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李瑾《春秋指掌》

一、《春秋指掌》佚文及篇卷

《崇文总目》卷一著录《春秋指掌》十五卷，云：

唐试左武卫兵曹李瑾撰。瑾集诸家之说为《序义》、《凡例》各一篇，抄孔颖达《正义》为五篇，采摭余条为《碎玉》一篇，集先儒异同，辨正得失为三篇，取刘炫《规过》，申证其义为三篇。大抵专依杜氏之学以为说云。

《玉海》卷四〇亦著录“唐李瑾《春秋指掌》十五卷”。李瑾生平事迹不详。《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李瑾《春秋指掌》十五卷，置于樊宗师《春秋集传》十五卷、元和十三年国子监修定的《春秋加减》一卷之后，可推知李瑾乃中晚唐人。《文苑英华》卷一一五载录《石韫玉赋》，署名唐李瑾，或即此人。《宋史·艺文志》著录：“李瑾《春秋指掌图》十五卷。”衍“图”字。程端学《春秋本义》（以下简称程氏《本义》）卷首《春秋传名氏》云：“李氏瑾子玉《指掌》、《碎玉》。”可知李瑾字子玉，又可见《碎玉》曾单行，这与《通志》所载相合，《通志·艺文略》云：“《春秋指掌》十五卷李瑾”，“《春秋碎玉》一卷唐李瑾”。《文献通考》卷一八二著录《春秋指掌》十五卷，并引《崇文总目》（已见上引）与李焘之说，其云：

巽岩李氏曰：其第一卷《新编目录》多取杜氏《释例》及陆氏《纂例》，瑾所自著无几。而《序义》以下十四卷，但分门抄录孔颖达《左氏正义》，皆非瑾所自著也。学者第观《正义》及二《例》，则此书可无。且瑾之意，特欲以备科试应猝之用耳，初不为经设也。其名宜曰《左氏传指掌》，不当专系《春秋》。本朝王尧臣《崇文总目》及李俶《图书志》皆以《先儒异同》、《规过》、《序》、《例》等篇为瑾笔削，盖误矣。写本或讹舛，复用《正义》删修之，乃可读。惟篇首数序，瑾所自著者，既无参考，亦不敢以意改定，姑仍其误云。

由于李瑾《春秋指掌》早佚不传，后世对此书的认知主要就是依据《崇文总目》和《文献通考》所引李焘之言，而对于此书内容的具体情况，鲜见学者论及。此书曾为宋元《春秋》著述所征引。《玉海》卷四〇云：

嘉祐中杜谔撰《春秋会义》二十六卷，自左氏至啖赵及皇朝诸儒三十余家，集其论议系经下（原注：《释例》、《繁露》、《规过》、《膏肓》、《先儒同异篇》、《指掌碎玉》、《折衷》、《掌议》、《纂例》、《辨疑》、《微旨》、《摘微》、《通例》、《胡氏论》、《笺义》、《总论》、《尊王发微》、《本旨》、《辨要》、《旨要》、《集议》、《索隐》、《新义》、《经社》三十余家成一书，其后仍断以己意）。

文中所言《先儒同异篇》、《指掌碎玉》皆出李瑾《春秋指掌》。杜谔字献可，眉州（今四川眉山）人，仁宗皇祐中进士。杜谔《春秋会义》二十六卷，《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玉海》、《文献通考》、《宋史·艺文志》等皆有著录，宋元明《春秋》著述亦颇有征引。然此书自明以后亡佚不传，清四库馆纂修兼分校官杨昌霖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始复行于世。今有孔继涵抄校本、孙葆田校刻本、《碧琳琅馆丛书》本、《芋园丛书》本等。

孙葆田《春秋会义校刊略例》云：

原书引《指掌》，或称《指掌义》，或称《指掌释》，或称《指掌碎玉》，或称《指掌异同篇》，实本一书。

从上文所引《崇文总目》及李焘之言，可证孙葆田的推论是正确的。考杜谔《春秋会义》引李瑾《春秋指掌》凡三十条，皆系《春秋指掌》佚文。又程氏《本义》中引“李氏曰”凡四条，而桓公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条下，程氏《本义》卷四引李氏曰“田狩之地，须有常者”至“故书地以讥之”一节，文辞全同于《春秋会义》卷四所引“《指掌义》曰”，由此可知程氏《本义》所引“李氏曰”者四条出自《春秋指掌》。又汪克宽《春秋胡传附录纂疏》（以下简称汪氏《纂疏》）亦引李瑾说数条，综加辑考，凡得四十一条，因文繁难以俱录，唯制表如下：

表1-1：李瑾《春秋指掌》佚文辑目表

说明：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于每条经文皆有序号标记，颇便查检，兼之流传广泛，故今据此书标录李瑾《春秋指掌》佚文条目。凡表中所录经文条目，李瑾皆存佚说。如隐5-7，表示隐公五年第七条经文，李瑾存有佚说，见于《春秋会义》所引《指掌碎玉》，依此类推。论者可据此表覆按查览。又笔者于佚文之辑录间有辨正，兹撮要以为备注。后文皆仿此。

《春秋指掌》的篇名与卷次，《崇文总目》与李焘之言都有说明，今再结合《春秋指掌》佚文，试还原《春秋指掌》十五卷篇名与卷次如下：

1．篇首数序。据李焘之言，《春秋指掌》最前还有“篇首数序”，序中定当说到了李瑾著书之意，所以李焘才说“且瑾之意，特欲以备科试应猝之用耳”。

2．《新编目录》一卷。按《崇文总目》所叙篇（卷）合计凡十四篇（卷），而全书为十五卷，尚缺一篇（卷）。李焘说：“其第一卷《新编目录》多取杜氏《释例》及陆氏《纂例》，瑾所自著无几。而《序义》以下十四卷，但分门抄录孔颖达《左氏正义》，皆非瑾所自著也。”据此，《序义》之前有“第一卷《新编目录》”，加上其他十四篇（卷），正合全书十五篇（卷）之数。

3．《序义》一卷。

4．《凡例》一卷。《崇文总目》云：“瑾集诸家之说，为《序义》、《凡例》各一篇。”

5．《指掌义》五卷。此即《崇文总目》所言“抄孔颖达《正义》为五篇”者。考《春秋会义》所引“《指掌义》曰”四条，皆抄自《正义》。又《春秋会义》引“《指掌正义》曰”两条，文字亦与《正义》基本相同，疑“《指掌正义》曰”本当引作“《指掌义》曰”而衍“正”字。汪氏《纂疏》卷首《引用姓氏》云：“李氏瑾《春秋指掌义》。”可见《指掌义》五卷曾单行。

6．《碎玉》一卷。《崇文总目》云：“采摭余条为《碎玉》一篇。”据程氏《本义》卷首《春秋传名氏》及《通志·艺文略》之著录，可知《碎玉》曾单行。

7．《先儒异同篇》三卷。《崇文总目》云：“集先儒异同，辨正得失，为三篇。”

8．《指掌释》三卷。《崇文总目》云：“取刘炫《规过》，申证其义为三篇。”李焘说《崇文总目》及李俶《图书志》皆以“《先儒异同》、《规过》、《序》、《例》等篇为瑾笔削”，《崇文总目》并无称《规过》篇名，就《春秋会义》所引《春秋指掌》佚文，亦无《规过》之名，李焘所言《规过》当在杜谔所引《指掌释》中。《玉海》卷四〇引此作：“取刘炫《规过》，申订其义为三篇。”从佚文来看，《春秋指掌》多依杜预之说，时有驳正刘炫《规过》者，作“申订”较“申证”更为切合实际。如定8-7条：定公八年，公会晋师于瓦。《指掌释》曰：“刘以此与宣元年并取于师会而规杜过，非也。”再如定9-5条：定公九年，秋，齐侯、卫侯次于五氏。《指掌释》曰：“刘妄为规过，非也。”皆驳正刘炫《规过》。又如桓3-1条：桓公三年，春正月。《指掌释》曰：“经不书王，若是阙文，不应公之内十四年并阙也。”虽无驳正刘炫《规过》之文，但其所据《正义》原文在此之后也驳正了刘炫《规过》：“刘君不寻此旨，横生异同，以规杜过，恐非其义也。”《春秋会义》征援诸家之说多有删节，可推测此条《指掌释》其实也曾驳正刘炫《规过》，不过杜谔没有引及。

二、《春秋指掌》与《春秋左传正义》

笔者又一一考索《春秋指掌》这四十一条佚文所据《春秋左传正义》之来源，制表如下：

表1-2：《春秋指掌》佚文与《春秋左传正义》对应简目表

说明：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于每条传文亦有序号标记，兹用以标录《春秋指掌》佚文来源条目。如隐传5-1，表示《左传》隐公五年第一条传文。本表将《春秋指掌》佚文条目与其所据之《春秋左传正义》来源一一对应，读者可据此表覆按查览。如《春秋指掌》佚文之隐5-7对应《春秋左传正义》之隐传5-1，表示隐5-7条佚文文辞来源于隐传5-1条下之《春秋左传正义》。

《春秋指掌》四十一条佚文中有三十八条能在今传《春秋左传正义》考定对应来源，这三十八条全属李焘所说“但分门抄录孔颖达《左氏正义》，皆非瑾所自著也”，佚文文辞与所据原文基本相同。随举一例，如隐5-7条：隐公五年，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卒。《春秋会义》引《指掌碎玉》曰：

僖伯名，字子臧，鲁孝公之子也。诸侯之子称公子，公子之子称公孙，公孙之子不得祖诸侯。

而考《左传》隐公五年“春，公将如棠观鱼者，臧僖伯谏曰”云云之下，《正义》曰：

僖伯名，字子臧。《世本》云“孝公之子”，即此冬书“公子卒”是也。谥法：“小心畏忌曰僖。”是僖为谥也。诸侯之子称公子，公子之子称公孙。公孙之子不得祖诸侯，乃以王父之字为氏。

可见李瑾所引文辞全出《正义》，只不过因系节录，多有删略，字词偶有更改而已。能在《春秋左传正义》考定对应来源的三十八条佚文中，基本上都属于这种情况，只有成17-6条，《春秋会义》所引“《指掌碎玉》曰”乃系简括大义，改易较多，文辞与所据原文差别稍大。这充分证实李焘“皆非瑾所自著也”之言不虚。虽然《春秋指掌》没有多少李瑾自己的解说，不过存其纲要，撮其要点，“以备科试应猝之用耳”，但即便节录，也经过李瑾自己的一番裁断，加之简要明了，较之《春秋左传正义》之详赡繁复自有其便于利用之处，故杜谔、汪克宽等人亦多有征引。此可见中晚唐说经实有删繁就简之新趋势，这是经学发展之新变化。

李瑾乃中晚唐人，其《春秋指掌》“但分门抄录孔颖达《左氏正义》，皆非瑾所自著也”，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李瑾《春秋指掌》可视为《春秋左传正义》的唐代节抄本。这个节抄本无疑对研究今传《春秋左传正义》有着重要的参考和文献价值。

李焘曾说《春秋指掌》“写本或讹舛，复用《正义》删修之，乃可读”，细校《春秋指掌》佚文，其中确实多有衍脱讹误。衍脱者，如成5-4条：成公五年，梁山崩。《指掌碎玉》曰：“害物为灾则书，此山崩所害，故为异也。”“山崩”后脱“无”字。再如哀12-1条：哀公十二年，春，用田赋。《指掌异同篇》云：“又计其田之所收及家资，更出一马三牛。”句中“及家资”三字衍。讹误者，如桓7-1条：桓公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指掌碎玉》有云：“《周礼》：猎，则作罗缚。细密之网。”“猎”当作“蜡”，“缚”当作“襦”，且“细密”之前又脱“襦”字。宣8-8条：宣公八年，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指掌碎玉》有云：“定十五年葬定姒，云乃克葬。”“定姒”乃“定公”之误。宣15-9条：宣公十五年，冬，蝝生。《指掌碎玉》有云：“若使蝝复具生。”“具”乃“早”之误。成17-10条：成公十七年，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郑。壬申，公孙婴齐卒于狸脤。程氏《本义》卷一九引李氏曰：“下有十二月丁巳朔，则知此壬申在十月十六也。”“十六”乃“十五”之误。

但《春秋指掌》佚文亦有足可校正今传《春秋左传正义》者。如僖5-9条：僖公五年，冬，晋人执虞公。《春秋会义》引《指掌》曰：

经书晋人执虞公，则从无道于其民之例。虞公未有不道之状，但贪璧、马之宝，拒绝忠谏之臣。君者，所以安存社稷，保佑下民。志在贪宝，无恤民之意，则为不道于民，是故称人以执也。

今《十三经注疏》本《春秋左传正义》则曰：

书晋人执虞公，则从无道于民之例。虞公于传未有不道之状，但虞公贪璧、马之宝，拒绝忠谏。谏者，所以安存社稷，保佑下民。志在贪宝，无恤民之意，即为不道于民，是故称人以执之也。

按，今传本之“谏者”当从李瑾所引作“君者”。《尚书·泰誓上》云：“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说明“安存社稷，保佑下民”者乃君王之职责所在，非“谏者”所能当。“谏者”之职在于辅佐君王。《周礼·地官·司徒》保氏注云：“谏者，以礼义正之。”《管子·形势解》云：“谏者，所以安主也。”且后文接着即言“志在贪宝”云云，显然承继前文而为转折。前文言“虞公于传未有不道之状”云云，皆言虞公事迹，若此突入“谏者”，则文气断绝，捍格不通，颇与上下文义不协。《春秋指掌》佚文作“君者”，如是方文畅义达。又今传本“拒绝忠谏”之下亦当如《春秋指掌》佚文有“之臣”二字，此与前文“贪璧、马之宝”相对成句。今传本盖脱此二字后，又涉上文“忠谏”而误“君者”为“谏者”。

又如哀12-1条：哀公十二年，春，用田赋。《春秋会义》引《指掌异同篇》云：

贾逵以为欲令一井之间出一丘之税，井别出马一匹，牛三头。释曰若其如此，则一丘之内有一十六井，其出马牛乃多于常一十六倍也。杜以为旧制丘赋之法，田之所收及家中资财，井供一马三牛。今欲别其田及家资各为一赋，计一丘民之家资令出一马三牛，又计其田之所收及家资更出一马三牛，是所出倍于常也。旧田与家［资］同赋，今欲别赋其田，故言欲以田赋也。

此乃节抄哀公十一年《正义》，字词基本相同，唯“旧田与家［资］同赋”句，《十三经注疏》本《春秋左传正义》作“旧田与家资官赋”。阮元《校勘记》云：“宋本、监、毛本‘官’作‘司’，是也。今改正。”新出《十三经注疏》标点本《春秋左传正义》亦据阮校改作“司”。细究上下文义，当以《春秋指掌》佚文作“同”为是。此“同赋”乃相对“别赋”而言。“同赋”者，合田与家资共赋。“别赋”者，析田与家资分赋。两文对举，其义显豁。《四部丛刊续编》所收景印海盐张氏涉园藏日本覆印景钞正宗寺本《春秋正义》正作“旧田与家资同赋”，与《春秋指掌》佚文相同，尤为确证。“官”者、“司”者，于义均有不惬，皆系形近而讹。

更值得重视的是，有三条《春秋指掌》佚文在今传《春秋左传正义》无对应来源，兹条录如下：

1．昭22-7条：昭公二十二年，刘子、单子以王猛居于皇。汪氏《纂疏》卷二六引李氏瑾曰：“景王立子而不能定，宠不正而不能辨，贱宗社之本，启祸乱之原，莫此为大。然则王室之乱，非子朝之乱，景王自乱之也。”

2．昭26-7条：昭公二十六年，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汪氏《纂疏》卷二六引李氏瑾曰：“晋人纳王之善无一言及之，何也？罪晋不臣而哀周之衰也。晋为同姓大国，爵为侯伯，主盟于时，不能即逐子朝之党而安定之。二十三年一围郊而亟还，坐视成败。逾五年然后兴师纳王。原情而论，不忠不臣之甚者也。若以纳王之功而善之，则拥兵观衅不忠不臣者胜矣。”

3．定8-15条：定公八年，从祀先公。盗窃宝玉、大弓。汪氏《纂疏》卷二七引李氏瑾曰：“此二事也。间无他文，同辞而书之。”

这三条《春秋指掌》佚文皆不见于今传《春秋左传正义》，这与其他三十八条佚文全系节抄《春秋左传正义》原文颇不相类。《春秋指掌》本“但分门抄录孔颖达《左氏正义》，皆非瑾所自著也”，因此可以推断这三条应该都节抄自《春秋左传正义》，而所据原文今传本皆阙脱。

第二节 陈岳《春秋折衷论》（上）

一、《春秋折衷论》佚文新考

陈岳乃晚唐著名《春秋》学者，惜两《唐书》无传，唯王定保《唐摭言》卷一〇记载陈岳生平事迹较为系统，然亦简略，其云：

陈岳，吉州庐陵人也。少以辞赋贡于春官氏，凡十上，竟抱至冤。晚年从豫章钟传。复为同舍所谮，退居南郭，以坟典自娱。因之博览群籍，尝著书商较前史得失，尤长于班史之业。评三传是非，著《春秋折衷论》三十卷。约大唐实录，撰《圣纪》一百二十卷。以所为述作，号《陈子正言》十五卷。其辞赋歌诗，别有编帙。光化中，执政议以蒲帛征，传闻之，复辟为从事，后以谗黜，寻遘病而卒。

由此可知，陈岳早年屡试不第，晚年曾两从钟传，而两次皆以谗谮黜退。钟传，洪州高安（今属江西）人。先以兵击败王仙芝军，入据抚州，任抚州刺史。中和二年又逐江西观察使高茂卿，遂据洪州（今江西南昌），为镇南节度使，封南平郡王。钟传主政江西二十余年，以勇力闻名，然颇垂意文教，“广明后，州县不乡贡，惟传岁荐士，行乡饮酒礼，率官属临观，资以装赍”。故晚唐士人多至江西，“时举子有以公卿关节，不远千里求首荐者，岁尝不下数辈”。陈岳本籍江西，晚依钟传，实得近利之便。王定保乃南昌人，光化三年举进士及第，与陈岳同时而稍后，又皆江西籍，有同乡之缘，其言陈岳事迹当有所据。

陈岳著述，《唐摭言》载录三种，其中《春秋折衷论》三十卷，《新唐书·艺文志》云：“陈岳《折衷春秋》三十卷（唐末钟传江西从事）。”《崇文总目》卷一云：“《折衷春秋》三十卷。唐陈岳撰，以三家异同三百余条参求其长，以通《春秋》之意。”《玉海》卷四〇云：“唐《春秋折衷》，《志》陈岳三十卷（唐末江西从事）。”诸家所录书名稍异。不过，《郡斋读书志》卷一下云：“《春秋折衷论》三十卷。右唐陈岳撰。”《直斋书录解题》卷三云：“《春秋折衷论》三十卷。唐江西观察判官庐陵陈岳撰。”《通志·艺文略》、《文献通考》卷一八二、《宋史·艺文志》、汪克宽《春秋胡传附录纂疏·引用姓氏》皆作“《春秋折衷论》”，可见《春秋折衷论》之名所用实多，今之学者亦多沿此。

《唐摭言》载陈岳著述又云“约大唐实录，撰《圣纪》一百二十卷”，此书当即《唐统纪》，又称《大唐统纪》。《新唐书·艺文志》云：“陈嶽《唐统纪》一百卷。”《直斋书录解题》卷四亦云：“《大唐统纪》四十卷。唐江南西道观察判官陈嶽撰。用荀、袁体，起武德，尽长庆，为一百卷。今止武后如意，非全书也。”而《直斋书录解题》卷三著录《春秋折衷论》作者则称“陈岳”，非“陈嶽”。又《宋史·艺文志》云：“陈嶽《唐统纪》一百卷。”《通志·艺文略》云：“《唐统纪》一百卷，陈嶽撰。”《玉海》卷四七云：“《唐统纪》。《志》：陈嶽《唐统纪》一百卷（《崇文目》同）。《中兴书目》：‘检校尚书屯田员外郎陈嶽撰。以荀悦、袁宏有《汉纪》，遂为《大唐统纪》。起武德，尽长庆末，凡十三朝，成一百卷。用《春秋》例间著论云。”《资治通鉴》亦曾屡引陈嶽之论，诸书皆作陈嶽《大唐统纪》，故论者有疑此陈嶽或非著《春秋折衷论》之陈岳者。但司空图《司空表圣文集》卷三《疑经后述》云：“今钟陵秀士陈用拙出其宗人嶽所作《春秋折衷论》数十篇，赡博精致，足以下视两汉迂儒矣。……时光化中兴二年。”钟陵即南昌，《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八云：“南昌县，汉高帝六年置。隋平陈，改为豫章县。宝应元年六月改为钟陵县，十二月改为南昌县。”陈用拙乃陈岳宗人，司空图与陈岳同时，可见作《春秋折衷论》的陈岳也写作陈嶽。又，治《春秋》和撰著史书历来系密切相关之事，《春秋》家与史家本多为一家，《汉书·艺文志》著录司马迁《太史公书》等史书即入六艺略之《春秋》家。就陈岳撰《大唐统纪》来看，亦暗祧荀悦用《左传》之法著《汉纪》。《后汉书》荀悦本传云：“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三十篇。”陈岳精于《春秋》，著《春秋折衷论》，又仿荀悦、袁宏之法著《大唐统纪》，实顺理成章之事。陈岳通经史，并成家学，其子陈濬即承之，撰《吴录》二十卷。

《唐摭言》又记载陈岳“以所为述作，号《陈子正言》十五卷”，此书不见其他史志。陈岳《春秋折衷论》中曾自称“陈子”，似可与《唐摭言》所记相印证。如《春秋》宣公元年，晋赵盾帅师救陈。宋公、陈侯、卫侯、曹伯会晋师于棐林，伐郑。《春秋折衷论》云：“三家俱失，陈子得之。”再如成公五年，梁山崩。《春秋折衷论》云：“陈子得其旨。”可见，陈岳撰述自名《陈子正言》实由来有自。

《唐摭言》还记载陈岳“其词赋歌诗，别有编帙”，既称“别有编帙”，当然是与上述《春秋折衷论》、《大唐统纪》、《陈子正言》诸书不同的专门汇集陈岳“词赋歌诗”之书，但王定保不言此书名。考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五《陈陶〈癖书〉》云：

大中年，洪州处士陈陶者，有逸才，歌诗中似负神仙之术，或露王霸之说。虽文章之士，亦未足凭，而以诗见志，乃宣父之遗训也。……著《癖书》十卷，闻其名而未尝见之。（原注：或云《癖书》是钟离从事陈岳所著，今两存之。）

陈岳“其词赋歌诗别有编帙”之书或即《癖书》耶？唯孙光宪之时已不可究，今两书皆亡，更不可知矣。

此外，朱睦《授经图·春秋》卷四著录历代《春秋》著述中，“图”类著录“《春秋谥族图》五卷”，“谶纬”类著录“《春秋灾异录》八卷”，皆题名陈岳。但宋元诸家目录均不载陈岳有此二书，唯《宋史·艺文志》著录“陈岳《春秋折衷论》三十卷”之后，接着著录：“《春秋灾异录》六卷。《春秋谥族图》五卷。”此二书作者本失名，并非陈岳之书。《宋史·艺文志》著录同一人之书，多于第一本书全称人名书名，第二本以下则省称人名，称“又”，再接以书名。如：“杜预《春秋左氏传经传集解》三十卷，又《春秋释例》十五卷。何休《公羊传》十二卷，又《左氏膏肓》十卷。”朱睦恐系误读《宋史·艺文志》，遂牵连二书以为陈岳之书。

据前引司空图《疑经后述》所言，陈岳《春秋折衷论》在光化中兴二年（899）已经开始流传，其写成自当更在其前。此书在唐宋《春秋》学界发生过重大影响，是晚唐《春秋》学的重要著述。晚唐司空图即已深重此书，认为“赡博精致，足以下视两汉迂儒矣”，并“亦欲鼔陈君之锐气当有以复于我耳”。延及北宋，影响更深。哲宗元祐四年梓州路转运使吕陶上奏即云：“臣伏见辖下广安军乡贡进士王乘少壮好学，白首不倦。尝撰《春秋统解》三卷，序引二十四篇，推明笔法，得其大旨，比之陈岳《折衷》、王沿《集传》、孙复《发微》，不在其下。”可见陈岳《春秋折衷论》已被视为前代名著。不仅学者采择著书，如《玉海》卷四〇云：“庆历中大理丞李尧俞辨三传诸家得失，及采陈岳《折衷》，总其类例五百余目，而成一百九十五论，表进称《春秋集议略论》三十卷，今分上下二卷。”而且还有依仿《春秋折衷论》体例著书者，如胡瑗门人吴孜撰“《春秋折衷》十二卷”。再如《直斋书录解题》卷二云：“《诗折衷》二十卷。皇祐中莆田刘宇撰。凡毛、郑异义，折衷从一，盖仿唐陈岳《三传折衷论》之例，凡一百六十八篇。”

但陈岳《春秋折衷论》却在元明之后亡佚不传，殊为可惜。关于此书历代著录情况，《经义考》卷一七八引述颇详，末并附章如愚《群书考索续集》卷一二所引二十七条佚文及《三传总论》四节，云：“考岳书凡三十卷，十不存一，唐人说《春秋》者，啖、赵、陆三家而外传者罕矣，虽断圭零璧，亦足宝也。”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经编《春秋》类辑有陈岳《春秋折衷论》一卷，序云：

吴立夫集有后序，则元时全书尚存，今佚不复可得。惟章如愚《群书考索续集》载有二十七节，序一篇，又程端学《春秋本义》引有四节，合辑为卷，并附吴序于后。原书三十卷，三百余条，此虽十不存一，然大旨可观，足与啖赵陆三家抗衡唐代矣。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春秋》类著录陈岳《春秋折衷论》一卷，即据马国翰辑本。章如愚《群书考索续集》所引二十七条及马国翰辑本多为后来论者引据，如宋鼎宗《春秋宋学发微》、张稳《啖赵陆三家之〈春秋〉学研究》、赵伯雄《春秋学史》等论及陈岳即皆以此为据，然马国翰辑本补苴实不多。江右瑜《唐代〈春秋〉义疏之学研究——以诠解方法与态度为中心》附表四《陈岳〈春秋折衷论〉辑校表》则有新的辑考，其云：

程端学对陈岳会通三《传》的方式颇为推崇，其《春秋》论著中亦多次引录陈岳之言，除了马国翰由《春秋本义》中所辑录的四条佚文外，程氏《三传辨疑》一书中亦引用了五十余次陈岳之言，其中有四十六则为马辑本未收录者。……除了程端学的《三传辨疑》外，元代赵汸《春秋集传》中亦有引录两则陈岳之言。……上述诸书所援引的资料总计约有八十二条，虽然与全书三百余条相比，尚不及三分之一，而且这些辑文多非完整，甚至仅为撷摘片段，但却是现今研究陈岳《春秋》论的重要文献。

江右瑜辑考凡得八十二条，已远较马国翰辑本为多，但仍有未逮，尚有大量佚文见于宋元《春秋》著述之征引。《玉海》卷四〇云杜谔《春秋会义》采集“自左氏至啖赵及皇朝诸儒三十余家”，其中所言“《折衷》”，即陈岳《春秋折衷论》。孙葆田《新校春秋会义目录序》云：

案书中所引唐宋人旧说，如陈氏《折衷论》、王氏《笺义》、李氏《集议》、孙氏《经社要义》诸书今并不存，《经义考》仅据山堂章氏《群书考索》采录《春秋折衷论》二十七条，至谓断圭零璧，亦足宝贵，使朱氏得见此书，其欣快当更何如？

检《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卷三著录《春秋折衷论》一卷，题：“唐陈岳撰，清孔广栻辑，清抄本。”今藏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笔者尚未获睹此书，但从孔广栻与其父孔继涵曾校订杜谔《春秋会义》可以推知，其所辑《春秋折衷论》一卷应当主要从《春秋会义》而得。

今考《春秋会义》所引陈岳《春秋折衷论》佚文凡二百十四条。此外，如吴澄《春秋纂言》、程端学《春秋三传辨疑》、《春秋本义》、汪克宽《春秋胡传附录纂疏》以及赵汸《春秋集传》等书中均有称引陈岳《春秋折衷论》佚文者。兹就诸书所引，加上《群书考索续集》所引二十七条、《三传总论》四节，共得佚文凡二百三十三条。朱彝尊、马国翰曾谓此书“十不存一”，以今度之，就条目而言，盖已得其书十之六七矣，足可概见陈岳原书大旨。今制表如下：

表1-3：陈岳《春秋折衷论》佚文辑目表

说明：备注内，杜谔《春秋会义》简称《会义》，汪克宽《春秋胡传附录纂疏》简称《纂疏》，吴澄《春秋纂言》简称《纂言》，程端学《春秋本义》简称《本义》，程端学《春秋三传辨疑》简称《辨疑》，赵汸《春秋集传》简称《集传》，章如愚《群书考索续集》简称章书，马国翰《春秋折衷论》辑本简称马辑本。

杜谔《春秋会义》所引佚文多系节文，一般不如《群书考索续集》详备，文辞亦时有异同，或杜谔引用有所删改，或二者所据版本不同。不过，《春秋会义》所引佚文中，颇有可校正《群书考索续集》之阙脱讹误者。今之论者多径援章如愚所引二十七条及马国翰辑本为据，其实这二十七条问题不少。《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春秋》类载杨钟羲所撰《春秋折衷论》提要曾对马国翰辑本有所校订，其云：

国翰从章如愚《群书考索续集》及程端学《春秋本义》所引，合辑为卷。书中脱误极多。隐元年书即位，书上脱“不”字。……十四年，左氏曰：获麟者，仁兽。“获”字当删。盖山堂章氏《群书考索》所引本多夺误，国翰未能详校，以致伪夺益多。所辑佚书皆然，不独此也。

杨钟羲凡校二十余处，主要校订经文、三家传注，所校亦多得其实，但杨钟羲似乎没有认识到陈岳《春秋折衷论》引三家传注并不是完全照录原文，而是简述大义，于文辞多有删改，因此不能完全据三家传注原文来校正陈岳之文。更重要的是，杨钟羲虽然指出章如愚所引“本多夺误，国翰未能详校，以致伪夺益多”的事实，但也只是校订了一些字词夺误，并没有对这二十七条作更加细致深入地审读，加上不知道杜谔《春秋会义》等书中尚引有大量佚文，因此有些讹脱衍误未能校订出来。如：

1．隐1-1条：隐公元年，春王正月。《群书考索续集》卷一二引《折衷》论周王云：“苟为周书始命之王，则二年何以复书？必不然也，是平王明矣。”按，《春秋会义》引《折衷论》曰：“苟书始命之王，则二年复书何王也？又隐非始封之公，焉得而书始命之王？”《春秋会义》节引数句，不如章书所引之详，然“又隐非始封之公”二句则可补章书所引之阙。

2．庄1-4条：庄公元年，秋，筑王姬之馆于外。《群书考索续集》卷一二云：

三传言筑馆异同。元年秋，筑王姬之馆于外。左氏曰得礼之变。公羊曰非礼。穀梁与公羊同。

辨左氏、穀梁得其旨。圣人修述，惟重其礼法，得其宜则书以是之，非其宜则书以刺之，有循常而书者，有变文而书者。……斯筑于外，是书庄公变礼得其宜，圣人变文示其法，何也？天子之女下嫁于诸侯，则同于诸侯之礼，而天子使单伯送王姬于齐，以鲁为主。公与齐襄有不同天之仇，庄公方在谅，不宜行吉礼于庙。以齐之强，以王之尊，大义难距，乃筑馆于外，上不失尊周之仪，中不失敬齐之体，下不失居丧之节。左氏、穀梁得其旨，公羊之误。

按，《春秋会义》引《折衷》曰“鲁与齐有不同天之仇”至“下不失居丧之节”，末亦云：“左、穀得其旨。”章书及《春秋会义》所引疑皆有误。章书简引三传之说，既云“穀梁与公羊同”，则自然不会“穀梁得其旨”而“公羊之误”，如此则前后矛盾，文义不通。章书所标论题“辨左氏、穀梁得其旨”及末“左氏、穀梁得其旨”皆疑衍“穀梁”二字。细审三传之说，公羊、穀梁皆云“非礼”，独左氏以为“得礼之变”，此条实驳公、穀之说而专从左氏。故章书所言“辨左氏、穀梁得其旨”之“穀梁”二字疑衍，而“左氏、穀梁得其旨，公羊之误”，当改正为“左氏得其旨，公羊、穀梁之误”。

3．庄1-6条：庄公元年，王使荣叔来锡桓公命。《群书考索续集》卷一二云：

三传言锡命不同。元年，王使荣叔来锡桓公命。左氏曰：追命桓公，褒称其德。公羊曰：追命，加贬也。穀梁曰：礼有受命，无来锡命，非正也。

辨公羊之说为当。《折衷》曰：褒有德，赏有功，绌不服，责不臣，斯四者，圣人笔削之旨也。……《春秋经》书天王之命，生而赐之，唯文、成二公；死而锡之，唯桓公而已。苟曰加贬，则不宜备礼而书为使荣叔来锡桓公命，则于文无所贬。稽其旨，诸侯强，王室弱，虽生赐死锡，皆非有赏功褒德之实，第务其姑息而已。圣人多存内讳，内弑君犹不书，讵肯笔削锡命欤？左氏第曰褒德，未尽其旨。穀梁谓无来锡命，近之。公羊曰加贬，为得其实。

按，此条文理不通，前后矛盾。文中明明反驳公羊“加贬”之说，不当最后又认为“公羊曰加贬，为得其实”，前文提示句“辨公羊之说为当”亦同误。考《春秋会义》于此条有节引，原来是：“杜预谓褒德，未尽其旨，公谓加贬远矣，穀谓无来锡命近之。”如此文理方通，由此可确证章书所引实大误。

4．庄13-4条：庄公十三年，冬，公会齐侯盟于柯。按，章书凡引二条，意旨相同，唯繁简有别，其实后条乃前条之简括，本当系一条，不知章书征引何以致此？孙葆田云：“按章如愚《群书考索》载《折衷》此条云……公、穀皆误。文与《会义》所载微异。考闵元年落姑之盟，经不书日，未可援为桓霸之际盟亦书日之证，当是陈岳误引，故杜谔削之耳。”孙葆田以为陈岳误引闵元年落姑之盟为桓霸之际盟亦书日之证，“故杜谔削之耳”，说亦非是。《春秋会义》所引文辞实多同章书简略之庄13-4（2）条，故知杜谔乃袭承原文，并非细加考证后之特意删削。

5．闵1-5条：闵公元年，冬，齐仲孙来。按，《群书考索续集》卷一二有云：“三传不知齐仲孙之氏族，而谓之鲁庆父，穿凿矣。”而提示称“辨左氏言得其实”，文末又谓“左氏得其实”，前后文理不通。考《春秋会义》引此作：“二传不知齐仲孙氏族，谓之鲁庆父，穿凿甚矣。”可知章书所引“三传”实乃“二传”之误。孙葆田云：“按章如愚《群书考索》引《折衷》云：齐仲孙湫来省难，……余与本书所采同。”亦未校及“二传”、“三传”之不同。

6．文13-4条：文公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群书考索续集》卷一二云：

三传言不雨不同。十三年书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左氏曰五谷犹可收。公羊曰记异。穀梁曰历时而言之，文不忧雨也。

辨三传俱失其实。《折衷》曰：圣人之文苟异于常，则必有旨。……斯书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三家俱失其实，《折衷》得其旨。

按，章书所引有误。如果谓“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则系文公二年经文。如果谓“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则系文公十三年经文。考《春秋会义》引录此条在文公十三年，其云：“斯书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三家俱失，《折衷》得其旨。”且章书引此亦前标“十三年”，故应据《春秋会义》所引校改章书“十二月”为“正月”。孙葆田云：“按章如愚《群书考索》引《折衷》此条较本书为详，其文云圣人之文……余文与本书所采同。”未能校及“十二月”、“正月”之不同。杨钟羲校订及此，谓：“文十三年经书自十二月不雨，当作文二年。”亦未得其实。

7．定1-1条：定公元年，春王。《群书考索续集》卷一二云：

三传言定无正始不同。元年春王。杜曰公之始年不书正月，公即位在六月。公曰定何以无正，公即位后也。穀曰定无正始也，昭无正终也。

辨左氏独得其旨。《折衷》曰：《春秋》诸公即位之岁，有书即位者，有不书即位者，然皆备五始以谨其始。唯定公即位，第书定元年春王，而不书正月。三家以是互异。苟曰昭无正终，故定无正始，则隐无正终，桓曷以书正始？桓庄僖闵亦然，奚皆书之？考其旨，昭公三十二年十二月薨于乾侯，定公正月不即位者，丧未归也，至六月癸亥公之丧至，是月癸巳公方书即位，所以不书正月，公即位六月也。杜得其旨。

按，三传言定公元年不书正月各有说辞。陈岳谓“苟曰昭无正终”云云，乃独驳穀梁之说。而杜注谓“公即位在六月故”，公羊谓“公即位后也”，所言实不相殊，陈岳不当独以为“杜得其旨”，故笔者颇疑“杜”之下脱“公”字。

二、规模、体例及三传次第

今可据章如愚《群书考索续集》所引二十七条之篇幅，估求《春秋折衷论》原书之规模。《群书考索续集》所引二十七条凡六千二百余字，则平均每条凡二百三十余字。据《崇文总目》卷一云《春秋折衷论》三十卷“以三家异同三百余条参求其长”，可知《春秋折衷论》原书三百余条，盖七万余字。由此并可推知，《春秋折衷论》虽称“三十卷”，其实每卷规模并不大。以今度之，若每卷十条，盖仅二三千字而已。

从佚文来看，《春秋折衷论》之体例，是先列经文，次列三传解释，再以“折衷”领起，述陈岳自己意见，最后指出三传何者“得其旨”或“失其实”。《群书考索续集》卷一二所引则在经文之前先列论题，如隐1-1（1）条之“三传言二王同异”、隐1-1（2）条之“三传言隐即位不同”、桓1-1条之“谓三传言书王不同”等等，这些论题皆章如愚自拟，非原书之旧。且章如愚引述三传解释后，标记“辨左氏、穀梁得其实”之类提示，亦章如愚自拟。善拟条目本系章如愚《群书考索》之特点，《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五云：

如愚是编，独以考索为名，言必有征，事必有据，博采诸家而折衷以己意。……在宋人著述之中，较《通考》虽体例稍杂，而优于释经；较《玉海》虽博赡不及，而详于时政；较《黄氏日抄》则条目独明；较吕氏《制度详说》则源流为备。

故《经义考》卷一七八、马国翰辑录《春秋折衷论》佚文皆重新编排，以还原书之旧。兹随举马国翰辑本之一条以明原书体例，其他皆可推类而言之。如隐1-1（1）条：

隐元年，春王正月。左氏谓周平王。公羊谓周文王。穀梁谓周平王。

《折衷》曰：《春秋》所以重一统者，四海九州同风共贯，正王道之大范也。乃以月次正，正次王，王次春，春次年，年次元。斯五者，编年纪事之纲领也。故书王以统之，在乎尊天子、卑诸侯、正升黜、垂劝惩、作一王法为万代规，俾其礼乐征伐不专于诸侯也。故用隐之元统平之春，存平之正，得不书平王欤？苟曰周书始命之王，则二年复书何王？必不然也。平王明矣。斯公羊之短，左氏、穀梁得其实矣。

陈振孙说陈岳《春秋折衷论》“以三传异义，折衷其是非，而断于一”，晁公武更述及《春秋折衷论》所论三传次第，云：“以《左氏传》为上，《公羊》为中，《穀梁传》为下，比其异同而折中之。”陈岳《春秋折衷论序》总论《春秋》三传，主要阐述了四个方面的问题，按章如愚所标论题，就是“三传何以并行”、“辨三传闻见同异”、“辨左氏与二传不同”以及“膏肓废疾墨守之辨”。其云：

圣人之道以《春秋》而显，圣人之文以《春秋》而高，圣人之（文）［义］以《春秋》而微，圣人之旨以《春秋》而奥。入室之徒既无演释，故后之学者多失其实。是致三家之传并行于后，俱立学官焉。噫！绝笔之后，历战国之艰梗，经暴秦之焚荡，大汉初兴，未暇崇儒术，至武帝方设制策，延天下英隽，有董仲舒应谶记而通《春秋》。仲舒所业惟《公羊传》。仲舒既殁，则有刘向父子。向受业穀梁，歆业左氏，左氏之道假歆而振。自斯学者愈茂，欲存左氏而废公、穀，则西汉鸿儒向焉。欲存公、穀而废左氏，则丘明与圣人同代，是以皆各专一传。……或谓丘明授经于仲尼，岂其然欤？苟亲受之经，则当横经请问，研究深微，间不容发矣，安得时有谬误，致二传往往出其表邪？盖业左氏者以二传为证，以斯为证，谓与圣人同时，接其闻见可也，谓其亲受之经则非矣。闻不如见，见不如受，丘明得非见欤？公羊、穀梁得非闻欤？故左氏多长，公、穀多短，然同异之理，十之六七也。郑玄、何休、贾逵、服虔、范宁、杜元凯皆深于《春秋》者也，而不簸糠荡秕，芟稂抒莠，掇其精实，附于麟经，第各酿其短，互斗其长，是非千种，惑乱微旨，其弊由各执一家之学。学左氏者，则訾公、穀；学公、穀者，则诋左氏，乃有《膏肓》、《废疾》、《墨守》之辨设焉。谓之《膏肓》、《废疾》者，则莫不弥留矣，亡一可砭以药石者也。谓之《墨守》，则莫不坚劲矣，亡一可攻以利者也。

从序中可知，陈岳认为三传皆未能尽得圣人之旨，“入室之徒，既无演释，故后之学者，多失其实。是致三家之传，并行于后，俱立学官焉”。陈岳鉴于三传学者“第各酿其短，互斗其长，是非千种，惑乱微旨，其弊由各执一家之学”，坚决反对“各专一传”，因此他对待三传总的态度是不专主一家，希望不偏不倚，“簸糠荡秕，芟稂抒莠，掇其精实，附于麟经”，此即晁公武所谓“比其异同而折中之”。但陈岳比较三传，还是认为《左传》较《公》、《穀》二传为胜，主要理由是：“闻不如见，见不如受，丘明得非见欤？公羊、穀梁得非闻欤？故左氏多长，公、穀多短。”故“以《左氏传》为上，《公羊》为中，《穀梁传》为下”。

陈岳所谓“闻不如见”，可举一例以明之，如文7-6条：文公七年，晋先蔑奔秦。陈岳说：

凡诸侯之大夫帅师，唯晋文公以来，苟晋侯不自行，则非中军将不可为帅，赵盾文六年将中军，辅少主，赵盾之后，士会代之，曷先蔑之有？是考之二传，殊不知事之始末，闻不如见，于斯审矣。是战也，晋襄公卒，灵公少，晋人以诸侯多事，议立长君。从左氏。

不过，陈岳虽然以《左传》为上，认为左丘明“谓与圣人同时，接其闻见可也”，但同时又认为“谓其亲受之经则非矣”。这就与杜预的“受经作传”说划开了界限。关于《左传》的撰述，《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始标“左丘明作传”说，但司马迁未明言左丘明的身份，只说是鲁君子，年代大致与“七十子之徒”同时。把这个左丘明指实了的是刘歆，刘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即认为左丘明就是孔子曾提到的左丘明。《论语·公冶长》云：“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此即刘歆之所本。但刘歆对左丘明的身份以及左丘明与孔子的具体关系，仍未确指，只说是左丘明“亲见夫子”。东汉初年陈元始言：“丘明至贤，亲受孔子。”由刘歆之“亲见”到“亲受”，“见”之与“受”，一字之易，而二人关系顿时指实，这实际上就是说左丘明是孔子弟子了。这是历史上最早确定左丘明为孔子弟子的。班固《汉书·艺文志》又说左丘明是鲁太史。王充、许慎、贾逵、郑玄等人均承司马迁、刘歆以来左丘明作传说。杜预亦别有推论，认为左丘明是“受经作传”，其《春秋序》云：“左丘明受经于仲尼，以为经者不刊之书也。故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辩理，或错经以合异。”荀崧更谓：“孔子惧而作《春秋》。……时左丘明、子夏造膝亲受，无不精究。孔子既没，微言将绝，于是丘明退撰所闻，而为之传。”则将司马迁、刘歆、陈元、班固、杜预诸家之说融合为一了。此后，“受经作传”说广为流行。

陈岳显然不认同杜预、荀菘以来这种“受经作传”的流行观念，毫无疑问，陈岳这种认识降低了《左传》的尊崇地位。虽然“闻不如见”，《公》、《穀》二传之“闻”不如《左传》之“见”，但“见不如受”，左丘明既非“亲受之经”，非“受经作传”，则《左传》亦与《公羊传》、《穀梁传》一样，乃属左丘明个人之撰作，与圣人没有直承的关系。这样，三传地位就没有太大差别了。所以，陈岳一方面说“故左氏多长，公、穀多短”，但又接着说“然同异之理，十之六七也”。可见，陈岳为破“各专一传”之旧习，对三传平等看待，企图打通诸家注说，是其是，非其非，而“以《左氏传》为上，《公羊》为中，《穀梁传》为下”就是他细加推究后之结果。吴莱称这种推究方法为以“狱法”“断经”。吴莱《春秋折衷后题》云：

自西汉学者专门之习胜，老儒经生世守训诂，不敢少变。继而旧说日以磨灭，新传之后出者独传于今。……幸今三家之说尚未泯，则唐陈岳之折衷此也庶有得乎？盖昔汉儒尝以《春秋》断狱，予谓非徒经法可以断狱，而狱法亦可以断经。何者？两造之辞具备，则偏听之惑无自而至矣。扬子云曰：“众言淆乱折诸圣。”读《春秋》者曾不明汉晋诸儒之遗论，又何贵乎学者之知经也哉？

陈岳《春秋折衷论》列述三传注说，评论是非，附以己意，最后指出三传得失，确如吴莱所言乃是以“狱法”“断经”。今细审《春秋折衷论》佚文之三传取舍情况，制表如下：

表1-4：陈岳《春秋折衷论》佚文采纳三家传注简目表

说明：凡佚文“得其实”或“近之”两属或三属者，分别录之，以存其实。因所辑佚文多系节录，许多并无明示三传取舍者，笔者则逐条审读，考其取舍，多有辨正，撮要以为备注。

晁公武说《春秋折衷论》“以《左氏传》为上，《公羊》为中，《穀梁传》为下”，今从上表可证“以《左氏传》为上”确非虚言。在全部二百三十三条佚文中，采用《左传》及杜注之说的有一百八十三条，独占四分之三强。采用《公羊传》及何休注的凡四十一条，尚不及采用《穀梁传》及范注者四十八条，与晁公武所言“《公羊》为中，《穀梁传》为下”不甚相符。不过，今所辑佚文仅二百三十三条，原书则有“三百余条”，因此尚不足以证明晁说之不确。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陈岳时有认为三传皆非，独出己裁，直谓“三家俱失，折衷得之”者，达十四条之多。此足见陈岳为破“各专一传”之习，“簸糠荡秕，芟稂抒莠”，不遗余力，亦足见其平视三传，是是非非，务以求得“圣人之旨”为目的，而不屑于党附三传。如庄6-5条：庄公六年，冬，齐人来归卫俘（《公》、《穀》作宝）。陈岳说：

杜预谓文姜淫于齐侯，求宝归，欲说鲁以谢惭，以是谓俘为宝，二传亦曰宝，唯左氏经书俘。吁！史策所书，非国之重宝，曷肯记与？如宝玉大弓，则我之重器也。郜之大鼎，则宋之重器也。既非重器，则货赂，曷足以书之，而曰求之以谢惭，其理益鄙。予以为公与齐共伐卫，齐得其俘以让于我，如隐十年郑人归郜、归防之例也。战伐归邑归俘则戎事也，焉有二国共伐同姓而曰归其宝赂耶？三家俱失，《折衷》得之。

再如僖28-8条：僖公二十八年，五月癸丑，公会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卫子、莒子，盟于践土。《春秋胡传附录纂疏》卷一三引陈氏岳曰：“襄王闻晋胜，自往劳之，非晋致之也，故为襄王讳而不书。”按，《左传》以为“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臣召君”。《公羊传》以为“不与致天子也”，也认为晋实致之。《穀梁传》以为“讳会天王也”，又云：“全天王之行也，为若将守而遇诸侯之朝也，为天王讳也。”范注：“时实晋文公召王。以臣召君，不可以训。因天子有巡守之礼，故以自行为文。”可见三传注说皆以为晋实致之。陈岳则认为周襄“自往劳之，非晋致之”，与诸家不同，实自得其旨。

当然，陈岳务求己出，竟有所据版本不精而横生议论者。如宣15-2条：宣公十五年，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群书考索续集》卷一二云：

三传言宋楚平不同。十五年宋人及楚平。左氏曰宋人及楚平，公羊曰宋人及楚人平，穀梁曰宋人及楚平，俱贬也。

辨公羊之说为误。《折衷》曰：春秋襄公与楚争伯，故相攻伐，至斯方已。……公羊意谓曷以人宋而不人楚？苟人之，则宜俱人之。苟国之，则宜俱国之。稽其体例，凡盟会战伐，君在不称君而称人，则贬也。大夫在，不称大夫而称人，亦贬也。苟非战伐盟会，第书其国，则一称君，一称臣，是为升绌。一曰大夫，一曰人，亦为升绌。苟非此例，则以国敌国，以人敌人，不为升绌。矧宋楚之平亦何所绌欤？圣人以其不系升绌。苟曰宋人及楚人平，则为文之繁，故简而书之。斯左氏、穀梁得其旨，公羊之误。

按，此条陈岳自抒其说，然所据经文实有误。孙葆田云：“考三家经文，俱云宋人及楚人平，今绎陈岳之说，则似左、穀经文俱无楚人之人字，与开成石经不合，疑所据乃当时误本。”杨钟羲亦有类似校订，云：“十五年宋人及楚平，当作宣十五年。今三传经文楚下并有人字。”

从佚文来看，陈岳亦多言义例，但不信公、穀之曲意深求，而赞成左氏之明通，故对公、穀二传此类推说，尤其是日月时例屡加驳斥。如桓17-8条：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春秋会义》引《折衷》曰：

凡日食三十六，无朔有日者六，无朔无日者二，有朔无日者唯是而已，他皆备书。何休谓公行恶，惧见杀，故去日。苟曰行恶，则桓三年之食，曷以书日？苟曰惧见杀，则如勿书，去日奚益？又庄十八年、僖十五年俱无朔日，则何行恶惧杀之有？穀梁谓食既朔，故去日。设如是，则桓三年、宣八年何以别书日有食之？既稽圣人之旨，皆有朔有日。朔者，日月之会，日者，甲乙之记，不可不存，其诸阙文，日官失之，不系升绌，从旧史阙也。

还有如隐1-7条论公子益师卒，云：“公羊谓去孔子远，故不日，则隐五年公子卒，何以书日？圣人修《春秋》，约史记之旧文，笔则笔，削则削尔，苟有旧文，何远之有？穀梁谓恶卒，故不书日，则公子牙、公子敖得不恶卒乎？”隐10-3条驳公、穀二传以经书日为疾隐公之恶之说，近于左氏。庄13-4（1）条论三传言桓盟不同，辨左氏独得其实，云：“公、穀以桓盟不书日，谓齐桓公信著于诸侯，桓盟皆不日。究其微旨，殊不然。《春秋》书内事或系日，或系月，或系时。……外事第从赴告而已。盟会，外事也，不赴以日，则不日。斯桓之盟不日者，不赴以日也。苟曰桓盟不日，桓方伯之际，亦有书日者；桓既卒之后，复有不书日者。……聊举大者以明之，则知盟会不以日为义例定矣。斯左氏得其实，公、穀皆误。”文7-3条论三月甲戌取须句，亦云：“盖圣人不以为升绌之例者，外事多从赴告，内事多从旧史，日即日，不日即不日。公羊谓深讳之，不足取。”皆可见陈岳对公、穀侈言日月时例之批评。陈岳论三传次第，认为“左氏多长，公、穀多短”，即与此态度密切相关。

第三节 陈岳《春秋折衷论》（下）

一、啖赵学派之兴起

程端学《春秋本义原序》曾历叙三传注说之发展大况，云：

圣人经世之志泯矣，后此诸儒虽多训释，大凡不出三家之绪，积习生常，同然一辞，使圣人明白正大之经反若晦昧谲怪之说，可叹也已！幸而啖叔佐、赵伯循、陆伯冲、孙大山、刘原父、叶石林、陈岳氏者出，而有以辨三传之非。至其所自为说，又不免褒贬凡例之敝。复得吕居仁、郑夹漈、吕朴乡、李秀岩、戴岷隐、赵木讷、黄东发、赵浚南诸儒杰然欲埽陋习而未暇致详也。

由此可见，程端学视陈岳与啖助、赵匡、陆淳为唐代《春秋》学代表人物。马国翰《春秋折衷论》辑本序称《春秋折衷论》“足与啖赵陆三家抗衡唐代矣”，亦将陈岳与啖、赵、陆并列。从学术统绪上看，陈岳确实受到啖赵学派的深刻影响。欲论陈岳《春秋》学，必溯及啖赵学派。

唐高宗永徽四年，《五经正义》颁行天下，并令依此考试，形成了经学一统的局面。但由于唐朝政治开明，学术自由，各种新见异说亦时有所现。安史之乱的爆发，中央集权的削弱，对正统经学摧残极大，“于是嗣帝区区救乱未之得，安暇语贞观、开元事哉！”随着正统经学的衰落，雅好异闻、不拘旧窠的风气愈加流行，故“大历时，助、匡、质以《春秋》，施士丐以《诗》，仲子陵、袁彝、韦彤、韦茝以《礼》，蔡广成以《易》，强蒙以《论语》，皆自名其学”。

啖助、赵匡、陆淳是中唐开风气之先的《春秋》学新派代表人物。啖助，字叔佐，赵州人，后徙关中。赵匡，字伯循，河东人。陆质，字伯冲，本名淳，避宪宗名改之，吴郡人。三人事见两《唐书》本传。啖、赵、陆三人之关系，诸书所载互有异同，当以吕温《代国子陆博士进〈集注春秋〉表》所述最为明当。《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六云：

案《吕温集》有《代淳进书表》，称以啖助为严师，赵匡为益友。又淳自作《修传始终记》，称助为啖先生，称匡为赵子，余文或称为赵氏。《重修集传义》又云：“淳秉笔执简，侍于啖先生左右十有一年。”而不及匡。又柳宗元作淳墓表，亦称助、匡为淳师友。当时序述，显然明白。刘昫以下诸家，并传闻之误也。

啖、赵、陆三人之著述，史志所载亦有出入。《新唐书·啖助传》说助：“善为《春秋》，考三家短长，缝漏阙，号《集传》，凡十年乃成，复摄其纲条，为《例统》。……助卒，年四十七。质与其子异裒录助所为《春秋集注》、《总例》，请匡损益，质纂会之，号《纂例》”。可见《例统》即《总例》。又陆淳《修传始终记》谓啖助“始以上元辛丑岁（761）集三传释《春秋》，至大历庚戌岁（770）而毕”，正好十年，与《新唐书》相合。啖助此二书均佚不传。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有啖助《春秋集传》一卷（附《统例》）。两《唐书》皆不言赵匡著述，惟《新唐书·啖助传》说赵匡曾受陆质之请，损益其师《春秋集注》、《统例》二书。《宋史·艺文志》则云：“赵匡《春秋阐微纂类义统》十卷。”《春秋本义·春秋传名氏》云：“河东赵氏匡伯循《阐微纂类义统》。”《经义考》卷一七六亦著录赵匡《春秋阐微纂类义统》十卷，引章拱之云：“赵氏集啖氏《统例》、《集注》二书及已说可以例举者，为《阐微义统》十二卷，第三、四卷亡逸。”可见，赵匡除了受陆淳之请损益啖助著述外，还自撰有《春秋阐微纂类义统》十二卷。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有赵匡《春秋阐微纂类义统》一卷。《通志·艺文略》则著录“《春秋阐微纂类义统》十二卷”，题名陆淳，误。《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春秋》类著录《春秋阐微纂类义统》一卷（玉函山房辑本），又题“唐啖助撰”，亦误。

对陆淳《春秋》著述的记载也存在一些歧异。柳宗元《陆文通先生墓表》说陆质“为《春秋集注》十篇、《辩疑》七篇、《微指》二篇”。《旧唐书·陆质传》云：“质著《集注春秋》二十卷、《类礼》二十卷、《君臣图翼》二十五卷，并行于代。”《新唐书·陆质传》仅称“所著书甚多，行于世”，不言具体书名。《新唐书·艺文志》则著录：“陆质《集注春秋》二十卷，又《集传春秋纂例》十卷，《春秋微旨》二卷，《春秋辨疑》七卷。”在《纂例》、《辨疑》、《微旨》三书外，又别有“《集注春秋》二十卷”。此后，《通志·艺文略》、《宋史·艺文志》著录陆质《集传春秋纂例》十卷、陆淳《集传春秋微旨》三卷、《集传春秋辨疑》七卷。《直斋书录解题》卷三著录陆质《春秋集传纂例》十卷、《辨疑》七卷，并云：“《唐志》有质《集注》二十卷，今不存，然《纂例》、《辨疑》中，大略具矣。又有《微旨》二卷，未见。”《文献通考》卷一八二亦著录《春秋集传纂例》、《辨疑》共十七卷，可见各种记载互有出入。细究其实，陆淳《春秋》著述实际上有三种，即《春秋集传纂例》十卷、《春秋辨疑》七卷和《春秋微旨》三卷。《微旨》三卷，《新唐书·艺文志》、《陆文通先生墓表》均作二卷（篇）。据《春秋微旨》卷首陆淳自序明称“今掇其微旨总为三卷”，可见《新唐书·艺文志》及《陆文通先生墓表》均系传抄之误。《郡斋读书志》卷一下著录陆淳《春秋微旨》六卷，盖后世又有析分之本。而所谓《集注春秋》二十卷者，笔者推断即《纂例》十卷、《辨疑》七卷、《微旨》三卷三书之合称。吕温《代国子陆博士进〈集注春秋〉表》云：“辄集注《春秋》经文，勒成十卷，上下千载，研覃三纪。”按《唐会要》卷三六云：“（贞元）十九年二月，淮南节度使杜佑撰《通典》二百卷上之。……给事中陆贽著《集注春秋》二十卷、《君臣图翼》三十五卷上之。”征诸史志，陆贽并无此二书，《君臣图翼》更系陆质著述，已见前所引《旧唐书》本传，陆贽之“贽”显为“质”之误。由此可见陆质上其所著《集注春秋》实二十卷，并非十卷，吕温代表“勒成十卷”之“十”上当脱“二”字。陆质于贞元十九年（803）进《集注春秋》二十卷，而据《旧唐书·陆质传》，陆质于贞元二十一年（805）即卒，可见陆质所进当为平生著述。《旧唐书·陆质传》言“质著《集注春秋》二十卷”云云，不提及《纂例》十卷、《辨疑》七卷、《微旨》三卷诸名，正是总合三书而称之。而《通志·艺文略》及《宋史·艺文志》著录陆淳《纂例》十卷、《辨疑》七卷、《微旨》三卷三书，无所谓《集注春秋》二十卷，又是分而录之，皆得其实。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三四《陆氏春秋三书序》云：“给事中陆淳师事匡，纂会其文为《春秋集传纂例》十卷，又撰《集注春秋》二十卷、《微旨》三卷、《辨疑》七卷。”所言赵、陆二人关系及陆质著述实有不确，所谓《集注春秋》二十卷者，乃陆氏三书之合编，并非另行撰作之著述。

与啖助、赵匡二人著述早佚不同，陆淳的《春秋》著述至今保存得比较完整，这在整个唐代经学家中也颇为罕见。陆淳《纂例》十卷相当集中地保存了啖赵学派的学术宗旨。据卷一自叙，书成于唐代宗大历乙卯（775），十卷共四十篇。第一篇至第八篇为卷一，是全书总义。第九篇至第三十五篇，是对《春秋》义例的具体分析。第三十六篇以下五篇是经传文字脱缪及人名国名地名。《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六说此书“其发明笔削之例者，实止中间二十六篇而已（按，指第九篇至第三十五篇）”，认为最重要的部分是这二十六篇，这当然是一种偏见。现在看来，卷一的几篇提纲挈领，总论全书，才是最重要的部分。陆淳《春秋集传辨疑凡例》云：“《集传》取舍三传之义可入条例者，于《纂例》诸篇言之备矣。其有随文解释，非例可举者，恐有疑难，故纂啖赵之说著《辩疑》。”可见《纂例》、《辨疑》皆是陆淳述啖、赵两家之说，很少有自己的论说。《微旨》一书则先列三传异同，参以啖赵之说，而断其是非，较多地有陆淳个人的见解。而于每条必称“淳闻之师曰”，乃陆淳自明其学之所出，示不忘本也，不能全以为转述啖助之说。

啖赵学派对传统《春秋》学有很大冲击，其议论之新异，影响之深远，于中唐《春秋》学中最为翘楚。首先，啖、赵认为三传均未达《春秋》深指、圣人笔意。三传学者认为通过以传逆经、依传达经的方法，可以把握《春秋》之“微言大义”，而且经过长时间的探究，都形成了权威性的结论和著述。如说《左传》者认为“《春秋》者，周公之志也”。说《公羊》者认为“夫子之作《春秋》，将以黜周王鲁，变周之文，从先代之质”。说《穀梁》者认为“夫子伤之，乃作《春秋》，所以明黜陟，著劝戒，成天下之事业，定天下之邪正，使夫善人劝焉，淫人惧焉”。啖助则横扫三家，独标新义，“吾观三家之说，诚未达乎《春秋》大宗，安可议其深指？可谓宏纲既失，万目从而大去者也”。啖助认为《春秋》之旨在于“救时之弊，革礼之薄”，“参用二帝三王之法，以夏为本，不全守周典礼”。啖助质难杜预说：“若然，则周德虽衰，礼经未泯，化人足矣。何必复作《春秋》乎？”认为夫子是伤于周主威权不行，于是“下同列国，首王正以大一统，先王人以黜诸侯，不书战以示莫敌，称天王以表无二尊，唯王为大，邈矣崇高”。而何休竟然说是黜周王鲁，自然荒谬无稽。至于穀梁家说明黜陟，著劝戒，更没有体现出《春秋》的微言大义，“粗陈梗概，殊无深指。且历代史书皆是惩劝，《春秋》之作岂独尔乎？”正是历来相沿“《穀梁》肤浅”的论调。当然，啖助虽对三传都不满意，但在追求《春秋》深指上还是受到公羊学的影响较大，所谓“首王正以大一统”、“唯王为大”这些都是《公羊传》开宗明义的思想。赵匡则别著一理，说：“予谓《春秋》因史制经，以明王道。其指大要二端而已，兴常典也，著权制也。”

其次，啖助认为三传互有得失，《左传》叙事详备，《公》、《穀》二传则传经密于《左传》，同时穿凿附会也甚于《左传》。啖助认为，《左传》作者得到了丰富的史料，在作传时又广收博取当时文集杂书，虽然“是非交错，混然难证”，不过“其大略皆是左氏旧意，故比余传，其功最高。博采诸家，叙事尤备，能令百代之下，颇见本末。因以求意，经文可知”，充分肯定了《左传》叙事的功绩。但《左传》叙事虽多，释义却少，又作传之人，“妄有附益，故多迂谈”，甚至连原先没有的经义也强为解说，“遂令邪正纷揉，学者迷宗也”。《公》、《穀》二传初亦口授，后人据其大义，散配经文，故多乖谬，失其纲统，“然其大指亦是子夏所传，故二传传经，密于《左氏》”。密则密矣，其弊端亦由是而生，“随文解识，往往钩深，但以守文坚滞，泥难不通，比附日月，曲生条例，义有不合，亦复强通，舛驳不伦，或至矛盾，不近圣人夷旷之体也”，“二传穿凿，悉以褒贬言之，是故繁碎甚于《左氏》”。应该说，这些都是切中肯綮之论。比较三传的优劣得失，啖助之前已有不少说法，如范宁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但他们总是选其所宗的一传为归宿，最终未能跳出门户之见，啖、赵摆脱了束缚，抨击三传，中得心源，自出机杼，作风已是迥然不同。

再次，啖、赵关于《左传》作者及成书时代的新观点，对后世影响极大。啖助认为：“三传之义，本皆口传，后之学者，乃著竹帛，而以祖师之目题之。”本来说《公》、《穀》二传出于口传，起源甚早，如《汉书·艺文志》即以《公》、《穀》二传之义本皆口说，后来才形于竹帛。但以《左传》本皆口说，则是一种新颖的见解。《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左丘明是“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之后即使是反对《左氏》立于学官的太常博士，也莫不承认《左传》是先秦旧籍。啖助则根据《左传》记事的详略和内容，对《左传》的成书情况作了崭新的推测：

予观《左氏传》，自周、晋、齐、宋、楚、郑等国之事最详。晋则每一出师，具列将佐。宋则每因兴废，备举六卿，故知史策之文，每国各异。左氏得此数国之史以授门人，义则口传，未形竹帛，后代学者乃演而通之，总而合之，编次年月，以为传记。又广采当时文集故，兼与子产、晏子及诸国卿佐家传，并卜书、梦书及杂占书，纵横家、小说、讽谏等杂在其中，故叙事虽多，释意殊少，是非交错，混然难证。

啖助认为《左传》晚成，应当说这是《左传》成书战国说的滥觞。不过，啖助虽然认为《左传》不是左氏亲著，而是后来人作，但其大略皆是左氏旧意，并且大致同意左氏就是左丘明，曾受经于孔子的传统说法。赵匡则往前大进一步，提出“左氏非丘明”，绝不与与孔子同时，亦不受经于孔子的著名观点。赵匡认为，《左传》解经浅于《公》、《穀》，诬谬实繁。若左丘明才实过人，受经于仲尼，岂宜若此？左丘明盖夫子以前贤人，如史佚、迟任之流，见称于当时者。赵匡还认为《公》、《穀》二传作者虽是孔门后之门人，“但不知师资几世耳”，后来所说的作者名字和时代并不可靠。三传作者均不可考，三传先后亦不明晰。凡此种种，论析推阐，新意迭出，相形之下，刘知几的“疑古惑经”尚属大辂椎轮，啖、赵诸人则已是肌理略分，渐臻精密了。

啖赵学派以前的一千多年里，《汉书·艺文志》所载《春秋》五传中，随着岁月的流逝，其中的邹、夹二传先后被淘汰了，流行于世的是《公羊》、《穀梁》和《左传》三传。从西汉以来，学者们“秉觚牍，焦思虑，以为论注疏说者，百千人矣”。但不管如何分歧，他们都是以传逆经，依传求经，都承认传的特殊地位，并不怀疑本传释经的真实性和权威性，这已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势。虽然各自尊奉的传并不相同，但有一传作为自己的支撑点和势力范围则是不言而喻的。三传学者各执一端，各安其意，互相攻驳，极难相通。虽有马融、胡讷、潘叔虔诸人同时研究三传，但还是尊主其中一传，未能跳出三传畛域。首先摆脱这种思维定势的是啖赵学派，他们不仅不信从三传的所谓权威解释如杜预、何休、范宁诸家学说，否定三传的注疏，而且直接否定三传，认为三传均未能达《春秋》深指，不值得奉为圭臬，因此越过三传直探圣人之心，欲图熄灭千百年来的纷纷扰扰，真可谓是另辟蹊径。啖、赵之尽斥三传，自抒己意，其逻辑走向自然是舍传求经，自出机杼。当然，啖赵学派的舍传求经并不是说完全抛弃三传（实际上也不可能），单凭《春秋》经文推求圣人本意，如韩愈《赠卢仝诗》所谓“《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而是务考三传得失，以求圣人宗旨所在。也就是说，他们的解释就是传，而且还是“真传”。而这种另探别求所得的“真传”和微言大义，只能说更多是出于自己的裁断了。啖赵学派打破各守一传的专门之法，瓦解了三传的各自为政，攻驳三传同时也兼采三传，三传而外，别树一帜。其攻驳三传，别求经义，三传地位明显下降了。啖、赵诸人均未明标自己的著述为《春秋传》，而到学风更加大胆的宋代，明标自己著述为《春秋传》，与三传等而列之的便所在多有了。

毋庸置疑，啖赵《春秋》学派对当时以及后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而对其评价则因时因人而异。肯定啖赵学派的，如柳宗元，称陆淳为“巨儒”，认为啖、赵、陆诸人“能知圣人之旨，故《春秋》之言，及是而光明”。此外，如程颢、陆九渊、张枢、陈振孙、朱临、吴莱等人认为啖赵学派“攘异端，开正途，功亦大矣”，“有功于《春秋》”，“卓然有见于千载之下”，“未有出其书之右者”，“不可没也”。否定啖赵学派的，如《新唐书》卷二〇〇《儒学传下·啖助》传赞说：“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摭诎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学，凭私臆决。……徒令后生穿凿诡辨，诟前人，舍成说，而自为纷纷，助所阶已。”晁公武亦说：“大抵啖赵以前，学者皆颛门名家，苟有不通，宁言误，其失也固陋。啖赵以后，学者喜援经击传，其或未明，则凭私臆决，其失也穿凿，均失圣人之旨，而穿凿者之害为甚。”折中论者，如王皙说啖赵学派，“相继发明圣人之意，指摘三传之谬，固有功矣。然探圣人之意或未精，斥三传之谬或太察”。《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六云：“助之说《春秋》，务在考三家得失，弥缝漏阙，故其论多异先儒。……盖舍传求经，实导宋人之先路。生臆断之弊，其过不可掩；破附会之失，其功亦不可没也。”就现在看来，啖赵学派的崛起，以及后来宋学的形成，是对汉魏学术的一场革命，是学术的更嬗与进步。彻底打破门户之见、标新立异是啖赵学派以及中唐以后其他不守旧说学者的一大特点。他们基本上摆脱了汉学势力的影响，创立了新的治学方法，促使学风大变，为宋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二、陈岳与啖赵学派

陈岳《春秋》学无疑受到啖赵学派的深刻影响，其说经方式、说经内容、说经取向等都与啖赵学派有相近之处。如陈岳论三传次第，以《左传》为上，《公羊》为中，《穀梁》为下，即与陆淳《春秋微旨》、《春秋集传辨疑》列述三传之说次第相同。陈岳《春秋折衷论序》总论三传，其说亦多承绪啖、赵，以三传皆未尽达“圣人之意”，“左氏多长，公、穀多短”，与《春秋集传纂例》卷一《三传得失议》所述“啖子曰”多有相合，取向实同。《春秋折衷论》原书规模不大，每卷字数不多，可证陈岳说经实尚简要，全不同于当时悬为功令的《春秋左传正义》之详繁，而说经尚简也正是啖赵学派的一致倾向，之后宋人如孙复、胡瑗、欧阳修、黎、程颐、胡安国等人亦皆沿此尚简之风。再者，陈岳批驳《公》、《穀》二传多言日月时例，亦与啖赵相近。啖助说：

公、穀多以日月为例，或以书日为美，或以为恶。夫美恶在于事迹，见其文足以知其褒贬，日月之例复何为哉？假如书曰春正月叛逆，与言甲子之日叛逆，又何差异乎？故知皆穿凿妄说也。假如用之，则舛驳至甚，无一事得通，明非《春秋》之意审矣！……予窃谓公羊所注不日，远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亦久远多遗落也。凡例当书而不书者，皆旧史之文，明非褒贬所要也。例当书日而不书者，盖为遗阙。其例不当书日而书者，皆有意也，义各见本传。杜元凯云：经首不书王者，为王室不班历，故不书王也。检寻二百四十二年，除桓公之外，应年首之事，未有事在书时之例而书王者，亦未有事在书日月之例而不言者，则知自缘史体成文，不关历也。

比较前文所引陈岳批评公、穀日月时例之论说，可知陈岳正是继承了啖助之绪，文义多相近。所以，宋鼎宗先生曾认为陈岳《春秋折衷论》“其去取进退之际，要皆决之以胸臆耳，实上承陆淳之《微旨》、《辨疑》”。当然，我们可以将陈岳视为啖赵学派的后起之秀，但陈岳平视三传，去取进退，务从己出，自不屑于蹈袭人后。因此在具体解说上，陈岳与啖、赵、陆存在着许多不同。今比较《春秋折衷论》佚文与陆淳《春秋集传纂例》、《春秋集传辨疑》、《春秋微旨》相对应之解说，制表如下：

表1-5：陈岳与啖助赵匡陆淳《春秋》说异同简目表

由上表可知，在具体经说上，陈岳虽有继承啖、赵、陆者，但数量并不很多，较多的是陈岳与啖、赵、陆大旨相合，论说各有侧重，多可互补。而陈岳与啖、赵、陆之说相异者也不少。可见，陈岳继承了啖赵学派的解经新风，同时又多有发展。

陈岳与啖、赵、陆大旨相同者，如桓14-5条：桓公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廪灾。乙亥，尝。陈岳说：“凡书灾，不书烝，礼也。然或有可讥，或有示法，则书，如桓八年书复烝，讥其不正也，谓示法。杜得其旨。噫！灾由天，尝由人，天之有灾，盖以警乎人，欲国君修德正礼应天之警，惧天之戒，勿尝奚为？斯公、穀之短也。”按，陈岳谓杜注得其旨，驳公羊“不如勿尝而已矣”之说。赵匡说：“按周之八月，夏之六月也，不合尝而尝，云常事非也。又云御廪灾，不如勿尝而已。按有灾当警惧修饬而改卜，何得便阙先君之祀乎？”与陈岳同。桓16-5条：桓公十六年，十一月，卫侯朔出奔齐。陈岳说：“圣人责其不能正其行，谗构取国，不言泄、职之逐，以自奔为文。杜得其旨，公、穀穿凿。”按，陈岳驳公、穀之失。啖助说：“诸侯失地则名，《春秋》之常也。左氏得其事实矣。”与陈岳同。庄24-11条：庄公二十四年，郭公。陈岳说：“《春秋经》倒文，唯陨石于宋五耳，以其初不辨数，至地方验故也。斯赤归于曹，下联文曰郭公，苟谓郭公赤归于曹，胡不顺文，而倒逆如是，必不然也。设使郭公国灭无所归而奔于曹，则当书郭公赤奔曹，如卫侯奔齐，亦不曰归于曹矣。稽其旨，谓赤归于曹，则归僖公也，如桓十一年突归于郑，十七年蔡季归于蔡矣，但书郭公，而无余文矣，则经之阙误，如桓十四年书夏五之类。杜得其旨。”按，公、穀经文合“郭公”于上句，作“赤归于曹郭公”。《公羊传》云：“赤者何？曹无赤者，盖郭公也。”《穀梁传》云：“赤盖郭公也。何为名也？礼，诸侯无外归之义，外归非正也。”赵匡说：“赤者，曹公子也。郭公自是阙文，其文义都不相关，传误甚矣。”陈岳言“郭公”乃“经之阙误”与赵匡说同。定1-2条：定公元年，三月，晋人执宋仲几于京师。陈岳说：“斯执为城成周而不受功可谓有罪矣。中谓仲几之罪不蓑城也。奚其鄙欤？下殊不知义例，上得旨。”按，陆淳亦从左氏，说：“会城成周，仲几不受功故也。”与陈岳同。

陈岳多有与啖、赵、陆大旨不殊，然各有侧重，可相合互补者。如隐3-7条：隐公三年，冬，十有二月癸未，葬宋穆公。陈岳说：“凡嗣子正也，弟不正也；嫡正也，庶不正也；长正也，次不正也。宋宣公传其弟，义则义矣，正乎不正矣。致数世之乱，由不正也。公羊曰：君子大居正。得其旨。”按，陈岳主要就嗣君正不正着眼，故取公羊“大居正”之说，自然不同于《左传》。《左传》云：“君子曰：宋宣公可谓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飨之，命以义夫！”啖助则说：“若宣公本知穆公，反让其子，且让以求名，乃是诈也，何足美乎？”直接反驳《左传》之说，可与陈岳互补。庄4-5条：庄公四年，六月乙丑，齐侯葬纪伯姬。陈岳说：“纪季入齐为附庸，齐嘉其归附，故备纪国夫人礼葬，录其实也。苟痛之伤之，则当于伯姬卒及大去其国之时书以文之，岂更书葬焉？杜得其旨。”按，陈岳驳公、穀之“隐而葬之”之说，啖、赵亦驳公、穀。陆淳说：“淳闻于师曰：葬者，臣子之事，非由邻国也。齐侯恃其强大，并人之国，而礼葬其妻。是谓豺狼之行而为妇人之仁也。书曰齐侯葬纪伯姬，其罪著矣。”赵匡亦说：“《春秋》举礼教以示后，岂为一时悲喜生文乎？”啖助申言齐侯“豺狼之行而为妇人之仁”之罪，赵匡以《春秋》书法不为“一时悲喜生文”，说皆可补陈岳之未及。文6-9条：文公六年，闰月不告月，犹朝于庙。陈岳说：“闰者，积余之日而成其月，用以正时也。用以正时与诸月奚异？圣人大其居正，天子不居正则诸侯异议，诸侯不居正则大夫异望。《春秋》以春夏秋冬为时之正也，而烝尝之礼在焉。十二月朔为月之正也，而告朔之礼在焉。闰既正时，礼宜告朔。又究书犹之例，如书四卜郊不从，乃免牲，犹三望。谓宜郊而不郊，则不宜三望矣。斯闰月不告朔，犹朝于庙，谓宜告而不告，则不宜朝矣。左得其旨。”按，啖助说：“公、穀俱言不告月为是，非也。按经文上言不告月，明当告也。下云犹朝于庙，言当止也。又以告月为名，明月朔皆当告也。”啖助主要从经文上下文义来推论“月朔皆当告”，陈岳则在“究书犹之例”之外，详论历法礼制，言“礼宜告朔”，二说可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