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春秋》佚著研究 - 绪言

绪言

一

《春秋》始初是一般史籍的通名。何休说：“古者谓史记为‘春秋’。”就现存材料来看，《春秋》之名最早见于《国语·晋语七》及《楚语上》。晋羊舌肸因“习于《春秋》”被召“使傅太子彪”，申叔时答楚庄王问培养太子对以“教之《春秋》”，由此可推知，《春秋》是记载善恶成败史实的书籍，主要功用在于扬善抑恶、劝诫教化，是教育的重要科目。但自战国以后，孔子所作《春秋》逐渐变为《春秋》一词最常用义，而作为史籍通名的《春秋》则退居其次。《孟子·滕文公下》云：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孟子不仅首次明确提到孔子作《春秋》，还对《春秋》的性质和功用作了精要阐述。萧楚《春秋辨疑》卷一云：“孔子本准鲁史，兼采诸国之志，而作《春秋》。《春秋》之未作，则史也，非经也。《春秋》之既作，则经也，其文犹史尔，而不可以为史法。”也即是说，孔子之前，虽有《春秋》，不过是史，虽也有扬善抑恶的劝诫教化功能，但只有孔子作《春秋》后，《春秋》这一旧史体式方焕然一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孔子作《春秋》，不仅仅“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最重要的是“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孔子作《春秋》，有其特殊的境遇和宏伟的抱负。孔子因为不能得志，无法实现自己的经世理想，遂以修撰《春秋》作为自己的政治寄托。孔子对著述活动有自己的理解，这不仅表现在删《诗》、《书》上，还表现在作《春秋》上。他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他不是“把自己的思想，诉之于概念性抽象性的语言”，而是欲“把自己的思想，通过具体的前言往行的重现，使读者由此种重现以反省其意义与是非得失”。孔子借自鲁隐公元年迄鲁哀公十四年这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寄寓了自己独特的褒贬义理，以达到实现王道的目的。“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一切都是已经发生的历史存在，但就是这看似无可更改的前言往行，孔子能够在重现历史的同时，传达出自己的理解，从而建构“微言大义”的思想体系。这确实是“述而不作”，他叙述的全然是“齐桓晋文”之类历史，确实没有造作渺无其事的“空言”，但这又何尝不是一种“作”呢？孔子是借事明义，以述为作。孔子使《春秋》旧体获得新“义”，借史的质地行使了经的功能。孔子又以《春秋》授门人弟子，其讲解阐释为“七十子之徒”所承继所发扬，遂使这部孔子《春秋》成为儒家特有的经典，并以此为依归形成孔门《春秋》学。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及其后学又各以所得所悟授徒讲学，不断阐释发挥，《春秋》之“义”也便越来越丰富，同时也使同出孔门的《春秋》学渐次分化，“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邹、夹之《传》”。自此而后，形成了学风不同、宗旨有别的众多《春秋》学派，并由此产生了数量极为繁富的《春秋》著述。历代各种文献于此记载甚丰，先是《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下设《春秋》类，载录《春秋》学专门著述，后来发展演变，自《隋书·经籍志》之后，遂归立于经部《春秋》类。

兹考察历代史志、公私目录以及各种续补丛编等相关资料，制表如下，以观其大势：

表0-1：历代载录《春秋》著述数量一览表

二

欲了解历代《春秋》著述源流，郑樵《通志·艺文略》、朱睦《授经图义例》和朱彝尊《经义考》值得特别重视。

郑樵（1104—1162），字渔仲，兴化军莆田（今福建莆田）人，世称夹漈先生。郑樵不应科举，励志苦读，博古通今，学究天人。《宋史》卷四三六有传。《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九曾云：“南北宋间记诵之富，考证之勤，实未有过于樵者。”生平著述八十余种﹐今存《通志》二百卷、《夹漈遗稿》三卷﹑《尔雅注》三卷等。《通志·艺文略》在分类上一变旧规，大胆创新，先分十二大类，大类下再分小类，小类中再分种，分别著录各种文献。经类为一大类，下分《易》、《书》、《诗》、《春秋》、《春秋外传国语》、《孝经》、《论语》、《尔雅》、《经解》九小类。就《春秋》学文献而言，包括《春秋》和《春秋外传国语》两小类，其中《春秋》小类分为十三种：（一）经，8部60卷。（二）五家传注，23部451卷。（三）三传义疏，15部339卷。（四）传论，104部936卷。（五）序，8部10卷。（六）条例，24部235卷。（七）图，6部29卷。（八）文辞，4部20卷。（九）地理，5部6卷。（十）世谱，17部135卷。（十一）卦繇，2部3卷。（十二）音，13部42卷。（十三）谶纬，6部67卷。《春秋》小类凡13种246部2333卷。《春秋外传国语》小类又分为四种：（一）注解，5部104卷。（二）章句，1部22卷。（三）非驳，1部2卷。（四）音，2部4卷。《春秋外传国语》小类凡4种9部132卷。综计二者，凡255部2465卷。郑樵曾在《编次必谨类例论》说：“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虽亡而不能亡也。”又说：“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兼之“广古今而无遗也”的著录原则，所以《通志·艺文略》这种细分类目，不仅条理清晰，详尽博赡，且能剖析派别，彰明学术源流，给后世以很大启发。

朱睦（1517—1586），字灌甫，号西亭，明周定王朱橚六世孙。覃精经学，尤邃于《易》、《春秋》。著有《授经图义例》二十卷、《经序录》五卷、《五经稽疑》六卷、《韵谱》五卷、《异林》十六卷、《陂上集》二十卷等。《明史》卷一一六有传。朱睦受到《崇文总目》所载《授经图》和章如愚《考索图》之启发，鉴于“盖自东汉而下诸儒授受鲜有的派”，遂别创新格，编成《授经图义例》一书，其《授经图义例序》云：

余于是稽之本传，参之诸说，以尝请业及家学者，各为之图，以一二传而止者，亦录之以备咨考。旧图俱无传，图后或录经论数条，而诸儒行履弗具，使览者不知其为何如人也。余既为图，复捃摭其要而作传，无关经学、无裨世教者，皆略焉。传成，以诸儒著述及历代经解附之，厘为四卷，藏之家塾，以俟同好，庶斯道之不坠也。

《授经图义例》又经黄虞稷和龚蘅圃“重为厘正”，多有增易改定。黄虞稷《授经图义例序》表彰此书之功用，云：“授经诸图见于章氏《考索》，明西亭宗正复加厘定，并采诸儒言行列为小传，由是师友渊源，灿如指掌。自汉以后，晨星相望，专家虽不逮汉儒，而亦多有缵承，惜其未暇补入。然传注、义疏、序解、辨问条，犁然各具于图之左方，览者因目以求其书，则得矣。”《四库全书总目》卷八五对《授经图义例》评价亦较高，云：“是编所述，经学源流也。……然朱彝尊《经义考》未出以前，能条析诸经之源流，此书实为之嚆矢，正不以有所点窜，并其原书而废之矣。”

今《授经图义例》卷一三至卷一六是《春秋》卷，卷一三著凡例，卷一四为授经之图，卷一五为诸儒传略，卷一六为诸儒著述附历代《春秋》传注。《授经图义例》将历代《春秋》著述分为十六类，在类目上明显受到了《通志·艺文略》的启发，即：（一）古经，1部12篇。（二）石经，10部109卷。（三）章句，6部158卷。（四）传，29部448卷，其中1部阙卷。（五）注，47部699卷。（六）集注，33部677卷。（七）义疏，75部1203卷。（八）论说，235部2589卷，其中2部阙卷。（九）序解，8部9卷。（十）类例，42部370卷。（十一）图，19部70卷。（十二）谱，33部247卷。（十三）考正，31部219卷。（十四）音，25部110卷。（十五）谶纬，8部74卷。（十六）国语，16部242卷。综计凡618部6881卷又355篇，其中3部阙卷。

这是继郑樵《通志·艺文略》之后，再次对历代《春秋》著述细分类目分别著录者，其规模之大、数量之多也都是前所未有的。继朱睦之后，更益转精，集大成者乃是朱彝尊《经义考》。

朱彝尊（1629—1709），字锡鬯，号竹垞，秀水（今浙江嘉兴）人。自幼好学，肆力经史。康熙四十四年（1705）特赐“研经博物”匾额。《清史稿》卷四八四本传云：“当时王士祯工诗，汪琬工文，毛奇龄工考据，独彝尊兼有众长。”彝尊又工书善画，淹博精深，一代大家，为世所称。著有《经义考》三百卷、《日下旧闻》四十二卷、《曝书亭集》八十卷，编有《明诗综》一百卷、《词综》二十六卷等。

《经义考》是朱彝尊辞官后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至三十八年（1699）间撰成的，原名《经义存亡考》，康熙四十四年（1705）开始刊行，当时仅及半部。乾隆十八年（1753）卢见曾于淮南朱彝尊之孙朱稻孙处获睹《经义考》未刻部分的原稿，始重新编纂校勘，增加凡例，于乾隆二十年（1755）补刻完成，改名为《经义考》。朱彝尊受到朱睦《授经图义例》、《经序录》以及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之启发，别加变造，详考历代经学文献存佚情形，创为一书，集经学目录之大成。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三三《寄礼部韩尚书书》云：

彝尊……见近日谭经者，局守一家之言，先儒遗编，失传者十九，因仿鄱阳马氏《经籍考》而推广之，自周迄今，各疏其大略。微言虽绝，大义间存，编成《经义考》三百卷，分存、佚、阙、未见四门，于十四经外，附以逸经、毖纬、拟经、家学、承师、宣讲、立学、刊石、书壁、镂板、著录，而以通说终焉。

《四库全书总目》卷八五评价《经义考》云：

是编统考历朝经义之目。……毎一书前列撰人姓氏书名卷数，其卷数有异同者，则注某书作几卷。次列存、佚、阙、未见字，次列原书序跋、诸儒论说及其人之爵里，彝尊有所考正者即附列案语于末。虽序跋诸篇与本书无所发明者连篇备录，未免少冗。……彝尊是书乃以专说一篇者附录全经之末，遂令时代参错，于例亦为未善。然上下二千年间，元元本本，使传经原委，一一可稽，亦可以云详赡矣。

《经义考》搜罗宏富，考证赅洽，合千志为一志，集万目为一目，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实为经学专科书目中最为重要之作，影响至为深巨广远，自问世迄今已历三百余年，仍无可替代。今制表如下：

表0-2：《经义考》载录《春秋》著述数量一览表

说明：条目指《经义考》原单立之目，著述数量则加入笔者析立之目，一目通计为一部。原书时录单篇论文，今亦通计为部。

从上表可知，《经义考》载录先秦至清初《春秋》著述凡1233部。如果再加上有清一代著述，则可推算先秦至清历代《春秋》著述总量。章钰等编《清史稿艺文志》为清代著述总目性书目，但其并非有书必录，而是别有删选，遗漏甚多。后武作成编成《清史稿艺文志补编》，增补清人著述一万多种。王绍曾又主编《清史稿艺文志拾遗》，旨在为《清史稿艺文志》及《清史艺文志补编》拾遗补缺，共著录清代著述达五万四千多种，超过《清史稿艺文志》及《补编》两书收录总数一倍有奇。若将《清史稿艺文志》、《清史稿艺文志补编》以及《清史稿艺文志拾遗》三书合并，实已可大体视为清代著述总目。通计《清史稿艺文志》著录《春秋》著述凡251部1830卷，《清史稿艺文志补编》著录凡94部741卷（内不分卷者1部），《清史稿艺文志拾遗》著录凡537部3450卷（内不分卷者90部），综计清代《春秋》著述凡882部6021卷，内不分卷者91部。

《经义考》著录《春秋》著述凡1233部，去除所录清初著述凡31部，则清代以前著述凡1202部，加上清代《春秋》著述882部，可知先秦至清朝历代《春秋》著述总量凡2084部。实际上，据笔者普查通计，《春秋》著述两汉三国凡139部，两晋南北朝凡120部左右，唐五代凡89部，两宋凡591部，元凡140部左右，明凡260部左右，清凡882部，故综计总量实当在2200部以上。

三

唐宋《春秋》学，繁荣发达，宗派林立，著述丰富，在《春秋》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唐代出现的孔颖达等《春秋左传正义》、徐彦《春秋公羊传疏》、杨士勋《春秋穀梁传疏》在历史上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后来均列入《十三经注疏》。中唐啖助、赵匡、陆淳《春秋》新学派兴起，卢仝、陈岳又推波助澜，形成不惑传注、以义理解经的新风，改变了《春秋》学的发展轨迹。皮锡瑞曾指出，啖赵学派“杂采三传，以意去取，合为一书，变专门为通学，是《春秋》经学一大变。宋儒治《春秋》者，皆此一派”。宋代《春秋》学在唐代基础上获得了更长足的发展，形成了整个《春秋》学史上继汉代之后的又一大高峰。宋代诸儒继承和发扬了啖赵学派“舍传求经”的新学风，使《春秋》学全面摆脱了汉唐章句训诂的束缚，转而注重义理阐发，并从三传分立的专门之学演变为三传合融的会通之学，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春秋》宋学。《春秋》宋学是整个宋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唐代《春秋》著述的载录，两《唐志》是重要的参考书目。《旧唐书·经籍志》节取毋煚《古今书录》而成，乃“开元盛时四部书”，因此所录皆开元以前著述。天宝之后著述，则“以后出之书，在开元四部之外，不欲杂其本部，今据所闻，附撰人等传。其诸公文集，亦见本传，此并不录”。因此，《旧唐书·经籍志》所录《春秋》著述凡102部1184卷，基本上都是先唐著述，唐人著述仅及孔颖达等《春秋左传正义》与杨士勋《春秋穀梁传疏》二部。《新唐书·艺文志》亦著录先秦汉魏以来文献，较之《旧唐书·经籍志》，大有增删改易。就《春秋》著述而言，《新唐书·艺文志》载录较《旧唐书·经籍志》增多不少，共载录66家100部1163卷，失姓名5家，王玄度以下不著录22家29部403卷。唐人著述除孔颖达等《春秋左传正义》与杨士勋《春秋穀梁传疏》外，王玄度《注春秋左氏传》以下凡22家29部403卷皆系增补《旧唐书·经籍志》者。此后，唐人《春秋》著述始多见于各种公私书目。

自《宋三朝志》、《崇文总目》开始载录宋代《春秋》著述始，《直斋书录解题》、《郡斋读书志》、《读书附志》、《遂初堂书目》、《通志·艺文略》、《文献通考·经籍考》等虽多通载历代《春秋》著述，但颇及宋人。王尧臣等撰《崇文总目》所录《春秋》著述凡33部396卷，其中《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等9部乃唐前著作，《春秋正义》三十六卷以下24部乃唐宋著述，其中题“皇朝”也即宋的有7部。尤袤《遂初堂书目》著录《春秋》著述凡60部，大部分为宋人著述。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载录《春秋》著述凡87部，其中12部系唐前著作，唐五代著作9部，其他66部皆宋人著述。此外，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亦皆以宋人著述为主。至《宋史·艺文志》，宋人著述已占据绝大多数，更系载录重心所在，数量之多已迈以前诸家。

值得一提的是，程端学《春秋本义·春秋传名氏》与汪克宽《春秋胡传附录纂疏·引用姓氏》也起到了《春秋》著述目录之重要作用，尤其对唐宋《春秋》学具有参考价值。程端学（1278—1334），字时叔，号积斋，庆元人。登至治元年进士第。事迹见《元史》卷一九〇《儒学传》。据程端学《春秋本义原序》，程端学鉴于历代解经家之“辗转生意，穿凿附会”，“使圣人明白正大之经反若晦昧谲怪之说，可叹也已！”“端学之愚，病此久矣。窃尝采辑诸传之合于经者曰《本义》，而间附己意于其末。复作《辨疑》以订三传之疑似，作《或问》以校诸儒之异同。廿年始就，犹未敢取正于人”。《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八虽对程端学颇有批评，但仍对《春秋本义》之汇集群说，征引浩博，保存遗文逸说之功加以肯定，其云：

是书乃其在国学时所作，所采自三传而下凡一百七十六家，卷首具列其目。《宁波府志》及《千顷堂书目》均称所采一百三十家，未喻其故也。首为通论一篇，问答一篇，纲领一篇，其下依经附说，类次群言，间亦缀以案语。……以其尚颇能纠正《胡传》，又所采一百七十六家，其书佚者十之九，此书犹略见其梗概，姑录之以备参考焉。

今细检《春秋本义·春秋传名氏》176家中，唐前凡14家，唐人凡15家，宋人凡146家，元人凡1家。笔者考察《春秋本义》实际征引，《春秋本义·春秋传名氏》并非就是引用名氏，《春秋传名氏》中多有未见引用者，如丁副、家安国、江休复、江熙、神童江氏、洪皓、洪兴祖、朱振、朱震、唐既、莆田方氏、方九思、章拱之、章冲等，皆未见称引。因此《春秋传名氏》只能说是程端学所稽录的一种详近略古的《春秋》著述参考目录，但其中多有他家书目不载者，有些书名也与别本所载有异，故颇值得参考。朱彝尊《经义考》载录《春秋》著述，屡引程端学之说，即据此书也。

与《春秋本义·春秋传名氏》相类似，汪克宽《春秋胡传附录纂疏·引用姓氏》也有一定参考价值。汪克宽（1304—1372），字德一，祁门人。少承家学，后师从吴仲迂。中泰定乡试，会试以答策伉直见黜，慨然弃科举业，尽力于经学。学者称环谷先生。事迹详《明史》卷二八二本传。著《环谷集》、《诗集传音义会通》、《程朱易传义音考》及《春秋胡传附录纂疏》等书。《春秋胡传附录纂疏》三十卷，“详注诸国纪年、谥号而可究事实之悉，备列经文同异而可求圣笔之真，益以诸家之说而禆《胡传》之阙遗，附以辨疑权衡而知三传之得失”。此书归宗《胡传》，荟萃诸家，向为学者所重。《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八云：

然其大旨，终以《胡传》为宗。……然能于《胡传》之说一一考其援引所自出，如注有疏。于一家之学，亦可云详尽矣。明永乐中，胡广等修《春秋大全》，其《凡例》云：“纪年依汪氏《纂疏》，地名依李氏《会通》，经文以胡氏为据，例依林氏。”其实乃全剿克宽此书。原本具在，可以一一互勘也。

笔者细检《春秋胡传附录纂疏·引用姓氏》，凡81家，其中绝大多数为《春秋》著述，唐前凡16家（其中2家非《春秋》著述），唐人凡9家，宋人凡52家（其中13家非《春秋》著述），元人凡4家。

还有清王掞、张廷玉等奉敕撰《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三十八卷征引颇富，亦有可观。检《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引用姓氏》，凡134家。《引用姓氏》对诸家区划了时代，所题周凡3家，汉凡10家，晋凡1家，隋凡2家，唐凡13家，宋凡57家，元凡12家，明凡32家，未详世次凡4家。但此书征引仅题姓氏，而皆不题引据何书，远不如《春秋本义》、《春秋胡传附录纂疏》之据有渊源。

至朱彝尊《经义考》遂集经学目录之大成，考察唐宋《春秋》著述源流亦“舍此而莫由”也。《经义考》卷一六八至卷二一〇凡43卷录《春秋》著述，其中卷一七六至卷一七八著录唐五代《春秋》著述凡65部，加上卷二〇九所录唐人《国语》著述1部，卷二一〇所录唐人《春秋》专题论文3部，以及卷二七五、卷二八八、卷二八九、卷二九一等所录9部，共计凡78部。《经义考》卷一七九至卷一九二凡14卷著录两宋《春秋》著述凡446部，加上卷一九三、卷一九四、卷一九七、卷二〇九、卷二一〇、卷二七七、卷二八九、卷二九〇等所录凡23部，共计凡469部。实际上，据笔者辑录通计，唐五代《春秋》著作凡89部，论文凡79篇。宋代《春秋》著作凡590部，论文凡780篇。《四库全书总目》卷二九曾云：“说《春秋》者，莫夥于两宋。”今从辑考通计结果来看，自周迄清共有《春秋》著述大约2200部左右，而宋代就有近591部。也就是说，宋代独占四分之一强，由此可见宋代《春秋》著述数量之多，学者之众，洵为空前。这个著述总量虽然没有清代的多，但就各自时代受到学者的关注程度和在整个学术界的相对地位和数量而言，清代《春秋》学反不如宋代《春秋》学。《春秋》学在两宋时代是当之无愧的显学，备受学者重视，当时其他经学中能与其相提并论的只有《易》学。

兹将笔者辑录通计结果汇为《唐宋〈春秋〉著述简目表》（详见本书附录），并又制表如下：

表0-3：唐宋《春秋》著述总量一览表

四

对于唐宋《春秋》学，近世以来学者已多有研究。其研究大况，概而言之，主要有三：

其一是对关涉唐宋《春秋》学的通代或断代学术史的综合研究。如皮锡瑞《经学历史》（1907），马宗霍《中国经学史》（1936），侯外庐等《宋明理学史》（1984），章权才《宋明经学史》（1999），吴雁南《中国经学史》（2001），李学勤、朱汉民等《中国学术史》（2001），张立文、祁润兴《中国学术通史》（2004）等著作，此类著述有助于从宏观层面了解唐宋《春秋》学的学术大背景和发展粗线条。

其二是对包含唐宋《春秋》学在内的通代或断代《春秋》学史的专门研究。如牟润孙《两宋春秋学之主流》（1952），宋鼎宗《春秋宋学发微》（1983），杨向奎《宋代理学家的春秋学》（1989），沈玉成、刘宁《春秋左传学史稿》（1992），赵伯雄《春秋学史》（2004），戴维《春秋学史》（2004），江右瑜《唐代〈春秋〉义疏之学研究——以诠解方法与态度为中心》（2007），李建军《宋代春秋学与宋型文化》（2008），侯步云《北宋春秋学研究》（2009），葛焕礼《尊经重义：唐代中叶至北宋末年的新〈春秋〉学》（2011）等论著探讨了唐宋《春秋》学的一些重要学者、著述、学派及其发展特点，有助于考察和建立唐宋《春秋》学的基本观念及其演变架构。

其三是对唐宋《春秋》学重要学者和著述的个案或专题研究，其中最为学者关注的是啖赵学派和胡安国及其《春秋传》。研究啖赵学派者，如张稳《啖赵陆三家之〈春秋〉学研究》（1999），林庆彰、蒋秋华主编的《啖助新春秋学派研究论集》（2002），而后者更是荟萃了研究此问题的诸多有价值论文。研究胡安国及其《春秋传》者，如罗清能《胡氏〈春秋传〉研究》（1989）、简福兴《胡氏春秋学研究》（1997）、宋鼎宗《春秋胡氏学》（2000）等专著以及卢钟锋《论胡安国及其〈春秋传〉》（1982）、章权才《胡安国〈春秋传〉研究》（1995）、浦卫忠《论胡安国〈春秋传〉的思想》（2001）、王江武《胡安国〈春秋传〉研究》（2008）等专文都对此问题有较深分析。此外，对其他重要学者和著述亦不断有研究论著出现。如孙复，有林玉婷《孙复〈春秋尊王发微〉研究》（2001）。刘敞，有罗清能《刘敞春秋学研究》（1987）、冯晓庭《宋人刘敞的经学述论》（2000）、张尚英《刘敞春秋学述论》（2002）。孙觉，有刘德明《孙觉〈春秋经解〉解经方法探究》（2004）。程颐，有斋木哲郎《程伊川的春秋学》（2004）。苏辙，有刘茜《苏辙的春秋学与诗经学》（2007）。崔子方，有陈群分《崔子方春秋学研究》（2007）。叶梦得，有姜义泰《叶梦得〈春秋传〉研究》（2004）。魏了翁，有陈仕侗《魏了翁及其〈春秋左传要义〉研究》（2000）。朱熹，有蔡方鹿《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第十章《朱熹的春秋学》（2004）。吕祖谦，有林建勋《吕东莱的春秋学》（2001）、李解民《〈春秋集解〉为吕祖谦撰考》（2005）等。这些专人专书的个案或专题研究皆有助于从微观层面比较深入地认识唐宋《春秋》学。

综览唐宋《春秋》学的研究现状，应该说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研究成果比较丰富，积累不少，但也存在着一个重大问题，即：现有研究缺乏对唐宋《春秋》佚著佚说的全面钩沉和整体把握。现有研究对唐宋《春秋》佚著佚说的重要性还缺乏足够的认识，迄今为止，尚无系统研究唐宋《春秋》佚著佚说的专著。学者不仅未将其作为一个完整的论题，而且连零散式的附带论及也不多。现有研究多仅凭今传通行著述为据立说，未能在材料上有所增广和突破，故而对唐宋《春秋》学中许多问题缺乏清晰的认识和深入的分析。学界对唐宋《春秋》学佚著佚说的忽视是有原因的，一则唐宋《春秋》著述虽然绝大多数亡佚不传，但唐代仍有十余部，宋代仍有七十余部流传下来，这九十余部著述本身就是规模庞大的《春秋》学文献，材料已复不少，学者们似无暇他顾。二则因为辑佚崇古的心理，学者对于唐代佚著佚说还略有涉猎，对于宋代这样的近古时代有着相当严重的忽视心态，如马国翰、黄奭等人辑佚书即皆不及宋人。故近世以来对唐宋《春秋》学的认识主要也就是以此数十部著述为依托，并且尤其集中于比较重要的一二十位名家，一些通代性或断代性的《春秋》学研究专著以及诸多博硕士论文、单篇论文大率如此。这种研究状况固然有其合理性，毕竟这数十部著述是唐宋《春秋》学中的精华，能够代表唐宋《春秋》学的主要成就，但著述的存佚除了自身品质的原因，也有各种各样偶然的因素，唐宋时代有相当数量曾在当时以及后世发生过重要影响的《春秋》著述亡佚失传，以致湮没了许多学术真相。要使唐宋《春秋》学的研究更充分更深入，还是得尽量占有资料。因此，对唐宋《春秋》佚著佚说的辑考论析就很有必要了。辑考所得新材料的出现，势必会带来新的认识。

有鉴于此，笔者撰成这本小书，旨在通过辑佚考证，获取唐宋《春秋》佚著佚说之新材料，探究佚著之体例、流传以及所涉学术史上一些为人忽略的重要问题。私心悬揣，这似可为观察唐宋《春秋》学提供一个新视角，有助于为研治唐宋《春秋》学打下更加坚实的文献基础，有助于唐宋《春秋》学者和著述的个案或专题研究，有助于尽量全面认识唐宋《春秋》学发展演变的历史真相。由于现存唐宋《春秋》佚著佚说较多，无法在短时间内作全面辑考，因此笔者考虑到学者和佚著的重要性、影响力以及关联性，选择辑佚考论了十多家曾在学术史上发生过较大影响的佚著。又鉴于“说《春秋》者，莫夥于两宋”，宋代著述远逾唐代的实际情况，辑佚考论以宋代为主，唐代亦专注于中唐以后，一则相对而言中唐之前佚著佚说保存本来不多，二则中唐之后《春秋》学出现了转折性的变化，直接促使了《春秋》宋学的形成，可视为宋学前驱，便于考论主题的相对集中。

本来，辑佚考论比较适合做专人专书的个案研究，但本书所涉及的人物和佚著彼此之间存在着一些内在关联。因此，笔者依据时代、学派的发展次第和内在逻辑划分了章节。全书共分六章十八节，前有《绪言》，后有《附录》。《绪言》主要考察历代《春秋》著述载录整体情况以及唐宋《春秋》著述存佚情况，介绍本课题的研究缘由、动态、目的和最终结论。《附录》则载录《唐宋〈春秋〉著述简目表》，对唐宋时代的《春秋》著作和论文简目作了全面辑录通计，以供学者参考。

第一章《中晚唐新儒》考论中晚唐李瑾、陈岳《春秋》佚著。今辑考李瑾《春秋指掌》佚文凡四十一条，能在今传《春秋左传正义》考知对应来源者有三十八条，且文辞与所据原文基本相同。《春秋指掌》可视为《春秋左传正义》的唐代节抄本。《春秋指掌》佚文颇有衍脱讹误，但亦有足可校正今传《春秋左传正义》者。特别是有三条佚文在今传《春秋左传正义》无对应来源，这三条也应节抄自《春秋左传正义》，而所据原文今传本皆阙脱。陈岳《春秋折衷论》元明以来亡佚不传，今辑考佚文凡二百三十三条，几复原书条目十之六七。原书之体例，是先列经文，次列三传解释，再列作者意见，最后指出三传何者“得其旨”或“失其实”。杜谔《春秋会义》所引佚文颇可校正章如愚《群书考索续集》所引二十七条之阙脱讹误者。陈岳受到啖赵《春秋》学派的深刻影响，其说经方式、说经内容、说经取向都与之有相近之处。同时陈岳又多有发展，在具体经说上与啖助、赵匡、陆淳解说颇有不同。陈岳对唐宋之际《春秋》学的演变起了重要作用。

第二章《宋初三先生》考论宋初开风气之先的代表人物孙复、胡瑗、石介之《春秋》佚著佚说。今辑考孙复《春秋总论》佚文凡三十二条。《春秋总论》所论之范围皆《春秋尊王发微》所论及，而且二者绝大部分论说都是义旨相同和互补的，二者高度一致，但有三条论说义旨全然不同。又唐顺之《荆川稗编》、程公说《春秋分记》曾四引“孙复曰”，这四篇文辞均系孙复《春秋》佚论，盖出于亡佚之《睢阳子集》。杜谔《春秋会义》所引“胡氏曰”二十二条、“胡氏论曰”四条，皆系胡瑗《春秋论》佚说。此外，《黄氏日抄》、《春秋阙疑》等书中亦存不少胡瑗佚说，综辑凡得八十二条。胡瑗佚说中有一些与孙复《春秋尊王发微》不仅旨意相同，而且连文辞都相近甚至完全相同，这与胡、孙二人早期同学十年的经历是分不开的。胡、孙二人都受到啖赵学派“舍传求经”新学风的深刻影响。在褒贬问题上胡瑗远较孙复平允实在。石介撰有《春秋说》，今辑考佚文凡八十四条。《春秋说》原书体例大概是先条列所要阐释的经文，再次以解说，形同札记。在具体经说上，《春秋说》佚文与孙复说相同和互补者占据绝大多数，足见二人《春秋》学存在着广泛的一致性。不过石介仍然有着自己独到的思考，并非亦步亦趋。

第三章《庆历诸家》考论庆历新经学重要参与者李尧俞、孙觉、黎之《春秋》佚著佚说。李尧俞《春秋集议略论》早佚不传，今辑考佚文凡一百五十三条。原书之体例与陈岳《春秋折衷论》相似，但在论说中时时涉及其他相关经文，实际上有着通论的功用。而为了避免重复累赘，李尧俞往往用“互见法”。原书每卷字数较少，篇幅不大，完整的每论盖二百字左右，多要言不烦。与宋初诸儒深受啖赵学风影响一样，李尧俞也是评骘诸说，辩驳得失，对于三传及诸家注说皆有取有弃。值得注意的是李尧俞“采陈岳《折衷》”。孙觉《春秋经社要义》成书后不久即为杜谔《春秋会义》所征引，可见此书在当时受到相当地重视。今辑得佚文凡五十七条。原书体例大概是先分门别类，再悉列同类例相关经文，然后加以综合解说。孙觉受到啖赵学派影响，于三传、啖、赵以及胡瑗、孙复皆有取有弃。《春秋经社要义》与《春秋经解》分别代表孙觉青年和中年两个不同时期的学术思想，其间有延续，有深化，也有改易修正。黎以《春秋》学知名士林，其《春秋经解》自明之后亡佚不传，今辑考佚文凡二十三条。“以经解经”是黎《春秋》学最大特色，这是对前代特别是啖赵学派以来解经新风的继承和发展，在宋代新的学术环境下尤具有方法论的启迪意义。南宋《春秋》名家赵鹏飞就受到黎的深刻影响。

第四章《程颐及其门人》考论伊洛学派之程颐及其门人刘绚、杨时之《春秋》佚著佚说。李明复《春秋集义》征引程颐《春秋》学说三百余条中有十六条原文逸出《二程集》之外，当系程颐《春秋》佚说。其中有九条在《二程集》有类似的说法，甚或文辞亦有相近者，其他七条则在《二程集》找不到类似的说法，这是值得重视的新材料。佚说中有数条与今《二程集》文字有所出入，或可补正阙误，或可两说俱存。李明复《春秋集义》所引《程氏学》与《程氏杂说》皆系刘绚《春秋传》佚文，今辑考凡得一百八十四条。单从著述完成先后来看，程颐撰作《春秋传》应该还参考了刘绚《春秋传》，而不是相反。刘绚《春秋传》对程颐《春秋》学主要有三个重要作用，一是绍述其说，二是推广其义，三是补其未及。刘绚对程派《春秋》学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胡安国《春秋胡氏传》明标称引刘绚之说的例子不多，大量的是参考吸收后进一步发挥与深化。杨时《龟山集》多有论及《春秋》者，卷八《经解·春秋义》尤为集中。今辑考杨时《春秋》说见于《龟山集》者凡二十四条，其他佚说凡十七条。杨时对胡安国“元即仁”说和“夏时冠周月”说进行了最早批评。程颐将传统《春秋》学纳入到其理学体系，刘绚、胡安国也沿此路数推而广之，而杨时则甚少见此以“天理”、“人欲”为范畴的程门理学色彩。

第五章《程门后学》考论程门后学胡安国、王葆、程迥之《春秋》佚著佚说。《四库全书》本《豫章文集》卷一六《附录下》载有《答罗仲素书》，此乃胡安国佚信。此信可以证实胡安国与罗从彦存在着学术交往。李明复《春秋集义·纲领》卷中引述《论宋氏〈春秋驳议〉书》，反驳了宋氏《春秋驳议》对啖、赵、陆的过分诋毁，当系胡安国佚信，所驳“宋氏”应该就是宋祁。又《春秋集义·纲领》卷上引述胡安国《论〈春秋传序〉书》、《论贼不讨不书葬书》、《论叔孙婼公孙归父卫辄父子书》，亦皆为胡安国佚信，皆曾收载于胡安国《文集》。诸信文义多可与《春秋胡氏传》相关内容相互参证。王葆《春秋集传》实为其毕生心血所在，今综辑佚文凡一百七十五条。王葆说经既有全局观，又重数据，论说明确，洞明世事，富有说服力。兼之工于考证，说事细密，时有精邃之论。王葆推崇程颐、胡安国，在说经宗旨、方法上受到二人影响，但在具体经说上则多有修正补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王葆与胡安国之异同，陈振孙称“其说多用胡氏”。应该说，王葆对《胡传》地位的上升起了一定促进作用。《宋史·程迥传》所载程迥“寓居鄱阳之萧寺”，韩淲所称程迥之“归老鄱阳”，其实是依“女家”终老。程迥《春秋传》与《春秋显微例目》自明以后亡佚不传，今辑考佚文凡三十五条。程迥《春秋》学有其师承渊源，其学博采三传及诸家注说，而多断以己意，善辨析书法义例，精于考据，思虑缜密，往往于事件发生年月之差互中侦获真相，富有洞察力，见事敏锐明通。

第六章《浙东学人》考论浙东学派之项安世、薛季宣、吕祖谦之《春秋》佚著佚说。项安世《项氏家说》自明初以后渐佚不传，今传本乃四库馆臣自《永乐大典》裒辑成编。《项氏家说》原本当有《春秋》卷，而今传本无之，实整卷缺佚。元时曾有《春秋家说》别本单行。今辑考佚文凡得二十八条。项安世说《春秋》多洞察隐情，明彻深刻，保持了浙东学术的“通世变”的本色。薛季宣《春秋经解》和《春秋指要》二书自明以后亡佚，今辑考佚文凡得一百七十二条。薛季宣解《春秋》多用问答体，采用了“以经解经”的路数。薛季宣“通世变”的解经宗旨，奠定了永嘉学派《春秋》学之基础，至其弟子陈傅良遂发扬光大，《宋史·陈傅良传》言“得季宣之学为多”洵为不虚。吕本中和吕祖谦二人皆撰有《春秋集解》。《春秋胡传附录纂疏》引“东莱吕氏曰”凡七条，其中六条都能够确定是引自吕祖谦的《春秋集解》，但这六条论说全不见于今传《春秋集解》。这充分证明宋元诸儒援以为据的吕祖谦《春秋集解》与今传《春秋集解》不是一书，吕祖谦《春秋集解》已经失传，今传《春秋集解》作者是吕本中。今传《春秋集解》屡屡可见的“吕氏曰”引自吕本中《春秋解》。又今传《春秋集解》所引数条“东莱吕氏曰”来历有问题。

对于佚著佚说的移录与整理，较好的做法是像清儒如马国瀚、黄奭那样编辑成专书，以便学者参考引证。笔者在本书撰写中，本来也想将辑考整理的佚著佚说编辑成附录部分，但考虑到这样的辑佚汇编篇幅太大，作为附录不大合适，而如果编入正文，则又有损于行文体例，不便于考论的展开。因此对于佚著佚说的处理，笔者考虑再三，决定采用现在这个折衷的方法，不移录全部原文，只编制佚文条目表，指明出处来源，并附以简要备注，这种移录方式似可称为辑目式。辑目式一则简便，二则直观，篇幅不大，信息不少，检索方便，学者自可按图索骥。同时又在行文中节省了大量篇幅，使往下的考论不至于被佚文材料所淹没，便于研究主题的相对集中。因为笔者关注的不仅仅是佚著佚说的辑考，而且更是希望通过辑考所得新材料，对作者和佚著本身的成书、体例、著录、流传、与相关著述和学派之关系，以及所涉其他问题进行考论，揭示并探究长久以来唐宋《春秋》学研究中一些有价值的学术问题。当然，笔者也希望将来能有机会将这些佚著佚说整理编辑成专书单独出版。

这本小书是笔者对“唐宋《春秋》佚著佚说”这一课题的初步研究结果，还有大量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由于此课题牵涉深广，笔者囿于水平和时间，辑证考论或有未逮，诬谬不足之处，尚祈方家不吝赐教！

〔汉〕何休注，〔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80页。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45页。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28页。
〔汉〕赵岐注，〔宋〕孙奭疏：《孟子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18－119页。
按，自近世以来，关于孔子是否作《春秋》问题争论很多，众说纷纭。笔者认为孟子所称孔子作《春秋》说渊源有自，不能轻易推翻。即便说有可议之处，也不能抹杀孔子创立《春秋》学、传统《春秋》学皆归宗孔门的历史事实。否定孔子作《春秋》及其意义的种种怀疑皆只能备参，而难以证实。
〔宋〕萧楚：《春秋辨疑》，《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页。
〔汉〕赵岐注，〔宋〕孙奭疏：《孟子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47页。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97页。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三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15页。按，其实，战国以降说《春秋》者甚众，远非五家所能涵盖，五家不过其中较为重要之数家而已。邹氏、夹氏，久焉不传，恝置不论。见存于汉代之《春秋》说逸出公羊、穀梁、左氏三传者其实尚多，最明显的例子如《春秋繁露·俞序》曾提到的子贡、闵子、公肩子、子夏、世子、予先、曾子、子石、子池，他们说《春秋》，均逸出公羊、穀梁、左氏之外，乃所谓“七十子之徒”及其弟子后学之《春秋》学说，正见所谓“末世口说流行”、“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的事实。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366页。
〔宋〕郑樵：《通志》，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831页。
〔宋〕郑樵：《通志》，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831页。
〔清〕朱睦：《授经图义例》，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35页。
按，黄虞稷《授经图义例序》云：“西亭旧本先后不无参错，予与龚子蘅圃重为厘正，《易》则以复古为先，《书》则以今文为首，其他经传之缺轶者，复取历代史艺文志及《通志》、《通考》所载，咸为补入，而近代传注可存者亦间录焉，视西亭所辑庶几少备矣乎！”（朱睦：《授经图义例》，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34页）
按，《四库全书总目》卷八五云：“又睦《义例》称周汉而下至金元作者凡一千一百三十二人，国朝三十九人，经解凡一千七百九十八部二万一千七十一卷。虞稷等附注其下称新增入古今作者二百五十五人，经解凡七百四十一部六千二百一十八卷，则虞稷等大有所窜改，非复睦之旧矣。”（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731页）
〔明〕朱睦：《授经图义例》，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33页。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731页。
按，依《授经图义例》体例，原书阙“右国语”三字。
赵尔巽等：《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340页。
〔清〕朱彝尊：《曝书亭集》，世界书局1937年版，第414页。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732页。按，《四库全书》史部十四《经义考提要》云：“虽序跋诸篇与本书无所发明者连篇备录，未免少冗，而源委详明，足称博赡。”（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页）文辞与《四库全书总目》略异。
按，两汉三国通计见拙著《左传学早期流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四章有关内容。
〔清〕皮锡瑞：《经学通论·春秋》，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59页。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966页。
按，《宋史·艺文志》时有讹脱衍误，对此学者多有考辨补正之作，尤以陈乐素《宋史艺文志考证》（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成绩为大。此外，沈治宏《〈宋史艺文志〉经部重复条目考》（《图书馆》1989年第5期）亦有所得。就《宋史·艺文志》所载《春秋》著述而言，陈乐素认为主要误例有重出、撰人之误、书名之误、卷数之误、避讳改名、分类不当等。然陈氏考证亦有不得其实者，如关于吕本中《春秋解》二卷、吕祖谦《春秋集解》三十卷诸条所考论即皆不确。
〔元〕程端学：《春秋本义》，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页。
按，笔者疑《宁波府志》与《千顷堂书目》均称“所采一百三十家”，盖皆就《春秋本义》实际引用而言。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26页。
按，唐前14家中，杜氏《谱》或即杜预，如是则唐前凡13家。唐人15家中，卢全之“全”当为“仝”。陈岳《折衷论》之外，又录《通例》，当系误录。宋人146家中，张载、晁说之、许翰、杨时、洪兴祖（原文“兴”误为“与”）、张栻、蔡沉、真德秀、薛氏、赵鼎、谢氏、江煕等家仅载姓氏，不录书名。《纪传》、《四传》、《类》、《例》、《表记》、《王侯世家》、《地名谱》等家仅载书名，不题姓氏。孙复《尊王发微》、《总论》外，尚录《三传辨失解》，当误。王哲之“哲”当为“皙”。陈亮《比事》，误以作序人为撰人，当为沈棐。任公辅，原文作“公辅任氏”，以为公辅乃籍地，误，公辅乃任氏之名。徐东海，程端学以东海为名，非籍地，《经义考》则以为东海徐氏。赵与权，“权”当为“懽”。
按，《春秋本义》征引群说概有标示，但有时仍不能辨别所引到底来自何家。如《春秋传名氏》有王氏九人：馆内王氏沿圣源、王氏哲、王氏斐、舒城王氏日休、王氏镃、王氏汝猷、王氏、四明王氏贯道、四明王氏应麟厚斋，而书中征引除“贯道王氏”、“厚斋王氏”能确知分别是王贯道、王应麟外，其余所引“王氏”不能确知到底所指何家。
按，《经义考》失录《春秋本义·春秋传名氏》所载者多家，如王沿《春秋笺义》、陈傅良《春秋类说》、项安世《春秋家说》、李氏《春秋要旨》、陈氏《春秋世家》等。
〔元〕汪克宽：《春秋胡传附录纂疏》，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9页。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29页。按，关于胡广等奉旨修《四书五经大全》，“仅取已成之书，抄誊一过，上欺朝廷，下诳士子”之事，顾炎武、吴任臣、四库馆臣等多有痛斥。
按，唐前凡16家，其中许慎、郭象2家非《春秋》著述。
按，宋人凡52家，其中张载、邵雍、朱熹、尹焞、张栻、黄干、蔡沉、杨复、辅广、马端临、胡宏、叶采、罗愿等13家非《春秋》著述。
按，原书有误题时代者。题汉凡10家，但徐邈、江熙当移入晋，故实8家。题晋凡1家，移入徐邈、江熙、范宁，故实4家。题隋凡2家，但范宁当移入晋，故实1家。题唐凡13家，但何济川（即何涉）当移入宋，故实12家。题宋凡57家，移入何济川、王贯道，故实59家。题未详世次凡4家，但王贯道乃黄震之师，当移入宋，故实3家。
按，张尚英、舒大刚认为：“宋代共有各种《春秋》学专著达602种，其中有122种为朱彝尊《经义考》所无，存59种。”（张尚英、舒大刚《宋代春秋学文献与宋代春秋学》，载《求索》2007年第7期，第199页）与笔者考察结果有一定出入，惜不知其所得具体书目，今无从相较异同矣。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