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译《歌德全集》主编 序言

卫茂平

歌德（Johann Wolfgang Goethe, 1749-1832）是德国文学史、思想史及精神史之俊才，也是欧洲乃至世界文坛巨擘。他还是自然研究者、文艺理论家和国务活动家，并对此留文遗墨，显名于世。

德国产生过众多文化伟人，但歌德显然是德国面对世界的第一骄傲，一如莎士比亚于英国。他在本土受到厚待，在中国亦同。撇开李凤苞（1834-1887）《使德日记》中提及“果次”（歌德）不论，首先以著作对他示出无比热情的，该是晚清名人辜鸿铭。他1898年由上海别发洋行出版的《论语》英译（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副标题即是《引用歌德和其他西方作家的话注释的一种新的特别翻译》（A New Special Translation,Illustrated with Quotationsfrom Goethe and Other Writers），颇有以德人歌德注中国孔子之势。另外，他1901年的《尊王篇》和1905年的《春秋大义》，同样频引歌德。到了1914年1月，中国第一部汉译德国诗歌选集、应时（应溥泉）的《德诗汉译》由浙江印刷公司印出，收有歌德叙事谣曲《鬼王》。同年6月，上海文明书局推出《马君武诗稿》，含歌德译作两篇：《少年维特之烦恼》选段《阿明临海岸哭女诗》和《威廉·迈斯特的学习年代》中的《米丽容歌》。此后，影响更大的是郭沫若所译《少年维特之烦恼》（上海泰东图书局1922年版）。此书首版后不仅重印数十次，而且引出众多重译，比如有黄鲁不（上海创造社1928年版）、罗牧（上海北新书局1931年版）、傅绍光（上海世界书局1931年版）、达观生（上海世界书局1932年版）、钱天佑（上海启明书局1936年版）、杨逸声（上海大通图书社1938年版）等译本。紧随其后的是郭沫若译《浮士德》第一部（上海创造社1928版）。它带出周学普《浮士德》汉译全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郭沫若的全译本随后跟进（群益出版社1947年版）。总之，在从20世纪初至1949年的五十年间，不少歌德代表作被译汉语，比如《史推拉》（1925）、《克拉维歌》（1926）、《哀格蒙特》（1929）、《铁手骑士葛兹》（1935）、《诗与真》（1936）以及《赫尔曼和窦绿苔》（1937）。据本人粗略统计，其中至少有中长篇小说及自传四部、剧本七部、诗歌上百首、诗集三部，另有一些短篇故事和童话。

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歌德作品汉译风光无限，很难在此细述。以《浮士德》为例。这部大作之重译在20世纪下半叶至少有五部，它们分别是董问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钱春绮（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樊修章（译林出版社1993年版）、绿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杨武能（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的译本。进入21世纪，《浮士德》重译势头未减，仅本人所收就有陆钰明（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潘子立（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马晓路（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和曹玉桀（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版）的同名译本。

而《少年维特之（的）烦恼》，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复译愈炽。翻检个人所藏，已见有不同译本约二十种，译者分别为侯浚吉、杨武能、胡其鼎、黄甲年和马惠建、劳人、丁锡鹏、韩耀成、仲健和郑信、江雄、王凡、梁定祥、张佩芬、冀湘、成皇、贺松柏和李钥、徐帮学、王荫祺和杨悦等等。拙译《青年维特之烦恼》（北岳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属异名同书。

1999年，当德国学界隆重纪念歌德250周年诞辰之时，我国歌德汉译出版，达其大盛。京沪等地共有三部歌德文集，不约而同，联袂而出。它们分别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10卷本《歌德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的6卷本《歌德文集》以及河北教育出版社的14卷本《歌德文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歌德文集》，第1卷收《浮士德》，第2卷收《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第3卷收《威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第4卷和第5卷收《诗与真》（上、下），第6卷收《少年维特的烦恼》与《亲和力》，第7卷收《铁手葛茨·封·贝利欣根》等剧作四部，第8卷收诗歌两百余首，第9卷收叙述诗，内含《叙事谣曲》《赫尔曼和多罗泰》与《莱涅克狐》等三部，第10卷含歌德“论文学与艺术”的相关论述约六十篇。

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歌德文集》，为该出版社已出单行本之汇集，书名分别是《浮士德》《威廉·麦斯特》《少年维特的烦恼——歌德中短篇小说选》《歌德诗集》《亲合力》《歌德戏剧三种》（含《克拉维戈》《丝苔拉》和《哀格蒙特》）。

河北教育出版社的《歌德文集》，分为第1卷《诗歌》，第2卷《诗剧》（收《浮士德》），第3卷《长诗》（含《列那狐》、《赫尔曼和多罗泰苔》），第4卷《小说》（收《少年维特的烦恼》与《亲合力》），第5卷《小说》（收《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第6卷《小说》（收《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第7卷《戏剧》（收《情人的脾气》《铁手葛茨·封·贝利欣根》《克拉维戈》和《丝苔拉》等包括残篇在内的十二个剧本），第8卷《戏剧》（收《哀格蒙特》《伊菲格尼》《托尔夸托·塔索》与《私生女》等剧本），第9卷与第10卷同为《自传》（分别收《诗与真》的上、下两部），第11卷为《游记》（收《意大利游记》），第12卷题为《文论》（下分“艺术评论篇”“文学评论篇”“铭言与反思”，收文近六十篇），第13与第14卷同为《书信》，共收歌德书信数百封。

三地三套文集，如约而至，争奇斗艳，在我国歌德汉译史上，可谓赫赫可碑。但细细查检，仍见如下现实：重译居多，新译殊乏。纵观歌德全部作品，其大量的日记、书信和各类文牍，直至今天，依旧少有汉译；遑论其有些作品的原始版本或者异文；而对其自然科学领域著述的译介，依然乏善可陈。这种局部的复译不断和整体的残缺不全，既造成我们歌德阅读、理解与研究方面的巨大障碍，也有碍中国作为善于吸收世界优秀文明成果的文化大国地位。

其实早在近百年前，田汉、宗白华、郭沫若合著《三叶集》（亚东图书馆1920年版），已提建议：“我们似乎可以多于纠集些同志来，组织个‘歌德研究会’，先把他所有的一切名著杰作……和盘翻译介绍出来……”遗憾的是，此愿至今未成现实。笔者曾在这三套《歌德文集》出版前后，援引上文，难抑感叹：“我们何时能够克服商业主义带来的浮躁，走出浪费人力物力的反复重译的怪圈，向中国读书界奉上一部中国的‘歌德全集’，让读者一窥歌德作品的全貌，并了却80年前文坛巨擘们的夙愿？”[1]

此愿不孤。之后十年，偶见同调类似表述：“最近在中国可以确定一种清晰趋势，总是聚焦于诸如《维特》和《浮士德》这样为数不多的作品，而它们早已为人熟知。难道我们不该终于思考一下，是否有必要去关注一下其他的、在中国一直还不为众人所知的歌德作品吗？与含有143卷的原文歌德全集相比，即使那至今规模最大的14卷汉语歌德文集，也仅是掉上一块烫石的一滴水珠。究竟还需要几代中国人，来完成这个巨大的使命？”[2]由此可见，歌德全集的汉译，越来越成为中德文学及文化交流过程中的学术召唤，并成为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日耳曼学研究的具体要求。汉译《歌德全集》，若隐若现，有呼之欲出之势。

完成这个使命，先得选定翻译蓝本。歌德十分珍视己作，身前就关注全集编纂。首部13卷的《歌德全集》1806至1810年出版。[3]第二部20卷的《歌德全集》, 1815至1819年刊行。[4]他在晚年投入大量精力，从官方争取到当时未获广泛认知的作家版权，于迟暮之年，推出《歌德全集——完整的作者最后审定版》40卷。[5]歌德身后，前秘书艾克曼和挚友里默尔，承其未竟，编就《歌德遗著》20卷，作为上及“作者最后审定版”的41至60卷，同由歌德“御用”的科塔出版社出齐。[6]

规模更大的歌德全集，即所谓魏玛版《歌德全集》，由伯劳出版社1887至1919年发行。[7]它分四个部分：一、作品集55卷（63册）；二、自然科学文集13卷（14册）；三、日记15卷（16册）；四、书信50卷（按每年1卷编成，所以卷帙浩繁）。凡133卷（143册）。

其实，歌德的各类著作包括书信等众多文字，即使在上及魏玛版全集中，也非全备无缺。另外，随着歌德作品发掘和研究的深入，新有成果，不断现身。所以，魏玛版之后，到了20世纪，歌德作品集或全集的出版，依旧代起不迭。主要有三：

一是汉堡版《歌德文集》,[8]按作品体裁分类编排，辑有歌德的主要作品，未录歌德日记、书信和文牍等，计14卷，是歌德作品选集，每卷均有评述。自1964年出齐后，历经多次修订，较新的有1981年慕尼黑版。

二是慕尼黑版《歌德全集》,[9]按作家创作年代的时间顺序编制，实际也是辑录歌德主体作品的文集，兼收部分书信，每卷均有评注。共计21卷（33册）, 1985至1998年刊印。

三是法兰克福版《歌德全集》40卷（44册）。正文39卷1985至1999年排印。[10]它显然与歌德亲自主持的最后一部全集形成呼应，同为“40卷”，但在辑录规模和笺注水准上，远非昔日全集可比。

法兰克福版《歌德全集》，被誉为20世纪（目录卷出版于21世纪）最完善的歌德版本，亦即代表目前歌德全集编制的最高水平。它既是德国日耳曼学人及出版界匠心经营、与时俱进的成果，也是歌德全集出版史上承前启后的新碑，并有以下亮点：

第一，它对歌德文字收录相当完整，囊括了歌德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以及美学、哲学、自然科学等方面的文字，还有书信、日记、自传、游记、谈话录和翻译作品以及从政期间所产生的相关公文，集成正文，几近3万页，规模可谓庞大，内容更臻完备。

第二，作品或文本按体裁划分，同时又按照编年体编排，并收录重要作品的初版或异版，以此进一步全面呈现歌德的创作思想与生命历程。

第三，邀请德国文学研究专家五十余人，倾力二十余年，对歌德的各类文字，进行详尽评述与注解，提供众多辨证。仅笺注规模就达两万多页，实为歌德研究集大成者。

第四，它有目录卷上、下两册，置于卷末，以约1555页的篇幅，提供本《全集》所涉人名（包括写信人和收信人以及谈话对象的人名）、地名、作品名（包括诗歌题目及无题诗歌首行）的完整索引，给出其在本《全集》中的卷数和页码，所涉条目数逾百万，可为查检全集各种内容提供便利。

由此可见，将它选为本翻译项目的底本，既能最终推出一部汉语版《歌德全集》，让汉语读者有机会目睹歌德作为诗人、文学家、国务活动家和自然科学研究者的全貌，也可打造兼具学术性的评注版《歌德全集》汉译本，让我们的歌德研究同时跨上一个台阶。

2006年初，笔者有幸获得这套法兰克福版《歌德全集》（德国博世基金会赠，2005年12月10日由德寄出）。本该更早启动译事，了却已有心愿。只因歌德作品卷帙浩繁，规模庞大，内容复杂，涉及面广。兹事体大，让人踌躇。直到2014年，一则躬逢昌达的学术环境，二则得到同仁领导的大力托举，才鼓勇气，正式提出翻译歌德全集的建议。它当年就被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第二批）招标选题库采纳，显然获得学界同人高度认可。

最初想法，是仅做翻译。但考虑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通常涉及研究，所以起先提交的题目，含歌德翻译研究内容：“《歌德全集》翻译与歌德作品汉译研究”。有兄弟院校同行，见此招标，参与竞争。后经有关方面协调平衡，此题被分为“歌德翻译”和“歌德研究”两个独立项目，并在2014年11月同获立项。我们回到原点，专事翻译；竞标同行也有斩获，专事研究。结果可说各得其所，皆大欢喜。

本项目由本人作为首席专家，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北京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多位同仁的热情帮助下，尤其在上外党委书记姜锋博士等党政领导的大力支持下，于2014年8月24日填表申请，2014年11月5日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作为“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第二批）”批准立项。最终题目改为：“《歌德全集》翻译”。项目批准号14ZDB090。

这部汉译《歌德全集》，将法兰克福版《歌德全集》作为蓝本，最终分为五个子课题：

一、歌德诗歌与格言（共4卷：卷1、卷2、卷3、卷13）。负责人：王炳钧。

二、歌德戏剧与叙事作品及翻译（共9卷：卷4、卷5、卷6、卷7、卷8、卷9、卷10、卷11、卷12）。负责人：谷裕。

三、歌德自传、游记、谈话录与文牍（共7卷：卷14、卷15-1/15-2、卷16、卷17、卷26、卷27、卷39）。负责人：李昌珂。

四、歌德书信、日记及谈话（共11卷：卷28、卷29、卷30、卷31、卷32、卷33、卷34、卷35、卷36、卷37、卷38）。负责人：卫茂平（兼）。

五、歌德美学与自然科学作品（共8卷：卷18、卷19、卷20、卷21、卷22、卷23-1/23-2、卷24、卷25）。负责人：谢建文。

另加索引卷（卷40-1/40-2：人名、地名、作品名）。负责人：卫茂平（兼）。

统计分析表明：法兰克福版《歌德全集》正文达29972页，汉译可能将达20000千字。与此同时，全集由德国相关领域的权威专家对每一卷进行详尽严谨的注解与评述，共达21790页，汉字约有13000千字。这部分内容，不会被逐字逐句地译成汉语，而会被作为译本注释和作品解读时的重要参考资料，得以使用。加上译文之外的这些添加内容，这部汉语版歌德全集，其总字数可能达到30000千字左右。

截至目前，共有一百多位国内外日耳曼学人参与翻译，另有多位各领域的学者、专家等协助工作。整个项目组人员分别来自京、沪等地和德国的约四十家国内外大学与科研机构。而各位译者，大多是中国的德语教师，其中不乏年逾八旬的前辈名宿，也有三十上下的青年学子。至少在我国德语圈内，可谓老少咸集，群贤毕至。在时代飚进、人趋实惠的当下，有众多同道集聚一起，为这样一项理想主义色彩浓厚的事业出力，作为主持者，倍感信念之力、同道厚爱。每每思之，感喟无穷。谨借此序，深致谢意！

德汉两种语言，在语法、词汇、句法以及对事物的称谓和命名上，差异巨大。两个民族的文化道统，更是有别。加上歌德的文字距今久远，译者之路，榛莽密布，崎岖难行。虽歌德作品汉译非生荒之地，其主作大多已有汉译。但是，相对原语的唯一、永恒和不可改变性，翻译本质上只是某时某刻的选择性结果，都是暂时的，不具终极意义。对研究者来说，旧译本可能更有魅力，因为它蕴含这一代人的审美趣味和文学眼光。而对一般读者来讲，也许符合此时此刻语言发展的译语最为合适。遑论研究新见时常问世，甄别旧译，融合新知，成为必须。而对本项目而言，它其实还面对大量在汉语语境内尚处尘封湮没状态的歌德文字。也就是说，我们所做，绝非集丛拾残、辑佚补缺之事，而常为开启新篇、起例发凡之举。这让译事更加步履维艰。所以本全集的翻译，舛误不当之处，或许难免。也会有个别古奥之词，因目前无法移译，而不得不留存原文，以请明教，开启柴塞。还望读者见谅。

该项目的一大困难，在于逾百名译者之间人名、地名、作品名、标题以及诗歌标题的译文统一。外语中同一读音常可对应不同汉字，而歌德作品及作品人物等的已有译名，往往各不相同。因此，译事第一步是翻译法兰克福版《歌德全集》索引卷（包含全集中所有人名、地名、作品名以及诗歌标题或诗歌首行的索引），以此为基础，确保本全集中各种译名尽量做到统一、规范。这里既有“萧规曹随”的做法，比如“Goethe”依旧是“歌德”；也有“不循旧习”的例子，比如“Lotte”不再是旧译“绿蒂”而是“洛特”。

我们计划，用五至十年时间完成这部《歌德全集》的翻译和出版工作。全力支持该项目实施的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已在2016年8月19日上海书展上首发法兰克福版《歌德全集》德文影印版，为本全集助力开道。

德谚有言：Aller Anfang ist schwer．汉语是：万事开头难。现在，第8、28和36卷组成的第一批译作终于竣事，拟先行推出。这意味着汉译《歌德全集》的实现，不再杳渺。“开头”之难，即将成为过去。

另有德谚云：Ende gut,alles gut．汉译为：结果好，一切好。就此而言，开端远非全部，结果决定一切。如此说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2017年12月于上海外国语大学

[1] 卫茂平：《歌德译介在中国——为纪念歌德二百五十年诞辰而作》。载：《文汇读书周报》1999年10月2号。

[2] 顾正祥编著：《歌德汉译研究总目》（1878-2008），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第XIX页。原文为德语，由笔者译出。

[3] Goethes Werke, 13 Bde.,Tübingen:J.G.Cotta, 1806-1810.

[4] Goethes Werke,20 Bde.,Stuttgart und Tübingen:J.G.Cotta, 1815-1819.

[5] Goethes Werke.Vollständige Ausgabe letzter Hand,40 Bde.,Stuttgart und Tübingen:J.G.Cotta, 1827-1830.

[6] Goethes Werke.Vollständige Ausgabe letzter Hand,Bde.41-60,hg.v. Johann Peter Eckermann und Friedrich Wilhelm Riemer,Stuttgart und Tübingen:J.G.Cotta, 1832-1842.

[7] Goethes Werke,4 Abteilungen, 133 Bde.,Weimar:Verlag Hermann Böhlau, 1887-1919.

[8] Johann Wolfgang Goethe:Werke.Hamburger Ausgabe in 14 Bde.,Hamburg， 1948-1964.

[9] Johann Wolfgang Goethe:Sämtliche Werke nach Epochen seines Schaffens.Münchener Ausgabe.München und Wien, 1985-1998.

[10] Johann Wolfgang Goethe:Sämtliche Werke.40 Bde.,Frankfurt/Main：Deutscher Klassiker Verlag, 1985-1999．第40卷即目录卷2013年改在柏林问世：Das Register zum Gesamtwerk von Johann Wolfgang Goethe， Berlin:Deutscher Klassiker Verlag,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