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刊本《礼记集说》文献价值

郝　平^[1]　曹亦冰

《礼记集说》十六卷，元陈澔（1260—1341）撰。澔，字可大，号云庄，元南康路都昌县（今江西省都昌县）人。《宋元学案》卷八十三载，其于宋季不求闻达，教授乡里，有“云庄”先生之称。

此书编纂缘起：其一，作者鉴于“戴记四十九篇，先儒表章《庸》《学》，遂为千万世道学之渊源。其四十七篇之文，虽纯驳不同，然义之浅深同异，诚未易言也。郑氏祖谶纬，孔疏惟郑之从，虽有他说，不复收载，固为可恨”，又因宋末元初“应氏集解於《杂记》、大小《记》等篇，皆阙而不释”，甚感遗憾，故有纂书之想。其二，陈澔乃研经世家，其父“师事双峰先生十有四年，以是经三领乡书，为开庆名进士，所得于师门讲论甚多，中罹煨烬，只字不遗”。陈澔为接续家学，“会萃衍绎而附以臆见之言，名曰《礼记集说》”。《礼记》原有四十九篇，而《集说》仅有四十七篇原文，此因陈澔对朱熹编纂《章句》的尊崇，因而在第十四卷末注明：“中庸第三十一　朱熹章句。”

此书的文献价值主要有三：第一，版本价值。元刻本陈氏《礼记集说》现存世仅剩数部：据《中国古籍善本总目》著录：上海图书馆藏“《礼记集说》十六卷，元陈澔撰。元天历元年建安郑明德宅刻本，十一行，二十一小字双行同细黑口，四周双边，存十四卷，一至六，九至十六”。据《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著录现存两种，其一：“《礼记集说》十六卷，元陈澔撰。元天历元年郑明德宅刻本，七册，十一行，二十一字，小字双行同细黑口，四周双边，存十四卷，一至六卷，九至十六”；其二：“《礼记集说》十六卷，元陈澔撰。元天历元年郑明德宅刻本，二册，十一行，二十一字，小字双行同细黑口，四周双边，存八卷，一至八”。据《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著录现存两种：其一：“《礼记集说》十六卷（存卷一至六，卷九至十，卷十三至十六）元陈澔撰。元刻本（明人批注有阙叶）八册”；其二：“《礼记集说》十六卷（存卷十三及十五两残卷），元陈澔撰。元刻本（卷文残阙）”。上述五部皆为残本。

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元刻本《礼记集说》十六卷，四册，每半叶十一行，行二十一字，注文小字双行，细黑口，双鱼尾，四周双边。在卷一末空白页有墨色围栏长方形的十二字牌记：“天历戊辰建安 郑明德宅新刊”。正文前有五则凡例：“校雠经文”、“援引书籍”、“注说去取”、“音文反切”、“章句分段”，每一凡例均有具体内容或说明文字。凡例之后是作者于至治壬戌（1322）的自序。此书刻于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

与此刻本相同的还有两部，分别收藏于日本内阁文库和足利学校遗迹图书馆。（详见严绍璗：《日藏汉籍善本书录·经部·礼类》2007年3月中华书局出版）

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本的价值：一是字迹清晰，盖较早刻本；二是保存完好，首尾齐全，无残卷；三是它充分体现出元代刻书的特点。如书口为黑口；人名、官名、或地名，均不避讳；书中间用一些简体字或俗字，如“变（變）、数（數）、称（稱）”等，再如“躰（軆）、丗（世）、辝（辞）、继（繼）”等；四是每卷均有后人（严绍璗先生考证：卷中有日本室町时代（1393—1573年）朱点朱引，并有朱墨二笔引录“陆德明释文”、“郑注”、“疏”、“春秋传”、“春秋说”、“国语”等）。字数不等的眉批或脚注，由此可以了解前人对此书的看法，对今人研究此书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第二，历史价值。陈澔之书袭用了宋人卫湜《礼记集说》的名称，然而用意却与其不同，“欲以坦明之说，使初学读之即了其义。庶几章句通则，蕴奥自见，正不必高为议论而卑视训诂之辞也”。大概正是由于其书浅显简明，便于初学者，具有普及性，因此特受明统治者的青睐。明成祖永乐十二年胡广等奉敕纂修五经大全，其中《礼记大全》三十卷，虽采四十余家之说，却以澔注为主。“永乐之后，《礼记》止用陈澔《集说》”。至清初，学官测试，《礼记》依然主陈氏《集说》。由此可见陈氏《集说》在明清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如果研究明清历史中的科举考试，陈氏《集说》是不可忽视的。

第三，《礼记》学史价值。《礼记》，又称《小戴礼记》或《小戴记》，凡四十九篇，系西汉儒学博士九江太守戴圣采先秦至汉初有关论礼文献编辑而成。自郑玄注后，《礼记》便大行于世，与《仪礼》、《周礼》成鼎足之势，而研究《礼记》逐渐成为了显学。魏晋南北朝各个朝代均有礼学著作问世。如魏王肃遍注群经，其中注《礼记》三十卷；如南朝梁皇侃著《礼记讲疏》九十九卷、《礼记义疏》四十八卷；再如北朝周熊安生著《礼记义疏》三十卷。唐代孔颖达的《礼记正义》将《礼记》学推向了高峰。宋代的《礼记》学出现了新特点，一是不再宗郑注，代表作品是卫湜的《礼记集说》一百六十卷；二是移经、改经。如朱熹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移出，与《论语》、《孟子》并行，成《四书章句》。元代的《礼记》学，成就最大的当属吴澄《礼记纂言》三十六卷和陈澔《礼记集说》十六卷；而吴澄于《礼记纂言》虽用力很大，但影响较陈澔《礼记集说》却逊了一筹。陈皓的《礼记集说》是以“浅显简明，然详于礼仪而疏于名物”（杨天宇《礼记译注·〈礼记〉简述》199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版）之特点独占鳌头，成为了元明清《礼记》学史上一座丰碑。因此陈氏《礼记集说》在明代出现了刊印高潮，据部分书目著录统计，现存于世的版本多达四十余种，既有司礼监刊本，也有知州府刊本，还有坊刻本和家刻本。清有武英殿、崇道堂等刊本三种。台北“中央图书馆”藏日本文宽四年（1664）野田庄右卫门刊本一种。另外，除了刊刻，此书常被引用。四库馆臣评论说：“郑注古奥，孔疏浩博，均猝不能得要领，故广等作是书独取其浅近易明者以陈澔《集说》为宗，澔书之得列学官实自此始。”（《四库全书·经部·礼记大全提要》）《礼记大全》有凡例四则，首则阐述一书宗旨，明确指出：“此编以《礼记集说》为宗，而备以诸家之说”；第二则陈列陈氏《集说》的旧例；第三则陈列所取诸儒姓名；第四则备列参与奉敕纂修官员。可见陈氏《礼记集说》在明代《礼记》学史上的地位，同时也折射出元代《礼记》学的风尚。

参考书目

1．《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2．《中国古籍善本书总目》（线装书局2005年）

3．《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

4．《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古籍善本书目》（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5．杨天宇撰《礼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6．台湾“中央图书馆”善本书志初稿（1996年）

7．《明史》（中华书局1958年）

8．《四库全书·经部·礼记大全》

9．严绍璗《日藏汉籍善本书录·经部·社类》中华书局2007年

[1]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兼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