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是谁

/尊贵的大阿紫斯基

阿春非常擅长讲故事。

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故事到了她的口中总变得活色生香。如果她站着，就会微驼着背，直立着的那条腿承受身体所有重量，另一条腿自然弯曲放于身前。横在胸口的手臂托着另一只夹烟的手。随着故事的发展，夹烟的手离开了支撑，一缕青烟袅袅上升指向天空。如果她坐着，戏就全落到她眼睛里：从初一的月牙，亮着光圆成了十五；忽然又乌云密布，朝我们撒起冰雹。

节奏。她的故事有着神奇的节奏，别人学不会。只有她，可以在所有人屏息等待时狡黠地环顾全场，又在那晚一分便让人不耐烦或早一分便会有人还没缓过来的时刻，揭晓答案。听众有时哄堂大笑，有时瞠目结舌。

一个好的说故事的人不一定需要好的听众——她可以把任何人培养成一个好听众——但一个好的听众一定渴望这样一个好的说故事的人。

恬不知耻地说，我恰巧是个好的听众。

和阿春在好几年前就认识。那时我在曾厝垵开第一个客栈，叫“时光客栈”。她在村口租了个小店面，要卖冰激凌。挂上了个木头招牌“晴天见”，说是只在晴天的时候开门卖冰激凌。她乒乒乓乓捣鼓了起来，我路过时，常看到她灰头土脸一身油漆蹲在地上。

没多久小店就开起来了。

门口屋檐下有只够放一张桌子的地方（后来围绕这有限的地方又做了一圈木椅，栏杆可当靠背），屋内一个小吧台占去了一半的空间，吧台左侧是三角形的厕所（屋外上二楼的楼梯下的小空间，应该有许多人从蹲坑站起时被上面那斜坡顶撞过头吧？），吧台前是两三张长脚凳。这样一个小店，在我看来，一次最多可以容纳六个客人，竟然常常挤了十几个人在那里弹琴、唱歌、吃冰激凌。当年的曾厝垵房租很便宜（当年哪里房租都很便宜），冰激凌一个卖3块，我想了想，一天最多有50个客人吧？150块，扣去房租和水电成本，剩下50块。我坐在她店对面的朋友家的客厅里观察，表面上似乎人来人往生意兴隆，但我坐了多久，那批弹琴唱歌的人就坐了多久，可以想象，弹琴唱歌时是不好吃冰激凌的。有时我大发善心，走到对面买个冰激凌吃，吃完那个冰激凌顺便抽了她3根烟。经常还会有人急吼吼地冲进来，问：“厕所呢？”不多久，她的店成了远近闻名的非营利性厕所。

为什么那时候没和她培养出感情？大概因为我经常脸很臭，她也经常脸很臭，两个脸很臭的人除了“一个冰激凌”“3块”之类的对话外，很难再蹦出一句别的话来。作为同样徘徊在温饱线的个体户，满溢的愁绪萦绕在我俩身旁。

我对她好奇有，窥探也有，但就是拉不下脸来先开这个口。我常去豆瓣看她的日记，知道哪几个讨人厌的小孩经常去她店里玩，也知道她的侄子、她的同学、她的朋友。她记录的人和事大部分都很明朗。而我对人类是否性善一直持怀疑的态度，加上几次去吃冰激凌时她都在吧台里埋着头画画，根本不搭理我，我只好安慰自己：这个人假假的，又阴阳怪气，不跟我做朋友就拉倒吧。

不多久，我的店非常倒霉地成了全村唯一被拆迁的客栈。我搬到厦大附近的沙坡尾。中间大概有一年我们毫无交集。

有些时候就是这样，一些人我们以为挥挥手就过去了的，拐个弯却又碰到。（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厦门太小。）一次买菜的途中碰到她在找店面，问我这附近哪里有好店面。我十分惊讶：晴天见冰激凌店竟然还没倒闭？！

想起几天前，我深情款款地对芙蓉说：“你知道吗？今年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你。”芙蓉还没来得及喜极而泣，我又补充道，“因为你，我认识了阿春。”

芙蓉是个特别外向的姑娘，在阿春店里工作，我在几次买菜路过她们店停下吃个冰激凌后，便把她引为知己。起因是我们关注了彼此的微博，自从有了长微博这个功能后，我常把以前写的东西拿出来发一发。不夸张地说，根本——没人看！于是不得已我经常用客栈的微博来给自己点赞，留言鼓励自己说“写得真好”。某次芙蓉在看了一篇《令狐冲》后，郑重其事地拉住我的手，真诚地看着我的眼睛，一字一顿地大声说：“写得太棒了！”当场我差点痛哭失声给她跪下。（我这人很简单的，只要夸我文章写得好的，都是我的好朋友！而芙蓉，是近二十年来第一个对我毫不吝惜赞美的人，为此我将一辈子感激她。）此后，我一写出点鸡毛蒜皮，就要拿给芙蓉看，一动不动地盯着她看完，忐忑不安地等待她的点评。

我和芙蓉感情急剧升温时，和阿春却依然见面无话可说。有时到店里见芙蓉不在，坐不到五分钟我就会离开。

转变是在一个深夜。

那晚大概十二点多快一点了，客人都入住了，没人再来敲门找我拿个牙刷、毛巾什么的了。我有些无聊，决定带着狗出去找芙蓉玩。我穿过黑乎乎的渔港，去了她们店。只有阿春和芙蓉坐在吧台。我先是喝了杯咖啡，接着喝了杯“晴天见犟驴”。喝第二杯犟驴时，不知为什么和阿春聊起了以前的一个恋人。我随意地说着，并没有多大的情绪起伏。喝到第三杯时，我侧过头去看了一眼阿春。她个子小小的，有很深的双眼皮，整个身子转过来专注地看着我，两脚踩在我椅子下的横杆上。被这么看着，我有些紧张和尴尬，心里有些后悔，磕磕巴巴想换个话题。

“你得多难过啊。”她忽然说出这么一句话。

我仓皇地看了她一眼，很害怕看到的是一张虚伪的，表面挂着同情底下却掩不住侥幸和笑意的脸。在太多人脸上可以看到这种表情了——僵硬地压着的嘴角，深不可测的眼睛，还带着过度高亢、让人分不清是惊讶还是喜悦的语调。

没有，她不是那样。只消看她一眼，我就知道她是真的在为我难过：微微张开的嘴唇，傻傻看着我的眼晴，无助又茫然，像目睹了车祸发生呆愣在马路旁的小孩。我慌了，装出的淡然被冲垮，前言不搭后语地又说了好些话。

这之后，我有好长一段时间不敢跟她说任何难过的往事，只说一些开心的、愉快的回忆。无论欢乐还是痛苦，都可以在和她述说时，从她的眼睛中再翻倍地经历和感受一次。

是那么奇怪：对于一个这么长时间的点头之交，竟只是因为一个茫然无措的眼神，我就信任起来。这种信任仅靠直觉，没有朝夕相处，也没有患难与共。

有时我也很纳闷，为什么我这个坚定的“人之初，性本恶”论拥护者会这么轻易沦陷？她也不算个好人啊，对来店里消费的顾客冷若冰霜。（并不是装的，客人最好进店后放下钱就马上走。）一次店里进来两个女生，我的狗刚好在叫，女生非常怕狗，惊叫连连，我赶紧把狗抱在怀里。女生还是有些害怕，阿春忽然转过头来，非常不耐烦地说：“那你们还想怎样？要它去死吗？”现场非常尴尬，我抱着狗不知如何是好，讪笑着说：“没事的，狗不咬人，只是爱叫。”她像个没事人一样继续玩手机。

她还特别喜欢别人损她的店。新店刚开起来时还没多少人知道，每天生意惨淡。我每次去都喜欢拿她们店里的一张大藤椅堵在门口，坐在那里晒太阳特别舒服。芙蓉有时看到会说：“你别堵在店门口啊，这样客人来了怎么进来啊？”我若无其事：“那有啥啊，反正你们店一个客人都没有。”阿春就在旁边哈哈大笑。

阿春不仅喜欢讲故事也喜欢听故事，听的时候还特别专心。久而久之朋友们都喜欢找她聊天。她每天听不同的人抱怨，再耗费一个晚上帮人家分析，想解决的办法。有时和一个陌生人，只要稍微投缘，她就可以聊上半天。等人走后，她面色憔悴，无精打采地说：“今天实在是太累了。”

有一次我看网易公开课，一位老师在讲海明威的短篇小说《印第安人营地》。营地里一个女人难产，在房里痛得大声喊叫。男人们躲得远远的，远到听不到女人的叫声，默默地抽烟，女人的丈夫因几天前砍伤了脚躺在双层床的上铺，持续听着女人的尖叫。医生熟练地给女人做好了手术，临走时发现上铺的丈夫已经自杀身亡。我把这个故事转述给阿春听，问她：“你觉得自己是哪种人？是和大家一样躲得远远的呢，还是感同身受自杀的？”

阿春愣了一下，说：“我没想过这个问题……”

“我要想一下这个问题。”

阿春陷入沉思。

有一次，我和阿春一起去海边参加一个外国朋友的婚礼。婚礼非常浪漫，新娘和新郎都是帆船教练，新郎打扮成《加勒比海盗》中杰克船长的样子，在婚礼的最后扬起船帆载着新娘出了海。剩下的宾客们则自己玩。沙滩上大家唱起了歌，跳起了舞。阿春那天穿着很漂亮的裙子，海风吹着裙角贴在她的腿上。她被人邀请跳一支舞，有些腼腆，笑着。旋转，旋转，踩错步子也不知道，轻盈地跃动，幸福极了。

有一次，阿春告诉我一个梦。梦里的她坐在一栋老式红砖墙边长长的走廊尽头。走廊两边尽是绿色，风吹着，舒服极了。她听到远处有噔噔的脚步声，走廊的另一头有个小姑娘在跑，从左跑到右，从右跑到左。她看了一会儿，认出那是十几岁时候的自己。不一会儿梦里的她笑了，原来十几岁的自己正在试一双新鞋，跑动着，在听新鞋发出的噔噔的声音。她一路跑来，经过阿春身边时，看了她一眼，一种打量陌生人时不以为意的少年负气的眼神。然后她扭过头，跑远了……

说这个梦时，阿春语气轻柔，像怕打碎它。

我跟着她一起看到了那条长长的走廊，耳中传来新鞋子“噔噔”的跑步声。