走火入魔，但对于康拉德来说，作为殖民主义欧洲的文化使命之根基的根本价值观并没有出现问题。【162】
至于“帕特纳沉船事件”（the Patna debacle），吉姆最感遗憾的不是他已践行过的那份耻辱，而是在丑闻公之于世后不能“回家”的尴尬：【163】
……他现在绝不会回家了。他是不会的。绝不会。假使他能够绘声绘色地表现出来，他会一想到那个念头就发抖，而且让你也发抖。但是他不是那种人，尽管他以他的方式也是够有表现力的。在回家的念头面前，他会绝望地僵硬起来，不能动弹，垂着下巴，撅着嘴唇，坦率的蓝眼睛在皱起的眉头下目光暗淡，就像面对着什么不能忍受的事，就像面对着什么令人嫌恶的事……故乡的灵魂，有如雄心勃勃的统治者，对无数生命是不理会的。流落他乡的人们好凄惨啊，我们只有在抱成一团时才存在。他却在某种程度上离了群；他没有抱团；但他强烈地意识到这一点，那强烈使他令人感动，正如一个人的生命比较热烈，才使得他的死比一棵树的死更感人。【164】
这一段落生动地描写了“人在曹营（帕特纳号船）”、“心在汉（故乡）”的殖民者吉姆的异常复杂的心理状态：目空一切、狂妄自大、惧怕、失落、温馨，等等。而这一切与他的现实家园“牧师家”遥相呼应：
我还寄给你一封信——一封很旧的信。这是在他的文件箱里发现的，保存得很仔细。是他父亲写的，根据日期你可以看出他必定是在加入“帕特纳号”几天之前收到这封信的。因此这也必定是他收到的最后一封家信了。这些年来他一直珍藏着它。那善良的老牧师很喜爱他当海员的儿子。我在信里这儿看一句，那儿看一句。除了爱，没别的。他告诉他“亲爱的詹姆斯”说，他的上一封长信非常“诚恳而且有意思”。他不愿意他“苛刻或匆忙地对人做出判断”。信有四页，都是平易的道德规劝和家事。汤姆已经“受了圣职”。嘉莉的丈夫“亏了钱”。这老先生继续心平气和地信任着天意和宇宙间既定的秩序，但是也很明白它小小的危险和它小小的慈悲。人们几乎能看得见他，头发灰白，清朗宁静，在他那放了一排排的书、陈旧却舒适的书房里，那正是他不可侵犯的庇护所，四十年来，他在那里一遍又一遍真诚地进行他对信仰和道德以及关于生活的准则和死亡的唯一正当方式的例行的小小思考；他在那里写了那么多的布道文稿，他此刻就坐在那里，同他远在地球那一边的儿子谈话。但是距离又算得了什么呢？全世界的美德都是一回事，而且只有一个信仰，一种可以想见的生活准则，一种死亡的方式。他希望他“亲爱的詹姆斯”，永远不要忘记，“一个人，一旦屈服于诱惑，当即便有完全堕落和万劫不复的危险。因此要下定决心，无论出于什么动机，决不做你认为是错误的事”。【165】
显然，这里的“牧师家”是色彩单一且宁静致远的居所，父亲由此表达出对儿子深深的爱，同时，坚信“全世界的美德都是一回事”。他的四页的家信“都是平易的道德规劝和家事”，他“那不可侵犯的庇护所”，“四十年来，他在那里一遍又一遍真诚地进行他对信仰和道德以及关于生活的准则和死亡的唯一正当方式的例行的‘小小思考’”。但这一切“准则”是吉姆未能遵守的，那“本能的一跳”成为他一生中挥之不去的阴影。叙述者马洛认为老爷子的“小小思考”在充满着帝国贸易、政治的世界里是多么不合时宜【166】，因为从19世纪后期开始，维多利亚女王统治的不列颠就大肆进行海外扩张，使英国成为拥有众多殖民地的“大英帝国”。
同时，《吉姆爷》的牧师家园描写中所使用之语言昭示了“充满着未受侵扰的‘平和的道德’的世纪岁月”（centuries of untroubled "easy morality"）【167】：
他原本生在一个牧师家。很多出色商船的船长都来自这些虔诚恬静的人家。吉姆的父亲对于不可知的事物了解得很透彻，那是为了住茅舍的平民百姓的道德炮制出来的，却不会打扰由准确无误的上帝安排住在深宅大院里那些人心灵的平静。那座小山上，透过杂乱的树叶看去，有一种长满了苔藓的岩石的那种灰色。它立在那里已有几百年了，不过周围的树木或许还记得安放第一块基石的情景。下面，牧师住宅的红色正面在一块块草坪、花床和一棵棵杉树的掩映下透出暖暖的亮色，房后是一片果园，左边是铺了地面的马栏，花房的玻璃顶棚紧靠着一面砖墙倾斜下来。这块教产归这一家已经好几代了；但是吉姆还有四个兄弟，所以，在他看了一些供假日消遣的文学作品，明确了要以海为业之后，他就立即被送上了一艘远洋商船队指挥员训练舰。【168】
詹姆逊认为这里隐含地缘政治学色彩：“平房、大宅和‘小教堂’（使其相互协调的意识形态产地）的地理景观要求任何一种阶级立场都不能聚焦于、实际上是不可能看到另一种。吉姆对这种由于意识形态的盲目而与之和谐的地理体验是不同寻常的：他选择的使命可以使他完全走出所有……三个阶级领域，远距离地平等视之，就仿佛观看大地景色一样”。【169】同时，字里行间透出叙述人马洛对来自宗教的那番资产阶级式“温馨”的鄙夷：“那座小教堂在一座小山上，透过杂乱的树叶看去，有一种长满了苔藓的岩石的那种灰色”。【170】同时，它们又透视着一种粉饰这一不变“家园”之欲望：“牧师住宅的红色正面在一块块草坪、花床和一棵棵杉树的掩映下透出暖暖的亮色，房后是一片果园，左边是铺了地面的马栏”。【171】这里强调了连续性，强调了与童年的诸多粘连。显然，位居于这些场景之外的全知叙述人马洛对于虔诚行为的息事宁人效果是稔熟于心的。
4.3.2 全知叙述者马洛的家园情结
马洛尽管老于世故，但心里明白，完全有必要呈现一个有关居家的体面的自我叙述：
而当时，我再说一遍，我正要回家去——回到遥远的家乡，回到所有的炉石就像一块炉石一样，我们当中最卑贱的人也有权靠在这炉石边坐下。我们成千上万地在地球上面漫游，有的大名鼎鼎，有的默默无闻，却都是到海外挣得我们的名声，我们的金钱，或者仅仅是一片面包壳；但是在我看来，我们每一个要回家的人都像是要去报账一样。我们回去要面对我们的长辈，我们的亲戚，我们的朋友——我们所服从的人，我们所爱戴的人，但是，即使是这两种关系都没有的人，那些最自由，最孤独，最没有担当，失去了一切牵挂的人，——即使是那些对他们来说家乡不再有亲爱的面孔，不再有熟悉的声音的人，——即使是他们不得不与留驻那块土地上的灵魂相会，在家乡的天空下，空气里，山谷中，山坡上，田野中，河流里和树林里——一个沉默不语的朋友、法官、激励者。随你们怎么说好了，要得到它的欢乐，要呼吸它的和平空气，要面对它的真理，一个人就必须带着干净的良心回去。这一切对你们来说可能似乎纯粹是感伤主义；而我们之中也确定很少有人有那个意志或能力，认真地透过熟悉的情感表面深入看看。那儿有我们所爱的姑娘，有我们敬重的男子汉，有亲情，有友谊，有机会，有欢乐！但是这个事实是不变的，你必须用干净的手来接触你的酬报，否则它就会在你握有它的时候变成枯死的树叶，变成荆棘。我想就是这些孤独的人，这些没有可以称为他们自己的家庭生活或温情的人，他们回去不是为了回到一个住处，而是要回到那块土地本身，去会见那脱离了躯体，成为永恒且不可改变的灵魂——是那些人最理解家乡的严厉，家乡的超度能力，家乡要我们效忠、服从的世俗权利的恩泽，是的！我们没有几个人明白这些，但是我们都感觉到了，我说“都”，没有例外，是因为感觉不到的那些人不算数。【172】
在此段落中，存在着“明显地与其彼此并置，既可以称做通俗文化又可以称做大众文化的东西”。【173】马洛仍将家园视做“房产”，认为一个人如想“要得到它的欢乐，要呼吸它的和平空气，要面对它的真理，一个人就必须带着干净的良心回去”，并且“孤独的人……回去不是为了回到一个住处，而是要回到那块土地本身，去会见那脱离了躯体，成为永恒而不可改变的灵魂——是那些人最理解家乡的严厉，家乡的超度能力，家乡要我们效忠、服从的世俗权利的恩泽”。此番叙事似乎是对吉姆的谴责，因为吉姆的“本能的一跳”已使他失掉了所有的这些亲缘关系。【174】在帕特纳沉船事件发生后，在吉姆告诉马洛“这件事的是非之间还不到一页纸的厚度”【175】时，马洛回答道：“你还想怎么的？”。【176】换言之，马洛的“海员规则”认为，抛弃承载着乘客的船只而不顾一切的逃生是一种犯罪行为。不过，马洛尽管怀疑吉姆，却始终对他有一份强烈的认同感，“帝国在排斥外族而保持自身的紧密联系这一点上是同类相吸、异类相斥的”【177】，正像萝丝玛丽·玛瑞戈莉·乔治所说，这种“家园”是建立在一种“接纳与排他模式”之上的。
整部小说，由于马洛这个“君临天下”的“明君”的叙述，显露了对马洛的海员准则之“赞赏”。【178】吉姆的父亲居住于一个充满资产阶级基督教化的普世性色彩的“栖身世界”（sheltered world）之中，距离对他而言毫无意义，对他仅仅是一种生死之方式。马洛的准则更有可变性、伸缩性，但仅仅是出于“运用于所有不同殖民语境”之实际原因。正像牧师的准则深深地浸润于天堂与港湾意识形态（ideology of heaven and haven）中一样，此番准则深深地浸润于殖民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开发意识形态（ideology of colonial/capitalist exploitation）之中。【179】这两种准则——一种是供家国牧师和市民（特别是女性）生存的准则，一种是针对那些冒险进入“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的所谓“真实男性”而定的准则——均是互为关联的。不过，在这两种准则之中心均矗立着一种不变的意识形态的忠诚——这是一种将“我们”与“那些感觉不到并因此说话不算数的人”区别开来的意识形态。【180】无疑，《吉姆爷》通过家园的找寻，“分离并反映了帝国的自我沉醉……，也帮助认定并管理了帝国的势力范围”。【181】
4.4 《黑暗之心》：“两个‘可靠地址’”与“荒野”
很多评论家认为，《黑暗之心》仅是长篇故事，决非小说。当然，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部作品的社会历史内涵和创作技巧【182】。英国杰出的现代批评家利维斯认为，它“是康拉德最优秀的作品之一——T. S. 艾略特所作《空必人》的卷首引言：‘库尔兹先生——他死喽’——正是源出于此”。【183】它还是像《吉姆爷》一样，主要由无所不知的叙述者马洛讲述故事：某汽船从泰晤士河口出发，到达非洲。船沿刚果河深入非洲荒原。路上，船长马洛不断地听说非洲腹地有一个叫库尔兹的白人代理商脱离“文明世界”，与土著混在一起，土著将其奉为神明，尊为领袖。这唤起了马洛极大的好奇心，千方百计想见他。后来，马洛历尽艰辛，终于见到库尔兹。可这时的库尔兹已生命垂危，即将死去，死前连呼“恐怖！”、“恐怖！”。（The horror! The horror!）。至此，马洛已算真正找到了代号为“黑暗之心”的家园。这一切均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欧洲人在非洲、或在非洲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帝国主义控制力量与意志。【184】《黑暗之心》从政治和美学的角度来看，都是帝国主义式的。【185】作品中明确宣称：“征服地球——这至多只意味着将其从那些肤色与我们不同或鼻子比我们稍平的人那里抢走——并非一件令人愉快的事，如果你反复思考它的本质的话。唯一能解救它的东西只有理念。行为背后的理念；不是虚情的矫饰而是理念；以及对此理念的绝对信赖——某种你能够创立、向其致敬并且甘愿为其牺牲的东西……”。【186】马洛在与自己对立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中向着反复耳闻但未曾目睹的目标前进，旨在在“黑暗之心”中发现理想的人物，显然成了“寻找圣杯的骑士”，在黑暗中追寻真理，重演了传承千年的西方基督教传统中的“追寻”（Quest）母题。
4.4.1 人物塑造
《黑暗之心》继续突出《吉姆爷》中两种彼此互补的准则（codes）：一种是位居殖民地宗主国里的无忧无虑的生活，一种是位居殖民世界里的重重考验。【187】正像康拉德的其他小说一样，该作品不可能只是马洛的冒险历程的坦诚再现，同时也是马洛这个人的戏剧化再现。他是昔日在殖民地里游荡的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把他的故事讲给一群英国人听。这群人大部分来自商业界。康拉德以此强调，19世纪90年代，一度是冒险而且是个人行为的帝国已变成商业帝国。马洛叙述的近乎逼人的力量给我们留下了一种十分亲切的感觉，使我们觉得无法逃脱帝国主义的历史力量。同时，帝国主义具有代表它所统治的一切发言的力量。【188】
康拉德非常有意识地把马洛的故事从叙述的角度来表达。他使我们认识到帝国主义不但远远没有吞掉自己的历史，而且正发生在一个更大的历史背景下，并且为它所限制。这个更大的历史处在“奈利”号甲板上那一小圈欧洲人之外。【189】在叙述的关键点上，马洛脱口而出：
当你想到讲点什么的时候，最糟糕的就是这个。……你们现在全都在这里，每人都有两个可靠的地址，安然停泊着，好像一艘抛了两只锚的大船，这边街口上一家肉铺子，那边街上一个警察，胃口顶好，体温正常——你们听着——一年到头都正常。
……
你们不可能理解。你们怎么可能理解呢？——你们脚下是坚实的人行道，周围是一团和气的、随时准备为你欢呼或者向你进攻的邻居，你们小心翼翼地往来于那个肉铺子和那位警察之间，心怀对流言飞语、绞刑架和疯人院的神圣的恐慌——你们怎么能够想象一个人的一双无拘无束的脚会把他带进怎样一个特殊的太初时代的境界呢？通过荒凉的道路——绝对的荒凉，连一个警察也没有——通过寂静的道路——绝对的寂静，听不见一位一团和气的邻居悄声提醒你留意社会舆论的警告声。这些细枝末节往往是影响巨大的。当没有它们时，你必须求助于你自己天生的气力，求助于你自己忠于信仰的能力。【190】
马洛的叙述承载着强烈的政治色彩：宗主国主宰者与异地探寻者两种身份彼此共融，并明显地突出后者——渴望找到那“原初的混沌”，在原始与文明的冲突中来反观西方文明，以此认定东方人的“家园”应该在英国，而不在他们自身。在马洛看来，需要用来处理文明事宜的技能比需要用来征服荒原的技能更加容易，更加有界线【191】。由于整个文本“都是帝国主义的”，马洛就必然地以一种形而上学式的殖民主义者眼光来看待欧洲之外的所有空间：“荒原剥夺了文明所赋予的所有居所与安全（shelter/security），能洞悉某人唯一能做之事就是某人的‘天生的力气或忠于信仰的能力’。这种‘忠于’就是忠于‘它背后的观念’——一个可以补偿英国殖民主义者伟业的观念”。【192】因此，伦敦泰晤士河上，乘着“奈利”号的马洛【193】对他的英国主人和朋友们说：“使我们避免产生这种感觉的是效率（efficiency）——对效率的热衷。不过这些家伙实际上也算不了什么，他们并不是殖民主义者”。【194】这更加突显了康拉德的欧洲中心主义偏见。他“无法……看到帝国主义必须结束，以便使殖民地人民在没有欧洲统治的情况下自由地生活”。【195】
实际上，马洛与库尔兹在进入这片荒原之际，均属于“新派——道德派——的人”【196】（new gang—the gang of virture），但他们并不是丛林里的幸存者。富于反讽意味的是，只有那位在丛林深处做了9年经理的欧洲普通商人才会做到“既不能引起别人的爱戴，也不能引起别人的恐惧，甚至也得不到别人的尊敬”【197】——“他没有知识，也没有才智……他所以会爬上现在的地位——……也许就因为他从来不生病……在这个健康状况普遍恶化的环境中，强健的体格（triumphant health）本身就是一种力量”。【198】在这片非欧洲的丛林深处，铁拳的欧洲人几乎主宰一切。“商人”的形象凸显了回归欧洲家园的主流资产阶级意识形态。【199】
4.4.2 批判性象征与拟人化荒原
象征主义手法在《黑暗之心》中比比皆是：黑与白、黑人与白人、光明与阴暗、阴性与阳性之对比不断出现。有学者认为，《黑暗之心》对白人殖民者的罪行进行了更为直接而具体的揭露【200】。而这一切康拉德是通过许多拟人化象征符号来实现的，如马洛曾说到：“荒野……曾经亲切地抚摸过他，所以——罗！——他枯萎了；荒野抓住了他，爱上了他，拥抱了他，侵入他的血管，耗尽他的肌体，还用某个魔鬼仪式上的种种不可思议的礼节使他的灵魂永远属于荒原所有”。【201】这里，“荒野”是一个被喻为“女性化”的符号，施行“抚摸”、“抓住”、“爱上”、“拥抱”、“侵入”、“耗尽”等动作，库尔兹这位白人因此“枯萎”，遭受“阉割”，明显地指涉着女性对父权话语的反抗。“亚马逊河”将“丛林”与“女性”二者融为一体，而成为一个强悍的、有威慑力的“丛林女性”（jungle woman）：
在他身上缺少某个东西——某个小小的东西，当急迫的需要抬头的时候，在他娓娓动听的雄辩中便找不到这个东西。我说不出他本人是否知道他的这个缺陷。我想到最后他会知道的——而只是他真正最后一刻才会知道。但是这片荒野却早就认清了他，并且对他异想天开的侵犯，给予了可怕的报复。我想，这片荒野曾经对他悄悄诉说过那些关于他本人的、他从前并不知道的事情，那些直到他听取这片伟大荒漠的忠言以前，不曾有过任何具体概念的东西——而这种悄悄的诉说已证明具有不可抗拒的迷惑力。它在他的体内引起巨大的回响，因为他从内心深处是一片空虚……【202】
毫无疑问，这里的“‘女性化’权力”（feminine power）是对纯粹的白人男性探险者的颠覆或否定，而征服这一“黑暗”的“‘女性化’的权力”之唯一方法就是铲除它。此类所谓“弱者”权力是通过“库尔兹的毁灭”（destruction of Kurtz）、“马洛对‘未婚妻’（the Intended）之撒谎”和“‘未婚妻’与马洛认可的‘亚马逊河’之间的亲缘关系”来再现的。【203】“对马洛而言，‘亚马逊河’就像荒原本身一样，是一个女性、动物与承载着自然财富的不可驯服的大地三者彼此遭遇之场。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未婚妻’是作为‘文明’拟人化而予以呈现的，因为此种‘拟人化’最大限度地偏离了这样一种能力——一种应对竞争性贸易世界与殖民世界的生活之能力。她是作为埋葬她的坟墓般的布鲁塞尔市的家园的妇女形象（feminity）而呈现的。马洛看到了禁闭‘未婚妻’之安全感，其结果是，由于她忽略了关于男性失败之真实情况，便不能滑入‘亚马逊河’角色之中”。【204】马洛暗示她有潜力成为一个在性行为方面力大无比的人物：“在我有生之年，我都将看见这个能言善辩的阴魂，而我也将看见她……现在的这个姿态下很像另外一个同样悲惨的浑身挂满无用的符咒的幽灵”。【205】这似乎是弗里丹在《女性的奥秘》中揭示的女性形象：“除了搞家务，保持自己体态优美，找到男人并与之保持关系外，她什么也不干”。【206】它暗示着康拉德对女性的贬抑。
“马洛为此建议道，征服白人妇女手中‘亚马逊河’的唯一方法是‘通过美丽而与众不同的谎言的救赎’（ransom of pretty, shining lies），使她麻木不仁。之前，马洛在小说中对其全然男性化的读者说：‘他们——我指女人们——都跟这个无关——也应该无关。我们必须帮助她们停留在她们自己那个美丽的世界中，否则我们的世界就会变得更糟了’”。【207】这一点将我们带入一个小说逻辑上令人始料未及的死胡同。马洛感到深陷于文明化世界的家庭之中——这些家庭同时由女性和女性化的荒原所主宰着【208】，如马洛在小说第二部分的一段叙述就是如此：“深深的阴影当中一条狭窄又荒凉的大道，高大的房屋，数不清的挂着软百叶帘的窗户，死一般寂静，石板缝里冒出春草来，左左右右都是神气十足的能走四轮马车的拱道，巨大的双扇门沉甸甸地张开一条缝。我从一个这样的门缝中溜进去，踏上一条打扫干净、不加修饰的楼梯。像荒野一般死气沉沉。我推开我遇见的第一扇门。两个女人，一个胖，一个瘦，坐在草垫椅子上结着黑绒线。”【209】同一部分的后面一段也有同样的叙述：“树，树，千千万万棵树，黑压压，雾沉沉，高耸入云霄；而在它们的脚下，这只小小的满身泥污的汽船在爬行着，紧贴着河岸逆流而上，仿佛一只在高大的圆柱门廊下的地板上蠢蠢蠕动的小甲虫。让你感觉非常之渺小，非常之迷茫，然而也并不十分压抑，我说的是那种感觉。归根到底，即使你很渺小，那只肮脏的甲虫却在向前蠕动——你想象它做的正是这一点……我们便爬得非常缓慢。一段段的河道在我们面前展开，又在我们身后合拢，似乎森林优哉游哉地一步跨过了河水，切断了我们的归途。我们愈来愈深地钻进了黑暗的心，那儿非常安静。”【210】实际上，女性不应该满足这样的现状，波伏娃所以呼吁：“现在是时候了，让她为了她自己的利益，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去冒险吧！”【211】
对马洛来讲，一方面存在着一个由“两个可靠地址”构成的世界（the world of "two good addresses"）——其中，他就像《吉姆爷》中的吉姆一样自身不能解释或者不能在历经世间艰辛后位居家园（at home）；另一方面存在着殖民主义伟业【212】，即“欧洲所委托给我们的……事业”【213】——其中，“单一的目的”、“效率”、“背后的观念”是唯一的反对“黑暗”的盾牌【214】。
由以上的讨论，我们不难看出，在《黑暗之心》中康拉德似乎要刻意拒斥流行的家园之理想化阐释所赖以建立的意识形态基石。婚姻与家庭之世界似乎非常遥远。当然，库尔兹去刚果是为了相亲，但他似乎已满足于他在河之心脏——林中空地——里的家园。这里，他将“亚马逊河”作为伴侣，将人类头颅作为“篱笆栏子”。【215】小说中有关马洛滞留总部的前一部分，他被人们告知库尔兹有一次是如何回到白色群体的，想不到的是他是在最后一刻才回来的。马洛想象了这样的场景：
至于我，却仿佛第一次真正见到了库尔兹。那一瞥的形象是非常鲜明的——独木舟，四个划船的野蛮人，和那个忽然转身逃开公司总部，逃开安逸生活，逃开——也许是——思家之念的孤独的白人；他把他的脸转向荒野深处，朝着他的空无所有的荒凉的站上走去了。【216】
在接下来的小说情节中，库尔兹企图通过手脚爬行回到亚马逊。他或许已经“疯”了，他对文明的厌恶——“这位孤独的白人突然藐视起总部来了”——为叙事者马洛所分担着，马洛已经成功地使之看起来更加言之成理。这种所谓“阳性化的窘境”是：马洛、库尔兹之类的男性毫无任何促使“他们能完全成为自我”的终点等待着他们【217】，因为“独立是属于白人和欧洲的；低等人或臣民是要加以统治的；科学和历史是从欧洲发源的”。【218】它是那个艰难地根除“帝国野蛮暴行”的家庭世界和那个“带着道德感和羸弱身体的人们不能生存”的粗暴的公共世界之间的可行的选择。其他一个唯一的居所是船只和大海。
康拉德很想促使他们的有教养的白人男性读者知晓国内、海外两方面向他们走来的威胁。这种威胁就是不能看到世界是一个粗暴的、令人恐惧的场域。为了在其中生存，每个人不得不学会在没有“美丽的、与众不同的谎言的救赎”之情况下生存，并能为那些没有从事殖民事业的“女士”与他者保持住此番“托词”；同时，又能在智力上胜过总部经理、“艾尔多拉多远征队”成员之类的“普通伙计们”——他们的诡计和下层人的强健身躯将会从其他方面促使他们获取／掠夺殖民地。【219】
说到《黑暗之心》中的象征符号，不能不说到全篇的关键词“黑暗”（darkness）的复杂难解的文化象征意义：它可能是指未知事物或一种精神分析意义上的潜意识、一种道德上的黑暗、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空虚感，也可能是指人类生活的神秘性。但有人认为，它作为道德意义上的黑暗，或许更符合作者本意：刚果河流域，殖民主义者恣意妄为，带着镣铐的黑人奴隶在遭受监工皮鞭的抽打，伤痕斑斑的土著人尸体上弹孔累累；而土著人内部“同室操戈”，黑人监工在白人主子的唆使下对其同类残酷迫害，原始森林中的土著部落用活人作牺牲“仪式”，等等，都表明所谓“黑暗”是一种本质属性，人皆有之。【220】而且，“‘黑暗’是独立存在的。库尔兹和马洛承认了‘黑暗’，前者是在他临死时，后者是当他事后回想库尔兹遗言意义的时候。他们（当然还有康拉德）有先见之明：因为他们懂得，他们所说的‘黑暗’有其独立的性质，并且能再侵入并重新获取帝国主义已有的东西。但是马洛和库尔兹也是他们时代的产物。他们无法更进一步承认，他们所见到的那种伤害和摧残人的非欧洲的‘黑暗’，实际上是一个非欧洲的世界在反抗着帝国主义的暴行。有一天它将能重新获得主权和独立，而不是像康拉德简单地说的那样重新制造黑暗”。【221】
被“全欧洲”所“造就”的库尔兹临死时喃喃发出的“恐怖！”、“恐怖！”（The horror! The horror!）不失为一种喻指“悔罪”、“觉悟”的象征符号，而对于作为具有“现代博爱主义价值观的”上帝的康拉德来说，此番行为旨在让库尔兹“除去世人的罪孽”【222】。通过库尔兹的悔悟，康拉德传达出对殖民主义罪恶行径的批评，即一种具体的社会历史批判，而非一般意义上的笼统的道德关怀。《黑暗之心》开篇的一个段落同样是该方面一个值得重视的经典个案：
海员们的故事都是简单明了的，它的全部意义都包容在一个被砸开的干果壳中。但是马洛这个人（如果把他喜欢讲故事的癖好除外）是很不典型的，对他来说，一个故事的含义，不是像果核一样藏在故事之中，而是包裹在故事之外，让那故事像灼热的光放出雾气一样显示出它的含义来，那情况也很像雾蒙蒙的月晕，只是在月光光谱的照明下才偶尔让人一见。【223】
这里，普通故事与马洛的故事之区别就在于使用了一个以两个同轴球体（concentric spheres）的对比性安排为基石的隐喻。【224】在第一种安排中，典型的海员的故事之安排——即赋予我们心灵之走向——就是使用一个来自牛顿物理学的术语“向心力的”（centripetal）；叙述的媒介是“干果壳”，是那个封闭着一个作为“真理内核”的较小球体的球体之外的较大球体；并且作为读者的我们被邀请去寻找这一意义的核心。另一方面，马洛的故事是典型的“离心力的”（centrifugal），众球体之关系是倒置的；而现在之叙述媒介是球体内的较小球体，其作用仅仅是为了揭示一个环绕性的意义空间——这些意义在正常情况下是难以显现的，难以看清的——除非它们与整个故事相联系，正像“雾气”只有在存在着“灼热的光”时才会出现一样。【225】康拉德的隐喻，述说着总体性叙述的印象主义与象征主义层面的互补性、共生性（symbiotic）关系。象征主义层面主要依赖于“雾气”的几何性质，即较大意义上的外部球体（outer sphere）。它是不可捉摸的，理论上也是无限的，正像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一样（并非像坚果之壳【husk of a nut】），缺少任何“可以得以弄清的圆周线”（ascertainable circumference）；并且它依赖着有限的“光”。【226】因此，马洛的两个球体融为一体，准确地构成了托马斯·卡莱尔意义上的象征符号——“无限被迫与有限合二为一，被迫显现，似乎被迫弄清”【227】。在这个层面上，“象征……是战略地安排各种符号的一种特殊方法，目的是使这些符号脱离它们的编码意义，并能变成负载内容的模糊性东西”。【228】
康拉德在小说中对文明进行了批判。他认为，文明被不恰当地准备用来应对现代世界的复杂多变性。在一篇题为《独裁与战争》（Autocracy and War, 1905）的文章中他历数了他对文明的诸多忧虑：“……它已经诉诸努力将战场的奇观与声音从我们门前的石阶上移走，但不能期望它总是取得、在每一种可变的情况下取得功绩。有一天，它一定会失败的，并且我们那时将会具备丰富的令人震惊的不愉快之感——它们已经通过‘有几分痛苦的亲昵举止’，被我们犹如感受家园一样深切地感受到了。”【229】实际上，“土著野蛮人的世界对于那些逃避文明现实的人是一种完美的环境。在无情的阳光下，被充满敌意的自然包围着，他们面对的人类既无未来的目标，也无以往的成就，像疯人院里的疯子一样令人难以理解”。【230】《黑暗之心》如是说：“这种史前人咒骂我们，吞噬我们，欢迎我们——谁说得清他们会对我们怎么样？我们被阻断了对周围环境的理解；我们如鬼魅般游走而过，在一般疯人院的突发激情之前，我们这些正常人只会惊愕，被悄悄地吓瘫。我们不能理解，因为我们已经记不清遥远的历史，因为我们走进了人类初始阶段的黑夜，那些逝去的史前时期在我们心中未留一丝痕迹，也未留下任何记忆。地球好像不是地球……而这些人呢……不，他们并非动物。人总是慢慢地变化的。他们吼叫，跳跃，旋转，扮出各种可怕的脸相；不过一想起他们也是人类，便会使你感到兴奋，你会想起你同这些粗野而充满激情的咆哮有着遥远的血缘关系。”【231】
康拉德将“文明的忧虑”直接地移入了《特务》（The Secret Agent, 1907）的情节之中。
4.5 《特务》
康拉德的《特务》，这部就“新见解之成熟和表现这一体裁的手法之高超完美而言”【232】，被英国现代批评家利维斯誉为“真正的一流杰作”【233】的后期小说，以伦敦为地点，以魏洛克夫妇（the Verlocs）为主角，“说的是惊险小说的‘故事’——恐怖分子的密谋、大使馆的诡计、炸弹暴行、侦探、谋杀和自杀”。【234】“尽管魏洛克夫妇卷入了阶级起义和国际间谍活动的‘战场’，他们仍然诉诸努力‘将’战场的‘奇观与声音’从他们的家庭港湾中‘移走’，直到妻弟斯迪威（Stevie）之死，通过‘略带几分痛苦的亲昵举止’，使得他们犹如感受家园一样深切感受到他们令人震颤的共谋行为为止。”【235】显然，斯迪威之死，在一定程度上，系他们夫妇俩的“共谋行为”，因为根据F. R. 利维斯的叙述：“魏洛克满脑是与弗拉迪米尔先生的面孔连在一起的恐惧和困惑，整天心神不宁，然而，面对推到他眼皮底下来的斯迪威的生存问题，他意识到了斯迪威的有用潜能，并及时心生一计。结果便是斯迪威身携炸弹，绊倒在格林尼治公园里，被炸得粉身碎骨，而警察在破布碎片堆里找到的标签，又即刻清楚地显示了魏洛克与此的干系——那是温妮为防备斯迪威丢失而缝在他外套衣领下面的记号。”【236】同时，颇具反讽意味的是，“魏洛克夫妇，在正经的家庭生活中，彼此形同陌路”【237】，遭遇着精神隔绝的处境，最终导致妻杀夫之惨剧。
值得注意的是，《特务》描写了无政府状态的威胁（threats of anarchy）——它们盘旋在格林尼治公园这样的国家景观之令人熟悉的、表面上不可改变的“地貌”之上。整部小说读起来就像是对无产阶级氓流群体（proletarian rabble）的恐吓行为之警告；这种恐吓行为，这些年来，已经为文明与其所有的附属物——宗教、传统、阶级结构——所竭力包容着。【238】小说的最后一段表现了放任恐吓行为所招致的威胁与愚蠢后果：
那位不易收买的教授也走了，将目光从那群可憎的人类中移开。他没有未来，他蔑视未来，他自身就是力量。他的思绪簇拥着崩溃的意象与毁灭的意象。他行走显得脆弱、卑微、衣衫褴褛，凄惨寒酸；他还呼吁疯癫与绝望参与世界的重塑，这一想法显得多么愚蠢，并有几分可怕。没有人瞧他一眼。他不受怀疑地走过，死一般地走过，犹如人头攒动的街上的一只令人生厌的小害虫。【239】
康拉德的“紧迫感”由此可见一斑，如“他行走显得脆弱，……世界的重塑”【240】。手拿橡胶球的教授将人类的努力与愿望之对立面描述为流行话语所规定的一切。另类的无政府主义者中的每个人展示了某种对“家园”之类的社会体制化事物所投以的人性化癖好与欲望，并且这种所谓“易收买性”最终就使得无政府主义者们像那智力迟钝的孩子斯迪威一样，那样的脆弱，那样的对他人无害。【241】实际上，这里的孩子“表征”了一个“天真与理性成熟匮乏”母题，它频频出现，折射了一系列政治化—家庭化主题。【242】在某些情况下，几乎所有的男性均被作为孩子提及。米歇里斯（Michaelis）的牢狱之灾剥夺了他所有的逻辑性思考或连贯性思考的权力；斯迪威在乡村同米歇里斯的相处进一步加深了他们之间的联系，正像斯迪威的罪行被误认为是米歇里斯的罪行之情形一样。那位教授拥有迟到的名声和易碎的眼镜，几乎像孩子似的天真。魏洛克自己就与斯迪威一起竞争获得温妮（Winnie）的爱与情感慰藉。【243】温妮像母亲似的，这是一种“俄狄浦斯情结”，弗洛伊德作过经典性的阐释：“在婴幼儿阶段，所有的小男孩均具有一种对母亲的性欲化依恋。他们总是无意识地希望与母亲进行性欲化合作”。【244】温妮确实是一位典型的“母亲”：她保护着自己智力迟钝的弟弟免受父亲的狂怒威胁，并为了魏洛克乐意为其弟弟提供乏味的安全的家园（home）而拒斥一桩以爱为基石的婚姻（即与那年轻的屠夫的浪漫爱情）。当魏洛克导致斯迪威身亡时，温妮杀了他。【245】原本同他们住在一起的温妮母亲为了使魏洛克先生不至于反感斯迪威，退回到敬老院，也为斯迪威作出了牺牲。【246】同时，还有一位女庇护人，被简单地描述为一位“狂热的卫士”，其母性的本能为米歇里斯所满足。【247】在这组杰出母亲群像的最后面还有一位奈利夫人（Mrs. Neale），是一个纯净的女人，为她的许多孩子所“吞食着”和“压迫着”。【248】
《特务》中都是一些底层“革命者”形象，【249】他们在康拉德笔下均成为“孩子”，暴露了他自己对革命分子的“厌恶之情”【250】。他总认为，只有上层才能扮演家长／父权之角色。他四年后写的另一部小说《在西方的注视下》（Under Western Eyes, 1911）就弥补了这一角色的空缺，其中公开使用了大量的家庭隐喻来刻画俄国政治—社会机构——专制的俄国政府就是一个大家长，其权威性在场直接镇压骚乱与异端。【251】该小说的故事发生沙俄时代的彼得堡：厌恶革命的拉佐莫夫告发了同学霍尔丁，后者刚暗杀了一个政府部长，霍尔丁因此正被政府处以绞刑。后来，拉佐莫夫在瑞士认识并爱上霍尔丁的妹妹娜塔莉亚，在热恋中向她坦陈了自己出卖霍尔丁之事，但这并不妨碍革命者惩罚他，将他毒打致残，使他在懊悔和忧郁中度过余生。有的学者认为，“康拉德一生对沙俄的仇视在这部小说中得到了充分反映”【252】。与此同时，人们在《特务》中的“慈善的家长的缺席”中读到了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权力层懒惰”（slackness of authority）之隐在式批评（implied criticism），【253】小说因此以“教授”高傲地走过大街，随时准备引爆之情节而结束。但这位“教授代表的是最令人不安也最令人厌恶的革命的变态性”。【254】不过，英国左翼批评家佩里·安德森认为有必要对家长制的专制政府予以拒斥和抵抗。
家园与旅行的构想长期以来已经成为文学的、政治化的比喻，这一点远远超出了康拉德对英语文学的诸多贡献。毫不奇怪，康拉德因此成为一个核心人物，成为国际舞台上通过小说促使该类比喻面对其诸多政治化含义时的首当其冲的几位西方作家之一。【255】罗伯·尼克逊（Rob Nixon）在《伦敦在呼唤：V. S. 奈保尔，后殖民的达官贵人》（London Calling: V. S. Naipaul, Postcolonial Mandarin, 1992）中对奈保尔这位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裔英国作家作了著名的解读——将他的旅行书写和自我认同方式读作永远的流放，并提醒人们注意“那种将康拉德认为是开创者的普遍性感觉”和“那种将康拉德当作基础性阵营来使用”之倾向——而这种基础性阵营是可以为位列他之后的作家们所占有的。【256】显然，罗伯·尼克逊对康拉德颇有微词。他十分不满意那种“将康拉德视作西方人理解非洲的‘自然的’出发点（'natural' starting point）的先在优越，性”。【257】而有学者认为，“康拉德的小说可以用作非西方人理解西方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因为它们包孕着许多‘个人化家园搜寻’（personal location）的细节和场域”，【258】正如批评家萨义德在《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与宗主国文化》（Third World Intellectuals and Metropolitan Culture）一文中所说：“所有的文本都不是成品。它们正如雷蒙·威廉姆斯曾经说过的那样，是标识符号与文化实践。这些文本不仅正像博尔豪斯评说卡夫卡一样，创造着它们的先例，也创造着它们的后继者。过去两百年来的巨大的帝国主义经验是全球化的，是挥之不去的，已经隐性地存在于世界的每个角落，存在于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心中。”【259】这一切均颠覆了罗伯·尼克逊的部分较偏激的言说。康拉德作为一位全球化作家无疑是承前启后的。著名批评家F. 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1981）第五章开篇就明确指出：“与自然主义主流风平浪静的封闭性格格不入的莫过于约瑟夫·康拉德的作品。也许还是由于这个原因，甚至在80年后，他的地位仍然是不稳定的，悬而未决的，而他的作品则是不可分类的，从严肃文学充溢流出而进入轻松读物和传奇，以最咄咄逼人的风格和文体重申消遣和娱乐的伟大区域，在普鲁斯特和罗伯特·路易·史蒂文生之间不定地漂泊。的确，在当代叙事的呈现中，康拉德标志着一种策略上的断层，这种断层是一个可以从中窥测20世纪文学—文化诸多体制的场域……在康拉德的作品中，我们能感觉到的不仅是即将到来的当代现代主义的出现（它本身现已成为文学体制），还有明显地与其相并置、既可以称作通俗文化又可以称做大众文化的东西，在晚期资本主义中，其商业性文化话语往往被说成是媒体社会。”【260】正是因为詹姆逊描述的这些原因和康拉德小说给我们提供的整体上的“国际性的20世纪英文书写”样式的虚构式原创性，康拉德小说才会如此鲜活、生动。而康拉德所标识的“策略上的断层”可以视做长期以来其他外来者进入“英国文学”体制的入场券。康拉德小说在滋生新的小说方面显得“鲜活、生动”起来。【261】
康拉德展现的“奇妙的无家状态”（curious homelessness）和他应付对他显得“异域化／陌生化”的一切——不列颠帝国的意识形态以及随之而来的“家园”的理想化状态——时所展现的轻松自如，均使得他在全球化英语书写的舞台上享有很高位置。【262】同时，康拉德创作中的双语本领也使其作品引起了非西方作家的强烈兴趣。康拉德真是一个语言天才，尽管他20岁以前未说过一点英语，但他的小说在英语的使用上极尽豪华、铺张之能事，为英语文学带来了一种精雕细刻的、张扬过度的用法，旨在准确而真实地传达事件或情感。【263】康拉德作品呈现了他一以贯之的性别意识形态、家园意识形态、种族意识形态、帝国意识形态、效率意识形态和社会秩序意识形态，它们构成了“西方文学政治”话语的重要元素，使得康拉德作为所谓“名人”之首而跻身于“伟大英语传统”之列。【264】具体说来，康拉德小说之所以得以进入“英语小说家园”（the house of English fiction），主要得益于内部的“伟大之书”和外部的“世界”。实际上，从后殖民批评的视角出发，康拉德是个首当其冲的“殖民化臣民”（colonial subject），他促使英国文化和英国文学似乎“异域化”。【265】他因此为奈保尔（V. S. Naipaul）、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等人所追随着。康拉德不单是一位现代主义者，更多地是一位“与产生于英语世界中的其他全球化文学（global literatures）密切关联”【266】的非同寻常的小说家。用佩里·安德森、特里·伊格尔顿、詹姆逊三大当代批评家的话说：“康拉德引领着英语小说的文学样式进入全球化舞台”。【267】
注 释
【1】 〔英〕艾勒克·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盛宁等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8页。
【2】 同上。
【3】 同上。
【4】 〔英〕艾勒克·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盛宁等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8页。
【5】 〔美〕爱德华·W. 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321页。
【6】 《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Ⅰ》，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2年，第610页。
【7】 同上。
【8】 〔美〕伊恩·P. 瓦特：《小说的兴起》，高原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第240页。
【9】 黄梅：《推敲“自我”：小说在18世纪的英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166页。
【10】 参见黄梅：《推敲“自我”：小说在18世纪的英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166—170页。
【11】 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Ⅰ》，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2年，第303页。
【12】 〔美〕伊恩·P. 瓦特：《小说的兴起》，高原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第302页。
【13】 黄梅：《推敲“自我”：小说在18世纪的英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222页。
【14】 同上书，第225页。
【15】 Rosemary Marangoly George. The politics of home: Postcolonial relocations and twentieth-century fiction. New York and Melbor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70.
【16】 Frances Armstrong. Dickens and the Concept of Home. Ann Arbor, MI: UMI Research Press, 1990, p.4.
【17】 Rosemary Marangoly George. The politics of home: Postcolonial relocations and twentieth-century fiction. New York and Melbor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21.
【18】 Ibid.
【19】 Jorge Larrain. Marxism and Ideology.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83, p.28.
【20】 刘文荣：《19世纪英国小说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43页。
【21】 刘文荣：《19世纪英国小说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47页。
【22】 参见〔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文学讲稿》，申慧辉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6页。
【23】 同上。
【24】 同上书，第40页。
【25】 《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Ⅰ》，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2年，第81页。
【26】 刘文荣：《19世纪英国小说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51页。
【27】 〔美〕爱德华·W. 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116页。
【28】 〔美〕爱德华·W. 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116页。
【29】 同上书，第122—123页。
【30】 同上书，第125页。
【31】 同上书，第123页。
【32】 同上书，第129页。
【33】 同上书，第132页。
【34】 〔美〕安德鲁·桑德斯：《牛津简明英国文学史》（下），谷启楠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2000年，第585页。
【35】 同上书，第175页。
【36】 同上。
【37】 Rosemary Marangoly George. The politics of home: Postcolonial relocations and twentieth-century fiction. New York and Melbour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70.
【38】 Ibid.
【39】 Rosemary Marangoly George. The politics of home: Postcolonial relocations and twentieth-century fiction. New York and Melbour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71.
【40】 Ibid.
【41】 〔美〕安德鲁·桑德斯：《牛津简明英国文学史》（下），谷启楠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614页。
【42】 刘文荣：《19世纪英国小说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75页。
【43】 〔英〕艾勒克·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盛宁等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4—75页。
【44】 〔英〕艾勒克·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盛宁等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6页。
【45】 〔美〕爱德华·W. 萨克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147页。
【46】 〔英〕艾勒克·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盛宁等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4页。
【47】 Rosemary Marangoly George. The politics of home: Postcolonial relocations and twentieth-century fiction. New York and Melbour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71.
【48】 Ibid.
【49】 Ibid.
【50】 〔英〕约翰·罗斯金：《芝麻与百合》，王大木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2页。
【51】 〔美〕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女权辩》，谭洁等译，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5年，第26页。
【52】 Michael Ryan Gordon. ed. Body Politics: Disease, Desire, and the Family. Boulder, Sanfransisco and Oxford: Westview Press, 1994, p.32.
【53】 刘文荣：《19世纪英国小说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09页。
【54】 刘文荣：《19世纪英国小说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19页。
【55】 同上书，第109页。
【56】 Frances Armstrong. Dickens and the Concept of Home. Ann Arbor, MI: UMT Research Press. 1990, p.4.
【57】 〔美〕安妮特·T. 鲁宾斯坦：《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下），陈安全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139页。
【58】 同上书，第122页。
【59】 参见〔英〕艾勒克·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盛宁等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9页。
【60】 同上书，第29页。
【61】 〔美〕爱德华·W. 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8页。
【62】 〔美〕安德鲁·桑德斯：《牛津简明英国文学史》（下），谷启楠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597页。
【63】 〔美〕安妮特·T. 鲁宾斯坦：《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下），陈安全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150页。
【64】 Cf. Sigmund Freud. "The Uncanny" in Vincent B. Leitch ed.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2001, pp.929—952.
【65】 Cf. Rosemary Marangoly George. The politics of home: Postclonial relocations and twentieth-century fiction. New York and Melbour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9.
【66】 Gillian Rose. Feminism and Geography: The Limits of Geographical Knowledge. London: Blackwell. 1993, p. 17.
【67】 〔美〕安德鲁·桑德斯：《牛津简明英国文学史》（下），谷启楠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598页。
【68】 Cf. Frances Armstrong. Dickens and the Concept of Home. Ann Arbor, MI: UMT Research Press. 1990, p.4.
【69】 〔英〕艾勒克·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盛宁等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0页。
【70】 同上。
【71】 同上。
【72】 同上书，第30—31页。
【73】 同上书，第31页。
【74】 同上书，第30页。
【75】 罗经国编选：《狄更斯评论集》，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第279页。
【76】 Cf. Sir Paul Harvey.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English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 1967, p.481.
【77】 罗经国编选：《狄更斯评论集》，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第280页。
【78】 同上。
【79】 〔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文学讲稿》，申慧辉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59页。
【80】 Cf. Sir Paul Harvey.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English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 1967, p.350.
【81】 〔美〕安德鲁·桑德斯：《牛津简明英国文学史》，谷启楠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599页。
【82】 〔美〕安德鲁·桑德斯：《牛津简明英国文学史》，谷启楠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598页。
【83】 Rosemary Marangoly George. The politics of home: Postclonial relocations and twentieth-century fiction. New York and Melbour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71.
【84】 Ibid.
【85】 〔英〕狄更斯：《远大前程》，王科一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358页。
【86】 Frances Hodgson Burnett. The Little Princess. New York: Lippincott, 1985, pp.116—118.
【87】 刘文荣：《19世纪英国小说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23页。
【88】 〔美〕安妮特·T. 鲁宾斯坦：《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下），陈安全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140页。
【89】 John S. Mill. The Subjection of Women. London: World Classics, 1912, p.540.
【90】 Cf. Rosemary Marangoly George. The politics of home: Postclanial relocations and twentieth-century fiction. New York and Melbour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72.
【91】 参见任一鸣、瞿世镜：《英语后殖民文学研究》（代序），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3页。
【92】 〔英〕艾勒克·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盛宁等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6页。
【93】 参见〔英〕吉卜林：《丛林故事》（前言），文美惠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5页。
【94】 同上。
【95】 石海军：《后殖民：印英文学之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58页。
【96】 石海军：《后殖民：印英文学之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58—159页。
【97】 〔美〕爱德华·W. 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288页。
【98】 同上书，第287—288页。
【99】 〔美〕爱德华·W. 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289页。
【100】 〔英〕爱德华·W. 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187页。
【101】 同上书，第189页。
【102】 同上书，第190页。
【103】 同上。
【104】 同上书，第191页。
【105】 同上。
【106】 〔英〕爱德华·W. 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187页。
【107】 石海军：《后殖民：印英文学之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63页。
【108】 同上。
【109】 石海军：《后殖民：印英文学之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63—164页。
【110】 〔德〕海德格尔：《荷尔德林的大地与天空》，载《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00页。
【111】 〔美〕爱德华·W. 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189页。
【112】 石海军：《后殖民：印英文学之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60页。
【113】 〔英〕艾勒克·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盛宁等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80页。
【114】 Rosemary Marangoly George. The politics of home: Postclonial relocations and twentieth-century fiction. New York and Melbour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74.
【115】 刘文荣：《19世纪英国小说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343页。
【116】 Ian Watt. Conrad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erkeley, D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p.48.
【117】 Salman Rushdie. The Satanic Verses.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98, p.337.
【118】 〔美〕爱德华·W. 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101页。
【119】 任一鸣、瞿世镜：《英语后殖民文学研究》（代序），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1页。
【120】 〔英〕艾勒克·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盛宁等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页。
【121】 同上。
【122】 Cf. Rosemary Marangoly George. The politics of home: Postclonial relocations and twentieth-century fiction. New York and Melbourn: Cambridge Unicersity Press, 1996, p.67.
【123】 Rosemary Marangoly George. The politics of home: Postclonial relocations and twentieth-century fiction. New York and Melbourn: Cambridge Unicersity Press, 1996, p.67.
【124】 〔英〕艾勒克·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盛宁等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9页。
【125】 Rosemary Marangoly George. The politics of home: Postcolonial relocations and twentieth-century fiction. New York and Melbourn: Cambridge Unicersity Press, 1996, p.77.
【126】 Robert C. Rathburn. From Jane Austen to Joseph Conrad.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58.
【127】 Cf. Rosemary Marangoly George. The politics of home: Postcolonial relocations and twentieth-century fiction. New York and Melbour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77.
【128】 参见阮炜等：《20世纪英国文学史》，青岛：青岛出版社，2004年，第106页。
【129】 Joseph Conrad. Almayer's Folly: A Story of Eastern River. London and Toronto: J. M. Dent & Sons Ltd, 1923, p.4.
【130】 Ibid. , pp.3—4.
【131】 Cf. Charles E. Bressler. Literary Criticism: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Practice.New Jersey: Pearson Education, p.203.
【132】 Cf. Rosemary Marangoly George. The politics of home: Postcolonial relocations and twentieth-century fiction. New York and Melbourn: Cambridge Unicersity Press, 1996, p.77.
【133】 Joseph Conrad. Almayer's Folly: A Story of Eastern River. London and Toronto: J. M. Dent & Sons Ltd, 1923, p.12.
【134】 Ibid., p.26.
【135】 Gillian Rose. Feminism and Geography: The Limits of Geographical Konowledeg. London: Blackwell, 1993, p.17.
【136】 Rosemary Marangoly George. The politics of home: Postcolonial relocations and twentieth-century fiction. New York and Melbourn: Cambridge Unicersity Press, 1996, p.78.
【137】 Rosemary Marangoly George. The politics of home: Postcolonial relocations and twentieth-century fiction. New York and Melbourn: Cambridge Unicersity Press, 1996, p.31.
【138】 〔英〕约翰·麦克因斯：《男性的终结》，黄菡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页。
【139】 Joseph Conrad. Almayer's Folly: A Story of an Eastern River. London and Toronto: J. M Dent Sons Ltd, 1923, pp.153—154.
【140】 Rosemary Marangoly George. The politics of home: Postcolonial relocations and twentieth-century fiction. New York and Melbour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78.
【141】 Ibid., p.79.
【142】 李有亮：《给男人命名——20世纪女性文学中男权批判意识的流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页。
【143】 Joseph Conrad. Almayer's Folly: A Story of an Eastern River. London and Toronto: J. M Dent Sons Ltd, 1923, pp.179—180.
【144】 Cf. Joseph Conrad. Almayer's Folly: A Story of an Eastern River. London and Toronto: J. M Dent Sons Ltd, 1923, p.178.
【145】 Cf. Rosemary Marangoly George. The politics of home: Postcolonial relocations and twentieth-century fiction. New York and Melbour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80.
【146】 参见阮炜等：《20世纪英国文学史》，青岛：青岛出版社，2004年，第106页。
【147】 〔美〕爱德华·W. 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19页。
【148】 Cf. Rosemary Marangoly George. The politics of home: Postcolonial relocations and twentieth-century fiction. New York and Melbour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67.
【149】 Ibid., p.80.
【150】 〔英〕艾勒克·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盛宁等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9页。
【151】 Cf. Rosemary Marangoly George. The politics of home: Postcolonial relocations and twentieth-century fiction. New York and Melbour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80.
【152】 Harold Bloom ed. Modern Critical Views: Joseph Conrad. New York, New Heaven and Philadelphia, 1986, p.173.
【153】 〔英〕艾勒克·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盛宁等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9页。
【154】 同上。
【155】 同上书，第70页。
【156】 〔英〕艾勒克·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盛宁等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0页。
【157】 同上书，第70—71页。
【158】 同上书，第71页。
【159】 同上。
【160】 〔英〕艾勒克·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盛宁等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1—72页。
【161】 同上书，第72页。
【162】 同上。
【163】 Cf. Rosemary Marangoly George. The politics of home: Postcolonial relocations and twentieth-century fiction. New York and Melbour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80.
【164】 〔英〕约瑟夫·康拉德：《吉姆爷》，熊蕾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158—159页。
【165】 〔英〕约瑟夫·康拉德：《吉姆爷》，熊蕾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247页。
【166】 Cf. Rosemary Marangoly George. The politics of home: Postcolonial relocations and twentieth-century fiction. New York and Melbour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81.
【167】 Ibid.
【168】 〔英〕约瑟夫·康拉德：《吉姆爷》，熊蕾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2页。
【169】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97页。
【170】 〔英〕约瑟夫·康拉德：《吉姆爷》，熊蕾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2页。
【171】 同上。
【172】 〔英〕约瑟夫·康拉德：《吉姆爷》，熊蕾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157—158页。
【173】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92页。
【174】 Rosemary Marangoly George. The politics of home: Postcolonial relocations and twentieth-century fiction. New York and Melbour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82.
【175】 Ibid., p.91.
【176】 Ibid.
【177】 〔英〕艾勒克·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盛宁等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页。
【178】 Cf. Rosemary Marangoly George. The politics of home: Postcolonial relocations and twentieth-century fiction. New York and Melbour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83.
【179】 Ibid., p.91.
【180】 Cf. Rosemary Marangoly George. The politics of home: Postcolonial relocations and twentieth-century fiction. New York and Melbour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91.
【181】 〔英〕艾勒克·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盛宁等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4页。
【182】 参见阮炜等：《20世纪英国文学史》，青岛：青岛出版社，2004年，第108页。
【183】 〔英〕F. R. 利维斯：《伟大的传统》，袁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287页。
【184】 〔美〕爱德华·W. 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29页。
【185】 同上书，第30页。
【186】 〔美〕爱德华·W. 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256页。
【187】 Cf. Rosemary Marangoly George. The politics of home: Postcolonial relocations and twentieth-century fiction. New York and Melbour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83.
【188】 参见〔美〕爱德华·W. 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29页。
【189】 同上书，第30页。
【190】 〔英〕约瑟夫·康拉德：《康拉德小说选》，袁家骅等译，赵启光编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551—554页。
【191】 Cf. Rosemary Marargoly George. The politics of home: Postcolonial relocations and twentieth-century fiction. New York and Melbour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84.
【192】 Rosemary Marargoly George. The politics of home: Postcolonial relocations and twentieth-century fiction. New York and Melbour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84.
【193】 〔英〕约瑟夫·康拉德：《黑暗的心》，黄雨石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13页。
【194】 同上。
【195】 〔美〕爱德华·W. 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38页。
【196】 〔英〕约瑟夫·康拉德：《康拉德小说选》，袁家骅等译，赵启光编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517页。
【197】 〔英〕约瑟夫·康拉德：《黑暗的心》，黄雨石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58—59页。
【198】 同上书，第58—61页。
【199】 Cf. Rosemary Marargoly George. The politics of home: Postcolonial relocations and twentieth-century fiction. New York and Melbour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84.
【200】 参见阮炜等：《20世纪英国文学史》，青岛：青岛出版社，2004年，第109页。
【201】 〔英〕约瑟夫·康拉德：《黑暗的心》，黄雨石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33页。
【202】 〔英〕约瑟夫·康拉德：《康拉德小说选》，袁家骅等译，赵启光编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567页。
【203】 Cf. Rosemary Marargoly George. The politics of home: Postcolonial relocations and twentieth-century fiction. New York and Melbour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85.
【204】 Ibid.
【205】 〔英〕约瑟夫·康拉德：《康拉德小说选》，袁家骅等译，赵启光编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595页。
【206】 〔美〕弗里丹：《女性的奥秘》，程锡麟等译，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5年，第23页。
【207】 〔英〕约瑟夫·康拉德：《康拉德小说选》，袁家骅等译，赵启光编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552页。
【208】 Cf. Rosemary Marangoly George. The politics of home: Postcolonial relocations and twentieth-century fiction. New York and Melbour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86.
【209】 〔英〕约瑟夫·康拉德：《康拉德小说选》，袁家骅等译，赵启光编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493页。
【210】 同上书，第532页。
【211】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Ⅱ，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第809页。
【212】 Rosemary Marangoly George. The politics of home: Postcolonial relocations and twentieth-century fiction. New York and Melbour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85.
【213】 〔英〕约瑟夫·康拉德：《黑暗的心》，黄雨石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71页。
【214】 Cf. Rosemary Marangoly George. The politics of home: Postcolonial relocations and twentieth-century fiction. New York and Melbour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86.
【215】 Ibid.
【216】 〔英〕约瑟夫·康拉德：《黑暗的心》，黄雨石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93页。
【217】 Cf. Rosemary Marangoly George. The politics of home: Postcolonial relocations and twentieth-century fiction. New York and Melbour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86.
【218】 〔美〕爱德华·W. 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30页。
【219】 Cf. Rosemary Marangoly George. The politics of home: Postcolonial relocations and twentieth-century fiction. New York and Melbour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87.
【220】 参见阮炜等：《20世纪英国文学史》，青岛：青岛出版社，2004年，第109页。
【221】 〔美〕爱德华·W. 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38页。
【222】 阮炜：《20世纪小说评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58页。
【223】 〔英〕约瑟夫·康拉德：《黑暗的心》，黄雨石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8页。
【224】 Cf. Harold Bloom. ed. Modern Critical Views: Joseph Conrad. New York and New Hawen: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1986, p.85.
【225】 Cf. Harold Bloom. ed. Modern Critical Views: Joseph Conrad. New York and New Hawen: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1986, p.85.
【226】 Ibid.
【227】 Harold Bloom. ed. Modern Critical Views: Joseph Conrad. New York and New Hawen: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1986, p.85.
【228】 〔意〕翁贝尔·艾柯：《符号学与语言哲学》，王天清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293页。
【229】 Joseph Conrad. "Autocracy and War", Notes on Life and Letters. New York: Doubleday, 1928, p.110.
【230】 转引自〔美〕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265页。
【231】 同上书，第265—266页。
【232】 〔英〕F. R. 利维斯：《伟大的传统》，袁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349页。
【233】 同上书，第350页。
【234】 〔英〕F. R. 利维斯：《伟大的传统》，袁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350页。
【235】 Rosemary Marangoly George. The politics of home: Postcolonial relocations and twentieth-century fiction. New York and Melbour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87.
【236】 〔英〕F. R. 利维斯：《伟大的传统》，袁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356页。
【237】 同上。
【238】 Cf. Rosemary Marangoly George. The politics of home: Postcolonial relocations and twentieth-century fiction. New York and Melbour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87.
【239】 Joseph Conrad. The Secret Agent: A Simple Tale. New York and Melbour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231.
【240】 Rosemary Marangoly George. The politics of home: Postcolonial relocations and twentieth-century fiction. New York and Melbour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88.
【241】 Cf. Rosemary Marangoly George. The politics of home: Postcolonial relocations and twentieth-century fiction. New York and Melbour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88.
【242】 Ibid., p.227.
【243】 Ibid., p.88.
【244】 Charles E. Bressler. Literary Criticism: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Jersey: Pearson Education, Inc. 2003, p.124.
【245】 Rosemary Marangoly George. The politics of home: Postcolonial relocations and twentieth-century fiction. New York and Melbour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88.
【246】 Cf. Rosemary Marangoly George. The politics of home: Postcolonial relocations and twentieth-century fiction. New York and Melbour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88.
【247】 Ibid.
【248】 Ibid.
【249】 Ibid.
【250】 〔英〕F. R. 利维斯：《伟大的传统》，袁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365页。
【251】 Rosemary Marangoly George. The politics of home: Postcolonial relocations and twentieth-century fiction. New York and Melbour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88.
【252】 阮炜等：《20世纪英国文学史》，青岛：青岛出版社，2004年，第112页。
【253】 Rosemary Marangoly George. The politics of home: Postcolonial relocations and twentieth-century fiction. New York and Melbour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227.
【254】 〔英〕F. R. 利维斯：《伟大的传统》，袁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364页。
【255】 Cf. Rosemary Marangoly George. The politics of home: Postcolonial relocations and twentieth-century fiction. New York and Melbour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88.
【256】 Ibid., p.89.
【257】 Rob Nixon, London Calling: V. S. Naipaul, Postcolonial Mandarin. 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104.
【258】 Rosemary Marangoly George. The politics of home: Postcolonial relocations and twentieth-century fiction. New York and Melbour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89.
【259】 Edward Said, "Third World Intellectuals and Metropolitan Culture", Raritan ix: 3, Winter 1990, pp.27—50.
【260】 该引文主要参用〔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中第192页的译文，但作了少许修改。
【261】 Cf. Rosemary Marangoly George. The politics of home: Postcolonial relocations and twentieth-century fiction. New York and Melbour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90.
【262】 Ibid.
【263】 Ibid.
【264】 Ibid.
【265】 Rosemary Marangoly George. The politics of home: Postcolonial relocations and twentieth-century fiction. New York and Melbour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90.
【266】 Rosemary Marangoly George. The politics of home: Postcolonial relocations and twentieth-century fiction. New York and Melbour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90.
【267】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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