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代小说文献中的儒家文化
曹亦冰[1]
儒学思想,从古至今一直很受人们的重视,“文革”时期除外。因为儒学能给人以知识,给人以智慧,给人以品德,给人以思想。由于有了儒家思想,有了儒家学子的故事,才有了记述和反映儒家文化的小说的出现。
记述和反映儒家文化的小说,汉魏六朝时期的作品很多,代表性的应算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2]。在其“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雅量”、“识鉴”、“赏誉”、“品藻”、“规箴”等门类的人物故事里,都寓于着浓厚的儒家文化色彩。如《文学》门类中的“服虔善《春秋》”,服虔为正确注释儒家经典《春秋》,不顾身份地位,隐匿姓名为崔烈门人做饭,崔烈讲解《春秋》时则于户壁处窃听,从而了解到别人对经典的看法,坚定了注释《春秋》的自信心,充分地展示出了一个儒学者虚心好学的钻研精神。《自新》门类“周处除三害”,叙周处少时,不顾法度,任意胡为,人们将他与山中的恶虎、水中的蛟龙并称做三害。周处的恶行虽然被乡里人忌恨,但他尚有一副侠义心肠和虚荣之心。当听说有野兽伤害人时,便毫不犹豫地上山擒猛虎、入水斩蛟龙。然而他发现人们也希望他与恶兽一同死时,才恍然大悟自己也是三害之一。于是就去吴郡寻找陆氏兄弟,请他们指点迷津。之后周处改过自新,终于成了忠臣孝子。这个故事《晋书·周处传》也有记载,其情节与《世说新语》基本相同。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引劳格《晋书校勘记》观点,考证说,《晋书·周处传》的史料即源自《世说新语》。故事的主旨,在于通过周处除三害自新的过程,展示儒家思想的重大威力。《德行》门“焦饭遗母”,从吴郡主簿陈遗焦饭遗母的孝顺而延惠自己的行为,一次战乱时众人皆死而他独活,说明只要按照儒家思想去做事,对父母真心纯孝,最终会有好的结果。《贤媛》门“许允妇捉夫裾”,叙丑女阮氏嫁给风流倜傥的许允为妻,许允嫌她貌丑,不肯入洞房,在朋友的劝说下,硬着头皮走进,转而欲出;丑妇抓住时机,以“德为首”儒家学说,击破丈夫对自己的歧视。她那富于哲理的观点使丈夫折服,夫妇终于好合,相互敬重。这则故事,通过丑妇折夫,说明儒家思想不仅可以治国平天下,还可以解决家庭矛盾,调合夫妇关系。
晋葛洪《西京杂记》[3]记载了一个儒学的典范:
匡衡,字稚圭,勤学而无烛。邻人有烛而不逮,衡乃穿壁引其光,以书映光而读之。邑人大姓文不识,家富多书,衡乃为其佣作,而不求偿。主人怪问衡。衡曰:“愿得主人书遍读之。”主人感叹,资给以书,遂成大学。衡能说诗,时人为之语曰:“无说诗,匡鼎来;匡说诗,解人颐。”鼎,衡小名也。时人畏服之如是,闻者皆解颐欢笑。衡邑人有言诗者,衡从之与语,质疑,邑人挫服,倒屣而去。衡追之曰:“先生留听,更理前论。”邑人曰:“穷矣!”遂去不顾。
这篇小说突出描写了匡衡是怎样成为汉代经学大师的。他家贫,无钱买烛,于是就想办法凿壁引光;无钱买书,就给有书的富人做工换取书读,终于成为汉代的经学大师。其他对《诗经》的讲解和研究使世人折服。由于他学问精湛,品行端正,不仅是经学者的楷模,还一度被汉元帝封为宰相和乐安侯。每当朝廷有政议,他都引用经典加以论说。
六朝时期反映儒家文化的小说,其主流是赞美儒学思想,但也有嘲笑圣人的作品。如晋张华的《博物志》[4],记载了小孩辩日难孔子的故事:
孔子东游,见二小儿辩斗,问其故。一小儿曰:“我以日始出时去人近,而日中时远也。”一小儿曰:“我以日出时远,而日中时近。”一小儿曰:“日初出时,大如车盖,及日中时,如盘盂,此不为远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小儿曰:“日初出,沧沧凉凉,及其中,如探汤,此不为近者热而远者凉乎?”孔子不能决。两小儿曰:“孰谓汝多知乎!”
孔子虽然是儒学的缔造者,被人们尊为圣人,然而对于两个小孩提出的日近日远的问题却是回答不上来,使得两个小孩儿对他的学问提出了质疑。这说明世上没有完美的事物,即使是圣人,也有他涉猎不到的领域,不能解决的问题。
隋唐五代时期记述和反映儒家文化的小说,总体上看,反映儒家思想、反映儒士风貌,特别是反映科举制度及相关的遗闻轶事的作品,比较起来,褒贬基本参半,大概褒扬成分的作品稍多一些。在褒扬作品的内容上,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赞美科举制度。隋朝废除九品中正制,实行科举选拔官吏;到了唐代,科举兴盛起来,多达五十余科,于是成为了国家的制度。随着新制度的建立,许许多多的奇闻轶事也像雨后春笋一样涌现出来。唐五代王定保的《唐摭言》[5],较为集中地反映了科举制度及科举制度下的人和事:如卷一主要记述了科举制度的来龙去脉的各种情况。《统序科第》篇记述了科第的由来:
周礼,乡大夫具乡饮酒之教,考其德行,察其道艺,三年,举贤者贡于庭。非夫乡举里选之义源于中古乎?夫子圣人,始以四科齿门弟子,后王因而范之。汉革秦乱,讲求典礼,亦解循途方辄,以须贤俊。考德行则升孝廉而激浮俗,抡道艺则第寯造而广人文,故郡国贡士无虚岁矣。……我唐沿隋法汉,……始自武德辛祀岁四月一日,敕诸州学士及早有名经及秀才、俊才、进士,明于理体,为乡里所称者.委本县考试,州长重复,取其合格,每年十月随物入贡。斯我唐贡士之始也。
再如卷二,主要是记述唐代科举考试的情况。在《元和元年登科记京兆等第榜叙》载:
天府之盛,神州之雄,选才以百数为名,等列以十人为首,起自开元、天宝之世,大历、建中之年,得之者抟跃云衢,阶梯兰省,即六月冲霄制渐也。今所传者,始于元和景戌岁;次叙名氏,目曰“神州等第录”。
又如卷三,主要叙述举子等第后的各种活动情况。在《谢恩》篇里,载
状元已下,到主司宅门下马,缀行而立,敛名纸通呈。入门,并叙立于阶下,北上东向。主事揖状元已下,与主司对拜。拜讫,状元出行致词,又退着行各拜,主司答拜。拜讫,主事云:“请诸郎君叙中外。”状元已下各各齿叙,便谢恩。余人如状元礼。礼讫,主事云:“请状元曲谢名第。第几人,谢衣钵。”谢讫,即登阶,状元与主司对坐。于时,公卿来看,皆南行谢坐。饮酒数巡,便起赴期集院。三日后,又曲谢。其日,主司方一一言及荐导之处,俾其各谢挈维之力。
从卷四至卷十五,主要记载儒学举子的思想品德及各种奇闻轶事。此书为研究唐代科举、科举与小说间的关系,提供了最有价值的资料。
第二,赞美学子忠孝节悌的行为。如唐人刘餗的杂俎小说《大唐新语·孝行》门类[6],记载了崔希高的仁孝故事。崔希高因遵孔孟之道,极为仁孝友爱,“丁母忧,哀毁过礼”,故得到了善报。他在邺县作县丞时,一夜之间,在他的室内长出一尺高的灵芝草,还盛开着花朵,朝廷为了奖赏他,马上升了他的官职。此后,又因为他在并州作官时,救护了贫困无助的百姓,所以又在他的厅堂前呈现出伞盖般的五彩祥云,朝廷命把此种景观编入史书,以传后世。再如唐高彦休《唐阙史》卷上《荥阳公清俭》[7]载:荥阳公尚书郑浣,以清规素履,嗣续门风。当他看到从父昆弟之孙在聚餐时,将饼子的外皮剥掉,便立即怒斥,并命其将剥落在地上的饼皮全部拾起来,而后荥阳公当众全部吃掉落在地上的饼皮,给子孙们作出了节俭的榜样。作者称赞道:“俭,德之恭也;侈,恶之大也。公所执如此,宜乎子孙昌衍,光辅累朝矣。”
第三,赞美学子的见义勇为。如唐范摅《云溪友议》卷下《名义士》[8]载:唐元和十年,校书郎廖有方失意后游蜀,在宝鸡西界馆,遇见一位贫病交加的儿郎,经问得知,是个数考未中的举子。廖有方正想为他延医救治,忽儿转眼不见了病人踪影,惟见他的残骸。于是廖有方卖掉所乘的鞍马,将其残骸备棺埋葬。因不知其姓名,只于墓前立个“金门同人”之碑。后来死者之妹为报葬兄之恩德,送“数百千”钱物给廖有方。廖有方拒绝说:“仆为男子,粗察古今。偶然葬一同流,不可当兹厚惠!”而后分文不取,扬长而去。他的这一义举,轰动了朝野,“文武宰僚,愿识有方,共为引导”。第二年,“李侍郎逢吉,放有方及第,改名游卿,声动华夷”。
再如唐牛僧孺小说《玄怪录》中的《郭元振》[9],叙举子郭元振在开元年间考试落第,从晋州至汾州,夜间住进了一户人家。只见走廊和屋子内灯火辉煌,摆列着许多祭品,但是却不见人。过了一会儿,听到屋子里有女子呜呜咽咽的凄惨哭声,郭元振问明了女子哭的原因,原来她父亲贪图乡人捐献的五百贯钱,把她奉献给能给人降祸福的乌将军。为了不使她逃走,先用酒把她灌醉,送进祭室,然后把门反锁了起来。女子醒来后十分害怕就哭了起来。郭元振听了之后,料定乌将军必是个精怪,表示:一定救你出去,除掉这个恶魔。于是,他就充作傧相,坐在祭室西面的台阶上,等待二更时分乌将军的到来。不久乌将军在四位士卒的陪同下威风凛凛地走了进来。郭元振以傧相的身份与他相见,虚情假义地陪同他,使乌将军及其士卒放松了戒备之心,然后乘其不备,抓起切鹿肉的锋利小刀子,剁下乌将军的左手;乌将军负痛逃跑了,他的四位士卒也逃跑了。原来乌将军是个野猪精。郭元振晓之以理,说服当地的百姓与他一起顺着血迹寻觅到了猪精的巢穴,将其除掉,从此再也没有妖精作孽害人之事发生了。那位女子抵死嫁给他为妾。后来郭元振做了大官,十分显赫。
第四,赞美读书人破除迷信的行为。如唐皇甫氏的小说《原化记·画琵琶》[10],叙一位读书人欲游吴地,途经江西,因风阻泊船,上岸闲步,见寺庙廊间有笔墨而无僧人,便提笔在寺庙的墙壁上画了一幅琵琶,大小与真不差。画毕,风止而行。僧归,见画传神而又不知何人所画,于是就告诉村人说五台山上的圣琵琶飞来了。人们纷纷前来焚香礼拜,求福甚效。闹得天下人皆知。一年后,这位读书人从吴地返回江西时,也前来寺庙前观看,明白了是自己惹的祸,于是立即用水将琵琶画冲洗掉了,并说明了事实真相。这个故事告诉人们,所谓的神灵本来是没有的,是人们根据想象附会上去的,原本是一幅平凡的琵琶画,竟然被人们当成了有灵感的圣琵琶,幸亏这位读书人诚实,揭露了真相,才破除了人们盲目崇拜。
再如唐无名氏的《大唐传载》中记载了李德裕不信圣水的故事[11]。唐敬宗宝历年间,传说亳州出圣水,喝了能治百病,特别是疑难杂症。尽管没有一例治好的,但是洛阳至江西几个州郡的百姓仍然相信它,争着布施金钱、财物、衣服等来饮此水。使那些看守圣水之人所得之利,成千上万。此时李德裕正在浙西观察使的任上,命令人们聚集在闹市,拿出钱取圣水,放进五斤猪肉上火煮,说:“假如真是圣水,猪肉应该不变样。”没过多久,猪肉被煮烂了。李德裕用事实揭穿了那些作怪之人的鬼把戏,破除了圣水之说。
第五,赞美读书人为了爱情放弃功名的行为。这类情况,在唐代举子中并不多见,然而也不乏其人。如裴铏小说《传奇·裴航》[12],叙唐穆宗长庆年间,秀才裴航科考未中,漫游鄂州,拜访从前的老朋友崔相国,崔相国送了他二十万文钱,于是雇了一只大船沿着湘江、汉水而行,打算转回京城,准备迎接第二次科考。但是当他经过蓝桥驿站时,遇到了美丽的云英姑娘,顿时使他产生了爱慕之情,以丰厚的礼物要聘云英为妻。没想到被云英的外祖母阻挠,说:“我年老有病,又只有这一个孙女,需要她照顾。昨天有位神仙送给我一粒灵丹药,需要用玉制的杵臼捣它一百天,才能服用。你要是想娶我的孙女,必须给我先找到玉杵。”裴航只好答应老太婆的要求去寻找玉杵。他到了京城再也不把科举考试放在心上,天天地走街串巷,高声打听玉杵的下落。有时遇到朋友,就像不认识一样,大家都说他疯了。几个月后,辗转终于找到了玉杵,但是需要花费二十万文钱。裴航倾囊而出也不够,只好卖掉仆人和马匹才凑够购玉杵的费用。当他把玉杵送到老太婆的面前时,老太婆又让他捣药一百天后才能成婚。裴航又立即举起玉杵捣起药来。一百天的期限到了,老太婆把药吞下去,然后就为他们举行了婚礼。婚后,裴航再也不想科举作官的事情了,义无反顾地跟随云英隐居修道去了。不爱功名爱美人,而且是那样的执著,真是难得。
第六,赞美妓女奉儒扶危的美行。如唐人白行简的《李娃传》[13]。李娃是京城红极一时的名妓,她美貌如仙,使赴京科考的荥阳公子神魂颠倒,将所有的费用及仆人马匹卖掉全部花费在妓院内。当他一无所有时,被老鸨采用欺骗手法赶出院门,沦落为丧葬店铺中的一名唱挽歌的歌手;他父亲是常州刺史,赴京办事,目睹了儿子比赛唱挽歌的情景,一气之下将他活活打死,抛尸荒野。结果公子一气尚存,被丧葬铺的老板救活,但他已经失去了唱挽歌的体质,丧葬铺的老板爱莫能助,又不能让他白吃饭,只能硬着头皮让他离开,于是荥阳公子沦落为乞丐,沿街乞讨。北风呼呼,大雪纷飞,他那凄凄惨惨的叫喊声,终于传到了曾经相爱过的名妓李娃的耳内。她一股怜悯与爱相加的情感涌上心头,再也顾不得老鸨的阻挠和反对,冲下楼去,一把将浑身脏臭的荥阳公子抱在怀里,解下自己的棉皮肩暖暖地披在他的身上,搀扶他进入自己的房间,并用自己的积蓄赎了自身,同时还用自己剩余的一部钱为他购置书籍笔墨,鼓励他重新振作,发奋苦读。荥阳公子不负李娃的厚望,终于科举高中,被授予成都参军。此时,三公以下的官员都主动与他交朋友,父子也相认了。至此李娃自知身份低微,不能与公子相匹配,于是在公子赴任之时,提出分手。此时的荥阳公也恰巧调至成都为官,他们父子作了上下级。荥阳公为了报答李娃挽救儿子的恩德,并且也认为李娃完全符合他为儿子的择偶标准,于是就请媒人登门提亲,并用六道大礼迎娶李娃过门,使他们结为正式夫妻。李娃婚后更加三从四德,恪守妇道,治家严谨,深得公婆的喜欢。公子又接连升任官职。李娃也被朝廷封为汧国夫人。他们生有四个儿子,都做了大官,娶的妻子都是京城内外名门望族的女子。这篇是用荥阳公子出“轨”与入“轨”和李娃主动人“轨”的故事,来说明遵从儒家思想,按照封建礼教去做,就能荣身,获取功名;如果脱离它将会身败名裂,一事不成。李娃原本是个妓女,是不受三从四德束缚的,因为她十分清楚,在当今社会要使她心爱之人并为她付出一切的荥阳公子有个美好的结局,必须得使他返回儒家思想的轨道上来;于是她自己主动放弃京城名妓的地位和锦衣玉食的享受,套上三从四德的儒家思想的束缚枷锁,帮助和鼓励荥阳公子读书奋进。由于她超乎寻常的举动,因而最终也得到了超乎寻常的报答。所以作者最后大发感慨:“嗟呼!倡荡之姬,节行如是,虽古先烈女,不能逾也。焉得不为之叹息哉!”
在唐代小说中也有一些记述儒士各种不大光彩行为的,归纳起来,主要有:
第一种,始乱终弃。为了自己的名节,竟然抛弃曾经真心相爱并且使人失身丢节的伪君子。如唐代小说元稹《莺莺传》中的张生[14]。张生在崔母设请的答谢宴会上,被莺莺的容貌所吸引,不顾礼义廉耻,主动进攻,为达到与莺莺幽会的目的,首先贿赂莺莺身边的丫鬟红娘。红娘问他为什么不因媒而娶时,他说:“若因媒氏而娶,纳采问名,则三数月,索我于枯鱼之肆矣!”此时的张生已到了“行忘止,食忘饱”的神魂颠倒地步。在红娘的提醒下,用写诗传笺的方式,终于得到了莺莺的回应。张生猜测诗意,半夜三更攀树越墙而去赴约,结果被端服严容的莺莺用礼教数落了一番。张生在绝望之时,莺莺却是出其不意地给他送来了爱情。他们“朝隐而出,暮隐而入,同安于曩所谓西厢者,几一月矣”。张生到西安去了几个月,回到蒲州,他们又私会了几个月。至此,莺莺已把所有的爱情全部给了张生,但是从不属文表达,张生“求索再三,终不可见。”张生经常写文挑之,而莺莺“不甚睹览”。而当张生为了求取功名,再次离开蒲州赴西安赶考,滞留不归时,莺莺又是写情书,又是送定情礼物,企图想与张生相伴终生。然而张生在充分享受完爱情之后,他的封建礼教的思想观念又充满了头脑,使他堂而皇之地作了负心汉,不仅将莺莺送给他的情书情物拿给别人看,还恶意中伤一心爱恋他的莺莺,说:“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贵,乘宠娇,不为云,不为雨,为蛟为螭,吾不知其所变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据百万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溃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僇笑。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张生的背情负义,始乱终弃,充分地展示出一个伪君子的形象。
第二种,屈服礼教,放弃爱情,使爱恋他的痴情女子饮恨而死。如唐人蒋防《霍小玉传》中的书生李益[15],以进士擢第,在京城等候“拔萃”考试,经鲍十一娘的介绍,认识了霍小玉,两人一见钟情。李益发誓:“平生志愿,今日获从,粉身碎骨,誓不相舍!”霍小玉虽然倾心相爱,但她头脑很清楚,一个登科之人,怎能聘娶一个妓女为妻呢,因此提出:“以君才地名声,人多景慕,原结婚媾,固亦众矣。况堂有严亲,室无冢妇。君此之去,必有佳姻,盟约之言,徒虚语耳。然妾有短愿:……妾年始十八,君才二十有二,迨君壮室之秋,犹有八岁,一生欢爱,愿毕此期。然后妙选高门,以谐秦晋,亦未为晚。妾便舍弃人事,剪发披缁,夙昔之愿,于此足矣!”李益听候,十分感动,流着泪,再次发誓:“皎日之誓,死生以之。与卿偕老,犹恐未惬素志,岂敢辄有二三。固请不疑,但端居相待。至八月,必当却到华州,寻使奉迎,相见非远。”万没想到,李益与霍小玉分手十日,就遵从母命,与表妹卢氏订亲,而后又“遥托亲故,不遗漏言”,断绝霍小玉的期望。而霍小玉则是忠守誓言,苦苦等盼,望眼欲穿,为了寻觅到李益的音讯,将所有的首饰变卖一空,四处请人求访,终无一点音信。霍小玉“日夜涕泣,冤愤益深,委顿床枕”。最后还是一位豪侠打抱不平,以武力胁迫李益去见霍小玉,才使小玉在死前当面痛斥负心汉。尽管李益在小玉死后,“为之缟素,旦夕哭泣甚哀”,又“至墓所,尽哀而返”,也不能挽回霍小玉的悲剧下场,更不能抵销他对霍小玉中伤的罪责。从他对霍小玉马鞍形的态度分析,充分展示出了一个门阀制度下门望甚高的贵族子弟特有的形象。开始对霍小玉火一般的热情,这说明李益是个充满着情爱的正常男子,当他看到美貌佳人,必然会自然地释放出极高的爱情;中间因要按照封建礼教,接受父母之命为他选配的门当户对的卢氏婚姻,他马上强制性地抑制由自然属性释放的纯真爱情,这是非常符合他的身份地位及多年所受封建礼教所致;最后,当他见到霍小玉,尽管是被胁迫的,但他的真情真爱立即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又显现出来了,因此他才有日夜哭泣甚哀的举动。李益于霍小玉的爱情悲剧,归根结底是封建婚姻制度造成的。
第三种,装强作势,没胆量却装作胆子大,到头来自食苦果。如唐人皇甫氏《原化记》中的“京都儒士”的故事[16]。有位书生胆子很小,但他却在伙伴中硬撑着说自己有胆量。于是有人就让他夜间住进一所经常闹鬼的凶宅里边。他抱剑而坐,惊恐不已。到了三更,月亮升了起来,斜照进来。他借着月光,看见衣架上有个东西像鸟一样在鼓动翅膀,飘飘荡荡地摆动。儒生战战兢兢地勉强站起来,攥住剑忽地一挥,那东西随即掉下来,发出响声,此后就寂然无声了。他越发害怕,也不敢看个究竟,只是紧紧地握着剑坐着。五更时分,忽然有个东西来推门,门推不开,那个东西就从狗洞中探进头来,气喘吁吁的样子。书生见此害怕极了,挥剑乱砍。由于紧张,腿脚不做主就跌了一跤,手中的剑也掉在了地上。他又不敢找剑,唯恐那个怪物进来,只是在床底下蜷伏着,再也不敢动弹了;大概是太疲劳,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天亮后,他的伙伴们和奴仆来到卧室的通道,只见狗洞里面鲜血淋漓,众人吓得大声叫喊。书生被惊醒,哆嗦着打开卧室之门。原来被他第一次看见似鸟而被斩杀的,竟是一顶旧帽子,破破烂烂地被风一吹,就像鸟鼓动翅膀一样;第二次挥剑斩杀的怪物,却是他自己骑的小毛驴,被他砍破了嘴唇,故此鲜血直流。原来天将亮的时候,小毛驴挣脱了绳索,把头伸进狗洞,结果挨了一剑,负疼而跑开了。众人弄清真相后,笑得前仰后合,而那位书生却吓得病了十天,才康复。这个饱读诗书的人由于要显本事,结果是弄得迥态百出。他的故事,告诉人们:第一,要实事求是,不能乱程英雄;第二,疑心生暗鬼,是迷信的根源。
第四种,依仗门第,傲慢无理。如唐人张读《宣室志》中的郑又玄傲慢无理的故事[17]。郑又玄是名门望族子弟,从小就傲慢无理,依仗自己的门第高贵,经常辱骂与他一起就学的门第低下的闾丘子。闾丘子虽然门第低微,但是自尊心很强,他听了羞辱他的话很难过,几年后就死去了。过了十年郑又玄以明经科登第,到长安郡任参军,并代理唐兴县县尉之职。与他同在一个县衙做官的仇生,是大商人之子,年方二十岁,家中的资财数以万计。仇生与郑又玄常常在一起饮酒作乐,郑又玄多次得到仇生的金银馈赠。然而郑又玄却从来不按礼节接待他。仇生因为不是士族,所以也不在意。有一天,郑又玄设宴大请宾朋,而没有请仇生,有人提醒他应该请仇生,于是立即把仇生叫来。仇生因为酒量小推辞不能饮满杯,一下子触怒了郑又玄。郑又玄怒气冲冲地大骂道:“你这个市井之民,只知道微薄的小利罢了。有什么资格跻身到我们做官的行列里来!我与你为伍,实在是你的荣幸,有什么理由胆敢拒绝我让你喝的酒呢?”骂完就拂衣而起。仇生感到万分羞愧,就退了出去,而后弃官家居,不再与人来往,没有几个月就病死了。后来郑又玄被罢了官,他一度弃儒学道,但是他耐不住辛苦寂寞,又放弃学道的志向,下山吃喝玩乐。遇到了一个十多岁的孩童,孩童说自己已是三世为人,第一世是被他侮辱而死的闾丘子,第二世是被他骂气而死的仇生,现在已是太清真人了,本该传授给他成仙秘诀,但因他骄纵傲慢,羞辱了一番,而后不见了人影。郑又玄在得知一生事后,惭愧和悔恨起来,没过多久,忧愤而死。
宋元时期反映儒家文化的作品,如宋人田况著的文言小说《儒林公议》二卷,宋人张君房著的文言小说《敬戒会要》和宋人王举著的文言小说《雅言系述》等作品,基本上都是从正面宣传儒家思想的,有的还具有补充史书中记载的不足史料价值。
明清时期反映儒家文化的作品也比较多,主要有两类情况:一是以直接反映儒林学人和科举制度下的人和事为题材的小说。如明虞淳熙的文言小说《孝经集灵》,主要记载了与《孝经》有关的奇闻轶事。再如清初吴肃公的文言小说《明语林》,主要记述了明代一些官吏善政干练、廉洁奉公的品行和文人读书刻苦及与人为善的美德。再如清末朱克敬的文言小说《儒林琐记》,记述了从道光至光绪年间一百余文人的琐闻轶事。这些作品基本上是正面宣扬儒家思想。
在这一类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长篇通俗小说吴敬梓著的《儒林外史》,全书六十回[18]。吴敬梓撰写这部小说,与他的身世经历分不开。他生于康熙四十年,死于乾隆十九年,经历了康雍乾三朝。他出身于名门望族,从曾祖父到祖父两代人中,有六名进士,其中有一名榜眼、一名探花,科第仕宦显贵鼎盛。然而吴敬梓却与科举无缘,21岁时考中秀才,同年他的父亲病逝。他不善于理家,加上生性豪放,慷慨好施,没过多久,田产尽卖,奴仆逃散。29岁时他去滁州应科举考试,被斥责为“文章大好人大怪”,这本来对他就是个打击和侮辱,而乡里的豪绅还把他看成败家子,让子弟们引以为戒。吴敬梓怀着愤懑心情离开故土,移居南京,靠着卖文和朋友接济为生,这就迫使他广泛地接触社会,了解各阶层、各色人物,为他撰写《儒林外史》打下了良好基础。他把所经历的人和事,饱尝的冷暖,看到的各种嘴脸,都容纳于他所创作的《儒林外史》之中。他用了十年的时间完成这部“巨著”。所谓“巨著”,并不是从其篇幅上而言,因它也仅有六十回四十万字,是《水浒传》或《西游记》的一半的篇幅。笔者说它为“巨著”,是从它的价值上讲的。其价值:首先它无情地抨击了科举制度,深刻地揭露出科举制度最大的危害性,腐蚀人们的灵魂,扭曲人的本性。第二,它把对功名富贵的态度作为褒贬人物的尺度标准,这也是长篇小说中所少有的主题。他在序言中指出:“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书中歌颂了一些理想人物,主要是四位,一位是王冕,他在作者心目中是个上上人物。他不爱慕虚荣,不趋炎附势,蔑视功名富贵,一心追求画境艺术,讲究“文行出处”。二个是杜少卿,杜少卿是作者在小说中的艺术形象,换句话说,作者是杜少卿的生活原型。杜少卿虽然饱读诗书,但不受封建礼教的约束,也不和势利小人交往,不向世俗妥协,在他的言行中大有离经叛道的味道。三个是虞育德,他待人十分真诚厚道,所以作者称他是“真儒”,是个真正的儒者。四个是庄绍光,他喜欢闭门著书立说,不愿意出仕为官。作者认为这些理想人物,他们的功德,就在于“以礼乐化俗”,“以德化人”。这是儒家文化在这部书里的阳光一面。然而这部书,最令人难以忘怀的,还是那些作者着力刻画而变了味的儒士。这些人主要是两类:一类是作科举制度的奴隶,如周进和范进。周进是个老穷书生,参加科考多少次,一直没有考中,穷得无以为生,只好听取大姐丈之劝,暂且放弃学业,跟随有钱人做起了买卖,因为他无钱作本,就给人家当书记员,记记帐混碗饭吃。跟随主人来到京城,主人有钱但是没有到过举子们的科考场地院贡龙门,出于好奇心就给看门人一些钱,走进参观,没想到周进一进龙门考场,长叹一声,一头撞在号板上,昏死过去。众人立即抢救,以为他是中了邪,七手八脚,用灌水之方,将他救醒,扶他站了起来;众人一不留神,他又一头撞在号板上,这回没有死,而是满地打滚。众人劝他不住,以为他疯了。他从一号哭到二号,从二号哭到三号,直哭得吐了血。众人七手八脚将他抬出院贡,在一个小茶棚坐下,他还是大哭不止。众人仍是莫名其妙。他的大姐丈只好将他几十年科考之事告诉了大家。众人见他可怜见的,就凑了二百两银子让他再去参加科举考试。他这次走进贡院,看见自己头前哭的地方,竟自喜出望外,大概是人逢喜事精神爽,不负众望,一举高中,又参加了进士和殿试,都顺利过关,作了御史,钦点广东学道。范进也是一位多年考不中的老童生,五十四岁这年,他又参加科考。这次负责考试的官员,不是别人,正是与他经历相同的周进。周进在科考场上见到一位须发斑白,衣衫褴褛的考生,不由得联想起自己艰难的科考历程,于是就认真地阅读他的考卷,反复看了三遍,才看出是一篇一字一珠的好文章,于是就点了他第一名。范进又参加了乡试,高中第七名。这一下子不打紧,把范进高兴得疯狂起来,满大街乱跑,口中只喊:“好了,我中了!”他那作屠夫的老丈人实在看不过,就狠狠地打他一记重耳光,才使他清醒过来。另一类是儒士变成了无赖恶棍,如匡超人和严贡生。他们是书中描写的两个“优贡”,作优贡的条件必须品行优良。然而这两位“优贡”的品行恶劣到了极点。“优贡”匡超人,专干包揽词讼,假造文书,冒名代考,在赌博场中抽头利,纯属是个儒林恶少,然而却被温州学政把他题为“优行”,贡入太学。严贡生更是个无恶不作之人,横行乡里,狡诈无赖,这样一个品行低下的劣绅,竟被周学台推举为“优行”,替他考出了贡。真是颠倒黑白,滑天下之大稽。第三,作者将讽刺艺术在这部书中运用得淋漓尽致。这部小说抨击和否定的是科举制度,而科举制度又是封建王朝赖以维护统治、延续统治的生命线,但是这个科举制度到了封建王朝末期已经成了毒害人腐蚀人的东西了,它把社会搞得乌烟瘴气。作者的祖上虽然凭借科举制度显赫过,但是作者却是深受其害,有着切肤之痛。因为《儒林外史》是一部小说,它选择了一些十分典型的读书人是怎么样丧失人格、丧失良知的,成为科举制度的牺牲品,所以它采用的是嬉笑怒骂的讽刺艺术的表现手法。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评价说:“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始有足称讽刺之书。”[19]
另一类是在世情和侠义公案小说等题材的小说中,有意打造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形象。如明代施耐庵编著的长篇通俗小说《水浒传》[20],塑造了一百单八个英雄好汉,而作者着墨最多的是“及时雨”宋江的形象。他落草前,为朋友两肋插刀,讲的是个义字;他之所以被官府捉住,是因为他听说父亲病故,不管安危,死活要下山回家吊祭亡父,他讲的是个孝字;在他绞尽脑汁的运作下,水泊梁山的英雄最后走上了归顺朝廷的道路,他讲的是个忠字。从宋江的言行举止上,处处透着儒家的思想观念。再如明末“名教中人编次”的长篇通俗小说《好逑传》[21]和清文康著的长篇通俗小说《儿女英雄传》[22],虽然这类小说中的故事属于侠义公案范畴,但在作品里充满着儒家的思想观点。《好逑传》的作者不署真名实姓,而署“名教中人”,可见他是名教的捍卫者。他在作品中主要塑造了两种人物形象:一种是强抢民女的破坏名教的坏人,即以大抉侯、过公子为代表的;另一种是名教的捍卫者,以铁中玉、水冰心为代表。他们配合官府,与大抉侯、过公子的恶行,进行了无情的斗争,破除了由坏人制造的桩桩冤案,伸张了正义,有力地捍卫了名教。特别是他们在处理个人的事情上,以身作则,严格地把握了男女交往的原则,这就是“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非礼勿听”。当水冰心的伯父和鲍知县撮合冰心与铁中玉的婚事时,他们的回答是:“婚姻为人伦风化之始,当争始正终,绝无用权之理。”他们还说:“媒妁通言,父母定命,而后男女相接,婚姻之理也。今不幸患难中草草相见于公堂,又不幸疾病中侄女迎居书室,感恩则有之,知己则有之,所称君子好逑,当不如是!”直到最后,有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天子赐婚,他们才结成连理。可见他们的儒家思想根深蒂固。《儿女英雄传》虽然在前十八回写何玉凤改名十三妹,在江湖上行侠仗义的英雄事迹,但是作品的主题是在后半部分通过何玉凤忠孝父母公婆、恪守妇道、相夫教子来实现的。因为作者认为:“儿女英雄”,最要紧的是“忠孝节义”。因为“世上的人,立志要作忠臣,这就是个英雄心。忠臣断无不爱君的,爱君这便是个儿女心。立志要作个孝子,这就是个英雄心。孝子断无不爱亲的,爱亲这便是个儿女心。至于‘节义’两个字,从君亲推到兄弟、夫妇、朋友的相处,同此一心,理无二至。”
清朝初中期还有一部“随缘下士编辑”的长篇通俗小说《林兰香》[23],也是反映儒家文化较为突出的一部。此书仿照《金瓶梅》取三位女性的姓名而命书名,书中主要塑造了一位女主人公,这就是排在第二位的燕梦卿。她是作者着力歌颂的对象,也是三从四德的典范。全书有关她的描写约占四分之三,前半部分直接写她的懿行懿德,后半部分是写她的遗教、遗物及遗爱;所以她的才德可堪称全书之魂。她的事迹主要是四个方面:一是效法缇萦,替代父罪。正当燕梦卿即将出嫁时,身为御史的父亲燕玉,蒙冤获罪,拟边远充军。燕梦卿上无长兄,弟弟年幼,摆在她面前的严酷现实,是嫁给兵部观政耿朗,作“六品命妇”,享受荣华富贵;还是替代父罪,没身为官奴。在这重大人生选择的关头,她没有忘记在家从父孝为先,毅然选择了前者,效法缇萦,上疏朝廷,替代父罪。她的这一举动,得到上下的称赞。皇上降旨嘉赞:“梦卿求代父罪,可堪称孝女!”二是“从一而终”。燕玉冤案被昭雪,燕梦卿也无罪释放,摆在她面前的又一个严酷问题,是仍嫁耿朗作侧室,因为此时耿朗已有一妻一妾;还是另择他人,她德言工貌俱全,前来提亲的络绎不绝。燕梦卿认为:“既已受聘,则生为耿家之人,死为耿家之鬼”,仍嫁耿朗,甘为侧室。过门后,一不争宠,二不争权,谦虚谨慎,坚守二娘的地位。天子闻之大喜,诏赐梦卿“孝女节妇”匾额。三是助夫相夫。耿朗虽然年轻有为,但他辟竟生长在官宦家庭,从小锦衣玉食,父母娇惯而自己又不自律,因此结交了一些不三不四的势利小人。燕梦卿知书达理,极力规劝丈夫寡交,近正人君子,远势利小人,因而避免了一场革职、黜退的祸患。耿朗因与四娘五娘终日戏谑狎游,酒色过度,一病不起,医药无效,气息奄奄。燕梦卿不记反目之恨,效法古人,“割指以疗夫疾”。耿朗服后立即见效。朝廷令耿朗等人出兵平定三彭的叛乱。此时燕梦卿身怀有孕,而又染病,但当听说耿朗要出征远方,立即扶病而起,帮助大娘林云屏整理行装,还剪下青丝为耿朗做了一个特殊的贴身软甲。多亏软甲护身,耿朗出生入死,屡立战功。四是燕梦卿的遗教遗爱,主要是通过田春畹施行的。田春畹是燕梦卿的侍女,也是梦卿死后的替身。她很贤德,为人处世与梦卿一般无二,耿朗属意她,梦卿死后,耿朗收她为六娘,替梦卿抚养耿顺,劝夫行意,孝敬公婆,于耿家功劳最大,朝廷封她为泗国夫人,追封燕梦卿为泗国节孝夫人。
[1]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教授。
[2]余嘉锡撰,周祖谟、余淑宜整理《世说新语笺疏》,1983年中华书局版。
[3]葛洪《西京杂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
[4]张华《博物志》,《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5]王定保《唐摭言》,《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6]刘餗《大唐新语·孝行》,中华书局,1984年版。
[7]高彦休《唐阙史》,李时人编《全唐五代小说》,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8]范摅《云溪友议》,王汝涛编校《全唐小说》第三卷,山东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9]牛僧孺《玄怪录·郭元振》,吴组缃等选语《历代小说选》,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年版。
[10]皇甫氏《原化记·画琵琶》,李格非、吴志达编《唐五代传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11]无名氏《大唐传载》,《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
[12]裴铏《传奇·裴航》,《古代名著选译丛书·唐人传奇选译》,巴蜀书社,1990年版。
[13]白行简《李娃传》,吴组缃等选译《历代小说选》。
[14]元稹《莺莺传》,《古代名著选译丛书·唐人传奇选译》。
[15]蒋防《霍小玉传》,《古代名著选译丛书·唐人传奇选译》。
[16]皇甫氏《原化记·京都儒士》,同上。
[17]张读《宣室记》,《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
[18]吴敬梓《儒林外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19]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20]施耐庵《水浒传》(会释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
[21]名教中人编次《好逑传》,中州书画社,1980年版。
[22]文康《儿女英雄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23]随缘下士《林兰香》,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